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形拓的前世今生：没有相机，大家这样鼓捣青铜器
全形拓由研究青铜器而诞生。中国的青铜器早在夏商周就已达到鼎盛，那时，青铜器物的使用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史学家干脆把那段时期称作“青铜时代”。但秦汉之后，随着铁器的推广，风光无限的青铜开始衰落，渐渐沦为古董。
历史的车轮虽然滚滚向前，过去的风景却总是令人怀念。就像西泠君和他的小伙伴们会时不时地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大大泡泡糖、大头娃娃雪糕和大白兔奶糖一样，后代的一些人也总是会无限怀念前代出现过的青铜酒杯和三足大鼎。大约在宋代的时候，人们的怀旧情绪集体蔓延，许多人着手研究包括前代青铜器、碑石、甲骨、玉器等在内的所有古器物。研究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一门学问，于是“金石学”便诞生了。
六舟《剔灯图》局部
到得清代中后期，一大半是缘于文字狱的威慑（未免招来杀身之祸，许多学者潜心于研究与时代隔得较远的“故纸堆”、古物，这只要看看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再“从文”，转而研究起中国服饰一例中就可以想见），投身青铜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青铜器那时候已经是价值昂贵的古董了，一般人收藏不起，而藏家也难将自己的藏品展示给更多人。粉丝间交流起来是大大的不便啊！
无图无真相，19世纪的青铜器研究圈子里少了一部21世纪的相机！不过不要紧，没有相机，他们有绝技！很早之前，青铜器圈子里的爱好者们就开始穷尽各种可能，尝试将青铜器的图像保存于纸上了，此前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摹绘——也就是静物写生啦。不过摹绘一笔一划皆由人为，信息难免出现疏漏。
而与此同时，“金石学”中研究碑石的那帮人却从隋唐开始就发明了一种为“碑石”拍照的技法——“传拓”，或称“拓印”，也就是用纸紧紧覆盖在器物的文字、纹饰上面，然后用墨印出痕迹。“传拓”能够较好地保留碑石上铭文的本来面目，直观且真实，因而在“碑石”圈子里极为流行。不过“传拓”大多是以平面石刻为对象，一般不涉及青铜器，至于传拓青铜器器形，更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青铜器毕竟是立体的，与“碑石”圈子里的二维平面大相径庭，也难怪风行日久的“传拓”与青铜器无缘了。但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浙江嘉兴偏偏出了这么一个人——马起凤，为了欣赏和描述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他破天荒地将“传拓”之技施在了青铜器上，以墨传拓青铜全形，“全形拓”由此诞生。
所谓“全形拓”，又称立体拓、器形拓、图形拓，它是一种以墨拓为主要手段，辅以素描、剪纸、绘画修饰、剪裁拼凑等技术、技巧，将青铜器的立体形状复制在纸面上的特殊传拓技法。顾名思义，“全形拓”拓出来的器物形状富有立体效果，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创造出了三维艺术！
与“传拓”的悠久历史比起来，“全形拓”等到“金石学”发展至巅峰阶段才真正问世，至今不过区区一百多年，无疑算是出现得晚了。但这个晚倒并非由于青铜器研究圈子里高手太少，而是因为“全形拓”这种技法本身难度实在太高。不仅费工费时，还要求有素描功底和敏锐的审美眼光。因为难度大，这门技术自诞生以来贯通者也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浙江省博物馆的桑椹曾对“全形拓”的发展史做过一个梳理：
“全形拓”滥觞于马起凤、六舟。六舟即僧达受，是当时的的宗师级人物，其全形拓技法得自马起凤所传，他曾为阮元拓《百岁图》，花了整整五年才完成，拓成之后，阮元极为赏识，以“金石僧”称之。
六舟《百岁图》局部
到清末，大金石家陈介祺采用分纸拓法，使“全形拓”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周希丁、马子云等人引入西方的透视、素描方法，所拓器物立体感大为增强，“全形拓”进入鼎盛期。
贾文忠《马年大吉》（局部）
然而，时至今日，伴随着摄影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全形拓”这门传统社会里耀眼的绝技也正和其他传统工艺一样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沦为故宫博物院等极少数研究机构中不常为外人所知的绝活。
神乎其技、美轮美奂的“全形拓”，它的明天如何，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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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恭王府看相机出现前文物“写真” 伯矩鬲及60余幅全形拓将亮相 | 北晚新视觉
恭王府看相机出现前文物“写真” 伯矩鬲及60余幅全形拓将亮相
大家常说，“无图无真相”。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文物爱好者、研究者，怎样见识心仪文物的真容呢？当然了，您可以把它摹绘下来，画在书页上。但是这一笔一划皆人工，难免会出现错漏之处。由此，到了晚清，一种全新的青铜器“写真”技能“上线”了，它就是全形拓。
贾文忠（左一）修复孔庙大匾
修复后的大匾
全形拓工艺自清嘉庆年间开创至今，已历经了近200年的风雨。而出身金石世家的文物修复专家贾文忠，正是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者。7月3日，60余幅贾文忠的全形拓作品将在恭王府亮相，其中不乏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山东淄博出土、迄今发现的最大长方铜镜等珍贵文物的“写真”。
照相机出现前的文物“写真”
谈到全形拓，就不得不提到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金石学。这是一门以夏、商、周以来的所有古器物，特别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人类的文化遗存以历代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该器物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等进行研究的学问。贾文忠告诉记者，北宋的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曾巩则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了“金石”一词。到了清代，金石学鼎盛，而清末到1959年前的金石学则演变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分支，不复独立存在。
那么，全形拓和金石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贾文忠说，在没有照相术的时代，对于古代金石学者而言，想要亲眼目睹古物风采并非易事。“比如青铜器中的最重要的种类——鼎，曾是无上权力的象征。一般人不曾见过它的真容，‘楚王问鼎’的故事就显示了楚庄王觊觎周室之意。”“问鼎”属于僭越的行为，可见有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之难得一见。因此，研究、喜爱金石学的古人，通常采用拓片或绘画的形式研究古物，
而拓片的真实性和逼真度又胜绘画。“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传拓技术就没有金石学。”
关于全形拓的开创，还有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据说，清嘉庆年间，苏州焦山寺有一尊青铜鼎，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好奇。有一天，寺僧六舟和尚秉烛赏鼎，发现墙上映出了鼎的影像。一时灵机一动，‘何不将铜鼎的影像拓下来，这样爱好者们不用登门也能见识铜鼎的样子了’。”一时间，全形拓的工艺在文人墨客中成了潮流，“金石学家阮元邀六舟和尚将家藏青铜器全部制成全形拓。时常拿出来以飨友人，得者无不如获至宝。”
虽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不复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存在，但传拓技艺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被广泛运用。全形拓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时期，到民国时期，周希丁将西方素描引入到全形拓中，给人以立体感，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庙堂味和全石气在全形拓中都能感受到。“民国全形拓名家首推周希丁，其徒弟傅大卣得以继承。”而贾文忠正是师从于傅大卣的传承人。
伯矩鬲全形拓片成了“国礼”
说到贾文忠全形拓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2011年6月，曾作为“国礼”赠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伯矩鬲拓片。在这次的展览中，这幅“重量级”作品也将展示在大家眼前。
2011国家文物局赴法国进行交流活动，选择什么礼物成了困扰访问团的难题。考虑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热爱中国青铜器，每次来中国访问都到博物馆看青铜器展览。于是，国家文物局委托贾文忠制作了首博“镇馆之宝”——伯矩鬲的全形拓片。并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赠送了贾文忠制作的青铜器伯矩鬲全形拓片，深得希拉克总统喜爱。
贾文忠回忆，当时经过严谨的审批流程，珍贵的伯矩鬲被从首都博物馆展厅的展柜里“借出”。“在首都博物馆的贵宾室里，我每天‘报到’，在两位工作人员的守护下，进行传拓工作。”
伯矩鬲全形拓
贾文忠介绍，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原大的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墨拓黑后揭下，这样多次拓完器物的各个部位，完成全形拓。“经过一个星期的细心工作，伯矩鬲的全形拓终于完成了。”
身为全形拓专家和青铜器修复专家的贾文忠，虽已阅重器无数了，但完成伯矩鬲这样的“国宝”的传拓，对他来说还是极有成就感的。
拓片匾额成全国孔庙复原“母本”
拓片的工艺在文物考古和修复中都能派上大用场，这一点，在贾文忠几十年的文物生涯中深有体会，他给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代自康熙帝以来，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可照列悬匾，因此孔庙大成殿共悬有清代九位皇帝题赠的匾额，分别是康熙帝题“万世师表”、雍正帝题“生民未有”、乾隆帝题“与天地参”、嘉庆帝题“圣集大成”、道光帝题“圣协时中”、咸丰帝题“德齐帱载”、同治帝题“圣神天纵”、光绪帝题“斯文在兹”、宣统帝题“中和位育”。“不过，到了民国六年，也就是1916年，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指示，将清帝匾额全部取下，改悬时任临时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书的‘道洽大同’匾。”
出身文物修复世家的贾文忠，自1979年起参加工作，在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修复、复制工作。1982年，他受命修复在清王朝结束后，曾被摘下、弃用的北京孔庙的九块大匾。当他见到这九块帝王匾额时，它们被弃置在孔庙大成殿后近70年，落满了厚厚的尘土，上面的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不全了。“拿给汽车轮胎打气的气泵将上面的泥土吹净，一旁的我却变成了‘泥猴儿’。”
除了将这些匾额清理、修补完好以外，贾文忠还为这九块7米长、3米高，每个字都1米多见方的匾额，应领导要求做了“拓片＂。各地孔庙纷纷要求首博提供匾额资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拓片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派上了大用场。“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孔庙被毁的不少，许多殿前的匾额都荡然无存。为了复原这些匾额，贾文忠的帝王匾额拓片因其能完整、真实再现文物全貌，而成了参照的‘母本’。”如今，曲阜等地孔庙悬挂的大匾，全部“脱胎”于贾文忠传拓的孔庙清九帝匾额。
科班培养解决传承困境
全形拓在墨拓技艺中要求最高，境界也称最高，不仅在难度上不是轻易可以企及，摹拓对象也多是普通文物爱好者最难接触到的青铜器物。因此，从技艺开创伊始，它的传承对象就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墨客，这无形中造成了技艺传播的小众化。
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由日本传入中国，文物有了更为逼真的影像记录。在此冲击下，本就窄众的全形拓逐渐衰落，传承者日益减少。到了近代，全形拓“宗师”首推周希丁，他对全形拓技艺多有改进，在文物界有盛名，而贾文忠则是周氏及其弟子傅大卣先生一脉的继承人。
“目前，周氏一派正宗传承全形拓者，在全国总人数不足10人。”贾文忠谈到全形拓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困境时表示，其实现在全形拓作为高雅的传统工艺，也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起来。“不过，他们或用电脑制版，或木版、石板，总不能将全形拓的美表现得‘原汁原味’。”贾文忠说，全形拓韵味中最重要的古朴、庄严的“金石味儿”、“庙堂气息”，不是采用现代工艺替代可以表达的。
怎样才能让全形拓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不要在当今断了余韵呢？贾文忠首先突破了传统手艺“师带徒”的培养方式，采取科班培养的形式，率先在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考古专业开设全形拓方向。“目前，我已经带了两名全形拓方向的研究生。”贾文忠说，科班培养最大的优势在于学生不仅在技能上纯熟，更在理论上精通，文化层次上更上一层楼。“科班教育以培养‘大师’为目的，我希望学生们日后能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总结者。”
贾文忠表示，目前他正在着手准备全形拓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宜。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贾文忠（左一）修复孔庙大匾
修复后的大匾
全形拓工艺自清嘉庆年间开创至今，已历经了近200年的风雨。而出身金石世家的文物修复专家贾文忠，正是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者。7月3日，60余幅贾文忠的全形拓作品将在恭王府亮相，其中不乏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山东淄博出土、迄今发现的最大长方铜镜等珍贵文物的“写真”。
照相机出现前的文物“写真”
谈到全形拓，就不得不提到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金石学。这是一门以夏、商、周以来的所有古器物，特别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人类的文化遗存以历代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该器物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等进行研究的学问。贾文忠告诉记者，北宋的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曾巩则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了“金石”一词。到了清代，金石学鼎盛，而清末到1959年前的金石学则演变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分支，不复独立存在。
那么，全形拓和金石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贾文忠说，在没有照相术的时代，对于古代金石学者而言，想要亲眼目睹古物风采并非易事。“比如青铜器中的最重要的种类——鼎，曾是无上权力的象征。一般人不曾见过它的真容，‘楚王问鼎’的故事就显示了楚庄王觊觎周室之意。”“问鼎”属于僭越的行为，可见有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之难得一见。因此，研究、喜爱金石学的古人，通常采用拓片或绘画的形式研究古物，
而拓片的真实性和逼真度又胜绘画。“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传拓技术就没有金石学。”
关于全形拓的开创，还有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据说，清嘉庆年间，苏州焦山寺有一尊青铜鼎，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好奇。有一天，寺僧六舟和尚秉烛赏鼎，发现墙上映出了鼎的影像。一时灵机一动，‘何不将铜鼎的影像拓下来，这样爱好者们不用登门也能见识铜鼎的样子了’。”一时间，全形拓的工艺在文人墨客中成了潮流，“金石学家阮元邀六舟和尚将家藏青铜器全部制成全形拓。时常拿出来以飨友人，得者无不如获至宝。”
虽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不复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存在，但传拓技艺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被广泛运用。全形拓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时期，到民国时期，周希丁将西方素描引入到全形拓中，给人以立体感，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庙堂味和全石气在全形拓中都能感受到。“民国全形拓名家首推周希丁，其徒弟傅大卣得以继承。”而贾文忠正是师从于傅大卣的传承人。
伯矩鬲全形拓片成了“国礼”
说到贾文忠全形拓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2011年6月，曾作为“国礼”赠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伯矩鬲拓片。在这次的展览中，这幅“重量级”作品也将展示在大家眼前。
2011国家文物局赴法国进行交流活动，选择什么礼物成了困扰访问团的难题。考虑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热爱中国青铜器，每次来中国访问都到博物馆看青铜器展览。于是，国家文物局委托贾文忠制作了首博“镇馆之宝”——伯矩鬲的全形拓片。并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赠送了贾文忠制作的青铜器伯矩鬲全形拓片，深得希拉克总统喜爱。
贾文忠回忆，当时经过严谨的审批流程，珍贵的伯矩鬲被从首都博物馆展厅的展柜里“借出”。“在首都博物馆的贵宾室里，我每天‘报到’，在两位工作人员的守护下，进行传拓工作。”
伯矩鬲全形拓
贾文忠介绍，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原大的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墨拓黑后揭下，这样多次拓完器物的各个部位，完成全形拓。“经过一个星期的细心工作，伯矩鬲的全形拓终于完成了。”
身为全形拓专家和青铜器修复专家的贾文忠，虽已阅重器无数了，但完成伯矩鬲这样的“国宝”的传拓，对他来说还是极有成就感的。
拓片匾额成全国孔庙复原“母本”
拓片的工艺在文物考古和修复中都能派上大用场，这一点，在贾文忠几十年的文物生涯中深有体会，他给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代自康熙帝以来，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可照列悬匾，因此孔庙大成殿共悬有清代九位皇帝题赠的匾额，分别是康熙帝题“万世师表”、雍正帝题“生民未有”、乾隆帝题“与天地参”、嘉庆帝题“圣集大成”、道光帝题“圣协时中”、咸丰帝题“德齐帱载”、同治帝题“圣神天纵”、光绪帝题“斯文在兹”、宣统帝题“中和位育”。“不过，到了民国六年，也就是1916年，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指示，将清帝匾额全部取下，改悬时任临时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书的‘道洽大同’匾。”
出身文物修复世家的贾文忠，自1979年起参加工作，在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修复、复制工作。1982年，他受命修复在清王朝结束后，曾被摘下、弃用的北京孔庙的九块大匾。当他见到这九块帝王匾额时，它们被弃置在孔庙大成殿后近70年，落满了厚厚的尘土，上面的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不全了。“拿给汽车轮胎打气的气泵将上面的泥土吹净，一旁的我却变成了‘泥猴儿’。”
除了将这些匾额清理、修补完好以外，贾文忠还为这九块7米长、3米高，每个字都1米多见方的匾额，应领导要求做了“拓片＂。各地孔庙纷纷要求首博提供匾额资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拓片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派上了大用场。“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孔庙被毁的不少，许多殿前的匾额都荡然无存。为了复原这些匾额，贾文忠的帝王匾额拓片因其能完整、真实再现文物全貌，而成了参照的‘母本’。”如今，曲阜等地孔庙悬挂的大匾，全部“脱胎”于贾文忠传拓的孔庙清九帝匾额。
科班培养解决传承困境
全形拓在墨拓技艺中要求最高，境界也称最高，不仅在难度上不是轻易可以企及，摹拓对象也多是普通文物爱好者最难接触到的青铜器物。因此，从技艺开创伊始，它的传承对象就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墨客，这无形中造成了技艺传播的小众化。
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照相技术由日本传入中国，文物有了更为逼真的影像记录。在此冲击下，本就窄众的全形拓逐渐衰落，传承者日益减少。到了近代，全形拓“宗师”首推周希丁，他对全形拓技艺多有改进，在文物界有盛名，而贾文忠则是周氏及其弟子傅大卣先生一脉的继承人。
“目前，周氏一派正宗传承全形拓者，在全国总人数不足10人。”贾文忠谈到全形拓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困境时表示，其实现在全形拓作为高雅的传统工艺，也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起来。“不过，他们或用电脑制版，或木版、石板，总不能将全形拓的美表现得‘原汁原味’。”贾文忠说，全形拓韵味中最重要的古朴、庄严的“金石味儿”、“庙堂气息”，不是采用现代工艺替代可以表达的。
怎样才能让全形拓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不要在当今断了余韵呢？贾文忠首先突破了传统手艺“师带徒”的培养方式，采取科班培养的形式，率先在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考古专业开设全形拓方向。“目前，我已经带了两名全形拓方向的研究生。”贾文忠说，科班培养最大的优势在于学生不仅在技能上纯熟，更在理论上精通，文化层次上更上一层楼。“科班教育以培养‘大师’为目的，我希望学生们日后能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总结者。”
贾文忠表示，目前他正在着手准备全形拓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宜。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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