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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典范”，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始终是少数富人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游戏”。美国的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金钱在选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竞选连任，花费达7789万美元；新泽西州两任候选人竞选费用达7500万美元等。由此可见
①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②民主总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③被统治阶级不享有任何权利 ④统治阶级内部，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题型：单选题难度：中档来源：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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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典范”，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始终是少数富人..”主要考查你对&&美国的两党制&&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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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两党制
&误区提示：
认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党也是国会中的多数党”。美国竞选包括总统竞选和国会竞选。总统竞选的成败决定能否获得执政地位，但国会竞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国会中各政党席位的多少直接影响本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党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并不意味着在国会选举中成为少数党，在野党仍然可以通过其在国会中的势力对政府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透析美国的两党制：
联邦制、两党制、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两党制：1847年美国著名画家汤姆斯·纳斯特绘制的一幅象与驴压跷跷板游戏的漫画，“象”代表共和党，“驴”代表民主党。这幅漫画的寓意是美国由两个政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看了这幅画，不但没反对，相反还赞赏。他们解释说，大象稳重，毛驴倔强。从此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徽便分别为象和驴。每逢大选之年，两党的支持者也常常举着“象”、“驴”的标牌来进行竞选宣传，“象驴之争”便由此而来。美国是总统制国家，两党制主要表现在总统选举上，竞选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失败者为在野党。 　　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它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形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立。美国总统制下的两党制的特点： 　(1)两党制主要表现在总统竞选上A：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掌握行政实权。B：两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与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地位无关。(2)美国的两党制组织结构松散，没有严格的投票纪律。
美国选举人票：美国总统由全国选民投票选举，但并非选民直选产生，而是实行选举人团制。选民投票产生的是代表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人。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举人票（至少270张）即可获胜。& 　　美国各州拥有的选举人票数量同该州在国会参、众议院人数相等。哥伦比亚特区虽没有参、众议员，但仍拥有3张选举人票。& 　　除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按得票率分配选举人票外，其余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胜者全得”制度，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该州获选民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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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输出的困境
——以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实践为例
日 15:47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作者：刘卫东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民主输出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美国此举主要受到实际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趋使。但在现实中一些成功实践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挫折和失败。对于自视为后院的海地，美国多年来在此推广民主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民主不仅未能在海地真正扎根，而且逐步蜕变成一个空壳，美国的现实利益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侵蚀。本文主要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出发，研究海地民主化过程中国内政局和社会演变对美国利益构成的负面影响，并初步探讨美国民主输出的初衷与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矛盾，借以说明美国民主输出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关 键 词：美国外交，民主输出，海地， 困境　　日本学者猪口孝曾说过：“民主是一个神圣而又含混的字眼，我们所有人都热爱它”[①]。即使独裁者也喜欢把民主挂在嘴边，于是推广民主、试图让这种普世的价值观统治全球的冲动，自然会成为一些国家国际行为的醒目特征。美国无疑是引领民主输出大潮的先行者和主力军，从古到今把输出民主作为一项专门使命来承担的只有美国，而且这已逐渐成为其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杰斐逊的“民主理想”、威尔逊的“14点计划”、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二战后美国为对付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出的一系列“主义”，都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这种价值取向和行为理念，冷战结束后福山预言将出现一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模式”而导致的“历史的终结”更将它推向极至。克林顿政府进一步将“推进民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之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认为“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②]。小布什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不谈任何具体问题，而是反复使用了几十个“民主”和“自由”之类的词汇来宣扬自己的外交政策构想。这充分反映出民主输出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考虑很多，其中确有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因素，但更多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实际利益。然而，民主的输出是否真能如其所愿那样有利？或者至少不利因素都能在其预料和控制能力之内？现实似乎并未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主动或被迫接受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尽管其政治体制经过选举的洗礼，符合民主运作的程序，却又出现许多侵犯人权、国家动乱、经济衰退的现象；而美国的利益和声誉也不仅在民主输入国内部，同时也在国际上以及美国国内遭受着意想不到的考验，有些还留下难以预料的长远隐患。本文拟以海地的民主实践为例，探讨美国在此输出民主遭遇的困境。　　一、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努力　　独立于1804年的海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现行宪法规定海地是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三权分立是其政体模式；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可直接选举总统和立法机构成员；行政权由总统、总理和两院制议会分享。但海地多年来一直被独裁政府控制，政治生活充满暴力，虚假选举屡见不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世界”，至今仍未摆脱战乱和贫困导致的危机。这里距美国不到1000公里，处在美国与中南美洲联系的要道上。地理位置决定了海地和美国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即使在尚未成为世界大国之时，美国也早已把海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曾占领海地19年之久，直到独立浪潮席卷全球的二战后，美国对海地仍保持着实际上的控制，同时不断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其进行着民主改造。在此依几个有代表性的政治阶段来考察海地二战后的民主化进程。　　（一）从独裁到民主　　1956年亲美独裁者马格卢瓦尔在人民罢工中被迫下台，此后军人集团群起角逐，9个月内更换了6届政府。1957 年杜瓦利埃上台，1964年又经“公民投票”成为终身总统。1971年 4月杜瓦利埃病亡，暂由其遗孀代为执政。杜氏统治期间600万人口的海地有10多万人遭到迫害，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迫使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派遣美驻联大代表到海地敦促其改善民权。1980年小杜瓦利埃正式继位，1985年他又以“99.98%的赞成票”成为终身总统，但次年在抗议浪潮和总罢工的威胁下美国敦促小杜提前下台，并提供军用运输机助其出逃，海地随即建立军政府。　　1987年 3月，海地全民公投决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但军政府攻击选民的暴力活动导致选举失败。在美国的压力下军政府重开选举，但新当选总统上台不足半年即在军方威胁下出逃。随后军方首脑轮番执政，直到1990年最高法院法官被指定为临时总统，宪法才得到完全恢复。为表示赞赏当时的美副总统奎尔访问了海地，并要求举行新的大选。1990年底，代表贫民利益的阿里斯蒂德击败美国支持的马克·贝森，成为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　　（二）民主受挫到恢复　　海地的选举结果出乎美国预料。鉴于阿激进的排外立场，美国对其耿耿于怀。1991年9月，海地军方再度以“结束独裁、恢复民主”为由发动政变，阿里斯蒂德被迫流亡美国。据称华盛顿并未试图阻止这次政变，随后还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提供了心照不宣的支持，发动政变的叛军首领也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赞助。[③]政变发生后，美国虽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和美洲国家组织对海地实行的制裁，但基本保持低调。　　克林顿上台后把推进海地民主上升到新的高度。但阿里斯蒂德始终拒绝美国要其与海地温和派合作的建议，不仅谴责美国政府没能实现护送他回国复位的诺言，还批评美国拦截海地难民船是建立“海上柏林墙”，同时利用以前从美得到的资助游说美国会批准出兵海地。面对国会的压力、军政府的顽固和难民潮的威胁，克林顿政府终于决定出兵，海地军方被迫交权下台。阿里斯蒂德由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陪同返回太子港。　　美国一直将海地民主政权的恢复视为其外交政策的胜利，不仅提议免除海地部分国际债务，还首次在海外出资雇用保安公司保护阿的安全。但阿随后与美在加快私有化进程、迅速解散军队、归还军政府档案材料方面出现新的矛盾并演化成争端，海美关系再度恶化。　　（三）民主的延续和中断　　海地新大选如期举行，由于美国预先的强硬警告，阿决定暂离政坛，将政权移交给大选中获胜的同党密友普雷瓦尔。这是海地历史上首次实现政权和平过渡，阿为此获得多项国际勋章。普雷瓦尔上台后努力改善海美关系，但其在美国压力下进行的各项改革并不成功，海地脆弱的轻工业和农业都受到抑制，私有化更导致中产阶级破产，民怨威胁到国内稳定。1997年后海地总理职位空缺近两年，议会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日期也一再推迟。重开选举后反对派随即断言存在舞弊现象并宣布抵制选举，国际观察团也要求部分重选，但海地官员以浪费资金为由强烈反对，获胜者向临时选举委员会施压迫其迅速公布选举结果，导致该机构主席出逃。议会选举尚无定论，阿里斯蒂德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宣布获胜，反对派的抗议引发国内动乱。当时正参加大选的布什虽明确对阿表示失望，但因担心出兵导致的难民潮会影响关键的佛州选票，所以否认美国对此有任何责任，美随后也仅加强了对使馆的保护。　　（四）民主在动荡中徘徊　　阿里斯蒂德再任后的三年中，海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坚持要求阿提前下台的反对派逐渐得到下层民众支持，反政府武装不断壮大，美国政策也出现微妙变化。国务卿鲍威尔虽明确表示美“拒绝民选总统被武力赶下台的主张”，但白宫发言人随后又对阿是否适合继续任职提出强烈质疑，敦促他对海地的政治危机承担责任。美国的表态直接促成了阿的离职及流亡海外。随后美法迫使海地最高法院院长出任临时总统，旅居美国的一名前政府官员也被推举为该国临时总理。但各派别间的武装冲突并未因此停歇，国际维和部队承担着维护治安的沉重压力。之后各种原因导致新的选举四度被推迟，迫使美国国务卿赖斯再度赶到海地承诺援助及施压。直到2006年2月，新的民选政府才在混乱中产生。　　二、美国在输出民主中遭遇的困境　　美国对于输出民主的热忱可以在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的评述中找到答案：“我们必须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因为民主阵营越壮大，我们便越繁荣越安全。我们知道民主国家向美国或其他国家宣战的可能性较小，他们通常不会侵犯自己人民的权力，他们是比较可靠的贸易伙伴。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都是我们潜在的盟友，会与我们一起去迎接时代的挑战，如遏制种族和宗教冲突，削弱核威胁，与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做斗争，克服环境的恶化。”[④]显然，美国相信民主国家的存在和扩展有利于美国的局部和总体利益。海地近年来民主实践走过的每一步都受到美国的极大关注，但对于美国在此推广民主的努力，无论从施加者、接受者还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都不能算是一场成功的试验。即使单纯站在美国的位置上考察，输出民主的初衷与其带来的结果之间也产生了许多事先未曾预料或者原本不愿正视的矛盾，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对美国的自身利益造成了损害。　　（一）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相冲突的代价　　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利益主导，采用双重标准，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基辛格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⑤]这就造成美国的民主输出在道德使命和现实利益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当其民族意识形态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结果几乎肯定是舍弃独立的民主政府而支持亲美的独裁政权。亨廷顿早已看到，“民主需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⑥]于是道德屈从于利益，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努力也始终摆脱不了利益需求对其的主导，依重要性的排序总是利益大于民主程序大于民主结果。在阿里斯蒂德上台以前，所有的当权者都不是真正由民选产生，而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也总是依其对美亲疏和执政能力来定，谁在执政显然比其当选方式更重要。阿里斯蒂德虽为民选首脑，但历届美国政府（主要是行政部门）均不满于其不合作的表现，而对通过政变夺权的军政府态度就比较微妙。美国对民选政府的光鲜形象和军政府的顺从合作同时寄予厚望，期待兼得两者的有利面而抛弃其弊端，这显然已超出两者各自本性的限制。于是在现实中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军政府来说，美国都表现为一个善变者，不断为其不变的利益需求而改变政策。国家追求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因美国把推广民主上升到尽人皆知的战略高度，如此的善变和前后不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美国输出民主理念中的真诚成分，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道德信用，容易丧失国际舆论的支持，使得美国相关举动的动机受到怀疑和抵制，并加大了具体操作时的困难，还时常因此在国内给在野党制造挑衅的借口。如克林顿时期部分美国议员就因他未能派兵护送海地民选总统回国而在白宫前示威，阿里斯蒂德被迫流亡时有人抨击称“阿里斯蒂德最好下台”的布什政府跟那些政变者没啥两样， [⑦]而赖斯不久前刚刚宣布减少对拉美援助的计划也马上遭到民主党议员的反对。[⑧]　　（二）强加民主带来的违愿回应　　美国的民主输出主要采用非民主手段，这已得到某些人的理论支持：“历史表明民主常常是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来建立的。在美国外交史上这一点尤其颠扑不破：它常常卷入通过武力来促进民主的努力。”[⑨]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民主输出的鼓吹者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奉为圭皋，但这一理论并未给民主国家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提供任何道义上的合法依据，恰恰相反，他为实现“永久和平”所预设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干涉行为无疑都会对“不依附于任何别人的民族权利”构成侵犯，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⑩]海地尽管军力微不足道，但美国历史上出兵海地一直受到多方抵制，而为了恢复民主一再采取的制裁禁运措施则极大地抑制了海地弱小的工业能力，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迫使海地接受的市场法则更从根本上破坏了海地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私有化导致中产阶级大量破产，造成维护民主政治必须的社会经济基础长期缺失。当外来力量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模式时，改变的只是领导群体和决策机制，而不会迅速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使用非民主手段推进民主时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仅导致美国对海地社会转变的预期难以实现，而且还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侵害。武力输出民主可以推翻独裁政权，却难以换回民众对自认为代表民主力量的侵略者的拥戴；经济制裁可以制约军政府的统治能力，但反会使受害最重的基层百姓将不满转向干涉者；自由市场模式强加给落后地区带来的却是经济崩溃，反会加重民主输出者在当地的负担。由此可见，美国强制对方接受美式民主可能因此带来事先未曾设想的诸多风险，使当地的政权形式、社会气氛、投资环境、民心背向等都向不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化。　　（三）“空壳”民主导致投入低效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后，大量国家接受了美式民主，但所谓“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并不能掩饰其质量上的恶化，甚至有许多又重新陷入比转型前更加混乱动荡的状态中。人们对于“国家民主被逐步空洞化，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外壳”[(11)]的担心在现实中不断得到证实，海地算是一个显例。这里该有的民主要素一样不缺，但200年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几乎全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作用从未得到有效发挥。尽管海地的总统几乎都是选举产生，当选者的得票率动辄达到99%以上，但在“民主”的海地人们看到的，却是军人或当权者仍保有不受政治监督的特权，反对党的竞争空间受到压制，司法无法独立运作，选举中的暴力活动成为常态，公民在名义上的自由参政过程中常被迫在威胁下放弃权利。《外交》杂志主编扎卡里亚便批判西方强权长期以来的民主输出政策是造成这些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元凶，因为这些国家虽已实行民主，却不能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若没有自由宪政背景，在一个分裂社会里民主的引进事实上煽起了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甚至战争”。[(12)]美国对国际关系的一个固定看法是，富裕的邻居是最好的邻居[(13)]。为减少海地难民的冲击，美国希望通过输出民主来改善海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努力，一些举动也不能不说更多包含非利益因素的考虑（如1977年美特使到海地商谈改善人权问题），但在海地的民主实际上已蜕变为政客为获得合法性标贴而可随意操控的工具的局面下，公民不仅缺乏真正的民主权利，甚至连最起码的安全需求都难以得到保证。美国应对海地社会混乱的主要措施就是不断进行选举，但实践证明，这不仅易于成为新动乱的引子，还在无形中使美国的投入无果而终。美国为此划拨的资金，为应付选举乱局对当地美国人的威胁而派出的军队，为维护民选总统的地位而对在野势力的软硬兼施，为改善当地生存环境而进行的投资，往往无果而终。作为最大的出资国，仅在年间，美国就向海地投资9亿美元，但世行的评估报告认为，整个九十年代对海地的国际经援是失败的，对改善人文环境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14)]为推广民主而不断的投入并未减少战乱和贫穷，随之也对美国在海地的人员安全、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构成威胁和损害，不仅未能解决多年一直困扰美国的海地难民涌入、毒品渗透、走私猖獗等问题，还因投入缺少回报而在美国国内引发对政府政策的争论，并导致美国公众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近来的一次民调显示，49%的受访者表示，在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有“太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担忧或不满”。[(15)]　　（四）民选和独裁政府对美政策的不定难题　　民选政府是否就比独裁政府更易相处？不管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这都难以断言，因为独裁政府与民选政府一样可提供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条件：它更有资本用强力保护美国在当地享有的排他性经济利益，其政权的维持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也更容易尊奉美国的意志，美国的反共意图往往也更容易在它们那里得到共鸣。它们对内可能残暴，对霸权国却可能恭顺。格特夫认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始终是保护和加强具有共同经济和战略利益以及宣称遵循共同价值观的政权，而这类政权自然是独裁主义。”[(16)]这种倾向在海地的表现就非常典型。阿里斯蒂德以前的海地专制政权多数都和美国友好，美国的意图可以得到更多的体现。但阿里斯蒂德以民选总统自居，上台之初就表示要把美国势力阻挡在海滩以外；流亡期间又一直对克林顿政府大肆指责，回国复位后为顺应民意曾拒绝与国际组织进行经济改革谈判，被逼退位后又声称要起诉美国政府绑架海地民选总统的行为。因他是民选总统，美国各届政府对他的强硬言论也不好直接发作，落难后要允许他避难，对他借助美国民主政治干扰克林顿政府的决策也无可奈何。阿里斯蒂德的做法并非其个性使然，而是民选总统的合法性赋予他的条件和底气，换了别人，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会让已习惯于作为主宰者的美国感到难以相处。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前总统普雷瓦尔曾在选前承诺，一旦当选，他将邀请迫于美国压力流亡南非的挚友阿里斯蒂德返国，这无疑又会给美海关系增添新的变数。可见接受了美式民主国家的政客能够给美国政府决策造成的压力已清晰可辩，它可能会因时因事而不同，但美国政府显然已难以摆脱其影响，只得被迫将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作为必要的成本，投入到输出民主行动带来的消耗中。　　三、民主输出初衷与结果的矛盾　　斯普拉特当年考察威尔逊政府的拉美政策后曾说，“美国的干涉都没有促进威尔逊声称的民主理想事业”，它“虽然带来秩序，但不是民主，颇具讽刺的是，由通过民主愿望所产生的政策反而加强了外国人控制的独裁主义统治。”[(17)]维亚尔达也指出，美国输出民主的行为，“加剧了拉美政治的频繁动荡，导致美国目前在中美洲和其他国家面临着的各种混乱局面。”[(18)]更有人相信，美国传播的民主已“象征着伪善，民主只被那些能够提供它的人所享受，……对世界贫穷地区来说，它只是剩余价值的盘剥者、殖民主义的强加者、本地精英的收买者和世界混乱的制造者。”[(19)]亨廷顿也同样认为，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惟一最危险的因素。”[(20)]　　除了这些对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的负面效应，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观察，民主输出政策同时也可能给美国自身各种利益带来更多更复杂的消极影响：首先，一些国家接受美式民主之后面临的种种难题必然会使世人对美式民主的效力产生质疑，同时价值观念受利益主导造成的自相矛盾、民主输出常常使用非民主手段引起的道义悖论、国际指责和盟友背离，以及成为独裁政权人质的弱国公民的怨恨和仇视等可能破坏美国的软实力；其次，关注价值观念忽略现实利益、因使用武力输出民主而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责难以及随之而起的对国内民主的压制可能破坏当权者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经济制裁惩罚对方的同时也会使美国进出口受损、战争拨款可能带来更多预算赤字、武装侵略会遭到抵抗，或伤亡惨重、或陷入泥潭，原政府被推翻后可能出现的长期混乱局面会威胁美国在当地的投资市场和国民安全，最终可能耗费巨资却一事无成，美国对正常国际秩序的侵害给他国以口实，减少了美国自由主宰国际事务的空间，这些都可能破坏美国的硬实力；再次，新的民主政府可能比原来的独裁者更难相处，更消极地对待美国利益，以及民主国家增多可能表现出的一种外溢效应，使世界政治总体趋向民主化，导致美国行使霸权的空间更小，这些都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潜在的长期损害。仅在海地就可以看到，接受了美式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难以削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传统，难以维持对美国投资和移民生存都至关重要的稳定环境，难以迅速提供成熟的市场以及符合西方规范的经济运行模式，难以保证当地人民的选择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难以维持亲美政权的存在，难以满足美国对于解决难民毒品走私等现实问题的既定设想。　　所有这些结果可能只出现部分，或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但在当前条件下它们无法全部避免，而且明显都与输出者的初衷相悖，在此美国的利益并未随着民主输出的进行而得到有效扩展。美式民主包含普世性的因子，却不是普世的标准，美国对德日输出民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美式民主本身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克林顿总结过的，美国自二战后花费巨资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几乎都毫无见效[21]。这并不否认民主扩展对世界大同和人民幸福的根本益处，但就人为输出民主来说，这一工程非常复杂，有其内在规律，根据理想的预期迫使历史按照某种特定民主形式的方向发展，很可能会得到比需要的成果更多的不想要的糟粕。今天伊拉克的局面就给美国政府的民主输出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在很多方面应验了前文提及的那些可能。显然，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比草拟一部宪法和拥有一个单独的选举更多的东西[22]。托克维尔早就警告：我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23]。睿智的凯南也曾指出，美国不应充当别人的教师，“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24]。甚至美国民众中的多数，也已不认为民主能让世界成为更安全的地方。他们对于政府对非民主国家动武、在外交上施压、给予经济制裁或是支持其持不同政见者的举动都没有积极反响。[25]对美国而言，输出民主不一定能够满足其利益需求；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输入民主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化；而对世界而言，美式民主的推广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大同。这些困境，是民主的输出者自身需要耐心对待的问题。&&& 注释：　　[①]猪口孝等：《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97页。　　[②] 彭谦、杨明杰、徐德任，《中国为什么说不》，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③]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6.　　[④] G. John Ikenberry, “缘何要输出民主？”《交流》1999年3期，第63页。　　[⑤]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⑥]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⑦] 反政府武装为何一夜得手？揭开海地政局突变迷局　　/news/international/zhuanti/haiti/review/.htm　　[⑧] 美国政府减少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援助，/lamei_kx/926.htm　　[⑨] Laurence Whitehead，"The Imposition of Democracy"， in Abraham F.Lowenthal，ed.，Baltimore, “Exporting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356.　　[⑩] 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1页。　　[(11)] 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 载《民主与民主化》, 刘军宁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8-409页。　　[(12)] 扎卡里亚：“非自由民主的崛起”，《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0期，第34页。　　[(13)] G. John Ikenberry, “缘何要输出民主？”《交流》1999年3期，第64页。　　[(14)] 美国发表继续援助海地的原则声明，http://haiti./aarticle/ztdy/.html　　[(15)] 李月，“一半美国人不满政府的全球立场”，《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37期，　　[(16)] 梅尔文·格特夫:《失败的根源，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康涅狄格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转引自王晓德，“试论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民主的实质”，《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页。　　[(17)] 朱利叶o斯普拉特:《挑战与应战：美国与世界领袖，》，纽约1967年版，第87页。转引自王晓德，“试论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民主的实质”，《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3页。　　[(18)] 凯文o米德布鲁克等编:《80年代的美国和拉美关于危机十年的争论观点》，匹茨堡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19)] 卡尔曼o西尔韦特:《理解拉丁美洲论文集》，佛拉德尔菲亚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2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1] 施平：“美国文明，两河流域就这样把你征服？”《新闻晚报》日 　　[22] Talbott,“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ober,1997,p12.　　[23] 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16页。　　[24] 任东来：“从遏制到合作”，《读书》，1997第12期，第87页。　　[25] 徐琳，“美国人不支持以武力推广民主”，《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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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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