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谁著史　　在强调经济历史的重要性方面，约瑟夫熊彼特曾有这样一句传世之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认识世界。”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金融业的变化远远较之财政领域的变化来得显著迅速，因此，从股市、从整个金融市场演变的历史角度来把握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变化，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分析视角。　　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在哪里？莎士比亚说过：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演的结论是：中国股市的历史，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交易日的交易中。我们的交易所赖以进行的制度基础、技术平台等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　　中国股市的变化与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常常被评价为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了其他国家超过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无疑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股市的迅速变化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潮，而构成这个大潮的一朵一朵浪花，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实际上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浪花，才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大潮。因为变化的迅速，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这些一朵一朵实际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浪花，同时因为忽视这些浪花，往往也会在市场的新的发展阶段难以确切把握市场演变的内在脉络。　　历史上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曾经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名句，在迅速变化的中国股市历史中，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中国股市建设与发展的20多年来，种种值得记录与总结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能够把这30年来的历史记述清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刚刚落下帷幕的伦敦奥运会，英国人在其开幕式上引以为傲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但是从文献研究上看，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研究者真正认真记录工业革命的并不多，许多研究是后来者的追溯分析。当时的多数研究者之所以没有认真记录工业革命的进程，是因为不少研究者虽然身处在一个革命性的时期，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　　中国股市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不到30年的发展历程，也已经是广受瞩目。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股市的历史，如果没有生动具体详细的多角度的记录，往往可能就会被过于简化地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史中的几个数据而已，这样的历史缺乏温度，也缺乏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质感，以后的读者仅仅依靠那些单调枯燥的记录，也是难以把握当前的股市演变脉络的，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　　我自己就经常有这样的感叹，例如我同现在的在读学生谈及当年有人背着一大袋身份证和现金奔走于各地新股市场时，谈及自己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些理论与实践政策的讨论过程，或者是参与国有金融机构的股改上市的讨论等问题，都会发现现在的许多记载过于单薄、过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发达市场的范本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本土市场成长的特定路径。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已经退休的金融高管，谈及哪一次的股市风波、哪一次他们参与处理的一个重大事件，都有大量的值得玩味的细节不为所知。但是这些情景的知识，往往更有记录下来的价值。　　从事这样的股市记录，需要有丰富的实践参与经验，有严谨的理论背景支持，有流畅的文字功底。机缘巧合的是，陆一先生正好都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读他的《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自然就获益匪浅。多年前，陆一先生就热心帮我和几位研究界同仁出版了一套文集，并且在我的研究中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帮助，今天我终于有条件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以表谢意。　　陆一先生以自己20多年的亲历、观察和记录，努力为读者记录并呈现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三部曲”，本书正是第三部。区别于前两部的纵横捭阖，本书着重细节考证，试图再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从多维角度对中国证券市场初创到发展的根源问题进行思考，从特定角度展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建初衷、功能定位、流通和交易模式，以及监管层抉择考量等多方面的历史进程，为认识和理解当前炙热的证券市场创新发展的话题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与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变迁息息相关。从企业“横向联合”、股份制改革、第一个股票柜台的诞生，乃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均是如此。1986年，首个股票交易柜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其中重要的推动因素来自当年国务院明确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政策，于是有了在“小飞乐”和“延中实业”两个股票发行后，黄贵显和胡瑞荃申请设立股票交易柜台的获批，从而有了证券业务门店的出现。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是显著受到经济社会氛围的影响。　　同时，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刻进程。1992年8月，深圳发售当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南下深圳征购抽签表的“宏大”场面，这就是被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8.10风波”。这之后，中央政府正视监管体系的不足，于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从此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量具体制度设计方由中央政府逐步统一展开。1999年的“5.19行情”以及年的波澜壮阔的“股改行情”亦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亲历者值得回味和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人值得探索的话题。199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搞活市场六政策，从而引发“5.19”行情。而在此后，《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刊发，对行情进行利好评价。2005年，决策者正式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经过反复的试错，最后创新性地用一般民法意义上的商业合同和契约纠纷的判断推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2007年取得了巨大成功。　　本书通过考证、论述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细节和事件，记录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共同认识和思考的诸多命题，书中许多细节也是我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我对从这些人物和事件点滴勾勒出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阅读和回顾中亦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思考。认真体味本书中生动再现的中国股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深入分析书中详尽叙述的历史细节，思考作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诸多命题的判断与推演，无疑会给关心和关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读者提供新的启发。翻阅此书，仿佛高手的复盘，也仿佛置身时空隧道，回望斯人灯火阑珊，看往事历历在目，而我们就继续在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股市上，共同推动着中国资本市场以及金融业的新发展，并且共同续写着中国股市的历史。　　是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2012年8月于北京　　上一页123下一页　　第一章 何处再生股市的萌芽　　股份制受孕的婚床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开始的社会转型进程中，邓小平向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J.Phelan,Jr.）赠送“小飞乐”（飞乐音响）股票这件事，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大亮点，是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而股份制改革在中国的起源，伴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20世纪中国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农村改革，给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温床这个结论来自于对整个中国改革三十年进程的观察和考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开始了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躁动着、孕育着、成长着，等待着破土而出、瓜熟蒂落的那一刻……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予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农村地区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　　因而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日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来源就给予了肯定：“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我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靠农民集资入股。　　日，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即为公社的规模大，　　注：“一大二公”是对人民公社特点的简称，“一大”“二公”为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编者注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见日《人民日报》第1版。　　简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见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了我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入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力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从20世纪80年代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可见，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进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这就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也就在早期股份制企业，以及之后最早的上市公司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本文由蓝狮子图书供稿　　（未完待续）　　《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简介　　上一页123　　作者：陆一滁州市席殊书屋[正版]中国赌金者 327事件始末/陆一
开&&&&&&本：16开页&&&&&&数：254页字&&&&&&数：I&&S&&B&&N：0售&&&&&&价：37.00元
原书售价：48.00元品&&&&&&相：运&&&&&&费：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至挂号印刷品：10.00元上书时间：购买数量：（库存5件）微信购买商品分类：关 键 字：详细描述："基本信息书名: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原价：48.00元作者：陆一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日期：ISBN：0字数：页码：254版次：1装帧：平装开本：16开商品标识：jd编辑推荐n海报：内容提要管金生、尉文渊、阚治东、汤仁荣……这些中国证券市场上曾经的风云人物，在国债期货327事件之后，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20年来，关于这一事件，坊间流传了各种版本的揣测和猜疑。《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作者在逐一访谈各方当事人的基础上，结合数千份、数百万字的档案资料，用细致的考证、生动的描述完整地还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第一次披露了当年贴息决策的详细过程，第一次披露了最后8分钟万国证券巨额空单的操作细节，第一次披露了当年管金生决策的心路历程，第一次披露了万国证券一步步做局入局解困受困的完整情节，第一次披露了辽国发从进入证券市场到制造出惊天系列金融诈骗案的全貌……堪称迄今为止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纪实之作。目录自序引子黑色8分钟金边债券倒卖国库券的人们国债和国债交易国债市场化改革命定对手尉文渊其人国债期货第一单大鳄中经开万国证券与管金生舞台搭建1993年发生了什么？不起眼的行政决定有关贴息与贴补的争议市场格局悄然改变国债期货向社会开放舞台落成预演癫狂314的故事搅局者辽国发做局入局万国证券的春节海南会议327登场中经开为什么做多？赌者罔道万国寻求脱困的过程尉文渊上班第一天辽国发变盘管金生的“紧急约见”耿亮、姚刚造访上海证交所万国证券的最后决策收拾残局救市场、救万国半夜发布的加息公告汤仁荣上书327平仓戴园晨的诛心之论难止余波商品期货热炒和319爆仓像幽灵一样徘徊的游资刘鸿儒、周道炯和管金生重开试点叫停国债期货谁在裸泳当自行车两个轮子被闸死上海证交所的噩梦追债辽国发收官胜手尉文渊走了五味杂陈的上海证交所五周年庆新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申银与万国合并争先恐后的沪深股市中国证监会一统天下收官后的华丽开局尾声谁是赢家?附录1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合约品种代码编制方法附录21994年7月—1996年1月保值贴补率变化一览表附录3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附录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访谈录附录5刘鸿儒对327的反思附录6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关管金生的刑事判决书（全文）附录7与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规章演变附录8从327到816附录9万国证券年轻人在微信群由纪念庄东辰而引发的对327事件的反思附录10管金生日在万国人25年再聚首晚会上的讲话后记作者介绍陆一，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专栏作家。80年代中期从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进入《世界经济导报》，历任记者、编辑、编委、要闻部副主任，1988年获首届“上海市十佳记者”称号。1994年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至今。参与创办专业刊物《上市公司》，担任编辑部主任10年。先后出版了《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等著作。文摘由于上海证交所对会员单位的持仓量有限制，对&万国证券核定最高为40万口（一说为50万口或70万口&），包括自营和客户代理。于是，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就给自己寻找了一个借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万国证券客户众多，如果按照优先满足客户需要的原&则，自营部分持仓很难保证。同时也因为当时市场的&交易动态信息基本上是公开的，在本公司席位上一开&仓，外界便马上知道了万国证券的操作动向。非但如&此，他们还自认为在上海证交所对外借仓位没有明令&禁止、市场上借仓现象普遍存在的大环境中，可以同&样从众违规借仓。因此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先后在外广&泛借用了广发、兴业、海发、京华、安徽、财政、华&夏、深发等券商期货仓位大量开设空仓。”&同时，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与辽国发的接触中，&认为双方在操作策略上基本一致。考虑到辽国发与各&地券商关系较好，借用席位及仓位方便，在操作上较&为隐蔽，于是双方确定了共同合仓、资金各半、盈亏&各半、共同清算的合作方式，并决定从1月23日起分&北京和上海两块同时运作。据被何忠卿派到北京协调与辽国发合作在北京开&仓、分仓事务的刘峥嵘回忆：“到了北京以后，在北&京营业部同事的配合下，又通过几个朋友的关系在北&商所找了几个代理的公司把万国的国债期货账户在3&天内全部开出来。开仓以后，上海总部立刻汇来了3&个亿的资金，几乎在一周内将所有保证金打到了各分&仓经纪公司的账上。按照当时上海何总（何忠卿）的&指示，我们很快地就把所有的空仓建立起来了。”&截至1月20日，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327合约上共&开空仓25万口。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1995年1月份的这些开仓行为，尽管更大可能性是部&门自主决策的结果，但无法排除万国证券的最高决策&者管金生知晓并同意交易总部对市场形势判断和所采&取操作行动的可能性。可以推测的是，管金生尽管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操作细节和风险，但他肯定知道交&易总部要在国债期货上和中经开决一死战；同时管金&生相信所出师门同属于财政系统的何忠卿能够摸准财&政部的脉搏，坚信何忠卿的判断，即财政部不仅不会&贴息、保值贴补率还会下降，才采纳了做空的策略建&议。当然，从万国证券内部管理体系的缺陷来分析，&长年以来，万国证券的部门自主经营权力极大，很长&时期内各个营业部都有融资权，部门自己一个图章，&就可以出去借钱了，自我融资自我使用。由于意识到&这是公司管理中最具风险的事情，所以万国证券内部&在1994年五大机制的改革中，风险控制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说到容易做到难&，尽管意识到了国债部擅自融资的问题，但清理的动&作迟迟没有开始。春节前部门体制调整先动，而风险&控制机制、融资集中管理的动作可能是计划在1995年&春节以后才开始启动的。就这样，在管金生对交易总部有授权而无约束的&这段时间内，从1月23日至1月27日（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由于多空僵持，万国证券在327的&总持空仓量从25万口增加到40万口，其中，交易总部&和上海外借仓位为16万口，北京和上海与辽国发合仓&部分为24万口。做局者先入局。整个1月份，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特别是何忠卿&的决策、自主融资并和辽国发合作大量开设327空仓&的行为，也许就是何忠卿春节期间在海南心事重重的&缘由之一；而“东山再起”的心理暗示和上上签的神&明显示，也许可以成为理解他春节后所有行为的另一&条线索。春节后，2月10日公布的3月份保值贴补率延续2&月份的走势继续创新高，达到了空前的11.87％，这&显然对空方不利。交易总部与辽国发共同研究行情，&商讨对策。当时在万国证券的交易总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让多头在148.20左右获利平仓，另一种是认为&下月保值贴补率会回落，应该顶住。结果第二种意见&占上风，于是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按此操作。时逢多头&拉抬价格，为抑制价格暴涨，万国证券327的总持空&仓量在2月16日达到了87万口，其中，交易总部和上&海外借仓位为21万口，北京和上海与辽国发合仓部分&为66万口。那一年标志传统春节心理假期真正结束的元宵节&是2月14日，正逢西方的情人节。管金生春节后就直&接去了香港一直没有回来，这把在春节后已经风闻交&易总部在327上开空仓量过大情况的几位万国证券高&管急坏了。他们仓促之间临时找人来了解327合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专门被指派来收集327合约基本情&况的经纪总部副总经理张磊向几位高管汇报，说风险&很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时候万国证券内部就开&始紧张了，管金生不在，打电话既怕打扰他、又怕泄&露投资动向，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决定等他回来再决&策。就这样，决策真空一直延续到2月16日管金生从&香港回来。而在这期间，万国证券的空仓，从春节前&收盘的40万口，急剧上升翻了一倍多，达到了87万口&；并已经和市场搅局者辽国发形成了无法拆解的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媒体推荐★波诡云谲的中国证券市场是观察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就此而言，1995年的国债期货327事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案例。在这本《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的新书中，陆一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敏锐观察力和强烈责任感，用细致的考证、生动的描述完整地还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使读者可以以小见大，从中管窥中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种种“潜规则”。改革至今，市场交换在我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权力之手对于市场的管控操纵依然时隐时现，327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这不仅是一本当代金融史的史实发掘和叙事，也是一部以史带论指向未来的理论著作。作者用事实告诉世人：除非政府的权力被关在制度的笼子中，从而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否则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就可能只是一场春梦。——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如果说一个人不了解历史就实际上永远是个孩子的话，那么，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如果不了解其真实客观曲折的成长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成熟起来。327国债事件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史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重要事件之一，陆一先生以其独有的工作阅历积累和严谨的专业态度，在这本书中努力复原了327国债事件的全貌，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事件本身以及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都有重要的价值。——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327事件是中国资本市场脱胎换骨的分水岭，英雄陌路，枭雄迭起。陆一始终站在制高点冷静观察，近20年的理性沉淀值得我们期待。当事人都在，历史也在延伸，本书是里程碑。——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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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问招生“谍战”：建构招生文化任重道远
　　光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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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新华社记者 林宏摄
　　一出清华北大的招生互掐大戏，让一直以来国内顶尖高校暗流涌动的竞争，在今年的招生季全面爆发。
　　一时间，公众齐刷刷对北大清华一阵恶评，“斯文扫地”的吐槽不绝于耳。但指责之余，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思考：争抢生源，问题真出在分数崇拜上吗？国外高校是怎样通过制度与文化的约束规避此类火拼的？竞争有序的招生文化如何培育？科学的选才标准又该如何建构？
　　光明日报记者为此专访北京师范大学高教所教授李奇、复旦大学高教所讲师陆一。
　　一问：争抢状元
　　问题真出在分数崇拜上吗？
　　争抢状元，源头在哪？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国内大学对分数追逐的异化。陆一认为，这种争抢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中国高校与考生在双向选择上前进的一步，“改革正在摆脱仅凭高考分数按计划录取的模式。”李奇更直言，在这种改革趋势下，对分数线的批驳只是浅表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让高校不再盯分，“真正选到适合本校本专业的学生”。
　　记者：是什么样的制度缺陷让深知抢状元之弊的清北两校深陷如此的“囚徒困境”之中？
　　李奇：选拔适合本校本专业的学生、确保考生及其家长做出知情的选择，这是解决招生中“囚徒困境”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招考适度的，在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允许高校享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要求高校及其专业更具体、更明确地阐明自己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并通过证据来说明各自人才培养的质量状况，阐明其对目标学生群体的期望和具体的招录标准。当然，高校的招生咨询和招录人员也面临专业化建设任务，比如建立行业标准、注重职业操守的建设等等。
　　陆一：大学之所以能尽己所能去争取学生，考到高分的学生能在几所顶尖大学之间做自由选择，正是近年来改革努力的成果――摆脱仅凭高考分数按计划录取的模式。分数崇拜不是现行制度所致，而是分数决定一切的观念早已深植于考生的内心，也成了许多考生的家长、高中师长信奉的教条。一方面，由于改革前长期仅凭高考分数计划录取的模式塑造了大众的思维定式，使得考生和社会舆论至今对状元、分数线如此敏感，对大学教育的实质、不同大学的培养定位、风格特色却又如此陌生。另一方面，改革已经回应社会呼声，走出了双向选择的一步。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发生，但大学的行为方式又不得不依从考生、社会还在用分数线、状元数评价大学的惯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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