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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马厂作为控制运河水路、拱卫京津的军事要塞，从清朝到民国一直隶属天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青县地近畿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青县马厂屯兵获准。同治十年（1871）二月，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由山东济宁调驻，人称“盛字军”。所属步兵、骑兵23个营，唐仁廉步兵2个营，计2.1万余人。周盛传部进驻马厂即兴建兵营，两年后竣工，李鸿章题“马厂兵营”四字镶于正门，史称“马厂兵营”。
马厂兵营位于天津南60公里、青县县城北8公里处马厂镇的京杭大运河岸边，如今北靠津保公路、东依京福公路和高速公路、京沪公路和高速铁路。兵营在运河两岸分设东主西辅两营区隔河相望，河上设渡船随时搭浮桥过往。两营区周围均有土围子（土城墙），围墙上有巡城马道，城角设岗楼，哨兵日夜值守。
东营区围墙高8米，厚12米，周长7.5公里，内修炮台9座，驻18个营。兵营正门在东围子西北角，营门外是军市，有商铺、邮局、浴池、书馆、清真寺等，居于此处的多为军官家属及退伍兵，因成分复杂，遂称仁和镇。冯玉祥将军之父冯有茂曾举家由青县兴济调防此地，此时冯玉祥仅一两岁。东南门称复兴门，有通往马厂火车站公路。西南门称八卦门，设有涵洞引运河水灌入护城河，栽藕养鱼，浇灌稻田，年收稻谷千担。营区正东500米处设靶档，靶档后是刑场。再往东500米有陆军义地，是埋葬阵亡及病故官兵的墓地。另建有昭忠祠。
西营区围墙高厚同东营区，但周长不足5公里，设3门，炮台5座，驻军7个营。海疆保卫是清廷的门户和隐患，为加强海防安全，马厂兵营提督周盛传从青县马厂至天津渤海岸边，修建了一条军事通道马厂新城大道作为传递军报之用，新城大道全长70公里，沿途设驿站，每20公里设一大站，共四所大站；5公里设一小站，共11所小站，新农镇为一小站，所以今称小站。同治十二年（1873），周盛传所部西营区的7个营调往天津渤海湾修筑炮台，经常往返马厂与新城之间。周盛传从新城（小站附近）屯田获收之实践，便请求另辟减河灌溉，得到李鸿章支持。光绪六年（1880），继明朝在南运河上开凿的兴济等四条减河之后，周盛传又组织开挖了一条减河水道，河宽13丈，全长40.19公里，马厂减河东北行，起点位于青县靳官屯（现属天津静海）南运河东岸九宣闸口，经天津小站至新城东流入渤海。兵营距九宣闸2公里，开挖减河时，施工指挥部设在马厂兵营。
光绪七年（1881），马厂减河挖成，为肃清沿海匪盗和利用淡水灌溉稻田，西营区驻军调驻天津新农镇（今天津小站）一带，成为之后小站练兵主力，后西营区渐成废墟。东营区则一直延续至今。
马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醒目的地方，主要原因是来自一个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河北省青县马厂镇位于天津以南约60公里、青县以北约8公里处的北运河岸边，北靠津保公路，东临京福公路、京福高速公路和京沪铁路，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方便。
　　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的《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在平津周围20里内，驻兵不得超过300人，所以青县马厂和天津四周的其他军事要地一样就显得至为重要。
　　青县马厂镇自130多年前建兵营以来，始终是拱卫京津的重要军事基地，成为闻名遐迩的战略要地。
　　规模宏大的营房设置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青县地近畿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镇设防获准。于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字新畲，安徽合肥人)率部屯驻马厂兵营，人称“盛字军”。“盛字军”所部的骑兵、步兵23个营，唐仁廉步兵两个营，计2.1万余人进驻马厂。
　　当时兵营在运河两岸分设两个营区，以东为主，以西为辅，隔河相望。运河上常设军事渡船，随时可搭成浮桥。两个营区均有土围子。围墙上有巡城马道，城角设有岗楼，日夜守望。东营区围墙高8米，厚12米，周长7.5公里，设有4门，内修炮台9座。西营区围墙的周长不足5公里，设3门，炮台5座，驻军7个营。
　　为加强海防安全，清政府从马厂到天津渤海岸边，修筑了一条军事通道――马(厂)新(城)大道，作为传递军报之用，沿途设驿站，长70公里，每20公里设一大站，共4所；5公里设一小站，共11所。新农镇为一小站，所以今称小站。
　　兵营的正门在东围子的西北角，门上有李鸿章题写的“马厂兵营”4个大字。营门外是军市(俗称买卖街即现在的人和镇)，有商家店铺、邮政局，还有浴池、书馆、清真寺等。军官家属及退伍老兵亦居于此。兵营正东500米处设靶挡。挡墙后是刑场。再往东500米有陆军义地，是埋葬阵亡及病故官兵的墓地；另建昭忠祠。兵营东北两公里处有一土围，名为小义地，面积约四五十亩，是周盛传及其弟周盛波为附近灾民放赈舍粥的地方。
　　值得一提是炮台，当时共建14座，现仅存一座炮台，在兵营正东200米处。炮台共有3层，通高11米，呈圆型。第一层是土筑的，高4米，直径120米；第二层外有青砖包墙，内为夯土结构，高3.5米，直径100米，有24个砖券顶的洞室；第三层外有青砖包墙，内为三合土夯筑结构，高3.5米，直径30米，是中心炮台。炮台外围有城墙围护。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开挖马厂减河
　　马厂减河，因其系马厂兵营驻军所挖得名。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在南运河上开凿的一条人工开挖的减水河道，全长40多公里。马厂减河西起南运河东岸的九宣闸口。兵营距九宣闸约4华里。以河道划为青县与静海县的分界；东北行，在万家码头穿越独流减河，经天津小站，至新城东流入渤海。
　　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盛字军西营区的7个营，移屯天津小站、新城。在周盛传的亲自指挥下，马厂减河第一期工程开工。第一期工程以天津小站为中心，先从海河口挑引河一道，导流南下10公里至新农镇，再绕折向东至大沽镇之西沽计长35公里疏泄积水。第二期工程于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初动工。开挖新农至靳官屯长约45公里的主河道，河宽13丈，为了赶在汛期前完工，除盛字军外，李鸿章增调“铭字军”10个营、练军13个营，计步兵34个营，约49000人投入挖河工程，均由周盛传统一指挥。第二年又筑堤。
　　马厂减河竣工后，在其主河道上，建筑配套工程有大型桥闸5座，以“九宣闸”工程最为浩大，为石质双料。“九宣闸”为南运河水入马厂减河的入口，是减河的枢纽工程。
　　创办“北洋军阀的鼻祖”――定武军
　　光绪二十年(1894)11月，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海陆军一败涂地，举国震惊。于是纷纷议论，并向朝廷分析弊端，要求练兵。于是清政府急调时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燏棻。1894年12月，定武军即受命在马厂编练新军，以李鸿章的淮军为基础，并在山东、河南、口外、朝阳及京津附近招募兵勇3营。开始编练时，规模虽小而步骑炮工俱全。后扩充为10营4750人，包括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购置西洋先进武器。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
　　“定武军”在马厂练兵仅一年，由于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力求以新的装备、新的武器、新的训练，形成新的阵容，以及在引进先进教法、调整军事机构、更新军队编制、培养指战人才、提高作战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且有益的尝试，被当作加强军事实力、挽救清朝政权灭亡命运的“救世良方”，而得到了晚清时期洋务派的认可，誉为“中国第一批近代化的军队”。史学家称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小站新军的奠基石”。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定武军因马厂营房不敷应用，胡燏棻却被奉旨调去督办津芦铁路。定武军接统乏人，而移屯小站。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由督办军机处亲王奕欣、荣禄等人，保举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现在先就定武军十营、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兵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于是，早已虎视军权的袁世凯，便将定武军4750人的全班人马，带到了距离天津东南70华里、马厂东北70公里的小站镇扎营，又扩编2550人，共达70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
　　民国后，刘松平所部第八师进驻。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称帝，该师被袁派往南方去打护国军，损兵折将，缩编为第四混成旅。
　　日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在马厂设立车站，3月正式营业。
　　段祺瑞誓师讨伐张勋复辟
　　继日袁世凯“洪宪帝制”后，日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亦称丁巳复辟。
　　时任总理而被黎总统搁置的段祺瑞，利用人民反复辟的力量，起兵讨逆，以达到重新掌权和“再造共和”的目的。段祺瑞自称讨逆总司令，亲临直隶马厂兵营点兵誓师。于是，张勋宣布复辟的第二天，段祺瑞怀揣着黎元洪总统的讨逆密令和印章，带着一行人离开天津，在夜幕中乘火车秘密驶到马厂，凌晨1点停靠在简陋的站台边。这时驻马厂兵营第8师师长李长泰率领该师中级以上军官在车站迎候，见段祺瑞走下专列，他们立正向段行军礼。晚上，李长泰腾出自己的办公室作为段总理的指挥所。
　　段祺瑞到马厂的消息不胫而走，其部下、幕僚和追随者靳云鹏、汤化龙等，闻讯后纷纷赶来。7月2日下午，梁启超也赶到马厂，起草讨逆军的通电和檄文等。
　　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了“讨逆军总司令部”。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段芝贵，皖晋豫三省联军总司令：倪嗣冲；讨逆军总部参赞：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总参议：靳云鹏；下设军需处、交涉处、交通处、军法处等。
　　同日，段祺瑞在马厂发表通电，宣布“讨逆”，把矛头直指张勋。
　　5日，马厂第八师先头部队迅速开至天津韩柳墅和京津之间的廊坊一带，段祺瑞由马厂回到天津。东路段芝贵指挥的李长泰的第八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廊坊会师，沿铁路线进攻黄村，辫子军未做真正抵抗便退往北京。西路由曹锟指挥，第三师乘火车从保定至跑马厂集结，然后向北京进击，先头部队吴佩孚旅当天占领了卢沟桥。
　　仅两天，十六混成旅沿铁路直攻永定门，所部宋哲元11日晚11时就占领了天坛。张勋的辫子兵没有抵抗就交枪投诚。12日讨逆军三路围攻京城，战斗推行到前门一带，辫子军不支。张勋在两个德国人保护下，狼狈窜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这样历时仅12天的丁巳复辟被彻底粉碎，段祺瑞赢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直皖战争后，控制北京政府大权的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在处置皖系残余势力、划分地盘等问题上产生严重矛盾。
　　1922年初，吴佩孚借全国人民举国反对“山东问题”之机，攻击梁士诒内阁任用卖国贼曹汝霖等，使梁内阁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直系此举，使张作霖非常恼怒，决心以武力相对抗。
　　4月10日，奉军开始入关。15日，奉军入关改称“镇威军”，在天津军粮城设司令部，从军粮城、静海，一直开到马厂，驻守马厂的直军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锟之弟曹瑛面对奉军的入关，吓得弃职逃走。吴佩孚急令张国熔前往代理。
　　至4月21日，直奉双方军队布置基本就绪。直系设总司令部于保定，总指挥为吴佩孚。直军兵力分东、西、陇海3路：东路军司令张国熔，率一师四旅；西路军司令王承斌，率二师三旅；陇海路司令冯玉祥，率三师一混成旅。与此相对应，奉军亦兵分3路：其“镇威军”总司令张作霖，坐镇军粮城。第一路(京奉线)司令张作相，率一师一旅；第二路(津浦线)司令张学良，率5个混成旅；第三路(京汉路)司令张景惠，率二师三旅。
　　直奉两军相比较，军队人数奉军约12万，而直军不满10万；武器装备奉军亦占优势，有大炮150尊，机关枪200余挺，而直军只有大炮100余尊，机关枪百挺。此外，奉军还有大批剽悍的马队。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并未发挥作用，其优势主要是军队训练有素。
　　东路战场在津浦线，以马厂为中心。奉军有张作相任师长的二十七师、许兰州的骑兵旅和张学良的卫队旅等部。直军作战部队是张国熔的二十六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
　　4月29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分别下达攻击令。战争在马厂、固安、长辛店同时开火。在东线直奉两军战线相连。奉军第三、第四两队由马厂沿津浦路南下，直军第二十六师阻击，枪声大作，双方交战多时，互有伤亡。后面奉军援军至，直军不支，折回沧州、马厂、唐官屯之间。此次直奉初次开战，直军阵亡军官5人，兵士百余名。奉军也伤营长一名，伤势甚重，送往医院诊治。兵士伤十余名。
　　次日，奉军再度进攻，占领马厂兵营，遂据青县。直军退守大城，张作相率军助攻大城，直军第二十六师伤亡400余人，被迫向河间、任丘退却，奉军占领大城。下午6时，驻守静海的李景林部发现青县、静海交接处有直军在挖地，急调军进击。直军急退。奉军骑兵一营赶到，触发直军所布地雷，伤亡几尽。张作霖闻之，令奉军与直军作战时，须半追半守，以避地雷。
　　5月3日，张学良负伤。东路直军在中路胜利消息传来后，群情振奋，一举攻占马厂、青县，奉军向唐官屯、静海退却。中路奉军与直军张国熔、王承斌所部在任丘、河间一带激战3小时。直军进攻青县西北之奉军，奉军奋勇抵御，双方激战终夜，马队冲破直军阵地，直军被迫撤向大城，伤亡甚众。
　　5月4日，西线奉军第十六师师长王廷祯倒戈，此为直奉战争决定胜败的主要因素。5月5日，直军乘胜追击，三线先后占领静海、廊坊、丰台等地，奉军残部逃退，张作霖只得率残部三四万逃回东北。
　　这次直奉战争，打了6昼夜就告结束。最后奉军败北，直系二十六师仍占马厂。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又起，直军战败南逃，奉军郭松龄部混成旅占马厂。
　　国奉战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925年11月，冯玉祥与奉系郭松龄达成了反奉协定，又与奉系张作霖部下和时任直隶督军的李景林秘密合作，建立了冯、郭、李反奉三角同盟。随后郭松龄号称东北国民军，通电宣布班师回奉。冯玉祥派兵进入热河，援助郭部。李景林看到热河已被国民军占领，十分不满，撕毁盟约，于12月4日，宣布通电讨冯，国奉战争爆发。
　　国民军分南北两路向李景林进军。北路第一军张之江部由落垡攻占杨村。南部第二军邓宝珊攻取保定之后，因国民一军攻天津不下，国民军总部遂决定令邓军进攻马厂奉军，以威胁天津左翼。
　　邓宝珊率3个师5个旅两个骑兵团，从大城县进入青县，直逼马厂。双方在马厂交战，互为攻守，各有胜负。其时，战争甚为激烈，枪弹如雨、炮火震天，血肉横飞，尸骸枕籍，惨不忍睹。据《青县志》记载，国奉两军在马厂接触，“攻守两月一捷一挫，忽进忽退，地方糜乱，胜负不分。时当冲锋激战，炮震肉飞，血暴土碧,须臾之间伏尸盈野，境内之棺木征求既罄，船运车载遍及邻邦，战后所不胜收之，残骸遗骨犹枕籍相望，可谓极人世之至惨也。”
　　到12月24日，奉军败至天津，天津被克，国民军进入。
　　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
　　李景林从天津被国民军赶走后，率其残部去济南投靠了张宗昌，于1926年初与张宗昌的鲁军组成了直鲁联军。国民军占领京、津、直隶、热河等地后，由于冯玉祥同情孙中山的主张，并不断与苏联取得联系，被称为“赤化将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恐慌。他们在北方的攻击目标便是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帝国主义策划下，通过张宗昌与李景林的穿针引线，直、奉军阀开始对话，进而在“反赤”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
　　日，奉系的张作霖会同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直系的吴佩孚，分别从东北、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东北方面：国民军部由山海关退守至昌黎、滦州，隔滦河相峙。山东方面：直鲁联军在国民军占领天津后，遂相峙于沧州、德州之间。1月下旬，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全部退出山东。河南方面：国民军全部撤出河南。
　　另一个是直隶方面：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全部占领山东后，即把重兵压向直隶战场。在吴佩孚发动对河南的进攻后，直鲁联军发动了对直隶的进攻。国民军在马厂兵营左右设防，战线长达六、七十里。从2月19日至23日，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在沧州、马厂之间展开了拉据战。3月1日，张宗昌增兵发动进攻，一度占领马厂、静海、独流，使天津震动。冯玉祥派鹿仲麟、孙岳到前线督战，经过猛烈战斗，8日才夺回马厂、青县。
　　据当时报载，直奉军阀混战劫掠之后，“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尽焦伤之骨”。据《青县志》载，民国“十五年春二月直鲁联军北进，二十一日陷沧州，国民二十三军败北。二十三日联军分三路入青，西至大城东至沧静之交。城乡民舍十无一空，丈夫供输送，妇女任爨炊，老弱奔走不暇，山崩地陷，境内沸然。当是时国民军设防于马厂左右，鏖战二十余日，溃捷时忽进退无常，凡火线履广可六七十里，袤可三四十里，纵横蹂躏，居民之家私荡然无存。自有战事以来，罹害之剧，莫为此为甚。国民一军忽由津至，联军不支节节退却，一军进逼所在，激战至兴济、辛集以南，相持十数日，战祸至为惨酷，嗣国民一军又退，联军大至络绎于途，及至事定。两方供给费以亿计，而无形之损失当倍蓰之，人民被枪炮伤亡者一百余名，烧毁庐舍千有余间，尤为可惨。”
　　在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极力庇护下，直鲁联军继续北进，先后攻下青县、马厂、唐官屯，于3月23日占领天津，孙岳被赶走。直隶等地区成了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达两年之久。直系联军孙殿英之三十五师驻马厂，并建兵工厂制造步枪。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
　　1927年，奉系褚玉璞任直隶督军后，将其所属张树田之暂编第二师调马厂。
　　日，国民党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马厂，张树田不战而退。高贵芝所部之第四十四军占马厂，两月余开拔。
　　1929年，徐永昌任河北省主席后，将所属晋军寇英杰所部第八旅调马厂。
　　1931年东北沦陷后，东北义勇军郑桂林部来马厂，部队成分复杂，军纪败坏，不服改编，被国民革命军打散。郑桂林则投奔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向自己开枪，壮烈殉国。
　　1933年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后，将所部之五十一军第四旅调马厂，旅长陈贯群。
　　1936年，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所部之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驻马厂，旅长李致远。
　　这一时期，正如民间常言：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马厂一带兵来将往，“城头变换大王旗”。
　　著名的马厂、流河阻击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处在平津前线的国民革命军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各师旅与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了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继续采取屈辱忍让、和平苟安的不抵抗政策，因而犹豫不决，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给了日寇从容大量增兵的机会，致使形势急转直下，各部不得不于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的第三天，即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宋在事变中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蒋却痛快的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日军占领天津后，因忙于组织汉奸集团、布置军队，只前进到良王庄。津浦铁路线，除在静海有小的接触外，月余没有大规模向南进犯。
　　从天津、廊坊、塘沽撤出的张自忠所部之三十八师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各旅，由副师长李文田指挥(张自忠留任北平市长)撤至青县、马厂、大城一带。退出北平一带的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原师长赵登禹在北平南苑战斗中牺牲)，先驻保定一带，后又奉命移至大城、静海、青县、河间地区布防。二十九军军部驻河间。第三十七师一一一旅刘自珍部由津浦铁路(含铁路)马厂减河上的惠丰铁桥，网西沿九宣闸、流河至南赵扶一线布防，朱春芳又回马厂。前敌指挥部设在马厂营房，总指挥改由冯治安坐镇指挥。另有一说在青县王镇店设有指挥部；还有一说在青县北街(现水塔下)设指挥部，电台设在北街头高家房后，日寇获悉，丢过一棵炸弹，未响。当时，兵荒马乱的，连军史记载也不一致。
　　马厂减河位于青县北部，西起南运河上的“九宣闸”，东北行百余里经小站入渤海。夏秋之交河水涨发，两岸堤高坡陡，是阻挡日军南侵的天然屏障，是国军在青县境内布置的第一道防线。该防线往西沿津保公路直抵子牙河畔的南赵扶村(大城县境内)。
　　原在马厂驻防的独立二十六旅李致远部(原三十八师)两个团在7月28日、29日参加天津抗敌后，撤回马厂。为了防止退至静海的天津保安大队叛变投敌，李致远又派朱春芳团返回静海接了防，立即将天津保安队全部缴械，勒令其撤出静海镇，并令保安队移至马厂整训。朱春芳团接防静海镇后，遵照旅长李致远“鉴于日军装备精良。我方尽量避免阵地战，坚持游击战”的指示，对所属兵力作了具体部署，伺机进行游击战。从8月3日到16日的14天里，运用游击战术，在静海外围曾7次击退日军的进攻。22日，日军在进攻静海的同时，由良王庄调兵两千多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攻打东、西边庄的防御工事，动用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官兵冒雨艰苦作战，顽强地坚守住阵地。23日，日军从独流直扑静海，双方争夺阵地往复4次，军情紧急，团长多次电请总部派兵增援，因当时二十九军正值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所辖各师扩编为军，各级长官忙于分兵争权，始终未见援兵。终因援兵不到力不能支，撤出防区。24日上午11时，日军占领静海镇。这次战斗，国军打死日本军官6人，士兵50余人，伤70余人。该团官兵牺牲250人，伤千余人。静海陷落后，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指挥收复静海县城。8月24日下午17时，前线意在深夜发动联合总攻。是日夜间11时，忽然总部来电，命令“停止行动！”报说“日军已从渤海湾歧口登陆，先头部队已入静海县境。”当夜，欲收复静海镇的部队，分别撤到陈官屯、王口镇、马厂待命。
　　与此同时，三十八师奉命与左翼三十七师相配合，于津浦路以东沿减河至渤海边布防。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并派出警戒部队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沣的一九七师和郑大章的第九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
　　部队防务部署初定，宋哲元于9月初，偕同秦德纯(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青县宋哲元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做了进一步的部署。至此，一道以青县为中心、伸向东西的防线基本形成。
　　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当时宋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日军占领天津月余，一切布置就绪。8月31日编成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于9月4日下令，第二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运河向南推进，沿途肆意杀我同胞。9月初，蒋介石划定津浦铁路为第六战区，迫于压力调赋闲休养的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抗战。
　　静海失守后，驻马厂的二十六旅奉李文田命配合二十五旅夺回静海。夜晚，当接近静海车站准备进攻时，又接到军部命令，放弃静海至唐官屯一段，立即撤回马厂，从铁道以东沿减河防御。第二天他们即开到减河北岸的烧窑盆村。部队到村不久，就得到情报：日军约一个联队正向烧窑盆村急进，估计是企图从村西南的木制拱形大桥上过河南进。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立即撤到桥南头高粱地，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每人带一把长柄大刀(为对付日军的拼刺，大刀上加了3尺长的把儿)和4枚手榴弹。当敌人靠近大桥时，朱春芳团长带领敢死队猛冲过去，杀得敌人血肉横飞，大败而逃，后边上来的日军，也被自己退下去的人冲乱了。一个中佐衔的日本军官，在马上刚抽出指挥刀来想指挥，敢死队员张善虎(四连的一位排长)一个箭步上去，大刀一挥劈下马来，脑袋滚了去老远。张善虎在他的耳朵上弄了一个窟窿，用绑腿带穿上，把这个大日本皇军军官的人头背在身后当作战利品。日军溃退了，敢死队紧追不舍。旅长李致远恐怕敢死队吃亏，命司号长吹调号收兵，敢死队的勇士们已杀红了眼，哪里调得回来！还是一个劲儿地追，杀……。最后又派作战参谋张尚洁骑快马追上朱春芳团长，再次下达命令，这才把敢死队调回来。
　　随后，即将大桥烧毁，将沿河船只沉入河底，朱春芳团驻守河北的烧窑盆和国家庄，在两村北设前沿阵地；马福荣团驻河南，沿岸修筑工事，并准备随时支援。在河上紧贴水面扯起大绳，来往士兵攀绳而过。
　　其后，敌人天天来犯，且兵力不断增加。抓获的敌探供出，敌人根据飞机拍摄的阵地照片布置第二天的进攻。得知这一情况后，朱团就在一夜内改变阵地部署，按照敌人来攻的方向，改为侧击夹击，而且打近战，尽可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就这样苦战数日敌人一直没有突破二十六旅防线。从9月5日起，日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烧窑盆村发动多次进攻，都被国军击退。在坚守几昼夜的激战中，全营官兵死伤200余人。日军死10余人，重伤20多人。后来流河防线被突破后，只好撤退了。
　　左翼一一一旅以二一七团的兵力沿减河、运河布防，于惠丰桥至李又屯一线，以河为屏障，在南堤上构筑工事。并以铁桥和闸口为重点，拆除了闸上桥面，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日军在闸北大王庄庙顶上设重机枪四、五挺，向河南疯狂扫射。我方以迫击炮将庙摧毁。敌人失去制高点后，进攻更为不利，死伤较重。战后日寇在闸南修了阵亡官兵墓地，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军官。
　　此时，从卢沟桥撤到保定一带的国民党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二一团获悉流河告急，经大城冯庄、堤北急行军赶至唐官屯车站，因无给养，又转驻南辛房村。短暂休整后，把守运河西岸，二二一团以小王庄为前沿进驻流河和南辛房。在小王庄和流河北由河堤向西南挖掘战壕，到东魏村与南赵扶的战壕相连。该团是三十七师的主力。士兵每人风衣、军毯各一件，步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手榴弹4枚，大刀一把。团、营均配武术教官，官兵个个武艺高强，善于夜袭肉搏。
　　由运西正北而来的日军，首先在小王庄与我均接触，激战通宵，终未突破。
　　翌日，一部敌军向东边紧靠河沿的前小屯进犯。此时，正有一支二一七团的便衣队在这一带侦察。他们发现敌军后，即潜入村北的苇塘中，打了敌人的伏击。日寇扔下大批尸体狼狈逃窜。侦察队转移后，日寇径直闯进了无人防守的前小屯。进村后，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了25名没能逃走的老弱病残者。而后，沿河套向西占领了小王庄与流河之间偏东的赵家坟，使小王庄腹背受敌。向赵家坟发起攻击，日军以坟作掩护拼命抵抗，再加之装备优良，未能将其击退。夜间，我流河驻军二二一团三营在营长郑昆廷的率领下，轻装上阵，夜间越过战壕，偷袭驻守在赵家坟(距流河村东1里)的日军。我军战士摸进赵家坟，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抡起七、八斤重的大刀，横劈竖砍，拼杀3个小时，砍死大批日军五六十人后，又撤回南辛房。赵家坟的日军，因既能得到陆上后续部队的增援，又可得到河上装甲汽艇的接济，故始终未能击退。
　　9月9日，日军又开始从正北面向小王庄进攻。我军凭借村东的三座窑和村北战壕进行抵抗。三营官兵坚守阵地，以密集的机枪火力，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强攻。狡猾的日军见强攻不取，便采取迂回战术，调集主力绕滕庄子、康庄子一线合臂包抄。双方激战直到天明。次日，日机数架对流河、北王庄进行了轮番轰炸，直到近午11点钟。三营伤亡惨重，仅剩30余人。无奈，突出重围，撤离阵地。因寡不敌众，在人员几乎全部伤亡的情况下，小王庄失守。日寇进村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小王庄惨案。
　　是日夜，三营又奉命偷袭小王庄。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于9时杀进小王庄，展开了街战巷战，短兵相接，肉搏拼杀。当时连日阴雨，雨水浇着血水，血水和着雨水，在战士身上淌流，在战士脚下淌流，浴血奋战数小时，日军大部被歼，重新夺回了小王庄。紧接着日军又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为显示其武士道精神，排成四路纵队从北面大道上向小王庄进军。三营以密集的机枪火力猛烈扫射，日军成排地倒下。尸体枕籍，狼狈退却。敌军正面进攻不成，便派一部兵力绕到村西进行偷袭，乘哨兵不备，接近村庄，双方激战至拂晓。
　　此时，适逢连日大雨，战壕内满是泥泞，战士浸泡水中，无法炊食。不但衣服淋湿不干，且腹中饥肠辘辘，但全体官兵斗志高昂，经多日抵抗，阵地失而复得。马厂、流河的百姓箪食瓢浆，父老送衣送被。青县境内习武者携带刀枪，或参战，或担架，踊跃支前，使国民官兵大受鼓舞。在此时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大炮又猛烈轰炸，而我方既无空军支援，且军火装备远逊于日军，唯官兵不畏生死，前仆后继。
　　10日晨，数架日机对小王庄前沿阵地和流河镇进行轮番轰炸，一连炸了几个小时。三营官兵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了30余人，不得不撤出小王庄。流河北部大半个村庄几乎被炸平，驻守的一营和二营也遭受重大伤亡，无法支持，开始撤退。日寇从北面窜进流河镇。驻李豹庄的二二一团警卫连得知流河告急的消息疾速前来增援。当行进至村西南徐家场时，突遭日军东、北、西方交叉火力的猛烈夹击。因全连连暴露在开阔地上，虽经全力奋战，也无一冲出火网，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激战几日，日军死伤逾千。战后在流河设一军官墓，墓碑题写：“矶谷兵团野战部队田卷队夜袭战死之地”。
　　流河防线被突破后，日寇继续向南进犯。
　　右翼二十六旅得知流河失守，由于不明实情，非常气愤，李致远还在电话上跟冯治安发脾气，责怪一一一旅没有顶住。左翼既被突破，只好撤出阵地，向南退却。
　　在流河以西及南赵扶至姚马渡一线，利用青纱帐在水中(因子牙河被日机轰炸决口，加之连降大雨，平地水深齐腰)与敌人周旋的三十七师一一一旅余部和一三二师官兵已很疲劳，上级命驻河间的六十七军吴克仁部接防。该军接防后，与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但不几日，南京方面即命其撤退。下级官兵抗战热情非常高涨。他们眼见日寇在自己的国土上奸淫杀横行肆虐，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恨不得把他们一下子赶尽杀绝，哪肯后撤。无奈，南京再三催促，军令如山，结果于9月下旬退出了阵地。
　　在马厂、流河战斗中，日军矶谷兵团在此受重创，死伤惨重，还有一名少将被击毙。至9月9日，青县北部皆被敌占领。马厂兵营失守，并被日军拆毁。日伪则在人和镇修炮楼两座，建了据点。
　　纵观马厂、流河战役，中国军队战败。原因有三条：一、从客观上讲是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二、从主观上讲，南京政府军事统帅部对抗战的准备不足，日军大举进攻时，急忙调兵遣将，仓促应战。三、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紊乱，部队庞杂，派系众多，内部矛盾重重，是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蒋介石虽然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恐冯拥兵自重，便从中挑拨。冯奉命北上主持华北战事，宋哲元等华北部队均为冯的部下，指挥起来本应得心应手。当冯老将军精神抖擞，满怀信心赶赴华北时，已升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的抗日英雄宋哲元竟装病跑到泰山休养去了。第1集团军代理司令冯治安将军和属下军长、师长们，也都尽量避而不见。冯玉祥不能组织、统率部队，造成战区战线溃退，使冯处境极为被动。
　　于是，沧州抗日第一仗――马厂、流河阻击战，就在国军的腐败无能、日军的大兵压境面前，败下阵来。却也阻挠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并打破了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神话。
　　迎来了人民的子弟兵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196师587团驻马厂一带村庄。9月，该师由青县移至北京市海淀区做国庆节受阅准备。
　　1团划归66军，进驻马厂一带村庄。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重建马厂兵营。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座具有现代水平的军营又在原地建成。1970年10月，211团回归24军，196师的588团由塘沽换至马厂兵营。
　　1985年全军整编中，588团调到天津东局子，27军的243团由邯郸移至马厂接替588团驻军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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