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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华尔街日报14日报道，日本周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日本去年10-12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下降1.1%，前一季度修正后为增长3.3%。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的名义GDP为479.223万亿日圆，合5.474万亿，中国同期的名义GDP为5.879万亿美元，日本将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让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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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9:49　来源：
　　副行长易纲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实际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市场早有议论和猜测，但这一结论首次出自中国官方之口，可谓已成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一具有里程碑式的超越，舆论几乎是一边倒质疑其意义何在。
　　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观点由来已久，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已实现，即使以GDP计算，去年中国大约是5.01万亿美元的规模，日本则是5.1万亿美元。今天上半年中国GDP增幅为11.1%，日本同期预测不会超过2.5%，因此，尽管没有数据得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的结论，超越日本实属情理之中。
　　但是，国内舆论对于这一喜讯并不欢迎，因为这更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若按人口基数来算，“世界第二”的GDP总量人均只有38000美元左右，排在全球百位之后。而事实上，如果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算则更低。中国统计上加以区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如果按照50%的城市化率计算，去年中国总体人均年收入11000元左右，约合1600美元。这意味着普通百姓并没有在中国经济崛起中获得同等增长的收益。具体而言，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果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福祉，那么，即使实现“世界第二”也与这个目的很远。
　　虽然或有酸葡萄心理，但日本媒体以“幻想的经济大国”来形容中国似也客观。因为依照数据，如经济增长率、销量、储备额等，中国确实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若以产量来算，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纺织鞋帽等等，无不是全球第一生产大国。但经济大国不等于是经济强国。第一，中国的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而且若不能转型成功，很可能会失去曾经的繁华与财富；第二，中国在技术上几乎是一个山寨生产体系，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制造低端产品，创新力量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产能过剩加剧，增长空间有限；第三，中国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几乎堵塞了中国转型的道路，中国现在不是欢庆“世界第二”的时候，而是经济增长面临最严重的挑战。
　　事实上，官方媒体也不欢迎“世界第二”的提法。认为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经济全球总量第二怀有政治用意，存在阴谋。其目的是兜售“中国责任论”，迫使中国担负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责任和义务，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等诸多领域作出更多让步。并且试图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剥离出来，在压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同时，离间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问题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已是客观事实，不管人均如何，至少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对全球经济、资源、气候变化会产生重要影响，理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即使目前的全球政治与经济体系存在不公。中国此前正是依靠经济的崛起获得自信，并争取与大国地位对应的国际权力，比如增加在国际货币组织中的投票权。我们不能在渴望权力的同时，排斥可能增加的责任，这是一个平衡游戏。
　　应当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对于国民的责任意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而是以GDP考核政绩的做法，尽管这种发展甚至以损害国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代价。因此，中国不能对内追求增长总量，忽视国民福祉；对外不能争取权力与尊重，却又以人均示弱于人并排斥责任。我们认为，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比一个强大的政府更重要，这是赢得支持和尊重的基础，而且这不是依靠突出的排名才能获得。
【作者：林铉 来源：】
(责任编辑：于雷)
08/04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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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什么意义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什么意义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少有如下启示：1、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思路正确并且成效显著。
2、中国的内贸与外贸都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在搞好外贸的同时，内贸的课题也同样重要，如果内贸的课题做的好就会锦上添花。3、相对低的人均GDP反映出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只要很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就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内阁府14日公布2010年主要经济数据，正式承认GDP被中国赶超。在一些日本媒体看来，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日本再也不用盘算戴了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帽子”何时被中国抢夺了。对于“中日经济逆转” 成为现实，日本官方昨日以“欢迎”作出回答，同时表示“日本发展经济不是为和中国争排名”， “人均GDP日本仍是中国的10倍多”。而国际舆论则将许多问号投向刚“转正”成世界老二的中国：它的经济总量将在何时赶超美国？它会是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还是破坏者？有入说，还没迈过“国富民穷”那道坎儿的中国是“世界最强经济体和最穷经济体的奇怪组合”。中国学者庚欣说，中国将注定背着这些问号前行，中国的未来将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被一步步勾勒。日本在报纸休刊日承认“让位”不知是否是巧合，日本内阁发布2010年日本名义GDP数字的14日，恰逢日本报纸媒体本月的休刊日，但这并未影响“日本承认GDP被中国赶超”的消息迅速占据国际舆论场。按照日本官方数据，日本去年名义GDP最终定格在54742亿美元，而中国是58786 亿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崛起的中国击败了衰落的日本”，韩国亚细亚经济网站的评论则更为夸张：从今天起，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再不配将自己比做初升的太阳了，倒是中国的五星红旗看起来更有这样的气势。1968和2010，这是日本共同社l4 日提到的两个重要年份。文章说，1968 年，用当时的主要指标国民生产总值( GNP)计算，日本首次超越前西德，从此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宝座长达42年，而在2010年则让位给了中国。事实上，这已是自去年8月“中国 2010年上半年GDP超越日本”以及中国上个月公布去年年度经济数据以来，“中国经济赶超日本”的话题第三次蹿红，但多家国际媒体强调，2月14日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日本时代的终结，随着日本政府承认让位，大幕终于落下了。14日，《华尔街日报》一张摄于东京一工业园区的照片特意将场景选在了“日落”。该报说，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日子，亚洲两个强国同样百感交集：经济长期停滞的日本带着自省情绪退居第三，日益崛起的中国感到自豪，但同时对肩负新的全球责任保持着警惕。该报配发的一张中日经济增速统计表将两国形容为竞争50年的对手，该统计显示，在日本GDP领先中国最多的1995年，日本GDP总量已超过5万亿美元，而中国不足其1/5，但在200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让日本相形见绌。14日，日本官方似乎很想扫清外界对于中日经济竞争的印象。菅直人当晚对记者说，“应当对近邻诸国的经济成长表示欢迎，（日本）希望和有朝气的国家合作发展经济，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当日上午，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及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先后对中国GDP超越日本表示“欢迎”。与谢野馨同时说“我们搞经济不为争排名，而是为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枝野幸男在强调日本应从中国经济发展中汲取活力的同时表示，“人均GDP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的10倍多，为将这一优势传给下一代，我们将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共同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说，日本GDP要想反超中国已十分困难，今后的目标应是提高人均GDP，在“质”的方面成为富裕国家。这一天“来得太快了”14日，日本政府与中国对比人均 GDP的做法在国内引发非议，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藤隆敏称，这类比较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人均收入几乎和日本持平，“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内部有个类似日本的国家”。伊藤还说，日本不能简单认为GDP被中国超越是 “没办法的事”，而应将其视为“事态严重”的“震撼”，“很显然GDP迟早会被中国超越，可是来得太快了”。“被中国超越了也不要悲观”。这是日本《经济新闻》14日对日本国民发出的忠告，文章称，在全球化时代，GDP不一定是衡量国力的恰当指标，其测算未包括投资收益，而日本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的投资都获得了增长。日本Getnews网站的文章则说，被中国超越的日本正从“经济一流、政治二流”沦为“政治经济都是三流的国家”，国防几乎全部依靠别人，国债高达900万亿日元，每年自杀人数超过3万，对日本而言，迫在眉睫的是“出路到底在哪里”。长期从事中日经济报道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陈言14日对记者说，担心世界第二的宝座被中国人抢走，是让日本纠结了一年多的心结。有人说，被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赶超，不仅是日本的“运命”，也是世界的“运命”。日本舆论14日的反应算得上平静，可能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不甘已经释放了一年。也有日本媒体将“中日经济逆转终于实现”看做一种解脱。《读卖新闻》说，从去年起不断出现的中日GDP逆转传言让日本一直在不断接受被中国超越的事实，现在终于落定了，日本不用再去探讨中国GDP数值是否造假，而是该思考今后如何借中国经济腾飞让日本经济复苏了。世界把连串问号投向中国2030、2025、2020，这一连串数字14日代表着国际舆论对于“中国GDP哪年赶超美国”的猜测。《华尔街日报》说，虽然中国目前人均GDP低于4500美元，只有美国的1/11，但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这意味着中国只要将人均GDP提升到略多于美国1/4的水平就可以超越美国。文章说，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依靠工人的生产力造就国家的富裕，尽管它们的人口比中、印少得多，但还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崛起凸显了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现实：决定一国经济实力的不仅有生产力，还有人口。文章说，1900年时，美国就是依靠更多的人口、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先进的工业生产率超越英德等欧洲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将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彼岸拉到美国，如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又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将会充当何种角色？”BBC编辑斯蒂芬妮在其题为“给新世界老二的问题”的文章中称，西方评论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呈现出两极，一些人认为中国不会像德国与日本那样破坏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又大又穷，意味着中国在最初发展的几十年中必须首先重视国内经济发展。但另一些人警告说，长远而言，中国必将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其危害可能超出白宫的预测。实现工业化，中国比日本难10倍“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是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就不断听到的滑稽说法。”美国《商业圈内人》14日说，我们今天对此消息的态度和去年8月时一样，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越日本，因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人均GDP排名排在世界90名以外，和伯利兹及阿尔巴尼亚差不多，仅相当于日本的1/10。当日，中国“国富民穷”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议论，有媒体援引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话说，衡量经济的真正标准是人们是否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在日本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让人们第一次目睹一个世界最强经济体和最穷经济体的奇怪组合。事实上，GDP超越日本并未在中国引发盲目乐观，大多数中国媒体在报道中重点提到中国人均GDP方面的巨大差距，也正因此，日本NHK电视台认为中国的反应“冷静客观”。“关于国富民穷的问题，这是先长骨骼还是先长肉的问题。”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14日对记者这样说。他认为，世界大国在发展历程中都经历过国家发展快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就像一个人在成长时先要长好骨骼，然后才会慢慢长肉。当日．有西方媒体还提到西方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多伴随少数国家对多数国家资源的剥夺。庚欣说，中国用行动证明自己走出了与西方GDP大国不同的道路，中国不仅没有像它们那样“外财内移、内压外移”，相反，用自己的隐忍替国际社会分担了不少风险。西方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960年-2030年中国经济成就》一书中曾推算，1280年宋元之交时，中国GDP是欧洲的1.77倍，人口是1.47倍，人均GDP是1.2 倍，与中国相比，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备先天优势。英国《金融时报》去年在议论“中国超越日本的意义”时也提到，在过去20个世纪里，中国有18个世纪都是世界经济之首，中国崛起只是象征亚洲地区理所应当地回到人类生活的中心。文章说，中日之间有一个最明显的差距，那就是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因此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打造美国式生活水准，同时避免遭遇重大资源与政治限制方面，也会比日本难上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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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9
作者：&文章来源：&更新时间： 13:37:05
　　1976年10月，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国得以摆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但这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太穷了。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1%，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美元，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27美元，而美国人均9687美元，是中国的76倍，联邦德国是中国的81倍，日本是中国的66倍。中国在世界190多个国家排序中和著名穷国扎伊尔并列，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穷国。然而，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两亿人口脱离了贫困线，积累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中国首次超过了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惊呼中国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美国《时代》周刊形容这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世界舆论始终在猜测，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究竟施展了什么样的“魔力”，能够带领中国人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上海港外高桥码头景观。
扭住经济建设不放
　　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人，发现中国并没有像过去宣传的那么美好。不少领导人出国访问，看到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邓小平认为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这对在二十世纪50年代就立志要超英赶美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越来越务实的中国领导层发现，当中国在摸索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不断出错的时候，西方国家趁着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迅速实现了经济飞跃。一些在二十世纪50年代还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实现经济腾飞，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一局面的出现，和以往自己忽视经济建设有关。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提出，要尽快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提议得到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有位高级干部就说，“除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述主张成为决策层的意志。这次会议被中国人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被视为中国走向复兴的出发点。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更重要的是，在全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在这一政治路线指引下，中国开始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由于采取了以经济业绩为主要考评导向的考核机制，使得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对于经济发展的兴趣倍增。为了巩固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中央政府还把经济利润分配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地方。在存在区域竞争的情况下，地方干部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加快所在地区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大大地得到推进。　　为确保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这一条政治路线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使这条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总纲，无论谁、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都不能偏离。　　即使面临苏联、东欧社会制度剧变的紧要关头，邓小平依然强调要坚持这一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鼓励中国领导人，要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住。后来的江泽民延续了这一路线，认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现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依然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思想。在他眼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　　延续了30多年的这一政策，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还多。中国制造的代表性产品包括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玩具，等等。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有5000家来自中国。　　在2007年召开的党代会上，中国共产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把中国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路子，拓展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中国健康发展。
　　中国联想电脑自2008年8月进入土耳其市场以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图为中国联想集团的两位市场经理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大型购物中心向当地营销商了解联想笔记本电脑在土耳其市场的销售情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合适的时机，他决定引进市场的力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市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早有总结。用他的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的250年里创造的。在地球资源没有变多的情况下，他认为这是市场的魔力带来的。中共中央虽然没有精确地算过市场的作用有多大，但他们敢于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在没有放弃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伴随着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它们合力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的目的仅仅在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改革也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农业连年喜获丰收。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8070亿斤，人均800斤。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短短几年就基本解决了。但农村改革还带来了一个连邓小平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给了这些社队企业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乡镇企业，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性质和内容，肯定它们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中央财政政策也放宽了，给予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使用财政余额进行奖励方面的自主权。对干部的考核也转向以地方经济表现为基础。这大大调动了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出现爆炸性增长，1978年是2800万人，到2003年已经增加到1.76亿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和外资经济、国有经济三分天下。它不仅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岗位，增加市场竞争压力促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益，而且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税收，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益也是个巨大的弥补。邓小平曾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出乎意料、“异军突起”。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认为，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FONT face=楷体_GB年1月9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的2007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参观中国海尔集团展出的液晶平板电视。
　　与农村的迅速发展相比，城市改革显得步伐缓慢，缺乏生机。国有企业改革牵涉那么多既得利益，改起来难度比农村大得多。但中共中央的态度明确，不仅把企业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还逐步明确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现代企业。为推动国企改革，中国曾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借鉴农村改革的办法在国有企业中推行承包制。承包制的利益分配结构，刺激了企业领导人和企业工人，国有企业有所发展，但依然没有解决治理结构和产权安排问题。最终，中国决定向西方学习，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股票市场。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业已经尝试着向公众出售股票了。广东的幸福音响、北京的天桥百货和上海的飞乐音响相继发售了自己的股票。当然，这只是一些实验性的举措。当时还仅仅是允许现货交易。到了日，上海开始正式挂牌买卖股票了。1986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他赠送给客人的礼物是：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　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邓小平对范尔霖说，你目前是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邓小平赠送的这张股票后来一直被收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一家外国媒体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的举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曾被视为资本主义象征并被一度取缔的证券交易场所在深圳和上海建立。现在这两个地方的证券交易数据变化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国有企业经受着严峻考验。1997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806.5亿元，14个工业行业中有4个整体亏损，全国31个省区市有12个整体亏损，大中型亏损企业有6599家。通过制定《企业破产法》，中国政府让其中一些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破产。这在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工人以前吃的是“大锅饭”，端的是“铁饭碗”，从来没想到会失业。共产党这么做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激励企业和工人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浪潮。尽管有的工人想不通，但这个改革还是一直坚持下来，失业的工人在政府的扶持并经过必要的职业培训后，重新在劳务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面对国有经济发展严峻的形势，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一中全会正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3年目标。3年后即到2000年，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绝大部分实行了公司制改革。514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有430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83.7%，其中282家整体或部分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制企业基本构造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实现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分流富余人员等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后来，中国又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集中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而一些小的国有企业被关掉或卖给了私人。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经过多年改革、经受住市场经济考验的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了增强，整体实力有很大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企业列入世界500强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几乎每个行业，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都不输于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和壮大。　　中国政府为了监管好国有企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其充当出资人，负责监督管理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知道，国有企业掌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是稳定中国经济的基石，是他们执掌政权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象征。　　在对外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经营先富起来的策略。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非均衡发展战略。因为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有的人通过辛勤劳动，也发家致富。政府不能完全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政策，因此很多年轻人开始尝试做各种事情来养活自己。有的卖衣服、有的开饭馆等等。进而，中国渐渐产生了以往岁月里不可能存在的私营经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营经济。
飞乐音响股票。
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股民在股票交易处交换电真空股票。
　　1984年年底，35岁的张瑞敏接手了一个多半人想调走、亏损147万元的工厂――青岛日用电器厂。在他之前的一年内已经换了3个厂长，都没有解决工厂的亏损问题。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就是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厂名也改为“青岛电冰箱总厂”。他亲自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改变了厂里职工多年养成的散漫、松懈的积习。他通过引进德国电冰箱生产线，使厂子走出了困境。1985年4月，一个用户找上门来说，海尔电冰箱有毛病。张瑞敏派人检查库存冰箱，发现有76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他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当场砸掉。他说，今天如果不处理这76台，明天就可能出760台。“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如今的海尔集团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张瑞敏也被美国哈佛大学请去讲授经商之道。　　也是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柳传志决定告别每天读报的清闲生活，在中关村创办起一家计算机公司――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最初只有11个人、2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经过20多年的打拼，现在一跃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了IBM笔记本业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运营商。2010年3月，中国民营企业吉利集团收购了享誉世界的沃尔沃集团公司，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1980年12月，浙江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像认可股票市场一样，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承认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这个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并快速发展的经济成分，在经过种种纷争后，终于得到了正名。如果把1980年当做起点的话，中国民营经济已经30岁了。经过30余年打拼，民营经济如今牢牢占据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全国工商联网站介绍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据不完全统计，广义的民营经济已经占中国GDP的65%，中国经济增量的70%到80%来自民营经济。在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渠道，占全国的75%。　　在1978年开始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没有让新自由主义牵着鼻子走，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因此，中国现在出现了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国有经济三分天下的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还不是很好，外资经济有特殊政策，国有经济是“根正苗红”，外部环境有利于它们“茁壮成长”，而民营经济却难以得到它们那样好的待遇。但2010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对中国民营经济今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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