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孩子去遛狗时，碰到同龄的孩子要玩我家的狗狗，然后被我家的狗狗给咬了，这算谁的责任_百度知道
我家孩子去遛狗时，碰到同龄的孩子要玩我家的狗狗，然后被我家的狗狗给咬了，这算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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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这属于您的责任。这跟在路上开车把闯红灯的行人撞了，结果司机还要负责人有点相似，点背的我就是其一。
你就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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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手里还有牵引绳牵着狗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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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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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A.不忘初心、牢记使命B.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责任C.庆祝十九大，学习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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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A.人民健康B.健康中国C.全民医保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 )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A.为什么人B.为全体人C.为多数人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 )，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A.宗派主义B.圈子文化C.山头文化D.码头文化4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 )的尖锐性和严峻性。A.精神懈怠危险B.能力不足危险C.脱离群众危险D.消极腐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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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痛恨现在的教育（一）
我痛恨现在的教育，是因为它假定人必须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才能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仅如此，它还会强迫所有人相信这个似是而非的“真理”
——陈丹青
陈丹青：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
当今教育的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眼前这部《盗火者》，又是一例。荒谬的证据，是这类议论与著作从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
　　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历年来，有权有位的教育长官、大学校长，尚且无能稍稍革除积弊于万一，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是故近年总有人读到这类议论而来要我再说几句，诚不知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以下勉强可说者，不着边际，是一点抄来的闲话。
　　近时读王鼎钧先生长篇回忆录，其中写到民国教育的大量细节。王先生祖居鲁南小镇兰陵，30年代正当学龄，抗战爆发了。逃难中、沦陷时，孩子不曾辍学，因各地乡绅办学，有的是好老师。教他唐诗的是位前清举人之后，人称“疯爷”，学生16岁离开家乡时，成七律诗一首，感谢乃师：
一代书香共酒香，
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金鼎，
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
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
回首凝望柳几行。
　　日后，王鼎钧奔赴安徽阜阳，进入战时流亡学校“成城中学”，创校者，是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将军为家乡沦陷区子弟免受欺辱，以军人身份在部队驻防区办学，征战之余，兼任校长。为长久计，乃向重庆上峰申请改流亡中学为国立，俾便经费与师资有所保障。蒋称，学生应上前线。于是，王先生据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党国要人丁淮芬、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战时中国，各省有不少类似的流亡学校，成城中学是改制成功的学校之一，设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台湾国史馆资料记载，战后,该校毕业的学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详细陈述了教育往事，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沦陷区青年方案，由国库支给贷金，供千万名流亡学生完成学业。“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贫穷纷乱的民国年间，颠沛流离的战时教育，最终溃败的国民政府……这一切，看看今日，中国教育的国运，简直天堂，提这早先的地狱作甚?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长官，爱不爱青年?难说(除了他们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难说(除了将自家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昭昭可见、凿凿有据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员既有权，又有钱——30年来，全国上下的教育给弄成书中所描述的这付德性、这般田地，没有权力，没有钱，万万不可能。
　　有权，有钱，绝不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呢?须看人，看会不会用权。昔年李将军有权而缺钱，敢在蒋中正面前陈言，蒋听罢，请出陈立夫;昔年陈立夫有权有钱，但要说服“行政院政务处财务部”种种官员的种种异见，才能行使他的权，用对国家的钱——那是怎样的血钱啊，仅次于军费!
以当年蒋某人、陈某人和李将军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国势，真要羡煞;抗战期间中国所能支度的那点钱，在今日国库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谵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文为陈丹青为《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一书所作序言
陈丹青：我不知道那帮“傻子”能走多久
陈丹青：画家，1980年创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油画《西藏组画》，业余也发表文艺评论随笔，出版有文集《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
　　导读：
1.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2.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3.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4.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我刚才说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好，其实是要加引号的，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已经开始有党化教育了，党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开始混同，然后就是爱领袖，几乎没有真的历史教育了，也没有所谓世界视野中的教育了。很多课程砍掉了，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了，都简化成一种革命教育—雷锋、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接班人？？
　　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恶果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
　　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
　　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盗火者：您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体会到这个问题了吗？
　　陈丹青：我当时满怀热情到清华报到，很兴奋、很好奇，他们给我这么高的规格，又是特聘教授，又是主任，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点将信将疑。美术哪有博士？这事儿怎么弄？于是，我很认真地准备，很认真地招生，但第一个回合下来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拧巴的，因为最好的学生根本上不来，首先就卡在英语和政治分数上。从第一次招生我便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能周旋的游戏。讽刺的是，在这个游戏里，我居然还是那个执行游戏规则的人。
　　这让我想起清华大学的英文老师孙复初，有一次他跟我讲他们那代人40年代受的英语教育，他说他们在高中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自己阅读，能够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唱歌。所以进入大学后，就已经假定你英文过关了。我父亲当时上的是美国人的海关大学，没有中国教师，全都是美国和英国的老师，全部是英文授课，教材也全是英文的。今天可能吗？
　　今天一个研究生毕业，都未必能张口，未必能读得下来整本的英语著作，可今天的英语考试却是史上最严苛的，这太荒谬了！政治考试从50年代一直到今天，只要有这个在，你还谈什么教育？还有人们一直批评的教育行政化，大学成了官府，你要当校长、院长、系主任，前提必须是党员。那你还谈什么教育？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爱党、爱国。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我后来之所以知道我们这代人变得这么复杂，是我到了美国以后，非常惊讶，原来美国人这么简单，所有人都很简单，都假定你说的话是可信的。可我们从另外一个空间出来的人，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怕上当，而且要骗别人，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理密码，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被教育过来的。小孩嘛，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一个孩子从小是唱少先队队歌还是唱圣母颂，人格和教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孩子从小读《三字经》还是《毛主席语录》，长大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盗火者：您是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陈丹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中国的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
　　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赵丹这些民国时的影星，她们受到西方话剧的影响，也在模仿，但他们模仿的时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挚和热情，还没有形成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后，所有人都是在单位里长大的，都是在一个开会、表态、喊口号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忽然解放了，说你自由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他已经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应都模式化了。现在的主持人，仍然在传播一种伪真诚、伪感动，很少几个稍微跳出这个模式的人，立刻变成最受欢迎的了。
　　鲁迅是把双刃剑
　　盗火者：鲁迅的几个名篇在中小学课本中被剔除了，为什么？
　　陈丹青：因为鲁迅是黑色的，他是阴暗和悲观的，这是党和政府从来不希望孩子有的。他们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国家非常好，你们现在最幸福。鲁迅在民国的时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编入教科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要年轻人读我的书，我心里很阴暗，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青年，青年正在成长，世界刚刚展开，不要给他们制造我这样阴暗的心灵。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几个黑色的、阴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书里谈到很多，包括耶稣。这些“有毒”的文学，只对某些有特别敏感、强韧的性格的孩子有帮助，但对绝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读，读了也没用。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向于选谁？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话也会读。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希腊神话，班里面年龄有快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们全都没有读过，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只有我女儿举手，她说我读过希腊神话，木心讲的故事她知道。
　　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结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咱们今天有这样的老师吗？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
　　乡村已经变味
　　盗火者：我们讨论一下乡村教育问题吧。
　　陈丹青：别谈乡村教育了，这是最伤心的事，现在哪儿还有乡村啊？
　　盗火者：乡村是怎么消失的？
　　陈丹青：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摧毁了。
　　盗火者：乡村曾经什么样？
　　陈丹青：乡村有乡党，有乡绅，有乡民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教育。整个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国，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是从乡村出来的。现在每年的高考状元，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从乡村出来的已经很少了，顶多是从县城或二三级城市出来的。可是从前真的是从村子里出来的，胡适老家那个胡村现在还在安徽，你能想象那里再走出一个胡适吗？不可能了。
　　你稍微考察一下五四的精英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就知道中国的乡村现在还在不在了。梁漱溟那个时候搞乡村运动，从草根做起，现在哪儿还有草根？
　　盗火者：现在的乡村什么样？
　　陈丹青：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
　　盗火者：您下乡时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
　　陈丹青：我下乡的时候，乡村已经很惨了，人民公社就像集中营，所有村民都没有了土地，被赋予一个公社社员的称号，好像很高尚，其实饿得要死。农民过着一种从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他的口粮是定量的，壮劳力一个月42斤粮食，像我们这样的知青一个月36斤，妇孺大概就30斤。农民太不习惯这个了，我是种粮食的，可是我要定量吃，如果稍微饱餐一顿，到月底就没粮食了。
　　盗火者：你们下乡的时候，有知青在村里当教师吗？
　　陈丹青：有，但很少。知青运动有一个正面作用，在那些没有文化的山区，开始有城里的青年带来文化，教孩子怎么用电，什么是数学，还有认字。但在古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古代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术权威，自己的长老。因为那是个前现代社会，交通不发达，所以每个穷乡僻壤都是一个自治的小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崩溃了，所有乡下人要治病、要求学、要有出息，只能离开家乡，跋山涉水到外面去。从前只是进京赶考，其他事情他的小社会都包了。
　　盗火者：现在的留守儿童非常惨，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在合并的学校，孩子们走很远的路上学。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农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无论多远，也要进城。
　　陈丹青：他们当然应该进城。这样毫无尊严感的乡村谁要待？我要是一家人还在农村，当然只有一个志向，就是赶紧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所有生活的乐趣和活着的价值在乡村都没有了，就守着那么几亩地有什么出息？我当然要到城市去，我要为后代着想。
　　盗火者：那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要取消乡村教育吗？
　　陈丹青：我不能说城市化进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农村，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农村，他们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们农村的社会组织还在，大户人家还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没落，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冲击。虽然经过二次大战，但摧毁的是建筑，没有摧毁社会结构，更没有摧毁人。
　　你如果去过意大利、法国的小镇和乡村，就会知道，所谓田园，所谓鸡犬相闻的生活都还在，小镇上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钟声一直在响，圣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到乡村，这种流动是双向的。
　　反观中国，有太多的角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够不到的，只能靠小范围的芸芸众生自己想办法。城市已经富成这个样子，GDP都世界第二了，教育经费却还不肯增加一点。就算增加了，也是一路层层盘剥下去。乡党消失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消失了，可另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构形成了，那就是各级官员编制的权力网格。这些官员大部分是败德者，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家乡，就是赤裸裸的掠夺、霸占。我听过不少乡一级的官员，因为土地拆迁，竟然上房揭瓦，痛打老人小孩，为了把你撵走，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对教育，我没有资格失望
　　盗火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如乡村立人图书馆、免费午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他们的行为？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盗火者：您还是比较失望的？
　　陈丹青：不是失望，我没有资格失望，我也没有资格希望，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只是担忧他们能走多远。不能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前程、家庭幸福。你难道真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这个穷村子吗？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先得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才是，你现在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很尊敬，但等到你40岁、50岁了，你还拿那么点儿钱，你又该怎么办？
　　当然，会有很多财团、企业家愿意资助，但是我也听到很多负面的消息，里面有很多猫腻，事情办起来了，最后发现不是那样，变质了。
　　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现在有些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去私塾、书院；但有人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将来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您怎么看？
　　陈丹青：这在今天的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大家对社会不信任，对教育、医疗更不信任。医疗你没法自己医，教育还可以自己教。我不担心小孩在家上学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正好相反，人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在各种环境当中，人都会成长。
　　我痛恨现在的教育，是因为他假定人必须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才能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太相信，一个人非得经过学校教育，才能变成一个社会人。
　　盗火者：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大家抨击的那么差，比如说对从小所接受的一贯的教育，他们觉得这样过下来也挺好的。
　　陈丹青：所以我说这个教育控制得很成功嘛。我们那一代，他打你你还觉得痛，现在这一代你再怎么控制他，他也不知道痛了，因为他的生活全是这一套了，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成长方式，他会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说这个教育不好。
　　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
　　盗火者：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带到国外去之后，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扎实的，甚至有华裔把子女送回国内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陈丹青：这个情况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教育制度，一定会产生全世界所谓基础教育最扎实的一个群体。但什么叫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渗透的强制教育，几乎等于军事训练，它一定会见效的。
　　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盗火者：这样的孩子在国外会不会受排斥？
　　陈丹青：在美国，你想干嘛，想变成什么人，你都可以试着做。在中国，如果你是个特别的人，从你的家里开始，一步一步，一直到学校、社会，没完没了的管束和指责，耽搁你、恶心你，甚至毁掉你。
　　现在的大学就像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教育几乎停顿。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像您这样，靠自我教育成才，条件比您那个时候是有利还是不利？
　　陈丹青：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教育只是个形容词，我们其实都有老师。我说我是自学的，只是指我没有从学校教育这个管道出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所谓知识精英，在整个成长期，没有人管。我们在农村，可以找书读，可以写文章，可以辩论，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只是看不到出路，而且很穷苦。忽然，等到成长期快要终结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还可以考大学，所以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很幸运的一代人。那么丰富的江湖经验，考验了我们的承受力。
　　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了，一点都不自由。我到北大去讲演，发现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任何自己贴到墙上去的东西。而国外任何一所大学，走廊里有成百上千的同学自己贴的东西，换宿舍、换教室、找项目、参加活动的，丰富极了。
　　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你一进中国的大学，发现学生是最次要的群体，所有校园都在提醒学生谁在管你们，你们应该听谁的话，应该怎么做。这叫什么教育？这叫什么大学？
　　盗火者：您上大学的时候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举办化妆舞会，可以自己找各种人来讲演，每个宿舍都亮着灯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也互相不服。这是80年代的气氛，现在有吗？我有时候到大学去，总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有多无聊，那根本不是青春，简直像待在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哪儿？
　　陈丹青：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个例子，恢复高考恢复自费留学，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盗火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盗火者：那家庭教育呢？
　　陈丹青：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长，但我也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太惨了，那还叫孩子吗？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高等教育的真正病根
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美国Value
Engine公司创办人，Zebra对冲基金三大股东之一）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附：中国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取材于网络，作者不详）
上课的时候，清醒没有发呆多，发呆没有睡觉多，睡觉没有玩手机多；下课的时候，自修没有吃零食多，吃零食没有看连续剧多，看连续剧没有游戏多。如此这般，就业时的失败怎能不比成功多？
不给范围就不会考试，给了范围也只是复印同学准备的答案。你自己即使是老板，你会雇用你自己吗？
付了钱得不到商品是谁都不肯的，而你交了学费，却对那些不给你知识的老师心存感激。基本的买卖都不会，你还配做什么？
上大学填报志愿，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特长，大学毕业找工作了，同样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特长。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还有谁能认识你？
学技术不肯动手，学理论不肯动脑。等待你的除了失业还能是什么？你说，你修完了《计算机基础》，但真实水平与小学生大体相当。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你说，你修了两年英语，然而，你的水平还没有翻译软件水平高。有哪家用人单位需要你？
你说，你修了《思想修养课》，但你根本就没听。你敢说，除了课堂上睡眠的抗干扰能力得到提升外，在思想修养和道德品德方面，还有哪一点比高中生强？如此德性，怕你都来不及，还会有谁会用你？
你说，你修过《阅读与写作》，但你读的是手机，你写的是微信。对语文，自己都没信心，你还想指望人家对你有信心？
你说你有专业，除了玩手机略显专业外，你能响亮说出你还有什么专业特长吗？不论什么课，对你来讲都变成了手机操作课。拿笔的时间远没有拿手机的时间多，看黑板的时间远没有看手机的时间多，你让谁去相信你是一个有专业的人？
实习要让父母开假证明，评先进要让父母找关系，补办证书要父母跑学校。找工作的时候，你能有一分坦然和自信吗？
双休日你起来吃过早饭吗？连吃饭都不会，还有谁会相信你会干活？
谁也不怀疑你军训的时候叠过被子，但又有谁会相信军训结束后你还叠被子？
唯一投入的是游戏，耗时最多的是游戏，而你的自荐信对此又只字不提。自己做的连自己都不认可，世界上还有谁会认可你？
讲大道理的时候你是老子，伸手要钱的时候你是永远的儿子。你可以欺负你的父母，世界也能任由你欺负吗？
离开了电脑你还能做什么？离开了游戏你还喜欢什么？离开了家你还能到哪里去？离开了父母还有谁会给你送水端饭？对于这些问题，你都找不到答案，你还想找到前程吗？
学无所成，怪学校；考试挂科，怪老师；犯错受罚，怪制度；人际孤独，怪同学；就业困难，怪时代；孤立无援，怪父母。只有责怪，没有反思；只有骂人，没有检讨。如此处事，老板即使是你爹，他敢录用你吗？
图书馆里没有你的人影，运动场上没有你的人影，公益场上更没有你的人影。你退化的不是肌肉，你退化的不是责任感，你退化的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像你这样的人，唯一适合的岗位是看守坟墓。今天，这一古老的职业已消失，你的失业也就成了必然。
存在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责任心、吃苦精神、写作水平、做事能力、专业修养、操作技术、学问素养、与人相处，有哪一方面是你的看家本领？有哪一点是他人不可替代的？农民工都比你强，你不失业谁失业？
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慕容雪村：梨花飘落的瞬间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多数人死于贪婪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慕容雪村。今天我坐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见识，主要是因为出版社想多卖几本书，多骗大家几个钱。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叫做《多数人死于贪婪》，第一个话题就是奢侈品。一说起奢侈品，很多人都要瞪眼，为什么要瞪眼？就是因为它太贵了。我昨天去了一趟国贸，随便看了几眼，随手记下了一点东西，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一条裙子，12800；一双皮鞋，9000；一个这么大的包，一万二；一双袜子560。有时候我比较纳闷，你说一个人为什么要穿560的袜子？560的袜子跟穿五块钱的有什么区别？穿在脚上能多长出一个脚趾头来？如果说裙子啊，鞋啊，如果脸皮够厚，还可以说它有点智力因素，说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说它美，说它新颖，说它清新感人什么的，可袜子这东西，据我所知，从西非的黑人，到北美的印地安人，穿的都是一个款式，这么一个筒，这么一个跟，绞上两个窟窿就算是花活儿了，没听说袜子还有开叉或者钉一排铜扣的。可你凭什么卖这么贵？560块钱，买大米可以买半吨，买豆腐可以买一车，穿上又不会长出个六指儿来，你说你卖这么贵，道理何在？
当然，这只是奢侈品中最小的。比它贵的比比皆是。看过《伊甸樱桃》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我在书里列举了很多奢侈品，一辆宾利汽车，1188万，一块百达翡丽手表，9000万，一条卡地亚蛇形珠宝项链，6700万。比较变态的是2000年美国一个叫温斯顿的设计师设计的一条内裤，上面镶满了珠宝钻石，价值1500万美元，合人民币一亿两千万。更变态的是前希腊船王那艘游艇，这游艇叫克里斯蒂娜号，这游艇上有个酒吧，酒吧里的高脚凳，你们猜蒙的是什么皮？是鲸鱼的阴茎的包皮，据说摸上去跟融化了的黄油一样软。说实话，每次我想起这东西来，总会觉得匪夷所思，我们知道，凳子是拿来坐的，用屁股坐，中间还要隔着牛仔裤、老棉裤什么的，高尚人士穿得都薄，就算是块丝绸好了，你说你要那么软有必要么？难道说这有钱人都是特异生物，用脸坐凳子？
还有就是那件夹克，给狗穿的夹克，我在上海久光百货亲眼所见，就这么大，布的，售价2995。2995。书里那段话是真的，我去柜台上打听的时候，我装着要买的样子，促销小姐说：先生啊，你要买至少应该买四件，你的狗狗总得换洗啊。四件是多少钱？一万二。当时我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中国有句骂人话，叫“猪狗不如”，现在我站在这里，猪不敢说，狗是肯定不如了。
这里要插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是从书上看来的。亲身经历的是在重庆，一个老年棒棒，就是帮人扛东西、搬行李的民工，那天我们两个人，在解放碑逛街，他就一直跟着，腿一瘸一瘸的，大概是想等我们买了东西后帮我们搬吧，不过我们一直没买。等天差不多黑了，他终于开口了，叫我老板，说老板，你给我点钱好不好？不要多，一角钱就行。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昨天搬货把腿砸了，今天转了一天，一个生意也没找到，腿疼的厉害，所以跟我们要一毛钱，因为有了这一毛钱，他就可以买包止痛粉吃了。
第二个故事是听一个朋友说的，也写在这本书里，只不过跟事实稍有出入。说的是北方某城市一个下岗女工，离婚了，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女儿过活，六一儿童节前，她女儿问她：妈妈，你给我十块钱好不好？她也没钱，说不好。女儿又问，那你给我五块钱好不好？她还是说不好。女儿继续问，那你给我两块钱好不好，别的小朋友都过儿童节，我也想过个儿童节。她掏遍了全身的口袋，也没找出两块钱来，一急之下，给了小姑娘一巴掌，小姑娘哭着跑了，这个下岗女工啊，晚上一个人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没有活路，当天就跳楼了。
很不是滋味，是不是？可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大多都是普通人，站在中间，在我们左边，是1188万的车，9000万的表，一亿两千万的内裤，还有一条穿三千块夹克的狗，在我们右边，是那个可怜的老民工，和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她因为两块钱而失去了她唯一的亲人。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世界。
而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世界上为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事？这边的一双鞋，大过那边的一条命，这边的一夜之轻，大过那边一生的所有？我们常常说，这是个文明的世界，而这么文明世界里，为什么还会有这么疯狂和荒谬的东西？1188万的车，9000万的手表，一亿多的内裤，这些动辄百万、千万、亿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叫它时尚，叫它尊贵，甚至叫它高尚，而不叫它疯狂，不叫它罪恶？
所有的浪费都是时间的浪费，同样，所有的奢侈也都是时间的奢侈。所以在《伊甸樱桃》这本书里，我把这些奢侈品全都换算成时间。辣妹维多利亚买给贝克汉姆的那瓶香水，价值三万英镑，合人民币40万，如果用于缴水费，可以供一个三口之家用3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手上那块表，这次不是水了，是油，换成食用油可以让一个三口之家用870年。一件阿玛尼T恤衫，43%的棉，57%的混纺材料，听起来普普通通，但换成铅笔，足够让一个孩子用1000年。那辆汽车，价值4800年，那条著名的变态内裤，价值48000年，六个中国农民从河姆渡时期开始干，一直干到
2005年11月16日，也就是今天，也买不下来。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那两个字：折寿。不过折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寿，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就要停止了，这个我后面会说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贪婪。
我很想把这两个字写在帝国大厦的楼上，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写在一切宫殿，一切庙宇和教堂的墙上，用鲜红的人血来写，贪婪！哪怕是用我自己的血。当然不能太多，400CC吧，我身体好。
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个罗兰夫人，在上绞刑架之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自由啊，多少罪恶以你名而行！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贪婪啊，多少美德以你名而行！
在我们人类的价值标准中，贪婪从来都不被指责。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讲过这样的话，推动世界运转的动力有几种：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其中占有欲，也就是贪婪，排在第一位。而亚当斯密说得更加彻底：推动这世界运转的并不是爱，（在这个时代，我每次提到爱这个字，总是感觉很绝望），而是金钱，所以贪婪本质上是一种善。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国富论》至今都影响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啊，吴敬琏啊，张五常啊，包括格林斯潘，没人敢承认自己没读过亚当斯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亚当斯密的世界。
亚当斯密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爱，只有金钱的世界，一个以贪婪为至善的世界，一个被抢劫者统治的世界。我们现在是在书店里，一会儿你可以走出去看看，那些励志书、经济学、伦理学的书，几乎每一本都是在鼓吹贪婪的。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隐藏着几个大字，血淋淋的几个大字：多捞、多拿、多抢！我们都知道，这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一部分人的赤贫，一部分人的苦难，一部分人的死亡，代价就是那个可怜的老棒棒，在路边向人乞计一毛钱，好去买包止痛粉吃，代价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妈妈你给我两块钱好吗？别的小朋友都过儿童节，我也想过一个儿童节。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元动力，贪婪。是的，没有贪婪就不会有罗马。可是让我们看看贪婪，也就是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背后有些什么。公元1498年，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学过，人们赞美他伟大的冒险，赞美他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差不多就快赶上三个代表了。当然，三个代表是真的好，跟达伽马不一样。这次伟大的冒险同时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梅毒，15世纪的梅病跟我们平常在电线杆上看见的不同，它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达伽马把它带到加尔各答，这个东西没有腿自己就会跑，十几年之后就传到了中国和日本，后来还传到了俄罗斯，一位著名的革命领袖就死于这个。而在加尔各答，最粗略的估计，梅毒至少也杀死了上万人。按照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说法，梅毒与西方文明密不可分，他本人就是死于这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苦笑着说：其实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到来之前，梅毒先生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作西方文明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人学者经常争论一个问题：要不要全盘西化？对此我有个认识：梅毒也是西化的内容之一，要想全盘西化，最好先去尝尝梅毒。
达伽马们带来的第二个东西你们都知道，就是股票。大航海时代的那些冒险家，出一趟海就能带回来无数的黄金和象牙，还有美丽的女奴。收益风厚，但风险也是巨大，起阵风，船一翻，立马赔个底儿掉，那时候的欧洲人特别迷信，说是教堂里的圣香油用于祈祷，就能平息风暴，这东西听着很神奇，到底靠不住，所以就开始搞股票。现代企业机制就是这么来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公司里的干活，以后你们提起“公司”这个词的时候，说“某某公司好靓咯”的时候，不妨想想达伽马，想想他的功绩，还有他的梅毒。这也说明，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也都不是出于善意，他们都是为了捞钱。
还有一个是更伟大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哥伦布，是个十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