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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母体文献：
2010国际儒学论坛论文集
会议名称：
2010国际儒学论坛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在线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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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道学的困境与儒学世俗化
世俗儒家伦理代表着正统道学能够自力解决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只是在方法上有所改进,并不涉及道学的根本:而儒学世俗化则认为仅仅改变方法是无法应对的,必须对宋明道学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加以根本性的颠覆,从尊重个体存在的角度出发,对正统道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命题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有对原始儒学世俗化的回归倾向,但又不仅仅是回归,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付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儒学世俗化代表着一种从原始儒学内部寻找资源进行的文化转型的一次创造性尝试.
作者单位：
江西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南昌,3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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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新儒学是糅合法家、道家思想还是道家和阴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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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儒学多了鬼神之观 把原本相对的儒学
变成绝对的 例如孟子：君不仁 则臣不义 君臣之间是相对的 又 父慈子孝 可是 新儒学里 却是君对臣 子对父的绝对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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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说儒学2000年来背了许多黑锅，这话看似轻描淡写，如果明白其中内情就会明白里面蕴含了多少辛酸。从先秦时代开始，孔子以及儒学就一直被许多虚妄的指责给包围。说孔子愚民，在诸子里面事实上只有孔子提出了应该教化民众；说董仲舒致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导致中国“万马齐喑”，可谁知道汉武帝只不过心不甘情不愿的承认既成事实罢了，在之前儒学已经成了精英人群的不二选择？说儒学鼓吹专制集权，可中国哪代帝王不是奉行“外儒内法”？时至近代，国人们更是无论贤与不肖都一股脑儿的把中国百年的屈辱的根源总结到了儒学头上。仿佛如此一来，中国“人”人人得到了救赎。世界上还有比成为替罪羊更辛酸的事情吗？儒学这黑锅背的能不辛酸吗？
了然於下之事上常“从其所行”，知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的道理，必定会“身服善以先之”，“道之”“敬道之”，妥善运用“民可使由之”的真理。这叫做“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叫做“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教者何？“上所施下所效也”。所以，争论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题，其关键原来不在“可”与“不可”上，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而在於，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为恒”
&为富国强兵的需要，法家不惜实行愚民政策，否定人民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商君书》说：“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他具体论述说:‘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主观努力，通过层层服从的办法，就能使天下民众都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思想，以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
浅谈先秦诸子
孔子提出统一主张的先秦思想家。就是用他心目中的正统的文艺斥退新起的异端文艺，恢复“雅乐”的一统天下。
“尚同”主张中包含着使民众关于是非善恶的思想观念归于同一的内容。用他本人的话来讲：“壹同天下之义。”
老子认为，民众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他们知识太多的缘故。所以治民的最佳办法，是绝学、弃智。民众只有无知，才能无欲。无知无欲，才能民心不乱。
韩非理想国里，国君的法令居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人们旧言行皆轧于法令，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轧于法者必禁。
&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主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强行对封臣主张某种权利，则封臣完全可以拒绝他。这样的言外之意，孟子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孟子告诉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样的思维，等于把人民﹙相对于统治者而言﹚视为劣等人种：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殊不知良政治之实现，乃在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故治者同时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时即治者。而慈母婴儿，实非确喻也。此中消息，惟儒家能窥见，而法家则失之远矣。
《管子》“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主张“作议者尽诛”。可见，法家的“以法治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绝对服从，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
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有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这是一种极权主义。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
为什么先“德治”、后“法治”？他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董仲舒认为，治国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们所能够承受的，因为“德治”向人们显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则会法不治众，“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
董仲舒的三次对策，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政治治理的原则措施抉择上。从武帝的反应与仲舒的期望来看，是有相当距离的。仲舒以天的威慑性作为伦理政治的“护驾使”，试图由此在政治生活（同时也是伦理生活）领域，普遍推行“孔子之道”。但他的旨趣并不为武帝全面接受。或许这注定了孔道原则起政治修饰作用而无法落实的命运。
最可悲的是，到了现代，尽管学者们大谈什么封建、专制，到了孔子那里，却全然忘记这些概念，反而毫无道理地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孔子，极力地描画出一副专制的脸谱。问题是，孔子不要说支持，他根本无法想象秦以后的那种成熟的皇权专制。孔子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鼎盛期，王权专制最多只有端倪而已。当然，孔子倒确实敏感地意识到了专制的危险，从他之反对土地税、反对铸邢鼎，都可看到他的政治预感；反专制也构成孔子思想的基底。
不仅现代很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据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象南怀谨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当成是儒学里已不合时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其实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所以，争论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题，其关键原来不在“可” 与“不可”上，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而在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在於:“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为恒。…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
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尊君抑臣，故为专制皇帝所喜。然于专制皇帝最方便之学说，为法家非儒家。后来君主多“阳儒阴法”。“阴法”即“阴法”矣，而又“阳儒”何哉？从士人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的角度看，儒学在汉代以后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也是古代知识阶层，即士人或士大夫阶层的选择问题。法家之学之所以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它们完全认同了统治者的利益与价值观。
误解千年的儒家名句
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
孔子以及之后的儒家学者一般都不主张“以德报怨”。在先秦，孟子、荀子等都未曾说过或肯定过“以德报怨”的话。汉董仲舒也只是在讲到周公辅佐成王，而成王祭奉周公时，说过这是一种“报德之礼”，不过他肯定的是“以德报德”。相对地说，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倒是既符合人情事理也有理性精神，同时也合乎现代法治精神的道德要求。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文明是儒家文化、文明。事实上，在中国很长一个阶段的统治中，往往是外示儒家而内施法家。即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中。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要求将政治权力彻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独制四海之内”。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与儒家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
当时在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时，当时不存在西儒的矛盾，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最早主张学西方的，就是那些反法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认为法家是代表进步的，儒家是代表反动的，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戊戌之前的历史，实际情况跟毛主席讲的正好相反，那时鼓吹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儒家，而且是极端支持儒家的纯儒。而日本搞弃儒就法，结果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今天该如何评价儒家？
我主张,不管是向外看,还是向后看,最终都为了立足于当代中国人,向前看,向前走。而且我不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有什么“断裂”。现在的中国人,活着的中国人,都是在中华文化的胎液里泡出来的,我们身上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中国文化和我们的传统造就的,不能割断历史来说它。搞现代国学,我主张要有三个反思或三个自觉。
天地社稷祖宗祭祀活动是携带着族群的信仰密码的，民间社会是一个空间很大的多重结构的、有调节能力的、有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很多管道,好像是自组织系统,民间儒学和草根儒学是在社会底层起良性作用的力量。民间儒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视儒学的草根性。传统儒家社会基本价值的改造与创造性的转化是至关重要的。
反专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儒家反专制的方式有积极的的和消极的两种，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从具体内容上看，儒家反专制包括批判专制政治和和专制思想，批判社会暴力和社会腐败，倡导德治礼治，反对霸政，谴责酷刑苛法；注重民本，立足社会进行改革，缓和社会矛盾；接受小康，向往大同。
三策又再次返于政治哲学主题，但明显武帝对“大一统”的兴致高干伦理政治的系统设计，这从武帝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可以看出，此处不予论列。或许这注定了孔道原则起政治修饰作用而无法落实的命运。
“删孟”所暴露的，正是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他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惟在于，恶法，也是法，暴君，也是君。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
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儒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不屈的儒家
儒学一出现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社会批判精神…
汉代“帝制儒学”成为意识形态以后发生了儒学向经学的转化……
重建儒学思想体系，并构成了汉唐儒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重要环节。
明清两代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封建制度……
把2000年多年以来儒学背了的黑锅展现给读者并非是认为儒学就纯洁如“婴儿”般，仅仅只是希望通过梳理历史，能让网友们在寻找导致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根源的时候不至于出现指着关公骂曹操的情况。只是这样，我们就已经觉得善莫大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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