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范文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 xi 近 jin 平 ping 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的凸显和释放，以及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换。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但是，这种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争论和分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经济新常态三大特征，代表着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态度，也是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从第一大特征看，中国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意味着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在决策层已达成共识。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在增速上不可能一直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那么，能够容忍的速度是多少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大特征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仍需加力。中国不到50%的最终消费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逾80%的消费率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要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以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提振消费任重道远。第三大特征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不仅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动力，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即：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大挖掘来垒高GDP总量，提高经济增速。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主要是财政货币资金大投资、大放水驱动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4万亿元大投资。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的大投资驱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后遗症非常大，目前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就是后遗症之一。如今，中国经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两个阶段都已经过去，缺乏持续的后劲，必须转到创新驱动上。只有创新驱动，才能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不实施大规模投资情况下，提高单位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出，保持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所有经济界人士、经济体、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媒体工作者等都应该仔细品味，从而尽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原文地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 xi 近 jin 平 ping 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的凸显和释放，以及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换。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但是，这种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争论和分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经济新常态三大特征，代表着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态度，也是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从第一大特征看，中国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意味着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在决策层已达成共识。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在增速上不可能一直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那么，能够容忍的速度是多少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大特征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仍需加力。中国不到50%的最终消费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逾80%的消费率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要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以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提振消费任重道远。第三大特征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不仅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动力，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即：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大挖掘来垒高GDP总量，提高经济增速。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主要是财政货币资金大投资、大放水驱动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4万亿元大投资。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的大投资驱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后遗症非常大，目前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就是后遗症之一。如今，中国经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两个阶段都已经过去，缺乏持续的后劲，必须转到创新驱动上。只有创新驱动，才能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不实施大规模投资情况下，提高单位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出，保持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所有经济界人士、经济体、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媒体工作者等都应该仔细品味，从而尽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范文二：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的陆续披露，人们对新常态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应怎样正确看待新常态？该如何适应新常态？本报推出“新常态平常心”一组三篇特别报道，以期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参考。“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指着电脑上的一幅经济增速曲线图说。 这条波动起伏的曲线显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年，第二次是年，第三次是年，这3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 这次，也就是第四次正在出现：2012年、2013年，我国GDP均增长7.7%，2014年预期目标是7.5%，上半年为7.4%。“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经济可能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度了。”潘建成说。而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新常态，新特征实质上就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何谓“新常态”？从字面上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多数专家认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中高速。“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优结构。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至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王一鸣说。新常态，新因素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谈到新常态的成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7%，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将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范剑平说。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新常态，新风景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我就想知道新常态后，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能不能比以前更舒坦？”，新常态将有利于民生改善：——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可达1200人。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新常态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增长将更平稳。“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出口需求受外部环境影响会经常变化，投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过热过冷的波动。而新常态下，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物价将更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比如，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仅上涨2.6%，今年上半年更是仅为2.3%。——质量将更提升。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企业和社会追求的更高目标。新常态，新风景。总体看，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日韩经济如何换挡二战后，日本在本国资源不足、国内市场狭小的状况下，采取赶超型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制定并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以主导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构成“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显著特征。从1950年—1972年，日本迎来了战后高速增长阶段，其间，GDP年均增速达9.7%。1968年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同时，日本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现代化。随后，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第一次减速换挡，到1973年—1990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日本经济，1991年—2012年期间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二战后，为摆脱贫困，韩国制定和实施了经济开发计划，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前后，受亚洲金融[0.00%]危机和国内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的影响，韩宝钢铁、起亚汽车等若干大企业相继破产，韩国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增速出现显著回落，1997年—2012年期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
范文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显然，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习近平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范文四：如何理解我国经济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溯源】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升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作为一个新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谋求持续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向众多外国政要以及企业负责人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我国经济层面最高规格的会议，新常态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标志着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层面的重要国家战略。【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首先，经济的新常态表现在对经济增速的定位上。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30年，我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不断增长，缔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仅为7.4%，远低于2008——2012年的年均增长9.3%的水平。经济的新常态对这一下行趋势作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从经济新常态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历经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期，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基数也不断扩大，这就使得经济的高速增长难度加大，经济基础的不同必然决定我国经济将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此外经济新常态还指出，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不是一个结果量，而是一个过程量，也即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将不会回到以前的高速增长增长时期，而是进一步稳定在年均增长7%——8%的增速区间。其二，经济新常态表现在对我国经济质量的提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一直高企，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却不高。依靠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的人口红利，发展低端制造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时间，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丧失，同时资源的匮乏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使得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没有得到提高，基于上述原因，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理念，其核心要义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以粗放式、低端式为特征，而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经济发展的内涵式提高道路。所以，经济的新常态不仅是对经济增速的描述与展望，也是对经济结构的描述和对经济质量的规定。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即必须做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要仅仅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建设各个方面；要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坚持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等等。【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首先要从观念上适应经济新常态，不能再向以往一样，单纯注重GDP以及GDP的高增速。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清楚表明了我国经济的增速将不会回到以往那种平均10%的增速，因此对于各种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指标，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不需要过分担心。其二要从行动上主动作为，顺应新常态趋势。要以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统筹经济工作，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提高经济的内涵和质量上来，让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自主创新引领的生产要素上来，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通民众，真正把经济新常态这首歌唱好。
范文五：如何理解新常态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可以预见，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我理解，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往往很难维持5%以上的较高水平。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7％8％区间的时间已经有两年多了。这是观察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二是，中国实行的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在眼前显示出来。然而，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全面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为了有利于经济向新常态过渡，宏观调控应更多地顺增长，按照经济内在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指标数字设计要更多地尊重市场，更多地设计指导性目标数字，更多地提出区间数字指标。同时，要从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上寻找新出路。具体说来，要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创新驱动，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
范文六：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1.怎么理解“新常态”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展开谈一下。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的英国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跟手工业品构成。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2.硬性增长指标与弹性预测值哪个更好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3.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4.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的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5.如何看待“钱荒”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够了。6.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1.怎么理解“新常态”最近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展开谈一下。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是世界第一的，要比英国大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的英国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跟手工业品构成。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超过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2.硬性增长指标与弹性预测值哪个更好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3.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4.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的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5.如何看待“钱荒”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够了。6.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范文七：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最近如果看中国的报纸，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字眼，就是“新常态”，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我们首先讲，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这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是为了速度而超高速增长，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利的。第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利。第一个资源消耗过快。第二个环保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个低效率，第四个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四个缺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就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现在不得不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讲比总量、重量，1840年中国跟英国发生战争时，中国的GDP要比英国大很多，中国当时GDP是世界第一的，但是我们的结构不行。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770年开始，进行了70年了，70年的工业化的成果，英国的GDP是蒸汽机，是它的产品，铁路、铁轨，连它的纺织业都是用棉纺织，它是用机器制造的。而中国的GDP结构完全是农产品跟手工业品。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中国出口是什么呢?是茶叶、瓷器、丝绸等这样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是不一样的。英国的出口是机器设备、蒸汽机、铁路这些东西。所以，英国在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再看一个重要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中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很多，英国当时才一千多万人，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四万万人了。但是，英国产业革命以后已经70年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小学都普及了，开办了大量中学，新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等，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为了科举。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总量上已经占到世界第二位了，但是从GDP结构方面讲我们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的比例没有他们那么大。中国的人力资源虽然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当中的比例也比他们小，中国的熟练技工的队伍也正在形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新常态”。“新常态”是这样的理解，就是在讨论“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因为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渐渐就结束了，将来要搞第十三个。所以，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速度不要太高，因为我们不单纯追求速度，以免发生那些毛病。这就谈到第二个问题，把硬性的增长指标改成弹性的预测值。中国多年以来，一直下死命令一样的，就是经济增长目标。比如今年定的9%，全国都是这样的，拼命干，达到8%，这样下去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压力，对中央政府同样也形成了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通过了你就要执行。这就成为任务。以后就是赶超别人，而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也顾不上结构问题了，而且是很被动的。为什么很被动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你要有硬指标的话，就一定要完成，如果要完成，可能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或者效益很差，质量那就放在次要地位了。【演讲稿--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演讲稿--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所以，中国要改，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意见。可喜的是现在中央已经在一些市——还没有到省作为试点，先试验这个路，如果这个成功，对我们高经济增长跟调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所以要谈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当前经济增长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有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没有前几年那么旺了，还有一些过剩的产品也销不掉。当然，这些原因都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要有一个概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实际的GDP比统计公布的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说，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村里帮一些人盖房子，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年年在变大。这个量很大的。第二、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就是家庭保姆，好几千万人，这个数目还在增加，拿的工资是不计入GDP的。过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讲，当你和家里保姆结婚以后，GDP将下降，因为雇保姆给她钱，而跟她结婚，就不用付钱给她了，她照样给你做家务。所以，中国保姆的工资在涨，它不计入GDP，而且量越来越多。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他们的实际的营业额是倒推出来的，他们是包税制。比如这个小店300块钱一年，就定了你做多大的生意，做多少产值，根据会计的税，你应该是多少来推，而且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最近增加的很快，这几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产值都是用包税方法倒推出来的，实际比这个要大。而且最近还在给一些三万块钱营业额以下的免税，免税就不好推了，但是这个数目是还在。第四、中国现在的GDP的构成大概是这样的，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不到10%，而民营企业可能超过了55%，这是前年的数字，这两年数字还没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55%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人家外国人唱衰中国的时候，说中国的GDP因为是掺了水的，都是虚报的，所以它不了解中国。民营经济能虚报吗?民营经济虚报不就吃亏了吗?国有企业有一些是可能有虚报的地方，但是它们的虚报是有限的，为什么虚报呢?表示我的政绩，我为了提拔，但是他不能多报，一多报就露馅儿了，可能稍微有一点。民营企业少报的要比他虚报的要多。从以上四点来讲，我们可以承认中国GDP少报就是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年年如此，所以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量是逐年在增加的。所以，我们GDP比实际公布的多，在大家心中有数了，就不要怕现在减少了，下降0.2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我们要有信心。第四个问题，在当前，着重要研究投资跟就业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中一个老问题。因为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就是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是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因为中国的情况正在朝市场经济走，这就要基础创新，技术要改革，成套设备都要更换，而每一次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都提到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它自动化、机器人，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问题。另外，在这里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低碳化经济。比如“雾霾”就是工厂排烟太多，烧煤太多，所以到处都在低碳化。低碳化的结果必然会关、停一些企业，而这个你投资多，如果是为了治理环保，不要忘记在环保治理的同时有一部分工人会失业。还有，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第二种情况，中国的农业正在起来。在今年，中央的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制，国际上家庭农场制是美国、加拿大、西欧才有，中国从来不提的，现在有了。因为土地经过确权了，现在确权工作正在大力开展。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空的所有制的承担者，现在不同了。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2012年我们带了政协经济组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的师生在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几个地方在考察，在这几个地方考察的时候，验收完了，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跟人们谈了。确权是什么?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农民放炮庆祝。我们在那里看得很清楚，农民收入大大增加。浙江的嘉兴市它是这个情况：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正式公布的是1.9：1，农民的收入从3.1：1变成1.9：1，差距大大缩小了。问农民，怎么样一下子起来那么高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与过去不同了。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既然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你晚上在家睡觉，早上起来，房子被人家拆掉了。所以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再有了，因为他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了，他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就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还有，民愿意外出打工就打工了，土地就转包给人家，出租给人家，因为它确权了，他不怕人家不认帐了。过去怕我出去了，把土地转包给别人，将来就不承认了，我什么证明也没有，我来收回就难了。万一他是村干部，我更吃亏了。现在心定了，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了，这边得到租金，那边去打工，收入增加了。我到嘉兴市的一个市去看，旧房子都拆掉了，都盖的四层楼的房子。我们问，你家里这么多房子?他说，我一楼的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楼给他们家住，我们家住三楼、四楼就够了，收入就增加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农村发生的变化。还告诉大家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在嘉兴、杭州等地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确权之前土地要丈量，土地丈量的结果发现耕地多了20%。耕地怎么会多20%呢?他们讲是这样的结果，当初30年前土地开始承包的时候，是好地一亩地算一亩地，坏地两亩折算成一亩，经过30年农民的精耕细作，质量都提高了，所以这次确权一亩算一亩，这就是土地多了。过去农民是用牛耕田，土地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田埂，田埂刨掉不算地，现在农民都机械化了，农民用拖拉机耕地，用插秧机、收割机。所以，不要田埂了，全是一望无际的田。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土地一量就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农民讲，过去人们都有点私心，因为当时要缴土地税，缴农业税，因为要缴税，所以少报一点，家家少报，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现在都不同了，农业税都取消了，农民不缴农业税了，它土地都按实报了。谁也不敢少报，你出租给人家，人家一亩三分地，你报一亩，那不是少收租金吗?所以土地一查，多了20%。所有这些情况，看到农村在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起来。现在家庭农场制，我们走了几个地方考察家庭农场制，农村雇人，不到外面打工了，农村需要劳动力，因为它全部是机械化了，然后还有管理方面，这就是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道路。第五个问题，讲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的问题，这可能很奇怪。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量都是很大的。老百姓，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民营企业就感到找不到钱，“钱荒”。“钱荒”是什么原因?首先有两个问题这里需要解释。第一个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双重转型阶段，一种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叫发展转型。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要量是大的，因为过去跟货币没有关系，实物制，没有太大关系。现在他自己经营了。另外现在生产的东西全部卖掉，他要吃，比如他指定了要吃黑龙江的大米，他自己去买，他吃的菜也不自己种了。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流通渠道不通畅，到处都是管制等等。这样中国对货币流通量的需要量是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来中国合适的货币流量是多少，如果照这个算，都是小的，因为实际要比这个大，这就是中国的特点。“钱荒”怎么来的呢?“钱荒”的根源还是在大量的国家投资，然后贷款是配套的，投资配套。这个信贷的主体是谁呢?是银行。贷给谁呢?国有企业占大部分，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很少的贷款。贷款不来，下面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比较小的民营企业家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资金链断了，到哪儿借钱去?所以，我们在广东调查，几乎他们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企业家的话叫“现金为王”，有现金都不怕了，所以家家都有超正常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从M1、M2公布的数字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大家需要改变。所以说，我们当前对“钱荒”的问题关键在哪里?就是贷款过分集中在国有企业当中，而银行的可放款量就少了，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害怕资金链断裂，他就超正常储备。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当前金融改革要点在哪里?中国是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的目标，应该分三个目标来谈。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应该确定的是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微观的目标就是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微观单位，它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两个效益的并重就是它的微观目标。它不能只看一个，因为中国这个环境中一定要看到社会效益。从结构性的目标来谈，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行业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比例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企业来实现这样一个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可能。其次，在结构方面应该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企业要为最底层的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服务，这对大银行算不上什么，这是表示全社会共同支持草根金融。三个目标：宏观目标，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两个效益并重，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结构目标，向实体经济转移它的重心，并且大中小都能得到照顾。此外，还应该加大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国太少了，而且还弱。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支持教育发展，你就成立教育银行，它是一个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讲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政策银行可以做，所以政策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范文八：“新常态”由来及理解“新常态”最先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用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过程。对于我国来说，虽然不是这场危机的中心，但国际市场的低迷和由此产生的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维持多年的以投资扩张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出了不可持续性，经济转型已经不可拖延。在转型期间，一些行业、企业出现了不适应，导致增长减缓。面对经济增速减退，市场对政府是否会像以往一样出台刺激政策来拉抬GDP产生了期待，亦有舆论呼吁放宽货币政策。但是，以往的实践已反复证明，这种刺激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只是短期的，长期来看反而有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适应新常态”就在提醒各级政府，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以往那种以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利益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上，而是需要政府切实转变职能，依靠深化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适应“新常态”，并不是说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可以高枕无忧，而是需要建立经济调控的新手段，即通过深化改革，改变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让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从去年以来，国务院已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特别是向民营资本打开市场准入空间、简化企业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等措施，受到了市场的普遍欢迎。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布的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显示，随着简政放权的落实，今年3月全国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同比增长57.6%，4月份又比上月新增近两成，改革已经开始在经济运行中显示出积极效果。
范文九：如何理解“新常态”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可以预见，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我理解，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往往很难维持5%以上的较高水平。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7％—8％区间的时间已经有两年多了。这是观察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二是，中国实行的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在眼前显示出来。然而，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全面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为了有利于经济向新常态过渡，宏观调控应更多地顺增长，按照经济内在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指标数字设计要更多地尊重市场，更多地设计指导性目标数字，更多地提出区间数字指标。同时，要从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上寻找新出路。具体说来，要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创新驱动，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
范文十：如何理解“新常态”日 10:32:54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李佐军字号：【 大 中 小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可以预见，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我理解，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往往很难维持5%以上的较高水平。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7％—8％区间的时间已经有两年多了。这是观察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二是，中国实行的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在眼前显示出来。然而，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全面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为了有利于经济向新常态过渡，宏观调控应更多地顺增长，按照经济内在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指标数字设计要更多地尊重市场，更多地设计指导性目标数字，更多地提出区间数字指标。同时，要从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上寻找新出路。具体说来，要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创新驱动，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