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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楼主：恐慌小猪 2011 时间： 21:01:05转贴：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作者：袁腾飞 《看历史》第 11 期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 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 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 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 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 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 “文 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 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 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 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 “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 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 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 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1862 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 “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 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 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 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 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 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 梁启超先生言： “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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 “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 （他们）不建设 民国，而建设‘天国’ ，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 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 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 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 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 ；凡是不 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 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 。更有甚者，极 “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 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 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 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 1986 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 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 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 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 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 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 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 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转贴： 《读者》杂志 2011 年第 7 期想当年功成不居作者:袁腾飞 敦刻尔克撤退，英军跑了，法国就完蛋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抵抗了六个星期，就被德国人占领。法国政府总理、 “一战”的凡尔登英雄贝当元帅，授命向德国投降。 3/5 的法国领土被德国占领，剩下 2/5 的残山剩水，以贝当为首，在南部维希小镇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被称为“维希法国” 。法国当时的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戴高乐为伪政权的国防部长。法国宣布投降的当晚，戴 高乐将军到机场送一个英国将军回国。两个人握手、拥抱完，英国将军上机了。飞机滑行时，戴高乐将军突 然开始拔腿追飞机。送行的人都傻了――将军疯了，这是干吗呢？戴高乐将军身高 1.98 米，两腿也长，几步 就追上了飞机。英国将军回过味来，探出身子，抓住戴高乐将军的胳膊，一把就将他提上来了。当晚，戴高 乐将军飞到伦敦，立刻发表演说，宣布成立自由法国政府，号召所有法国内地不愿屈服的人们组成军队抵抗， 号召法国所有海外自治领地，那些没被德国占领的，如北非、越南自治领地的法国军人，服从自由法国政府。戴高乐将军当时只是一名准将，准将是将军当中级别最低的。1944 年巴黎光复，将军回到巴黎，他 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去巴黎圣母院做弥撒，感谢上帝拯救了法国。当他进入巴黎圣母院的时候，钟楼里面， 藏着德国的狙击手。那名狙击手瞄准了戴高乐将军，已经把他的头部套在了瞄准镜的十字线上。如果这个狙 击手扣动扳机，法国的历史肯定要被改写。但是，狙击手在瞄准之后，被戴高乐将军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感召， 不但没有开枪，相反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从塔楼上下来投降了。 接下来，戴高乐将军就开始主持战后法国的政务。他组织自由法国，两次开庭审判贝当元帅，判处 他死刑。而戴高乐在国家光复之后，就功成身退，临时主席也不干了。他下台之前，签署的最后一道命令， 就是特赦了自己的老师贝当元帅。贝当当时已经 89 岁了，你判不判他死刑已经无所谓了。6 年后 95 岁的贝 当元帅去世。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回到家中，在家里待了近 13 年，直到 1958 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处在风雨 飘摇之中，他又出来领导人民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今天的法国就是第五共和国的延续，戴高乐是开国总统。 他干了 10 年，任满之后辞职。临走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是带走爱丽舍宫内用了多年的旧书柜。他问秘书， 能不能拿走；问管理人员，能不能拿走。管理人员泣不成声，说，整个法国都是您拯救的，拿俩书柜算什么? 您拿吧!所以，戴高乐将军让秘书按新书柜的价格付了款，把这两个旧书柜带走了。退休之后，将军拒绝领总 统的退休金，他说要用这笔钱去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 法国光复的时候，国会想授予戴高乐元帅军衔，被他拒绝了。他认为，胜利应该属于光荣的将士们， 我就是准将，最低一级。他领一份退休准将的薪金，极其微薄。他夫人是不工作的――欧洲国家尤其上流社 会，夫人是不工作的。女儿 3 岁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导致智障。他的薪金要养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老爷 子就只能写回忆录，靠这个来谋生。他是差两个礼拜就到 80 岁时走的，实际上是被活活累死的。 到这个级别的人写回忆录，用不着自个儿写吧，一般都是摇椅上一躺，香槟酒、雪茄烟；秘书在那 儿敲字??他哪儿成啊，烟酒戒了，因为抽不起了，自己敲打字机。所以，古代不算，世界近代史上值得我 崇拜的政治家就三个：华盛顿将军、孙中山先生和戴高乐将军。这三个人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真正做到了 功成不居，非常伟大。转贴：１９９８：自由主义的言说?朱学勤?１９９８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一在中国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要问它是什么，首先要从它不是什么说起。自由主义首先不是“自由化” ，以往被称做“自由化”的内涵要么与它不相干，要么是对它的歪曲。其次，它也不是如毛泽东早年在 〈反对自由主义〉那篇名文中所描述的那一类：迟到早退，背后议论，或者随地吐痰。然后，它还不是最新出现的一种时髦说法： “如果它是 一种多元化的宽容态度，那么我就同意。 ”多元化也罢，宽容也罢，第一应该针对权势而言，同时也是每一种学说与其它学说睦邻相处的外部 规则。这一规则不仅对自由主义有效，也对其他正常学说有效。因此，如果只谈论每一种正常学说都应遵守的外部规则，并以此作为取舍的标 准，那么你就不必只取舍自由主义，你可以同时同地同意无数种学说。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这是自由主义 的名言，但是这一态度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 ，以形成“多元化”的总体景观。如果要求每一种学说都以这样的外部规则来取代自己的内部结构，那就无异于抹平差异，劝说每一种学说即时自杀。每“一元”的自杀，其总体效果则是“多元化”的自杀。 专制能扼杀多元化，以一种泡沫语言目无定睛地奢谈“多元化” ，同样能扼杀多元化。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 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 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 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样的一种学理要求，卑之无甚高论，以常识语言可以说得清楚。事实上，自由主义自英国形成系统学说以来的二百年，它的言说基 本保持着一种低调风格，从低调进入，既护卫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法律政治平台，也化成当代文明社会普通公民的日常共识。但在中国的这一 百年，自由主义得到言说的机会却并不常见。１９５７年以后，这一学说基本沉默。进入八十年代，它重新发育，但一开始只能借用其它学说 的理论符号。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知识界明显分化以后，它才逐渐浮出水面。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中旬《南方周末―阅读版》第一次以整 版篇幅发表学术文章，纪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逝世，可能是这一言说从学术圈走向公众的一次尝试。三个月后， 《顾准日记》 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将顾准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 ：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 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 他思想实际。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 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 点。此前学术界对顾准思想的追思和研讨已有十年，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人们都已明白顾准临终前达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民主启蒙派，而是一个“出走的娜拉” ；再也不是以１７９３年法国革命激进阶段为肇始的欧陆传统的凌空蹈虚者，而是一个回归英美传 统以１６８８和１７８７为年谱标志的经验主义者。他的精神指针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慎之先生在这里是第一 次破题，发出了１９９８年自由主义公开言说的第一声。１９９８年５月，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在多声部合唱中庆祝百年诞辰，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凸现了北大 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再次作序，以他那一代人的特有语言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 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 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 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 自由主义是最好的、 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 一定会把 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８月，李泽厚先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把中国当下思想界划分成两大思潮：一是民粹主义思潮，一是自由主义思潮；民粹主义 思潮只要社会正义；自由主义思潮只要市场经济。但是李泽厚先生只说对了四分之一，即他看出了自由主义思潮浮出了水面，除此之外的三点 都不准确： 自由主义思潮并不是只要市场经济； 相对而立的一方也不是民粹主义； 双方的分歧更不是一方要社会正义， 另一方则不要社会正义。二这一年９月， 《天涯》杂志发表韩毓海先生长文〈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以比较激动的言辞抨击自由主义这一年在中国的公开言说。 韩毓海观点大致为：１， “他们认为直接民主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 的意识形态。 ”２，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伟大遗产” ，这一“原则”和“遗产”是： “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须得到 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府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 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 ” “今天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留的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词句，丧失的却是自由主 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 ”３， “１９８９年在苏东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事变，是由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掌握着生产和企业的经济官僚共同推动才发生了 这样戏剧性转化的。――这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不是民主的胜利。因为它同样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不祥的解决方 案。这种危机是指：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版并没有真正实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市场取消后所留下的空白被国家警察官僚填充了，国家官僚 实际上扮演着有产者的角色；人民只是在名义上有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权力，而实际上这样的权力操纵在少数官僚手中。对这一合法性危机 的解决因此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扩大民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使政治领域日益成为公共的；一种是通过实际上是受控的，自上而下的 市场化和私有化，使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掌握，由匿名的，变成公开的、合法的。而主张保护最大利益者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幸成为了后一 种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 ”公正讨论的前提，是不能歪曲对方的原意，为此，我们尽可能引用韩毓海的原文。仅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李泽厚将他们命名为“民 粹主义”确实不够公正。这些朋友的立场较为中性的定义，应该是“新左派” 。理由有三：他们在行文中把自由主义者称为“右翼” ， “为右派 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借口” ，无形中把自己定位于“左派”立场，此其一；他们的理论论说中经常出现来自西方左翼批判传 统的概念符号，此其二；最后，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此前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与当下市场经济改革某些弊端的批判，确实不是从知识 分子二十年来的基本共识即所谓“右翼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的原版意义出发，谴责斯大林体制是没有真正实行生产资料的所 有制改造，以及没有实行真正的直接参政的人民群众大民主。这里我们愿意强调这些朋友“左派”立场的一个“新”字，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 理论来源与人们熟悉的老左派有别，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个额外的好处，这一称谓或许能避免局外人发生与党内老左派的不利联想，以争取一个 学术讨论的平静氛围。自由主义者始终将民主与法治列为他们在当下中国的第一要求，但是他们为什么反对直接民主制？从学理上说，韩毓海提到的古希腊直接民主制，它是人类早期施行的一种古代民主，在当时就有过以公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不良记 录。后人不应否定它的历史地位，但也不能因为它是民主制而迷信。人类历史至今出现有两种民主，而不是一种民主。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的 差别，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已经在学理上研究完毕，在今天的大学历史系课堂里也是一个不难讲清的常识问题。直接民主制适用于古 代城邦，不适用于近代民族国家。二者之间有着一个美国学者萨托利所命名的“规模障碍” ，如果将前者强行复活于后者，只会出现以民主始 以专制终的闹剧。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专政、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激进实践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类似运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民族国家是一行政 范围远远超过希腊城邦的“巨邦” ，目前还看不到“巨邦”重新分解为“城邦”的前景，在此局限下，近现代人们只能选择比较稳妥的代议制 宪政民主。英国１６８８年革命和美国１７８７年立宪以来的长期稳定，以及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以后的长期动荡，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 一点。就政体比较而论，代议制宪政民主当然不是理想政体，它不是“比好”的结果，而是“比坏”的结果，是在近现代条件下人们能够找到 的“最不坏”的民主形式。因此，尽可以批评它不如人意（这也是西方左派批判传统长期以来的立论根据） ，但是，如果要在这一平台之外， 以左派理想付诸实践，再建另一平台，从目前能够找到的历史记录看，只能是上述法国、俄国、中国的灾难性记忆。因此，自由主义者始终在 要求民主，但他们坚决反对不负责任地呼唤古代直接民主，即韩毓海文章称颂的不受“一切形式控制之民主” 。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同意如韩毓海那样总结他们的“基本原则”和“伟大遗产” 。韩毓海那样的高调提法，大都产生于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后期卢梭之学说。在此之前的苏格兰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不是这样想，也 不是这样说。他们会问：只有政治承诺的“个人权利保障”是否可靠？只有在政治参与中才能实现的“个人权利” ，是否同时能保障其他不进入政治参与的公民自由？这样的疑问，后来被与卢梭学说相应的雅各宾专政“公民不自由，就强迫他自由”的实践所证实。再后来，才有以赛 亚?伯林总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中国在文革中也有过只在政治层面允诺甚至强迫“公民参政”的实践，与此同时，则剥夺公民最后一块 私有财产。那样“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 ，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 ，还是适得 其反？仅仅在政治层面空喊“公民参政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 “无财产即无自由” 、 “无代议制则 不纳税” 。前一句是英国１６８８年革命的说法，后一句是１７８７年美国革命前后的说法。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什么“伟大遗产” ，这就是他们 的“遗产” 。这一“遗产”并不伟大，但很平实，它是以明确保护私人财产来为“公民的政治权力”垫底，踩着了这块基石，才能贴着地面步 行，由此才形成英美代议制传统，并从此与法国欧陆传统渐行渐远。也正是出于这一底线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 济改革，同时则不懈努力，将这一改革已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延伸入政治法律层面。象韩毓海那样谈论“基本原则”与“伟大传统”也不是不可 以，但他应该说清那是来源于另一传统，与自由主义距离甚远。自由主义也不会同意上述对斯大林体制失败以及如何避免这一失败的说法。认为斯大林体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一体制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版，这一说法与文革中谴责苏联是变修变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说 法十分相象。在这里，我们愿意谈一点从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反省体会。自由主义这一代人中，有许多经历过文革中后期知识青年的反叛思潮， 那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恰如今日新左派的上述判断，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想，才一度误入毛泽东当年的乌托邦狂热。至于如何避免斯大林体制的 失败，从韩文流露的知识谱系看，其上游有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的“被背叛的革命”及他本人的“不断革命论” ，其中游有德热斯的“新阶级” ， 下游则有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而这一知识谱系恰是当年一代青年反叛者上下求索欲穷其尽的知识谱系。生活 在这一知识谱系上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反斯大林之“左”而反斯大林之“右” ，或者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比苏联体制更左的“生产资料所有 制改造” ，或者在政治上要求实行比苏联体制更“广泛”更“直接”的大民主，以挽回社会主义的声誉。１９７８年以前，我们曾经因为在封 闭环境中摸索，只能在这一知识谱系中兜圈子，曲折表达对当时官僚体制的反抗。１９７８年以后有可能接触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思想信息，我 们挣脱了在国际共运内部寻找左派思想资源的狭隘范围，先后经历了与顾准类似的“思想出走” ，才达到今天这样的认识。正因为我们有过那 样的思想曲折，今天才认识了国际共运内部左派批判资源之大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与西方学术界接触时，对其左倾先锋理论后面的精神 血缘或知识谱系，保持有一定的警惕。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老战士不能接受九十年代的新左派理论” ，一度为一些朋友不解或气恼，这一“奇 怪现象”如有认识根源，即扎根于此。这不是什么“冷战意识” ，或“自由主义的偏见”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在学院图书馆里读出来的，也是从 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正因为我们是这样走来，才比西方左派教授更为痛切地认识应从什么方向批判斯大林体制，才能避免而不是 加重社会灾难，同时，也比他们更真切理解韩毓海提到的１９８９苏东事件的真正内涵。这里可以顺便说一句，来自塞纳河左岸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当年确实是在中国比苏联更左更社会主义的狂热实践中，深深 吸入过一口精神鸦片，却至今不见象样的反省，吐出那一口氤氲之气。三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次言说，有无值得自己警惕的地方呢？有的。第一，无论是三百年前的老洛克，还是刚刚去世不久的哈耶克、伯林，或者是还活着的罗尔斯、萨托利，无论他们之间还有多少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是在与中国不同的环境中写作。他们或者是为本国已经发生的变动辩护，如洛克之与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或者是为可 能发生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左倾化危机而写作，如五十年代的哈耶克。这就有两点应引起注意：对西方而言，他们基本是为已经出现的自由民主 制度作事后阐释，面向历史；对中国而言，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今日中国也有这样的需要，因而是背对中国。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他们的作品具 有普遍价值，或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中国提出现成答案而指责他们错误。如此警惕，一是避免强人所难，二是避免自己橘淮而枳。这一点，是新 左派朋友在引进西方左派批判理论时已经出现的教训，但在自由主义这一边，也未必不会发生。第二，从时间上说，他们的问题处境是，如何在自由主义实践已经形成制度性平台以后，事后给出更好的辩护性解释，我们的问题处 境是，如何把事前已经知道的学理化为还没有出现或刚刚出现的实践过程？从空间上说，他们面对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顺向自然演化的过程，而 我们却处于一个已经被逆向处理过的非自然过程再反拨过来的处境。打一个言不尽意的比喻，他们是站在那样一个厨房里，只须说明“鱼是怎样熬成汤的”即可，而我们则站在这样一个厨房里，先要“把一锅已经做坏了的汤还原为鱼” ，然后再说其它。把汤还原为鱼，当然要比把鱼 做成汤困难十倍，这是这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一举步就会面临的困境，当然，只要做得好，这也恰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创新空间。第三，在为消极自由辩护时，要充分注意这一概念所由出的社会环境。在自由主义已经实现的地方，消极自由再消极，也不会有太大 的消极后果。因此，以赛亚?伯林只要创建一门自由主义的“静态力学”即可。在自由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地方，片面鼓吹消极自由，至少有一 部分则会为犬儒思潮所用。因此我们更为紧迫的需要，是创建一门自由主义的“动态力学” 。目前阶段谨慎的说法，是否可以这样：以积极的 态度争取消极自由，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积极自由？在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多走一步或少走一步都可能落入陷阱。第四，在为市场机制辩护时，似应分清什么是市场机制能够负责的，什么是它不能负责的。这一混乱一开始由新左派朋友带入。当他 们在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市场经济造成多少人间不公，并由此还迁怒于跨国资本入侵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他们忘了这里的市场经济 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它还更多地受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 （它若肮脏，还称不上马克思当年批判的 那种“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资本的肮脏” ，而是“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权力的血腥” ，表面上是市场经济肮脏罪恶，其实是后面的权力机制在作 祟。因此， ）那些被新左派谴责的人间不公，更多地是应归咎于那只蛮横的“脚” ，而不是归咎于那只肮脏的“手” 。在抵制这一混乱时，自由 主义者当然有必要为还处于弱势的市场机制辩护，但也有可能接过了这一混乱，在为“看不见的手”辩护时，把那只“看得见的脚”踩上去的 “脏脚印” ，也作为“手”之肌肤一起辩护下来。自由主义有更多的理由为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集团辩护，为社会正义辩护，这是自由主义 在当下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说到这里，可以总结一句了：是什么东西浮出了水面？１９９８年，自由主义学理的公开言说浮出了水面，而一些新左派朋友衔尾追 击，也浮出了水面；双方根本分歧不在于别处，而在于上述“手” “足”之争：自由主义批判卑之无甚高论，始终指向那只“看得见的脚” ，新 左派攻势义愤填膺，是落在了那只被踩得住的“手”上。到目前为止，新左派朋友的批评还没有打中要害。自由主义者不得已应战，也只是横过身耐着心梳理一些基本概念。但是，这一点并 不妨碍自由主义者将更多的精力注视自己正面的困境、陷阱、甚至有可能犯的错误，他们更愿意将这些公布于众。这不仅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题 中之义――它总是在试错辨伪中自然演进，同时也是为了与自己相对而立的朋友，为了在１９９９年的正面言说中，双方能共有长进。转贴：有话要说 关于“毛泽东自述”的七个疑问“毛泽东自述”来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它的小标题是： “一个共产党的由来” 。看了以后，有七个疑问分别说说。一. 毛泽东的父亲毛泽东对母亲很好，母亲去世他写了祭母文，父亲死了他都没回去。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 下饭吃。??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毛父性情暴躁常常打人不好，打不打雇工们毛没说。但毛父能给雇工们鸡蛋下饭吃，怎么对儿子不给蛋也不给肉呢？这里先留着这个问。二.毛泽东的母亲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 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 毛母是不错，是个善良的人。那么，这里介绍两段毛的父母有什么意义吗？大山认为有意义，它对研究毛的性格的形成和遗传因素很有意义。好像还没有人从遗传学 的角度研究毛。其实，整个中华民族的族群特征，都离不开遗传学。中国人的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带有明显的遗传基因。父母亲一个性情暴躁，一个心地善良，俩人身上的这些东西一染色体，就遗传给了儿子们。那么，毛泽东是继承了父亲的多呢，还是继承了母亲的多？好像有一次他的弟弟反抗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祠堂。毛的弟弟反抗毛时，毛是共产党的大官了。他没官时也经常反抗，反抗的主要对象就是他爹。“我家分成两‘党’ 。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 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你看，毛父“执政党”时毛不断反抗。毛“执政党”时，他弟弟又反对他。可见执政前造反，执政后反造反，也是中国政治具有的一个 典型特征，它也有周期。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 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所以应该多干活。 ”前面曾留过一个问，好像这段自述出答案了。但毛关于“长者必须仁慈”的观点是对的。你凶恶残暴还让我孝你？中国人常说“百善孝为先” 。这里的孝不仅是孝爹妈，而是孝爹妈的 爹妈，是让你孝祖宗。而且每朝每代每一个政权一上台，便把祖宗拉在身边坐在一块儿，你一下跪磕头孝祖宗，就得连它一块儿孝。行，你祖宗也行，但你必须仁慈，否则，还想让我孝你？那么你不仁慈怎么办？毛泽东告诉我们：“??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 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 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毛的父亲仅仅骂毛懒而无用，毛就公开反抗， “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如果我们的父亲甚于毛父，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人往往在甚于毛父的父亲面前，温顺驯服，你一反抗他就骂你不孝。但“跪一条腿磕头” ，大山寻思了半天。它实在是比跪两条腿磕头复杂多了。三. 毛最爱读的书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 、 《水浒传》 、 《隋唐》 、 《三 国》和《西游记》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为什么晚年那么喜欢《资治通鉴》 ，早年和中年却对《三国》 、 《水浒传》等爱不释手？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很大。毛和斯诺自述 时中共还是在野党，他和中共仍处在造反阶段。他执政后读《资治通鉴》读了十四遍，是中共处在统治地位上了，这会儿他开始研究怎么反造 反了。那么，毛晚年那么喜欢《资治通鉴》 ，读了十四遍，他的最高指示里怎么很少《资治通鉴》 ，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 阶级专政， 《资治通鉴》里讲的都是封建专制统治。 “无产阶级专政”和皇帝一个人躺在皇宫里说了算是一回事吗？那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不多读马克思主义，整天捧着《资治通鉴》反来复去的看干什么？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结果，中国人都看到了。四.毛和佛教的关系“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 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一个人九岁前信的东西对他的成长不会没有影响，且不说他还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并想把他转变过来。但毛后来信马克思了。毛从小信佛后来怎么不信了？佛讲大慈大悲，而大慈大悲了怎么去造反呢？而不造反怎么能推翻统治阶级呢？可是，童年的记忆里抹不去烧香拜佛，它时常从记忆溜Q出来。于是，毛江西失意时住进庙里，要进城时上了五台山，进城后又进了灵 隐寺。当然，毛自已不抽签，让女摄影侯波替他抽。毛泽东进亩是进庙，他可不佛。“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因此，佛的大慈大悲也就离他很远。这方面他又不像母亲而像父亲了。为什么这么说？你看：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她可怜 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他要像他母亲， “三年自然灾害”了，他能连农民逃荒都不让吗？他能面对大批的饿死人说什么：不就多收点粮嘛！这点上，毛不遗传吗？五.毛和他的第一次政见“??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 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 长！ ”唉！幸亏毛年青时赶上了那个年代。要是现在，毛同学还能继续念书吗？你说你激动，激动就乱写吗？你还给安排上了！思想糊涂那就 送你个地方，几天你就不糊涂了。某种角度说，毛才是赶上了好年代。他可以去北大旁听，不愿听了可以回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写湘江评论，还可以组织什么驱赵。现在这 些行吗？六.毛对劳动的认识 毛当过兵，虽然只当了半年兵。“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 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但毛的这段自述怎么让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毛在北大责怪那些知识分子，责怪傅斯 年、罗家伦、张国焘们瞧不起他。然而，毛仅仅一个学生兵，不也不屑挑水，花钱买水吗？言多必失，毛的这段自述说走嘴了吧？建议：这段自述要重译。一定是斯诺记错了，或是译错了。毛是农民出身，怎么会不屑挑水宁可花钱买水呢？一定要重译。七. 关于章士钊的捐款这笔钱共两万，大山在几篇文章里都谈过。结果让人弄到国外网站上说毛是个大贪污犯。这可了不得，大山只是提出疑议，大山可不敢 说毛是什么。毛对斯诺讲，那会儿他太穷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 。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诲去的车票， 就这样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 沙了。 ”这段自述又有问题了。章士钊的两万捐款可是交给毛的呀，怎么成了“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 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了？毛后来对章含之说：他带回的一部分钱不是用作党的经费了吗？尽管那会还没有党。毛为什么不和斯诺直说当时接受了多少捐款，是当时的谁谁帮助了我们，而仅仅说“了解到”呢？这段自述也得重译，否则对毛太不利了。 “募集了大批款项” ，怎么去法国俭学的人后来谁也没提过？ 好了，连引带说说了这么多，肯定 又是遭人烦。打住。转贴： 真民主必崇法治民主-democracy，由古希腊雅典发端，历经两千多年坎坷曲折，发展至今日，西方国家主流的英美式宪政民主，是真民主，正宗的民 主；强巴谈人性以为（注释①） 。宪政民主，大陆官方“学者”概括为“一二三多” ：即“一，一个总统；二，两院平行；三，三权鼎立；多，多党竞选。然后加两‘杆 子’ ，抓笔杆子，就是新闻自由，抓枪杆子，就是军队国家化” 。强巴谈人性学习研究后认为：西方国家“宪政民主”的基础是“人权” “自由” “平等” “法治” ；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几点是：公开竞 争的多党制以轮流执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以对权力实行监督、制衡；公民直接选举政府首脑、主要执政官。宪政民主是真民主， 真民主就必定崇尚法治。崇尚法治的宪政民主，在“人权” “自由” “平等”的基础上，大前提是要有一部好宪法：经过广泛认真的民主协商而制订的、能够照 顾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维护全体公民权益的宪法。崇尚法治， “以法治国” ，一是要有分门别类的“良法” ：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制订的、不违背宪法精神的各种法律法规；二是“司法独 立” ，由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 “公平” “公正”地严格执法。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人们在开会讨论和议决事项时，必须依程序，有规则；如美国人遵循的有著名的《罗伯 特议事规则》 。而后起的某些也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如今日台湾等） ，在“议会”内出现“议员”之间暴吵甚至打架等现象，就是没有 制订好或者没有严格执行“议事规则” 。实行好民主和法治，公民必须“讲道理” ：讲道理，就是立足于双方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就必须以逻辑、说理为交流基础。因此， 说理时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要找出不同观点背后的理由，运用逻辑一一分析辩驳这些理由，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合理。必须弄清楚： “事实” 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 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讲道理就是以理服人，而决不能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在咱中国大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对“民主”有曲解，有误解。为普及真民主即宪政民主知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撰写了 好文章。如韩云川先生《妨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可惜在网络多被删除或屏蔽。赵鼎新先生“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 ，也有网站予以 阻挡、不准发布。幸好易中天先生介绍美国《宪法》的文章在网络是热帖；杨继绳、熊飞骏、杨连宁等先生宣传宪政民主的文章也多有人浏览。 在网络宣传宪政民主，苏中杰先生表现急进，杨恒均先生态度舒缓，各有擅场。而朱学勤先生的研究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秦晖先生论 文《真实的马克思主义》 ，吴思先生的酷文《当代中国是“官家主义” 》等等，不同角度的剖析，使读者获益良多。这里所举仅只是强巴的一隅 之见，强巴未见的、漏举的，应该还有不少。可是，种种原因，对民主曲解误解，在咱大陆仍然随处可见。试举一例：早晌媒体报道，在一辆长途客车上，乘客们怀疑两名农民工模样的乘客患有“甲流” ；于是“投票决定” ， “经多数人一致 同意” ，把那两个疑似甲流患者的乘客赶下了车。这一事件，网上有人说是“从程序上并无错处；一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少数 服从多数、大家举手把某人开除的方式，而且一直认为这就是民主” ，因而这是“民主造成的祸害” ；但是，更多网友将其评论为欺负弱者的“多 数人的暴力” 。“经多数人一致同意” ，把两个疑似甲流患者的乘客赶下车；这绝不是真民主――强巴谈人性前面已经分析，真民主是宪政民主，是 必定崇尚法治，讲道理的。那两位乘客买了票坐车，享有乘坐这辆车的合法权利；非执法者依照法定程序，谁也无权剥夺他俩乘坐这辆车的权利。若怀疑他俩是甲流患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报警，让警察和防疫人员来依法处置。若按照民主法治社会的标准衡量，那“把两个疑似甲流 患者的乘客赶下车”的人们已经涉嫌违法；而若那两位乘客要求赔偿，该车的驾驶员售票员还必须承担责任。“多数人的暴力” ，不是现代宪政民主，不是真民主；只是“民主”发展过程中走入的歧途。比如二战前德国人民主选举了希特勒， 他率领其党徒犯下累累的法西斯暴行。比如按照列宁主义、M 思想通过“暴力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所实施的“专政” “专制” ，尤其是斯大林搞 的“古拉格群岛”和 M 搞的“反右” “文化大革命”等等。强巴谈人性，过去写有《乌合之众造祸端》 ，尝试进行探索；该文在各网站被阻挡、 删除，如今仅“天涯社区”还保留了原件，唔??就是看到咱这儿对“民主”认识的现状，强巴谈人性，才起意写这篇博文。强巴“愚者千虑” ，或有一得？若此文能够对宪政民主的 普及宣传略尽绵薄之力，则强巴谈人性于愿已足。真要民主，就要有“宪政” 、以法“治” ，构成整体，不能分割。转贴：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剖析！五四运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长期以来是这样定义的：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网上“维基百科”说：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 1915 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 1926 年北伐战争之间，中 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广义五四运动的推动和中坚，是 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 胡适、 李大钊、 沈尹默以及鲁迅等人撰文、 轮流编辑， 发起新文化运动， 引进和举起 “德先生 Democracy” “赛先生 Science” 亦即“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新中国至今，“主流”定义“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看上去很美”。网上“维基百科”则指出：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科学，民主。另一种看法：爱 国，自救。认为五四的根本精神是民主、科学，是思想解放，要求改革开放、引入国外先进文明；那是传承广义的五四 运动。而若只高抬“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就不是很客观辩证了，且容易走入偏差： 在个人则轻易就违法犯法，集结为群就容易泛滥为动乱暴乱。一直以来，对狭义五四运动的描述是――“5 月 4 日，北京三所高校的 3000 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 集天安门”，他们打出爱国口号，反对卖国条约的签订，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 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 逮捕了学生代表 32 人”。 随后，学生游行活动及其后果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 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笔者以为：政府卖国、官员腐败；爱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起而表达抗议，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想当年，3000 多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游行示威，应该是没有“事前报告、经过批准”的吧，而仅只遭遇 了“军警阻挠”，并且轻易地就“冲破”；可见那当局的容忍、克制。然而，“云集”的几千人，情绪暴涨，不可控制，“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 家楼’事件”，变成了“暴民运动”，这才招来了当局的“军警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 32 人”。按照“依法治国”理念，若被逮捕的“学生代表”参与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破坏了“社会治安 管理”、违犯了当时的“民法”“刑法”，那么，受到“拘留”、审讯，依法受到处罚惩罚，难道不是他们“罪有应得” 吗（注释）？可是，由于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出于“爱国”之心，当时就博得了“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上书“请 愿”以至“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最后造成全国大风潮的“革命运动”；于是，这些本来已经违法者，没有受到惩 处就被释放，以后还被当作“英雄”，载入史册，“青史留名”。传承这样的“爱国”、“革命”，只要“拉大旗作虎皮”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不负责任”；中国 “社会溃败”的趋势从此愈演愈烈，直到今天“日益明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 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中成为伟人的某位说过的话，曾经是“最高 指示”。如此一来，在“革命”过程中，只要打着“革命”的名义，个人无论做出什么恶行，不但不会被追究，还会 根据“革命功勋”而“立功受奖”、授职升官，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“革命成功”获取政权以后呢，处于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中，若“悖取顺守”，就应该实施民主与法治；可 是，根据那伟人“继续革命”的理论，还必须“不断革命”；“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搞“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成 了专制,而真实地抛弃了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谁还坚持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广义五四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1935 年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意义 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而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 一是要独立思想， 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 “不怕权威， 不怕监禁杀身， 只认得真理， 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 胡适自己修身处世， 一直实践这种 “健全的个人主义” 。 推动五四运动的主将、一度投身领导“革命”的陈独秀，经历曲折、认真反思，到晚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最 后见解” “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 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 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从思想上回到了广义五四运动精神“民 主”与“科学”的道路上，认识到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实施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作为现当代“中国人”，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五四精神”？对于“五四”， 究竟应该怎么纪念，怎么扬弃，怎么传承？朱学勤先生《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是一篇可读的好文章。注释：主张“非暴力（ahimsa）”，对殖民统治、强权政治“不合作”的印度“圣雄甘地”，对自己的“不合 作”承担责任，多次被捕、甘愿坐牢。而“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马丁路德。金，发动“民权运动”，也要求参与运动 的群众守法、克制、“非暴力”。这也就是胡适先生所提出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以 及行为要负完全责任。附录：，读到章立凡先生《21 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的――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 者，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 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 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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刍议》，反封建 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 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感 到，这是清爽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分清。回复 作者：xinwenziyou 时间： 08:47:47@恐慌小猪 -15 04:08:12 转贴：有话要说 关于“毛泽东自述”的七个疑问“毛泽东自述”来自斯诺的《西行漫记》，它的小标题是：“一个共产党的由来”。看了以后，有七个疑问 分别说说。一. 毛泽东的父亲...... ----------------------------这些和慈禧老母狗的作为比起来又算什么呢？回复 楼主：恐慌小猪 2011 时间： 08:48:07@xinwenziyou
08:41:25 @恐慌小猪 -14 23:06:01 目前经常困扰我党高层对政改的忧虑是：第一，担心搞民主会导致动乱（以前有实例）。第二，担心百姓 素质太低，怕最终搞成个军阀混战，说到底还是怕乱。 在此，本楼主不才，为我党高层排排忧，解解困，简单分析一下，-----------------------------...... ----------------------------所以要让民众多多接受类似楼主这般的思想，也是为国家进步与民族昌盛的贡献！您说对吧！回复 作者：sunzengli 时间： 10:04:01@xinwenziyou回复日期： 08:44:31回复@sunzengli
08:38:23 @sunzengli 回复日期： 08:14:30 回复@xinwenziyou 回复日期： 11:10:51回复@sunzengli
18:24:19...... ----------------------------哈哈，放屁！你们这些蠢猪，就知道做简单的对比，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懒得打那么多字！我说刘少奇是 右派，你扯邓小平更右，是何用心？难道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有矛盾不成？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邓小平复辟的就是官僚主义！ ============================= 2B 就在这里，邓小平复辟官僚主义没错，始作俑者是谁啊？正是毛！！毛反刘少奇是为了反官僚主义？你别这么 2 了行么？一个官僚打倒另一个官僚，就是你说的反官僚？你有脑子么？ 邓这一套不太好，毛那一套更是狗屎。一派打倒另一派你就跟着叫好，你缺心眼么？刘少奇的倒下跟反官僚主义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你这些都认不清还能搞民主？早晚被人利用成了一派打倒另一派的工具。举报 楼主：恐慌小猪 2011 时间： 10:54:57 回复转帖： 逻辑训练与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文 / 徐贲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上高中，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向我询问如何准备 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写作考试。谈到说 理文时，我特别提醒她，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写作时要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逻辑、说理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 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得分都在 5 分制的 3 分以下。 对于美国高中生来说，这样的说理要求是他们从初中时就一直强调的。说理是双方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必须以 逻辑、说理为交流基础。美国学生一般 11 岁进初中一年级 (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 3 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 共说理的部分。说理的内容反复出现，因为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的准备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 12 年级阅 读和语言艺术 (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 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 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 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 这是首次提出“说理评估”的要求，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延用。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 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 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 “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 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 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 “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 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 要求的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例如，八年级课本中收有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篇作品，同时附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 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 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 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 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评论再写道:“我们知道， 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犯的是“本来就 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 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 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 取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 documents），如政府 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 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 9 年， 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 3 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 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转贴：反逻辑的中国名言汉语中本来没有“逻辑”一词，中国人本来就不知道逻辑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讲逻辑。直到清末，严复由英语的 logic 音译为逻辑，中 国人才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逻辑这回事。逻辑（logic）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顿悟思维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进一步的抽象，所谓抽象是认识客观 世界时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的过程，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逻辑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 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二千三百年前，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és，前 384-前 322 年)以《工具论》 创立了传统形式逻辑，为逻辑发展史树起了第一座丰碑。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经过英国数学家布尔、德国数学家弗雷格、英国哲学家、 数学家罗素等人接连不断的努力，吸收莱布尼兹的成果，建立了后来作为电子计算机理论基础的“正统数理逻辑”的现代公理系统，这数学进 展被认作是逻辑学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为什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多灾多难？为什么科学民主都不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生大跃 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事？不仅仅是由于碰上了坏的领导人，全民族都要反思原因何在？否则，死了秦始皇，还有毛始皇、*始皇，子子孙 孙无穷尽也。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无疑与中国人不讲逻辑有关。logic 在日语中的正式汉语翻译词为“论理” ，所以，不讲逻辑，实际上就 是不论理。正如韩寒所说“世界上的逻辑有两种，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 。下面列举的反逻辑的中国名言，当然也可以叫做“中国逻 辑名言” ，大家看看是怎样不论理的。 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一号：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是文革中“两个凡是”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来源和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和全世界公认的流氓政权勾肩搭背？为什么左粪要支持萨达姆、金二、波尔布特、卡斯特罗、米洛舍维奇、齐奥赛斯库、本拉登？这 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连傻子也知道，不能因为敌人反对吃屎就去吃屎，真比傻子还傻。否则，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扔了原子弹，zg 却把美国当 做第一敌人又怎么解释呢？朋友的朋友不是朋友、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这样的例子可不少。毛粪和儒棍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都是民 主的死敌，中华民族这棵树上结出的毒果，正是他们共同污染了中国这块土壤的功劳。窃以为，是敌是友，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国志、 剪子包袱锤，社会有时更复杂：清政府、太平天国、洋人、百姓；清政府、义和团、洋人、百姓；国民党、共产党、日本鬼子、汪精卫、百姓?? 例子不胜枚举。三国志、四国志、五国志??才是考验国人智慧的时候，绝不是简单的两个凡是能解决的问题。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二号：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 只许他造别人的反，不许别人造他的反，他造别人的反总是有理，别人造他的反格杀勿论，这是什么主义？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三号：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样说，要先问一下说者本人毛泽东是卑贱者还是高贵者？如果他是卑贱者，那中国就没有高贵者，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人比他更高 贵的。如果他是高贵者，那就是最愚蠢的，这话就是蠢话了。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四号：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典型的把愿望当现实！-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六号：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光明的证据何在？胜利为什么是我们的？没有证据，只能当做胡话来听。这些和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 国万岁是一个路数。几千年来，中国的万岁何其多也，有几个真万岁呢？一个也没有！-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九号： 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不挨打，与是否落后关系不大。二战时，德国、日本都不落后，照样挨打。很多小国弱国，并没有挨打。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法 大使馆不假，可比中国弱小落后的国家多了去了，怎么没挨打？可见挨打另有原因。落后就要挨打仅适用于动物界、丛林社会，正常社会为非 作歹的常常挨打。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十号： 知识越多越反动。 到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知识越少越反动？答案不言自明。英国哲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害怕知识、反对知识的，会是什么样的 人？大家就不用猜了。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十一号：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大河里的水是哪里来的？是从小河流来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这是常识。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十二号：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五星红旗的名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不讲人权，残害生命，那是兽性！对不起，侮辱了兽。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十三号： 没有国哪有家。 历史上肯定是先有家后有国。国家灭亡了，大部分家庭还会存在。没有国照样有家。国亡了，皇帝家没了家，那是真的，不是咱们家。 没有国哪有家，那是指皇帝！明白了没有？反逻辑的中国名言第十四号： 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仅仅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绝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中国的很多所谓“励志”名言都是忽悠。 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耕耘可能没有收获--------------那叫天灾人祸，也可能二分收获----------那叫丰收）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事见得多了） ；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没被捉住的好像太多了，不好意思） ；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网眼好像太大了不是一点点、漏的好像多了一点点） ； 多行不义必自毙（自毙的确实有，没自毙的好像也不少吧） ；不多举了转贴：到底谁在抛弃中国？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吧。昨天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 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 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为什么要提拉美？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 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 200 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 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 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炙，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 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 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还有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郎咸平在华工（我不知道具体是那所大学的简称）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 “30 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 保姆的日子还好吗？” “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 ”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 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 钱。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 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 GP（狗屁） ，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 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 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 GP，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 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 1000 万，矿主把其中的 50%做为工人工 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 5 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 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 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 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100 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 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 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 10 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 100 工人，同样每年获利 1000 万，但是矿主把其中 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 一年 1 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 900 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 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 除了拼命工作煳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 年过去 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 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 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 T 型车一 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 （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 。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 得起我的 T 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 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 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 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 12 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 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养得膘满肠肥？12 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 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 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坊锥形的社会结 构。看到那位网友的话真的倒吸一口冷气，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 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 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通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做秀以 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接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 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 MBO 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 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 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 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nnd，我的钱看起来不少， 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 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 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 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 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 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 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起，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 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 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 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权，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就是青年。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中国教育，被这些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 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 “我们 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 ” “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 ”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 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 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世界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作者：生存或是毁灭 发表日期： 1:48:00转贴：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 。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 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 ，那么必然会限制 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 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ZF，反对对于 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 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 。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 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 。 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 （斯托雷平） ，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 一切自由。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 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 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 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 。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 “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 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 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 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 是“自由”的竞争吗？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 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 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 ZF 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 ZF 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 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 ZF 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 ZF 的是左派，反对 ZF 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 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 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 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 ，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 ，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 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 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 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 ，琅入狱。不多举例， 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 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 ZF，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 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 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 ，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 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 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 “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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 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 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 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 ，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 。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 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 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 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 。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 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 。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 么呢？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 。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 。 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 、 “转制” 、 “股份化” 、 “鼓励私有成分”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 、权贵“资本化” ，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 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 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 。这种分家最后只会 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 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 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 。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 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 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 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 ，是世 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 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 ，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 发现乡镇企业 “似曾相识” 。 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 在 ZF 的经济控制力减弱， 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 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 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 族制的“农民企业家” 。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 ，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 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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 。 “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 攻自破。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