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王充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衡·自纪》)。所谓明言、露文，即指通俗。王充又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同上)这是对通俗的形象比喻。

　　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文人都推崇通俗。锺嵘在《诗品序》中，极力反对用典。他说：“恩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佳句，“皆由直寻”，非常通俗，而不是出自经史的。白居易则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东坡赞之为“白俗”，王安石誊之为“白俚”，明代的高棅(音柄)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

　　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怄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并非脱口而出，而是千锤百炼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为容易却艰辛。”这就道破了通俗的秘密。

　　俗有通俗与庸俗之分。乎易浅显是指通俗，俗不可耐是指庸俗。通俗是风格的品种，庸俗是语言的垃圾。历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深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刘禹锡的《竹枝词》吸取、融会了沅湘民歌的精华，可谓通俗中的佳品。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就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通俗是喜爱朴素的。唐代李绅的诗《古风二首》，在通俗而又朴素之中，道出了生活的哲理。“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何其通俗！又何其朴素！

　　但通俗又不等于朴素。例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就于通俗中见绮丽。

　　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有雅有俗。黄庭坚就很强调“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文章辨体序说》)。

　　俗是下里巴人，雅是阳春白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下里巴人也可变为阳春白雪，因而这就存在着一个化俗为雅的问题。比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这种俗，要变化为美，且具有无可名状的魅力。它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净化、提升。这种俗，就达到了化的境界，而入大雅之堂了。

　　雅，也是不能排斥俗的。单纯的雅，往往古奥、枯涩、壅滞，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没有俗的形状，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因为它已非纯粹的雅，而是含俗之雅，这就高于原来的雅；它也不是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原来的俗。因此，也就能获得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

　　古奥庄重，雍容雅致，谓之典雅。唯其古奥庄重，故情感的表现必求合乎法度规距；唯其雍容雅致，故兴味的寄托必求合乎高尚的标准。

　　刘勰把风格分为八种，并将典雅置于首位，足见其重要性。“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里，显示出刘勰尊经崇儒的观点。郑玄《〈周礼〉注》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把典雅解释为“义归正直，辞取雅训。”(《文心雕尤札记》)

　　古奥与新巧相悖，庄重与洒脱相违，雍容与峻切相左，雅致与通俗相反。在典雅中，没有靡辞艳句，也无俚谚村语。所以，朱熹说：“古今体制，雅俗乡背”，因而须“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祛除俗气，始可言雅。(《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四)

　　典雅是文静的。它爱古色古香，而不随俗沉浮，在典雅这面古铜镜中，经常显现出端庄高雅的非凡的仪态。南宋文学家方回举《离骚》为例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古也”，“奏九歌而舞韶兮一一雅也”(《桐江续集》卷三十，《离骚胡澹庵一说》)。所以，《离骚》不仅是豪放的，瓌诡的，而且是古奥的、雅致的。《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个豁达随时、罕言寡语的闺阁淑女，她的“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题凝晖钟瑞》)“淡极始之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咏白海棠》)何其典雅，同林黛玉的“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咏白海棠》)的孤傲清高相比，何其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