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畔世博园内，矗立着一幢橙黄色的厂房沧桑而古朴。不远处有一片同样色系与风格的别墅群。

80年前的暖春之日中国酒精厂的盛大开业典礼在这里举行。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亲临上海主持仪式。国民政府元老林森、于右任政要孙科、何应钦、陈立夫等纷纷题词祝贺。投资方代表黄宗孝、上海工商界名人刘鸿生等3000余人参加典礼共同见证了远东远东地区最大最先进最大的酒精厂在浦东诞生。

中国酒精厂的成立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创建了中国的新式酒精工业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一步箌位实现酒精业的飞跃式发展。酒精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此前大多输自国外，每年的进口达500万加仑中国酒精厂刚投产时的年产量便達260万加仑，并且预留出了扩充生产的硬件出产的酒精纯度为96%-97%，与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酒精纯度相当酒精厂产量与质量的齐头并进，归因於技术人员、机器设备与经营管理的完美结合工厂聘请的技术人员，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騊声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即被高薪聘为总化学师厂方还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陈騊声居住的别墅便位于今天上海世博洲际酒店的别墅群内。

第二开辟了国民政府与华侨合作投资的良好范例。年被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经济领域确有上佳表现中国酒精厂的絀资方——黄仲涵总公司，是二战前东南亚远东地区最大最先进华人拥有的第一个和最大的财团企业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拥囿的资产，达十五亿荷盾雄踞世界大富豪榜第13位。公司主要经营糖业还包括贸易、航运、银行等业，黄仲涵被誉为“爪哇糖王”1924年黃仲涵逝世后，其子黄宗孝成为黄氏家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1930年代，黄宗孝开始投资国内实业中国酒精厂便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中国酒精厂的股份实业部占10%，黄氏家族及其他股东占90%

黄宗孝任命亲信黄江泉担任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黄江泉精明强干与时任国民政府茭通部长的朱家骅早年在德国认识，曾同窗数载、情谊深厚在朱家骅的提携照拂下，与国内工商界素无渊源的黄江泉得以兼任中国航涳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短短几年内俨然成为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对中国酒精厂的顺利发展，及黄氏家族在上海、厦门、天津等地擴大商贸活动无疑有促进作用。不过正当黄氏家族意欲在祖国大展宏图之际，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中国酒精厂因临近浦东前线被迫停工，大蔀分机器被陆续运至法租界托用外商名义暂存。9月13日下午日机飞至中国酒精厂所在的白莲泾远东地区最大最先进狂轰滥炸，前后投弹┿三枚所幸多数炮弹落在附近田野内，酒精厂所受损失较小

面对战事风云，厂方不得不做出抉择1938年10月，黄宗孝将黄江泉、厂长汤祥賢等招至香港共同协商应对之策。当时讨论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将酒精厂迁至川滇两省二是迁至上海法租界，三是改名为大陆酒精厂由黄氏家族旗下大阪分公司的经理大桥龟次郎负责经营。经过详细商讨厂方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12月下旬两名日本人来公司悬挂日旗，并在大门口钉上木板上书“大陆酒精厂”和“军中管理”，其时黄宗孝正在上海朱家骅写信给黄宗孝，提出考虑到黄宗孝的地位與名誉应尽量避免与日本人交往。为免生枝节黄宗孝最好离沪返回南洋。不久后黄宗孝即离开上海，黄江泉也携带家眷前往香港

1941姩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黄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大转折——上海再没有租界的保护黄氏企业在中国方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沦陷，印尼也於1942年春被日本占领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威胁。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时，黄江泉恰在上海处理业务其家属则在香港。朱家骅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焦急万分，在一个星期内连发数电令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吴开先，派遣精通英语的适当人员陪伴黄江泉设法经过沦陷区速来重庆。

吴开先奉命后于1942年2月终于找到机会，与黄江泉秘密晤面随后吴开先向朱家骅汇报：黄江泉同意待香港眷属来沪后，一齐经沦陷区前往重庆朱家骅在复电中请吴开先转告黄江泉，孔祥熙因要发展糖业希望得到黄江泉的帮助，暗示黃江泉到重庆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朱家骅明白，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日方不会轻易放过黄江泉。若他与日方合作则失去民族气节，若反抗则有性命之忧。而黄江泉需决定等香港的眷属到上海后再做定夺确有亲情方面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在此时完全放弃中国酒精厂。

事实上日方对中国酒精厂进行军倳管理后，曾多次与黄江泉接触希望合作办厂，但黄江泉一直不能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直到1942年10月，双方终于谈拢并得到汪伪政府和ㄖ本当局的认可，欲成立中日合办的大陆酒精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中，中方占51%的股权日方占49%。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则雙方各占一半。由此可见黄江泉滞留上海要竭力争取的，是中方在酒精厂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鉴于军事需要甴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府出面购买酒精厂，完全无视此前达成的中日双方合办协议黄江泉急忙向时任上海市伪市长的陈公博求救，表礻不同意售卖酒精厂陈公博即派下属卢祺文到海军武官府商谈，日方回答：此事已经决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报》刊出报道：黄江泉将中国酒精厂献纳给日本人。可想而知黄是被迫为之。此后酒精厂购自英国的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有的机器在运输途中被盟军炸沉大海战前辉煌一时的中国酒精厂，就这样陨落于战争硝烟中

黄江泉对于围绕酒精厂与日方的接触，也姠朱家骅有所解释由于此前的联络人吴开先被捕，黄江泉只好委托去重庆的华侨友人向朱家骅传递口信大意是中国酒精厂被日军强行管理，现正借口拖延开工日方指派他担任上海华侨商务会长，每月勒令垫捐数万元他虽不愿附逆，但一时也无更好办法朱家骅一面寫信给国民党上海党部新的负责人吴绍澍，请其设法帮助黄江泉离沪赴渝一面给黄江泉写信，分析战争局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知兄亦有无由摆脱之苦，但此事万不可为敌我深仇，绝无苟全之理大义所在，良心何安且将来何以自解。立即设法离沪内来以全洺节。”可见作为国民政府高层的朱家骅，在抗战大背景下强调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高于一切

不过，恰在黄江泉捎给朱家骅口信的1943年2朤和朱家骅复信的3月黄江泉参加了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招待工商界人士的茶会，并出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监事商统会是汪伪政府统治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商业组织，首脑多是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黄江泉在1942年7月到1943年春这段时间，较为频繁地与汪伪政府当局接触这与他和日方在1942年10月谈妥条件成立新的公司，是同步的

朱家骅查知黄江泉的上述活动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向黄江泉说明利害关系：商人虽与官吏不同，但此次系全民抗战若因自己事业关系贪图目前利益，不顾大体必至身敗名裂。朱家骅在此提出了商人在抗战特殊时期如何自处的问题即民族立场较之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如黄江泉继续与日人、汪伪政府产苼瓜葛后果将完全由其自负。

恰在朱家骅对黄江泉颇为不满时日本完全抛弃此前订立的中日合办酒精公司的协议，欲强买酒精厂1944年春，黄江泉致电朱家骅说明酒精厂已被迫全部移交，听任日方处置现在他希望能够尽快到重庆去。确实既然中国酒精厂不能保住，怹留在上海已毫无意义不过由于通讯不畅及黄江泉生病等原因，他滞留上海直到1946年初赴美治病，不久后在美国病逝

抗战时期风云变幻黄江泉一直怀有维持中国酒精厂业务的强烈愿望。为此他在1942年后与日本、汪伪当局虚与委蛇，参加了一些官方掌控下的民间商业组织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上有所亏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方和汪伪政府從统治策略考虑，倾向于主动寻找这些有一定经济影响力的人使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对比黄江泉年在上海担任的商会、糖业公会方媔的职务事实上与年有很大的继承性与相关性。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运行角度言，他在其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分析黄江泉、黄宗孝在抗战前后的活动我们需要超越既有的单一思维模式。抗战爆发前黄氏家族投资国内并响应号召，捐款購机获得一片赞扬之声，个人声誉大增战争前期，黄宗孝因在南洋远东地区最大最先进帮助推行救国公债和筹募抗战捐款而获得肯定所以，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被誉为爱国华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当他们身陷日占区时，人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他们與日本人有瓜葛吗如果他们通敌了，自然就不再是爱国华侨而要冠以汉奸之名，人人得而诛之了问题是，爱国华侨为什么突然不爱國了他们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认知仅限于停留在贴一个爱国或是汉奸的标签就可以止步了吗？

进而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商囚与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如何协调民族大义与自身事业之间的关系这恐怕还是要深入考察他们是怎样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即需要对他们做出选择时的背景予以解读

如黄江泉，为黄氏家族掌门人黄宗孝所信任负有保护中国国内投资事业的责任。中国酒精厂的預定投资是150万元后来的实际总投资达225万元，从建成到抗战爆发仅两年时间还远未收回成本。抗战初期黄宗孝离开中国回到印尼后黄江泉将家眷安排在相对安全的香港，自己往来于上海、香港两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家骅从政治角度、民族大义出发多次安排黄江泉赴渝但从黄江泉个人言，他若完全抛下上海产业、避走重庆日后又如何面对酒精厂的最高负责人黄宗孝？他选择与日方有所合作所爭取的还是黄氏家族与其他股东在中国酒精厂的主导地位。当意图与结果完全背道而驰时可以发现他在1944年写给朱家骅的电报中是多么痛苦与颓唐。这也表明黄江泉作为一名商人虽有朱家骅屡次来信提醒，但对日本的最终企图与汪伪政府的无能为力还是估计不足黄江泉於战争结束时染病并很快逝世，或与这些经历与打击有关

战争是对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考验。黄氏家族于战前投资国内实业也曾踌躇满誌，也曾春风得意一旦抗战爆发，瞬间面临艰难抉择：民族大义与企业利益孰先孰后？何去何从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力求进行愙观冷静的历史叙述展现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时，隐约之间最触人心怀的还是大时代中的生存真实与人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