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这一代中国人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详细阐述了关于诺奖的问题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大博雅讲坛第72期《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活动现场的提问环节详细阐述了诺奖的问题，本文根据现场实录整理。
　　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因为我知道他们要是能够进入到1500人当中，一般也会推荐自己。所以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我也曾经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当时的看法是，从亚当·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要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来讨论贡献的大小。
　　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21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
　　但是到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所以我倒觉得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我前面所说的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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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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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离现实这么远中国经济崛起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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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一片凄风苦雨中颁发。债务危机和“二次探底”的阴云使得这个传统奖项光芒黯淡。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了这一奖项。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银行专业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另一位是纽约大学经济贸易专业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包括一到两名美国学者。美国人几乎垄断了这个奖项。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瑞典的评奖委员会仍然兴致盎然地把奖金发给了美国的经济学家们。
经济学模型与现实相距很远
据称，本届两位学者均以计量经济学见长，研究领域以宏观经济与政策为主。西姆斯发展出一套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影响的理论，而萨金特则被认为是“理性预期学派”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这成为一种传统，也几乎变成一种教条。
比如这一次，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新获奖的西姆斯教授就表示，虽然他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过他还是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经济学经典理论在现实中奏效”。
他对欧元债务问题的看法也缺乏新意。他认为欧元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欧元区就需要一个更为集中的财政体系。这不过是那些在金融危机期间束手旁观的经济学教授们总在重复的观点。但是，关键在于，欧洲仍然是主权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让这些国家放弃经济命脉，把最要命的财权交给别人，这个工程难度太大。如同在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却让他锻炼身体一样，缺乏现实感。
萨金特教授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将会影响政策制定本身。同样，现实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预期。对于美国经济，他认为：“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
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
这个模型也许是严谨的。但是看看现实：从2008年以来，世界上给金融体系最大拯救和最大干预的就属美国政府。其他各国情况相似，没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经济可能掉到沟里去了。政府可能会办错事，而市场也绝不是完美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达成协调一致，一个讲道德的政府和一个讲规矩的市场结合起来，经济才能运行在正常轨道上。
诺奖只能锦上添花
据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话时都十分惊诧，西姆斯获奖时还在家里睡觉，而当有人问他将如何在当前金融动荡的局势下花掉其500万瑞典克朗(74万美元)奖金时，他表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兑成现金放起来，然后从长计议”。有人评论说：“看来诺奖得主也不知道该投资什么，世界经济到底要谁来拯救呢？”
从根本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们难以解释“占领华尔街”游行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99%要反对1%？为什么美国民众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
只有一位叫做斯蒂格利茨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站出来参加游行。他指责，“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能够用数理模型将这一观点做出解释的经济学家，是否能获得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不是数学，也不是形式逻辑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在分析国内经济运行时，不仅要考虑本国政策的影响，也要考虑他国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采取“以邻为壑”的态度，“自身得病，让其他国家吃药”，各国的贸易战、汇率战、金融战已经上演，人祸超过了天灾。而这些往往不是阳春白雪的经济学纯理论所能关照到的现实问题。
一位国内企业界人士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市场繁荣时“锦上添花”，在市场糟糕时“隔靴搔痒”，不能指望他们“雪中送炭”。
中国经济崛起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增设，并不属于自然科学序列。而过去十年以来的经济学奖，越来越变成诺贝尔奖的“衍生品”了，它似乎离实际很远很远。
早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就提出，对金融危机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反思。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崛起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经济学家李才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出版了基于中国本土视角观察全球经济的三部著作《成人经济学》、《出轨的纸币》和《金融内战》，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象征，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经济学工具层面，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推导下的主流方法，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其次，战后西方经济学以弗里德曼的货币哲学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念和学派，也在金融危机中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质变。
“如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么发给哲学家（货币哲学），要么发给数学家（应用数学），但他们都缺乏对经济现实的关注。”李才元说，中国本土某些经济学家更像“文学家”，除了英文讲得好，就是对西方经济学做了些“搬运工”的工作，这些“文学家”对西方经济学不过做了些猎奇式的包装和想象，其实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
不过，也许不能完全看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长期价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就说：“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在他看来，本届诺将得主萨金特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从长期看，建议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这其实很有“现实意义”。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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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全方位补课
　　本报记者 实习生 巫秋君　　本土化研究如何被世界承认　　时代周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实现零的突破，有人认为，这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果不相匹配，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陆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要奖给什么样的人，它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表示，不奖励对经济政策或经济发展作出实际贡献的人，而是要发给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推动的学者。这就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以来，绝大多数都颁给了人，因为目前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前沿的地方在美国，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跟国际经济学界脱离的时间太久。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都是以传统的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真正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才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一些海外留学生归来，才开始逐渐跟美国经济学界有互动和接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有关，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用到很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但是因为中国在政治、历史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特殊性，我们的经济发展实践跟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差异是否会构成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或发展，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换言之，现在国际上在研究的这些问题，中国学者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我们本土的研究，尚未被世界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和认可，所以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很大的距离。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中国本土的一些经济理论成果，是否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适性，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陆铭：对！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理论，首先必须要有重要性，其次要有一般可推广的应用价值。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陆陆续续有一些理论开始提出，但这些理论是否会对世界经济理论产生巨大贡献，并且可以用在指导别国经济发展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检验，我们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时代周报：但问题可能在于中国并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尚处在转型期，许多东西都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普适性和一般性上可能会大打折扣。　　陆铭：在很多问题上的确如此，但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有可能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大发展的。　　第一个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个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事实上，涉及到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个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大的经济体，比如、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是可以基于中国的发展，为这些理论作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时代周报：所以你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最后可能会有一个“集大成者”能够拿到。　　陆铭：是的。作为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那么相对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假设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中国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仍然具有与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就很可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如果中国的一些制度和结构性的特征是长期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中国比其他国家现有的体制或结构更具优越性？当然，这些问题要以中国在这种制度或结构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但这一点是不是能够实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很赞同这句话，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确实与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说美国代表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则可能代表另一种模式，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面面都存在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到底是不是可持续性的还不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现象需要经济学者们来做出解释。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研究清楚，的确是对全人类的智慧作出贡献。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谨慎。　　问题意识比研究方法更重要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学者长于宏观叙事和定性分析，但实证方面的素养较差，包括数学模型、计量工具、博弈论的运用等，你如何看待？　　陆铭：在研究方法上的差距毫无疑问是存在的，除了你所说的，还应包括实验方法的运用，以及跨学科研究。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方法上的差距，正在全方位地补课，但是并不意味着补完了就能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者。数学工具、博弈论都是工具，它们不能帮学者找到问题。以赛跑为例，数学工具和博弈论就是跑鞋，但是决定能否跑到终点拿到冠军的是跑的方向，方向错了，跑得再快，也无济于事。我不否认方法上的差距是重要的，或者说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和国际的主要差距，但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差距更为重要。　　首先，最大的差距是问题意识，就是如何找到对于全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在问题意识上，中国学者的前沿性不够，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国际学者的问题为问题，西方学者提出某个问题，我们再去用理论和数据去证明它对或者不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构成对全人类智慧的贡献？像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学者没有足够大的理论勇气提出来，对于中国现在存在的很多经济学理论研究机会，也不够重视，这应该是最大的差距。　　其次，是与国际交流不够充分。我们在与国际学者交流的时候，由于地域和语言的差异，会存在比较大的障碍，这里的“语言”不只是说英语和中文的差异，而是指学术语言和方法上的对接，以及叙述方式与西方文献的对接，甚至包括如何把中国的问题一般化为西方学界会认为有趣的问题，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从长远来讲，这种接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时间和努力。　　时代周报：你的意思是方向比工具更重要？　　陆铭：我不敢说哪个更重要，两者缺一不可。今天在中国，方法上的差距已经谈得很多，在教学上，各个学校都会把“三高”（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摆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做很好，中国的教学方法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明确一点，不要以为方法学会了，就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了，其实还差很远。中国这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好好研究过，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学生，有必要好好想一想如何从本土的经济发展经验去总结经济规律，提出重要的问题，得出重要的结论。　　时代周报：中国人一直有很强烈的诺奖情结，作为经济学者，应该以何种心态来面对诺贝尔奖？　　陆铭：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叫米尔利斯，他在获奖以后，人家采访他，他说，我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作经济学研究的，据我所知，也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做经济学研究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很早就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一个学者应该研究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国家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且是可以一般化的问题，而且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可以跟国际对话，做到这些就可以了。由于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讲，第一要务是为中国的发展提出经济学的智慧，至于得不得到诺贝尔奖，需要时间和历史的积累，需要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努力，具体到我们每一个学者，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重要的问题，心态一定要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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