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为什么我表示急切的成语问道这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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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句子用什么语气来读我和父亲得意地欣赏着这条漂亮的大鲈鱼,看着鱼鳃在银色的月光轻轻翕动着.( )“爸爸!为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我慢慢地把鱼钩从大鲈鱼的嘴唇上取下来,依依不舍地把它放回湖里.( )
【星宇】TA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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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得意地欣赏着这条漂亮的大鲈鱼,看着鱼鳃在银色的月光轻轻翕动着.( 高兴 )“爸爸!为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着急 )我慢慢地把鱼钩从大鲈鱼的嘴唇上取下来,依依不舍地把它放回湖里.( 留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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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    一、死不瞑目  四十多年以前的那次灾难,并没有夺取父亲的生命。可是这一次,父亲却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这个世界给了父亲许许多多的苦难,可是到了现在,骨瘦如柴的父亲,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他紧紧抓着母亲的手,用他那绝望的眼神,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啊呀,啊呀地哀叫着。  母亲的泪水唰唰地掉在父亲的手上,她用哽咽的声音对我们说:“这回,他是真的不行了,你们快去为他准备后事吧。”母亲说的话,让我们心里很痛苦,可是又不敢哭出来,是怕父亲更伤心。亲爱的父亲呀,难道你这回真的要离我们而去吗?我们离不开你呀。  母亲话音刚落,父亲的手突然松开了,身子一歪,便倒在床上,再也不能动弹。母亲把手放在他的嘴和鼻子上,感觉到他已经没气了。只是他那双眼睛久久没有闭上。这时我们的心里都明白:他,为什么死不瞑目。  就在这一瞬间,父亲突然看见三个鬼,匆匆向他走来,用铁链紧紧把他锁上,要把他带走。一个在前边拉,两个从左、右推,一直把他拖到阎王殿。阎罗见他来到,便从坐椅上走下来,无可奈何地对他说:“你这辈子受了不少的委曲,还让你至今骨肉分离,真是对不住你呀。”父亲狠狠地瞪着阎罗说: “都是你们这些天上地下的狗官处事不公呀,为什么总是让人间那些善良的人们吃苦受委曲?而让那些人间恶魔们肆意横行,草菅人命,非但没有任何制裁,反而被奉为救星,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阎罗听罢笑言道:“哈哈哈——,你说的好,可是我即管不得天上,也管不得人间,我只管阴间。但是谁要在人间作恶多端,到了我这里就万万饶不得。”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旁边那口滚开的大油锅,油锅的旁边还有一片火海。  父亲吓得浑身发抖,以为这油锅和火海是为他准备的,心想:哎呀,看来这阎罗也不是好东西!  只听阎罗大吼一声:“把那个人间恶魔带上来。”话音刚落,只见有三个鬼把一个人间恶魔急匆匆地带上来,推到了父亲的面前。父亲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呀,这不是王敬塘吗?他胸中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王敬塘这个人间恶魔,在人间的时候做了多少缺德事,抢男霸女,残害忠良,无恶不作。自己就是被他残害的遍体鳞伤,险些丢了性命,至今还留着满身的伤疤。  阎罗看透了父亲的心思,就对父亲说:“你刚才还觉得我办事不公吗?好吧,现在我就叫你看我公不公?”然后命令那些恶鬼把那个毛敬墉高高地举起来,又扑嗵一下摔到地上,摔的那个王敬塘疼痛难忍。然后那些恶鬼们一拥而上,剥他的皮,抽他的肋,割他的肉,一块一块地扔进油锅里。油锅烧的很热,一会儿就把王敬塘的骨头和肉块炸成了干柴禾。然后再把他捞出来,扔到火海里,让他化为灰烬。  父亲的心里这才好受些,心里想着: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那些在人间作恶多端者,即使在人间有人保护他,没有得到报应,可是到了阴间阎罗那里也不会放过他。  当然父亲在阎罗那里这些事,都是以后在梦里才知道的。现在我们只知道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心里很痛苦。  姐姐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把父亲的装老衣服拿过来。  我们赶紧把父亲原来的衣服脱下来,要给他换上装老的衣服。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父亲那满身的伤疤,回想起父亲给自己讲过的关于这些伤疤的往事。  三天以后,父亲的丧事办完了。可是父亲那些伤疤还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肯离去,便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着父亲讲过的和我亲身经历的那些往事。  二、从天津到锡林浩特  眼见的春天就要到了,可是海河两岸的空气还是那么寒冷。河里的冰,还没有消融的意思;两岸的树,还是那么凄凉;凛冽的寒风无情地吹打在父亲的脸上,使父亲那棵本来就很冰冷的心更是雪上加霜了。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顶着凛冽的寒风,从海河的北岸由东向西慢慢前行。到了一个路口,他向北拐进一条胡同,走不多远,就到了直沽寨,这是他多么留恋的地方。儿时的他,常在这里玩耍;年轻的他,曾在这里初恋。后来这里办起了大食堂,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打饭,全部送回家去,让母亲和爱人、孩子们全吃了,自己就饿着肚子再去挖野菜吃。然而,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的回忆,都会让他对这里恋恋不舍。   可是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不禁潸然泪下。  他继续往前走着,再往西拐,就到了天妃宫的附近,也到了他的家门口。  他的家,离天妃宫很近。可是他没有回家,而是不由自主的走到了天妃宫的广场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看着早已经破烂不堪的广场,不断地回忆着儿时的这里,每每到了元宵佳节,是多么的热闹非凡。那些跑旱船和小车会的,还有看热闹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热血沸腾。那些参加花会的花船和花车,都是用彩绸和竹竿扎制而成,还有许多的花朵和枝叶,把整个车蓬装饰得五彩缤纷,光彩夺目。车蓬里端坐着浓施粉黛,描眉朱唇的靓女,随着锣鼓、唢呐的节拍,扭捏作态,手舞足蹈,演义着各式各样的浓情密意,吸引着年轻小伙子们目不转睛的眼球。每逢出会,所经街道,大人们驻足夹道观看,孩子们簇拥尾随,掌声、喝彩声连绵不断。  可是近几年来,这样的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这也难怪,最近这几年,我们先是搞大跃进,忙得顾不过来。后来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连肚子都填不饱,那里还有这心事。  那一年,我们家里共有7口人,爷爷在61年就被饿死了,只有奶奶和我们过日子。父亲名叫刘鹏富,那年已经38岁了;妈妈名叫王美丽,她比爸爸小8岁;哥哥名叫刘合,是55年出生的;姐姐名叫刘静,是58年出生的。还有一个叔叔,那年已经十好几岁了,具体是十几岁,我也记不清了。  这会儿,全家人都在等着父亲回来吃饭,眼见太阳早就落山了,可是父亲还没回来。奶奶第一个撑不住了,皱着眉头对妈妈说:“鹏富怎么还没回来呀,是不是有什么事?”  妈妈心里也在着急,听奶奶这么说,就赶紧答应着:“不会有事的,我出去看看吧”。  妈妈正要往出走,听得街门哐啷一响,知道就是父亲回来了。  妈妈赶紧掀起门帘子,看见了父亲,正想说什么,可见父亲满脸的不高兴,就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父亲愁眉苦脸地进了家,也没有要吃饭的意思,反而一下子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脸蒙上了。  奶奶急得心里直发慌,一把就把被子拉开了,瞠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父亲免强地坐起来,痛苦地说:“今天单位领导跟我谈了话,要让我到锡林浩特去工作,还要带着爱人和孩子一起去。这一去,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调回来。。我这一走,你老人家都没人照顾了,这可怎么办呀?”  “什么时候走呀?”妈妈问。  “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就走,人家单位早把我的人事关系办走了,就连车票都给买好了。”父亲回答说。  妈妈感到很吃惊,心里想:这年头,那些头头脑脑们做的真是绝情呀。  奶奶的脸色也变了,急切问道:“锡林浩特在哪里?离我们很远吗?”  “当然很远了,那里属于内蒙古的地界,四周全是大草原,荒无人烟,距离中苏边界又很近,现在中苏关系又不好,说不定那天就要打起来,我们能不能再见都很难说了,我们这一去,就跟流放的差不多。”父亲无可奈何地回答着。  奶奶听得这么说,心里更是凉了半截子,接问道:“怎么会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呀?是不是你在单位犯错误了?”  父亲苦笑着回答说:“不是的,我这人能犯什么错误,是中央最近开了会,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要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在今年减少职工850万,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  “去年不是已经减少了好几百万吗?今年怎么还要减?”奶奶还是不解的问。  父亲看一眼奶奶,又看了妈妈和我们,接着解释说:“去年城市人口的减少,主要都是饿死的,但是现在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手中的外汇不多,无力去国际上购买粮食。而且在目前国际环境下,即使手中有外汇,也担心有些国家不会把粮食卖给我们,因为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国际关系搞的很不好。国家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把全部库存都拿出来了,仍不能满足最低的需要。去年已经在城市里发生了几起请愿事件,而且那些参加请愿的人大多是我们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国家害怕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要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次重点是要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安排到边远的小县城里。”  父亲一席话,说的奶奶哑口无言了,可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不是说社会主义好的很吗,怎么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吃不饱了,还饿死了那么多的人?  奶奶当然不会明白,由于社会主义大锅饭的问题非常严重,农民干不干活一个样,一人一碗大锅汤。如果农民干活多,劳动收获归大家;但是消耗体力大,损失是自己的。干活多,吃的饭就需要多。可是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又不允许多吃,所以农民在干活时,必须节约体力,减少消耗,在粮食那样紧缺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好方法。  其实从59年到62年中国也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地里不长粮食,是另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农民在劳动过程中出工不出力,该种的地没种上,该锄的草没锄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由于农民吃不饱肚子,都怕饿死,所以在播种时,都把大量的种子藏在事先缝好的衣袋里,带回家去吃掉了。所以地里根本没播种,怎么会长出粮食来。  这些现象从1958年就开始了。但一开始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在那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干部多报产量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尽管地里没打粮食,而虚报产量的问题却非常严重,有个地方竟然虚报产量说每亩地能产30万斤稻谷。因为虚报产量多,农民上交粮食多,自己就没得吃了,就会被饿死。所以从1959年开始,以河南、山东、甘肃等地为重点,在全国各地饿死许多人。到1961年下半年,省以下的干部都对中央的政策产生了怀疑,都在考虑如何保护当地农民的实际利益,以便使当地的农业得到尽快的恢复。所以过去那种以少报多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了。这就使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指标时感到困难重重。到1961年11月,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任务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因此,中央决定一方面要减少城镇人口,主要是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人口;另一方面计划在1962年向全国多征购粮食150亿斤,结果遭到省以下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表示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粮食负责人开会,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国家那些大事,当然咱们管不了。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家里的大事。  父亲亲切地看着奶奶、妈妈,哥哥、姐姐和我,无可奈何地进行着他的打算和安排。他说:“天津这儿怎么也得留着人,不能把咱家这点房产弄没了,而且也是政策允许的。我看就让刘合跟着妈妈留在天津吧,刘静年纪小,刘红还不满周岁,就跟我们两口子一起去锡林浩特吧。”  那时候,姐姐和我都还不懂事。可是哥哥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一下子紧紧拉住姐姐和我的手,哇哇地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向父亲哀求:“爸爸呀,你们不能离开我们呀,不能让我和妹妹们这样骨肉分离呀。”看见哥哥这样子,姐姐也哭了,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怕把我吓着了,可是她的眼泪也在不停的往下掉。父亲紧紧拉起哥哥的手,哭泣着说:“孩子呀,不是爸爸妈妈心狠呀,而是这个社会把我们逼成了这样子,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那个不心疼呀。只是因为你的年纪比妹妹们大,奶奶才好照顾些。”  哥哥管不得那么多,只是紧紧抱着父亲的腿,怎么也不愿意松开。而爸爸和妈妈的心里,也像刀割一样的难受。  还是奶奶理智些,她擦干了眼泪,强忍着悲痛说:“大家都别哭了,哭也没用的,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饭,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该好好准备你们出行的东西了。”  奶奶虽然这么说,可是谁也吃不下。妈妈把我抱在怀里,给我喂了奶,因为奶水不够吃,又喂了一些面糊糊。姐姐喝了一些菜汤子,就去睡觉了。  这一夜,除了我们两个小孩子,大家都没休息好。  天津火车站,离我的家并不远。我们要从这里坐火车到了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了锡林浩特,一路上,要走两天的时间。奶奶、叔叔和哥哥都来送我们,哥哥拉着我的小手手,哭的最厉害。可是当时的我,却不明白,他是多么的不愿意离开我们呀。  在锡林浩特最西头,有一条由北向南的锡林河,在河边上,有一条土路自西向东穿过城区,当地人称读才路。在读才路中部的路北边,有一座两层高的砖木结构的小楼,这就是阿巴哈纳尔旗革委会的所在地,这个小楼还是解放前盖的,由于维护的不好,所以从外面看上去十分破旧。小楼的左边分别是武装部和公安局,右边分别是畜牧局和水利局。再从读才路走到紧东头的时候,与一条乌幻路相交成为一个十字路口,从这个十字路口再往回走100多米的路北边,有一片破旧的工厂厂房,这就是阿巴哈纳尔旗的拖拉机修理厂,人们都叫他拖修厂。拖修厂的西边是本厂职工的家属宿舍,东边是地毯厂。我们的家,在62年从天津搬过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些家属宿舍里,父亲就在拖修厂里工作。  这些家属宿舍分为东西两部分。在中间有一条巷子,巷子很深,很深的。从巷子北头的读才路上往里走,两边是一排排破败不堪的小平房。在每一排的前边,还是很深,很深的巷子,通到各家各户的家门口。我家住在巷子东边最南边那一排的第一家,再往前,就是一片荒地了。妈妈在那片荒地里开垦出一片菜地来,种了黄瓜、西红柿和韭菜等等各种疏菜,还让我们参加种菜和浇水的劳动,谁劳动的好,就奖励我们黄瓜和西红柿子吃。等我们后来长大了,才会明白妈妈当时的心思,她是在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巷子西边那一家是贺龙生家,跟我家算是很近的邻居。这些年来,因为父亲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即有文化,又懂日语,又是从天津调过来的,所以工资都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在那样的年代里,虽然我家也是穷的叮当响,可是比起当地人来说,就算是很富裕了。贺家觉得有些不公平,表面上不说什么,可是心里总是不服气,跟我们家的关系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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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父亲遇害  转眼间,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六年半的时间。六年半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婴儿变成一个小学生,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即有过童年的欢乐,也有过人生的痛苦,原本想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一年,我家出了一件大事情,最终让我家骨肉分离,让父亲死不瞑目。  记得那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下午,天气很不好。一阵阵寒风,漫卷着黄沙和尘土,不停地吹打在我的脸上。我还是不停地从学校往家里走,原本想等走到家里,就不会是这样的艰难了。可是等我走到家里一看,那个场景,一下子就把我惊呆了。  我们的家,被红卫兵抄了。  躺柜里的衣服、被褥全被红卫兵掏出来,扔的满床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父亲的书柜也被推翻了,有许多好书都被红卫兵拿走了。剩下那些他们认为是破烂不堪的书都被扔到床上和地上,与那些衣服、被褥混杂在一起。窗户被捅破了,玻璃被打碎了,外边的寒风也把黄沙和尘土吹到屋子里,吹在满床满地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被褥上。  姐姐还没有回家。妈妈呆呆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下子扑到妈妈的身上,哇的一声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哭喊着:“妈呀,这是怎么了,啊,这是怎么了?”我突然想起父亲来,急切地向妈妈问道:“妈,我爸那?我爸是不是被他们抓走了。”  妈妈无可奈何地用手抚着我的脸,向我掂着头,哭着说:“是的,你爸爸已经被他们带走了,还被他们打的脸上出了血。也不知带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情况如何。”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我松开了妈妈,一边哭喊着一边走到院子里,想去寻找爸爸。可是外边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都把黄沙和尘土刮进我的眼睛里,让我一下子睁不开眼睛。  我赶紧返回家里,妈妈见状赶紧打了水,给我洗脸洗眼睛。里面的尘土洗不出来,妈妈就用舌头给我往出舔。  再过一会儿,姐姐也回来了,看见这种情况,也和我们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原来,父亲就被关在拖修厂的一间厂房里,王敬塘用他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死死盯着父亲,恶狠狠地说:“你刘鹏富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竟然还与那个大名鼎鼎的乌兰夫有牵连,想必,你也是内人党的成员吧?可是你却没想到,现在那个乌兰夫却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样你又是什么东西那?当然也是人民的敌人了。”哈哈哈——,王敬塘一边说着,一边放声冷笑起来:“想不到,你今天终于落在我的手上了,哈哈哈——。”  这个王敬塘原本是拖修厂的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前几年因为胆子大,组织一伙红卫兵夺了拖修厂的领导权,成了拖修厂的革委会主任。王敬塘长着一对贼眉鼠眼的小眼睛。不知他得过什么病,头皮总是很刺痒,他要经常用手挠一挠,有时挠破了,就长出脓疱来,于是他就每天往头上涂些药。而且他的脚气也很严重,每当刺痒的厉害了,就要脱下鞋来把脚挠一挠。人们都在背后说他:“真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了。”  听到王敬塘最后这句话,父亲明白了王敬塘的用意,原来我们刚到拖修厂的时候,父亲就在财务科里工作,有一次财务科里丢了款,可能钱数还不少。当时父亲认为就是王敬塘干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就向破案的人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没过几天,王敬塘就被隔离审查,随后又被带到锡盟公安局,还被关了几天看守所,后来又被放出来了。  等他当了拖修厂的革委会主任,我家那个邻居贺龙生就跟他混在一起了,而且就是这个贺龙生向王敬塘透露了父亲反映他盗窃财务科款项的事情,从此这个王敬塘便对父亲恨之入骨,只是总也抓不到父亲的把柄。  最近,中央有个浑蛋王八蛋在内蒙古搞起了清挖“内人党”的运动,内蒙古各地都成立了挖肃专案组,由地方主要领导直接主管,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在原有编制之外成立了挖肃专案组,专门负责组织指导或直接针对有‘内人党’嫌疑的人进行审查、关押、审讯和专案材料的形成、整理和上报。在挖肃专案组的欺骗和蛊惑下,不明真相的人们迅速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的高潮,出现了本派揭本派、母亲揭儿子、妻子揭丈夫的动人景象,教育亲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狠狠打击反革命。  拖修厂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国有企业,被王敬塘他们夺权后,生产就停顿了,这次挖肃运动一开始,这里的厂房就成了关押内人党嫌疑人的集中地,旗属单位绝大多数内人党都是在这里被抓出来的。现在父亲也被抓进来了。  面对他们的无耻刁难,父亲极力为自己辩解:“我不认识乌兰夫,也不是内人党。”  听得父亲这么说,开始没有说话的贺龙生照着父亲的脸上啪的就是一巴掌,又恶狠狠地说:“你还说没关系,那个经常来你家做客的是什么人,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他跟乌兰夫又是什么关系?”  “那是我在上大学时候的老师,是一名教授。至于他跟乌兰夫是什么关系,那我就不知道了。”父亲辩解说。  父亲话音刚落,贺龙生上去又是一巴掌,打的父亲两眼冒金花,也不敢反抗。  贺龙生冷笑着对父亲说:“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想骗谁那?你家还有一个无线电,怎么别人家里都没有?只有你家有?再听听你每天听的都是什么东西,敌台广播吧。说的都是外国话,对不对?”  “我听的是日语,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广播。不是什么敌台,如果是敌台,我还能让你听到吗?”父亲还要辩解。  “看看,你说露嘴了吧,说明你就是偷听敌台了,只是在偷听的时候,不让我们听到罢了。”贺龙生如获至宝,更加得意忘形了。  王敬塘也对父亲说道:“我再告诉你吧,就是常来你家做客的那个教授,我们早就对他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表明他就是乌兰夫派系的一名黑干将,内人党成员,名叫郑常仁对不对?”  郑常仁?郑教授已经被打成乌兰夫一伙的内人党反革命分子了?父亲的心里真的有点发了慌,虽然自己真的跟乌兰夫内人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己跟郑教授的关系确实很不错。上大学的时候,郑教授是教会计学的,而自己又是会计学的科代表,觉得郑教授这个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所以非常尊重他,关系也很好。我们原本都是天津人,也是那年因为中央需要减少京津沪的人口数量,都把我们调到内蒙古,只是郑教授被调到了呼和浩特,后来他也从政了,所以这次被打成乌兰夫同伙,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自己的事就说不清楚了。  贺龙生见父亲有些胆怯了,便说道:“怎么心虚了吧?既然如此,你就老实交待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了内人党,和他们搞在一起了?”  “我不是内人党。”父亲只是简单地回答。  “你他妈的还不老实。”王敬塘和贺龙生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拳脚相加,把父亲痛打一顿,打的父亲鼻口都流出血来。王敬塘和贺龙生怕父亲流血过多会闹出人命来,就恶狠狠地说:“好吧,既然今天你不承认,就给你一夜的时间,让你好好想一想,等明天你还不承认,只好你的皮肉吃些苦头了。”  说完,就把厂部的卫生员找来,让他给父亲止了血,然后让几个红卫兵把父亲带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知道拖修厂里关了人,就去拖修厂找父亲,可是那里戒备森严,谁也不让进,只听到里面传出的惨叫声,我们的心更痛苦了。  这一夜,妈妈和我们姐俩总在等待父亲的回来,可是直到天亮也没等到父亲。我们就去四处打听,听人说我父亲可能是在城北看守所的火线学习班里,我们就去了。
  从乌幻路一直往北走,走到城区的最北头,距离城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子,院子很大,围墙很高,墙上布满了铁丝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为了配合最近的揭批内人党运动,旗革委会就在这里安排了一些房子,专门用来审讯和关押被审查的内人党嫌疑人。在一个非常空旷的房间里,地上铺垫着许多杂草,有40多个人,晚上就让坐在这些杂草上,但不允许睡觉。这里24小时都有值班的公安人员,谁要睡觉就过来打谁。父亲也被关在这里。之所以要把父亲带到这里,是因为王敬塘和贺龙生觉得拖修厂离我家太近,怕我们去找父亲。  我们来到城北头的锡盟看守所,可是人家根本不让进去。幸好妈妈遇见一个在看守所里工作的熟人,就把我们偷偷带进去了,找了一个房间让我们在那里等待,然后他去把父亲叫过来。  其实跟父亲只有一天没见面,可是当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父亲原本是苗条的身躯,削瘦而俊俏的脸庞。可是现在的父亲却变胖了许多,在那极度浮肿的脸上,沾满了挨打时遗留下来的血迹。我的父亲怎么会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我一下子扑上去,紧紧抱着父亲,哇地一声哭起来。  那个叔叔赶紧过来阻止我的哭声:“这儿可不能哭啊,让别人听见就不好了。”  我不能哭了,可是内心就更加痛苦了,这是什么世道呀,父亲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可是自己却连一声哭的权力都没有。只好心疼地抚摸着父亲那极度浮肿的脸。父亲还像过去一样,亲切地把我抱起来,用他那明显地抽搐而又哭不出声来的哭泣对我说:“孩子,好孩子,爸爸可能近期不能回家了,你要记住,爸爸不是坏人,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你和姐姐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要继续去上学,不要耽误了功课,无论再等多长的时间,爸爸一定会回去的。”  过了一会儿,那个叔叔催促我们赶紧离开,害怕被别人发现了。  妈妈和我们姐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  火红的太阳高高升起。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魑魅魍魉的天地,任由他们肆意横行。可是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样的事,却是见怪不怪了。  王敬塘和贺龙生带了几个红卫兵来到火线学习班,又把父亲带进一间审讯室,开始审讯。  这是一间看守所里用来审讯犯人的审讯室,各种刑具,应有尽有。这是旗火线学习班的主意,各单位可以把具有内人党嫌疑的人带到这里进行审讯,以便对被审讯人给予一定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只有在得到一定的证据以后,才能把嫌疑犯交给学习班和公安部门,进行正式审讯和逮捕。  父亲死活不承认与内人党有牵连。他们就不给吃饭、不让喝水,也不让睡觉。审讯时先让父亲站在火炉旁边烤,一直烤得满头满身大汗也不许喝水,再拉到院子里冻,这样反复受到烤与冻的交替折磨。还要被他们抽耳光、用脚踢、用烟头烫、用橡皮棍打。父亲还是不承认,王敬塘和贺龙生就让红卫兵把父亲的衣服剥光了。贺龙生从火炉里拿出烧的火红的烙铁,冷笑着对父亲说:“你承认不承认?如果不承认,就让这东西撬开你的嘴。”  父亲当然很害怕,可是他却不肯昧着良心承认自己与内人党有牵连。于是那火红的烙铁就无情地落在了父亲的身上。疼痛难忍的父亲却紧紧咬着牙关,宁可疼痛而死,也不屈服。  一处,两处,一直烙了七八处。这些被烙铁烧伤的地方,每一处都是很严重的,以至于落下的伤疤,直到父亲死去以后,依然是那么清晰可见,记忆永恒。在此期间,父亲曾经几次昏死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浇醒过来,继续折磨。可是无论他们怎样折磨,父亲就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  气急败坏的王敬塘就拿起一根铁棍子,狠狠地向父亲打去,一下打在父亲的胳膊上。只听父亲一声凄凉的哀叫,仆嗵一声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只在地上疼痛难忍地哀叫着。  王敬塘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手了,也有些害怕,赶紧叫来医生。医生诊断以后说:“你们下手也太狠了,怎么把他胳膊都打断了,赶紧送医院吧。”  于是王敬塘和贺龙生赶紧招呼几个红卫兵把父亲送进了盟医院。  于是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春节以后,父亲的胳膊已经好了许多。可是王敬塘和贺龙生并没有把父亲送回家。他们还是不死心,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父亲就是内人党。只是父亲死活不承认而已。于是又把父亲关起来,继续逼供,从黑夜审到白天,从白天审到黑夜。父亲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人间的痛苦了,就一头撞在墙上,想把自己撞死。  王敬塘和贺龙生见状赶紧跑过来,把手放在父亲的嘴角和鼻子上,觉得父亲已经死了,一下子慌了神。怎么办那?王敬塘对贺龙生说:“刘鹏富这个案子还没定,人就被我们逼死了,以后的形势也不知道怎么发展,如果上边怪罪下来,我们的罪过可不小呀。”  贺龙生也没了主意,就问王敬塘:“那可怎么办?”  王敬塘贼眉鼠眼地想了想,然后对贺龙生说:“现在是深更半夜的,也没人知道这件事,不如咱们用车把他拉出去,拉到锡林河边,把他扔到河里算了。等人们以后发现了,就说他自己投河自杀了。”  贺龙生掂掂头同意了。于是两个人找来一辆小拉车,把父亲拖上车,一直拉到锡林河边,又把父亲抛到河里,就急匆匆地各自回家了。  到了第二天,就从红卫兵那里传来消息,说是父亲已经失踪了,现在下落不明,让我们家里人配合他们一起找人。妈妈和我们也慌了神,不知道父亲究竟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找人。就到王敬塘和贺龙生的家里哭闹着和他们理论,跟他们要人。这时候王敬塘和贺龙生他们做贼心虚,也不像以前那样凶恶了。只说他们心里也着急,也想尽快找到人。  直闹到晚上很晚了,妈妈和我们才回了家,还是不见父亲的踪影。我们都觉得父亲凶多吉少了,悲痛欲绝的泪水,整整流了一夜。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哭着哭着都睡着了。直到天气大亮了,突然有一个人从外边跑进了我们的家,才把我们叫醒了。  就是那个人给我们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根据那个人提供的情报,妈妈和我们赶紧来到盟医院,就在医院里见到了我们久别的父亲。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原来就在那天晚上,当王敬塘和贺龙生把父亲抛进河里回家以后,以为父亲早已经死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当时父亲只是假死,不是真死。当他们把父亲抛进河里以后,父亲在水里突然觉醒了,就一边挣扎着,一边呼喊救命,也是父亲命不当绝,这时正遇上一辆路过的大马车,是为了往盟医院送一个需要急救的病人,听见有人在河里呼喊,就把父亲救上来了,一起拉到盟医院。  盟医院不知道父亲属于什么情况,但还是对父亲采取了许多急救措施。直到今天接早班,有一个护士突然认出了父亲,因为前一次王敬塘把父亲的胳膊打断以后,就是住在这个医院里,那个护士赶紧查了父亲上一次住院的资料,打听到了父亲住进医院的前因后果,就赶紧到我们家来送信了。我们对她很感激。  父亲慢慢好起来,也完全恢复了记忆。当他听说自己是被路人从河里救上来,又想起自己当时如何企图撞墙而死。就知道这是王敬塘和贺龙生把自己抛进河里的。于是他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可是王敬塘和贺龙生却在公安人员面前拒不承认他们对父亲进行的逼供。硬说父亲是自己投河,畏罪自杀。而父亲当时又找不到他们把自己投进河里的任何证据,于是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这时候,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古情况的故事,而这个女知青就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周恩来收到了侄女的家信之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结果在日,中央发了文件,认定当时内蒙古在处理内人党的事件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并决定对内蒙古实施军管。于是那些借着清理内人党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肆迫害和摧残的人们也就再也不敢那么嚣张了。    根据以后的文献资料得知,日,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认为内蒙古内人党案是人为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定。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更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陷害,16022人被迫害致死。”而父亲和我们这个家也是这个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四、哥哥来了  原本想,自从出了这件事,我们跟贺家就算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世代冤仇,永远不会再有往来。可是世事的变迁,就像是在故意的作弄人一样,没完没了地继续纠缠着我们这两个家庭。  记得那是在1972年的春天,父母带着我和姐姐回到了天津。  刚下火车,就听妈妈说那是哥哥正在站台上等着我们那。  离开天津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而且对于我来说,记忆中更没有哥哥的半点影子,因为离开他的时候,我还根本没有记忆力。只见哥哥满面笑容地向我们走来,他是一副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挺胸抬头,神气十足的模样。当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把我的手拉住了,嘴里说着:“爸妈,你们好,这是我的小妹妹吧。”当时我的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就是我的哥哥,一看见就感到无比亲切的哥哥,因为那是血脉相连的哥哥。  我们跟着哥哥走出了火车站,把东西放在他骑来的一辆自行车上,沿着一条大路走到了海河岸边,然后沿着海河岸边一直向东南方向走去。走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到了直沽路。我们拐到直沽路上,又走一会儿,就到奶奶家了。  奶奶已经60多岁了,看起来身体还算不错,听到我们回来了,就掀起门帘子,出来迎接我们。爸爸看见奶奶很高兴,赶紧扶着奶奶走进去,又把她扶到床上坐下来。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大家都很高兴地有说有笑的。  晚饭的时候,叔叔给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拿来天津特产的直沽酒,他笑着说:“今天你们回家了,还是喝咱家门口酿的酒吧,有高梁白酒,还有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 你们想喝那个都可以。酒厂离咱家也很近,如果喝的不够了,就到酒厂里去买,都能来得急。”  可是全家人只有父亲和叔叔能喝酒,剩下我们这些人就直接吃饭了。吃完了饭,我们就坐在一起说话儿,这一个晚上,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次日吃过早饭,哥哥就带我出去玩。  我们出了家门,往西再往北,就看见一大片野草地,在草地的西侧,有三座已经倒塌但并没有完全倒塌的建筑物。哥哥拉着我的手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哥哥便给我介绍说:“这是天妃宫,天妃就是妈祖,妈祖原本是个凡人,名叫林默,出生于现在的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祖父名叫林孚,父亲叫林愿,父母又称她为林默娘。林默从小聪明颖悟,长大后,终生行善济人,专心慈善公益,她精研医理,为人治病防疫消灾,她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教人避凶趋吉。她生长海滨,洞晓天文气象,熟习地理和水性,在海里遇难的舟船经常得到林默的救助,传说她还能“乘席渡海”。后来她在28那年就死了,传说在她去世那一天,岛上的人们都看见湄峰山上有朵彩云冉冉升起。此后林默便被传说成为“神女”,成了海洋航行的保护神。”  我静静地听着哥哥讲的故事,心里想着:如果大家都像林默那样的善良,该是多好呀。这世上就不会有王敬塘和贺龙生那样的恶人,父亲和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了。  可是哥哥并不知道父亲和我们的遭遇,继续讲着天妃宫的来历:“咱们这个天妃宫,是在郑和下西洋顺利回国后,为感谢天妃保佑海上平安而建造的,后来被八国联军毁坏了,五年后,又复建了三大殿,可是又在解放天津时被毁坏了。解放以后,这里本应得到保护和修缮,反而却在前几年破四旧时遭遇了更严重的破坏,就变成现在这样子。”  哥哥的故事讲完了,也许他是无意的,可是我的心里总是把这个天妃宫的悲惨遭遇与我们家的悲惨遭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又说不清楚,在他们之间,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在奶奶家住了几天,这期间,爸爸和妈妈还到衡水去看望了姥姥和姥爷,却没有带着我们一起去,过后不久,姥姥和姥爷都病死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给我们留下一个终身的遗憾。  爸爸和妈妈从衡水回来以后,决定带着哥哥一起回锡林浩特,哥哥离开父母这么多年,也想和父母在一起。奶奶内心里舍不得让哥哥走,可是又没理由让他留下来。她老泪纵横地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们一定要带刘合走也行,那就把刘红给我留下吧,我看这孩子很乖巧,很喜欢她。”  听得奶奶这么说,爸爸妈妈也就同意了。可是我却不干了,一下子从奶奶的手里挣脱出来,跑到妈妈身边,哭喊着说:“妈,我不要留下来,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呀。”当然现在我会理解当时奶奶看到我会这样子,那是多么伤心呀。可是在当时,我只觉得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更幸福。  爸爸过来哄我说:“好吧,就听你的,咱们一起回去啊,别哭了啊。”  听得爸爸这么说,我才不哭了。但我还是不放心,万一爸爸在骗我,等我晚上睡着了,他们带上哥哥偷着走了,我该怎么办。所以那一夜,我就是不睡觉,总是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直到天亮以后,我们全家人都上了火车,而且火车开动起来,我才放心了。
  我们又回到锡林浩特,但是现在我们的家里又增加了一个亲人,那就是我的哥哥。  原本想我的家庭会因为哥哥的来到更加幸福,可是以后的变故却让我们更加失望。  哥哥原来是在天津上高中的,到了锡林浩特以后,就转学了。哥哥的学习成绩很不错,这让父母心里很高兴,尽管那年头不时兴考试,但学习好一些终究还是好事。  有一天,哥哥放学了,他很高兴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心里想着今天班里选举五好学生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女同学提了自己的名字,而且由于她的提名,自己真的被选为五好学生。  她叫贺红梅,就坐在自己的前边,有几次她曾回过头来,向自己问了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自己都是认真正确地做了解答。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为那时候,男同学与女同学连话都不敢说的。只是因为她在班里的威信比较高,也敢说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她长的很标致,园润的脸颊稍显威严,俊俏的嘴唇略带笑容,而眉目之间,总是透露着一种迷人的诱惑。想着想着,竟然想入非非了:如果能和她恋爱,那该多好呀。  “你在想啥那?”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捅了一下,并这样轻声问道。  哥哥回过头来,不觉大吃一惊,哇,难道自己是在做梦吗?  原来站在哥哥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贺红梅。  哥哥涨红着脸,抖胆说道:“我在想你呀。”  “想我?怎么就想起我来了?哈哈哈——,没想到,你这人还会说笑话。”贺红梅真的有些不相信,她认为哥哥是在跟她开玩笑。  “真的呀,就是想你,今天选五好学生的时候,你怎么会选我那?”哥哥问。  “就是应当选你嘛,看看你来咱们班这半年多,从学习、生活到助人为乐,那个方面不是很优秀的?所以我才会选你。而且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呀。”贺红梅说。  “助人为乐?”哥哥有点不理解。  “就是呀,每次我问你数学题,你都是那么认真的给我讲,还不是助人为乐吗?”贺红梅解释说。然后又问:“你家住在哪里呀?”  “就住在拖修厂家属宿舍。”  “什么?拖修厂家属宿舍?”  “是呀。”  “那为什么我每天回家都没有遇见你?”  “你家也在那边住吗?”  “是呀,我家也住在拖修厂家属宿舍,说不定咱们还是邻居那。”  “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好吧。”贺红梅一边答应着,一边向着拖修厂的方向走去,哥哥赶紧跟在后面。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贺红梅回头说。  “噢,因为每天一放学,你就回家了。可是我还要在教室里看一会书。”  “怎么那么用功呀,怪不得你学习那么好。”  “也不好,让人家批判是白专道路。到头来,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那。”哥哥说。  “是呀,所以我也没有信心去读书了。”  两个人说着话儿,已经走到了各自的家门口,这时他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是邻居,其实这个贺红梅,就是贺龙生的女儿。哎——!这真是:冤家路窄呀!  自从这天以后,哥哥跟贺红梅真的成了好朋友,进而发展成为恋人。  有时我们都不在家,贺红梅还到我们家里找哥哥玩。而哥哥的学习成绩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终于有一天,母亲在哥哥的书包里发现了好几本爱情小说,心里很生气,就把小说撕碎了,对哥哥说:“让你好好学习那,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书?”哥哥见状也很生气,就跟妈妈吵起来。后来父母更知道了哥哥与贺红梅相好的事情,而且那些小说就是贺红梅借给他的,就三番五次地跟哥哥说,不让他跟贺红梅有来往。哥哥不理解我们家与贺红梅家究竟有多大的恩怨,总是表面上答应了父母的要求,可是私下里还是跟她有来往。  于是,我们家里人都在感情上与哥哥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甚至在生活上都对他另眼相看了。那时候每天吃的都是粗粮,偶然改善一下生活,吃顿大米饭或者蒸馒头,经常是乘着哥哥不在家,我们就不给他吃了,还让他吃剩下的玉米面饼子和土豆或者茄子,当然到了冬天,就连这些菜也没有了,只有咸菜。  因为爸爸每天要去上班,家里只剩下哥哥一个男人。所有的体力活,就全都落在哥哥一个人身上。到了秋天,还要让哥哥去地里挖大针茅草根,拿回家里等着冬天当柴烧。而且哥哥住的地方也不好,因为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卧室,一个是父母住的,另一个是姐姐和我住的。哥哥没地方住,就让他住在放杂物的小屋里。  这样时间一长,哥哥就像成了我们家的长工,我又很同情哥哥。总觉得哥哥与我们在感情上的这些距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跟贺红梅的关系。哥哥长期在奶奶家生活,与奶奶和叔叔的感情都很好,可是与我们的感情就不是那么亲切了。  每当想到这个时候,我都认为那次在天津自己坚决要跟着父母回来,是一个非常英明而正确的选择,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很不懂事的小孩子。  有一天哥哥挖草根回来,吃过了妈妈给他做的玉米面窝窝头,偶然发现了我们吃剩下的馒头和炒菜,就问我:“你们晚上吃的是什么饭?”我有些惊慌失措,吱吱唔唔的,说不出话来。哥哥知道我们这样对待他,心里很生气,就去问妈妈,妈妈也是无言以对。哥哥哇的一声哭起来:“妈,我是你亲生的儿子吗?啊,你跟我说,我是你亲生的儿子吗?”妈妈听得哥哥这么问,心里也很痛苦,也哭起来。这时候,我的心里也是很难受,觉得我们对哥哥确实有点过分了。  这天晚上,哥哥没有回来。爸爸、妈妈和我们都很着急,生怕哥哥在外边出了什么意外。都到外边去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可是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姐姐就去哥哥上学的学校门口去看哥哥会不会去上学,果然看到了哥哥,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哥哥回来了,说他昨天晚上是到同学家里去住了,并且以后就在那个同学家里住。  从此以后,哥哥跟我们的矛盾就更加深了。
  自从你父亲从天津调到拖修厂以后,就与我的父亲成了同事,而且两家人也成为邻居,我父亲见你父亲比他挣钱多,你家日子也比我家过的好,总是有些不服气,不是说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吗?可是他跟你父亲一比,就感觉明显的不平等。于是在单位里经常与你父亲发生争吵,作为邻居也经常发生矛盾。你家有个收音机,你父亲经常听些外语广播,我父亲就认为你父亲是在偷听敌台广播,又觉得那个经常来你家做客的人是海外敌特分子。  正赶上那年中央要在内蒙古清挖内人党,我父亲知道厂革委会主任王敬塘也与你父亲有积怨,就向王敬塘揭发了你父亲,说他偷听敌台广播,又有海外关系,一定是个内人党。王敬塘听后十分得意,就让我父亲去跟踪那个经常来你家做客的人,才发现那个人并不是海外敌特分子。但是却发现那个人叫郑常仁,已经被自治区打成内人党,并关进了监狱。于是就找到了这样的借口,用尽各种野蛮的手段,对你父亲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的摧残,险些要了你父亲的性命。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发文件说清挖内人党搞错了,王敬塘害怕我父亲揭露他出主意迫害并企图杀害你父亲的罪恶。却把迫害你父亲的罪恶全部推到我父亲的身上,又赶上第二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后来才知道,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杀人。死刑的决定,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杀人的一定规模,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把所杀的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又将权利进一步下放,直到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为完成杀人的任务而杀人。在这样一种国家形势下,王敬塘就给我父亲罗列罪名,把我父亲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不是成心要我父亲的命吗?  我父亲当然不承认王敬塘给他罗列的种种罪名,王敬塘就像当年迫害你父亲一样迫害我父亲,致使我父亲的身上留下了很严重的伤疤,直到去年我们去探监,我父亲的伤疤依然是那么清晰可见,记忆永恒。然而我们又应当感到庆幸,因为在当时,我父亲险些是被枪毙了,还好我有个亲戚当时正在盟政府工作,让我们家花了一些钱财,才把关系疏通好,保下一条命来,最终还是判了无期徒刑。  我父亲被捕以后,王敬塘又逼着妈妈和我要与我父亲划清界限,硬让妈妈和我父亲离了婚。当时我们真的很不懂事,为了少受我父亲的牵连,我们就真的与父亲划清界限了。  妈妈与父亲离婚以后,王敬塘就经常来到我们家,硬要逼着妈妈跟他好,妈妈心里很恨他,可是又不敢反抗,怕他再找什么茬,把我也害了,就只好依着他了。  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克制,就要为妈妈撑腰了。有一次他又来欺负妈妈,我就拿了切菜刀,要把他砍死。幸亏那天他跑的快,才没有死在我的刀下,至此以后,他就不敢再来了。  哥哥听着贺红梅讲故事,内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来自己的父亲在这些年里忍受了这么多的委曲;原来那个陷害自己父亲的人就是贺红梅的父亲?这就难怪为什么自己全家的人都会反对自己与贺红梅的恋爱关系。可是贺红梅的父亲最终也成了受害人,贺红梅就更是无辜的受害人了。再看看贺红梅现在的样子,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居然要在这样一个除夕的夜晚,抛下自己同样是孤苦伶仃的母亲,来陪自己渡过这寂寞无奈的夜晚,来为她父亲的罪恶买单。如果没有她来陪,自己这一夜将会怎么过?  想到这里,哥哥觉得贺红梅更亲切了。他把茶碗放在木箱上,一伸手就把贺红梅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咽咽哭起来。贺红梅更是觉得一阵心痛,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落在哥哥的肩膀上。从此这两个年轻人的心就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听见有人在敲门,贺红梅赶紧推开哥哥,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走到门前去开门。  原来是附近的牧民来敬年夜茶了。  乌云棋棋格见了贺红梅便笑说道:“哈哈哈——,红梅姐,我们还说找你一起来敬茶那,可是去你那个包里没有找到你,原来早来这里跟你的情哥哥一起喝茶那。”  贺红梅绯红着脸说:“他不会烧茶,我是早点过来给你们烧茶的。”  “是真的吗?那就让我们好好品尝品尝红梅姐烧的茶吧。” 乌云棋棋格笑说着招呼大家一起来喝茶。于是十几个人就坐下来,跟着哥哥他们一起喝茶。  喝了一会儿,按照当地人的习俗,乌云棋棋格他们十几个人还要把哥哥和贺红梅都带走,再到别的蒙古包里去喝茶。可是乌云棋棋格看出哥哥和贺红梅有心事,就向大家招呼说:“咱们走了,让人家一对小情人亲亲热热过年吧。”于是那几个人就跟着乌云棋棋格到别的蒙古包里去喝茶了。  乌云棋棋格她们走了,哥哥看着她们的背影,对贺红梅说:“你看人家多好呀,能和自己的家人,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在一起过年,是多么幸福呀。”  贺红梅苦笑着说:“那是因为你对乌云棋棋格不了解,其实她比我们还苦那,无论我们的父母受了多少苦难,可是他们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她却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  “啊?她的父母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呀?”哥哥惊讶地问。  贺红梅便向哥哥解释说:“清理内人党那一年,她父亲在审讯过程中被活活打死了。后来她母亲撞客了,说是她父亲的鬼魂附在她母亲的体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魂附体。动作形态和说话的声音都和她父亲特别相似,就像她父亲复活了一样,总是向人们述说着自己当时如何被打死的情形。她母亲患病的时候没人敢管,可是等她母亲的病好了,人家就找上门来,说她母亲装神弄鬼,装疯卖傻,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给她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她母亲当然有些怨恨,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等着到了一打三反那一年,就把她母亲也枪毙了。”   “那她现在的父母是?”  “她的父母去世以后,她的叔叔就把她当作女儿来抚养,她就管她的叔叔婶子叫爸爸妈妈了。”不等哥哥问完,贺红梅就这样向哥哥解释说。  现在哥哥全明白了,可是他的心里更痛苦了,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呀?这和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些道理完全不一样呀?
  我们住在镇子上,比起哥哥那里,鞭炮的声音多了许多。父亲也给我们买了一些鞭炮,可是姐姐和我谁也不敢去放,只好跟着父亲去放了。可是我却看见父亲在放鞭炮的时候,总是在抹着眼泪。我心里明白,他是在思念自己的儿子呀。如果哥哥在家,这放鞭炮的事,肯定是由哥哥来完成的。  放完鞭炮以后,我们都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给我们摆好一桌年夜饭,可是我们谁也不想吃。只见父亲坐下来,强装笑脸说:“来来来,大家都坐吧,现在是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要开心些,看看你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谁要不吃才傻哩。”  听得父亲这么说,我和姐姐都坐下吃饭了。可是在吃饭的时候,我却看见父亲流下了眼泪,一直从眼帘穿过脸颊流到了饭碗里,然后与饭一起吃到肚子里。我心里明白,他是在思念自己的儿子呀。  几年之后,哥哥终于回家过年了,可是我们与哥哥的感情却再也热不起来了。不见哥哥,确实思念,可是真的见了,又觉得那么陌生。更让人烦恼的是,过年以后,哥哥居然提出要跟贺红梅结婚的事,尽管这一次,哥哥是向我们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而且我们都觉得哥哥说的很有道理。可是当我们想到父亲当年受的那些罪,而且险些掉了性命,我们就铁了心的要反对哥哥与贺红梅的婚事。  就在这一年,单位给我家分配一个参加工作的指标。如果按照传统习惯,这个指标就应当给了我哥哥,因为哥哥是我父亲的长子。但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反对哥哥与贺红梅的关系,所以决定要把这个指标给了我姐姐。  父母这个做法,当然让哥哥更伤心了。这也促成了哥哥一定要跟贺红梅结婚的决心和意志。  那年冬天,哥哥又回来跟父母商量要跟贺红梅结婚的事,母亲板着脸对哥哥说:“你这事别跟我们商量了,你要跟我们仇人家的女儿结婚,我们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你与那个贺红梅一刀两断,永远不再往来;二是你与我们这个家断绝关系,我们就当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们这个父母。”  当母亲说出这样话来的时候,哥哥一下子拉住妈妈的手哭起来:“妈呀,妈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你儿子呀,我是你亲生的儿子呀,我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呀,难道你真是那么狠的心肠,要让你的儿子为难吗?”  哥哥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全家都很痛苦,于是全都哭起来。妈妈哭的最厉害,她紧紧攥住哥哥的手说:“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呀,虽然过去妈妈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毕竟是妈妈的亲生骨肉呀,妈妈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贺家对你父亲害的太残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呀。”  现在最为难的就是哥哥了。一边是自己真心深受的贺红梅,一边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有两个妹妹。他松开了妈妈的手,又躺在床上呜咽呜咽地哭丧起来,哭的全家都很伤心。  后来哥哥终于不哭了,他从床上爬起来,对妈妈说:“既然你们这样反对我和贺红梅结婚,那就算了吧,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开这个家呀,因为我们都是亲骨肉呀。”  妈妈见哥哥回心转意了,当时心里很高兴,又后悔当时那个参加工作的指标不该给了女儿,而是应当给了儿子,毕竟他才是刘家的长子,是刘家的人呀。而女儿终究是为别人养活的。  这天晚上,哥哥就住在家里,还是住在那间放杂物的小屋里。  原来这一次,哥哥是与贺红梅一起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跟双方父母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婚姻大事。贺红梅的母亲没有问题,自从贺红梅跟哥哥好上那天起,她就没有反对过。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对不起刘家,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用这种爱来化解两家的仇恨。可是他也知道刘家人对自己家的态度,所以总是在劝自己的女儿贺红梅,要有两手准备。  所以昨天晚上哥哥没有回到她们家,贺红梅的母亲就断定哥哥已经变心了,贺红梅等着哥哥不回来,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第二天吃过早饭,哥哥对妈妈说,还要到贺红梅家去一下,要把自己的决定跟贺红梅说清楚,做个了断,妈妈当然同意了。  哥哥当时肯定是真心诚意的,但是当他决定要去跟贺红梅做个了断时,心里又发生矛盾了。人家贺红梅对自己这么好,无论她的父亲对自己的父亲有多大的仇恨,都不是她自己能够左右的,难道父辈的罪恶一定要让她来承担吗?难道对她是公平的吗?这些年来,只有她来关心自己,每时每刻,一点一滴,都体现着她的善良和温情。再想想自己的父母,自从把自己生下来那天起,何时又把自己当成亲骨肉?当他们第一次出来时,为什么只带着两个妹妹,不带着自己那?十年的离别,在感情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别。所以当自己真正来到父母身边以后,更是没有像两个妹妹一样把自己当作亲骨肉来看待的,有活就让自己干,有好吃的,就他们自己吃,即使吃的剩下了,也要藏起来,不给自己吃;有一次小妹妹做错了事,我只批评她几句,她就哭起来,妈妈出来反而打了自己。特别是这一次,妈妈居然说出那样绝情的话来,要跟自己断绝母子关系。早知道会是现在这种结果,父亲为什么要把自己从天津弄到这个鬼地方,天津再不好,现在也成了直辖市;虽然自己不是叔叔亲生的,可是十多年的养育之情,要比亲生的父亲还亲。如果自己不离开天津,也不会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  想着想着,他已经走到了贺红梅的家门口。我该怎样对贺红梅说那?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贺红梅正在院子里朝外张望着,看见哥哥来了,就赶紧去给哥哥开了门,拉着哥哥的手走进院子里,又走进家里。就在看见贺红梅的这一刻;就在贺红梅拉住自己手的这一刻,哥哥的心里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他相信在自己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可以没有父母的骨肉情,但是不能没有贺红梅的真爱情。  哥哥走进贺红梅住的卧室里,呆若木鸡地坐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贺红梅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就劝说道:“究竟怎么回事?你道是说话呀?”  哥哥突然抱住贺红梅,满含着眼泪说:“妈妈说,如果我要和你结婚,就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贺红梅听哥哥这么一说,也有些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一会才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别结婚了,怎么也不能让你们骨肉分离呀。让你妈再给你找一个比我好的吧。”  哥哥把贺红梅抱的更紧了,说道:“你别胡说了,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我就是要和你结婚。”  “那你不要你的妈妈了?”贺红梅问。  “不是我不要她了,而是她不要我了。”哥哥反驳说。  贺红梅听明白了哥哥的意思,内心里像刀割一样的难受。可是又没办法解决哥哥所面临的困难,想了一会儿,就对哥哥说:“要不然,我们就去贝子庙玩一玩吧,散散心,或许会好些。”  哥哥愁眉苦脸地看着贺红梅,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于是贺红梅拉住哥哥的手走到大街上,又沿着读才路往西再往北,不一会儿就到了贝子庙。贝子庙位于城区北部的敖包山下。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见这里只有几座破旧的殿堂,都有些扫兴。哥哥说:“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贺红梅赶紧说:“这里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啥样的?”哥哥问。  贺红梅说:“原来这里是以两座金刚殿为核心,背北向南,整齐地分布着药王殿、十八罗汉殿、观音殿、菩萨殿、山门殿七个大殿,在七个大殿之外,还有十几座小殿和两千多间僧舍,规模庞大,气势雄伟。建筑群的南边,是规模宏大的贝子庙广场,可漂亮了。”  “那怎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哥哥又问。  “都是前几年破四旧闹的呗,红卫兵们为了破四旧,就把一些古书和古玩堆在一起放火烧,结果引起一场大火,把许多古建筑都烧着了,这一烧,就是几天几夜,烧的整个城区上空都是浓烟滚滚,黄黄的经书烧成纸灰,那些灰烬都在全城飘飞散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贺红梅对哥哥解释说。  “我明白了,我在天津的时候,亲眼看到天妃宫就是这样被毁坏的。”哥哥对贺红梅说。  说话间,哥哥和贺红梅就走到了敖包山上,看见那里有十几个用石块堆积而成的石墩子。哥哥不知其意,便向贺红梅问道:“这是什么?”  贺红梅见问,便回答说:“这就是敖包,最早本是用作道路或界域的标志,后来演变成为祭祀山神和路神的地方。牧民们每年都要在六七月间祭祀敖包,还要举行赛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姑娘和小伙子则借此机会躲进草丛里,谈情说爱,互诉衷情,这就是敖包相会。”  哥哥听过贺红梅的解释,忽然明白了贺红梅的用意,便紧紧拉住贺红梅说:“噢,原来咱们今天是来敖包相会的。”  贺红梅笑着对哥哥说:“你会唱那首歌吗?”  “会呀,你听我给你唱啊。”然后哥哥就给贺红梅唱起那首歌来:“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听到这里,贺红梅笑着说:“你等待的姑娘她是谁呀,能告诉我吗?”  哥哥见贺红梅跟他开玩笑,就紧紧把她搂在怀里,热烈地亲吻着说:“我心里那位姑娘,她就是你。”  自从那次离别后,哥哥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们听说哥哥已经跟贺红梅结婚了。虽然妈妈当时跟哥哥说的那么绝情,可是以后每当提起哥哥的事,都会看到妈妈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框而出,那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呀,她怎么会不心疼?我当然相信,不论何时,如果哥哥真的回来,我们全家都不会把他拒之门外,因为他终究还是我们的亲骨肉呀。可是哥哥终究没有回来,也许是我们让哥哥太伤心了。  1978年,我跟随父亲到了地处渤海湾的大清河盐场,参加了工作,后来又结了婚;婚后不久,又随父亲到了北京附近的一个城市工作。这期间,父亲曾给哥哥搞到了参加工作的指标,然后给哥哥写信让他来参加工作,但是哥哥没有来。  光阴似箭,岁月峥嵘,耳闻目睹着时代的变迁,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让我知道了血缘的天性就是永恒的记忆。所以无论走到那里,无论是顺利还是逆境,都不会忘记我还有个哥哥,那是我骨肉相连的亲哥哥。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的家庭变成这个样子?会让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的伤痛?会让我们骨肉分离?至今不得相见。这个问题,绝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个别问题。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在这个自诩5千年文明的土地上,有多少不文明的劣迹,有多少家庭都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更加悲惨,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虽然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身上的伤疤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  祖国呀,你千万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块本来就满目疮痍的土地上重演了。  作者:李鹄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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