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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德艺双馨代有传人 ——漫言丰子恺老师的后人们□潘文彦
夏春锦先生来电，约我作文，要求谈谈丰子恺先生的后人情况，由此探究丰子恺先生的家庭教育。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作文题目，对于现时代，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如何教育子女，应该是切中时弊的重要的问题。我愿意将我所了解到的丰先生后人情况，作些介绍，以供同好研究。
1975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已经将广大人民整整折磨了九年，实际上，四人帮的淫威也快到强弩之末了，看似天际还布满金色光芒，要知道再发光也是晚霞，历史的经验是，暗透了便可望见星光。遗憾的是，丰子恺先生没有能熬过最后一年，就在那年9月15日，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离开了他钟情一生的艺术，没有能亲眼见证这历史的黎明。丰子恺先生逝世以后，很自然的丰氏的后人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和其他名人之后受到社会关注一样。
1957年60大寿时与众亲，上海陕西南路日月楼
丰子恺先生育有三男三女：陈宝、林先（宛音）、华瞻、元草、一吟、新枚。如果将由他从小抚育成人的甥女丰宁馨（软软）也算在内，则共有子女七人。丰先生下世时，他们都健在。我和他们非常熟悉，除了在北京的元草哥之外，与其他几位经常往来，关系亲切，有事情也会很自然地互相帮助，和自家人一样。
宝姐长我12岁，她给我的印象是正直淡泊，认真踏实，待人谦和，真诚友善。几十年来，从没有见过她对人说重话。她学问好，是解放前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先后在重庆、杭州、厦门等多所中学教英语，解放初，她回到上海。初时在新沪中学教英语。同年10月，通过考试，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室，从事翻译工作。稍后，她的丈夫杨民望考入上海文化局艺术处音乐室任编审。宝姐在音乐学院研究室工作时，陆续翻译出版了《辟斯顿和声学》、《管弦乐法》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等艺术类专业书籍，并和她丈夫杨民望一起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我在交通大学念书时读过，该文中，普氏以大量事实说明在人类社会中，文学和艺术的功利性是普遍而恒久地存在着的，任何一个政权，一旦注意到文学和艺术的作用，就势必会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此外，普氏还深入考察了“纯艺术”论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些艺术上的论述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理解，同时，也认为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思维上也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所以，我对宝姐的学问，早就十分倾慕。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独立为上海音乐学院，宝姐从该院研究室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1971年，文革似火似荼的狂热的年代，丰子恺先生被定为上海文艺界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天天到牛棚报到。宝姐背着如此沉重的政治包袱，却被点名编辑《法汉词典》。大家知道，编写《法汉词典》的学养水平，应该远远超过一般的懂法语也能掌握汉语之辈，用我们学理工者的话来说，起码要差几个数量级。由此可见，造反派、工宣队可以在上面敞开喉咙哇啦哇啦地唱高调、喊口号、骂人、斗人，要办实事了，还得请有真本事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我想，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的水平，比起宝姐来，差之鸿泥了。宝姐的职称是最高一级，高级编审。
丰先生逝世以后，我和宝姐接触多了，知道她的古文基础很好，会做诗，韵目烂熟于胸。有一次，我专门问宝姐，丰先生对他们的早期教育问题。她说，“小时候在石门，没有去学校读书。我的启蒙教育是由父亲亲自在家中完成的。教材选用的是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意大利人亚米契斯著）。对其中精湛的文章和‘每月例话’，父亲都要求我背下来。稍大一点，父亲让我进入石门当地的小学念书，插班进了五年级下学期。六年级毕业后，本该上中学，由于当时石门湾只有小学，中学要到外地去读，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读书，让我在家自学一年，第二年再与两个妹妹一起去省城参加中考。在家的这一年里，父亲教我读鲁迅小说，读日译本《爱的教育》（为的是学日文），读英译本《红楼梦》（为的是学英文），还教我弹琴、画石膏模型木炭画。第二年，父亲带着我和刚小学毕业的两个妹妹林先和宁馨，去杭州参加那里的中学会考。当时的中学有省立、市立、公立、私立，还有教会的，可以同时报考几所。我和宁馨都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省立中学和市立中学录取，但由于宁馨体检出来肺弱，省立中学拒收，只好就读市立中学。为了能与三妹在一起，我也进了市立中学。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被迫停课，我和几个在杭州读书的弟妹们只得回家乡石门自修。后来，日本人的飞机在石门上空投掷炸弹，机枪扫射，迫不得已，父亲带着全家踏上逃难的征程。就在逃难途中，在江西萍乡作短暂逗留，借住在萧家祠堂，父亲还借了一块小黑板，写了古文，教我们读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 之后，又随浙江大学到了宜山，父亲专门为我们请了家教，聘请了浙大学生周家骥教我们数学，英文则让我们去燕山村向马一浮先生的学生王星贤请教。由于时局未见好转，浙大不得已再次迁校。父亲只得再一次带着全家老小十几口，继续往贵州逃难。
此时，我、三妹宁馨、弟弟华瞻已到了考大学的年龄了，但按规定必须有高三毕业文凭。父亲便托贵阳中学校长刘薰宇，让我们插班读高三下学期。半年后均顺利获得高中文凭。又因成绩优秀，三人均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就读。我和华瞻上了浙大的文科。由于当时的浙大重理工科，读完浙大一年级后，听说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外文系较好，我和华瞻决定去重庆考中央大学。经过一番努力，我和华瞻如愿考取了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并同在一个班学习。当时外文系主要是学英国文学史。”
从宝姐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子女的教育，在丰子恺先生的心目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重中之重的中心。
1957年60大寿时与长女丰陈宝一家在上海陕西南路日月楼
宝姐有两个孩子，女儿杨朝婴和儿子杨子耘。他们有很好的家庭教养，文化基础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外语水平 ，远远超过我这个评了高职的老朽。在文革一片红的年代，杨朝婴，却被分配到工厂驾驶大卡车，小两岁的子耘却被下放到黑龙江最北边的漠河，隔岸就是苏修了，在那边整整待了九年。文革结束，朝婴调到上海交响乐团，子耘回到上海，顶替母亲进入译文出版社做后勤工作。但很快，子耘通过努力，凭着自身的英语水平，调入校对科，加之工作中成绩突出，不久，提升为校对科科长。有一次，我去人民出版社谈工作，译文出版社就在对门。便顺道探望子耘，见到他们校对科里人才济济，很多大学生、研究生都是他的属下，子耘没有上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毕业，他的科长坐得稳稳的，这当然是靠他的扎实的学问功底和谦逊朴实的工作作风，绝对没有什么背后的靠山。
上海译文出版社每月出一种小册子《世界之窗》，本社的职工每人免费致送一册，包括退休者。宝姐和子耘住在一起，他们就有两册，因此，我每月能收到宝姐亲自到邮局寄来的这份心意。让我通过这扇窗，看看外面的世界。
丰子恺先生的子女生活都很朴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兄弟姐妹穿着花巧，戴金饰银，即使人人都戴近视镜，也都是最最朴素的塑料白框的学生镜。其实，读书是生命的美容。读书，让人谦和，让人博大，让人睿智，这才是正道。现在见到的时髦人，打扮得花里花哨的，还专程赶到韩国去整容，最后，惹出很多不可挽回的麻烦来，想想也可悲！
有一次，宝姐告诉我们，她去田林新村邮局给我寄书，那里的工作人员看着白发老太穿着一身布衣、布鞋，便问她：“你寄东西，你会写字吗?”引得我们全家大笑。一位被政府指定编《法汉词典》的大学者，却被误看作不会写字的老太？但宝姐也只是笑笑，自己填写包裹单。“人不知而不愠”，做人的涵养要达到如此程度，谈何容易！涵养是一种发之于内、显之于外的修养，体现在人的言谈举止之中。读书人的涵养通常显现为：和气大度，谈吐有节，语气中肯，举止大方。
1979年起，宝姐的丈夫杨民望开始编著大型艺术论著《世界名曲欣赏》。此前杨曾经发表过很多音乐论著，包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解说》、《音乐欣赏教程》、《什么是奏鸣曲》，和宝姐合译的有《艺术与社会生活》。杨民望对音乐界很有影响的作品有《“联想”在交响音乐中的作用》、《我对德彪西的一点看法》。对于音乐，我是完全门外汉。只是在研读丰子恺先生的音乐论著中，知道西洋音乐中巴赫提倡“纯音乐”，因为音乐在古代为别的艺术所利用，称“羁绊音乐”，在中世纪又作为宗教的装饰。巴赫解放了它，使它独立而成为“纯音乐”，就是“为音乐的音乐”。所以巴赫被尊称为“音乐之父”。罕顿继承巴赫，研究器乐曲的形式，建立了奏鸣曲式的基础。至于德彪西虽然是现代乐派的代表人物，是印象乐派——称为“音画”——的创立者。我对印象派绘画已经觉得无法接受，比绘画更不可捉摸的音乐，再来一下印象，正是云里雾里了。所以，对于杨民望的理论，总觉得高不可攀。当然，这是我自己知识水平太低，一个小学生，读研究生的课程，踮起脚趾来也够不着。
1984年，杨的新著《世界名曲欣赏·德、奥部分》第一册问世，引起上海音乐界极大的反响，被评为1984——1985年度（首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音乐理论奖），紧接着，他又创作出版俄罗斯部分，是为第二册。令人婉惜的是，就在此时，他得了肺癌，杨民望是一个有执着追求、事业重于生命的人。肺部手术后，几乎没有停息，完成了第三册，欧美部分。1986年，他终于支撑不了了，没有能完成《世界名曲欣赏》最后一册，无奈告别人世，苍天无情夺英才！他把第四册的提纲交给宝姐，希望能完成他的心愿。所以，从1988年起，宝姐和朝婴、子耘三人，通力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完成了《世界名曲欣赏》第四册。当我收到朝婴送来的这沉甸甸的四厚册巨著，看到宝姐亲笔签署“送文彦、芬芬留念”，心里感觉到宝姐待我们深厚的情谊的同时，也体会到真正不易。创作《世界名曲欣赏》，是一般人的水平所能为的？说老实话，这几本书我基本没有读懂。老伴芬芬喜欢美术，也爱好音乐，就认认真真的全部啃完了，书也由她珍藏着。她说：“这套书系统地介绍了各国家、各地区、各年代、各流派音乐大师的交响音乐作品，涵盖了自巴赫以来西方古典音乐史上主要作曲家的主要作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大众普及古典音乐，真是难能可贵，世所罕见。”据一位读书爱好者说：“它将一代人引入了古典音乐世界……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宝姐和儿女一起，收集资料，翻译外文，撰写文稿，从看总谱，到做术语条目、审核、修改、校阅，艰辛备尝。说到底，世间事，因果不爽，该书出版后，被评为九十年代全国“最受读者欢迎的十大优秀图书”之一。这不单是他们圆满完成了杨民望遗愿，同时，也说明名人有后，朝婴和子耘的水平，绝非一般。
1962年与孩子们在日月楼
1962年在上海襄阳公园和孩子们
在宝姐身上，也在他们丰氏全家上下，处处体现出读书人的气息。在丰子恺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从小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通过读书，浊俗变为清雅，奢华变为淡泊，促狭变为开阔，偏激变为平和。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书卷气，自有一种迷人的优雅。在他们身上，没有傲气、娇气、激愤气、粗俗气，更不会有霸气、戾气；而是事事处处可以体会到秀气、灵气、文明气、高雅气、宁静之气和泱泱大气。记得丰子恺先生对我说过“在艺术上， 有一种所谓的书卷气， 就是从读书中得来的， 有学问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或者创作的绘画、书法、篆刻， 就会有一种深远的意境、迷人的魅力… …要使作品的格调高，形式雅，如果不读万卷书，单凭一时性起，是办不到的。”
上世纪末，有一段时间，朝婴、子耘姐弟和我一起在严宽祜先生创办的福慧慈善基金会上海办事处做义工，朝婴任出纳，热情和善，账目不差分毫。子耘较我们年轻，常常挑重担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出差，每次回来，都会交出一篇出色的文章和反映当地实情的照片，严宽祜先生连声称赞，大多选登在基金会的刊物《慈愿》上。那时，朝婴的女儿倪一珍，考取世界最著名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我们都为她高兴，重视人才的严宽祜先生为她介绍了法国的朋友，我特意致送程仪。不久，就传来一珍的好消息，在世界长笛比赛中得奖。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她专程去意大利向世界顶级的长笛教授请益。大约也就是再一年之后吧，一珍在世界长笛比赛中获得冠军。
倪一珍（丰子恺曾外孙女）
回国后，她曾经在上海大剧院（上海最高一级的文艺演出场所）举办《倪一珍长笛独奏会》专场演出，我和老伴应邀出席。演出结束时，我们向宝姐热烈祝贺：一珍杰出的成就，为国家争光，无愧是丰子恺先生艺术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宝姐说：“一珍很努力，她独自关在房里吹笛子，不达到预定的目标，她不会出来。这在音乐界的行话叫‘还琴’”。现在，倪一珍是中央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手。三年前，纪念丰子恺先生诞生115周年活动，我在桐乡石门见到她远远地过来，很亲切招呼我，“潘公公好!”,并介绍她新婚的丈夫和我见面，一点没有大牌的架子。和丰子恺先生、宝姐、朝婴一样，不以学富而骄人，坦荡正直，豁达大度。
丰子恺先生逝世后，宝姐积极参与和一吟姐合作，编写《丰子恺传》，继而又编辑《丰子恺文集》七卷本，1992年，她与一吟姐合作编辑《丰子恺漫画全集》，年，又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爸爸的画》四册，400幅。每幅都作了文字诠释。那时她已经年过八十了。
2010年11月下旬，听说宝姐病了，我和老伴买了鲜花，前往第六医院探望，她的儿媳妇雅芳陪侍在侧，见到我们，她很有礼貌，一边接过鲜花，一边的说：“妈妈不省人事已经有几天了，医生认为，老人家脏器衰竭，无法挽回，再施抢救，徒然增加痛苦。”又说：“鲜花很贵，让你们破费了。”我老伴说：“这是我们对宝姐的由衷的敬意。”便退出来。12月1日，92岁的宝姐，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作为学者，成就卓著，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只收到一条短信：子女遵她遗嘱，“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学生做解剖实习。”我又一次看到，学问愈高的人，愈把自己看得平凡。使我想起柯灵先生的名句：“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比之于时下传媒报道的温州山区、福建山区、广东山区，还有山西豪富人家，墓地建得奢华极致，令人咋舌。可见文化对人的思想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值得深思！实际上，快乐与金钱和物质的丰盛并无必然关系。一个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地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那样带来的幸福和快乐。这里涉及到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和人生观的问题，就不再展开，我想，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责任编辑：黄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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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画(丰子恺)
爸爸的画 (第一集)
绘画：丰子恺 著者：丰陈宝、丰一吟
&&&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是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充满了人间情味的漫画及他的两个女儿丰陈宝、丰一吟先生撰作的漫画趣绎。 &&& 陈宝、一吟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其父著作的整理研究、漫画的描摹复原及编纂工作，深得丰子恺先生艺术品质的精髓。本书所选漫画，尽可能地考定其撰作的年代及背景，凡属同题异画或异题而同画者，均一一收入，以见全貌，以备参比。以这种方法编纂丰先生漫画，一定会受到喜爱并研究丰子恺先生漫画艺术的读者的欢迎。 &&&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善取人间诸相，尤多儿童题材，其中的大部分，皆是以丰家姐弟为模特儿的。陈宝与一吟先生，在六十年沧桑之后，以温馨亲切的文字，朝花夕拾，从头细数儿时旧事，娓娓道来，读之令人心动；丰先生漫画，又多以古诗文意境入画者，陈宝、一吟先生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以原诗词为画演绎，既为画作点睛，又使读者在读画的同时得到了古典文学的涵咏。此外，漫画中所表达的社会风貌及思想观念，在今天的读者眼中，会有一种“旧时燕子”的似曾相识之感，让我们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怀旧的温情和回眸一笑的思考。 &&& 本书由丰一吟先生题签。感谢丰陈宝、丰一吟先生的通力合作，使本书能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八十一年前的画
　　父亲在浙江第一师范时的同学沈本千老伯笑嘻嘻地递给我两张铅笔速写，说这是我父亲在学生时期画的。我接过一看，又惊又喜。一幅画的是杭州清泰门外一妇人牵一孩子的情景；另一幅画一个人力车夫在打瞌睡。描出来的图章，是一个“仁”字。署的年份是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当时父亲名“丰仁”，一点也不错。 　　这两幅原画已经保存了大半个世纪，却还是好好的。 　　“是我夹在一本透视学书里，最近理书才发现的，”沈老伯说。原来如此！ 　　这一下，我们所发现的父亲最早的画，比1923年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又提早了五年。 　　八十一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父亲早已在1975年去世，而这两幅画却一直留到了今天。它比作画者本人还长寿呢！ 　　　　　　(吟）
三幅同题漫画　三种不同意境
　　这幅富有诗意的漫画，作于1924年左右。画题取自北宋宋祁的《锦缠道·春游》：“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下略）” 　　这幅早期漫画中的两位姑娘的背影、垂柳、画框以及框边的题字，都是随意挥洒而成，笔调粗犷有力。 　　与此画题目相同、画面相异的，还有另外两幅画。一幅作于抗战期间，画的是一家四口蹒跚于逃难途中(柳树下）。另一幅也是同题漫画，但是彩色的，画的是三人漫步于湖边柳下。 　　三幅同题漫画，属于三个时期，反映三种意境。颇为耐人寻味。 　　　　　　(宝）
为什么画中人穿今装？
　　这是南唐后主《相见欢》中的词句：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题目用古人词句，画中人却穿今装(长袍），这引起了当时读者的质问。当这幅画最初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时，有人批评道：“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父亲回答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我是现代人，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 　　　　　　(宝）
燕归人未归
　　画中的女子在等待一个人——她的心上人。他是去年离开的吧，今年，春风拂面，柳丝叶绿，一双燕子重又归来，可他却音讯全无，至今未归。他究竟在哪里呀？怎不叫人牵挂！ 　　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通讯也没有如今这般发达。要是在现在，早就通消息，知道他在哪里了：可以发个电报过去，或者打个长途(哪怕国际长途）电话过去，问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再不然发个E-mail给他，催他早点回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父亲画过另外一幅画，题目也是《燕归人未归》，这幅同题漫画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抗战中家破人亡的惨象。 　　　　　　(宝）
子恺漫画从此一举成名
　　此画作于1924年，最初发表在《我们的七月》杂志上。这是父亲早期漫画之一。 　　画题取自宋朝词人谢逸的《千秋岁·夏景》。词的后阙为：“密意无人寄，幽恨凭谁洗。修竹畔，疏帘里，歌余人拂扇，舞罢风掀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当时，父亲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与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等共事。 　　夏天的夜晚，好友三五人聚在一起，喝茶闲谈，观赏新月，直至深夜。人散后，父亲送走客人回来，画下了这一意境。 　　这幅画于1924年发表后，立刻引起了郑振锋极大的兴趣。他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郑振锋就向我父亲要了一些画去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并冠以“子恺漫画”的题头。子恺漫画从此闻名于世。 　　　　　　(宝）
几人相忆在江楼
　　笔划不能再简单了，但俨然是一幅风景画，而且四个人的神态很生动。 　　抗日战争初起时，1938年，父亲的老师夏丐尊先生留在孤岛上海，我们一家则远走西南。老师怀念学生，便以这幅画悬挂在壁上，日夕观览，聊寄思念之情。所以看到这幅画，也让我们想起慈祥的夏太师。 　　我想把这一诗句的全诗背出来，可是从下句想前面头上的句子特别困难。想了很久，只记得其上句是：“想得故园今夜月”。接下来便是：“几人相忆在江楼”。难怪父亲在画中画了这么大一个月亮。 　　　　　　(吟）
流光容易把人抛
　　南宋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全文是：“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容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云帆卸浦桥？银字筝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父亲特别喜欢最后这三句。因此他在自己的宅院缘缘堂的天井里种过樱桃与芭蕉。 　　这幅画是父亲没有画人的不多几幅漫画之一。虽然没有人，却有一根点燃了的香烟。香烟搁在火柴盒上，是危险的，可见人就在近处，不等香烟把火柴盒燃着，就会有一只手来重新夹起香烟。 　　流光容易把人抛，这位画外人马上就要过来伏案写文作画了！ 　　　　　　(吟）
　　南宋词人高观国词中有这样的一句：“檐外蛛丝网落花，也要留春住。” 　　父亲很欣赏这内容，便画了《留春》这幅画，收载在他的《子恺漫画》(1925年初版）中。 　　但到了1927年出版《子恺画集》时，他不满足于蜘蛛留落花了，他要在这画册中留住儿女们的黄金时代，让他们永远做无真烂漫的孩子，而不要进入虚伪的成人世界。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犹如“蛛丝网落花”，只能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 　　不过在《子恺画集》的扉页上，父亲还是表达了他这一心愿。这一回，他把自己替代了蜘蛛，画在蛛丝网的中心，在这扉页的反面刊上高观国的这一句子。 　　画家痴心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于此可见一斑。 　　　　　　(吟）
花生米不满足
　　这是一幅有趣的儿童漫画，画的是我的一个弟弟。 　　花生米很香，孩子们都爱吃。他已经吃了不少，还想吃，大人给他添了几颗，他嫌不够，哭着要更多。 　　父亲在《谈自己的画》一文中说：“昔日的我家的儿童，已在这数年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少男少女，”他们将转入社会。“观看他们所转入的社会，我想像这里面的人，个个都是从天真烂漫、广大自由的儿童世界里转出来的。但这里没有‘花生米不满足’的人，却有许多面包不满足的人。” 　　在这里，父亲从儿童世界联想到了成人世界。 　　　　　　(宝）
四岁幼儿弄笔
　　画中的幼儿才四岁，年纪太小了，她坐到写字桌边，下巴几乎碰着桌面。她见桌上放着纸、笔和墨水瓶，便好奇地拿起钢笔，想写写画画。看来钢笔在她手中不听使唤，因此她必须集中注意力，试图画出个名堂来，所以笔、纸的主人进来了，她也浑然不觉。 　　但纸和笔的主人并不责备她，也不夺去她手中的笔，而是赶快偷偷地把这景象速写下来。 　　墨水瓶放得那么靠近手臂，我真担心她画毕手一伸，会把瓶了打翻，满身、满桌都溅满墨水，就算爸爸不责备，也少不了挨妈妈一顿骂！ 　　这孩子是父亲的三女(义女）丰宁馨，小名软软。她后来当了杭州大学的数学教帅，现已退休。 　　　　　　(宝）
等人最心焦
　　此画作于1925年。当时我五六岁，弟弟瞻瞻(丰华瞻）一两岁。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江湾。父亲执教的立达学园，校舍尚未落成。我家在乐盛里暂住。每当父亲出门，或者去会朋友，或者去市中心购物，到差不多时候，妈妈便抱了瞻瞻，带了我，到弄堂门口去等爸爸。这时，瞻瞻坐在妈妈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我拉住了妈妈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和唱。 　　等人最心焦，可是等到了人，却又无比欢喜。那时瞻瞻会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妈妈的手臂撑不住。我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妈妈的衣裾。 　　　　　　(宝）
懒人自有好办法
　　楼下小贩叫卖粽子，楼上人想买来吃，但又懒得跑楼梯，便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购买：用长绳系住竹篮，篮里放点钱，从窗口把篮子挂放下去，叫卖者拿了钱，把粽子放入篮里。楼上人只须将篮子拉上来，便有香喷喷的粽子吃了。 　　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新校舍落成之前，我家也住过这种靠沿街的楼房，也曾用这样的办法买过东西吃。 　　此画收在1926年1月出版的《子恺漫画》中，为该画集写序的郑振锋先生在序中提到此画时说：“这幅上海生活的断片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 　　　　　　(宝）
母亲和外婆
　　画中两人是我的母亲和外婆。从作画的年代(1925年）看，母亲不满三十，外婆年届花甲。那时我才五岁。 　　抗日战争爆发时，外婆正好在我家作客，我们全家逃难出走，外婆便和我们一起逃到内地。因此，我印象中的外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是对画中这位未老的外婆和年轻母亲，我却一眼就认了出来。虽然一个是侧影，另一个是背影，但两人都被画得很像，一看就知道她们是谁。 　　雨下久了，她们只能在家里干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两人干得那样投入，以致被善于捕捉镜头的父亲画了下来，她们还全然没有觉察，照样埋头干活。 　　　　　　(宝）
　　年，父亲任教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又曾在宁波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兼课，经常往返跋涉于上虞、宁波二地，十分辛苦。他白天上课，课余常与夏丐尊(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刘薰宇等同事聚会、饮酒、聊天，有时朱光潜先生也来参加。 　　那时父亲身边有一子一女，一女即我，一子即婴儿瞻瞻。到了晚上，他先得哄瞻瞻入睡(他把孩子接了过来，让妈妈去忙别的），然后再备课，写讲义，或用毛笔试作简笔画，直至深夜。 　　《夜半》这幅画，大约是当时情况的写照。备课和写文章已经告一段落，墙上时钟指着12时，人也已疲倦不堪，不由得打个哈欠，伸伸腰，该睡了。 　　　　　　(宝）
可怜的三妹！
　　这孩子是我那夭折的妹妹——三宝。她生于1922年11月，活到两岁就谢世了。她去世时，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小孩多，而且都还小，母亲很辛苦，管吃、喝、拉、撒，又管冷、暖、病、痛，哪儿谈得上优生优育！连替老三取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空考虑。因为她排行第三，奶妈唱眠儿歌时随口叫她三宝，就这样叫开了。 　　有一天，三宝病了，病得很不轻。母亲忙，自己不能分身，便叫奶妈带她到城里去看医生。看毕回家，奶妈把她放在她原来坐的高椅子里(真不该！），不久，她就这样断了气！可怜的三妹，她完全是多子女家庭中的牺牲品！后来，父亲根据回忆为她画了这幅全身像，题名为“亡儿”，就算是她的遗像了。 　　离异后的姑妈和她的女儿软软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软软正好与三宝同年，父亲从她为义女，软软就成了我家的老三。 　　　　　　(宝）
前江的新娘子
　　这幅画收载在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子恺画集》中。画中的新娘子是父亲的老师夏丐尊先生的儿子夏采文的妻子，长辈们都叫她秋云姑娘。她娘家是浙江上虞附近的前江乡。 　　那时候的结婚仪式，完全是旧式的。新娘子穿着红衫红裙，头上戴着凤冠，再加上一块红绸。有一个被称为“喜娘”的中年妇女一直陪着新娘子。想必他们结婚时是夏天，所以新娘子虽已揭去红盖头，仍然很热。那时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这就需要喜娘在一旁不断地为她挥扇。 　　这新娘子如今已不在人世。但她的儿子夏弘宁现在上海，住在我家附近，原为上海市工商银行副行长，现已退休。“新娘子”的女儿夏弘琰现在杭州，一二年前曾要我把这幅画临摹给她，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吟）
胖乎乎的刘薰宇
　　画中人是刘薰宇，又名心如，贵州人。早在七十多年前——1926年，他和夏丐尊、叶圣陶同我父亲等一批人一起筹备出版了《中学生》、《新少年》等青少年期刊。颇有名气的上海开明书店也是这批人创办的。他们还以匡互生为首，在江湾创办立达学园。 　　刘薰宇是当时开明书店的编辑之一，他是专搞数学的，负责编辑数学方面的书。他是父亲的同事兼好友。 　　此速写画的粗犷笔调，与画中胖乎乎的编辑者十分相称！就连那张特大的藤椅也显得与坐者十分协调，因此就更显出此画的有趣了。 　　　　　　(宝）
长信写给谁？
　　此女埋头(真是“埋头”！）写长信，已经写到第三张笺。是不是还要写下去呢？不知道。作者先给了个题目：第三张笺。长信是写给谁的，留给读者自己去猜。看来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 　　写给家乡父母，详细报道近况，同时向父母请安问好。 　　或许是写给分居两地的丈夫。给丈夫写信，不免絮语叨叨，信就写得长了。 　　再一种可能就是她还没有结婚，信是写给情人的。情书中说些悄悄话，写到第三张笺是不稀奇的。 　　这封长信到底是写给谁的，画中的主人公又是谁，也许只有这幅画的作者知道。 　　　　　　(宝）
　　画题FIRST STEP是英文，意即：初步。一岁左右的小孩就会学自己走路。开始时要大人搀着走。孩子学步时，对独自走路特别感兴趣，常常弄得搀他的大人腰酸背痛，疲惫不堪；但一等到学会了自己走路，却走不了几步就拦住大人嚷着要抱。 　　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一幅名画也叫《初步》，画的是一位母亲正在让儿子自己走路，这边有父亲蹲着伸开双臂在接。我父亲特别喜爱米勒的画，尤其喜欢他的这幅《初步》。如今父亲自己也画了一幅《初步》，只是与米勒的那幅题目相同，画面不同。 　　　　　　(宝）
　　这女孩大约才三岁吧，可已经懂得害羞。妈妈为她洗完澡，在她的下身套上一条小裙子，便忙着去收拾脚盆了。她打着赤膊，还没有穿衣服，不由得双手交叉在胸前，怕人看她裸露的上身。她是谁？她就是阿宝，就是我——七十六年前的我！ 　　你看，她没有脸。难怪有人写文章戏称“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父亲作漫画，时常是意到笔不到。别看孩子的头只画一绺头发，头发下面一片空白，可是看上去却同有脸一样，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像出她的表情来呢！如果你想用笔去补画一张小脸，把眉、眼、鼻、嘴都画出来，请你试试看，你就会觉得画出来反而不好，还是空着更美！印度诗人泰戈尔认为这是“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 　　　　　　(宝）
西装背心像长袍
　　透过西装背心，可以看到他里面穿的是直条子方领衫和横条子布裤，十分宽松舒适。外面这件西装背心，看来是大人(很可能是他爸爸）给他穿上去的，因为从年龄上看，他自己还不会穿衣。别看套一件背心容易，那一排小钮扣可不是那双稚拙的小手所能扣得好的！ 　　他穿了这件大人的西装背心，有点儿像穿长袍。看上去他很得意，脸上笑嘻嘻的，多潇洒！ 　　　　　　(宝）
刚学会折纸工
　　六岁多的我，正在埋头折纸工。一定是妈妈刚教会我这玩意儿，所以特别专心。 　　桌上放着已经折好的两件：一只猴子，一只“鞔头船”(两端有篷的“靴头船”比“赤膊船”难折得多）。手里正在折的不知是什么，可能比已经折好的两件更难，必须非常用心，否则就会折错。父亲对着我速写，我竟一点也没有发觉。没有发觉反而好，姿态更自然些。 　　　　　　(宝）
　　当时父亲画漫画，常喜欢在题目中用些英文，如PAINTER(漆工）、SNOWDROP(雪片），NAMELESS SORROW(无名的哀伤）等等。这大概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吧。 　　这幅BROKEN HEART(心碎，断肠），可能有点双关的意思：泥娃跌破，它心碎了；男孩见玩具娃娃破了，难过得也心碎、肠断了。 　　他本来是想把泥娃娃供在小凳上，以三颗糖果作为供品，然后自己吹起喇叭作为奏乐，像大人请菩萨一样。可是两只手不争气，没有拿稳，掉到地上。谁知道这玩意儿是会碎的！如今请菩萨的游戏玩不成了，不由得伤心地大哭一场！ 　　　　　　(宝）
如果爸爸在家……
　　画中的男孩是我的大弟瞻瞻(丰华瞻）。他趁爸爸不在的时候，爬上椅子，拿起毛笔(用左手），在书桌上乱涂一番。 　　如果爸爸在家，如果这时爸爸正好走进书房来，看到瞻瞻趴在他的书桌上随意“捣乱”，弄坏了他作画用的毛笔，爸爸一定很生气，一定会夺去孩子手里的毛笔，狠狠打他一顿吧？ 　　我想不至于，因为我知道，一向喜爱儿童的爸爸是不会这样对待小孩的。他说过：骂过小孩，他立刻会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真是位好爸爸！ 　　　　　　(宝）
　　我小时候，在家乡，时常看到这种小贩，我们称之为“旋糖担”。 　　“当！当！当！”小锣声诱来了小孩们。付一个铜板(旧时一种铜币），便可旋两次。横杆转动很快，拖下来的线上有一根针，停下来时针指在哪儿，哪儿的东西就归你。圆盘上往往画有辐射的线条，线条有粗有细。线上放糖果或泥菩萨。凡是糖果多或泥菩萨大的(记得最大的是一尊财神菩萨），这条线一定很窄，线条阔一些，糖就少些，泥菩萨也小些。如果针停在无线的空档里，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一个铜板白费了。 　　两个孩子听到小锣声，摇摇摆摆走过来，憨态可掬。 　　父亲的漫画曾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这两个小家伙寥寥数笔，似有竹久梦二的风格。 　　　　　　(宝）
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
　　有一天，早上蒙蒙胧胧醒过来，似乎得了灵感，童年时代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妈妈为我洗好脚，穿好袜子，让我自己去穿鞋子。鞋子在凳脚边。我看到凳子光着四只脚怪难看的，便把自己的鞋子给它穿上，又把妹妹的一双新鞋也给凳子穿了，站起身来一看，真有趣！不由得叫起来：“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一叫惊动了妈妈，她边喊边跑过来：“软软的新鞋给你弄脏了！呀！你怎么没穿鞋子站在地上？龌龊了袜子！”眼看着她要来破坏我的“杰作”了，我便努力设法保护现场。忽见爸爸向她使个眼色，叫她先别过来。爸爸很快拿起纸和笔，好似拍照一般，一下子把眼前的景象“摄”入他的速写簿。这幅速写画后来成为父亲的代表作之一。 　　　　　　(宝）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永义里。画中的火缸是父亲从当时的日租界买来的日本式炭炉，那是一只蓝黑色细花纹的陶瓷缸。坐在火缸边烤火的，是我、软软和瞻瞻姐弟三人。 　　火缸中放一个圆形铁架，架上可以放水壶烧开水。如果在炭火旁放几个小芋头，不一会儿芋头熟了，香喷喷的，可以剥来吃。 　　我家之冬有此炉，既可取暖，又有开水，还有点心吃。回想起来，真是其乐融融。 　　　　　　(宝）
　　宝姐姐、软软、瞻瞻，是姐弟三人。其中宝姐姐是老大(就是我），软软是老三(即丰宁馨，又名宁欣），瞻瞻(丰华瞻）是老四。 　　我们小时候，曾经跟了母亲到故乡亲戚家去看结婚。回到上海的家里后，也就模仿着做起结婚的游戏来。瞻瞻是男孩，我们就派他做新官人，让他戴了父亲的呢帽，帽边几乎遮住双眼；派软软做新娘子，拿母亲的红包袱布蒙在她头上，作为新娘头上的红兜纱。新郎、新娘都很认真，乖乖地听媒人摆布。做媒人的宝姐姐拉住这对新人，教他们拜天地，拜好天地又送他们到用凳子搭成的新房里。 　　当时姐弟们的游戏，如今成为一幅漫画留在了人间。 　　　　　　(宝）
　　那时我家住在江湾立达学园的校舍里，学校旁边便是那条有名的淞沪铁路(我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一）。节假日，父亲常带我们到上海去玩，有时逛公司，有时去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参观动物园。我们出入于江湾火车站，看惯了有关乘火车的一切：买票、查票、收票……回家来便常做有关乘火车的游戏。买票是我们常做的游戏之一。椅子背上的空隙成了买票的窗口。我当售票员，撕一条小纸当票子。弟弟来买票，他用手在椅子坐板上一碰，算是给我钱，我就卖给他一张票。接下来，他便从地上拿起一面绿旗挥一下，一边口中叫着“呜——呜——”，一边趴在地上将积木火车开走。 　　　　　　(宝）
正在订计划
　　一张藤榻，对两个学龄前儿童来说，是够大的了，只要在中央放一只小凳，就成了一间办公室。两人低头办公，挺认真的。这可不是大人们“一张报纸一杯茶”的那种办公。 　　学龄前儿童，一个字也不识，办什么公呀？这个问题你们谁也答不上来。可是我知道，因为画中那个大孩子就是我！ 　　我和妹妹(软软）正在用“象形义字”订计划呢！上边画个娃娃，说明今天下午玩“办小人家”的游戏；下边画个火车头，说明明天玩开火车的游戏。妹妹是我的秘书，她对我唯命是从。看，她伸着头，看我正在画些什么，以便配合我做好秘书工作。 　　　　　　(宝）
　　这女子显然还很年轻，可是她已经当上了母亲。她一边喂奶，一边翻阅旧书。 　　忽然间，两个鲜红的花瓣映入她的眼帘，使她陷入了沉思。三年前，她还是个大姑娘。她认识了一位男青年(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他俩曾多次在一起谈心。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眼前姹紫嫣红，万花如锦，春风拂面，使得自己飘飘欲仙。那时只觉得人生多么幸福！为了留住春色，她曾带回两个花瓣，夹入书中。 　　如今她已经由姑娘变成小母亲。初当母亲也很新鲜，很快乐。只是今后恐怕难得再有悠游自在、并肩散步，软语低声、倾诉衷情的那种机会了吧！ 　　　　　　(宝）
“我”是谁呢？
　　这是我小时候与父、母、弟弟一家人在火车站月台(即今站台）上候车的情景。 　　看了这个题目，我常产生疑问：“我们”里面已经包括“我”了，为什么讲了“我们”还要讲“我”？ 　　后来读到父亲的《谈自己的画》一文，才略有所悟。文中说，每当父亲回家时，看见母亲抱了弟弟牵了我在弄堂门口等他时，他就“觉得自己立刻化为二人。其一做了他们的父亲或丈夫，体验着小别重逢的家庭团聚之乐；另一人呢，远远地站了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我想，这里的“我”，大约就是“远远地站了出来”的那“另一人”吧！ 　　　　　　(宝）
好友兼酒伴
　　画中人是口琴家黄涵秋，崇明人。他是父亲的好友。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和父亲相识。父亲在《吃酒》一文中，两次写到与“老黄”对酌的情况。一次是写在日本的芳草如茵、柳荫如盖的“江之岛”喝酒、吃“壶烧”。“壶烧”是江之岛的一种名菜。另一次写的是父亲和他在上海城隍庙的素菜馆“春风松月楼”喝酒，吃“过桥面”。 　　因此，黄先生也是父亲喝酒的伴侣。 　　黄先生为人很爽直。他来我家访问，总是落拓不羁，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一屁股坐进藤椅，还把一条腿高高搁起，姿态十分畅适。 　　　　　　(宝）
　　从布局和风格可以看出，这是父亲早期所作的一幅漫画，收在1927年2月出版的《子恺画集》中。 　　大约画中的男女两人原来是分居两地的，中秋将临，他俩相约回家团聚一番。 　　这一晚应是中秋之夜，天气晴好，月亮滚圆。他俩对坐赏月，喝酒共庆团(口栾）。 　　此画的意境十分浪漫，画面的布局和作画的笔法也富有浪漫的情调。 　　　　　　(宝）
　　这个亭子位于杭州西湖的西泠桥畔，亭子里是苏小小的墓。苏小小是六朝时南齐著名的歌妓，钱塘(今杭州）人。 　　亭子的柱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的是：“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 　　“怎么可以在西湖上留下坟墓！”于是，“文革”中这坟墓被铲除。 　　如今，亭子仍恢复了，那副对联也恢复了，只是亭内不再有坟墓。 　　这是早期的漫画，画中的人物笔画简洁，神态却跃然纸上。远方的山和那杨柳，这种画法在后期的风景画中不可复见了。 　　　　　　(吟）
仿蕗谷虹儿风
　　这幅画不像是子恺漫画——或许有人会说。但这千真万确是子恺漫画，只是这种画风是摹仿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作风。 　　蕗谷虹儿的画风，父亲很喜欢，一度模仿过，有《挑荠菜》等11幅收载在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子恺画集》中。 　　家中以前还藏有1929年鲁迅为之写“小引”的《蕗谷虹儿画选》一册(朝花社选印）。可见父亲对这位画家情有独钟。 　　可是到后来，就再也看不见父亲画这种工细的画了。 　　　　　　(吟）
“很像，很像！”
　　郑德菱是我家住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宿舍时的小伴，也是父亲《华瞻的日记》一文中的人物，她是父亲在“立达”任教时期的好友之女。她小我一岁。几年前，我打听到她在广州的地址，和她通起信来。她寄我一张她六岁时父亲为她画的半身像的复印件。复印件质量很差，该黑处不黑，该白处不白，经我用黑笔、白笔仔细加工(加工时十分注意保持原画的笔锋），成现在这样。丁卯是1927年。 　　1996年1月，“中国(海南）立达”成立一周年，江湾“立达”创办50周年纪念时，我和三妹应邀前去参加庆祝会和研讨会，在海南与郑德菱会面。她拿了这张复印画像给大家看。当时她七十五岁。人家拿着画像，看看她，又看看画，都说“很像，很像！”真有意思，六岁时的画像竟然与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很像”！ 　　　　　　(宝）
艺术的劳动
　　何谓“艺术的劳动”？我想，这大概是指劳动不为钱，不图报偿，仅为有趣，为开心，为艺术。只有儿童们的劳动才是如此。 　　父亲在1927年写的《剪网》一文中说，白相(即玩）很开心，“但是一想起钱就不开心”，一想起钱的交换条件，“就减杀了一大半的趣味”。 　　孩子们劳动时非常快活，他们一不为钱，二没有交换条件，只有这样的劳动，才配称为“艺术的劳动”吧！ 　　此画作于1927年。早在1926年，父亲另有一画，画中两个幼儿在搬凳子，做游戏。画题是《快活的劳动者》。可见，父亲对儿童们的那种不为钱、不图报偿的劳动，只图快活的劳动，是多么的欣赏和向往。 　　　　　　(宝）
新村大路上所见
　　我每天早上去买菜，走在新村的大路上，时常看到大人牵着小孩向幼儿园走去。大人脚步跨得很大，小孩被牵着急急地向前走。他的脚步小，两条小腿一前一后交替，频率很高。他走走奔奔，奔奔走走，我恨不得上前去抓住大人的衣袖说：“喂，老兄！走慢点！你的孩子太累了，吃不消！”当然我不好意思这样做，眼看着小孩奔着跑着走远了。 　　如今看了这幅画，更加同情孩子了。其实，要设身处地替孩子想想的，不止走路这一件事。大人们！请你们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多为小孩想想吧！ 　　　　　　(宝）
　　父亲一向喜爱孩子。他经常设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孩子们笑了，他觉得比他自己笑更快活；孩子们哭了，他觉得比他自己哭更悲伤……孩子们不舒服、不高兴，他有切身之感，好像自己不舒服、不高兴一般。 　　在他于1927年所写的《＜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译者序——儿童苦》一文中，一开头就这样说：“我近来深感于世间为儿童者的苦痛。椅子都是小孩子所坐不着的，桌子都比小孩子的头高……” 　　这幅画于1928年10月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可说是把该文形象化了，看了这幅画，你就会对儿童深表同情。 　　在我家，“去日儿童皆长大”，已经连孙辈都是大姑娘或花季少女了，但不知如今有小孩的家庭中，是否还存在“儿童苦”的现象？ 　　　　　　(宝）
信寄给谁？
　　这是1931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学生漫画》中的一幅。这个女学生每日的工作是寄一封信。 　　不知这封信是寄给谁的？寄给外地父母，报道自己的生活与学习的情况吗？可能是的。但那也不必每天一封啊！ 　　那么，想必是寄给男朋友、寄给情人的了。谈情说爱，讲不完的悄悄话。这种信，即使每天一封也不为多。 　　　　　　(宝）
发疟的人最幸福了
　　父亲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一所寄宿学校）念书时，学校里有个调养室，凡学生有病，经舍监和校医批准，可以住进调养室去休养。父亲把调养室称为“寄宿舍生活中的自由乡”，在那里，“起居可以随意早晚，不受铃声的支配。舍监先生不来点名，上课可以堂皇地缺席。”父亲还说：“病势轻微又病状显著的病是我们所盼望的。发疟的人最幸福了。”又说，入调养室后，“在疟势不发作的时间，喜欢上的课依旧可以去上，不喜欢上的课可以公然不到。这真是学生的幸福病！” 　　看！画中两个养病的学生穿着拖鞋在跳交谊舞呢！多么逍遥自在！ 　　　　　　(宝）
膳堂中的不平
　　在学校的饭厅里，这种不平的现象屡见不鲜。 　　父亲在《寄宿舍生活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过此种现象。膳厅里学生的位置是舍监先生编定的。如果你不幸而被派定与胖子同坐一边，你就得餐餐“偎傍了一个大胖子而躲在桌角上吃饭”。父亲还讲了发生在家乡某次喜宴上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吃亏不起的先生，在吃喜酒时恰巧和一个老实不客气的大胖子同坐在桌子的一边。大胖子独占了桌边的三分之二，这位吃亏不起的先生就问他：“老兄，你出多少喜仪？”大胖子一时不解，直率地回答“我送四角”。那人接着说：“原来你也送四角，我道你是送六角的。”画中的这一现象发生在学校的膳堂里，那瘦子并未问大胖子缴多少膳费。他“究竟是在受教育的人，客气得多”。 　　　　　　(宝）
男生宿舍里所见
　　这是男生宿舍里常见的一幕：外衣上的钮子松动了，脱落了，谁来缝上去？为这点小事到女生宿舍里去找人帮忙，有点不好意思。 　　求人不如求己，还是自己学着缝吧！缝着，缝着，也就学会了。后来就买来针线，随时备用。 　　这件上衣早上就要穿的，昨夜没想到，就这么躺下睡了。今朝一起来，只好急来抱佛脚，坐在被窝里赶快把钮扣钉上，好穿了去上课。 　　　　　　(宝）
　　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学生漫画》中，收有这幅《父亲的手》。当时做父亲的人，大都不惯于用钢笔写字，他们是用惯了毛笔的。硬要他们这一辈人用钢笔的话，拿笔的姿势便如画中所示，用执毛笔的姿势来执钢笔。 　　十几年之后，父亲应开明书店之约，将战前出版、当时早已绝版的那些画集中的漫画重画一遍，于1945年出版了《子恺漫画全集》。在此集中，父亲将《父亲的手》一画改题为《祖父的手》，因为那时的父亲们已经学会用钢笔写字，不再以执毛笔的姿势来执钢笔，但祖父一辈却仍然只会用毛笔，坚持以执毛笔的姿势来执钢笔，因此父亲便把“父亲”两字改为“祖父”。一词之变，反映了社会的沧桑。 　　　　　　(宝）
把老爸当佣人？
　　父亲的早期黑白漫画，往往是“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的，而且漫画的题目很重要，时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就拿眼前这幅画来说，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后面跟了一个提箱子、拿包裹的老人。两个人显然属于不同阶层。他们是什么关系呢？老人或许是年轻人叫来的雇工吧！ 　　可是当读者一看题目，心里马上忿忿不平起来：原来替年轻人拎行李的是他的老爸！这家伙！他平时在家是怎样对待父母的，不说也能料想得到。如果这时年轻人碰到一位朋友，问起这老人是谁，他大概会回答：“这是我家的佣人。” 　　　　　　(宝）
“水祸”将临
　　楼上的人也太不文明了，一盆脏水往下倒，也不看看下面有没有过路人。校长袖着手，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本校情况，全然不知道“水祸”将临。可是跟在后面的陪同人员却已看到了楼上人的不文明举动，他正张着嘴要喊，但已来不及，再过一秒钟，校长将被淋得满身脏水。脏水还会溅到贵宾的头上、脸上、身上。接下来将是责骂楼上人，向客人道歉，洗头，洗脸，换衣服，弄得主人尴尬，客人难堪！ 　　这幅画给人以焦急和担心。 　　　　　　(宝）
当法官就是做官？
　　画中人冯煃(煃应作奎）是我的远房表叔，又名豫振，我叫他豫振伯伯。他的父亲即我父亲另一幅画《三十老人》中的那位老人，我父亲叫他“五伯”，因为五伯不止一个，背后就称他“冯家里五伯”，以资区别。 　　这位“冯家里五伯”才三十岁就显得很老。他不但长相老，脑筋也有点老。他是个读书人，相信“读书做官”，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当官，比如说，考秀才，考举人，然后通过殿试中进士，当大官。但那时科举已经废除，他左思右想，决定让儿子高中毕业后去考大学法律系，将来可以当个法官。法官么，好歹也是个官。 　　后来抗战军兴，戎马倥偬，我家避居大后方，乡亲音讯全无。我的这位表叔——画中人“冯煃君”，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做官。 　　　　　　(宝）
将来的车夫
　　1931年11月，父亲发表在《良友》画报上的这幅画，寄托着他对扫盲的希望。建国后，这一希望逐步成为事实。到1960年，父亲竟亲身遇到了一个名叫邱以广的三轮车夫。父亲坐了他的车，一路与他闲聊，发现他不仅识字，而且能读书看报。他还与父亲谈论丰子恺的画。 　　他问：“老先生今年高寿？贵姓？”得知姓丰后，他说：“丰这个姓很少。我只知道一个老画家丰子恺……我在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画。” 　　当他得知坐在他车上的正是丰子恺时，深感荣幸，连忙停车去买来一本册子请父亲作画留念。父亲在《新年随笔》(1960年11月）一文中说：“我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回想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黄包车夫’，和这个人比较一下，心中发生剧烈的感动。” 　　　　　　(吟）
阿宝和软软
　　我们小时候，父亲常说我有个尖下巴，又说三妹软软的两个腮帮往下垂。软软的这一特征，在《我家之冬》一画中尤为明显。 　　这幅画，画的是父亲对自己的两个女儿的印象。他把他对两人的印象并排画在一起，让读者两相比较。 　　看，我的下巴被画得那么尖，如果刺在身上，大概有点疼。 　　　　　　(宝）
一个哭，一个笑
　　小孩喜欢玩，这原是他们的天性。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玩，有时叫大人想像不到。 　　画中两个男孩在玩拉黄包车(即人力车）的游戏。我想像，开始时大约是穿白衣、白裤的男孩坐在藤椅上不安分，想躺下来，没想到两腿刚一伸，就被穿条子衣的男孩接住，高兴地拉起“黄包车”来。被拉的孩子很尴尬，急得哭了。两人一哭一笑，构成了有趣的画面！ 　　一个咎由自取，一个顽皮透顶。 　　　　　　(宝）
　　他骑在小马车上开“特别快车”兜风，快了风才大。兜风真有劲！他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只知道一个劲儿往前踏，可没有想到这条路虽长，却已经到了尽头，接下来便是石级。只要再踩一脚，便是人仰马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车祸”和医院里的急诊。正如家乡一句俗话所说的：“小人快活有灾难。”意思是说：每当小孩玩得快乐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 　　　　　　(宝）
三臂独脚之姿
　　这男孩是我的弟弟瞻瞻(丰华瞻）。他那时大约七岁。 　　你看，他坐在藤椅上，脚挂下来碰不到地！脚不碰地便没有个支撑，坐着不舒服，因此他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在藤椅上，这样坐更舒服，更稳当。 　　由于一条腿抬了起来，便形成上面三条肢体、下面只剩一条的姿态。一眼望去，似乎他有三条手臂而只有一条腿！ 　　眼明手快的父亲抓住了这一漫画题材，一下子就画了下来，加上一个早就想好的题目：《三臂独脚之姿》。 　　　　　　(宝）
快回头看看！
　　风筝，即纸鸢，又称鹞子。放鹞子，一个人不行，要有另一个人帮忙，替他“送鹞”，即双手持鹞高举，趁风顺时把鹞子往上一送，放鹞者顺势拉着鹞子奔几步，同时放线，鹞子就放飞上去了。所以放风筝必须约伴。 　　但也许他的同伴也有风筝，两人一同放，可以互相帮忙，而且更有劲。 　　但这小伙子太粗心大意了，风筝的飘带被狗脚套住，他还没有发觉。让我们对小伙子提个醒：快回头看看！否则的话，一忽儿狗向前跨步，飘带就会断掉！这下子风筝就放不成了，多么煞风景！ 　　　　　　(宝）
那一定是我！
　　我们的母亲，生下第一胎时，自己就没有奶。于是，只好为孩子请奶妈。必须说明，那时候请奶妈或保姆，几乎只要供她膳宿，即使有工资，也是很便宜的。而伙食费在当时也很便宜。不然的话，爸爸一个人赚钱，怎么养得起我们一大家子！ 　　我从小寄养在乡下，喂奶期过后，接回家来，由一个叫李家大妈的人管我。我和她睡一床，晚上，她会给我搔背，唱呕哑嘲哳的眠儿歌给我听，夏天还为我摇蒲扇。 　　可是这画里的孩子怎么是个男的？或许是我二哥吧。那老太明明是我亲爱的李家大妈。难道她也管过我二哥？我有点儿吃醋呢！可能是爸爸少画了一些头发。不管怎么样，那一定是我！ 　　　　　　(吟）
妈妈亲自为我喂药
　　“你爸爸漫画中有许多人物，都是画他的子女，一定有不少是画你吧？”常常有人会这样问我。 　　其实，爸爸画这类漫画时，我还太小，甚至还未出生。他画的，大多是我的哥哥姐姐。 　　不过这一幅，他说画的是我。我病了，妈妈给我喂药，哄我说是糖汤。 　　我们兄弟姐妹很多。据说有一阵子(祖母病了，不能替妈妈分劳），妈妈晚上要带四个孩子睡一床：我大姐、二姐、大哥、二哥。我是末拖女儿，妈妈顾不到我，我小时候被送往乡下去吃奶。 　　但在我生病的时候，劳碌的母亲还是把她慈祥的母爱分一份给我，亲自为我喂药。 　　　　　　(吟）
重重叠叠的半圆形
　　我家住在嘉兴的时候，父亲写文、作画之余，常喜欢到附近走走。出门左转弯便是杨柳湾，那里有条河，河边一排大树。 　　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有一次父亲走在河边，看见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走在石板路上。父亲从他们背后望去，只见两人都穿得胀鼓鼓的。那大人是个胖子，他在长袍外面穿一件马褂，颈上戴一条很粗的围巾，头上戴一顶碗帽。从背后望去，大人那黑色马褂的两袖从左到右形成一个很大的半圆形，这上面是白色围巾的较小半圆形，再上面是黑色碗帽的更小半圆形，碗帽上面的白色帽顶，结束了这重重叠叠的半圆形图案。一层又一层黑白相间的半圆形叠在一起构成的几何图形，引起了画家的兴趣，他赶快把它速写下来。 　　　　　　(宝）
　　那时父亲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教书，我们家住在学校对面的教职员宿舍里，左邻右舍都是父亲“立达”的同事。立达学园的旁边，便是上海最早的那条淞沪铁路。 　　父亲平时忙于备课、教书、作画、写稿。有空时，常抱着瞻瞻牵着我，出去看火车，或者在铁路边散步。可以说，我们的童年是在铁路旁边度过的。 　　瞻瞻耳濡目染，对火车特别感兴趣。在家里，只要看到积木，他便搭火车。父亲还买来玩具火车。他常常口中喊着“呜——呜——”，玩得忘记吃饭。有时火车要“交车”，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拉我一起“工作”。 　　　　　　(宝）
　　画中的车子叫黄包车，也叫人力车。如今年轻的一代大概都没有见过这种车子(除非在电影里看到过），更没有坐过，至多听说过罢了。 　　一辆黄包车，一般载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大人带一两个小孩。这里却坐了四个小孩，没有一个大人。从画题看，车上人是回家去，车中坐的是四兄弟吧。看上去戴鸭舌帽的孩子年龄最大，车到之后大约由他付钱。或者，车夫是认识的，车上人根本不用操心付钱的事。 　　　　　　(宝）
挤在一起纳凉
　　30年代初期，我家在嘉兴南门住过将近两年。凡是父亲画中有这种躺椅的，一般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画中的女孩是我，那时约十一岁。身旁的男孩是弟弟华瞻，那时约七岁。 　　纳凉而挤在一张躺椅里，哪来的凉？！但大家都喜欢这张又光又滑的旧躺椅，挤在一起也情愿。躺着毕竟很舒服，况且两边的靠手碰上去凉冰冰的，十分适意。 　　　　　　(宝）
欣赏什么？
　　小朋友喜欢小动物，什么小狗、小猫呀，小兔、小白鼠呀，金鱼、蝌蚪呀，蟋蟀、蝈蝈呀……他们都喜欢。 　　画中一大堆小朋友，正兴致勃勃地围着一只水盆在欣赏。欣赏什么？多半是金鱼吧！ 　　也可能盆里养的不是金鱼，而是他们刚才从野外的溪沟里抓来的无名小鱼。 　　金鱼也好，无名小鱼也好，对他们说来一样可爱，一样好玩。这一大盆小生物，够他们兴奋大半天了。 　　　　　　(宝）
穿了爸爸的破棉袄
　　穷人没房子住，租不起，更买不起，只好在城市的周边地区搭个破棚暂且栖身。聚居于此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地区，通常称之为贫民窟。贫民窟里的居民，大多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大人们自己已经是勉强在活下去，却还要生下一个个孩子来。冬天来了，幼儿号寒。孩子毕竟是娘身上的肉，妈妈不得不把他爸的破棉袄替他穿上。暖和是暖和了，但他感到很不方便——袖子太长，手也伸不出来，叫他怎么活动？难怪他一脸的愁苦相！ 　　　　　　(宝）
穷的小孩更苦
　　当乞丐的老爸背了幼儿沿街乞讨。孩子他妈哪儿去了？或许病在床上，或许已经死去。孩子还小，他什么也不懂。他不知道爸爸背了他在干什么，还以为带他出去玩儿呢。 　　我父亲认为，“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固然苦，穷的小孩更苦！”因为“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 　　你看，画中乞丐一脸的愁苦相，而背上的孩子却一无所知，甚至还兴致勃勃地歪着头在看野景。父亲常以八指头陀咏小孩的两句诗“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来说明：小孩即使处于困境，也还是笑嘻嘻，不知道自己的苦。他认为“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宝）
插“柴咯咯”的女孩
　　我们家乡有一种习俗：在要出售的物品上插一根稻草，上端打一个结，表示这物品要卖掉。这种打结的稻草，被称为“柴咯咯”。 　　现在，“柴咯咯”竟插到小女孩头上去了！ 　　这个嘴里叼着香烟的男人，如果是女孩的爸爸的话，肯定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或者是个输了钱的赌徒。 　　天下有这样狠心的父亲吗？多半是一个陌生人吧。他要卖的可能是拐骗来的女孩。那女孩竟不知道自己将被卖掉，还在那里吃糕呢。 　　这幅画大约画于1931年。当时，街上时而会出现这种情景。要是现在，这个人贩子早就被抓起来了。 　　　　　　(吟）
低下头来看着吧
　　年青人可能看不懂这幅画，还以为小孩拾到了什么东西要交给高柜台后面的大人。 　　其实，一个“典”字，以及小孩的一身补丁，就道出了一个辛酸的故事。 　　典当，就是用实物作抵押，向这家“当铺”借钱。 　　为什么大人自己不来，要叫这么幼小的孩子来。肯定是大人病了，家中揭不开锅，才差这个孩子送来这点旧衣服。孩子太矮小，店员根本没注意到他。低下头来看看吧，这孩子多么可怜！ 　　不错，这是写旧社会。可是，如今也还遗漏下一些贫富不均的现象。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疏忽一些贫困者。伸出你的手，献出你的爱心，给普天下的贫困者一点温暖吧！ 　　　　　　(吟）
心里“别、别”跳
　　父亲在这幅画上用“！！！”作为题目，大约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表示紧急求援。 　　谁家的父母这么大意，放婴儿独自在门外爬？我看了这幅画心惊肉跳，恨不得过去一把把他抱开。但是，他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我在琢磨如何抱法：从洞口的一边跑过去吗，恐怕情急之下自己会滑进井里；从婴儿的右边去抱他吗，又怕不小心碰着他反而使他落入井里。看来还是从他的前方伸手过去，抓住他的两臂往前拖，这样比较安全、稳妥。 　　写到这里，我又看看这幅画，只觉心里“别、别”跳！ 　　总而言之，“井”不可以没有盖！ 　　　　　　(宝）
漫画原稿看得入神
　　那年(1930年）我家住在嘉兴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那里的环境十分清静。这是一所庞大的老式房子。在这里，父亲辞去一切教职，专心从事笔耕。 　　一个夏天的傍晚，二妹林仙(现名宛音）端了一张凳子，捧了一大叠漫画原稿，坐在阶前风凉处逐一翻看。忽听父亲说一声“好了”，她不知是怎么回事，抬起头来一看，原来她坐着翻阅原稿的形象早已被父亲画了下来。 　　此画是1932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漫画》中的最后一幅。 　　　　　　(宝）
初学打毛线
　　妈妈教我打毛线。初学者不宜打毛衣，那太难了。要收针，要放针。对初学者来说，最方便的是打一条围巾。打围巾，除了学会针法外，只要懂得每一层的开头一针和最后一针如何打法(使围巾两边光爽、整齐）就行了。看来这是一条冬天用的大围巾。我打得很认真，很小心，生怕一根针不小心脱落了，那就得去麻烦妈妈为我重新穿上，我自己是修复不好的。 　　因为是初学，兴味很浓，父亲便取了这样一个题目：《兴味》。 　　　　　　(宝）
哭声二部合唱
　　多可爱的一个泥娃娃，怎么会掉在地上摔破的？肯定是两个孩子你抢我夺，不小心一脱手，在地上跌得粉碎。这下好了，谁也玩不成。两人伤心得大哭。他们都抬起双手，不知如何是好。 　　那光头男孩看上去比穿黑背心的男孩年岁小些。年小的孩子哭声高，年岁大一点的，声音就低一点。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形成了哭声的二部合唱。 　　　　　　(宝）
哭响点，让妈妈听见！
　　粽子，就其形状来说，有三角粽、四角粽、小脚粽、尖脚粽、枕头粽等等。其中以三角粽为最小。 　　画中男孩大概不过三岁，大粽子吃不了，吃三角粽最为适宜。妈妈为了方便，把粽子插在一根筷子上，让他一口一口地咬来吃，自己转身去忙家务了。 　　粽子的香味引来一只大黄狗，它伸出舌头，恨不得把粽子一口吞下。孩子急得大哭。 　　哭吧！妈妈听见哭声会跑过来把大黄狗赶走的。但要是妈妈在厨房里忙着炒菜，没有听见，那怎么办？眼看一场“粽祸”就要临头…… 　　　　　　(宝）
儿童的大人化
　　父亲有篇文章讲述“儿童的大人化”，其中提到“儿童服装的大人化”。他说，近来有一种女子时装，“前襟之短仅及脐部，下端浑圆如戏装的铁甲，两袖像两块三角板，裙子像斗篷，是极时髦的女装。……不料这种装束现在竟不仅用于女郎，连七八岁的小孩也服用了。我常常看见，马路上有这样装束的母亲携着这样装束的女孩，望去宛如大型小型的两个母亲，而小型的更奇形可怕。”他还说：“我不肯相信这一对是母亲与女孩，只觉得是一个大型妇人和一个小型妇人。”父亲认为这样打扮的女孩“不但不美观”，而且对她“实在生起一种非常的恶感”，觉得这是“残废的、奇形的”女郎。“她走近我身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怕，不期地起了一阵战栗。我似乎看见做戏法里的矮人，不敢逼近她去。” 　　　　　　(宝）
　　当教师的，总希望自己的学生多掌握一点知识，而且掌握得快一些。但学生往往很调皮，不肯好好地用功。教师恨不得把各门知识制成针剂，给学生一针针地注射到体内。如果能这样，多爽脆！ 　　现在的教师，恐怕也有这种梦想。不过，现在的针剂，品种还要多。画中只有五盒：地理，历史，数学，党义(相当于现在的政治），以及只露出一半的一盒和正在注射的一盒，大约是英语和语文(那时称为英文、国文）吧。 　　现在的中学生才不止这些课程呢！他们的书包好重，即使背了针剂上学，恐怕也够重的！ 　　　　　　(吟）
　　做母亲的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总是盼望孩子快快长大。 　　父亲毕竟是漫画家。他想表达这一点，竟想出来用一根吹炉火的管子对着孩子的肚脐眼吹。 　　那时候，孩子往往不止生一个，做母亲的还那么急切地盼儿长大成人。 　　如今，提倡独生子女，做父母的盼望孩子速速长大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可怜的孩子！看来他的肚脐眼被吹，味道挺不好受。不然，他怎么会皱眉呢？ 　　况且，长大后，出了儿童的黄金时代，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还是慢慢长大吧！ 　　　　　　(吟）
一份都是那么甜蜜
　　这幅画是1934年发表的。那时候，每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所以星期六之夜是最高兴的时刻。换了现在，就等于星期五之夜。 　　一周的工作日结束了，即将进入休息日，这天晚上，确实是愉快的。可以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画中的男学生，或许在写情书。此刻他心花怒放，觉得那只钟也在对着自己微笑。一切都是那么甜蜜！ 　　　　　　(吟）
不要讨厌星期一的闹钟
　　星期一的早晨，总好像和其他几天的早晨不一样。尤其是现在实行了双休，休息了两天之后，星期一要起早就显得特别艰难。不开闹钟吧，怕到时候醒不来；开了闹钟，它的铃声实在令人可恨！请看，那男学生明明听见闹钟已在闹了，却还赖在床里，无怪乎闹钟要发怒了。 　　其实，过了星期一的早晨，星期二、三、四、五就没有什么困难，都能按时起床了。 　　以前没有双休日，每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这一天应该是最高兴的。但父亲认为“预想往往比实行快乐”，甚至提出“实行的悲哀”一说。由此推断，最高兴的日子不在星期天，而在星期六。现在是双休，则在星期五。其实，星期四离星期五已近，星期三离星期四已近……以此类推，每天都应该是高兴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应该珍惜每一天，不要讨厌星期一的闹钟吧！ 　　　　　　(吟）
一天的时间太短了
　　虽然人人都想学习，怕失学，但人人又都贪玩。下课休息十分钟，赶紧去操场打球，只恨钟走得太快。于是，学生有了自己理想的钟：长针走到10字上，下课铃响了，而从10字到12字，这十分钟特别长，在钟面上占了20分钟的时间。反之，上课的50分钟，则挤得紧紧的，只占了40分钟的时间。 　　这幅画作于1934年，六十五年后的今天，恐怕学生仍然喜欢这种理想的钟。 　　唉，其实学习也重要，体锻也重要，只恨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太短了，不够用！ 　　　　　　(吟）
急得头上冒烟
　　发下好几张卷子来，密密麻麻的，时间却只限于一个课时。真急人啊！这个男学生急得头上冒烟了。但时钟毫不留情，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怎么办？恨不得有一根绳子，一头缚住长针，另一头掌握在自己手里。来不及了，就把绳子拉住，不让长针往前走。 　　只要是学生，恐怕都有这种心情。 　　其实，仅仅用测验、考试来判断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是不合理的。有的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到考试时要怯场；有的则平时成绩不好，考试时碰巧得了高分。 　　应该以平时成绩为准。那样，我们画中这位男学生就不至于头上冒烟了。 　　　　　　(吟）
阿花饮水处
　　父亲于日作了《热天写稿》一文，诉说热天写稿笔头易枯之苦。该文于8月1日登载在《论语》杂志上。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只小猫阿花每天要来饮水一二次。这几天天气特别热，它又穿上那件翻转皮外套，热得厉害，口也渴得厉害，每天要来饮水三四次。虽然不是牛饮，但水盂的容量毕竟有限，禁不起猫饮三四次的。所以我把干结的笔……伸进水盂里，往往不得润湿，非另外设法求水不可。” 　　这幅画是日发表于《申报》的。一画一文，可谓互相配合，亦可互相“作证”。 　　从这一文一画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父亲很喜欢猫，任它爬上自己的书桌在水盂中饮水；二、父亲十分勤劳，大热天也要写稿，不歇夏。 　　　　　　(吟）
石门湾木场桥
　　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上。缘缘堂附近有一条桥，名木场桥，是父亲幼时的游钧之地。1934年夏天，天大旱，木场桥下的运河(这是大运河的支流，叫后河），竟也枯干了，只剩下小溪似的一条细流。人们可以到河床边上乘凉了。这种旱情，至今六十五年了，再也没有遇到过。 　　这幅画发表在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我们直到去年才发现。 　　这幅画与父亲的随笔《肉腿》(1934）、《云霓》(1935），创作于同一个时期，都是写大旱的。父亲在《肉腿》一文的末尾说：“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这一鲜明的对照，写出了作家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吟）
不是蒸桂花
　　不要以为两个人在商量着如何蒸桂花。“桂花蒸”是石门的方言，意思是在农历八月间，桂花将开时，天气异常闷热。故乡的人就称这一段时期为“桂花蒸”，大约是表示老天爷在蒸桂花，所以蒸得人间这样闷热。 　　你们看，一个人不穿衣服，把衣服披着，另一个人则干脆赤膊。热得好厉害啊！ 　　父亲的画，带有很多乡土味。他不仅喜欢画故乡的风土人情，甚至在画题或随笔中直接把家乡土白用进去。有些土白，只有家乡的老一代人才能解释。我们有责任赶快为这些土白作注，不然的话，下一代人就真的会以为两个人要蒸桂花了。 　　　　　　(吟）
大热加大旱
　　1935年父亲写了《云霓》一文，讲述了1934年家乡一带大热、大旱的情景。那时，“大热的苦闷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间”。大家每天愁热、愁水。田里、浜里、小河里都已见底，只有运河里还有一点水。运河两岸架起了七八百架水车，把水从大河踏进小河，再由小河踏进港汊，再由港汊踏进田里，总希望能挽救部分秧苗。可是人们所踏进来的水，还赶不上一日照临15小时大太阳的蒸发。 　　忽见东南角上出现几朵云霓，向人们显示欲雨的现象，维持着他们的一线希望。但云霓终于隐伏到地平线下，人们空欢喜一场。每天如此。 　　文末父亲这样说：“我觉得现代的民间充塞着大热似的苦闷和大旱似的恐慌，而且也有几朵‘云霓’始终挂在我们的眼前，时时用美好的形状来安慰我们，勉励我们，维持我们生活前途的一线希望，与去年夏天的情况无异。” 　　　　　　(宝）
起视蚕稠怕叶稀
　　我们的家乡——浙江桐乡一带，属于丝绸之乡。每年春天都要养蚕，我们把蚕称为蚕宝宝。蚕宝宝在成长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有一时不吃不动，称为“眠”。眠一次就蜕一次皮、长大一点，分为“头眠”、“二眠”、“三眠”等阶段。图中所画为蚕宝宝处于三眠的阶段。蚕眠期间养蚕人十分辛苦，必须经常去看看，如果看到蚕已“醒”来，就得赶快喂桑叶。画中姑娘手持蜡烛在照，就是在查看三眠的情况。 　　这幅画作于1934年，那时父亲住在新建成的缘缘堂。有一天，他在前楼写字桌边作画，想到这一题材，便拿起笔来要画。可是他觉得姑娘手持蜡烛照看的姿势画不好，便叫我拿了一个墨水瓶(代替蜡烛）做出这样一个姿势，这幅画就画成了。 　　后来，他把《三眠》这个题目改为南宋诗人谢枋得的《蚕妇吟》：“子规啼血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成归。”使这幅画有了贫富对照的意义。 　　　　　　(宝）
人造摇线机
　　旧时纳鞋底用的线，必须经过摇线机将几根细线合并，摇成粗线才能用。没有摇线机，用人工方法也行。我们兄弟姐妹多，妈妈做布鞋很忙，往往一双鞋没做好，孩子脚上的那一双已经开始破了。布鞋底都是妈妈自己铺、自己纳的，而纳鞋底用的粗线，便是用人工方法搓成的。妈妈把一根长线穿入针眼，将针拉到长线的中央，叫一个人拿住针(我常常干这差使），站得远远的，她便搓了起来：先搓这一根，再朝着同一方向搓那一根，然后合并起来反方向搓几下，一根纳鞋底用的粗线便成功了。画中人因为没有帮手，她就想出一个妙法：将针别在小脚脚背的袜子上，线的一头咬在嘴里，轮换着搓两根线，最后合并了再搓几下，一根粗线就这样搓成了。画中的大妈便成了一架“人造摇线机”。 　　　　　　(宝）
杨柳岸晓风残月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是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明明是描写多情人离别的情景。可是，画面上怎么会出现农人耘田？ 　　这就是父亲作画的特点。他喜欢采用古人的诗词句子作为画题，但他不画古装而画现代装，而且画与上下文毫不相关的内容。在有杨柳有残月的岸边耘田，不也是很符合这一句子的内容的吗？ 　　父亲就是喜欢这样大胆创新！ 　　　　　　(吟）
　　这样的馄饨担现在不大看见了。 　　这么大一副担子，把挑担的人的头也遮住了，挑在肩上一定很吃力。然而，担子上应有尽有：锅，勺，灶，柴，水桶，中间有一只抽屉放的是生馄饨。下边是餐具，上方是肉馅和调味品。挑了这副担子到处走，成了一爿流动的馄饨店。这种馄饨担，对顾客很方便。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我有时饿着肚子回家，看到这副馄饨担，真是喜出望外。这时买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比什么美味都好吃。 　　《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在她的丈夫约了三朋四友出游时，曾包下了一副馄饨担随行。父亲常对我说：芸娘这样做真能干。 　　　　　　(吟）
叫卖二重唱
　　∮和の：都是乐谱中的符号。前者是高音谱号，后者是低音谱号。 　　两个小贩叫卖。矮的一个，喉头的声带必然较窄，发音就高；高的一个声带较宽，发音就低些。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形成了叫卖二重唱。 　　吃过七八年音乐饭的父亲，对于声音特别敏感，即使是街头小贩的叫卖声，他也会听出个名堂来，觉得这是高音和低音的二重唱。 　　　　　　(宝）
此处无颜胜有颜
　　好家伙，连脸也没有了。可是，看上去并不觉得不舒服，甚至反而觉得舒服。或许加画了脸会显得累赘呢！这就是父亲的“意到笔不到”。 　　我大姐曾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诗“此时无声胜有声”来形容这幅画，说：“此处无颜胜有颜。”说得很有意思。 　　这是父亲1934年时所画的黑白漫画。后来父亲的画渐渐从黑白转为彩色，又渐渐向风景人物画发展。这时，人物至多是缺眼缺鼻，像这样连脸的轮廓线也不画一条的，就很少看到了。就记忆所及，还有《阿宝赤膊》。这种画法实在是绝少见的。 　　　　　　(吟）
　　这幅画真神！一老一小两个人的脸套在一起了。 　　画家这样画，是有意还是无意？显然是有意的啰！这幅画题目就叫Kiss(英文，意思是“接吻”）。这样安排，就是要突出“接吻”这一刹那。 　　老奶奶很疼爱自己的孙子，这一年龄的孩子，什么都要依赖大人。在他心目中，抱他的老奶奶当然就是最亲近的人。因此，老奶奶吻他的小脸蛋时，他高兴地凑上去让她吻。这就形成了眼前这个局面。 　　画家掌握了一老一小的心理，落笔时来一个大胆的创新，于是出现了这幅传神的漫画。 　　　　　　(吟）
锣鼓响，脚底痒
　　我们家乡有“锣鼓响，脚底痒”的说法。 　　锣鼓是中国特有的打击乐器。元宵节或其他节庆场合，常敲锣鼓自娱。有京剧班子来演出，也是先敲一阵子锣鼓，称为“闹场”。“闹场”的目的，就是要靠锣鼓声把观众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等到台下的人差不多了，然后开始演出。所以，孩子一听到锣鼓声，就知道有花样，脚底就痒起来，拉着老太太赶快跑去看热闹。 　　后来，京剧进入剧场，采用预售戏票的方式，“闹场”就没有必要了。在戏院里过猛地敲敲打打，声音震耳欲聋，惹人讨厌。渐渐地，“闹场”就被废止了。 　　男孩只画一张嘴，没有眼鼻，但欢喜雀跃的神态跃然纸上。这是父亲的漫画代表作之一。 　　　　　　(吟）
　　爸爸上班去了，要傍晚才回来。妹妹和弟弟睡过午觉起来就在等候了。爸爸很爱他们，一有空就同他们玩，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也很爱他，恨不得爸爸每时每刻都陪着他们。 　　等呀，等呀，直等到天快黑，爸爸终于回来了。妹妹高兴得咧着嘴笑，顽皮的弟弟却想爬到爸爸背上去，叫爸爸背他。家里充满了其乐融融的气氛。 　　看！连墙上的挂钟也在笑呢！ 　　这种天伦之乐，是作者亲身的体会。 　　　　　　(宝）
　　嘴馋了，想吃瓜，但年纪还小，自己不会削。怎么办？去求姐姐！可天气这么热，姐姐正在挥扇，不好意思请她削瓜。聪明伶俐的弟弟灵机一动，抓过姐姐手里的扇子说：“你替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姐姐欣然同意了。这是很好的互助。 　　画中的女孩很像我大姐丰陈宝，那尖尖的下巴，活像她小时候。那男孩应该是我大哥丰华瞻，据说他小时候发式就是这样的。不过，据大姐说，这幅画并非写生。画中人年龄相差较大，而我大姐只长我大哥四岁。大约是父亲以他们姐弟为对象而构思这幅画的，或者是看见过这情景，事后作回忆画。 　　　　　　(吟）
　　旧时火车车厢的坐位是直排的，即两旁靠窗各一长排，中央背靠背两排。 　　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车厢社会》。文中说：“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个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有的人叫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若是方皮箱，又可当作自己的茶几”，“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叫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坐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而和平谦虚的乡下人、抱着孩子的人请他们让座，他们会用装腔、撒谎的办法来把这些人遣走，使这些人只好“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厕所）的门口”。 　　一文一画，表现了同样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说，“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编图。” 　　　　　　(宝）
山路寂，顾客少，胡琴一曲代RADIO
　　我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山中避雨》，讲的是我十五岁那年(1935年），他带了我和妹妹到西湖山中去游玩，没想到天忽然下起雨来，我们就奔向前面三家村的一家小茶店去避雨。店主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拉的是“梅花三弄”。父亲在文章中说：“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作广告的。”雨越下越大。父亲为了解寂寥，便借了茶博士的胡琴来试拉。他慢慢地拉《渔光曲》，我们合着胡琴唱，引得三家村的孩子们闻声前来，同声欢唱，“一时间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眼前这幅画，与当时三家村那家小茶店的景象十分相似，只不过天没有下雨，也没孩子们齐唱《渔光曲》的那份温情而已。 　　　　　　(宝）
　　赤膊站着的人是个苦力，他一天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仅够一日三餐的开销。至于穿衣，就是身上那么一套。衣服渗透了汗水，常常是晚上洗了晾一夜，下一天又穿上去做工。衣服破了怎么办？好在路边有“缝穷婆”，可以出几个钱交给她补一下。这“缝穷婆”是专门替穷苦的单身汉缝补衣服的。她接到破衣就补，补好了就交给你穿上，十分方便，因此生意倒也不错。 　　瘦骨嶙峋的苦力，把破了的衣服交给她缝补，自己赤了膊站在她身边等。题目“立等”意味着“立等可取”。 　　　　　　(宝）
　　《孟子·梁惠王上》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之句。意思是说，须发花白的老人，应该不再为生活而奔波于道路。这原是孟子为梁惠王讲治国之道时说的。 　　父亲作这幅画，题目仅写“颁白者”三字，下文省略。熟悉《孟子》的人，自然而然想到了下文，一看画面，正好相反：老人非但“负戴于道路”，而且挑的担子很重：前面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后面两只板箱，手里又提一只皮箱，把腰都压弯了！ 　　在这里，父亲采用了类似歇后语的方式来反映劳动人民之苦，借以鞭苔旧社会。 　　　　　　(宝）
　　好悲惨！大约是孩子生下来妈妈就死了，穷苦的爸爸无力抚养，只得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接婴处”去。这是一个大抽斗，外边送进抽斗，里边就开抽斗接去收养。旧社会的育婴堂大多是人间地狱，等待着孩子的命运可想而知。可是孩子懂得什么，还在向爸爸微笑呢！ 　　墙脚边的母狗倒有能力喂养小狗。唉，真是人不如狗啊！ 　　另有一幅画，题为《最后的吻》，画的是妈妈送别婴儿。从妈妈衣裤上的补丁来看，她一定很穷。或许丈夫已不在世，家里还有大一些的孩子要抚养，无力再养这个初生婴儿了。同样的悲惨！我看了心里好难过。 　　爸爸，你当初画这种人间惨象时，心里一定更加不好受吧！ 　　　　　　(吟）
一副尴尬相
　　这幅画，最好让父亲自己来讲述。他在《漫画的描法》一书中，对此画有如下的说法： 　　读者先别看题目。“一个卖香蕉橘子的小贩，坐在一株枯而小的树下守候生意。两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走来，其中一个伸手指点那小贩，另一个看着，似乎都在笑。”不看题目，读者会觉得，“这幅画太平凡乏味。至多，令人想起这两个小学生想买香蕉橘子吃”，但一看题目，“这画就忽然意义丰富起来”。“去年小学里当先生的，今年已改做小贩，挑着担子卖水果。因为那时候，小学教师待遇太薄，竟有年俸大洋二十元膳食自理的小学教师。于是小学里的先生都不能生活，纷纷改业。有攀援的人，改入商界、交易所、银行、公司。无可攀援的，只得做小贩，挑着担子卖水果。做小贩虽然苦，比做小学教师好得多。” 　　看，这小贩显然听到了孩子们的窃窃私语：“去年的先生！”他脸上一副尴尬相！ 　　　　　　(宝）
“我们所造的”
　　辛辛苦苦地添砖加瓦，把房子造好了，自己就被请出，让别人来住了。每一个建筑工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两位建筑工人倒有闲情逸致，造好以后，还来欣赏欣赏自己的作品。得意地说，这是“我们所造的”。 　　他们造好了这漂亮的房子，回到自己家里，或许只住一个阁楼、一间棚屋。他们永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据说王孝和烈士临摹过这幅画。可能是出于对建筑工人的同情。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建筑工人俱欢颜！ 　　　　　　(吟）
　　早先没有公共汽车可乘，也没有出租车可叫，少爷、小姐出门就坐轿子，由两个轿夫抬着走。这里为什么画了三个轿夫？这是因为路长，两个人抬到底吃不消，必须由第三人来轮换。那第三个人跟在一旁走，到一定时候他替换轿夫甲，轿夫甲便跟在一旁走。再过一阵子，由他替换轿夫乙。这样三人轮流抬轿，才不致太累。 　　轿中坐的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人，抬他(她）的是三个人，就形成了三与一之比。题目中包含了对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满。 　　这幅画后来改题为《游春》。为了一个人潇洒玩乐，就得有三个壮年人为之付出劳累的代价。 　　　　(宝）
　　在我国还有部分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看到人们待狗如待人，总有点不顺眼。 　　现在，这个肩负重物的老人与一只坐汽车的狗在街上相逢了。那老者心里是什么滋味！真是“狭路相逢”！ 　　还有一幅《人如狗，狗如人》，画面与此相似，题目则更加赤裸裸地道出了人间的不平等。 　　我们并非不主张待狗如待人。众生原本是应该平等的。但是，贫富过分悬殊，总叫人看了心酸，何况是一位老者！ 　　什么时候我国人人都能温饱，而且进入小康，那时，在路上看见狗坐汽车，就不会再有异样的感觉了。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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