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后：饶漱石之死不明不白

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中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过大学，曾经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担任新四军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罪名很大 罪证何在*

中共说，饶漱石与高岗图谋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饶漱石最大的、也是唯一有实质意义的"罪状"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借批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名义打击党的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配合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反党活动。事实究竟如何呢？

饶漱石从1953年2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说，这次会议要对组织工作进行检讨，而且指定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相应的安排。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发言，对组织工作提出一些批评。中共说，张秀山的发言是高岗有预谋地打击刘少奇的措施，而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极为满意"，配合了高岗反刘少奇的反党活动。

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透露，张秀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更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但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坚持要他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议上发言。

饶漱石曾经不想让张秀山发言，但是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只好服从刘少奇的指示，安排张秀山发言。

1953年10月13日，张秀山向毛泽东汇报了准备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也包括对安子文思想方法的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一些观点的批评，涉及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的政策之争。

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对张秀山说，他讲的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在回忆录中写道："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张秀山的回忆显示，让他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安子文、刘少奇和毛泽东，而且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安子文都对他的发言表示赞成。在整个过程中，饶漱石没有任何阴谋动作。

但是高饶案件发生以后，张秀山的发言也成了饶漱石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罪证。饶漱石被迫检讨说："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饶漱石多年追随刘少奇*

实际上，饶漱石和刘少奇有很深的渊源。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直接下属。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32年，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饶漱石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抗战期间，刘少奇任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饶漱石任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对饶漱石一直十分青睐，曾经说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战期间，刘少奇曾经对周恩来说："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亲自为饶漱石说话，确保他当选中央委员。

*顶撞老上级 结怨刘少奇*

但是在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长之后，他和刘少奇有了一些矛盾。根据饶漱石自己的陈述，他在对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安子文当时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安子文一直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饶漱石掌握中组部以后，实际上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实权完全在安子文的手上。他对安子文的不满直接就牵扯到刘少奇，因为他知道刘少奇是安子文的后台。"

饶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检讨中这样说："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

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的亲信，却在进京担任中组部长之后顶撞刘少奇，使已经受到毛泽东和高岗压力的刘少奇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刘少奇有可能据此认为饶漱石忘恩负义，因此在打倒高岗的过程中，决定把饶漱石一并打掉。

刘少奇和饶漱石的关系还牵扯到中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陈毅元帅。1942年，刘少奇被调往中共中央。他让自己的亲信饶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让新四军军长陈毅代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使陈毅这个老资格成了饶漱石的下级。刘少奇后来还专门向陈毅道歉，说自己当年看错了人，让陈毅受委屈了。

当然，这种人事安排一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正由于这种人事安排，饶漱石和陈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争斗。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饶漱石和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发生激烈内斗，并且分别向毛泽东告状。

饶漱石为陈毅罗列了"十大罪状"，其中头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指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陈毅还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使陈毅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受到空前的孤立。

陈饶相争的结果是陈毅败阵。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以参与中共"七大"工作的名义将陈毅调离新四军；饶漱石正式就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毛泽东对陈毅表示，陈饶之争是工作关系的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毛泽东偏袒了饶漱石。从后来"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行来看，毛泽东显然对陈毅当年曾经两度反对自己耿耿于怀。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就是把饶漱石作为控制新四军的一个棋子。他对陈毅是不放心的，他认为陈毅是周恩来系统的人。他是把饶漱石作为一个亲信来制约陈毅。"

*陈毅受毛唆使向饶发难*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搞掉饶漱石，特别找到陈毅，把当年饶漱石告状的情况告诉陈，并且向陈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时不明真相，没敢多说。后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得知毛泽东要打倒饶漱石，陈毅便向毛把多年的苦水倒出来，还特别汇报说，饶漱石对他讲了许多刘少奇的坏话。

毛泽东后来便指定饶漱石的老对头陈毅、谭震林和邓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陈毅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十几年的"罪状"。他还揭发说：

"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

"另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

谭震林在座谈会一开始便鼓动说："老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原来曾经与饶漱石共事的二十几个人对饶漱石"墙倒众人推"，七嘴八舌批判饶漱石。

*寒竹：毛疑新四军 想用饶控制*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饶漱石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山头，也没有什么背景，党内没有人出来为饶漱石说话。而且他在新四军里的角色是很尴尬的。毛泽东对新四军一直不放心，因为它不是自己亲自带出来的部队。

"\'皖南事变\'以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有一个决策，决定把饶漱石扶起来。刘少奇走之后，中共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饶漱石来控制新四军，后来的\'华野\'。所以说华野的干部对饶漱石很反感的，什么谭震林啊，邓子恢啊，这些人都非常反感饶漱石。"

但是这些人说来说去基本上都是说饶漱石个人人品有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例如陈毅后来在上海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饶漱石说过："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饶漱石不止一次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陈毅讥讽地说："不如干脆去作美国人吧！"这种东西与"反党"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饶漱石当时连中共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要说他想篡夺"党政最高权力"，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座谈会的结论只是说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毛泽东对反饶斗争失控*

当时，就像毛泽东还想保护高岗一样，毛泽东也想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职务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也难以控制局面了。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罪名是扬帆在维持治安和镇压敌特工作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和包庇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余人。而批准扬帆实行"以特反特"的就是当年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饶漱石在家中向秘书陈麒章和妻子陆璀发牢骚，说他没有反党，是陈毅要报复他，还责怪陈麒章"充当了陈毅的打手"。陈麒章和陆璀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了这个情况。中共中央将他们的报告散发给党代会代表。代表们纷纷指责饶漱石企图翻案，并且同"扬帆案"联系起来，认为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属于敌我矛盾。

饶漱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泽东，也一直拒绝承认反对刘少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也说：

"高岗根本跟饶漱石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过大连。是毛主席让他去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要他向高岗学习。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只是组织会议上和饶漱石对于刘少奇有意见。是张秀山在那儿发言。高岗根本没有参加组织会议。在中央，跟饶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见，也不能说是反党联盟啊。"

尽管如此，在党代会代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坚持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于是，会议确定存在"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饶漱石被开除党籍。

*潘汉年坦白从严 交待招祸*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5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在参加全国党代会时听毛泽东说"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长陈毅，说自己1943年夏天在进行统战工作期间曾经见过大汉奸汪精卫，当时请示过饶漱石和陈毅，并且得到饶的批准。

陈毅说他记不清这件事了，并且当天将这件事写成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当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和饶漱石都于4月3日被逮捕。4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这次会议确定饶漱石是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首犯。

*刘周陈连手反击 毛泽东败后弃将？*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实际上，\'高饶事件\'，毛泽东是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实际上是败在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手里面。他想动用高岗和饶漱石去扳倒这两个人，但是后来不成功。不成功以后他就不认账了，就撒手了。那么对饶漱石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把他弄死、弄得很严重的。

"饶漱石，他(毛泽东)也说留在党内。要对饶漱石下死手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内的官僚集团。毛泽东是顺水推舟。这群人就是要报复他，就是因为，第一个，陈毅跟他有历史恩怨；第二个，在高饶53年这件事情上，他们觉得饶漱石很猖狂。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连手起来要置饶漱石于死地。"

后来中国公安部项目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在"以特反特"问题上饶漱石没有直接责任，也无法找到饶漱石是内奸的证据。但是由于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已经给这个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层便对专案组施加压力。

一次项目组在汇报时指出，"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陈毅也同意过的方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当场打断汇报人的话说："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后来公安部上层不顾项目组的意见，在饶、潘、扬三个项目组的联合侦讯报告中加上一句话说，饶、潘、扬"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但是直到饶漱石在监狱中度过了10年以后，中国最高法院才于1965年8月30日宣布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并且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准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于9月23日假释出狱，将他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养起来，配上一个服务员和一个厨师，每个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文革"开始以后，饶漱石又于1967年重新被投入监狱。1975年3月2日，饶漱石病死在狱中。

*"反革命集团"中别人已平反*

"文革"以后，扬帆和潘汉年都得到平反，所谓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了。"饶漱石反党集团"中的扬帆和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明都平反了，这个"反党集团"也不存在了。

当年饶漱石是由于"包庇"了潘汉年和扬帆而被定罪的，有心人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饶漱石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有心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不过，由于"高饶反党联盟"尚未翻案，饶漱石至今还是"反革命"。

  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在此，饶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不客气地定性为「野心家」。

　　从「小姚」到「野心家」，是对饶漱石一生浮沈的最精辟概括！

一　从加入共产党到造谣黄花塘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鍾岭乡缴上村委会饶家村小组，早年入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前后，饶漱石主要随中央代表团在赣东北工作。1928年4月，他曾作为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达弋阳、横峰地区，帮助两地建立了隶属于赣东北特委的弋阳、横峰两个县委。之后，他被派到浙江西部地区从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浙江地区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在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饶漱石曾赴英、法、苏等国留学一年左右。1929年初，饶漱石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期间，他一度代理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宏经等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大罢工。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饶漱石领导过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少奇。当时，由于刘少奇年纪轻轻就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这使觊觎这一位置的饶漱石深感不安。于是，他几次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李立三公允地说：「少奇同志宣传上还是很有一套的，让他当宣传部长总合适吧。」不久，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无法「代理」的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饶漱石和刘少奇之间产生隔阂。

　　1930－1931年，饶漱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一年。1932年初，饶漱石出狱后调回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修补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这使饶漱石暗暗切齿，他曾对亲信不满地讲过：「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很显然，饶漱石已经视刘少奇为自己通过「工会道路」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绊脚石。于是，心怀不满的饶漱石多次向当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份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它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作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由上述捕风捉影的「小报告」中可见，饶漱石恶劣的政治质量已经开始进一步发展。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等职，为华北地区的工会工作作出过一定贡献。1935年8月，他被派赴苏联学习，期间曾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6年起，他又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分别参与创办（或主编）《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等工作，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民族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任内，饶漱石遇到的最大考验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但是，饶漱石正式取代项英后仍感不满足。14日，当他得知新四军政委兼东南局书记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却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余部：「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军分会常委，刘又是饶的上级。为此，饶漱石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不满说：「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 「一贯作风正派」的饶漱石又向他打小报告：「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之后，刘少奇就轻敌了，他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等，就是不抓备战。当日寇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陈毅去指挥作战。……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家里藏满了罐头、干鱼、烤香肠之类的东西。听说延安生活极端艰苦，但在我们这里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不仅对同志们没有感情，就是对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总之，刘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饶漱石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指出饶的长处：「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调回中央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临行前，刘少奇特地召集华中局、军分会的几位领导当面交待：「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对此，饶漱石深为不满，对刘少奇的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使这里成为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同年10月16日，饶漱石借整风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并私下以新四军军部名义致电延安，罗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要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史称「黄花塘事件」。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为此，他电示华中局、军分会和饶漱石本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不久，毛泽东调陈毅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藉以调解陈饶之间的矛盾。在延安，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黄花塘事件」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高饶反党联盟」事发后，饶漱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书面检讨中给了陈毅一个交待：

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二　从新四军政委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正式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位居方面，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相提并论。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总兵力约20万人。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饶漱石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当家人。同年春，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饶漱石在伍修权等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调处。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与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驻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本溪代表许光达（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北平代表宋时轮（建国后为上将）、四平代表耿飙（建国后为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建国后为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是属于元帅一级的人物。期间，他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值得称许。不过，期间饶漱石和彭真发生过不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由于对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的彭真处理东北问题有意见，他在从未和彭真面谈过的情况下，多次在其它同志面前谈起。在他和彭真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出对彭的不尊重，甚至向彭发过脾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军区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饶漱石担任政委，和司令员陈毅一道率部御敌。1947年春，山东、华中我军进行了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共同组成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万余人。由山东军区政委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在我党、我军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948年，饶漱石又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同时兼华东军区政委），他在华东地区的影响、分量日益加重。

　　与此同时，饶漱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如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关于《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的电报中就有这样的话：「中央现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待饶、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诸同志到齐共同讨论后，即可发给你们及各地。」

　　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把饶视为可以与之「共同讨论」的中央决策人之一。饶也不负毛泽东重望，在淮海战役中，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的电示，开展了生动有效的战时政治工作。渡江战役前夕，饶和刘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为稳定新上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战事频繁之际，饶打击异己的政治手腕丝毫没有放下。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饶主持了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错误地批判「自己看不中」的山东党政领导人黎玉、林浩犯了所谓土改中的「富农路线」错误，致使二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此外，饶的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倾向也有所发展。后来，他自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平心而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饶漱石虽有诸多不是，但他也的确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是应当公允指出的。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三　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到「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质量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部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趁胜出击，拱倒刘少奇。这时，饶漱石把目标对准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长期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的安子文。自从进入中央组织部后，饶便把安子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这种戒心使二人的关系很快闹僵并发展为激烈争吵。作为中央组织部长，饶在处理和安子文的工作关系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组织纪律性，诚如他自己后来所披露的：「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953年9月－10月，在刘少奇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目无领导、目无组织的错误受到批评，他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当时的检讨显然是为了蒙混过关，应付组织。事实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对党、对同志不老实的地方。当安子文提议让李楚离、龚子荣二人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时，饶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根据饶的意见，刘少奇在审批会议领导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李、龚二人加进去。但是，当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饶反怪安子文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他自己也赞成李、龚二人参加领导小组。同时，他反把事情推到刘少奇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显然，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政治投机。更恶劣的是，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它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理会毛的警告之意。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毅不明所以，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1954年1月中旬，刘少奇主持起草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泽东约请同他一起起草《宪法》的胡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8日，毛泽东又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总之，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一开始是主张宽大处理的。期间，据说毛泽东曾托人告诉饶：「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49之后：饶漱石之死不明不白

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中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过大学，曾经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担任新四军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罪名很大 罪证何在*

中共说，饶漱石与高岗图谋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饶漱石最大的、也是唯一有实质意义的"罪状"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借批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名义打击党的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配合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反党活动。事实究竟如何呢？

饶漱石从1953年2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说，这次会议要对组织工作进行检讨，而且指定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相应的安排。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发言，对组织工作提出一些批评。中共说，张秀山的发言是高岗有预谋地打击刘少奇的措施，而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极为满意"，配合了高岗反刘少奇的反党活动。

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透露，张秀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更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但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坚持要他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议上发言。

饶漱石曾经不想让张秀山发言，但是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只好服从刘少奇的指示，安排张秀山发言。

1953年10月13日，张秀山向毛泽东汇报了准备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也包括对安子文思想方法的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一些观点的批评，涉及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的政策之争。

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对张秀山说，他讲的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在回忆录中写道："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张秀山的回忆显示，让他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安子文、刘少奇和毛泽东，而且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安子文都对他的发言表示赞成。在整个过程中，饶漱石没有任何阴谋动作。

但是高饶案件发生以后，张秀山的发言也成了饶漱石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罪证。饶漱石被迫检讨说："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饶漱石多年追随刘少奇*

实际上，饶漱石和刘少奇有很深的渊源。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直接下属。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32年，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饶漱石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抗战期间，刘少奇任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饶漱石任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对饶漱石一直十分青睐，曾经说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战期间，刘少奇曾经对周恩来说："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亲自为饶漱石说话，确保他当选中央委员。

*顶撞老上级 结怨刘少奇*

但是在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长之后，他和刘少奇有了一些矛盾。根据饶漱石自己的陈述，他在对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安子文当时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安子文一直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饶漱石掌握中组部以后，实际上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实权完全在安子文的手上。他对安子文的不满直接就牵扯到刘少奇，因为他知道刘少奇是安子文的后台。"

饶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检讨中这样说："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

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的亲信，却在进京担任中组部长之后顶撞刘少奇，使已经受到毛泽东和高岗压力的刘少奇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刘少奇有可能据此认为饶漱石忘恩负义，因此在打倒高岗的过程中，决定把饶漱石一并打掉。

刘少奇和饶漱石的关系还牵扯到中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陈毅元帅。1942年，刘少奇被调往中共中央。他让自己的亲信饶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让新四军军长陈毅代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使陈毅这个老资格成了饶漱石的下级。刘少奇后来还专门向陈毅道歉，说自己当年看错了人，让陈毅受委屈了。

当然，这种人事安排一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正由于这种人事安排，饶漱石和陈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争斗。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饶漱石和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发生激烈内斗，并且分别向毛泽东告状。

饶漱石为陈毅罗列了"十大罪状"，其中头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指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陈毅还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使陈毅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受到空前的孤立。

陈饶相争的结果是陈毅败阵。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以参与中共"七大"工作的名义将陈毅调离新四军；饶漱石正式就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毛泽东对陈毅表示，陈饶之争是工作关系的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毛泽东偏袒了饶漱石。从后来"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行来看，毛泽东显然对陈毅当年曾经两度反对自己耿耿于怀。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就是把饶漱石作为控制新四军的一个棋子。他对陈毅是不放心的，他认为陈毅是周恩来系统的人。他是把饶漱石作为一个亲信来制约陈毅。"

*陈毅受毛唆使向饶发难*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搞掉饶漱石，特别找到陈毅，把当年饶漱石告状的情况告诉陈，并且向陈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时不明真相，没敢多说。后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得知毛泽东要打倒饶漱石，陈毅便向毛把多年的苦水倒出来，还特别汇报说，饶漱石对他讲了许多刘少奇的坏话。

毛泽东后来便指定饶漱石的老对头陈毅、谭震林和邓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陈毅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十几年的"罪状"。他还揭发说：

"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

"另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

谭震林在座谈会一开始便鼓动说："老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原来曾经与饶漱石共事的二十几个人对饶漱石"墙倒众人推"，七嘴八舌批判饶漱石。

*寒竹：毛疑新四军 想用饶控制*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饶漱石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山头，也没有什么背景，党内没有人出来为饶漱石说话。而且他在新四军里的角色是很尴尬的。毛泽东对新四军一直不放心，因为它不是自己亲自带出来的部队。

"\'皖南事变\'以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有一个决策，决定把饶漱石扶起来。刘少奇走之后，中共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饶漱石来控制新四军，后来的\'华野\'。所以说华野的干部对饶漱石很反感的，什么谭震林啊，邓子恢啊，这些人都非常反感饶漱石。"

但是这些人说来说去基本上都是说饶漱石个人人品有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例如陈毅后来在上海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饶漱石说过："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饶漱石不止一次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陈毅讥讽地说："不如干脆去作美国人吧！"这种东西与"反党"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饶漱石当时连中共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要说他想篡夺"党政最高权力"，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座谈会的结论只是说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毛泽东对反饶斗争失控*

当时，就像毛泽东还想保护高岗一样，毛泽东也想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职务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也难以控制局面了。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罪名是扬帆在维持治安和镇压敌特工作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和包庇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余人。而批准扬帆实行"以特反特"的就是当年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饶漱石在家中向秘书陈麒章和妻子陆璀发牢骚，说他没有反党，是陈毅要报复他，还责怪陈麒章"充当了陈毅的打手"。陈麒章和陆璀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了这个情况。中共中央将他们的报告散发给党代会代表。代表们纷纷指责饶漱石企图翻案，并且同"扬帆案"联系起来，认为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属于敌我矛盾。

饶漱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泽东，也一直拒绝承认反对刘少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也说：

"高岗根本跟饶漱石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过大连。是毛主席让他去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要他向高岗学习。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只是组织会议上和饶漱石对于刘少奇有意见。是张秀山在那儿发言。高岗根本没有参加组织会议。在中央，跟饶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见，也不能说是反党联盟啊。"

尽管如此，在党代会代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坚持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于是，会议确定存在"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饶漱石被开除党籍。

*潘汉年坦白从严 交待招祸*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5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在参加全国党代会时听毛泽东说"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长陈毅，说自己1943年夏天在进行统战工作期间曾经见过大汉奸汪精卫，当时请示过饶漱石和陈毅，并且得到饶的批准。

陈毅说他记不清这件事了，并且当天将这件事写成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当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和饶漱石都于4月3日被逮捕。4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这次会议确定饶漱石是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首犯。

*刘周陈连手反击 毛泽东败后弃将？*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实际上，\'高饶事件\'，毛泽东是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实际上是败在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手里面。他想动用高岗和饶漱石去扳倒这两个人，但是后来不成功。不成功以后他就不认账了，就撒手了。那么对饶漱石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把他弄死、弄得很严重的。

"饶漱石，他(毛泽东)也说留在党内。要对饶漱石下死手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内的官僚集团。毛泽东是顺水推舟。这群人就是要报复他，就是因为，第一个，陈毅跟他有历史恩怨；第二个，在高饶53年这件事情上，他们觉得饶漱石很猖狂。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连手起来要置饶漱石于死地。"

后来中国公安部项目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在"以特反特"问题上饶漱石没有直接责任，也无法找到饶漱石是内奸的证据。但是由于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已经给这个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层便对专案组施加压力。

一次项目组在汇报时指出，"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陈毅也同意过的方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当场打断汇报人的话说："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后来公安部上层不顾项目组的意见，在饶、潘、扬三个项目组的联合侦讯报告中加上一句话说，饶、潘、扬"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但是直到饶漱石在监狱中度过了10年以后，中国最高法院才于1965年8月30日宣布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并且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准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于9月23日假释出狱，将他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养起来，配上一个服务员和一个厨师，每个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文革"开始以后，饶漱石又于1967年重新被投入监狱。1975年3月2日，饶漱石病死在狱中。

*"反革命集团"中别人已平反*

"文革"以后，扬帆和潘汉年都得到平反，所谓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了。"饶漱石反党集团"中的扬帆和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明都平反了，这个"反党集团"也不存在了。

当年饶漱石是由于"包庇"了潘汉年和扬帆而被定罪的，有心人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饶漱石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有心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不过，由于"高饶反党联盟"尚未翻案，饶漱石至今还是"反革命"。

  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在此，饶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不客气地定性为「野心家」。

　　从「小姚」到「野心家」，是对饶漱石一生浮沈的最精辟概括！

一　从加入共产党到造谣黄花塘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鍾岭乡缴上村委会饶家村小组，早年入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前后，饶漱石主要随中央代表团在赣东北工作。1928年4月，他曾作为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达弋阳、横峰地区，帮助两地建立了隶属于赣东北特委的弋阳、横峰两个县委。之后，他被派到浙江西部地区从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浙江地区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在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饶漱石曾赴英、法、苏等国留学一年左右。1929年初，饶漱石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期间，他一度代理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宏经等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大罢工。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饶漱石领导过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少奇。当时，由于刘少奇年纪轻轻就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这使觊觎这一位置的饶漱石深感不安。于是，他几次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李立三公允地说：「少奇同志宣传上还是很有一套的，让他当宣传部长总合适吧。」不久，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无法「代理」的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饶漱石和刘少奇之间产生隔阂。

　　1930－1931年，饶漱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一年。1932年初，饶漱石出狱后调回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修补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这使饶漱石暗暗切齿，他曾对亲信不满地讲过：「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很显然，饶漱石已经视刘少奇为自己通过「工会道路」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绊脚石。于是，心怀不满的饶漱石多次向当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份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它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作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由上述捕风捉影的「小报告」中可见，饶漱石恶劣的政治质量已经开始进一步发展。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等职，为华北地区的工会工作作出过一定贡献。1935年8月，他被派赴苏联学习，期间曾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6年起，他又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分别参与创办（或主编）《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等工作，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民族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任内，饶漱石遇到的最大考验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但是，饶漱石正式取代项英后仍感不满足。14日，当他得知新四军政委兼东南局书记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却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余部：「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军分会常委，刘又是饶的上级。为此，饶漱石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不满说：「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 「一贯作风正派」的饶漱石又向他打小报告：「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之后，刘少奇就轻敌了，他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等，就是不抓备战。当日寇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陈毅去指挥作战。……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家里藏满了罐头、干鱼、烤香肠之类的东西。听说延安生活极端艰苦，但在我们这里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不仅对同志们没有感情，就是对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总之，刘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饶漱石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指出饶的长处：「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调回中央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临行前，刘少奇特地召集华中局、军分会的几位领导当面交待：「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对此，饶漱石深为不满，对刘少奇的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使这里成为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同年10月16日，饶漱石借整风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并私下以新四军军部名义致电延安，罗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要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史称「黄花塘事件」。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为此，他电示华中局、军分会和饶漱石本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不久，毛泽东调陈毅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藉以调解陈饶之间的矛盾。在延安，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黄花塘事件」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高饶反党联盟」事发后，饶漱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书面检讨中给了陈毅一个交待：

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二　从新四军政委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正式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位居方面，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相提并论。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总兵力约20万人。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饶漱石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当家人。同年春，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饶漱石在伍修权等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调处。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与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驻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本溪代表许光达（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北平代表宋时轮（建国后为上将）、四平代表耿飙（建国后为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建国后为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是属于元帅一级的人物。期间，他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值得称许。不过，期间饶漱石和彭真发生过不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由于对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的彭真处理东北问题有意见，他在从未和彭真面谈过的情况下，多次在其它同志面前谈起。在他和彭真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出对彭的不尊重，甚至向彭发过脾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军区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饶漱石担任政委，和司令员陈毅一道率部御敌。1947年春，山东、华中我军进行了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共同组成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万余人。由山东军区政委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在我党、我军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948年，饶漱石又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同时兼华东军区政委），他在华东地区的影响、分量日益加重。

　　与此同时，饶漱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如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关于《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的电报中就有这样的话：「中央现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待饶、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诸同志到齐共同讨论后，即可发给你们及各地。」

　　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把饶视为可以与之「共同讨论」的中央决策人之一。饶也不负毛泽东重望，在淮海战役中，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的电示，开展了生动有效的战时政治工作。渡江战役前夕，饶和刘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为稳定新上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战事频繁之际，饶打击异己的政治手腕丝毫没有放下。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饶主持了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错误地批判「自己看不中」的山东党政领导人黎玉、林浩犯了所谓土改中的「富农路线」错误，致使二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此外，饶的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倾向也有所发展。后来，他自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平心而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饶漱石虽有诸多不是，但他也的确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是应当公允指出的。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三　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到「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质量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部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趁胜出击，拱倒刘少奇。这时，饶漱石把目标对准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长期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的安子文。自从进入中央组织部后，饶便把安子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这种戒心使二人的关系很快闹僵并发展为激烈争吵。作为中央组织部长，饶在处理和安子文的工作关系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组织纪律性，诚如他自己后来所披露的：「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953年9月－10月，在刘少奇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目无领导、目无组织的错误受到批评，他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当时的检讨显然是为了蒙混过关，应付组织。事实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对党、对同志不老实的地方。当安子文提议让李楚离、龚子荣二人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时，饶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根据饶的意见，刘少奇在审批会议领导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李、龚二人加进去。但是，当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饶反怪安子文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他自己也赞成李、龚二人参加领导小组。同时，他反把事情推到刘少奇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显然，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政治投机。更恶劣的是，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它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理会毛的警告之意。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毅不明所以，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1954年1月中旬，刘少奇主持起草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泽东约请同他一起起草《宪法》的胡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8日，毛泽东又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总之，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一开始是主张宽大处理的。期间，据说毛泽东曾托人告诉饶：「闭门思过，不作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