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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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我和光华的同事们和博士生在国家林业局的支持和协助下，分别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突破的福建、江西、辽宁、青海等地实地调研，广泛地同国家林业局及地方各级林业部门的同志座谈，深入各地林区与林农访谈，走访了林业生产企业和林业产权交易中心，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随着调研的深入，尤其是在福建江西等先行改革的省份亲眼看到的林改带来的林区巨大变化，使我们对于集体林权改革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同时，对于在全国推广和深化林改的复杂性和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了更充分和全面的了解。
　　我们与国家林业局的合作，很多具体工作是和国家林业局林业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黄建兴副主任直接联系的。我陪黄主任多次到厉老师家中，向他汇报调研的工作，在重要问题上向他请教。作为一名集体林权改革的先行者，黄主任对于厉老师的理论高度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理解，每每发出真诚的赞佩。对于我而言，参加了一个改革的理论大家和一个改革的实践者的对话，让我更加直接感受到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把握中国经济的大趋势，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
　　日，“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论坛”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报告厅召开。国家林业局贾治邦局长和全国林业系统的干部，及有关的专家学者二百多人参加了论坛。厉以宁老师在论坛上作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思考”的主题报告，全面阐述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之后，由我陈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厉老师和贾治邦局长又联合举行了答记者问。“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论坛”办得非常成功，厉老师的讲话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论坛结束后，我们又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最急迫的公共财政问题，成立了专题调研组，由我、周黎安、陈玉宇、颜色教授和赵锦勇等数位博士生组成的调研组分赴陕西、青海、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就公共财政如何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进行调研。同时我们也对各省的林业公共财政做了问卷调查，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来揭示各省之间差异和全国带有共性的问题。通过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们的调研报告就建立完善的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建立森林资源培育补助制度、加大林业基础建设投入、建立林业发展基金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翔实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厉老师在整体框架，对不同层面问题的轻重缓急的把握，对于政策建议的理论优化和现实可操作性的平衡，给了很多的指导。日，在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召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公共财政问题”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改委，财政部，林业局等单位的领导及有关专家学者。与会者对我们的研究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次公共财政研讨会召开之时，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全国出现了农民工失业返乡潮。厉老师敏锐地感觉到，通过促进林改加快发展林业可以成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增加就业，扩大内需，帮助林农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在厉老师的建议下，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就业和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家章铮教授领导了“林改促进就业”特别课题组，开赴江西、福建、四川等省进行了调研。
　　中国现代林业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林业方面的改革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关于林改的研究可以说是博大深奥，充满挑战。和厉老师的最近一次讨论，他的视角又指向了林业合作社问题、林区城乡一体化问题、国有林场改革等一系列紧扣中国经济改革大趋势的林业发展问题。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有一张清晰而宏大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构图。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厉老师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总能把握住最重要的经济改革问题。然后他又能恰如其分的把这些问题放在那张大结构图中最合适的位置去研究。这是我在厉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林改最大的体会。对于我这样的在国外留学工作多年的学者而言，如何避免照搬理论脱离中国实际，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时最需要加强的方面。通过这次林改研究，我在厉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记厉老师在纽约的一次讲座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国际业务总监车耳
　　我从法国调到美国工作后两年多，有一次和北大经济系研究生同班的王家卓商议共同邀请厉老师和何老师夫妇来美国讲学，由他筹办去麻省理工和哈佛的讲座，由我安排在纽约的活动，其中包括我的朋友、也是北大毕业的邓琨先生帮忙谋划在德累斯顿银行的讲座。
　　因为供职一家投资公司的缘故，我当时和美国各大金融机构的人比较熟，从欧洲转任到纽约时为了尽快进入状态，积极拜访各个机构的人士，后来发现那里到处都碰得到大陆来的华人，让我倍感亲切。
　　北大毕业生在华尔街确实很成气候，人数众多又分布在各个行业，干什么的都有。而邓琨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时已经是著名的投资银行--拉扎银行的董事基金经理，自己掌管的资金规模超过10亿美元。
　　人们习惯把华尔街工作的人分成买方与卖方。买方是指那些手中握有大把钱的基金经理、其代表的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卖方指那些交易和分析人员，他们替买方提供经济分析与预测，并指望买方通过自己来买卖股票以便赚取佣金。所以买方是华尔街最神气的那些人，是其他卖方追逐和讨好的对象。同样是金融人士，卖方人能在午餐会议座位不够情况下，自己起身让位给迟到的买方人员，让他吃，而自己饿着。
　　于是当邓琨提出让卖方德累斯顿银行接待并承担部分酒店住宿时，后者很痛快地应允了，并希望厉老师做个讲座。中国经济学界大师到访，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借此推销自己团队的机会。
　　即使到了国外，厉老师也是被各方争相邀请作报告，想见他、听他分析国内形势的人太多。我记得老师到纽约的当天晚上，几十位北大校友就在炮台公园旁聚餐，习习晚风中伴着哈德逊河浪涛声，聆听老师的见解，夜深人静后还久久不愿离去。
　　出访时，最累的还是老师本人，甚至连吃饭时也总是被提问。厉老师在纽约金融界的讲座最终定在2001年的8月1号，德累斯顿银行承诺除此之外他们安排我们一天的活动，包括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会见银行界人士。但在所有安排都完成后，华尔街日报却突然登出消息，这家银行要和另一家公司购并，为此大批人将被裁员，包括银行的亚洲部门。而安排我们行程的正是这个部门的人，主办者是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具体工作由一位来自大陆的王小姐负责。
　　时间愈往后，银行裁员的风声愈甚。按说访问是件严肃的事，且每个活动我都向老师事先汇报过，不希望谈好的日程因为这种经常发生的企业购并而半途而废。我当然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电话盯问这家银行的联系人。毕竟他们连饭碗都保不住了，而对我们说来，这只是一次访问。
　　憋到最后，他们终于保证所做的承诺和准备工作均按计划进行，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就在老师到访的头一天，我从邓琨那里得知这家银行的亚洲部门真的整个被裁掉，所有人都丟了工作，活动安排照常进行完全是为信守承诺。
　　第二天早上，当那位身著优雅的王小姐姗姗来迟时，已经按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门前等了二十分钟的我还是忍不住让她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毕竟面前的是年过七十的长者，而狭小的华尔街人来人往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站了半天的厉老师夫妇一句怨言没有。那女孩子低声细气告诉我，早上被裁掉的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她独自在那又打电话又找资料，耽误了时间。听了这个回答我顿时没了脾气，想问她个人今后安排却欲言突止，因为问了更伤感，还帮不了她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又提起自己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为了方便就在纽交所附近租了价格很高的公寓。现在工作没了，房子不能租了，毁约要付罚金，今后不知要住哪里了。听得老师夫妇一脸肃然，我心里还一阵悲哀。
　　中午讲座午餐时，我们在酒店订的房间里来了一大堆人。银行负责亚洲的那几个丢掉工作的人也悉数到齐，好像集体向我们表示敬意一样。虽然已经被裁员，但是他们男士西装革履，女士盛装得体，和往常一样提前到场，殷勤而有礼貌地和已经是过去时的买方客户们打招呼。
　　讲台前的厉老师有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的习惯和驾驭复杂问题举重若轻的智慧，在纽约世贸大厦旁酒店那个难忘的中午，在他深沉有力的叙述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远方正在崛起的东方世界，而眼前面对的则是个开始衰落的西方金融帝国。在一双双神情专注的眼神中，我看到这些卖方的金融人士在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故事中暂时忘却了天天都要进行的冒险交易，也淡忘了他们在这次活动后职业生涯将落下帷幕的复杂心境。
　　老师的讲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最后语重心长地向德累斯顿银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这一次让我理解了“尊严”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这就是：即使被击败，也能让对手肃然起敬的那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我竟然是在金钱支配一切的纽约学到的，还是从丢掉饭碗的人中间！我为之动容，想说的还很多，终究没能说出口，安慰话可能多余，握手后就悄然告别离开酒店了。
　　在厉老师夫妇离开纽约一个月后，这个在国内被称作万豪的酒店和我所在的世贸大厦双子星座办公室随着号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都消失在巨大的烟雾中，这一切都成了回忆。　　听雨到清晨
　　神华集团煤炭销售中心副总经理程志强
　　因工作需要，亦为了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2001年9月，已在部队和地方工作数年的我前往美丽的江城，到武汉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如沐春风般徜徉于学海之中，并有幸认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三年后，我继续在武汉大学随董老师攻读经济学博士，但令人悲痛的是，2004年董老师驾鹤西去。虽至如今，每每思来，仍悲痛不已。
　　董老师生前，将当时所带的7名博士生托付于刘蔼年师母，希望联系其生前好友、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照顾好我们几人的学业。不久之后，在刘蔼年师母的安排和邹恒甫老师的引荐下，我作为代表，怀揣着师兄弟7人的求学之情来到厉老师家中，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时至今日，那次见面的场景依然让人难以忘怀，也正因为那次见面，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起点。
　　我当时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厉老师的家门的，一位精神矍铄、面容慈祥的老先生出现在我眼前，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很热情的让我到客厅就座。自董辅礽先生过世之后，我除了悲伤，还有很多迷茫，在道明来意之后，厉老师彷佛早已明白我的心境一般，和我寒暄了几句后，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道：“我和董教授是多年好友，董老师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我同意。”随后厉老师详细询问了7位学生的情况，勉励我们要努力钻研和踏实地学习，按学校的要求取得博士学位。
　　短短的几句话让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和我的同门有幸能继续完成学业了，也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开启了我和厉老师已达7年之久的师生缘。事过多年，我渐渐明白，厉老师对我们的接纳与认可不仅饱含着厉老师与董老师之间多年的深情厚谊，更饱含着厉老师为人师表、传道授业的认真与负责。
　　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还迟迟未定。过了一个月，厉老师主动联系了我。情急之下，我便匆忙赶到先生家中，见他依旧坐在一堆大大小小的书中间研究着什么。我小心谨慎地走上前，准备接受先生的指点。
　　“工作还忙吗？博士论文，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他问。
　　“我今天和你探讨一下，博士论文你就结合你的工作回答两个问题：关于煤炭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首先要找出欠发达的原因，然后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他继续说道。
　　厉老师简短的几句点拨，使原本一头雾水的我终于明确了研究方向和核心内容，对我的实际工作也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那一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一定好好调研，不让老师失望！”
　　虽然厉老师已年近80岁，但仍然多次亲赴晋陕蒙宁等资源富集地区进行调研。考虑到我的论文研究方向，老师与师母同意我随同他们一起调研并指出：要想写好可操作性的论文，必须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得到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又多次赴上述地区发了成百上千户的问卷，访谈调研了600户左右的居民和100户左右的企业，收取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每次调研归来，我都会找老师汇报调研情况，交流调研心得，进一步提升我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水平。记得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交予厉老师审查，他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让我此后每改一稿就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接过修改稿打开看时，很是惊讶，同时也感到一种惭愧和感激，原来我的论文已经从头到末，都用铅笔添改过了，不但有许多语句上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的错误，也都一一修改无误，让我不得不佩服一代大师在细节上的严谨精神。
　　2007年3月，由武汉大学牵头，我们几个学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我的博士论文以全优的成绩通过。此后，论文的主要内容也在《管理世界》等一级期刊上发表，以论文改编的两本专著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转瞬已近三年，我仍清晰记得答辩那天，厉老师笑得格外开心，似乎是终于完成了故友的嘱托，如释重负一般。后来他又激励我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努力用自己所学为社会做出贡献。
　　为了能在厉老师身边继续工作学习，提高自己，我做了厉老师的博士后，这也让我有幸进一步了解了何玉春师母，一位对学生无比关爱的慈祥老人。
　　对师母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次谈话。当时在北大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推荐下，我决定竞选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并且特地向厉老师汇报。老师听罢立刻表示支持：“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知行合一，这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未来的发展也有帮助，好好把握。”临走时，何玉春师母再次叮咛我：“刚刚听你们谈话，我认为在博士后联谊会竞选时你要对所有的同仁强调两点：一是博士后联谊会的工作开展要依靠团队的力量，大家的力量；二是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不虚假浮夸，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师母的话对我之后的当选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这也成为我之后在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开展工作时遵循和时刻铭记的准则。
　　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第一次活动刚好在谷雨节气，我们计划举办北京博士后趣味运动会，不巧的是那天刚好下雨，师母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关照：“今天可能要下雨，我有些不放心，你们办这个活动要注意安全，要有一个应急预案。”这个电话让我感到惊喜和温暖的同时，也体会到师母考虑问题的细致与周详。
　　也许是做厉老师学生的时间长了，便也愈加能体察到厉老师和师母对学生殷切的关怀。两位老人一直把我这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有时是一句问候，有时是一点警醒，都能让我在略显繁忙与枯乏的工作中找回最本真的自我。
　　厉老师和师母缘结湘西，情定北京，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早已传为一段佳话。厉老师爱写诗词，我最喜欢的是他27岁时写给师母的十六字令：
　　春：
　　满院梨花正恼人。
　　寻谁去，
　　听雨到清晨。
　　这恐怕是当时最短的情诗，然而浓厚情义却跃然于字里行间。
　　光阴荏苒，我跟随老师师母的学习已达7年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学习阶段已经度过，但人生的学习旅程刚刚迈开第一步。老师和师母春风化雨般的教导将永远激励着我更加努力，更加永不停止的学习，不断前进！　　与老师同行
　　湖北能源集团总经理傅振邦
　　我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跟随厉老师做博士后。开题那天，老师就说，9月份在贵州毕节要举办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鼓励我们撰写论文。那时，我对毕节会议毫无概念，只是觉得应该珍惜与老师同行的宝贵机会，因此抓紧写了一篇论文。
　　9月18日在贵阳机场与老师会合奔赴毕节，切身感受了什么是德厚风高，切身感受了什么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切身感受了什么是慈怀苍生。
　　坦率地讲，我开始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老师同行的。因为此前仅与老师有过几次接触，并不很熟。心里想着老师名气那么大，学问那么高，一定非常严厉，觉得心理距离很远。
　　从贵阳机场到毕节，与师兄弟们陪老师和师母坐同一辆中巴，一下子觉得与老师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车辆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飞驰。早听说贵州是“地无三分平”，但我是第一次入黔，依然觉得新奇，尤其是那些山与我湖北家乡的山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山有点象许多圆锥形大馒头散落在大地上。一个个山头上往往都被开垦，用石头垒起梯田用来种植庄稼。公路两边的景色非常秀美。我坐在车辆靠后的座位上，一边欣赏两边的美景，一边听着老师与同行的中国扶贫协会谷永江副会长聊天。
　　去毕节的路上，我就在想，为什么老师对如此偏僻的毕节情有独钟呢？到了毕节，果然是丛山怀抱中的一座小城。所到之处，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爱戴之情。我发觉，这种爱戴，不单单是对老师学问的崇敬，那是什么呢？
　　慢慢我才从师兄们那里知道，毕节是贵州有名的穷乡僻壤，1988年在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经国务院批准在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当时成立了钱伟长教授任组长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2003年，厉老师接任专家顾问组组长。从此，厉老师与毕节结下了不解之缘。厉老师不顾年高，多次行走在毕节的土地上，潜心研究扶贫开发，为毕节的发展和毕节人民的福祉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毕节学院的教室里，多次留下厉老师作学术报告的身影；毕节地区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厉老师的脚印。
　　实际上，厉老师不仅思考着如何使毕节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更在思考着如何打破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广袤的农村地区得到发展。在毕节论坛的主题演讲上，他提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搞好土地流转，搞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搞好“三农”工作，提高农民收入。
　　正如当年构建股份制改革理论推动城市发展一样，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思维依然在最前沿，他在把毕节作为一个样本，研究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除农村发展的锁链。地处乌江源头的毕节，有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有威宁草海和珍鸟乐园。这号称花海鹤乡的神奇土地上，因为有这么一位哲人的思考而更加令人神往！
　　返程的路上，我思绪万千，写了首七律以记此行：
　　七律·贵州毕节
　　乌江东去几重山，
　　黔道一如蜀道难。
　　近处彝村横岭下，
　　远方苗寨缀峰峦。
　　鹤鸣草海隆冬景，
　　花满夜郎仲夏观。
　　小路蜿蜒林海里，
　　药农虽倦不知还。　　从仰慕到从学
　　河北省委副秘书长高建民
　　我认识厉以宁先生已有22年之久了。那是1988年，我在河北大学教育系读大二时，刚刚学习到教育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任教师韩宗礼教授推荐的前两本书就是厉先生所著的《教育经济学》和他主持的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值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的最终成果《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正是先生的这些优秀著作引导我步入了教育经济学乃至西方经济学的殿堂，成为我由一名教育系的学生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可那时厉先生并不认识我，只是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和青年学生仰慕先生的学识而去不断搜集、查阅、学习先生的论著与资料，只能算我单向的仰慕而已。
　　此后，受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后专门考取了教育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最后，终于有幸成为先生的弟子，从其学习和研究，了却了平生的大愿。
　　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后，与先生近身接触、耳提面命，更觉先生学识的渊博、伟大与师长的风范。刚入站时，以为老师必威严而矜持，见到先生总有惴惴之感。接触以后，顿时豁然。先生平易近人，与学生总是平心论道、齐身交流，从不摆大师架子。每次讲座、答辩或报告，先生总以鼓励的目光、平和的语气、虔诚的神态鼓励着每一位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与己观点相左甚至对立，先生都认真倾听，切蹉研讨，令学生们叹服。
　　2009年冬月，一场50年一遇的大雪突袭华北，北大光华的几名博士后进行出站答辩或中期考核，几位同学都是从外地赶来。厉老师刚刚进入教室，还未等学生们向先生问候，他就对几位远道而来的学生一一叮嘱，“你穿得太少了，赶紧再加点衣服”，然后又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短短的几句话让每位学生心头发热，慈爱的目光如一股温暖的甘泉沁入学生心脾。先生就是这样，对每位学生都象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爱有加，细致入微。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我们师生相聚，每次有重要的仪式和活动，厉老师与其相爱五十多年的何老师总是相挽出席，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家中，两人相敬相爱的身影、言行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懂感情的60后深感敬慕。记得2008年12月举办中国博士后“改革开放30周年论坛”期间，先生带着自己的《厉以宁诗词选集》赠送部分师生，向每个人送书时先生都亲笔签名致意。每次签名时，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先生都要问一句“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听到答复后，他亲笔签上“某某、某某贤伉俪惠存，厉以宁、何玉春赠”。他作为一位举国公认的理论大师就是以这样的细言微行引导着每位学生和朋友：珍惜爱人，相濡以沫，严守道德，做有爱有教养的人。正如厉老师纪念结婚50周年所作的一首《七绝·金婚纪念》所言：“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
　　世人皆知先生是一位经济学泰斗，但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诗人。先生自小就喜好诗词，十来岁就开始作诗填词、抒情咏志，每每有感而发，佳作名篇不断。选一首他高中二年级时填的词：“桨声篙影波纹，石桥礅，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长跳板，小河岸，洗衣人，绿裤红衫都道是新婚”（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1947）。作诗填词一直是先生所爱，从少年到现在，从城市到乡村，从学习到工作，从逆境到顺境，从事业到家庭，可谓诗意人生、儿女情长。先生1996年的一首《七绝·答友人》道出了心声：“诗是沉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从来奉命无佳作，莫给后人留笑名。”诗词跟随了先生几十年，体验着其人生的欢喜忧悲，每每读来，令人叫绝。“沿路看山未见人，溪流弯处有孤村，院墙石砌柳遮门。破晓风来云淡淡，午前雾起雨纷纷，红霞再现已黄昏”（浣溪沙·有所思，作于滇藏公路途中，2007）。这首词实际上是厉老师一生三个阶段（少年、青中年、老年）的写照。“穿户，穿户，小燕巢边寻路。轻轻两翼低挥，停停又复起飞。飞起，飞起，明日长空万里”（调笑令·记厉伟学步，1964）。这虽然是一首写给儿子一岁的词，也可以看做对学生们的鼓励并寄以厚望。
　　从河北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育专业本科生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这就是我的学习历程，从仰慕到跟在厉老师身边学习，这就是我与先生之间走过的距离。22年来，对老师的仰慕更加浓厚、对先生的敬爱与日俱增。祝愿先生与师母健康长寿、学术长青。　　厉老师和我的个人“危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小锋
　　我是1977年考上北大的大学生。在当时的北大经济系（后为经济学院以及衍生出来的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队伍里，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人物。第一代是以陈岱孙为代表的一代宗师，第二代是相隔二、三十岁的、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中年教师，第三代是又相隔二、三十岁的以77、78、79级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我有幸受教于前两代宗师，更有幸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甚至是人生的危机关头，得到老师的出手相助，化“险”为夷，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说起当年的北大经济系本科77级真是人才汇聚，思想纵横。厉老师等一批优秀教师是大家的偶像。按说厉老师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属于高年级课程，应与同学们接触较晚；但是通过阅读厉老师的文章、著作，更主要聆听厉老师的讲座，大家早已领略厉老师的风采。我记得厉老师给我们做过“西方国民收入统计”的讲座，使我们大开眼界。虽然当时学术界批判西方把服务业也计入产值的做法，但我国经济统计不承认服务领域即第三产业也创造价值的做法，却引起青年学生们的激烈讨论。
　　也正是在厉老师的启发下，我研究了大量文献，撰文认为我国的经济统计只算“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是一种拜物教的表现，不仅脱离了现代经济发展的现实，本身也违反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并不否认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和存在剥削关系，但因为马克思理论从抽象到现实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前三卷主要讨论物质生产领域，舍弃了服务领域，但在后来的手稿即剩余价值理论中有大量对服务劳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学术界片面地、孤立地和停滞地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造成对现实经济发展不利的统计方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劳务价值论初探》批评了过去“狭隘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服务劳动也有产品即劳务，劳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实中存在“三大部类”：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部类也存在互相平衡的关系式，因而第三产业也是生产性的；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外延应该拓展：包括商品价值论和劳务价值论；这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完善、而且对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这篇文章锋芒甚健，触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可以说是闯下大祸之作。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文章投寄给最高的专业刊物《经济研究》了。
　　1981年4月，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居然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马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久，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召见我，我赶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会议室一看，满满地坐了50多人，刘国光先生主持，还有国家统计局的领导，都发言点名批评我的观点，虽然也点了于光远、萧灼基等人的名，但他们都不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我最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说一句话：感谢孙老的批评，但是我不打算改变观点。8月，孙老的发言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上面也点了我的名字。还有外校的著名教授写信批评我，甚至在火车上都听到外校的学生说他们老师在课堂上批判我的文章。
　　当然在系里也有反响。有的老师找我谈话，反复争论。更要命的是，系里安排一位周教授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周老师是资本论研究的权威，平常很严肃，上课要是有人瞌睡，周老师会扔粉笔头，百发百中，同学们都有点怕他。我准备了两天，心里默念着不要紧，硬着头皮上门请教。结果是一场互不退让的争论。我就是一个态度：虚心接受指导，但是观点不改变。周老师只好说，我不指导你了，换导师吧。系里只好安排了萧灼基教授来指导，于是皆大欢喜。
　　但是高潮还在后头：全系师生欢送77级毕业的典礼上，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突然站起了年轻的解老师，他很严肃地说，个别毕业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云云。顿时气氛紧张起来，谁都知道是指我，但我只是一个学生，不好反驳。就在这节骨眼上，厉老师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还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名言：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的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这番话顿时给大会和我解围，至今想起来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当时理论界中“左”的思想余毒还很深，“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是很吓人的。外有孙冶方等权威的批评，内有系里教师的批判，要是在过去，早被打成右派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最怕的是此事会影响毕业和研究生的录取，还可怜担惊受怕的父母。幸亏时代不同了，在厉老师等有影响力的教授的挺身支持下，我被录取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
　　事后我与厉老师谈起此事，厉老师说为了支持我，采取了不过激反抗、拖延时间的策略，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十年之说”果然奏效。几年以后，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国民经济统计也吸纳了第三产业产值，服务经济学理论得到迅猛发展，我的文章也逐渐增加了“被好评”。
　　可以说，厉老师的丰富经验和挺身救助，对我处于关键时期的人生发展是太重要了！幼苗易折，然而一旦呵护成功就会茁壮成长。厉老师有过类似亲身经历，因而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保护了我。我在以后的教师生涯中，也尽量呵护学生。这也得益于厉老师的教导。　　老师与我的人生轨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志毅
　　有的老师教授学生知识，有的老师赋予学生能力，有的老师提升学生境界，有的老师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厉以宁老师于我而言，是上述的一切。
　　我跟随厉以宁老师做了两年博士后；在老师任院长期间当了五年院长助理；跟老师和师母到新疆、安徽和江西两次长时间考察；在老师担任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任执行主编；老师离任后组建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我当副院长帮助老师做一些贫困地区的研究和公益事业；平时可以经常向老师讨教，偶尔到老师家里蹭蹭饭吃。在一生中，我深深地以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弟子为荣。
　　比较其他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我觉得老师早年的一些学生似乎比我跟老师更亲近。我跟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如日中天，尽管他对我和蔼亲切，但我还是有些诚惶诚恐，我更羡慕老师早年的弟子，对他更加随意一些，而他有时“骂”起他们来也更把他们当“小孩”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跟老师当学生时已经四十岁了。
　　那是1996年，我写完了博士论文，当时并没有想走学术道路，以为这会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大块文章，想请老师为我的论文写写评语。尽管当时与老师曾有一面之交，我还是斗胆敲开了老师的家门，那时老师还住在中关园6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老师听我说明来意，犹豫地指着胸前的两会代表证说，我正在开两会，估计没有时间。我解释我不着急，我并不是为了博士论文的通过，而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评语做个纪念，于是老师收下了我的论文。没想到过了三四天老师打来电话，说来拿吧，评语写好了。我喜出望外，赶快跑去拿评语，更令我惊喜的是，老师说，志毅，你愿意来做我的博士后吗？我博士毕业后有很多好机会，但能够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博士后对我的诱惑力太大，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又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报名要当老师博士后的有30多人，最后经过筛选和考试取了二人，我是其中一人，这更令我觉得珍惜。
　　跟老师做博士后的第一个春节，老师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们一家人一起在深圳过春节，我当然十分愿意。于是，我们一家人和老师、师母，厉放、厉伟，和老师从台湾来的亲戚一起，在深圳吃了一顿十分温馨的年夜饭，从此我也与厉伟结下了兄弟之情。每年春节我经常想起这段往事，但我不敢奢望还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我自信自己是中国最优秀的MBA和EMBA教授之一，学生评估经常近乎满分。但1997年我做博士后时还没有讲课的经历。有一天，老师突然问我，志毅，你能讲课吗？我说能啊，他说你能讲什么课？我说出了我认为能讲的三门课程名字。他说你告诉国有（张国有教授，时任光华副院长，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让他给你排课，老师写了一张字条让我交给张国有教授。后来张国有教授给我排了97级硕士研究生的战略管理课程，那个班的许多学生至今都与我来往密切。得知排好课后，老师多次叮咛我，志毅啊，第一次上课千万要注意备好课，第一次讲课的口碑极其重要，第一次讲砸了，以后要花好多努力才能补回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吓唬我。我开课以后，有一次老师见到我笑眯眯地说，我听说了，你的课讲得不错！后来我又开了第二门课，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当我得意洋洋地向老师报告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往往第一门课讲得好，第二门课就讲得好。
　　做博士后的两年充实而愉快地度过了，我承担了一个教师正常的课时量和两个课题，一个是老师指导的民办教育的课题，一个是老师和曹凤歧教授一起承接的教育部“九五”重大课题“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我顺利地通过了出站报告。决定我后半辈子人生轨迹的一天到来了，那一天晚饭前，老师约我到他家里去。到了家里后，老师说，今天是师母的退休日，师母单位的同事们要为她举办退休晚宴，你和我一起陪她去，我们两人在边上自己吃饭说说话。那天晚饭的主题是老师动员我留校任教，我当时原没有留校任教的打算，但是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和他对北京大学的一往情深极大地触动了我。十多年后的事实证明了老师的正确，他当时主要说了两个观点，一是我留在学校的价值比我去做企业更大，二是北京大学在中国极具独特地位。从企业管理者向学者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不是行为的转变，而是价值观和心态的转变，我在北大栉风沐雨十二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老师所言之深刻，我也潜移默化地变成了骨子里的北大人。今天，我庆幸自己当时遵从了老师的教导，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尽管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我比别人晚了十多年，后来学界又刮起了海归风，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何况，老师和师母在我遇到困难的任何时候，总是给我温馨的鼓励、坚定的支持和智慧的指点。
　　时间过得飞快，老师七十岁生日时，我是主要的筹办者之一，那时我们出版了《厉以宁诗词解读》，十位师兄弟分别就老师诗词的十个方面写了体会和评论，我和陆昊合作写了厉以宁诗词中的人生哲理一章，还单独写了厉以宁的夫妻情深一章。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师母，从师母的叙述中多一些知晓了老师早年的生活和感情，深受感动，更加体会了老师给师母的一首首诗词的背景和意境。那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弟子们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科学之真、师德之善和艺术之美，这三种东西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当时在没有请示老师的情况下，我找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把老师的诗词进行了交响配乐谱曲，并联系好了乐团，准备用专业演员朗诵、交响乐团伴奏，以烘托老师诗词的艺术效果。后来老师知道了没有同意，坚持以简朴的方式由学生们业余排演。师命难违，我只好让准备排练的交响乐团停止活动，把谱好的曲子束之高阁，我不知道老师以后还给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记得那时老师说，七十岁生日时办诗词研讨会，七十五岁生日时办从教五十周年纪念，八十岁生日时办经济思想研讨会。一转眼，老师八十岁生日纪念即将到来了，我们希望老师再规划一下九十岁、一百岁的生日纪念如何搞，让弟子们有所期盼。
　　前一段我特地到老师家里要了一幅师母画的梅花图，请老师题了字，挂在办公室里，不时感受和提醒自己学习老师、师母的铮铮风骨和“谁敢雪中试淡妆”的从容淡定，以及诗情画意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儒雅。在学术上，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是老师的忧国忧民之心、高屋建瓴的宏大视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我当了十多年教师，和老师相比我的教学和学术轨迹还很短，老师高高地、遥遥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明灯，我相信我会在老师为我指引的轨道上做出无愧于老师的成就，因此而无愧于老师弟子的头衔。　　受益于厉老师的责任观
　　重庆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黄波
　　198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非常幸运，时任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教授给我们班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和《经济发展国际比较》三门课。厉老师授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一些艰深的理论和抽象的数学模型，用朴素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浅显易懂的故事讲述得清清楚楚。课余时间，我阅读了他当时的最新著作《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细细品味，虽有心得，但对有些观点仍然理解不透。有一天下课后，我鼓起勇气请教老师：您为什么从“体制”、“目标”和“人”这三个层面来设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学为什么还要研究体制和人的活动？老师耐心给我解答，用简朴而深动的语言解开了我心中的一长串困惑。最后，老师把书拿过去，认真地在扉页上题写了“经济学工作者应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句深刻精辟、令我终生受益的警世之言。
　　1994年11月，一纸调令改写了我的人生情节，组织上把我从原四川省万县地区工商局局长挪位到云阳县县长的岗位上，1997年5月改任县委书记。
　　云阳县在长江三峡库区具有特殊的县情，它是移民大县、人口大县、农业大县、资源富县、财政穷县和工作难度极大的县。全县128万人口有91%处于土中刨食的生存状态，1/3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下。作为三峡库区的移民大县，动态移民16万人，综合淹没指标占整个库区的1/8。我到任之时，三峡工程即将开工，挑战与机遇共存，作为北大人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亦感荣幸，历史的责任与重担也使我有一种临危授命奔赴疆场的凝重感。
　　筚路蓝缕的第一步如何走？厉老师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启示我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我承担了国家移民局的重点课题《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提出了从补偿移民转向开发性移民的思路，强调因地制宜地选择移民方式，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战略，得到了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和国家移民局的认可。
　　移民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乡情，难以丢弃的良田沃土，还有那从祖辈手上开始积攒的家园，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崭新而又陌生的生活转换？能否“搬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面对移民、扶贫、发展、稳定四大任务，励精图治，统筹兼顾，终于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到1997年，云阳县跃居原万县市11个区县经济发展“三快”县，综合目标考核第一名；1998年实现整体越温达标，35万贫困户跨过了温饱线，农村经济发展整体上了新台阶；1999年县城整体搬迁到30公里以外的双江镇，新城不仅是重庆库区第一搬，而且与旧城相比是焕然一新，成为当时三峡库区最好的生态移民新城。云阳县连续4年获重庆市委、市政府移民工作考核一等奖，在200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移民工作暨对口支援大会上作为典型代表介绍了经验，并受到大会表彰，有“库区移民看云阳”之称。在工作中，我始终记得厉老师给我们讲大禹治水的管理学故事。大禹治水就是采取疏导的方针，疏导才能把水治好。针对方方面面的意见，自己不回避，主动与移民沟通，坚持有容乃大，事业为重，终于赢得了各方面的认同。
　　2002年元月，我调到重庆市主城区北碚，先后任区长和区委书记。北碚曾经是重庆乃至西部地区有名的老工业区，但由于诸多原因。到21世纪初，由于基础设施滞后、交通不便和处于主城“边缘化”，好项目招不到，但一些滥用资源或能耗高的项目是可以抓一些的。老师关于“一个经济学工作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句话再次警醒自己：“决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一时的快速发展”！
　　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北碚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好，GDP和工业总产值每三年翻一番，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每两年翻一番。2008年市委、市政府对40个区县的综合目标考核，北碚在19个区中进入前3名，市发改委和市统计局对40个区县的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测评，北碚排次第3名，实现了强区升位的目标。
　　厉老师在基层调研视察中，发现一些好的典型和经验，总不会忘记我这个在基层工作的学生。2009年元月，当他在天津东丽区华明镇视察农民新村时觉得很有借鉴价值，当场打电话给我，吩咐一定要抽点时间去学习。近几年还指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组多次来北碚调查研究，为我区的发展出谋划策；我也偶尔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请教老师，每次老师都不倦地给我讲解经济运行中的“未知”，站得高才能看见群山的壮阔和江水的流向。我从老师那幽默而形象的话语中，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照彻心肺的愉快，同时感受到老师的胸怀就像一个安详的港湾，我却像一只疲惫的小船，每逢自己载满了委屈和困惑，摇摇晃晃地划到老师身边时，心绪就变得宁静而温馨。
　　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情节，北碚才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003年以来，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区、中国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卫生城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区、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等二十几项国家级奖励，联合国人居环境署也为北碚授予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良好范例奖。
　　在北大毕业前夕，老师为我们班的毕业纪念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会感到自己在研究中有一种无形的巨大推动力，不怕挫折，接受挑战，他总是意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而会谦虚谨慎，孜孜不倦的学习，虚心求教，永不自满，他会不断地深入实际，联系实际，不把自己限制在经院式的注释工作中”。这段充满理性和思辩的教诲，成为我后来不断探求新知的内驱力。
　　在我离开北大已20多个春秋寒暑的今天，借纪念老师80大寿和从教55周年的美好时光，我想说一句心里话：老师的学与识，德与行，永远扎根于我的内心。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季向宇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咏梅
　　厉老师和何师母的爱情，平凡、宽容而又震撼人心。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有的是朴素的爱和相濡以沫的深情；没有太多的海誓山盟风花雪月，有的是真心携手走过一生一世的灿烂。经过了人生的风霜雨雪，他们已经是彼此生命中血脉相连、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那一年，他和她在北京不期而遇。两颗年轻的心蕴藏多年的爱意悄然萌发。他把自己翻译的经济学书籍作为定情礼物送给她，她也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他得到这张照片很高兴，天天把它贴身收藏，形影不离。每当他看见珍贵的照片，就会引起无尽的遐思。因为那里蕴涵着温馨的回忆，也蕴涵着火热的爱恋。他为她写了很多诗，笔尖在纸上飞走，心意也随着流转，将写不尽的思念都融入到一行行诗句里。没有黄金和钻戒的爱情更经得起时间的磨练，因为他和她追求的不是名利富贵，而是人间真爱。
　　那年除夕，经过漫长的等待，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和他结为夫妻。新房是租来的简陋的平房，一张饭桌，一个碗柜，一个洗脸盆架就是全部的家当。即使这样的清贫，对于他和她也充满了温馨和诗意。有家的感觉就是幸福，不管那个家是豪华还是简陋。虽无仗剑天涯风尘作伴的豪情，却有红袖添香温情相对的默契。从此，可以携手享有每个美丽的清晨和黄昏，可以执手走过漫长的夜坎坷的路，哪怕黑暗，哪怕艰难。沉醉于爱情中的他和她是幸福的，长长的人生有彼此的陪伴扶持就足够了。
　　那年冬夜，漫天飞雪，华灯映照着银色世界，他再一次为心爱的妻送行。婚后的生活聚少离多，但他们依然希望分手的时刻迟一点儿到来。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从火车站步行至建国门桥头，依依难舍。站台催促的笛声再一次响起，她挪动着脚步往前走，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忧郁隐藏在心里佯装出轻松，挥挥手和他互道珍重。他专注的眼眸目送着她的身影逐渐被流动的人潮遮掩，直至被那道门挡住。火车远去，他独自骑自行车冒雪回家，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充满了离别的落寞。少了她娇小的身影，少了她悦耳的声音，少了她俏皮的话语，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许多年过去了，站台上的来去匆匆是他们记忆中最不想触碰的印痕。
　　那些年，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信成了唯一的联系方式。鸿雁衔着深情眷恋在两地回旋，每个收到信的日子就是最快乐的节日。每一封信里都是热切的思念和深深的牵挂，细数无数个美好的瞬间编织成的浪漫回忆，却绝口不提生活的艰辛和烦恼。他不想让她担心，她总是支持和鼓励他，为他分担忧愁和烦恼。他和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深深地爱着彼此。写满思念的日子里，充满了欢笑，充满了真诚，他和她更加珍惜彼此，珍惜共同走过的岁月。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直的他受到冲击，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和抄家。那个动荡混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单薄，爱情更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很多。许多人劝她为自己着想，她却不为所动。她写信给他：在我们贫困的生活中，从未感觉到寒冷。虽然磨难重重，但是包围我们的始终是浓郁厚重的的爱！两个人分担一个痛苦，只有半个痛苦；而两个人共享一个幸福，却有两个幸福。无论如何我要和你在一起，只要夫妻能够相聚，就比什么都还要幸福。费尽波折，她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虽然是生活在艰苦的农场，新家就安在一间堆放工具的茅草房里，但是他们却很满足，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永远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在困难的时刻相依相偎不离不弃，相互安慰，共享欢乐。逆境中的他和她，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波折，相反，他们更加相亲相爱了。在不平静的岁月建立的感情，其深厚静谧远远胜过那朝暮夕改的激情。这种爱情不是一种尘世的感情，乃是一种天上的感情……
　　那一年，突然传来消息，农场撤消，全部人员回到北京。他和她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北京团聚了。生活安定了，他终于有机会专心从事自己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他埋头苦干，潜心做学问，每天都坚持阅读和翻译西方的经济学著作，不断地发表独特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经济理论，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十年磨一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广阔的经济学领域里劳作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前沿的观点，还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深邃思想。他用真学识和真性情博得了学子的崇敬和爱戴。随着名气的增加，他越来越忙，她担心他忙坏身体，就主动放弃自己的爱好，默默地为他担当起秘书的工作，帮他收信、接电话、处理杂务，但却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在她看来，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为他的幸福而高兴，为使他能够更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爱情不是索取，而是给予；它是善良，是荣誉，是和谐与纯洁。没有爱的光辉，人生便无价值。
　　那一天，他和她携手来到当年约会的水湾草地。那是他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多年之后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那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秋色里，他们驻足观望，夕阳西下，玫瑰似的晚霞染红了天际，缤纷色彩交相辉映，高楼大厦隐露其中，真是美不胜收。此情此景，他和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年少时的爱情沾染了岁月的芬芳，更让人沉醉。幸福的降临总是来之不易，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收获了珍惜和感动。他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夜深了，露水湿了他的衣服，湿了她的头发，却都感觉不到。他和她执手相看，幸福像一条河流淌在他和她的心里，抚平生活带给人的伤痛。生命中有太多的不如意，但他和她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这样地爱着生活着。
　　他们的生活简朴到说不出的平淡，但幸福却是无庸置疑的。他和她从没有送过对方玫瑰花和巧克力，也从没有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话挂在嘴边，却把爱的誓言融入了生命中的每一天，共同经受风霜雨雪的洗礼。执子之手，看似平淡无奇，却包含大无畏的勇气和气魄。
　　爱是万水千山也无法阻隔的普天下共同的最美好最本真的情感。在这个快速多变的时代，我们的生命里有太多的浮华喧嚣，唯有爱可以让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找到永恒的温暖。不需要浪漫的形式，也没有华丽的包装，爱如同涓涓细流浸润生命的长卷，淌遍岁月的角角落落。当他和她都老了，当两双不再清澈的眼睛在暮年相望，还能听到爱情的钟声从容地敲响最后的忠诚，这是永远感动心灵的古典的爱恋，这是人们灵魂深处永远不会落幕的演出……　　厉老师生活轶事
　　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小军
　　我是北大光华EMBA02级的学生，因为机缘缘分，能有机会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接触到先生。近几年，先生出入深圳的次数比较多，在深圳的一些事务性事情我有幸接待过数次，如大家逢年过节一起吃饭聚餐，他接受一些采访之类的，常常由我作为司机陪同前往，这就使我有机会能了解到他在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场景。
　　作为晚辈弟子，通过在先生身边看到他的为人处事及生活点滴，进而对此产生一些感触，最终将之汇聚成这样一篇文章纪念先生的八十诞辰，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祝福。
　　一次，在先生的生日聚会上，祝寿的人来了很多。席间，大家深情地回忆起生活及工作中的先生，并各自讲了一件关于先生的趣事。听着同学及同仁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坐在一旁的先生笑得像个孩子似的合不拢嘴，还不住的插上几句，为讲述者将故事补充完整。每到这时，旁边的何老师则会用骄傲又略含责备的目光对着先生微笑，她那该是责备先生的这么多趣事没与自己分享吧！
　　最后，先生也讲了一些当年他与何老师两地分居并诞小孩的趣事。先生与何老师两地分居达13年之久，两人天各一方，犹如牛郎织女一般，在座的各位听完无不被二人一如既往的爱情所打动。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先生所讲的趣事是件艰苦的往事，他的女儿厉放听他讲这些旧事的时候都有些哽咽了，但面对老人的超然与侃侃而谈，厉放还是露出了幸福的微笑，那微笑之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时隔多年后，这件事仍历历在目，先生与何老师对爱情那种坚贞如一、一如既往的劲头儿，及他们在事后的淡定、从容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8年6月，先生被深圳广播电视台邀请为嘉宾做客王梅的“对话改革”节目，这个栏目是以编年史的方式介绍一些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先生是其中一个。那天，天空飘着小雨，空气异常清爽，先生去电视台时，我负责开车并和何老师一起做先生的陪同。
　　上镜录节目前，电视台的专业化妆师提出要给先生化一个简单的妆，先生应允并大方得体地在化妆间的镜子前坐下。我和何老师作为陪同也在化妆间的椅子上坐下，何老师转过身，认真地看着镜子里的先生，笑着对我和周围的几个化妆人员说：“这一化妆还真年轻了啊！”
　　这时，就有化妆师笑着冲何老师说：“给您也化一个妆吧，您也会年轻起来的。”正说着，这个化妆师就过来拉何老师到化妆台化妆。
　　“得了吧，都一把年纪了……”何老师口口声声拒绝着，但人却随着化妆师往化妆台走去。在我和好几个化妆人员的笑劝下，何老师方才在镜子前坐下。坐下后，她仍一直推说不化妆，但眼睛却盯着化妆台上的道具不放。
　　在整个化妆过程中，何老师和化妆师有说有笑，同时还不忘与坐在旁边观望的我说上几句，她像个刚刚受过奖励的孩子似的，显得异常兴奋和高兴。待整个妆化完之后，在场所有人都夸何老师人长得漂亮。何老师就站起来对着镜子照，这时，她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醉在自己的美丽之中，缓缓地转过身，再回过头来，继续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少顷，何老师方才回过神来，忽然意识到了刚才自己有些“失态”，便有些不好意思的吞吞吐吐地对大家说道：“我，我，我这是第一次化这样的妆啊！”
　　随后，我和何老师走进录音棚，在编导旁边坐下。先生当时正在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推出股份制，中间遇到哪些挫折以及他对股份制初期的一些想法等。这时，坐在台下的何老师显得异常安静，她认真地听着台上先生说出的每句话，每个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目光中充满了欣赏，欣赏之中又有一种淡淡的自豪。
　　有一次，先生和何老师去给家住深圳的厉伟买床，当时厉伟在香港有事回不来，就由我开车带着二老到商场选购。车一停下，何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走在最前面，我和先生像跟班一样跟在后面。
　　何老师进去后看这个，看那个，每看完一个还都回过头来评论一下，将自己的主意和看法说给先生，先生也只是点头应允，偶尔争上一句，也是被何老师给压回来。一大圈转下来，我都快走累了，何老师却仍力气十足，给先生摆手示意继续跟着她转。先生则说：“我抽根烟去。”不等先生把话说完，何老师就又投入到挑选床的“行动”中了。
　　我陪着先生吸了根烟并简单聊了几句，不想，何老师却在等着我们了。她看见先生就诉苦道：“哎呀，还是由你来定买哪张吧，我是没招了，看得头晕眼花的……”
　　两人虽已年过七旬，相扶共度半个世纪，却仍同新婚夫妻，让人看了心生羡慕。
　　一次，侯松容同学在深圳民族村里请先生吃饭，席间先生拿出他新出版的诗集赠送给在座的每位学生，就有同学提出我们在座的各位分别来吟读先生的诗。最后，我们按照这位同学的设想去实施，由先生点出来他的代表作，然后分别由同学独自吟出来这首诗。
　　先生的诗，清韵流芳，读来琅琅上口，待同学们一一读完所有的诗，一幅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经济变化的图卷便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他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和他动人的、深邃的诗词作品相互辉映，构成了他独具魅力的人生。
　　先生不但关爱年轻人，也很关心和喜欢小孩子。我儿子江东瑞与先生非常熟悉，像侯松容同学的孩子，罗飞同学的孩子等，先生对他们都非常喜欢，非常关心。先生记得每位孩子的名字，尽管他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与孩子们一年也只有两次见面机会。
　　去年的大年二十九，我们的同学、校友等年老年少的一大堆人在一起聚会。何老师和先生二老来参加聚会时带了很多书画作品，画是何老师作的画，诗是先生题的诗，诗与画正所谓是珠联璧合。当时，学生们都瞪大了眼，虎视眈眈地望着二老的伉俪佳作，甚至有人当场索要道：“先生的真迹难得啊！”先生笑而不答。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书画作品是他们给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小朋友准备的新年礼物，诗的落款处还题着与某某小同学共勉等内容。
　　我已将先生送给我儿子的书画裱好挂在他的书房里，我想这幅书画会对他产生一生的影响，能让他时刻铭记这位经济学大家对他的疼爱和期许。对于我们年轻的家长，年轻的夫妻而言，何老师和先生的平易近人以及夫妻之间的恩爱依旧、夫唱妇随是值得我们羡慕和学习的，希望我们老了之后也能像他们一样恩爱、幸福。　　师爱无疆
　　海马汽车董事长景柱
　　我人生的一大骄傲是成为厉老师的学生。
　　当年我参加高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数学系，那年北大在河南招生12名，我不幸未能如愿。大学毕业时又赶上一个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十万大学生闯海南，我就是其中一员。
　　人虽到了海南，根却留在了大学，继续深造一直是我四十岁之前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湖南大学全职博士毕业后，有幸考入了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工作站。当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和国家人事部人才司的调档函时，我确实欣喜若狂。这不仅因为我圆了北大梦，而且还因为投入自己深深崇敬的厉老师的门下。
　　老师和我商定的研究课题是“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发展前景研究”。这个课题的显性主题词是：民营、汽车、前景；隐性主题词却是：充分竞争、支柱行业、环境友好。我在汽车行业搞产学研三结合二十年，但对老师的要求心中无数，课题研究一度陷入了迷茫混乱状态。
　　作为学界泰斗，老师博大精深，他浩瀚如海的学问功底显然在经济学之外，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天下文章、做千秋学业。老师的几十部著作我未能一一领会，但有几部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老师在三十年前同秦宛顺老师合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至今仍放手头作为参考；二是《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是老师和他的几位弟子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进行的战略研究，所圈所点均得到以后的实践验证，其眼光之深邃、思想之前瞻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三是《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一部经济史巨著，却能深入浅出，以散文般的语言表述，让读者朗朗上口、爱不释手；四是《论民营经济》，对我国民营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辨析，用经济学思想对新生、复杂的现象进行了整理归纳和科学定性，为后人的研究引路。
　　在老师的经济学思想启迪下，我的研究课题逐渐明确了思路，具体章节老师又多次对我当面指导并组织专家研讨，确立了以下基本观点。
　　一是股份制是民营汽车企业发展的重要平台。这不仅是民营企业由家族化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必经之路，也解决了民营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问题。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正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才使企业渡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阶段，有了今天施展拳脚的领域。
　　二是从股权控制度、品牌权属、知识产权、战术收益和战略收益五个维度对自主品牌进行了定义性研究，纠正了行业和经济领域中自主品牌概念模糊不清、鱼目混珠的混乱现象，使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得以更加科学地贯彻执行。
　　三是提出了自主品牌“开放合作、学习创新、自主多赢”的行业科学发展观。开放与自主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形象，但开放不是放开，自主不是自我封闭。在开放中积极合作，在合作中认真学习，在学习中消化创新，在创新中沉淀自主，在自主中取得多赢。这才是中国汽车产业的科学发展观。
　　四是研究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影响。作为汽车企业，除了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企业文化战略下的人才战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通用、福特等著名企业都岌岌可危，一个重要因素是频繁使用职业经理人，使企业战略得不到延续。而大众、丰田巍然不动，一个重要因素是慎用职业经理人。一帮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即使笨点，不断艰苦奋斗也终有大成。老师曾讲过，“同甘靠制度，共苦靠认同”，不同的企业文化战略导致不同的人才战略，最终导致两种完全相反的企业战略的结局。
　　以上一些观点得到了汽车行业的广泛认可，也验证了近几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实践。我的论文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博士后论坛上宣讲并被收录，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厉老师弟子的成就感和喜悦感！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老师巨大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他创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均衡中国经济学说虽经实践验证为正确的，但仍然常受指责和无端中伤。对此，老师总以“烦恼皆因缘未尽，心宽无处不桃源”而坦然处之。
　　老师和师母几十年走来，雨雪风霜，相濡以沫，更是我们这些弟子学习的榜样。每有疑惑不解之事，常到老师家中求教，两位老人对学生的关心和指点，只能用“师爱无疆”来表述。
　　受老师的学术精神影响，我的科研成果五次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一等奖，并得到了多项国家级的荣誉。离开北大后，我调回湖大任教，参加建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继续追随老师的学术精神。现在，我一直在自己的教学研究中认真工作，教学、培养博士生，推进新学科建设。
　　每次回到老师身边，总会得到一份学问收获和一份家庭厚爱，至今我一直深深地感受着老师诲人不倦的爱心。让我再一次引用本文的标题来感谢老师：师爱无疆！　　一场春雨催桃李
　　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
　　一场春雨催桃李，这是我从厉以宁老师1996年2月的旧作《七律·广西靖西旧州》采撷而出的。先生的这首七律已收录到《厉以宁诗词选集》之中。诗曰：“争说边城多秀丽，果然平地起峰峦。一场春雨催桃李，半幅闲云遮远山。日照丛林烟漠漠，月笼村寨路弯弯。靖西景色谁相似，只在桂林阳朔间。”
　　而今，老师喜度80春秋。10多年前我有幸投师门下，终身受益。往事虽过，却非如烟。咏诗动情，就让我把追忆先生这篇诗作的缘起，作为老师生日之礼物！
　　那是1996年2月，临近春节。老师受我之邀，与师母一起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广西百色。学生原本是想让老师来放松休闲，走走看看，同时我也可趁机向老师当面讨教工作中的困惑和问题。没想到的是，老师这一走一看，完全改变了学生我的最初动意。
　　开始，老师还寄情山水，心存诗情画意；然而，很快老师的行程便发生了改动：接下来的时间里，六十有六的老师遍访田阳、德保、靖西。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靖西景色谁相似，只在桂林阳朔间。”但秀美山川的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百色曾有10个县被列为国家级特困县，田阳、德保、靖西均列其中。它们都是有名的大石山区，大多数耕地都是“东一块，西一块，帽子还盖一块。”别说现代化农机用不上，就连牛都无法使用，只能用锄头刨。山上植被很少，“一场大雨地成河，三日无雨地冒烟。”难怪世界银行的专家在实地考察后也来了一番“中国式幽默”：你们中国人真了不得，连乌鸦都呆不住的地方，你们还能繁衍生存？
　　事实上，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百色的关注和关爱一直没有停止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百色地区考察指导工作，鼓励老区群众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发奋图强，把百色地区建设好。同时也安排了大量的扶贫基金，倾情支持老区建设。当时，我在百色地区担任主要领导已有几年，山水如画，草木有情，这片铭记红色记忆的土地上寄托着我的梦想和追逐。众所周知，日，邓小平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百色起义是我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之后举行的又一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起义后创建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为了让老区人民生活富裕，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用扶贫款为群众劈山修路、打井抽水、拉线送电、造田造地……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总觉得观念还不够新，办法还不够多，成效还不够显著。我努力着也困惑着。
　　作为经济学大家，致力消除贫困、解决国计民生历来是老师心中神圣的责任。老师常说，中国是个大国，还有不少地方的群众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如何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一天晚饭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老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一定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学以致用，我也帮你想想办法，让大石山区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
　　老师虽点了题却没有马上开出“药方”。这是因为，老师治学严谨，世人皆知。我记得他在为《转型经济理论》一书出版而作的《相见欢》中曾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没有充分认真的调研，没有缜密的理性思考，老师的“不发言”就是最好的发言！
　　经过一番走访、调研、思考之后，老师方才给我“授课”：大石山区要脱贫致富必须要有新理念、大举措。一定要彻底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才能达到最佳配置组合，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在你们贫困地区，更应该积极推行股份制，除了充分有效地调动本地资源外，还能够尽可能地把国内外各种资源为你们所用；我看了你们一些扶贫工作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感到自力更生的精神很可贵，应该要肯定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但应该注意扶贫开发要开放，用足内力是对的，还要广借外力，形成合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就地扶贫开发，但条件恶劣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死守在那里？为什么就不能大胆的走出山门，搬下山去，到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呢？你们完全可以拓展思路，实行异地扶贫开发；贫困地区虽然有很多劣势，但也有不少优势。比如这里的土壤、气候、劳动力都有自身特点，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什么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做什么，什么在市场上赚钱就做什么。
　　大师破题，众人行动。我们及时拓宽大石山区扶贫工作思路，多策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开放式的就地扶贫开发，引进懂技术、会管理、善于营销的能人帮助当地群众扩大开放；生产条件恶劣的地方，鼓励群众搬到山下人少地多的地方，实施整体搬迁；利用国家扶贫资金解决路、电、水等问题，开荒种地，进行异地开发扶贫；不愿意搬家下山的，引导山上劳动力带着扶贫款，到山下条件好的地方和当地村民合作；引进各地的公司参与，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搞养殖、种植；山上老百姓还可以用资金入股，以股份制形式入股当地或外地公司，办片石厂、水泥厂和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发挥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种植反季节蔬菜、优质水果等等。
　　一把金钥匙，打开万家门。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实现了对接，在把当地劳动力价值发挥到最大化的同时，也使国家的扶贫基金效益最大化。老师的此番点金术使百色在全国开创了“两个较早”；一是异地搬迁扶贫，一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而且，这些生动的实践和成功的经验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推广。
　　岁月如歌，但隽永而深刻的音符却弹跳的那么温馨如昨。而正是因为回望我和老师14年前的这段往事，又勾起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老师是大家。他著作等身，是经济学界的泰斗。老师的教诲使我没齿难忘。理论来自实践，理论指导实践，两者完美的结合就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就能产生巨大的效应。
　　--老师知识渊博。老师以其坚实的文学功底创作了几百首诗词和多篇散文，其中充满激情，洋溢着思辨色彩。谁能想到，这些诗词和散文出自一位经济学家之手？
　　--老师是严谨的学者。他对自己要求严谨，每天早晨起来撰写一千字左右，经年如此；调研思索，带徒授课，成为他不变的日程。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因为做领导干部而放松学习读书，他每每有新作付梓，都会邮寄给我；每每看到好书出版，他都及时推荐给我，并经常提醒我，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研究新问题。这种严谨的治学观是弟子终身的学习楷模。
　　谨以这篇短文，献给您的80华诞--敬爱的厉老师！　　特殊年代里的师生关系
　　总后政治部编研室原主任李深清
　　我是在非常特殊的时期有幸成为厉老师的学生的。1975年9月，在一片“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叫喊声中，我作为部队优秀人才被推荐到北大经济系。那真是个理论上荒谬、逻辑上颠倒的时代。记得入学第三天，文科六个系--文、史、哲、政、经、法的学生就被送到“教育革命基地”大兴分校--京郊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去了，说是在那里搞教育革命实验。学生的身份不叫学生而叫“学员”，即“工农兵学员”；本来是送来学习的，却被赋予“上、管、改”大学的说法；既然要你“上、管、改”，却又要求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工厂里来的师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作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宣传队”成员领导系里的教学工作，可以随时组织师生搞“评教评学”。学生们在困惑迷茫和莫名其妙的状态下学习，老师们在受歧视被管制的状态下教学。当然，那时还要“边劳动边学习”，每个系都有一大片稻田的农活要干。有时候还要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或“大批判”活动。六个系的师生在那里被折腾了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折腾中，我接近了厉老师，熟悉了厉老师。
　　那时大搞所谓“教学改革”，其中一个措施是实行每个老师负责包教一个小组，不仅教学在小组，吃饭、劳动也在小组，厉老师就负责我们二组。我们组十二名同学与老师同在一间小屋里学习讨论，同在一块稻田里劳动干活，同在一棵大树下、坐在水泥板凳上喝粥、吃玉米面窝头。南方有的同学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玉米面窝头，可以不吃，大家也不会说他们什么闲话，可是老师却不能说不好吃，而且还要吃得很自然，否则就有“忘记阶级苦”的嫌疑。老师所享受的唯一特权是值班同学像勤务员一样给他盛饭、洗碗。
　　“教学改革”的另一个措施是把师生赶到农村，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那是1976年春节过后，“四人帮”掀起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竟然把大家派到农村，发动农民搞大批判。一个小组去一个村子，住在农民而且首选贫农家里，我们二组被派到大兴县东方红公社皮各庄村。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与厉老师住在一户老农家，共同睡在一个土炕上。那土炕不大，四个人横挤在上面，我紧挨着老师，相互间的呼吸声依稀可知。如此我们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快毕业的时候，厉老师知道我有了相好的同班女同学吴玉杰，竟然这样撮合我们：“李深清不错，就是晚上睡觉磨牙！”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尽管历经荒唐事，且吃了不少苦头，但是除了老师的家人，谁又能够和老师这么近距离呢？这才叫做“零距离接触”啊！
　　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有两件事让我们感动不已，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坚持真理，在愚昧势力和政治高压面前不屈服。那是厉老师在讲解剩余价值论时，解释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这本来是经济学常识，但当时监管教学的“工宣队”师傅无法忍受了，批评老师“不顾事实”，缺乏“阶级感情”，说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资本家，不仅让工人吃饭休息，还管工人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更不可能让工人学习受教育啊！”为此要老师承认错误写检查，经济系的空气被搞得很沉闷。在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局势下，厉老师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方面向工人老师傅说明那是马克思阐述的科学理论，一方面继续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传授经济学知识。
　　另一件事是恪尽天职，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当时厉老师体弱消瘦，牙痛、感冒不断，口腔经常溃疡起泡，尤其是在皮各庄村那一个多月里，更是受尽了苦头。可是你怎么也想不到，老师曾经几次在农家的炕头上为我们讲课。有时是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有时是在饭后的夜晚，这家农舍里有一个25瓦的电灯泡，还有一支蜡烛，供电时就用电灯照明，停电时就点燃蜡烛发光。我们十二个同学围绕老师，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土坯凳子上，那种情景就像搞地下活动。为了使资料数据准确，老师步行数公里，换乘多次公交汽车，到北大资料室查找核实，很快又匆匆返回。面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学，我对老师的红烛精神理解得更深切了。
　　作为最受同学喜爱的老师，当年厉老师的穿着朴素得无法再朴素了。夏天，一身搭配不太协调的短衣长裤，一双不知穿了几年的塑料凉鞋；冬天，一件陈旧的灰色“人字呢”中长外衣，一条厚厚的棉裤；手中经常提着变质发硬的“人造革”提包，里面装着老师的笔记本、眼镜、喝水用的玻璃瓶子。我们对那件“人字呢”中长外衣印象格外深，因为老师经常不自觉地用衣袖擦黑板，袖子是那件衣服中最“倒霉”的部位，也是直接贡献于教学的用具。因为他讲课很少用厚厚的讲稿，只有几页提纲或者几张小卡片，就能把最复杂的理论，用最通俗、最简洁的语言，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弄清弄懂。听厉老师的讲课，同学做笔记都做得很完整、很成功，大家收获很大，却是在十分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的，简直是一种享受。
　　那几年里，老师的手提包中有个又小又旧的小本子，上面画满了工作和生活计划的表格。他的计划有个鲜明特点，表格重点规划的不是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而是干什么事情要用多少时间。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小本子是在和老师同住一个炕上时，只见那一篇篇计划，许多是一天一个表格，30分钟作为一个单元，当时我就被震惊了。这不仅反映出老师对生命的认真与负责，也反映出老师对事业的执着和毅力。直到今天，老师已80高龄，谁人不知他的时间永远安排得满满的！
　　在厉以宁先生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会上的贺辞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首先，我要向我国经济改革的杰出理论家厉以宁先生获得“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是厉以宁先生的学生，20多年前厉老师是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今天（日）是厉老师80华诞（虚岁），作为学生，我为老师在80华诞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我想用一些平实的话向厉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
　　厉以宁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理论，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理论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引人注目，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我是这个理论的观察者、学习者、实践者。21世纪初，我在南京担任市委书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最难的是那些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怎么办。比如，南京钢铁厂，当时有一万多名在职和退休职工，而且经济效益还不错，没有关门倒闭的危机感。这样的厂能不能改？怎样改才能是人民群众认为成功的改革？这是一个考验。改革的实践运用了厉以宁先生的理论，第一步把这个万人大厂改造成国有股份公司，第二步引进战略投资者，把股份公司扩组成上市公司控股企业，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前两天，我遇到南钢现任董事长杨思明同志，他介绍南钢改制后，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实现了生产和销售倍增、国有资产倍增、职工平均收入接近倍增，上交国税则超过倍增。这是改革的成果，是改革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成果。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经超过22万亿元，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7万亿元，其中23家进入了世界500强，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力量。我们应该向厉以宁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们向厉以宁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还在于他树立了一个学者治学的榜样。厉以宁先生的大多数经济理论著作都是在斗室里写出的。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大家在厉老师的小书房里讨论，连转身去取书都很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厉老师心怀天下，研究我国企业改革大计，进行艰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在厉以宁先生和其他一些受人尊敬的专家们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理论时，怀疑者多，赞成者少，甚至还有很多严厉批评的声音。厉以宁先生一方面积极宣传他的创新思想，一方面以一种求真、务实、平和的心态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中总结和验证，使自己的理论更加符合实践的需要。他不是急于求成，不是现买现卖，不是追求一时的影响，而是追求对社会进步真正的贡献。这种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负责的治学态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治学榜样。
　　我们向厉以宁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还因为他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老师。我当厉老师学生的时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干部，而厉老师当时已经是很有影响、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审阅我的硕士论文时，从题目、结构、观点到打印格式，都给予细心指导，花费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错的标点符号，他都发现并向我指出来。厉老师这种扶持后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就十分感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很不平坦的历程，再走30多年就该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了。我猜想后30年的道路可能不会比前30年更容易。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探索前进，需要更多的理论家、更多的创新者进行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理论创新。社会需要学者们继续进行艰苦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党和政府，社会各方面包括大学、学术组织和出版单位，也应给理论创新更多的鼓励与支持。设立和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一种很好的鼓励。因此，我希望这个奖与之理论创新的源泉--实践之树一样，它的生命是常青的。　　学者的学术生命之根本在于创新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日，厉先生79岁（虚岁80岁）生日的那天，恰逢先生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基金会等多方面共同发起，以无计名投票方式决出，自2008年起，第一届获奖者是关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杜润生先生，第二届是关于中国股份制企业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厉以宁先生。，许多学生出席了当天的颁奖典礼。的确，厉先生学术生命中极富魅力的地方，在于其锐意创新。对此，我作为学生有着深切的感受。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77级）学生，从1978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以来，在北大读书、教书至今已有32年之久，从北大的老师们的身上学习到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厉先生是北大老师中我极敬仰的一位，特别是这么多年来，我总能从厉先生那儿得到智慧上的启迪，或者说厉先生总是能给人以思想上的新鲜感，这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享受，对厉先生来说当然是一种精神魅力。
　　先生的这种精神魅力之根源在于其不断的创新。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正在全面展开，改革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冲击极其强烈，提出了许多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迫切要求改革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内容。厉先生原来是讲授外国经济思想史和比较经济史课程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集中在西方经济思想及其演变上，但基于当时改革时代需要，厉先生在北大开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专著很快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产生了极热烈的反响，我和厉先生的另一位学生孙来祥，当时曾给先生这门课作过助教，后来我们俩人联合署名写过一篇近二万字的书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一部实践呼唤中诞生的力作--评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这是一次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创新，因为这部教程完全不同于传统。当时对我很震撼：政治经济学改革探索极其艰难，厉先生本来是以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见长的，敢于跨学科挺进，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对已是著名教授的先生来说，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并且挺进政治经济学领域后能够取得热烈的反响和令人关注的建设性成果，这就更值得钦佩，尤其是对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教研的我来说，对这其中的艰辛的体会是日益深入的。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厉先生有自己独特的创新。我和先生的另一学生平新乔，在20世纪80年代末合作过一部书《经济改革三论：产权论·市场论·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一部思想史的专题性著述，在讨论“均衡论”时，我们曾经系统地考察和比较了思想上关于这一命题的进程，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厉先生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十分强调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其实，均衡或非均衡分析首先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分析方法。厉先生曾经出版了一部专著，题目就叫《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研究中国经济的分析方法不应当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而应当注重非均衡分析，特别是非均衡性的制度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界评选影响中国经济的十部著作时，厉先生入选，其代表作便是这部。人们曾感到不解，厉先生著作十分丰富，为何偏偏选这部，事实上相比厉先生的其他著作，发行量、影响度大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有许多。我曾经仔细读过这部书并组织研究生研讨过，我理解厉先生为何看重这部书，根本原因在于这部书集中体现了厉先生研究方法的特色，对中国经济坚持非均衡分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恰恰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科学。这种创新同时又是厉先生对西方一般均衡的正统方法的学说有着透彻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所以清醒。
　　当然，厉先生的创新最突出的是思想观点上的创新，其中尤其“股份制”思想引人关注，这方面谈的人很多，我不想更多重复，只想补充谈谈。一是股份制理论和实践是人类近现代史以来就已有的，并不算新的事物，但把这种企业制度方式作为中国现阶段企业制度，特别是作为国有制企业制度改造的基本形式，的确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伟大的实践；二是把股份制作为中国现阶段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式，同时把企业改革，尤其是企业所有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的首要环节，这就使得股份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或中心环节的命题，这就有着极为重大的改革意义，是极具创新意义的改革思路。1988年前后，国务院体改委等部门曾组织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分别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近、中、长期报告，记得有刘国光先生负责的社科院课题组，王珏先生负责的中央党校课题组，吴敬琏先生负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先生负责的课题组，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负责的课题组等。我和平新乔、孙来祥等当时尚年轻的教师被吸收参加了厉先生负责的课题组，所提供的报告基本思路就是企业改革先于价格改革，企业所有制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根本，股份制是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形式。后来沈阳出版社出了本集子，把这些报告汇集出版，厉先生主持的这份报告和其他各份共同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学习厉老师经济思想的几点体会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
　　我是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的。从大学一年级直到大学毕业，我有幸听过厉老师亲自讲授的“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专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四门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我又听过他讲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等课程。在他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说史》、《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等多部著作中，我作为参与者，分别撰写过一些章节。我曾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研究厉以宁经济思想的长篇述评文章，后来又应邀撰写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中的《厉以宁》卷，对厉老师2002年以前的学术思想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我对厉老师经济思想的了解是比较多的，但由于我毕业后一直从事实际部门的工作，所以对厉老师经济思想的把握不一定很全面、很准确，下面谈几点体会。
　　我把社会科学体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知识，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理论，主要解决“为什么如此”的问题；第三个层面是思想，主要解决“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感到，学术理论工作者在知识、理论和思想这三个层面都有重要贡献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三个层面都有重要贡献，同时还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影响进步就更不容易了，这也许就是学术意义上的大师，我感到厉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级学者。
　　在向厉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和厉老师的很多学生都感受到，他对知识的占有是极其广泛而深入的。无论是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乃至广义的历史、地理，甚至古典文学等众多领域，他都非常熟悉，而且都有造诣。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各个流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原东欧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有很深研究。也许正是基于知识和理论的深刻积淀，又凭借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他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深厚理论支持的经济观点。
　　比如，他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论断的背后，实际是“非均衡理论”的支持。基于对凯恩斯理论的深入研究，从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分析方法入手，他不仅一般性地考察了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信息传递不通畅条件下的非均衡，而且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区分了市场不完善同时微观经济单位缺乏活力条件下的非均衡，深刻指出完善的市场要靠有充分活力的市场活动参加者来创造，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从第二类非均衡转为第一类非均衡。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建立在这些理论分析之上，才有了“企业改革主线论”的政策主张。
　　再比如，在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厉老师高度重视就业问题，鲜明提出并始终坚持“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这一观点的背后，不仅是非均衡理论应用的延伸，也是对转型发展理论所做的深入思考和创造性运用。他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凭借对发展经济学的深厚理论功底，对解决就业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性做了深刻阐述，提出解决就业问题比解决通胀问题更重要，经济增长分析比货币流量分析更重要，产权改革比价格改革更重要等精辟论断。他特别指出，过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转型与发展并重的历程。这样，他就把转轨过程中的“产权改革、就业优先、宏观调控、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了。这不仅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也是他坚持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