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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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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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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48:50
求是理论网
&&&&作者：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在当代国际环境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对于我们研究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对于我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国家的阶级实质及其双重职能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深化改革 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李捷（1955- ），求是杂志社社长、研究员（北京 100727）。
2014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96周年，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在我们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绝不能放松或者说绝不能忽视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理论的学习和思想的领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重要理论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面临着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体系中并存、发展、合作、竞争的态势。这种态势不仅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而且如果做到趋利避害，还可以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壮大、提升自己，并做到互利共赢。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还告诉我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不但继续起作用，而且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还进一步暴露和发展。尽管如此，当代资本主义仍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它还可以继续容纳新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发展，还有政策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余地和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又告诉我们，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程，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尚不能从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压倒性优势中体现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相当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没有自身的优势。它的优势在哪里呢？社会主义的现实优越性，一是具有更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并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具有更大的改革发展空间，能够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克服自身体制机制的弊端，实现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具有更强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能够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人民利益共同体，在同等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下，可以更好地消除贫困，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取向。
　　总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上述各方面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做到自信而不自满，自豪而不骄傲。
　　二、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阐述的剩余价值学说，既对于我们注重研究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于我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剩余价值规律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私有制达到它的历史发展顶点，资本及其对立物——劳动都被私有化；二是雇佣劳动成为劳动力存在的主要方式；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它的历史顶点，一切都成为商品，一切都被市场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一下子消灭剩余价值，消灭剥削。不仅如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剩余价值、消灭剥削。历史已经证明，过早地提出这样的口号和任务，就会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那么，剩余价值和剥削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存在，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有哪些根本的不同呢？它的存在条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首先，所有制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始终保持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属性，这不仅消除了资本、劳动、商品全盘私有化的可能，而且也使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有利于最终形成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继续探索，其意义不亚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劳动市场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还必须允许资本要素的市场存在，但已经同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不仅要健全由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更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还是由企业根据劳动市场等情况自主决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政府千方百计在再分配环节上实现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举措，来减少初次分配中因生产要素占有不公平所造成的“短板”，形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效机制。另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的不断完善，都使得劳动者的各方面权益得到保障。当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限制，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远不及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以处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阶段上来比较，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社会保障的解决程度和覆盖面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
　　再次，市场经济的存在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就是说，绝不能搞所谓“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们共同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否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方式有了重大变化；二是同公共资源配置的全民属性相联系，市场在有些方面（如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等）起决定性作用，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公益事业方面则不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必须发挥政府、社会、企业、公民多方参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三是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联系，尽管也需要讲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需要考虑发挥最好的社会效益，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还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上这三个方面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也构成了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正确方向的底线，也是我们保持政治定力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基础上，为最终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尽管这条路还很长，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从现实许可的事情做起。否则，也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深刻道理所在。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离不开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发的国家的阶级实质及其双重职能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看待社会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实事求是地进行阶级分析。我们不能因为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就因噎废食。对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由此产生出“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2）国家在本质上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但又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全社会的管理。[2]（3）国家具有维护阶级统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双重属性。“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与此同时，“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0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逐步为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使政党和国家走向消亡的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共同有序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并有序进行自我治理的社会。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还要经过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理想，但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确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已经为达到这一理想开辟了道路。在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问题的关键，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模式的理解和确定上。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全盘西化。我们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关于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公共属性的论述，来科学理解、全面确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由国家的阶级属性所决定，国家的国体不能变，国家政权的本质不能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能变。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根本方向。
　　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家具有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也就是国家治理功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层面上的着力点，恰恰是要做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篇大文章。这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如果我们干成了，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一大贡献。它将表明，不但现代化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就是现代国家制度也有多种选择，决非像西方所标榜的那样，只有西方政治制度一种选择。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每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大发展之时，每当改革开放有重大举措之际，我们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做到“温故知新”、“常学常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1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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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求知
“一带一路”上的武汉设计
坚信“两个必然”的真理性
&&&&坚信“两个必然”的真理性&&&&□&孙寿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本大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写就的，因此，欲知党史、国史，需要明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科学的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需要我们保持并增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逐，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封建统治阶层发起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轮流尝试，但历史事实证明，这些都未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探索过程中，屡经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成就。&&&&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党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科学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科学的论断，即“两个必然”和严密的论证。“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初来自《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命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此主题展开的，而他们构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此做出了杰出而雄辩的论证。&&&&而在唯物史观中，这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社会历史规律与社会历史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应该说是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人的历史活动又不是为所欲为的，而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正确地解决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的关系问题，需要同时扫清历史领域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一方面，我们要从浩瀚的历史材料和经验中发现某种规律、现象、特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先见之明”，就会使得这种发现无从下手。因为当人们去寻找社会发展规律和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设想和规划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先入之见和理论思维，这是前提。&&&&而这一在唯物史观领域中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体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之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是“关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线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资本的积累规律扩大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促使平均利润率下降和人口相对过剩同时产生，于是在突破一定限度之后产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也就必然产生了。一般来讲，这是从资本积累角度来谈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的规律，因此，需要补充“阶级斗争”的视角，资本积累过程的始终，都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的互动——冲突、协调、斗争等。简言之，资本主义的灭亡，是需要一个先进阶级主动的历史抉择和奋斗才能实现的一种历史可能，资本主义是被“推翻的”，而不是自然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结论。但是，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起落的缘由，人们对此往往陷入半信半疑之中，甚至反而怀疑社会主义之可能，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赞同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论调中。苏东剧变被部分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于“两个必然”的信念。有学者出于辩护目的指出，马克思曾经在1859年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面对着“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人们转而开始强调后者，不提甚至否定前者。复旦大学陈学明曾在《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信念》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说穿了，当今有些人之所以如此执迷于‘两个决不会’，就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实际上，既然强调“决不会”，那么当现实中已经出现“决不会”时，则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消失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出现，就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而回到马克思的一生来看，他在1848年提出“两个必然”的命题，1859年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命题之后，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仍然在充分的理论论证基础上“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从未放弃“两个必然”的观点，反而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反抗”，致力于研究“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公开发表这段文字的50年后，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日益全球化和更加激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还将来临，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增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2007年这次经济危机，虽然带来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关注，但学者们更多的是将这次危机归因于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或体制，而避谈资本主义的“崩溃”或“灭亡”。我们先摘引国内学界关于2007年危机的几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孟捷认为：“这次危机动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危机动摇的是30年以来美国，甚至英国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武汉大学曹亚雄和华东师范大学刘军在《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及命运》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以很大打击，但并未导致其崩溃；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仍具有生命力；金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成为其危机的常态。”中央党校杨玉成在《两种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一文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救急’，改良论新自由主义暂时处于上风。但在危机平息之后，保守论新自由主义肯定会重新抬头，不可能‘破灭’。经济危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整机制的一部分。我们切不可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可以看出，危机面前，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也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成功地躲避了“两个必然”的话题。很显然，学者们已经沉溺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体制、模式”等的研究很久了，再三地强调“不可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而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为不可能，丧失掉了想象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理论上缺失了从未来的社会主义反观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视角，缺失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我们需要增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或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需要人们付之于主动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而资本主义每一次严重的危机，可以说都为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实现打开了一个窗口。假如我们总是一味地停留于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渡过危机的“恶的无限”，那么，确实，我们只能永远地停留于现在，停留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中！&&&&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主张社会主义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自觉的敌手，他们自觉而主动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现状，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严加防范。在此，我们引证一位反社会主义学者的话，可以看出其宣告中蕴含着多少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啊：“建立一种能够预防和去除社会主义的理论，假如说我们已经得出了社会主义有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历史上已宣告失败并且在思想上是一个谬误的结论，那么我们最终还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理论，在战术与战略上去除社会主义并预防它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苏联的垮台，使得一些人开始“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陷入一种对于“未来的羞怯”，对此，我们需要将“两个必然”带回资本主义分析的中心，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确认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需要一种社会主义观或共产主义观来摆脱对于资本主义的沉溺；同样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是需要社会主义者付之于努力自觉和创造性而推动实现的一种历史可能。因此，社会主义者需要在避免制度崩溃方面向过去1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学习，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及学者“学会了运用使资本主义免于毁灭的经常性危险的方法”，而“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保持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文明而斗争”。&&&&因此，我们需要重提“两个必然”，再次强调“两个必然”的真理性，重新打开人们对于未来想象的空间。为此，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辩证法。我们需要辩证法来帮助我们“把隐藏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非常的可能性告诉他们，并使他们对此变得敏感，正如它会增加他们能够成功的自信心一样，将会通过指出如何行动和与谁一起行动而极大地增强他们举行政治行动的力量”。一句话，我们需要以“两个必然”来激活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我们需要“赢得这一确信”——“确实存在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日常政治的实际准备”。而在我们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就更应该坚持并维护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文明，保持并增强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我国的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人类的未来实践，是趋同、止步于现今的欧美资本主义，还是必然超越资本主义而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到达共产主义？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需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筑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需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筑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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