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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www./about.php?cairn_guest=" style=display:“我写作更好”---诺贝尔文学奖发奖侧记_蔡鸿君-德国_新浪博客
“我写作更好”---诺贝尔文学奖发奖侧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四点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本年度诺贝尔奖发奖仪式正式开始，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六位获奖者在两位美丽少女的引导下登上舞台，并在左侧前排就座。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王后西尔维亚和莉莲公主坐在右侧，正中是讲台。诺贝尔基金会主席Bengt
Samuelsson&首先致词，他对充满发明和发现的二十世纪作了简短的回顾，这个世纪产生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也出现了盘尼西林、晶体管收音机、基因技术、互联网等新的技术，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创造都和诺贝尔奖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依次颁发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在颁发每一项奖之前，乐队都要演奏一段乐曲。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整个颁奖仪式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瑞典科学院秘书长Horace
Engdahl先生宣读颁奖词之前和瑞典国王颁奖之后，瑞典著名女高音Malena
Ernman分别演唱了《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优美动听的咏叹调。在发奖仪式上，国王颁发的只是诺贝尔奖章和获奖证书。奖金支票将在星期天由诺贝尔基金会发给每位获奖者。
瑞典科学院秘书长Horace
Engdahl先生在为格拉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铁皮鼓》的发表标志着二十世纪德语长篇小说的再生……君特·格拉斯的贡献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象《铁皮鼓》这样的会说话的狂欢节，而且还包括他不是沉浸在重复这种成就的生活之中这一事实。他总是一再地将那些公认的批评家们的标准抛在了身后，自己却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之中转向了新的计划……”在历数了格拉斯几乎全部重要作品之后，Engdahl先生改用纯正流利的德语面对格拉斯（这时格拉斯起立）说道：“君特·格拉斯！您对平衡匀称的感受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您的前一部作品叫《我的世纪》，您获得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个书名非常适当。在您的这支过去的一百年的骑兵队伍里，除了别的之外，您让他们的惊人的能力做了一些尝试，模仿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都已经被各种希望所迷惑，这些希望曾经产生了政治和技术，这些希望已经愚昧无知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象一些伟大的观点曾经流传甚广。漫不经心的核心是狂热。我把《我的世纪》作为是对狂热的批评和对狂热的对立面——回忆的崇尚来阅读。您的风格——借助各种不同声音的重复、准确的表达和重叠——表明，我们不应该在处理过去和未来这类事情上匆忙行事。您也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们愿意很快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住这么久。我想向您表示瑞典科学院的祝贺，现在请您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手上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十日晚上，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色大厅”里举行了盛大宴会。这里可以容纳1270位客人，按照惯例，除了收到邀请的客人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事先申请要求参加，因为报名人数太多，所以无论身份高低，一律通过抽签决定，而且规定前一年的参加者将不予考虑。中签的幸运者需要每人自付1700瑞典克朗（约合200美元）。每年的宴会菜单将作为市政厅地下餐厅的保留菜单，在下一年度为每一位要求品尝的客人如法炮制。今年的所有获奖者都和瑞典国王和王后坐在中间的主宾席上，获物理学奖的两位荷兰人Gerardus
Hooft和Martinus
Veltman及其夫人们荣幸地坐在国王和王后的旁边。格拉斯坐在王后的对面，他的右边是国王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公主，左边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G&nter
Blobel的夫人。每一位获奖者可以在宴会上发表不超过两分钟的讲话，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A. Mundell唱起了Frank Sinata的“I did it my
way”，并鼓动大家一起唱，最后他向全体客人发出邀请：参加48小时之后在“蓝色大厅”举行的他的儿子的婚礼。物理奖获得者Veltman在讲话中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世界的科学家拼命追逐诺贝尔奖的虚荣心进行了嘲讽，诮皮幽默，引起在场的人无不开怀大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严肃庄重的格拉斯，他感谢德国战后文学团体“47社”的创始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宽容、友情和随时准备倾听他人意见。”他提到，1964年，“47社”曾在瑞典的西格图纳聚会，当时人们对他新写的剧本《平民试验起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个爱好捡蘑菇的作家说：“我在西格图纳也捡到了蘑菇，而且是很好的蘑菇。”
在十日的发奖仪式上，格拉斯平生头一回穿上了黑色的燕尾服。九月三十日，在第一批贺电中，他的朋友，汉堡的塔丽亚剧院经理J&rgen
Flimm就主动表示愿意为格拉斯度身量制一套燕尾服。按照诺贝尔奖发奖惯例，获奖者必须在发奖仪式和晚宴上穿黑色的燕尾服。格拉斯平时穿着随意，大多数时候是穿毛衣或夹克，比较正规的场合就穿一件西服上衣，很少系领带，烟斗几乎一直不离手。身穿燕尾服的格拉斯，虽然显得有些拘谨，但也风度翩翩。他还告诉记者，为了防滑，他还请人事先就将光滑的鞋底做毛。
宴会之后又举行了舞会，乐队刚奏起乐曲，格拉斯就拉着身穿灰蓝色长裙的妻子乌特翩翩起舞，接着又和当演员的小女儿海伦妮跳了一曲探戈，博得在场者的一片掌声。当有人问起格拉斯的“舞艺”时，他说，“我个头矮小，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位女士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她们更喜欢那些个子高的活泼的男人。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这样我才有机会跳舞。熟能生巧！”格拉斯表示，他很希望能和也是德国人的西尔维亚王后跳一次舞，但是未能如愿，因为按照瑞典皇家礼仪，王后不得公开与平民共舞，即使对方是尊贵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得例外。
随同格拉斯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除了他的夫人乌特之外，还有他的妹妹、七个子女、八个（外）孙子和孙女以及他的出版人斯戴德先生。席间，他的两个孙女来到西尔维亚王后的身边，用德语和她交谈，问她明天做些什么，王后回答说：“我还不知道。”格拉斯的一个孙女说：“我们明天去跳蚤市场，您也一块儿去吧……”九岁的孙女罗莎娜跑到主宾席，颇有大人风度地同克里斯蒂娜公主和爷爷交谈起来，记者们及时抓拍到了这一独特景致。据报道，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Blobel带的随行人员最多，共有41位。获得化学奖的埃及人Ahmed
H. Zewail在他的祖国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其中包括为他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
二十多年来，格拉斯一直排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上。他在得知获奖后诙谐地说：总在候选人名单上排队，使他一直保持年轻，“现在，老年真正开始，而且不可抗拒”。但是，他在72岁生日的晚会上又曾表示，他将继续写作。80岁之前不言退休。
“诺贝尔周”
按照惯例，发奖的这一周被称为“诺贝尔周”，有关单位为每一位获奖者安排了一系列活动。格拉斯于星期一（12月6日）抵达斯德哥尔摩这座被誉为“冬天的童话城市”，下午两点一刻，在阿尔兰多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拜访了国王和王后，会见了瑞典文化部部长，与其他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见面和进餐，拜访了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他还参观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德语学校，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以上不是以德语为母语的，但是他们说着流利的德语，围着老作家要求握手和签名。12月7日晚上，格拉斯在瑞典科学院发表了题为《待续》的长篇演讲。8日晚上，斯德哥尔摩大学可以容纳13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格拉斯朗读了他的作品，然后回答大学生们的提问。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当政治家，格拉斯幽默地说：“因为我写作更好。”对于德国的统一，他认为“这不是统一，而是吞并”，“现实情况甚至远远超过了我的最糟糕的担心。”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另外，他还参加了歌德学院的活动，几十年来，格拉斯曾经多次作为这个专门传播德国语言文化的机构的客人到世界各地访问。瑞典各界普遍认为格拉斯是合适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最大的报纸《Aftonblabet》为格拉斯几乎发了一个整版，他的长篇小说《比目鱼》被称为是“本世纪最佳妇女小说”。《我的世纪》瑞典文本已在十月出版，在仅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瑞典已经售出了一万六千册，目前这本书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均排在文学类畅销书榜第一位或第二位，德文版的销售量已经超过四十万册。
当之无愧，但是……
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没有任何其他德语作家更为合适，这是国内外的普遍反映（参见《文艺报》1999年11月16日拙文），但是在德国文学界也始终不乏弦外之音。
一些评论就瑞典科学院秘书长Horace
Engdahl先生公布获奖人时主要提到《铁皮鼓》做文章，认定诺贝尔文学奖只是授予这部四十年前发表的处女作，言外之意就是这位老作家并未立新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写出其他有价值的作品。事实上，自《在特尔格特的聚会》（1979）之后，格拉斯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德国文学评论界的批评。《法兰克福总汇报》文艺版主笔Frank
Schirrmacher甚至写道：“或许还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写过一本比格拉斯的《母老鼠》更糟糕的书。”几年前因为《辽阔的田野》事件，格拉斯和赖希-拉尼斯基断绝了往来，作为德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斯基虽然在得知获奖消息后立刻对记者说：“这个消息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如果今天要将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一位德语作家的话，那就是格拉斯。我们祝贺格拉斯，并且希望这项崇高的褒奖将激励他创造新的成就。”但是，他话锋一转，接着又说：“即使这个奖对格拉斯是合适的，我们也不应该隐瞒，他主要是以早期的作品和一些中期的作品获得该奖的。他的前几本书让我和更多的人失望。”其实，赖希-拉尼斯基当初也并不认为《铁皮鼓》是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他曾经写道：这个人三十二岁的作家“还根本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侏儒的想法虽然“不错”，但是“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从这个想法里面变出一些什么。”他还把《母老鼠》（1986）称为是一本“灾难性的书”，后来在《明镜周刊》的封面上，他甚至把《辽阔的原野》撕成两半，说它是“不成功的”，“失败之作”，这本书被指责为是一本反对德国统一的作品。
还有不少人批评格拉斯的政治味道太浓，《柏林晨报》记者注意到格拉斯领奖时穿的新皮鞋，借题发挥：“格拉斯专门让人将新的漆皮皮鞋光滑的鞋底做毛，不仅是可以在光洁的镶木地板上跳舞，他总是喜欢以不舒服的姿势在政治问题中插嘴。但是，一种批评的态度需要一个稳定的位置，即使是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手中接过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人。”
另外，有一些评论也重提格拉斯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1959年，布来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这部小说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予的布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1965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在德国语言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
格拉斯本人对评论界这种认定他在《铁皮鼓》之后无佳作的论点极为反感，并斥之为“一派胡言”，他还引用了歌德的例子：当年，浪漫派作家曾批评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然而，晚年的歌德才更加纯熟，现在这一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格拉斯本人认为《母老鼠》是他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他在斯德哥尔摩讲演时首尾两次提到《母老鼠》，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它（母老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还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奖励德国文学：“如果在这里升起国旗，我会感到毛骨悚然的。”诺贝尔基金会主席Bengt
Samuelsson在颁奖仪式上也强调指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国籍在确定获奖者时不起任何作用。
对于德国文学评论界的批评指责，格拉斯不仅在讲演中而且在几次答记者问时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回击。他说：“我来自这个焚书的国家。我们知道，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毁灭一本遭到憎恨的书的乐趣，仍然或者重新受到时代精神的欢迎，有时也找到了适合上电视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找到了观众。”“可惜德国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自施莱格尔开始，就有这种资格，即文学批评可以算作是一种艺术。在盎格鲁撒克逊，最伟大的批评家也不会不屑于向他的读者介绍一本书的内容梗概。在德国，评论总是挤到了原作的前面。作者仅仅被利用来使评论家们进入角色。然后，这一直通到那个冒充四重奏的人，对他，我不得不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本书……”后面这段话无疑是针对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文学四重奏”节目的赖希-拉尼斯基。
本文发表在《文艺报》日&#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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