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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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增长之快速，但也逐渐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比值。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寻找我国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数量经济关系，结合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探究其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和理论意义。【关键词】m?2 gdp 计量分析 比值 意义一、引论与概述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该比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反之，则经济货币化程度越低，金融业越落后。根据国际经验，该比值在一国发展初期一半是增加的，到达一定程度后，货币化将被证券化所代替，表现为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该比值最优为1.15：1，最高界限为2：1。我国当前的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很高的，但我国的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并不高，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业仍亟待发展。在当前经济危机下，如何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继续增长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商品、劳务交易为基础计算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交易中介，也是统计基础，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必然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广义货币来代表货币供应量，探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关系对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二、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的计量分析为了说明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简单的数量经济关系，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资料，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gdp=19538.43+0.558938m《》2(8.498695)(44.75909)r-squared=0.992077，adjusted r-squared=0.991582durbin-watson stat=0.322450，f-statistic=2003.377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558938，即广义货币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0.558938亿元。三、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关系分析为了探究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1990-2007年数据资料，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lngdp=2.487990+0.764874lnm?2(16.04879) (56.86453)adjusted r-squared=0.994769durbin-watson stat=0.444117，f-statistic=3233.575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广义货币没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长0.764874%。四、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实际情况分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除了1985、1988、1994这3年以外，我国的m?2与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1990年以来，我国m2／gdp的水平快速提高，从1990年的0.70增长到了2004年的1.85，增长了1.6倍，1990年至1996年，该比值每年上升2-8个百分点，从1997年开始，该比值出现加速上升，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最多上升13个百分点，已高于同期美（0.63-0，67）、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0.6左右）的一般水平。（列举数据）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变化图（n-年份，b-比值）五、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理论意义意义一：通过以上对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和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可知，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则由此可判断，若要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通过广义货币的增长来实现是一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对于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指导意义。意义二：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很高，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远远超过最优比值，接近最高界限，说明我国广义货币所产生的效益下降，增加相同数量的广义货币而促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在逐年不断下降；也说明我国的金融业货币化已过度，而其证券化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当前我国的金融业亟需更深一步的证券化发展和进一步的创新。意义三：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二者的依赖性越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依赖于广义货币增加量的增长，广义货币的增加也更依赖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广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大，也致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实施较难把握。意义四：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国家经济的风险越大。发行的货币是国家的负债，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国家负债也逐年越多，从而会扩大潜在的金融信用风险和通涨风险；同时也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偏快，在这种情况下，将增加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金融稳健运行。参考文献：[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7.[2]魏永芬.货币供求与m2对gdp的比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6）.[3]戴根有.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金融研究，2000，（9）.[4]列明志.中国的№／gdp(1980—2000)：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1，（2）.[5]方阳娥，张幕濒.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