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探索阶段实现四化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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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思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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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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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指的是哪个阶段?
09-04-25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个论断的新意不在于“初始阶段”这个提法。十三大报告就已经指出:“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里,作为“特定阶段”的“起始阶段”与“初始阶段”,可以看作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这个论断的新意表现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很长历史过程”这个提法。我们党过去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短暂阶段。按照这种观念,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经历一、二十年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再过二、三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国在“大跃进”时期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甚至有人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经过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党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而在“七一”讲话中,则进一步强调了在初级阶段之后,仍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认识是对邓小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论断的发挥,不仅对我们认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正确地思考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是个必要的前提。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这个表述。它不仅强调在初级阶段,而且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犯了两个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一是把经济落后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从而认为可以把《哥达纲领批判》作为理论抽象的社会主义一般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二是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以所有制过分国有化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为基本经济特征的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任何触及这两个特征的改革和有关理论都被当作背离社会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从而堵塞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失误不仅在于对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的认识有误。从这个经验教训中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仅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在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以后,仍然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并不排斥一般,因为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决不能将特殊和一般混为一谈。强调特殊,忽略了一般,就会迷失方向;强调一般,脱离特殊,就是脱离实际,就必然要跌入空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我们仍然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国情出发,而不能照抄书本,或照搬别国模式。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关系的另一个必要前提。    由实践来回答未来的发展    “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这是“七一”讲话提出的如何认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先谈这个原则的后一方面:由实践回答未来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野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后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人类理性、永恒正义之类的观念出发?二是企图建立一个一劳永逸、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因而常常去详细描述这个制度,并企图以此来征服人们。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二、用发展的观点考察一切。因此,他们反对具体描述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因为事实是不断变化的,未来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只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页)马克思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从来没有作过系统的概括,只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作过一些“最主要的暗示”(《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1页)。恩格斯也只是在《反杜林论》等极为有限的一两处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作过极为简单的概括,对此,他还声明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未来的发展,不去对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方法。    这个发展是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取得的。在当年的苏联,有人提出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的建议。对于这个小改小革的建议,斯大林回答说:如果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09页)这里没有把方向放在首位,没有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目的作为判断这个方案正确与否的标准,而是把是否遵循预先设计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为标准,这就堵塞了改革和前进的道路。    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对遥远的未来作出具体设想和描绘。即使是眼前的未来发展(这是不可能没有具体设想的),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仍然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因而在重大的转折关头,也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只有充分尊重实践的人,才能较快地、顺利地完成这个认识过程。例如: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有过两次重大突破,都经历了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一个是新经济政策,它是以1921年春天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突破口和第一推动力的。后来,列宁在回顾1921年的粮食税计划时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1页)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同上,第773页)。另一个是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在改革之初,我们既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能知道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模式,能使人们得到最大的利,受到最小的害。中国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真正起点和第一推动力的。这是哪个理论家事先发明的?是哪个政治家事先设计的?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是“农民发明”的,也就是说没有发明者,而是实践中闯出来的。当然,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路线,没有关于放宽农村政策的决策,就不可能在实践中闯出这样一条道路来。随着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也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这一方法论上的新进展,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将越来越被证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七一”讲话不主张对遥远未来的发展作具体设想的同时,指出:“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讲话放在首位的是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目的。    我们曾经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其中放在首位的是价值目的。为此,马克思指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用这样一个简短的概念来表述未来的新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既没有自由选择所需消费品的条件,也没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于是我们把这个目的推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其实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涉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经典论述有两处:一处是《资本论》,在那里写道:“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同上,第95-96页)这是一个实行按劳取酬原则的社会,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价值目的的社会。另一个是《哥达纲领批判》,在那里写道:“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随着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05-307页)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但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重要内容,并且把它作为在这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在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    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发展。在本质论断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界定为共同富裕。这是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的。直到1995年2月,盖洛普公司发表的对中国所做的全国民意调查,“结论是,在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10亿人希望富有,并购买数以百万计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和录像机。”“接受调查的人中,68%的人表示希望‘勤劳致富’。”要满足大家致富的目的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仍是中国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目的是包括共同富裕的,但并不归结为共同富裕。我国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买方市场的形成,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初步形成,人们对工作的选择的自由度有了一定的提高;第二,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已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农村居民的消费也从量的增加转到质的提高。这就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提出来的初步条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这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实的纲领性要求提出来,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必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1997年12月和2001年1月出版的两部著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初级阶段的体现》和《当代中国与邓小平理论》中提出和重申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的共同富裕时,也必须把它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第一,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条件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首要地位。……第二,即使在现在,也应当把实现共同富裕的每一步,尽可能地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在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目标中占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这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崭新思路,回答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的崭新思路,把握住这一价值目的,也就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了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静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遥远的未来”;但为共产主义的价值目的而奋斗,却从来没有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    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具体统一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是对如何实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的最基本的、也是崭新的理论论证。    这个论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就在于它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追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为此,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作了如下一个精辟的概括:“在保证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上书,第19卷第130页)马克思论证了这两大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130页);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的个人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218页)这两者不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互为条件。最有利于人的能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七一”讲话在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概括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经验,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的结合点在于:在现阶段,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七一”讲话提出如下“四要”: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要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需要从上述诸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既是扎扎实实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也是脚踏实地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这两者统一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仅能更加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且能更好地同广大人民的利益直接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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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的教训: ①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科学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社会矛盾,不能阶级斗争扩大化; 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③党和国家领导方面,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④社会主义建设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初期有益的探索 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此后,我国历史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1,中共八大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和相应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提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 2,八大以后的进一步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二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党在政治生活领域进行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3,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经济上贯彻“八字方针”的同时,在政治上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2)探索的失误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年-1976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了歧途和曲折。 ①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②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片面突出和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单纯地宜传“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从 而改变了八大所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③“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于是在一个多月内全国大部分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又一次严重失误。 ④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性质,只是一场破坏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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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重点: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十年建设的成就难点:正确认识十年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教学过程:导入  教师提问:教师首先从三大改造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之处提问,让学生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我国的社会矛盾、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会发生哪些变化?教师简单根据学生回答情况后进入新授课的学习。一、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  关于中共八大: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掌握中共八大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观点以及八大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让学生对此进行简要评价。然后教师结合学生回答问题情况,说明提取历史材料中有效信息的基本方法。同时教师写下副板书:“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经济政策”,引导学生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教师再根据学生描述的具体情况,适当归纳总结如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关键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后要求学生讨论,应该如何评价八大?为什么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教师对学生的评论发表意见,进行相应的补充如下:八大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根据“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的,实践证明,坚持这一方针,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顺利发展并取得成效,反之就会遇到挫折和遭受损失。八大以后,进一步探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贯彻八大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是如何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益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教师在讲述本目之前,引导学生回忆1956年的国际形势(苏共二十大、东欧变革等),使学生认识到,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的领导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处理日益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国家领导人在后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出现“左”的错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根据教材,要求学生掌握文章的重要观点,明了文章发表的重要性。  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教师应使学生明了,这使中共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在讲述整风运动开展的原因时,教师可以联系进行三大改造时出现的问题讲解。在讲解整风向反右派转变时,教师可以利用课文中的小字内容,让学生了解转变的原因,进而,使学生认识到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之所以会扩大化,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对我国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产生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我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也没有经验。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总结归纳。在总绍时,教师应着重强调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根源。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讲解本目时,让学生认识到:1956年起,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现代化任务时期。由于五计划超额完成,使我们党和政府犯了“左倾”冒进错误,国际环境不好(教师补充)使我党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会运动都反映了我党在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上的“左倾”冒进错误。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损害农民利益;随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三年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四、“反右倾”斗争和三年经济困难  教师应着重解释为何纠左会转变为“反右倾”:毛泽东从根本上肯定“三面红旗”,不允许别人反对;党的民主生活不够健全。五、七千人大会和十年建设成就  关于十年建设成就:教师首先打出投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农业生产增长情况》表,在结合教材中提到的十年建设中的典型成就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讨论:我们在十年探索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为什么仍然取得了那么多重大的成就?说明了什么?最后教师对学生讨论情况进行简要评价后,指出:十年建设的成就就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顶住了国外反华势力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失误是探索当中的失误,前进是十年探索的总趋势。小结  让学生设计一张教材结构图。明确要求:①不要遗漏重大事件;②要考虑结构的合理性,至少能自圆其说;③形式不限,鼓励创新。准备三张小玻璃板,发给愿使用的学生,待完成后,利用投影展示设计结果。板书设计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一、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  1.《论十大关系》的提出  2.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l.《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2.整风运动的开展  3.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4.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及影响四、“反右倾”斗争和三年经济困难  1.庐山会议与彭德怀上书  2.“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发动及其恶劣影响  3.三年经济困难局面形成的原因及其分析五、七千人大会和十年建设成就  1.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2.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及其主要成果和局限性  3.十年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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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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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出现的巨大曲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1958 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以否定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的正确估量为前提;是在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纠正急躁冒进地正确决策和否定八大肯定的综合平稳、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产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设想,一条忽视了客观的经注规律的总路线,能够指引我国人民实现建成现代工作、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缺点,也就是它致命的弱点,它的确定标志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2)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实施八大实施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一味强调所谓“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形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等等;与此同时,在不断错误批判反冒进的“左”倾思想膨胀的气氛中,实事求是原则一再淡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转入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轨道,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在“反右倾”运动中,1959年底到1960年继续“大跃进”。致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全面地泛滥起来,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3)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八大前后,党中央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问题和建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想,这是十分适时和符合实际的。但是,在“左”倾思潮膨胀的情况下,加上理论研究不足,组织工作粗糙,没有经过认真试验,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到高潮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抛弃了八大前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设想。一是盲目的、过多地下放中央管理权力,上下不配套,造成新的混乱。二是急于变合作经济为国营经济和全部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成分。三是轻率地发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企图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依靠不断人为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缩小商品生产、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毛泽东痛切地感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指出:大跃进中,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都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根据这些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内部有三种平衡,即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深化。“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实践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新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这是党内的正确发展趋向。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所以,自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这是党内的错误发展趋向。这5年间,两种趋向经历了从并存到“左”倾的错误倾向逐步占上风的过程。由于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本身存在弱点,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认识不尽一致,它终于无法阻挡错误发展趋向进一步膨胀,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化、绝对化、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使会议突出地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理论上,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升级,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绝对化。第二,在实际工作上否定了党内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些正确措施,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所谓“黑暗风”,是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估量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错误批判。所谓“单干风”,是对邓子恢等主张支持农民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的错误批判。所谓“翻案风”,是对纠正“反右倾”以来党内过火斗争偏差进行甄别平反的错误批判,也是对彭德怀的正当申诉的无理指责。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都是党内对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毛泽东不同意这些看法和意见,并武断地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是党内一些人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摇。甚至尖锐地提出党内、国内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内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继续发展的表现。第一,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这场运动的发生是以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为依据的,而运动的过程,又使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惩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样的估计,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第二,规定运动的性质和重点,表明“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把客观存在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八届十中全会“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突出表现。第三,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运动中,相当一大批基层干部在政治上受到过火的批判和斗争,在组织上被错误地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大大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造成的后遗症相当严重,形成的“阴影”延续多年。八届十中全会后,与经济工作和政治领域方面“左”倾错误不断膨胀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和对知识分子错误估计的指导下,1963年到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发展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如所谓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的争论;对孟超《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公开点名批判;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错误的批判等,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过火、错误的政治批判同时,毛泽东对教育方面提出了个系列不切实际的主张。诸如,“阶级斗争应作为一门主课。”“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信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错误的估计和主张,同爆发“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爱的最严重的挫折。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党和毛泽东在“反修防修”中陷入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迷误,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判断严重失误,以至于“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形成了这场全国范围的大动乱,给国家和民族、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国后“左”倾理论系统化的集大成者; “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政治运动的弊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彻底摧毁了本不健全的民主和法制; “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政治体制的弊端推到了极端,权力结构更加僵化,政治运行规则更加混乱; “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经济体制的弊端推到了极端,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既乱又死: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限制以否定商品经济,并把它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行政手段几乎全部取代了经济手段。第二,不顾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以轰轰烈烈的运动代替正常有序的经济运行方式。第三,企业实际成为执行经济任务的政治实体,必要规章制度被废弃,经济管理混乱,生产劳动被赋予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性。第四,经济结构更加僵化,宏观搞乱,微观搞死,“条块”予盾更为突出。 “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左”错误发展到极端,给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摧残。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讨中的失误、教训,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主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上,八大三中全会改变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长时间内把我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同“过渡时期”混淆起来,或者超前向共产主义过渡;三、 在工作重点上,没有确实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左”的失误,逐步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了全局;四、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轻易地抛弃了“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正确思路,使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过于单一,缺乏活力;五、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排斥或反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发展;六、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七、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没有摆到战略地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歧视知识分子,实行过“左”政策,拉大了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总结以上的教训,得出如下结论:(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葆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离开了它,就谈不上转变观念,敢想敢试,难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首要问题。(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扬的光辉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辉旗帜。要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干部和人民,在全社会形成一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3)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几条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更加符合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4)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善于总结,积极引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中国共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的产物,又是善于领导的体现。认识规律,转变观念,尊重群众,积极引导,强化执政意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牢固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时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战胜一切困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第二,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目标之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二者相互促进,把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坚决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加强立法,尤其要严格执法,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四,建设一个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执政党。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正在严重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党的生活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科学决策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求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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