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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王希勤: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人民网-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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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清华大学教授王希勤谈高校教育体制改革
　　原标题：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当前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自2014年起，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市率先发起的中国高等教育综合体制改革，力争使一部分中国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大学改革的关键之一，是建立健全人才培养的体系，特别是适合中国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科技高速发展、中国快速崛起的今天，“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样的问题更值得思考。作者为此走访了清华大学王希勤教授，请他谈谈对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看法。
　　需要培养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鲁白：王教授，您在多年前担任清华电子系系主任的时候，对高等电子工程教育的教学体制改革，进行了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践。那您认为中国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清华北大这类中国顶尖大学，需要改革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王希勤：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清华原有的教育体系已与当今中国快速发展的现状非常不适应了，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改革。清华的学生，传统的特点就是听话、出活、能干事，但是大学不仅要出工程师，还要出思想家。我们招收了全国最好的学生，本科每年招收3000多人，10年就是3万多人，100年就是30万人，这里面能不能出几个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解决当今和未来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清华的历史责任，既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对世界的责任。可是思想家不是用培养工程师的模式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也不是目前这样培养出来的。未来清华要成为世界顶尖大学，一定要给学生创造良好的环境，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真正做到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才能培养出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目前的教育体系与这一目标是不匹配的。十年来，电子系为此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探索。
　　教育改革最终要看学生成才情况
　　鲁白：您觉得这些探索效果如何？
　　王希勤：作为探索的实施者，我自己很难去评价，而且教育的改革很难用短期的效果来评价，最终要看学生成才的情况，但我可以给你讲两个例子。几年前，一位电子系毕业生到斯坦福大学深造，仅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我就问他为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通过？他说，对于我这样从清华电子系毕业的学生来说其实很轻松。我在清华学习阶段，已经掌握了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学科的整体框架和总体思路，所以准备考试时只要再多花一点精力完善，就很容易地通过了考试。还有一位学生在电子系读本科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而且科研工作表现也非常出色，本科毕业前就已经发表了几篇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次我有机会见到了他美国的博士导师，我很自豪地跟他导师说：“你招到了我最好的学生！”那位教授严肃地说：“No！No！他不是你最好的学生。”我听到这话很诧异，那位教授微笑着又补充道：“他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
　　教学理论三大原理值得推崇实践
　　鲁白：从这两位学生身上，能感觉到电子系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成效。那您能具体谈一下您的教学改革理念吗？
　　王希勤：谈到我们的教学理念，我先讲一个故事“Fish is fish”。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有一天从社区图书馆借了一本小人书回来给儿子讲故事，书名叫《鱼就是鱼》。我陪孩子一起看书里的图片，感慨颇深。这个故事讲，水中两颗卵分别孵化成了小鱼和小蝌蚪。小蝌蚪长大成为青蛙之后，跳出水去到了外面很多地方。有一天青蛙回到水中又碰到了老朋友鱼。鱼问青蛙：你去了那么多地方，都见到了什么？青蛙说：世界很大，你真的应该去看看。有一种动物叫做“鸟”，它有尖尖的嘴巴，有两条腿，可以在地上跳，还有两只翅膀，长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可以在天上飞。鱼在心里就想象鸟的形象，他想到的是一条鱼，嘴变尖、还长了两个翅膀在飞。青蛙又说：我还见到了奶牛，它有四条腿，头上有犄角，身上长着花斑。鱼心里就想象出一条鱼长出了四条腿、身上有奶牛花斑的样子。青蛙还说：这个世界还有“人”，他们用腿站立走路，戴帽子、穿衣服。鱼又在心里想象一个站起来的鱼的样子。后来小鱼准备自己也出去看看，他就跳出水面，可是发现自己不仅不能移动，而且也不能呼吸。幸亏青蛙及时赶到，把他推回水里。青蛙跟鱼说：鱼就是鱼，你还是回水里去吧！
　　这个故事后来被美国工程院的一份关于工程教育的研究报告引用，用来说明现代学习理论中的三大基本原理。
　　第一，Preconception原理。学生是带着已有的知识（Preconception）来到教室的。比如说，每个学生来清华之前，都是当地学校的高材生。到清华时，会带有以前受教育的Preconception。如果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概念没有被纳入教学之中，那么他们将很可能接受不了新的概念和信息，或者即使能为了考试目的学习新的知识，也是一离开教室还将回到他们那些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破原有的Preconception，否则，鱼形成的“鸟”“奶牛”和“人”的概念永远是鱼的样子，想象新事物时永远会往自己认识的鱼的样子上面去套，那么“鱼就永远是鱼”，而不可能接受新的概念。
　　第二，Core-conception原理。青蛙跑到大陆上，看到鸟、奶牛、人，它只把外形的知识告诉了小鱼，而没有把这些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外形的知识告诉小鱼。这里面最基本的就是进化论的思想：动物一定要适应环境。需要飞翔时，就进化出翅膀；需要在地上走，就进化出腿；需要释放双手的时候，就进化出直立行走。这些现象看似纷繁复杂，但背后有一个基本的进化论理论在支撑：只有适应生存环境，才能生存下来。小鱼因为没有掌握这个知识，不知道自己不能适应水外的环境，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繁复的千变万化，往往会有一个基本理论在背后驱动，这个就是Core-conception。
　　教学也是这个道理。在清华的教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课程分得越来越细，各个教授只教某一个很专业领域的一小部分内容。教学的整体知识框架和结构慢慢隐藏到背后，甚至老师自己都已经搞不清楚了。而知识结构和脉络其实可以帮助学生搞清楚学科和学科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学生记住知识、更快地回忆知识、促进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
　　举《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导引》这门课程的例子来说。我仔细回顾了400多年电磁学发展的历史，力图找出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知识架构。我注意到，摩擦起电机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研究“静电”，从而形成了 “正电”“负电”的概念，进一步形成了“导体”“绝缘体”的概念，并最终形成了一套电荷相互作用的理论。电堆，也就是电池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研究“动电”，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电和磁关系的认识，并形成了“电场”“磁场”“力线”的概念，最终形成了电磁场理论，从而产生了“无线电”。阴极射线管的发明和电子的发现，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控制电子的运动制作出各种“电子管”，做出“振荡器”“放大器”，进而做出各种功能的电子电路，形成“电路与系统”。集成电路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把复杂电路做到一个很小的芯片里面，再进一步把二值逻辑和计算机模型引入进来，数字电路逐步变成集成电路的主流，产生了集成化的CPU（计算机中央处理器），进一步产生了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由一个个技术发明驱动，不断加深了人们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认识，产生一个个理论“范式”，形成了一整套严谨的知识结构和脉络。电子系新生导引课的第一堂课由我去讲，我就讲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脉络及其历史，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历史。这个简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整体框架。同时，系里还要求每门电子系课程的主讲教师都要围绕核心知识体系来构建自己课程的核心概念体系，每个新的知识都可以联系到这个核心体系上去。从学习理论来讲，这个教学体系培养的学生，记知识快、具有深入的实际知识的基础；理解各个学科的关系、能在一个概念架构的背景下理解事实和观念；并且以有助于回忆和运用的方式组织好知识。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形象地比喻成导游给游客的一张“地图”。有了这张地图，即使是那些导游没有带游客去过的地方，游客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自己去。
　　第三，Metacognition原理。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指对认知的认知。青蛙没有帮助小鱼了解他对其它动物的认知是否正确，青蛙自己也不了解小鱼的认知状态，因此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基于元认知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学习状态，学会通过确定学习目标和掌控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来控制他们自身的学习。
　　“删削述正”应是顶尖大学的使命
　　鲁白：您讲的教学理论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建立Core-conception和Core structure。您能再深入地讲一下这个问题吗？
　　王希勤：现在的教学体系中，教师经常深入讲解某一小领域的最新知识。这种教学体系下，学生确实能够在一个一个特定的小领域中钻研很深，但是这就好比学生在知识的大森林里，只听到老师描绘了几片精美的叶子，但是忽略了整个森林。这种碎片化的知识，缺少整体性，学生不容易记住、不容易看到不同现象背后的共同本质、不容易在新的问题面前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这对于培养具有宽阔视野和深入洞察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是有整理知识体系的传统的。据《传习录》记载，王阳明曾经说孔子对“六经”只是“删削而述正之”，不曾添加一句。孔子担心“繁文”扰乱天下，所以追求简略，要求人们不要死抠字句，而要追求文字背后的本质。
　　“删削述正”也应该是当今顶尖大学要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这一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删削后留下的叫“经典”。“经”和“纬”是织布中的两种线，竖直线被称为“经”，横向的线叫做“纬”。织布时，“经”固定不动，通过穿插“纬”以及控制“纬”的疏密和色彩来控制布的稠密与花纹。我们的知识结构也是这个道理。那些基本的理论基础，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经”，不是不能变，但是不能随意变。在进化论这个“经”上，可以加“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等“纬”，每个老师可以讲自己最精彩的东西，但这个过程中不能丢掉整体的知识框架。经是对纬的抽象，纬是对经的丰富，二者都可以随着教学过程不断在学生头脑中丰满起来，而且需要彼此交织才能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经和纬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时间有限，要舍弃一些教学内容，我的看法是，宁愿丢掉一些“纬”，也不能丢掉“经”。
　　总之，Core-conception很重要，但是这只是学习理论三个基本原理之一。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关于教学的争论都是发生在“到底以谁为中心”这一点上。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以评价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还是以别的什么为中心？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理念和做法。从学习理论来说，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的是Preconception；以知识为中心，强调的是Core-conception；以评价为中心，强调的是Metacognition；以课堂为中心，强调的是学习环境的重要性。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学生的引路人，在这几个方面都要发挥好作用。不了解学生Preconception的老师，不会是好的老师；不清楚Core-conception的老师，也不会是好的老师；不会运用评价手段帮助学生和自己掌握教和学的状态的老师，也不会是好老师；不能在课堂上建立鼓励质疑、激发好奇心氛围的老师，也不会是好的老师。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服务如果不能让老师做好这些工作，就应该进行改革。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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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问题与建议请联络：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推动办学优势转化&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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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秉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家。1982年在丹麦Aarhus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清华任教，先后担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3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长期致力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凝聚态物理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获得料多项科研成果奖励。目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教育部物理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理事，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长。　　5月2日下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发表了题为“推动办学优势转化，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演讲。演讲由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主持。　　顾秉林教授在演讲中回顾了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历史及特点。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近百年来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致力于培养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栋梁，培养中国和世界的中坚和领导者。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建校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年）。在这个阶段，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近二十年中，他广结名师，给学生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和人文基础。从那时起，清华开始强调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于专，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并且开始在教育中倡导和实践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这成为了清华教育理念的重要传统。当时，很多学生打完基础以后到国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中国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人物有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张明觉等科学家；我们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其中14位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如赵九章、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朱光亚等；还有其它方面的专家，如梁思成、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梁实秋等。可以说，清华大学在这个阶段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年）。这一个时期，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清华强调“厚基础，强实践”。在这个阶段，把“强实践”与第一阶段的“重基础”有机结合，使广大学生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脱颖而出。当时蒋南翔校长提出，大学教育不仅给学生干粮，更要给学生猎枪，就是让学生自己具有获得干粮的工具和本领。当时蒋南翔校长还提出，要让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让学生直接参加到国家建设、工商设计的实际领域，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由于院系调整，那个时期的清华主要以工科为主，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事实上它也是中国教育、科学、产业和政府领导者的摇篮。今天，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五分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清华的校友，他们中大部分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到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我们感到“求创新”成为时代提出的突出要求，也是清华即将进入新百年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求创新？我们认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在创新的实践中培养并成长。从机制上看，就是要努力将学校具有的多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服务于对学生的创新性实践教育，把所有的学校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都转化为培养学生的资源，都转化为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源。　　首先，要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的优势。我们说清华的学科很全，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给学生的培养成长提供丰富的土壤。我们提出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地位，在工程科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理学、管理、人文社会、艺术、医学等学科。目前清华现在有15个学院、55个系，为学生提供了多学科的成长环境。　　第二，要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学生创造、创新的空间是通过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来提供的，我们提出了科研定位的六字方针，即“顶天、立地、树人”。“顶天”就是紧跟科学技术的前沿，“立地”就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树人”就是培养人才。也就是说，要面向世界学术前沿，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中培育创新人才。例如，清华目前超过70%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参加了两项以上的“863”和“973”的项目；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SI论文占全校的论文60%以上。近年来，很多博士生直接参加高水平的科研活动并在natrual、science等国际顶尖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第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充分发挥一流学者的作用，为学生配备高水平的导师。我们学校有科学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37人，如果他们不跟学生面对面的接触，不参与学生培养工作，实际上就没有把这些优势资源转化为学生培养的优势资源。这些年来，我们坚持培养与引进有机结合，吸引了从海外归来的一些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师和领军人物到清华任教，比如像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图灵奖姚期智教授、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教授；在中国实施引进人才的“千人计划”中，清华三批共进了24人，都是年富力强的学术代头人物，比如说我们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那么，有了一流的师资，我们特别注重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上。所以，清华在2003年开始搞新生研讨课，小班上课，10―15个人左右，由名师主持，以探索和批判性思维和研究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现在我们的新生研讨课已经陆续开设了250种，先后每年有4000多名新生受益。同时，我们还继续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由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在教授的指导下利用课外时间开展研究。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了“学生研究训练计划”。比如说：去年荣获第11届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赛特等奖的作品就是源于这一训练计划。另外，我们这些年还开展了实验室探究课。清华大学研究所有的实验室不仅要对研究生开放，而且要对全校的本科生开放，接受全校本科生来参加实验室的探究工作。　　第四，是充分发挥国际交流的优势，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我们坚持国际化办学，目前40%的博士生和25%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到海外学习访问的经历。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基金，每年资助1500名研究生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我们也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比如与德国的亚琛工大、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美国UIUC联合培养硕士学位，参加中法的“4+4”的联合培养项目等。在推动学生走出去的同时，还积极聘请海外著名的学者。目前每年大约有800多位海外学者来清华讲学授课，联合指导学生。另外，还与国外著名高等学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与很多国外名校互办“大学周”、“大学日”等，让学生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浓厚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中受到熏陶。比如说，我们与剑桥大学成立了低碳能源三校联盟。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即“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学堂是清华建校的第一栋建筑，以清华学堂命名的这个因材施教的培养计划，赋予了它文化和传统的内涵。这个计划首先遴选有潜质的学生，为他们创造一流的师资，提供最好的条件，创造浓厚的氛围。使得入选这个计划的学生作为一个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因为经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考到清华的学生都是拔尖的学生，为什么还要挑选一批？我们主要是把他们当作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就像奥运会比赛一样，领跑者不见得是冠军，但领跑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班是不断调整的，适合的学生就会补充进来，不适合的也可以退出去，所以说，领跑不一定都是冠军，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把速度和氛围都带起来。我们这个计划分成若干个班，都由著名的学者担任首席教授。比如说：数学班的首席教授是获得数学奖最高荣誉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计算机科学班的首席教授是姚期智，生命科学试验班的首席教授是施一公，等等。还有我们的钱学森力学班，特别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像航空宇航工程、工程力学、机械、精密仪器、热能、汽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等系都参与进来。同时，特别注重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希望早日就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　　还有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由姚期智先生亲自制定培养方案和计划，学生参与到清华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等机构的科学研究项目中，同时与国际顶尖学者有非常多的交流机会。我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对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视野和能力是非常有利的。现在，已经有学生毕业后得到进入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的机会。明年，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我们将对清华百年来的教育经验和面向新百年清华大学的教学理念展开思考和讨论。在此，真诚邀请各位校长各位学者到清华交流！　　演讲结束后，顾秉林教授回答了中外大学校长的提问。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今天，四所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都做了报告。很有意思的是，耶鲁有耶鲁的风格，牛津有牛津的风格，斯坦福大学校长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清华大学已经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了。我想说的意思是，大学不要千篇一律，好大学的共同点是都能培养出好的学生，但是其规模大小、作业方式是可以不一样。总之，今天的报告是我们增强了信心。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清华学科齐全，并不是说什么都好。我们只是想恢复到第一个时期清华的那种风采和状态。我刚才讲，在清华发展的第一阶段，实际上农科还没有。实际上清华成为大学是在1928年，但是到1937年时就培养了一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栋梁，当时就是学科比较齐全。但是，必须强调，学科齐全并不见得是所有的学科都最好。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顾校长刚才讲到，这些年清华大学发展了文科和理科，不是为了发展学科而发展，而是为了营造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氛围来培养创新性人才。我的问题是，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是综合性大学了，今后将如何利用综合性大学这种强大的优势来培养创新性人才？有哪些具体举措？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正如我刚才所谈到的，清华为什么要发展综合性？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考虑的，我们希望清华的学生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既有很好的人文素质，也有非常好的科学素质。这在单一的学科中，我们努力做也不是不可能，但确实是比较难的。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布局以后，对学生的熏陶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去学的，而不是在教书匠的指导下去学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这些年来大刀阔斧地进行综合性的一些扩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伟：清华大学一直有通识教育的理念，在五十年代随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变成了一个专业化的工科学校，现在又走上了综合性大学的路子。但是，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美国早就把那个阶段过去了。清华大学的目标仍然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样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和世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其实，一个大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大学的成长和民族、国家的成长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实际去发展，但是也不能完全拘泥于现实。所以，大学既有服务社会的责任，也有引领社会的义务。对于清华而言，我们在目前的国情下虽然仍然还是以工科为主体（50%的学科是工科），但是加大了对其他学科的兴建或鼓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国家除了需要工程师以外，还会需要法律专家、管理专家、公共政策专家等。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　　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绪红：清华大学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也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每当遇到国际大学的校长，我就会了解在以理工为主的学校当中哪些高校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认为我们国家有两所学校，一所是清华大学，另一所是中国科技大学。但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国外的，有的从事很好的职业，也有的只是在做一般工作，而中国科技大学则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很多世界著名大学里任职，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我想请问贵校今后在提高质量方面有哪些新的重要举措？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我们曾经在美国顶尖大学和一般大学对清华的学生做过一个调研。从调研当中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不足是师生互动不够，这一点与美国大学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师生互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教育现在虽然有了网络化，有了计算机和虚拟世界，但是最本质的、能使学生耳濡目染接触的、并深受启迪的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例子，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刚才您回顾了清华大学的历史，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曾经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在我们印象中，西南联大时期是非常辉煌的时期。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悖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清华当时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研究，也就是说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也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具备现在清华综合性的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实际上没有明确说这件事情，如果说当时培养那么多人才的话，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是国际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了？实际上最本质的问题，是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主要是靠国外，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他们最后读研究生大多是在国外完成的，然后再回到国内，国内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他们成为大师。所以我们对于那一段时间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过低，不要认为那段时间培养那么多人才就已经是非常好了。正因如此，蒋南翔先生非常强调实践，而且把学制延长了（从4年延长到5年，甚至6年）。解放以后，就很难派留学生出国，只有前苏联，大部分高层次人才得靠自己培养。所以，蒋南翔校长就强调在“厚基础”以外还要“强实践”，这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比其它高校高出一筹，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现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基本上靠国内，关键是要解决创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今天谈的九个字，即“厚基础，强实践，求创新”。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刚才您讲到，清华本科毕业出国读硕士、博士的比例很高，这些学生拿到博士学历以后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这个比例不太高的话，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抑或是教育的原因？我有一个感觉，这些年来北大清华学子引领了出国留学潮流，我们也非常希望北大清华学子引领中国学子在国外学成以后回国的潮流。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涉及到很多观点的不同。第一，出国学习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在座的大学校长，尤其是年轻的校长，有几个没有出过国？出国无疑是好事。我很坦然，清华出国多没什么关系。但是究竟清华有多少出国的？并不像媒体说的那样，清华培养的学生都出国了。最近这三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后直接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是25%，这些学生都得到了美国著名高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毕业生有15%―25%出国，这是非常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那个教育很成问题。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认为他们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这是两码事。回来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主要是靠那些当时在你们学校学习、后来到国外工作的校友，这就产生了桥梁作用。因此，他们回国我非常欢迎，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不要认为，回国就是非常好，不回国就不爱国，我认为这个想法太陈旧了。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校长彼得?古德蒙顿：请问您和工业界的联系如何？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清华大学和工业界的互动如何？联系如何？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清华大学非常重视和企业、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很早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委员会，就是企业和清华大学委员会。现在已经有130多个外企参加这个委员会了，每年在清华大学召开年会。同时，我们还非常重视和当地政府的联系，我们和23个省份签订了协议，就我们的科技园、技术转让等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这些合作，大多是非常成功的。
（责任编辑：张红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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