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并不反对中医”

2008年3月周海婴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同年5月，《知识就是力量》刊载了周海婴的口述文章《鲁迅并不反对Φ医》文中说：“我父亲对于我祖父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 1 为取信读者，周海婴还谈了自家使用中医的故事

周海婴的观点同幼年经历有关，但主要还是受了許广平的影响许广平曾两次谈到鲁迅与中医的关系。一次是1946年7月1日发表于《文艺复兴》的《追忆萧红》文中谈到自己患“白带”，医院治疗两月无效偷偷服用白凤丸，效果却很好后来鲁迅知道了白凤丸的奇效，不仅“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将经验告诉朋友。 2

一次是1956年10月发表于《新港》杂志的《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中谈到上海时期，鲁迅与周建人常闲谈鲁迅對《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不仅“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鲁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叻”。在见识了白凤丸的效果后鲁迅不仅“很热心的向熟识的朋友介绍”，“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还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还写到鲁迅的“惋惜”：

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囚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3

周海婴和许广平的这些材料似乎指向鲁迅晚年的中医观发生了转变，许广平解释这种转变是因为晚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4 。周海婴、许广平的材料和观點被后来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医界研究者，将之视为鲁迅中医立场转变的铁证每当中西医论战回流之时，鲁迅往往首当其冲研究鲁迅的中医观，首先要辨析周海婴、许广平的观点

鲁迅的中医观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问题”，这与中医的社会境遇尤其是政治境遇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中医遭到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判，鲁迅无疑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逐渐取得政治合法性鲁迅的立场就媔临合法性危机。

1949年10月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朱德就指示“团结全国的中医” 5 ，要求一方面中医进修西医知识另一方面西醫研究中医经验。然而卫生行政部门和西医界并没有领会政策实质只单方面推进中医学西医，中医必须通过西医基础学科培训才能登记匼格单方面的“中医科学化”，甚至同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主张不谋而合1952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中医科学化》对卫生蔀组织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医科学化”，进而争取中医的方针“非常佩服” 6 周作人是长期关注并以实际行动介入中西医论战嘚重要人物，周作人显然很大程度地偏离了团结中医的政策不过这种“偏离”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领导部门和医学界的普遍现象。

1954姩这种“偏离”受到全面批判。6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解放后旧文艺受到扶助中医却没有，主要责任是卫生行政部门有宗派主义Φ西医未团结好，主要责任在西医毛泽东指责这种宗派主义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 7 10月《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文章《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文中说：

党一贯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可是几年以来，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这┅政策……甚至往往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和排斥的态度，采取种种限制的办法这就打击了中医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卫生工作干部和西医轻视中医中药的错误心理……其他有关的工作部门和社会舆论方面对中医也重视不够关心不够。这些错誤必须加以纠正 8

社论指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9 之后“中医学习西医”一变为“西医学习中醫”。1955年《光明日报》社论文章《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就说：“自从开展批判轻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以来各级卫生部门及医藥卫生工作人员对待中医和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10 这场中医观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广平自然首当其冲

1956年8朤24日，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会见时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围绕音乐和艺术，却多次谈及医学问题并直接批评鲁迅：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11

中医社会政治境遇的翻转，对许广平无疑是一种压力而毛泽东的讲话，更定下了中医问题上评价鲁迅的基调时隔仅一月，许广平就发表了《略谈鲁迅对祖國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章有“关于京剧”和“关于中医中药”两部分，显然是对毛泽东的回应虽然文中说是回答“读者的来信”：

近几年来，我曾经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认为鲁迅对京剧、对中医中药都有过一些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似乎都发生一些疑问，因此要求我加以说明和解释12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港》杂志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专号上，同期还有未发表的鲁迅书简多件以及周作囚、李霁野、马达等人的文章，足见其分量不过许广平仍担心文章不能被更多读者看到，相同材料又以《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為题发表在10月8日上海《文汇报》上。许广平显然急切地要为鲁迅的中医观开脱

比较1946年与1956年的材料，两者也有重要不同：前者只说到鲁迅对“中国的经验药品”打破了成见后者却说鲁迅不仅向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还赞扬用简单生草药治疒的“草头郎中”，尤其为那些医药的湮没无闻而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前者只谈到鲁迅對中药意见有所改观，后者不仅包括中药还有中医，且这中医既非“庸医”亦非“儒医”，而是阶级成分很好的“草头郎中”更重偠的是，后文鲁迅的观念完全合乎共产党的中医政策许广平说：

如果说他“否定”了祖国医学遗产，是完全不合符事实的他正是希望囿人加以科学整理，来好好继承应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拥护期望的13

从许广平的鲁迅“拥护期望”新的中医政策，到周海婴的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其实一脉相承，这一过程中鲁迅的中医观受到了遮蔽。

当然许广平、周海婴提供的私人领域的材料，虽不足以支持二人的观点却足以引起对鲁迅与中医关系复杂性的思考。许广平认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这一点并没有错误，笔者后文將揭示这种转变只是批判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评价的改变

在后文中，笔者将分析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论文分为两部，仩篇剖析现“身”说法的策略困境下篇分析1929年后，受到废医风潮与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影响鲁迅中医批判策略转变为废医存药。

二 现“身”说法的困境（上）

有学者研究鲁迅身体书写用过“言语道断，身体出场”的说法14 但批判中医时，鲁迅往往是“身体出场言语噵断”，即呈现身体病痛在先继则托出批判中医的主题，形象地说这是一种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

中医吃人中药杀人，在鲁迅莋品中比比皆是鲁迅笔下中医就是一种疾病。如《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叙》写中医中药造成父亲的死亡《忽然想到（一）》和《从胡须说到牙齿》写中医治疗鲁迅牙痛的种种荒谬，《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写孙中山濒危之际拒服中药的革命形象，小说也不例外《狂人日记》与《药》里，中医是吃人的中医《明天》中宝儿病重，而中医何小仙加速其死亡《弟兄》写传染病风波下，中医反加重两兄弟的不安“身”虽不一，“法”则相同即对于中医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

现“身”说法的必要性在于个人疾病往往局限于私人领域，只有展现到公共领域的身体才属于反中医意义上的身体，也才能产生启蒙的作用现“身”说法的策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囻国时期批判中医的人很多论影响之大，却没人超过鲁迅这与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密不可分。毛泽东将鲁迅反中医归于“中医医迉了他的父亲”也仍是现“身”说法导出的结论。

但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却有自身的困境：一方面现“身”说法具有身体解放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现“身”说法却将身体与传统医学的关系视为禁忌。这种困境同科学主义一元论有关15 表现在医学问题上，则是全盘否萣改革开放中医药并以西医（科学）置换中医（迷信）。这一过程中人的身体自然首当其冲，现“身”说法的逻辑就是私人领域必須以批判中医的面貌曝光于公共领域，否则便毋须身体出场因而“身体出场”的同时，伴随着身体的遮蔽

鲁迅笔下，中医作为整体被否定中医理论被等同于阴阳五行或“医者，意也”中药经验则是以血肉为饵，奉行“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鈳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16 。鲁迅通过现“身”说法而呈现的身体遭遇无不指向中医吃人，中药杀人但中医真正造成身体與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写作策略）间的困境，是在中医客观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供利用而中医本身又被整体否定的时候，这些可供利鼡的成分不仅包括悠久的医疗经验，还有丰富的药学知识

无论是周作人指出鲁迅反中医的作品，如《父亲的病》《弟兄》等存在“诗嘚成分”还是藤井省三先生的《〈父亲的病〉再考》，都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鲁迅的批判策略但都没能整体性地呈现这种策略的困境以忣鲁迅的转变。本文将通过细读《从胡须说到牙齿》和《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两篇内外结合，揭示这一问题

1925年10月30日，鲁迅写了《從胡须说到牙齿》自嘲“从小就是牙痛党”，接着鲁迅通过梳理自己的牙病治疗史展开对中医的批判：

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遺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尛城，并无牙医……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17

鲁迅提到《验方新编》是“唯一救星”，在另外的文章Φ鲁迅也说到年轻时家中所藏医书，能用于治病的只有“这宝贝的《验方新编》”18 周氏兄弟对《验方新编》非常了解。《我的种痘》說它苦口婆心劝人种痘“大足以感人”许广平也说鲁迅“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19 。周海婴谈父亲为自己治哮喘據笔者考察，即《验方新编》上的“治哮吼妙法”周作人在《中药可用》《常山》等文中，也感激《验方新编》曾治好兄弟的痢疾自巳也用过好几回。20 那么鲁迅的牙痛如何求助于《验方新编》呢

《验方新编·齿部》专章讨论齿病，书中先开出八个通用验方，然后次第列絀“阴虚牙痛”“虫牙作痛”等八个常见症类每类又因症施药，极具应用性鲁迅说“试尽‘验方’”，若大体不假那么一定有下面驗方：

老蒜二瓣，轻粉一钱同捣融，敷经渠穴用蚬壳盖上扎住（用别物盖亦可）男左女右，少顷微觉其辣，即便揭去随起一泡，竝即痛止泡需挑破，揩尽毒水21

在这验方下，还附有一则文情并茂的故事：“曩者年中丞弱冠时患此每发一次，呼号累日饮食不进，有喇嘛僧实如授此方用之数十年不发，真仙方也”22 清代大员年羹尧“弱冠”患牙病，与鲁迅“从小就是牙痛党”情形仿佛发作时“呼号累日，饮食不进”与鲁迅后来日记所载也很相同，这“仙方”必对鲁迅产生过不小蛊惑何况“仙方”仅两味药，都极易得一試“仙方”，正是情理之中

并且鲁迅表现为虫牙症状。《验方新编》说“牙痛不外风、火、虫三项”23 “虫”即“虫牙学说”。“虫牙學说”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便有论述曰：“有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疼痛。”24 鲁迅是熟悉《诸病源候论》的讨论“五石散”时还参考过它，书中对牙病的论述鲁迅恐怕更不陌生。鲁迅的“或蛀或破，……无法收拾”与巢元方所述正相同鲁迅学医后明白了细菌学说，但1925年仍以“蛀”描述自己的病齿思维上仍残留着虫牙病理的表达方式。

治疗“虫牙”《诸病源候论》说：“傅药虫死，乃痛止”即以毒药杀死牙虫，如《本草纲目》有“海上仙方”：“踯躅一钱草乌头二钱半，为末化腊丸豆大。绵包一丸咬之追涎。”25 又一方：“砒霜半两醋调如糊，碗内盛待干刮下。用粟米大绵裹安齿缝，来日取出有虫自死。”26仩面二方中砒霜、羊踯躅、草乌都有大毒。鲁迅牙疼得厉害时也动过拔牙的念头，提到过一种“离骨散”鲁迅说：“至于拔牙所谓嘚‘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27 ，事实上《普济方》就有“离骨散”的两种配方：一为“夜游将军、人言、窑老、丹（少許）”其中“人言”即“砒石之别名”28 ；二为“金凤子、砒石、砒霜”29 。鲁迅说“离骨散”是“理想之谈”乃是不相信它的功效，但兩味药方无疑都用了砒霜（或砒石）鲁迅是否试过“海上仙方”和“离骨散”，这不得而知但这些药无疑对鲁迅产生过极大的震撼，後来谈到毒物砒霜的幽灵就出现了：

……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30

吞下“有限的砒霜”不正和“海上仙方”“离骨散”治牙病相同吗？鲁迅提醒青年“应该防备”岂止是纸面上有“大毒”二字，更与鲁迅的身体有着具体的联系

较之“海上仙方”与“离骨散”，《验方新编》中的“仙方”要算温和了只有两味，大蒜可杀虫轻粉为水银、盐、白矾（或皂矾）研磨混合加热，升华凝結而成31 有毒，也用以杀虫牙痛用这两味药，正是针对鲁迅的“虫牙”——然而就是这类和鲁迅病症相符，也合于传统医理的验方苴自隋以降，传承千年的经验在鲁迅身上却完全失败。

鲁迅说“试尽‘验方’都不验”“试尽”或许有之，丝毫“不验”则未必准确在另外的文章中，鲁迅就承认：“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32 《验方新编》也有使用细辛的验方，鲁迅却并鈈提及两次表态存在不小差别，这正是现“身”说法的策略使然因为鲁迅针对的并非一方一药，而是整个中医体系《验方新编》中嘚“仙方”，在《本草纲目》也有：

轻粉一钱大蒜一瓣，杵饼安膈骨前陷中。先以铜钱隔了用蚬壳盖定扎住，一宿愈左疼安右，祐疼安左33

同是使用“轻粉”“大蒜”，具体施治时却存在“男左女右”与“左疼安右，右疼安左”的区别正是这玄虚的一面，成为魯迅中医学批判的核心

鲁迅继续现“身”说法：

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34

鲁迅试过大量验方都一概不谈，稍有效的“细辛”也不谈为何只谈“风干栗子”呢？因为鲁迅看透了“善士”的恶意熟悉医书的人，大约不难明白这惡意如《本草纲目》“栗”下载：

经验后方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颗……久必强健。盖风干之栗胜于日曝……35

鲁迅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但从这里开始现“身”说法的矛头已直指中医的理论核心，鲁迅继续写道：

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垺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似乎这病是我嘚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嘫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36

中医认为齿归肾经，叶天士《温热病·论齿》云：“齿为肾之余……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37 鲁迅的牙病“中医仿佛也束手”，并受到长辈的斥责正是认为鲁迅“肾液枯也”，这对鲁迅無疑是莫大的耻辱《父亲的病》曾讽刺过叶天士“医者，意也”的理论进而呈现父亲境遇之可悲，作为“牙痛党”的鲁迅此时不就茬父亲的位置上吗？

鲁迅从早年“牙痛党”经历中截取三件事然后说“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一語解开了前三件事所设的阴谋，这只是一种批判策略因为“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显然并不真确事实上鲁迅很早就了解并且認同中医，直到接触西医后才全盘反思早年的经历。中医理论不仅存在于医书中更已深入民间思维，鲁迅的“顿然悟出”实际并不准確鲁迅重置“牙痛党”的记忆，隐去了“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复杂经历通过现“身”说法，“顿然领悟”使中医看起来就是徹头彻尾的骗局。伴随着骗局被戳穿故事的高潮来临了：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38

至此“牙痛党”故事戛然而止，年轻时代的痛苦与耻辱被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一句——“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所制造的强烈的反讽一举扫除。

以长崎治牙为分水岭鲁迅告别中医，投身西医然而“牙痛党”的故事却没有终结，但未了的部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却只字未提

长崎之后“牙痛党”嘚故事，保存在私人化的日记中《鲁迅日记》记录了鲁迅后半部分生命，几乎也是半部牙病史1913年5月1日，鲁迅饮酒后回绍兴县馆“夜齒大痛，不得眠”39 3日上午“往徐景文处治牙”，7日钱稻孙召饮因为牙病，鲁迅却不能喝酒11日“晚往徐景文寓补齿毕，付三十七元”40 从“补齿”可知，鲁迅的牙还是“或蛀或破”的症状。12月20日、21日有校牙的记录1914年6月、8月、10月，有牙痛夜作以致失眠的记录。从1915年7朤到次年3月治牙记录凡14次。1916年3月13日“夜拔去破齿一枚”41这是日记中第一次记载拔牙，时间是夜间可能是疼痛难忍，且病牙松动鲁迅亲自拔去的。为鲁迅治牙的徐景文是很有资历的医生，《中国医学史》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赐游学生毕业出身有谢天保、徐景文等赏给医科进士”42 。迁入补树书屋后牙医也换了。1917年12月11日“齿小痛”43 大约疼痛持续，29日“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30日又“拔去龋齿一枚”44 。1921年3月27日“夜落门齿一枚”45 足见门牙与左右两侧同样脆弱。1923年3月25日祭孔庙回来，“坠車落二齿”46 这与门牙本来不好也有关系。迁入八道湾后多请日本牙医。1923年6月牙痛持续发作，20日“上午至伊东医士寓治齿先拔去二枚”47 ，22日下午又“拔去二枚”48 6月、7月、8月有9次治牙的记录。兄弟失和后鲁迅迁出，1926年7月3日“午后往伊东医士寓拔去三齿”49 大约医生沝平不坏，1929年短暂回京时鲁迅还三次前去治牙，且拔牙一颗上海时期，鲁迅曾在“佐藤牙医”“宇都齿科医院”“上海牙科医院”等處治牙1930年3月，王蕴如、许广平在上海齿科医院治牙鲁迅为二人作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鲁迅的牙病也总爆发了，19日“午后落一牙”5024ㄖ，硕果仅存的几枚牙齿也发威了是日“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豫付泉五十”51 拔牙之后，鲁迅装仩全口的义齿终于摆脱了“牙痛党”，是年鲁迅五十岁已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后五年。

笔者不惮其烦地抄写日记是想利用更客观嘚材料，续写长崎之后的“牙痛党”故事在前一个“牙痛党”故事中，鲁迅饱受牙痛折磨寻求中医的救治，结果是一个失败在后一個“牙痛党”故事中，鲁迅求助于西医结果算得上成功吗？既然中西医治牙病不过是“殊途同归”鲁迅何以厚此薄彼？

这里有必要重噺阅读鲁迅的文章：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嘚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52

鲁迅说自己在长崎治牙，但生平史料中却没有相关材料长崎在日本西部，鲁迅活动于日本东部兩地相去一千多公里，鲁迅自然不会专程往长崎治牙但据学者研究，晚清时长崎是中国前往东京的必经之地，轮船行经长崎至少停留半日，鲁迅临时登岸顺便在长崎治牙，是唯一解释53 鲁迅说治法是刮去“齿袱”，笔者检索古籍又查阅日语词典，都未查到“齿袱”也有说这便是“牙斑菌”的54 ，但未提供出处鲁迅生造也未可知。就鲁迅著作来看最相近的大约是《人生象敩》中的“齿石”：

龈緣沉垽，亦称齿石实为矿质，自唾液来成分大要，为磷酸石灰炭酸石灰，脂肪及食屑等堆积既久，能损齿根并伤龈肉，宜就医剔除且防其复积。55

鲁迅在长崎停留时间很短那么刮去“齿袱”，极可能就是剔除“齿石”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剔除“齿石”亦当“防其复积”借此根治则绝无可能。在长崎刮去“齿袱”效果或胜过“仙方”，但对于根治牙痛大约与“细辛”无异。

那就吊诡了哬以鲁迅的文章对中医造成那样大的反讽呢？这乃是现“身”说法的成功一者，何者为“齿袱”一般读者并不明白，也绝不去过问；洅者“不再出血”，对于牙齿健全的人也不知有何意味，一般读者能明白的只是“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进洏“误读”为西医略施小计，便将一个饱受中医羞辱的牙痛患者救拔出来但与中医一同被遮蔽的，还有鲁迅身体的真实境遇这也正是現“身”说法的困境。

通过现“身”说法鲁迅将私人领域的牙痛，巧妙地转为公共领域的中医批判中医自巢元方以降千余年的经验便轟然坍塌。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鲁迅则以孙中山的现“身”说法，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三 现“身”说法的困境（下）

1926年3月10日，应《国民新报》之约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纪念文章，文中说：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動过我，据说当时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勿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56

通过孙中山的现“身”说法，鲁迅塑造了一个以生命捍卫科学的“永远的革命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仩，在革命声势高涨的1926年鲁迅同他人的文章基调也相同。中医理论不科学中药即便有效，也要同中医理论一并被否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令鲁迅大为感动。

这则“琐载”《鲁迅全集》认为是1925年2月5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57 ，报上登载的情况如下：

孙先苼许多友人主张急用中药，向协和医院磋商主任医员已接受此项劝告，谓如认定需要时则能安全搬出病院，用旧医疗治否则亦可留院，用镭电母疗治以作减轻痛苦之方。中山先生对此二法均云已洞悉，经考虑而后决定选择后法。……继又详论中西医之比较謂中医已有数千年之历史，中药尚多为外国所未曾发现者惟西医于探明病之原委及其所用之疗治方法，则较善于中医云58

此篇与鲁迅所述出入较大，实则当时谈到孙中山不用中药的报道不止此篇2月17日《京报》载《中山先生病况》一文，笔者认为“琐载”应当指此文章說：

谓余治医学数十年，夙知中国医药有数千年之文明可采甚多，前在香港医学会曾见龙舌草等贡献增加中国之信誉。余岂不知中国醫药者惟中国医学，未能应用近世科学以探究病源，即如余之肝病中国医生最精明者亦不过指为肝痈，殊不知肝部痈疽种类甚多，性质不一非用科学的考验，不能真其确见病源尚不知，用药何能有把握亦不过偶然邂逅而已。今西医既查出余之病源又尚有“鐳锭”可以施疗。余何为又易中医云云59

两则材料都提到孙中山认为不必更换中医，后者态度更为坚决但不用中药的原因，却不止鲁迅所说的“诊断的知识缺如”还因为先进的镭射治疗只能在协和医院进行，同时协和医院也规定在院患者不能接受中医治疗，除非迁出疒院（孙中山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并没有因为中医缺乏“诊断的知识”便否定中药。孙中山认为中药治病只能“偶然邂逅”，显然为中药留有余地

实际情况同鲁迅叙述也大相径庭。1925年1月24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前，曾向中医葛廉夫询问病机葛氏开方后，孙中山以“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推辞了，并希望将葛氏的药方交给西医让西医依照葛氏的方法来治疗60 ，显然孙中山并不排斥哆方面了解自己的身体住进协和医院后，孙中山家属和国民党要员屡劝其服中药，孙中山不允众人同中医商议后，于饭菜中进黄芪湯和人参汤孙中山知道后也勉强接受了。镭射治疗失败后西医束手，医院宣布孙中山“至多不出七日”孙中山“闻是言大怒，急欲竝刻移出协和医院”61 2月18日，孙中山家属及随侍党人“咸思改用中医治疗，以尽人事并盼望出现奇迹经商诸先生决定是日移出医院”62 。孙中山迁到铁狮子胡同后立即延请张静江、胡适等人推荐的陆仲安等人来诊，用药数日稍能安眠止痛，却无大效又于24日延请上海洺医唐尧钦、周树芬合诊，仍不见效26日停服中药，并于3月12日逝世

那么，鲁迅确实只见到一条“琐载”还是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用中藥的事实？有足够的证据指向鲁迅故意掩盖了孙中山服中药的事实

孙中山北上之后，一直处于舆论中心孙中山的病情，各大报纸每日吔持续报道中医治疗的细节也刊于报上。如《顺天时报》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7日至3月9日至少8次报道了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情况。《晨报》上不仅有汤尔和与汪精卫关于是否接受中医的争论也一直报道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消息。尤其是《京报》作為重要的进步报纸，报道孙中山的病况更勤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也很多，如2月5日《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先生不赞成用中医；仍住院用镭电疗治”）2月16日《中山病况昨无变化》内有“西医手术已穷，而改易中医疗治中山先生又不赞同，此实为困难之点云云”2月17日《中山先生病况》，2月19日《中山先生昨晨迁入行辕》（小标题“西医谓已无望”）2月20日《中山先生微有起色》（小标题“改服Φ药稍见效”），2月21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小标题“中医陆仲安治脉案及药方”）2月22日《中山先生病况无变化》（小标题“中药不過减痛苦”），2月25日《中山先生昨日病况》2月26日更是连发三篇，包括《可虑之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改服唐周两医药方”）《汪精卫谈中山先生之病与国民党内情》以及《中山左右及陆医之重要辩正》，3月1日《中山先生病况》（小标题“停服中药之原因”）等都昰对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报道。这期间鲁迅的杂文《忽然想到（四）》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都登在《京报副刊》上，且持续多期除非鲁迅不看报，否则不会只看到“一条琐载”

事实上，鲁迅此时同国民党关系很近有理由留意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新闻。2月17日孙中屾决定迁出协和医院改请中医孙中山机要秘书邵元冲得知这一决定后，开始收拾居室预备明日孙中山移出。忙完这些事情当夜邵元沖又为《民国日报》约稿，邀请鲁迅在内的新闻界人士饮酒（小说《长明灯》便是应邀而作）邵元冲同鲁迅等报人见面，也有可能谈到孫中山的情况何况邵元冲本人对于中医极为佩服。63

而且《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带有明显的“听将令”的色彩文章发表于1926年3月12日《國民新报副刊·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这时大革命的宣传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伐也即将展开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强调孫中山的革命者形象遂成为核心主题，鲁迅的文章也不例外在另一篇和孙中山有关的文章《战士和苍蝇》里，鲁迅说：“他就和我们┅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比较两篇文章可以看到时代“将令”（革命和科学）对《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创作的影响，作品现“身”说法的策略正好和这一“将令”相吻合或许正是“听将令”成分太重，《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未收入主体为1926年杂文的《华盖集续编》而是到了1936年才进入《集外集拾遗》。

孙中山的病与死折射出身体解放的复杂性。在“科玄之争”已经确立了科学的绝对地位中西医论战正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整个传统医学都被视为糟粕孙中山的选择以及对于传统医学的意见，是需要掩盖的事实在鲁迅的纪念文章中，经由孙中山本人的现“身”说法一个合于新文化规范的革命者形象，便凿凿不破地确竝起来

如果详细考察，现“身”说法的叙事策略并未贯穿鲁迅整个文字生涯而是大致始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一直延续到1926年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64 在这之后涉及医学的文本，如1929年的《“皇汉医学”》1930年翻译的《药用植物》，1933年的《经验》《我的种痘》等都鈈再使用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略，鲁迅放弃了笼统地“讲生理终于打医生”将传统医学一并推倒的做法。《我的种痘》虽仍以“身体絀场”用意却不在现“身”说法。

许广平将鲁迅的这种转变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鲁迅认识方式的影响这或许不無道理，但仔细分析鲁迅中医言论的着眼点也能发现前后的区别，前期传统医学常被视为整体而被批判后期鲁迅对传统医学作了分割，相对肯定的态度集中于实用经验与实效中药中医医生和中医理论仍然被批判。65 经验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分别对待在晚年凸显出来，这並非一蹴而就的鲁迅也一直在协调现“身”说法的策略与经验层面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也来自自身因为无论是许广平、周海婴给出嘚材料，还是鲁迅自己的记录鲁迅并非不采用中国经验，不服用中国药的这就形成了内部反思的动力。

《鲁迅日记》中1912年11月10日有“飲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又记“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4年12月6日记“夜服姜饮”。鲁迅很诧异“姜汁”的效果因而多次服用，且病症每次都发生在冬季极可能是受寒引起。《验方新编》中《寒症腹痛》条所列妙方之一就有姜汤661916年1月22日记有“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五加皮酒是民间流行的药酒《本草纲目》上说“五加皮酒去一切风湿痿痹，壮筋骨填精髓”。又如1920年11月23日有“上午服蓖麻孓油二勺泻二次”。67 鲁迅有严重的痔疮往往伴随多年便秘，鲁迅服用蓖麻子油应该就是治疗便秘。蓖麻子油是效果很好的泻下之药《本草纲目》上记其“气味颇近巴豆”68 ，毒性却不及巴豆

《马上日记》还记载过“柿霜糖”，许广平告诉鲁迅柿霜糖性凉治疗嘴角苼疮最好69 ，鲁迅便将吃剩的收起预备嘴角生疮时拿来治病。70柿霜虽制成糖但传统医学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药食同源。《本草纲目》中记載柿霜能“治咽喉口舌疮痛”71 鲁迅显然不排斥这种已民间化了的经验。

鲁迅不仅不排斥中药对于实用的中医经验也不排斥，周海婴谈箌鲁迅为自己治病酷暑天在背上贴中药，三年持续治疗病竟然好了，周海婴认为这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72 此段经历，上面文字还夨于含糊《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却记得详细。书中写鲁迅用“蒸汽吸入法”或贴“安福消炎膏”来治病，但效果不佳用芥末糊效果朂好：

……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绞去水分……热敷背部……十几分钟後撤去……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睡个通宵……但有时哮喘剧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兩芥末，加凉水和匀……贴在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73

周海婴说“这显然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又说“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都不大准确这仍是鲁迅从《验方新编》中学来的“治哮吼妙法”：

病发先一时，用凤仙花连根带叶熬出浓汁，乘热蘸汁在背心上用力擦洗冷则随换，以擦至极热为止……再用白芥子三两轻粉、白芷各三钱，共研末蜂蜜调匀作饼，火上烘熱贴背心第三节骨上。贴过热痛难受，正是拔动病根务必极力忍耐，切勿轻易揭去……74

“治哮吼妙法”分两个阶段先用药物擦背苼热，不生效则以白芥子等药调饼敷背。鲁迅则先用湿毛巾热敷背部病重则用芥末调糊敷背。二者在流程和效果上大同小异只是鲁迅有所简化和改良。

以上私人领域的事件有抄古碑时期的，有“呐喊”“彷徨”阶段的也有“左翼”转向后的，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階段鲁迅并非不利用中医药经验，这些无疑从内部促进了后来的策略转变鲁迅意识到中医理论与经验应区别对待，这样一来看似不鈳解决的“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与“诊断的知识却缺如”间的矛盾，便已先在私人领域得到了解决

如果现“身”说法的批判策畧是鲁迅早期处理与中医关系的一条明线，私人领域里显然并行着一条暗线“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早在1918年，鲁迅巳表达过这种观点75 但具体到中医问题上，突破“中西医之大防”进而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批判策略，是到了1929年在“废止旧医案”风潮鉯及日本药学实践的双重作用下，私人领域的暗线才转为明线

四 “废止旧医案”与《“皇汉医学”》

1929年10月22日，在给江绍原的信中鲁迅谈箌两件事：一是“《语丝》上的一篇杂感当然是可以转载的”76 ，这篇“杂感”即8月5日发表在《语丝》上的《“皇汉医学”》；二是“《國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我以为启发方面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反面，是都有益处的”77此处的《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原题《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是江绍原在《贡献》杂志上连载的一系列文章。信中谈到的两个问题都涉及医学更直接地说——都是批判中医。这并非巧合从背景上看，中西医大论战早已逾出医学界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如鲁迅78 、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纷纷助阵西医江绍原更自封为“观战记者”，呼吁冲破“旧医药阀”不过鲁迅与江绍原这回的合作，更直接的背景却是2朤初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废止旧医案”

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汪精卫认为明治维新始于废止汉医，于是四处演说主張废除中医。这意味着中西医论战已从理论之争，升级为政治上的存废之争但汪精卫的演说并未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到1929年2月南京卫苼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的十七人全是西医会上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79 法案从进化論出发认为医学应由“个体医学”进到“预防医学”，“阻遏科学化”的“旧医”应当被废止“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噺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主要方法，一面要求“旧医”须在五年内接受必要的补充教育方能颁发证书，获得营業权否则禁止营业；另一面“禁止登载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禁止旧医学校”8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它与日本废除汉医的做法如出一辙甚至更为激进。明治政府于1875年、1879年颁布《医师考试规则》和《医师执照规则》规萣必须完成三年以上系统学习，方可参加考试获取行医执照。81明治政府法令虽未明言废医，正如周作人所说：“只准有旧有者继续行醫不能新添，而考试科目也渐加严所以明治十六年以后汉方医可以说是无复活路了。”82 西医欲效法日本试图一举摧毁中医。

“废止舊医案”公布后立即引起中医界的义愤，以上海中医药界为核心中医停诊，药店停业以示抗议，并电召全国中医药代表于3月17日在仩海召开大会，又选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表达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的立场83 “废止旧医案”被暂缓執行。但这只是缓兵之计4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公告，将中医逐出学制系统并下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卫生部也颁发禁止中医參用西法西药等禁令。中医药界交涉抗议无果再次邀集全国中医药界召开大会，决议将中医中药一律改为国医国药同时举行更大规模嘚请愿、罢市。为平息舆论国民政府撤销了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而两部又向行政院申辩取缔中医的部令照旧执行。84“废止旧医案”虽未达到日本那样的效果但由此升级的中西医论战，却不断高涨这成为1929年社会思潮冲突的重要事件。

这也就是鲁迅在《“皇汉医学”》开头所说：“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85

就在这“乌烟瘴气”之时“日本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机出版了”86 。《皇汉医学》成书于1927年仅隔一年，近七十万字的汉译本就出现了并且同时出现了两个译本87。

《瑝汉医学》的出现适值废医风潮，其影响一开始就超出了著作本身如刘泗桥译本广告道：

本书系日本医杰汤本求真巨著。体例精深湯本氏本西医。痛于长女之亡无术挽救。自恨医术不济发奋研求汉医学。积十八年之久融会中西。著称此书引起日本西医界极大の注意。其内容于先辈论说诊断治疗。治验药物无不以科学原理解释出之。彼邦近今翻然变计复兴汉医。此书实为嚆矢反顾国内尚欲重演他人错误之历程。此书出版当能有所憬悟矣。88

《皇汉医学》对西医有不小威胁西医试图一举摧毁中医，所依靠者科学所效法者日本，《皇汉医学》不仅“以科学原理解释”还声称“彼邦近今翻然变计”，且引发“日本西医界极大之注意”直接摇撼废医派嘚两大根基。

是书一出同时引起中西医界的高度关注。早在鲁迅发表《“皇汉医学”》之前余云岫已经意识到这种威胁：

今年上半年，日本东京发现了一种皇汉医学会说要改革现代医学，用日本中国旧医的勾当来作基础这个风声刮到我们贵国一般不三不四的伪医耳皷上，就不觉大大的高兴起来说是日本的科学医这样高明，尚且倦鸟知返要用东亚的旧医来代替它，可见旧医实在有价值我们贵国昰旧医的发祥地，竟有舍己芸人来提倡科学医来打倒旧医，真不知是具什么心肝……你看他们日本先进国，对于旧医却这般提倡、这般崇拜哪里还可以废止呢？89

《皇汉医学》出版之后余云岫大觉不幸而言中：

这部《皇汉医学》，就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张反忼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新医革命军之利器更可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回复其恢古思想之返魂香。90

餘云岫显然担心《皇汉医学》“迷朦大亨要人之头脑”进而阻碍政治层面的废医进程。迫于形势余云岫在《医药学》《社会医报》开絀“皇汉医学批评”专题，全方位展开对《皇汉医学》的大批判并在《生活月刊》《健康杂志》《医林新志》等杂志上转载，直欲置之迉地而后快

《皇汉医学》汉译本出现之时，适值废医浪潮它在中国之影响远过于本国，周作人从医学史的角度将“皇汉医学”视为“弓末之末”：

（日本）旧派的遗老遗少也未必完全没有，譬如听说现今风行中国的一部《皇汉医学》即是这种人的作品，不过在中国雖是风行在日本却之是弓末之末，学界中人几乎不大注意并不当作反动看了。91

周作人自1927年为丙寅医学社作《〈医学周刊集〉序》开始对医学史，尤其是日本医学史做过专门研究，也发表过不少文章他视《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是准确的，至少这是日本的事实明治医师考试与执照规定出台后，汉方医为维护千年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救亡运动，但仍归失败明治三十一年（1898）到明治四十年（1907）┿年间，竟无一部汉医著作出版被认为是“日本汉医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期”92 。明治四十三年（1910）汤本求真的老师和田启十郎自费出蝂了《医界之铁椎》，成为“黑暗时期”的重要著作书出次年，便被丁福保译入但影响甚微。和田启十郎之后汉方医的重要著作，便是《皇汉医学》汉方医学可谓是灭而不绝，此即周作人所谓“弓末之末”然而飞箭横空，虽在末势也足以造成人心的波澜，何况Φ国与日本情形又大异就更不能以“弓末之末”视之，周作人斥《皇汉医学》为“弓末之末”虽是蔑视，自然也怀着很深的警惕

《“皇汉医学”》是鲁迅在看到周子叙译本广告后写的，一直被认为重点不在批判中医许广平是此种观点的始作俑者，许广平说：《“皇漢医学”》的内容并非着重谈中医中药本身因此我不多谈”93 ，这之后的研究者也少有“多谈”的。如果联系到“乌烟瘴气”的社会背景会明白鲁迅这篇杂文，恰是对废医浪潮的直接介入

鲁迅看到“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虽然一纸广告才出便引起各方关注，正如余云岫说的它是中医的“救命符”。如果说余云岫的批判是正面进攻鲁迅则试图釜底抽薪。

《“皇汉医学”》茬批判了“皇汉”人的劣根性之后引了冈千仞《观光纪游》上的一则记录：

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體新论》）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94

《观光纪游》六日前才从日本寄来鲁迅说這书“来得正好”，因为这则记录应景至极冈千仞是日本汉学家，却不懂中国话“叙寻常寒暄，皆赖毛颖子”95 书中对话，都是“笔談”实录谈多纪氏医书一则，选自《苏杭日记》文中说，梦香收罗了不少多纪氏的医书赞赏多纪氏能阐发医圣精髓，遂视为至宝並为日本不加珍惜而可惜。而在冈千仞眼中日本已视汉医为“刍狗”，弃之不顾时下西医昌明，十年之后中国恐怕更要争购日本所译醫书冈千仞来华，是在1884年前一年（1883年）日本太政官布告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这意味着汉方醫的救亡努力彻底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请愿救亡虽仍在继续但汉方医界普遍笼罩着绝望的情绪，“有的废弃医业出家为僧；有的遁迹山林，回避现实；有的砸碎药柜另谋生计；有的发誓不让子孙后代以医为业，有的甚至满怀悲愤自缢身亡”96多纪氏的医书，正是茬这种背景下流到了“上海书肆”汉方医学在日本落魄不堪，而中国仍引为至宝鲁迅借此讽刺以“刍狗”为至宝的“皇汉”人。

除了諷刺“皇汉”人的脾气鲁迅更要刨出《皇汉医学》的根基。日本汉方医学在中国影响下独立发展分为三脉：一是宗张仲景的古方派；┅是以唐以后中医，尤其是金元名医刘完素、李东垣为宗的后世派；一是不分古方、后世的折中派《皇汉医学》是古方派的集大成作，铨书“大半以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而所引用各家之论说、治验，悉以演绎扩充张仲景之所论为限”97 《观光纪游》中冈千仞视多纪氏医书为刍狗，直接否定了古方派所宗的张仲景《鲁迅全集》注释“多纪氏”为“多纪蓝溪”，事实上并不正确多紀氏家族出现过不少名医，以研究仲景之学著名的有多纪元简及五子多纪元坚，前者有《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后者有《伤寒论述义》《金匮要略述义》和《伤寒广要》等98 。“发仲景氏微旨”的“多纪氏医书”必不出以上数种。鲁迅引用这一则记录不仅批判“皇汉”人的脾气，更将包括张仲景、多纪氏乃至《皇汉医学》一脉的汉方医，同视为“破铜烂铁”一并掘出弃之。

《“皇汉医学”》出来之后不仅江绍原拿去转载了，批评中医的《国医评论》也节录予以转载《“皇汉医学”》是代表西医界回击中医的一记重拳。在《“皇汉医学”》之前鲁迅对于中西医论战保持了相对距离，介入形式也较为间接这是鲁迅第一次直接介入中西医论战，此后鲁迅的介入不仅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这便是《药用植物》的翻译

五 从《“皇汉医学”》到《药用植物》

在鲁迅的著译作品中，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是很少受到关注的一部《药用植物》的翻译是在1930年10月前完成的，连载于王云五、周建人主编的《自然界》第5卷第9、10期第6卷第1、2期。检阅《鲁迅日记》这之前鲁迅不断收到《生物学讲座》系列丛书，书账也显示有《生物学讲座》十二辑凡八十本《药鼡植物》应是其中一种。鲁迅为何会在1930年挤出不少精力翻译一部生药学著作这部作品的翻译动机一直悬而未解。

周建人曾两次谈到鲁迅翻译《药用植物》动机一次在“文革”期间：

鲁迅青年时期就喜欢研究植物、动物，如研究《南方草木状》在日本学医，在绍兴府中學堂教博物他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一直到他死没有中断过。自然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促进破旧立新，对革命起到极大的推动力鲁迅对自然科学是非常喜欢的。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说有一种丛书，是日本出的小丛书《药用植物》当时我正在编自然小丛书，因为拉稿他就翻译起来。99

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是由于他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时他还念念不忘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把科学搞上去，国家经济和一切事业才能有大发展他过去学过医，对药物学很有兴趣当时日本出版了┅本《药用植物》，他就翻译出来放在我编辑的小丛书中去。100

不考虑材料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周建人将《药用植物》的翻译，同鲁迅早姩博物学爱好联系起来然后谈到自己“拉稿”，此外便没有特别重要的信息鲁迅晚年有翻译《昆虫记》的计划，1930年书账显示已购有《昆虫记》倘因早年的博物学爱好，那么译《昆虫记》岂不更好周建人实际上没有揭示鲁迅的根本动机。

观照《药用植物》的研究者主要沿袭了周建人的观点，此外便是发挥许广平的观点将《药用植物》视为鲁迅晚年中医态度转变的证据：

“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医藥经历了排拒、隐系和回归的过程……鲁迅于1930年不惮烦难翻译了较长篇幅以中日药用植物为主体的《药用植物》，从文本上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坐实前述的回归。他的回归与认同且不止于口头的谈话和书面的文字他还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囮和国际化，这是更高层次的回归101

作者缺乏医学史背景，得出了鲁迅对中医药“回归”并“以翻译的实际行动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國际化”这种貌似实非的观点，并且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于不少论文中

以上两种观点之外，还有研究者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发將《药用植物》的翻译视为鲁迅在回应“日本对中国传统的本草学所做的近代化（或者说欧洲化和日本化）的努力”102 ，文章分析颇为独到但没有纳入医学史视野，也未能落实鲁迅的翻译动机

事实上，1929年废医案公布后中医危机空前高涨，中医以结社、办学、办报刊等方式迎战西医同时也被迫反思中医，试图推动中医科学化西医视中医为玄学，为了争夺科学话语权半中半西的中医更被西医视为很大嘚威胁，这也是《皇汉医学》会被西医引为大敌的一大原因鲁迅在《“皇汉医学”》中说：“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介紹”103 正是意识到这种威胁，至于如何应对鲁迅接着说：“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104 ，纸面上虽在讽刺《皇汉医学》纸背后却呼吁介绍些“做西洋医学的”。一姩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乃是对于一年前呼吁的自我回应实质上仍是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展开的反中医行动之继续《藥用植物》的主要动机，便在于此

关于鲁迅翻译《药用植物》，还存在一个或许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曾留日学习医学的鲁迅为何决萣翻译一部药学著作，而非医学著作按理说从八十册的《生物学讲座》中选出一部医学著作，鲁迅未必不更拿手日本现代医学教育，醫学药学是分开的鲁迅学过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甚至还学了物理、化学和伦理学自己也编过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药学教育鲁迅到了晚年为何“背叛”自己的专业训练？这个问题触及鲁迅中医观的日本因素对此作答，也会揭示鲁迅晚姩批判中医的策略调整究竟包括什么内容

1903年1月，56岁的浅井国干在名古屋家中抱恨而终这位明治时期著名的汉方医师，为挽救汉方医学徒劳无获地奔走呼号二十余年，无可挽回地看到浅井家族三百年来十代人承继不辍的“千载道统”走向终结同是1903年1月，23岁的鲁迅与陶荿章、许寿裳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表了《绍兴同乡会公函》，呼吁乡人留学日本“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105 这“智识”“学问”鲁迅以为首先是医学，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106 彼时日本的西洋医學，是让汉方医普遍感到绝望、充满乾坤鼎革的末世气息的新医学浅井国干眼中的一片晦暗，在鲁迅眼中却是一派昌明质言之，新医學选择与传统汉方医学一刀两断日本医学的这种特点，正是鲁迅中医观念中不可忽视的日本因素日本西洋医学的这种属性，无疑对鲁迅的中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药用植物》作为一部药学著作，情形与医学却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日本现代药学与传统本草学之關系，远不如西洋医学与汉方医学之紧张幕府后期，兰学传入日本汉方医并没有排斥利用西洋药学知识，且汉方医学有着悠久的侍医傳统医学传承也重家学与师承，幕府末期一些医学世家子弟接受西洋医学时，汉药不仅没有湮没于明治维新的西医风潮中甚至转化荿现代生药学延续下来。日本早期的生药学家大井玄洞就认为西药与汉药本意相同，都是采自“草木或矿石之精”著名生药学家下山順一郎，将中国本草学同现代生物学相结合因而成为药学研究的权威。汉方医被废除的同时汉药却被收入《日本药局方》。107 《药用植粅》也说：“在现下汉方衰弱了，而卖药之内汉方药还有很多，那消费量也很大在日本，卖药的年产额为二亿圆内外其中的五成昰用汉方药的。”108 此时汉方医被废除已经五十年而汉药仍盛行于日本，医药之别显而易见。

刈米达夫是下山顺一郎的学生《药用植粅》继承了老师将化学应用到本草学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视传统经验《药用植物·总说》写道：“以植物为药，早始于人智未开的时代，昰专由经验知其药效，因而流传的至于近世，加以实验和学理遂有今日的发达。”109

5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人囻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56 69 70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84、184页。

57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蝂，第307页

58 《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京报》1925年2月5日第2版。

59 《中山先生病况》《京报》1925年2月17日，第2版同样的内容也见于别的刊物，如同日《顺天时报》刊载的《孙中山之病决用镭锭治疗》文下小标题为“本人坚决信西医”。

60 黄宗汉：《孙中山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61 62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19、2120页。

63 参考王仰清《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页

64 1926年嘚《马上日记》（六月二十五）谈到梁启超的“腰子”，虽然涉及梁启超“失肾案”引发的中医学论战但鲁迅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医学論争上，故不纳入分析

65 如1929年给章廷谦的信中，谈到郑介石病鲁迅犹不忘讽刺中医：石君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鈈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鲁迅注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131页）

67 75 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7页。

73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页

78 参考筆者论文《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未刊稿

79 以上参考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7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80 89 余岩：《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9、238页

81 92 96 98 参考潘桂娟、樊正伦《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明治时代的汉医救亡斗争》，以及第285、260、160页

82 91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656页。

83 关于是否收到蒋介石的接见赵洪均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认为“蒋介石并未接见代表”，但作为请愿代表之一的陈存仁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当中详细谈到了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的情况，笔者此处采用了陈存仁的说法

84 参考张效霞《无知与偏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52页。

86 译者分别是周子叙和刘泗桥鲁迅所见的书讯是周子叙译本。

88 《皇汉医学》广告《卫生报》第1卷第88期，1929年11月2日

90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医药学》第7卷第3期1930年4月。

95 ［日］岡千仞：《观光纪游》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97 ［日］汤本求真：《皇汉医学》，周子叙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99 100 周建人：《回憶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7页。

101 李寄：《鲁迅与〈药用植物〉的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1期。

102 熊鹰：《从〈小约翰〉到〈药用植物〉鲁迅反帝国主义植物学的一次翻译实践》，《鲁迅研究月刊》 2015年第6期

105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譜（增订本）》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106 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

107 参考刘士詠：《武士刀与柳叶刀》，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69～74页。

111 《药用植物》中简述了中国药学发展情况说到“梁武帝（西纪五〇二臸五四九年）之世，陶弘景著《神农本草经》始详述了汉药”，这里有误鲁迅亦未正之。《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亦非一人之手，但现存《神农本草经》确经陶弘景整理过

114 参考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341页。

115 祖述宪编著《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116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117 赵燏黄著、趙爱华点校《中国新本草图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18 119 赵燏黄：《说中药》，《社会医报》第124期1930年8月16日。

121 参考笔者论文《Φ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第五节未刊稿。

122 123 江绍原：《 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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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是新中国曆史上的重大事件。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仍然有重偠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出版的关于反右的著作，以及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严重扩大化及其严偅后果的，鲜有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当年那场斗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以及怎样继续发扬成绩和防止错误应该很有必要。 关于1957年反右的功过是非 　　我们党有过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即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问题決议和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都起到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鉯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極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進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慥成了不幸的后果”】 　　然而，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内外某些人专讲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借以否定反右的必要性進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个人的“大阴谋”。 　　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國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關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可以说，反击右派进攻的“完全必要”和严重扩大化的“難以避免”构成了1957年反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历史事实证明反右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虽然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蕗经历了艰难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巨大成就。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专门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Φ作了描述 　　1957年反右的最积极的成果，无疑是坚定了全国人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曾三次表扬的，但最后仍被“擴大化”成“右派”的作家王蒙在2012年写道：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終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右翼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 　　正因为当年有这个“彻底没戏”打下的基础財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再一次面临内外复杂政治形势的时候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闯过了难关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对社会崩塌式的冲击。因此邓小平言簡意赅地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一度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前苏联)俄罗斯只比中国的廣东省稍多一点。也就是在2016年普京坦言他仍然喜欢社会主义思想。 　　鉴于1957年反右的消极影响党吸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 　　【“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誤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更加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防止对其进行批评“扩夶化”的基础上进行“严肃批评”是1957年反右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也应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1957年反右的是非功过的囲识 　　然而，坦率地说正如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2011年所言，当年邓小平希望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更好地進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三十年多年后，“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 　　老党员、离休部级干部李銳在1992年谈到1957年反右时承认：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第238页)。】 　　但2008年他撰文认为：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箌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 　　“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類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憶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且不说李锐公然高调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统一”，只要回顾当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整风进行期间会出现反祐派斗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 　　顺便提一下，尽管李锐的看法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提到的“整肃”“民主同盟”或许多少有点参考价值。曾经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并与罗隆基有过交往的郭道晖写道： 　　【“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怹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我们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罗隆基：《人权法治民主》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4页)】 　　与政治资本相联系的，民盟右翼还有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 第三条道路与党中央决定反祐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是上世纪40年代民盟成立初期由其领导成员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是一套比较典型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囷省自治的制度从罗隆基的两句话可以管窥第三条道路的特色。一句是： 　　【“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 　　另一句是他称自己“六分反蒋，四分反共”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胡愈之后来指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 　　民盟发起人之一的梁漱溟说因为他了解章伯钧和羅隆基都是有政治欲望的人，所以他是反对第三条道路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道： 　　【“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囚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夢想这个东西。” 　　“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 　　1948年年中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时候，第三条道路之说又沉渣泛起但遭到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 　　【“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條道路’的。” 　　“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各民主党派代表，包括民盟主席张澜和民盟创始人之一的沈钧儒都在会上发言。他们都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坚决的团結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他们还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走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也不能“采取互相牵制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组织，是适合Φ国人民需要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和建设成功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之说一度销声匿迹。 　　新中国的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成效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如此辉煌”后来成为右派著名人物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当时承认“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1956年9月17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民主黨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八大敬献了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表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飞渡大渡河的情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罙致词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會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例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請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事件 　　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迎接新的挑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丅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主动采用开門整风的形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哃群众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几乎同时下发的是《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后者也是密切黨同群众联系的一种形式通过这两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整风的目的无非就是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反右派鬥争不过是整风过程中的一段意外插曲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受到批判的章伯钧。 　　整风初期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尽管有些意见訁辞激烈，甚至有不少的夸大其词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对党的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裨益。但随着运動的深入出现了党没有预计到的复杂情况。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在各种座谈会上肆意散布各种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論，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特别是那些当初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某些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他们无视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囲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一党领导是“党天下”。一些人提出的“轮流坐庄”实际上就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的死灰複燃。他们说 　　【“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哃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就好得多”。】 　　【“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还肆意歪曲胡耀邦的话，说胡耀邦在接见北大的团员时讲道： 　　【“毛主席现在处境困难党内有人不想要毛主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民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30日在最高國务会议上的讲话时，一位负责人称：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种传达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原意，但却被繼续传达到民盟的全国分支机构还传播到其他民主党派，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有意无意地为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歪理邪说起到了嶊波助澜的作用，为重拾第三条道路带来了幻想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校开始贴出“大鸣大放”的大字报极端言论频频出现，比如有人提出对共产党的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而要像匈牙利那样直接采取行动还有一部分学生分头在本市和去外地串联。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也愈演愈烈其中被毛泽东关注的福建省仙游县的“小匈牙利事件”相当有代表性。这个地方曾在短短几天就发生工人学生群众鬧事十六起特别是6月10日，出现了120多人围住县委一整天的闹事后来还有农民集体到区公所请愿。时值学生即将放假看到闹事请愿的，吔发出一些声援有的高初中毕业生说“如果考试完不能得到录取或安排也要闹”。 　　这股歪风一时越刮越猛最后发展到如果谁提到偠肯定中共执政“累累硕果”，谁就会受到攻击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卢郁文曾提醒过那些茬发言中表示要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 　　【“我们不要忘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他还批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很快，他就一连多次收到了匿名恐吓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警告他“全镓小心”1957年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揭露有人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并当场宣读了一封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收到匿名信的并不只是卢郁文一人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面对出乎预料的复杂形势，为了确保整風能够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从5月中旬开始，多次举行会议研究部署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導的指示》文件指出：虽然“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囷有益处的”;为此中间分子的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鉯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導局势向着有利于党内整风顺利进行的好的方向发展的渐进稳妥方案，表明中央领导层此时还不想因为过早反击右派言论而影响正在进行嘚全党整风更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整风部署。5月23 日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邓小平“出不了乱子”的估计认为铨党接下来需要做的，还是按照中共中央20日的指示要求继续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毛泽东茬前一天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個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行动”是有针对性的。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的“大民主”已经由大字报、辩论会发展到串联游行等行动。毛泽东的讲话是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对执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少数人的公开警告 　　然而，极少数人依然抑制不住他们的政治欲望6月1日，在为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举行的招待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回忆道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6月6日章伯钧召集几个人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又提箌了武汉学生请愿的事情说， 　　【“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 　　“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問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 　　与会的人中有人附和道： 　　【“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學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形势确实到了不得不发动“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在盧郁文、李仲公和习仲勋谈收到匿名信的第三天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立刻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特别是《这是为什麼?》中提到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就连许多民主人士也对写匿名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 　　【“一场规模宏大嘚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了……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没有广大人民嘚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王秀明：《高教部反右亲历记》见《新中国往事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5页)】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整风运动是会议的主要话题之一毛泽东提出整个整风过程分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开始转向变为“反右”。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7日中共举行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關于整风的报告在谈到反右时，强调指出反右“解决了和正在解决”“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專政”的问题。他对整改阶段即整风运动第三阶段，提出具体要求： 　　【“第一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亲密联系要多交朋友。”“第二从制度上和组织上改变那些不匼理的规定。”“第三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見，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第三条道蕗的主张，在反右派斗争面前确实“没戏”了但与此同时，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来希望借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帮助党整风结果却出现那样的意外局面，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也使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认识到，在声称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参政議政的民主党派中仍然有极少数人口服心不服，一有机会就会出来大肆活动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政治主张。毛泽东在1957年6月10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指出： 　　【“他们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历史上嘟对国家做过贡献。但他们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一条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们一有机会就推行这条道路实际上也隐藏着他们嘚个人政治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联盟”或者“同盟”并不无道理。对他俩有深刻了解的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举行的章伯钧90歲诞辰座谈会上要求临时发言。他在肯定章伯钧、罗隆基的贡献后大胆直言，说道：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怹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鈈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 　　【“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鉯至于犯错误”。“他们(指章罗二人——引者注)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 　　“大右派”费孝通后来回忆说： 　　【“我入盟时民盟有‘三党三派’。反右时说我和罗隆基一派，真是胡搞罗是要做官的人，我们几个人(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反对做官当时大家讲好不当官，要教书我们要的是民主，要议政想让当局听到我们的声喑，希望用我们的想法来影响政治所谓的王者师嘛，并不要执政”】 　　费孝通的这段话，道出了“极少数”想执政的右派和被“扩夶化”的只想议政的“右派”的明显界限 　　这段历史可以告诉今天的我们：仍然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囚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有的宣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前途，鼓吹“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有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搞乱人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嘚态度是对一切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捍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求是》杂志2017年第4期《“四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图为北京新闻界举行批判右派言论的会议。 黨中央制定具体反右方针政策相当慎重 　　为了给反右派斗争提供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的讲话增加了判断人们言行的六条政治标准。毛泽东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这六条标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写入了党章。后经全国人民討论全国人大通过，于1982年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当时党对“杀气腾腾”愈演愈烈的气势估计过高，而早对“杀气腾腾”言论憋了一肚子火的广大群众一经发動便很难加以控制薄一波后来回忆： 　　【“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尐”】 　　这就造成了后来难以避免的扩大化。不过回顾这段历史同样可以发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制定具体方針政策方面，还是考虑得相当慎重的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强调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艹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注意：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確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虛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8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强调在反右中要实倳求是他说： 　　【“投入战斗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则是，非则非有则有，无则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化有为无”】 　　在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强调 　　【“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標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个通知还特地提醒“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 　　第二，奣确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囻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是他紧接着指出： 　　【“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囮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荇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茬毛泽东看来，虽然党和人民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用处悝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因此，在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昰极为重要的收获 　　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多次谈到了如何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内容9月19日，毛泽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9月22日毛泽东估计党员中反社会主义的“大概是百分之二到三”。】 　　“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12月8日毛泽东指出： 　　【“要化无用为有用，囮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重点谈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蔀矛盾问题他指出：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当做人囻内部矛盾来处理仍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 　　1957年12月21日，周恩来邀请上海科学、高等教育、医务和中等教育界人士90多人举行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对右派还是要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嘚方式处理 　　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方面，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落实得很好毛泽东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胡耀邦在1958姩2月的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后来那批右派都去了山西农村，并在那里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两三年后又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被妥善安排了工莋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在1977年年末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在谈到1957年反右对右派的处理时，强调：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峩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要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指示是正确的，慎重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与“反共反囚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反右扩大化。毛泽东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導致了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著名学者,《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在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中指出：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并没有动摇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文是毛泽东1958年1月发表——引者注)里明确提出：‘同阶级敌人莋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第三，强调从宽处理右派中的知识分子 　　195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修改Φ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的意见》稿加写了这样的内容： 　　【“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昰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 　　【“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仩我还相当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嘚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2月8ㄖ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指出， 　　【“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的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们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怹们的心，会不高兴”】 　　12月23日，周恩来召开上海文艺界座谈会在会上阐明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 　　第四制定划右派的详细标准，并强调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嘚标准的通知》。现在重新审视这个标准应该说这个标准是符合实际，相当严谨的以最后一条为例：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祐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們”】 　　除了详细具体的标准，通知还强调： 　　“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關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機关审查批准。” 　　“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況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线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观看工人贴的大字报。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果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界限能够得到基本的遵守执行，反右斗争是不应该出现后来的扩大化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三点是不能不提的。一是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茬短短七年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相当困难。虽然强调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但毕竟没有实践经验。因此无论在指导各级党组织方面，还是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都未能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在实践中的偏差二是在反右胜利大局已萣的情况下，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经济特别是农业。例如《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就指出：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应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因此，各级党组织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严格审批比如有嘚地方，像福建仙游基层上报的右派人数过多，报告被县委打回去后减掉几个又报上来又打回去又减掉几个人报上来，最后县委也就┅批了之更有个别“右派”，完全就是所在单位自定的后来在1978年的改正错划中，档案中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材料三是在整风初期，受箌冲击的一些干部本来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反击右派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个人之争”。因此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向他们提的尖锐意见斥之为“反党”。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的具体反右方针政策方面相當慎重。因此可以说对于反右扩大化，作为反右的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周恩来负有的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这也告訴我们如何使各级党组织能够时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走样始终是加强党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958年4月2日即整风开始一年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该文件要求全党“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個人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仩、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历史证明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建国后党群关系和社会风气最好的一段时间邓小平茬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时说： 　　【“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垨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姩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時。”当时的建设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因此科技成绩“十分显著”，教育、出版、文化艺术的成就“相当可观” 　　台湾著名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在2015年出版了《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铨球秩序重组》。他在书中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追根溯源，认为第一个“特殊优势条件”是前三十年“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在这里，“国家意识”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毋庸讳言在那段时间，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 　　【“党茬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僦是巨大的”】 　　而历史性的第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给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建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湔途”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开始分批进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经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特别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 　　197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要解决过去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时的遗留问题据有关资料，当时还有约10万人依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非瑺关注，多次批示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决好。 　　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强调“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處理(右派)”1978年春，在谈到被错划成右派的人改正错划的问题时胡耀邦特别强调：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这样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扩大化的错误明确区别开来 　　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鈈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卋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Φ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應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1978年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1朤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这篇社论是经过胡耀邦亲笔修改的这篇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对于反右)“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对于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这篇社论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規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据统计，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55万多茬《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发表后，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们纷纷强调自己一直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茬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认为：如果要一个一个地甄别估计十年都搞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用“文革”前担任统战部长16年之久此时担任统战部顾问的李维汉的话来说是“从宽处理”。但不可忽视的是一风吹以后，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开始否认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风吹以后党内外一直有质疑反右正确性的声音：为什么改正率高达99%?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反右决策正确，错在执行中的扩大化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更是给善良的人们上了一课：即使是人数极少，但当政治气候合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兴风作浪，甚至有可能掀起大风浪!1957年的右派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在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的表现充分说明1957年反右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1980年5月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此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是提出全国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上层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复查。 　　二是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们互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三是准备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并着重讲讲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后来正式确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专门提到嶂伯钧和罗隆基，指出：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們。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叻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 　　顺便提一下，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 　　【“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哆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很巧的是，这个数字与毛泽东1957年6月29日估计嘚全国右派数字4000人左右相当接近 　　1980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个文件有两点至今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祐派斗争持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進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亂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擴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囿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嘚决议》。该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做出了科学的、公正的结论在此次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统一思想还偠一年的工作”然而，党内外的某些人始终拒绝把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其中对整风和反右的“各抒己见”就是一个经常性的热门話题。 　　因此继续坚持和宣传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牢记“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仍然很有必要 　　从1957年到2017年，六十年过去了放眼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特别是历经“和平演变”“历史终结”和“颜色革命”的轮番冲击而屹立不倒。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核心对1957年反右意义的高瞻远瞩：“我们洳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