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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观·异化观·价值观--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中人道主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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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谈谈自由主义毕然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所提出的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保护个人思想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建立透明的政治体制等主张对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无疑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接纳这一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要警惕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可能给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带来的危险。容易引起人们诟病的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的态度。自由主义者主张一种多元的文化政策，强调尊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多元的文化政策和道德领域过分的个人自由会给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享乐主义流行、纵欲、毒品泛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政策导致的道德观念的混乱有关。这种道德和文化观念上的混乱既不利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也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持保守立场的人们看来，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人性的迁就和放纵常常是无节制和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理应在道德的善恶之间、在观念的美丑之间保持更为传统和有节制的立场，因为对生活放纵和无节制的态度对于人类精神的成长总是不利和有害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盛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发展呈现着极不同步的状态，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富有，而无数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也同样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贫穷。问题的存在与社会革命过程中割裂了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严防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片面性的不利影响，打造具有传统价值和人道精神的道德伦理，对于低级的、鄙俗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习惯绝不能任其泛滥，这关系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健康和长远发展。自由主义思想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出发，主张自由优先于主义，主张保障个人自由的优先地位，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严格限制在政治观念上的独断主义，要求宽容和多元的政治立场，但这种多元主义的立场涉及到社会道德领域无疑是片面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的道德精神的建设具有神圣性、确定性和唯一性。在一个物质和欲望充斥世界的时代，致力于民族精神文明成长的我们，应该坚持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选择的确定性，维护高尚和人道的精神价值，保有民族的传统，护住道德的根基。（摘自《南都周刊》2009.9，有删改。）小题1:下列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A．自由主义的许多主张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人性的迁就和无节制的放纵常常令人无法容忍。B．自由主义在文化上主张多元的文化政策，强调尊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这些都是其容易受到人们指责的地方。C．在物质和欲望充斥、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盛行的时代，当代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道德问题。D．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立场涉及到社会道德领域时无疑是片面的，因为道德精神的建设具有神圣性、确定性和唯一性。E. 由于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割裂了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发展存在错位状态。小题2:下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有重视个人自由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忽视文化和道德建设的片面性。B．自由主义在道德的善与恶、观念的美与丑之间所持的没有节制立场以及对生活采取放纵的态度，对于人类精神的成长，不仅不利而且有害。C．享乐主义流行、纵欲、毒品泛滥等当今西方社会的社会病，从根本上说无不与自由主义有关。D．自由主义在自由与主义以及个人自由地位保障方面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小题3:根据文意，概括自由主义的借鉴作用。（4分）小题4:根据文意，概述应如何应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4分） - 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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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摘　要:严复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民主观，同时还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的特征，大力提倡西方自由。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念并非来自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是来自于赫胥黎的进化论和西方的功利自由主义，因此，更接近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严复的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要]严复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民主观，同时还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的特征，大力提倡西方自由。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念并非来自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是来自于赫胥黎的进化论和西方的功利自由主义，因此。更接近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严复的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曲影响。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影响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10-0141-03
　　一、批判“中体西用”，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在严复进化论基础上，人们认识到中国之法可以变，必须变。但究竟如何变，有诸多不同观点，有“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体中用”论等等，其中“中体西用”论在洋务派官僚推动下，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旨在借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工艺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地位，他们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开办军用民用工厂，企图以此来转劣势为优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生产技术军事设备并没有改变中国灭亡的悲惨命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便是一个血的见证。李鸿章消耗大量经费苦心经营的水师不堪一击，功亏一篑，有洋枪洋炮的中国政府仍然腐败无能，回天无力。正如严复所说：朝廷办工厂、兴矿务、建铁道、练海军、造轮船、办学堂……这些项目在西洋固然是富强之基。在中国却有如“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名为“西学为用”。实际上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因此，严复斥笑：“中体西用”论为风马牛不相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二者不可合而为一。西方富强之秘诀并非是“汽机兵械之伦”，这些“皆其形下之粗迹”，其“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即科学与民主，“撕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在此思想基础上，严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为立国精神、变法之原则与途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论表明，严复的自由思想远比其他改良派人物乃至一些革命派人物彻底得多。其思想的彻底性和深刻性体现在：严复并未将近现代最具有吸引力的“民主”视为西方国家致富致强的根本，而是将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只有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突破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只在于器物层面的局限，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力倡西方自由
　　既然“自由不自由”是中西最根本的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这表明，在严复心目中，“无自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所在。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其原因是统治者期以相安相养而己。“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因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而“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无自由特征、更无自由观念的局面。
　　同时，中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也与近代西方不同。英文自由Liberty和Freedom同义，指无挂碍，不为外物牵挂而已。自由一词在中国却被赋予贬义，“乃今为放肆、为淫俟、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以至于在中国各种典籍中“不概见也。”即使仅有的与西方“自由”相近的概念“恕”、“絜矩”，也只能“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因此，严复不得不慨叹：“夫吾国周无真自由。”
　　既然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自由精神，于是严复大力提倡西方自由，鼓励人们奋起争回自由权利，培育独立人格。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与富强有密切关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未通并立之地，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未有所变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方建立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变民无权为民有权，使人人能得其自由权利，“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只有人人得自由，国家才能自由昌盛。同时严复还强调了个人自由和法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群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应采取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使“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而且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同时，个人自由必须服从群体自由，二者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相互依赖，“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国，拓都也；民，幺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由此可见，严复所宣扬之个人自由，并非是个人欲望的绝对放纵，而是必须制约在一定界限之内。
　　同时，严复还提倡经济自由。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西方富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所大力提倡的经济自由政策。“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道商。”“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而且其中所论多切合于中国。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例，严复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这不但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国家与国君，原因在于“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人之利，仰事府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物，而各物致用之权力日大。”为此，严复反对对社会经济活动随意干预，“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而只有采用经济自由的政策，才会使民富国强。严复站在落后的、经济上受侵略的中国立场上提倡经济自由，并将自由主义经济与中国的实际命运相联系，以实现富强中国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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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芽期刊网 2017经验与超验：马克思自由观念的双重视域_小宗师专辑：摘要[摘要]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由既是现实的、经验的，又是形而上的、超验的。作为超验理想的自由（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它是通过经验的手段不断实现的，否则自由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自由的经验性和超验性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生命本身和实践活动的理解，人之所以不断超越自由的经验性（已经实现的自由）追求其超验性（尚未实现的自由），就在于生命与实践的超越性。超验的自由理想不断地引领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超越已经实现的经验自由，它犹如一盏灯塔，指引着人类历史活动的方向。[关键词]马克思；经验性；超验性；自由观念[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05自由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备受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对自由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但目前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典型的表现是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所谓必然也就是客观世界的物质规律，认识了必然就等于人获得了自由。这显然忽略了自由的另一层面的含义，即自由的超验性、理想性、价值性。笔者认为，经验性与超验性是马克思自由观念有机统一的两个属性，二者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一、自由的经验性：马克思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马克思把自由的实现看作世界历史的价值旨归，把自由王国奠基在人类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之上，并认为自由就是从国家中、从各种异化的形式中、从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他是从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从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中去实现自由，因此，马克思代表了自由研究的经验之路。但是，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的自由观念并非仅仅具有经验这一种属性，而且还蕴含着超验性，经验与超验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马克思把自由的实现看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的自由度不断增加，不断获得各种具体的经验自由，但是每一种经验自由都是不完美的，都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得不自由，甚至成了追求更高自由的桎梏，因此需要不断超越已经实现的经验自由去逐渐达至超验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超验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类似于康德的共和国，马克思认为，康德的“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1]（P447）。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由既是现实的、经验的，又是形而上的、超验的。超验的自由理想不断地引领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超越已经实现的经验自由，它指引着人类历史活动的方向。作为超验理想的自由又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它是通过经验的手段不断实现的，否则自由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自由观念是经验和先验的统一。首先来看马克思自由观念的经验性，我们主要从劳动、自由时间、财富、财产权等经验视角对马克思自由观念进行考察，探寻实现自由的经验条件、路径，以及阻碍自由实现的障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还不是自由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并不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积极肯定，它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劳动看作是仅仅满足自然生理需要的经验手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与异化劳动对立的自由劳动，终其一生的理论创作和革命实践的目的就是扬弃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要消灭劳动，所要消灭的就是这种与异化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谋生的劳动。在《穆勒摘要》中，他指出：“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2]（P28-29）所以，只有超越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羁绊，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这就使马克思超越了洛克、斯密等近代思想家对劳动的经验层面的理解而进入了超验的视野。自由劳动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立足点，自由劳动是人的本性的充分实现，是对人的本质的充分占有，自由劳动才是人类劳动的本真方式，它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人类的超验理想，这就是自由劳动超越生产性劳动（异化劳动）的本体论意义。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看法有所保留，他认为尽管劳动可以摆脱私有制，不再屈从于分工，但是劳动仍然受到自然法则的束缚，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在自由时间中。自由时间是由劳动的节约产生的，马克思高度重视自由时间对人的积极意义，他从反面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犷野了。”[3]（P90）从马克思犀利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自由时间是人本应当有的存在方式，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是类的客观的经验性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认识的先验形式。只有在自由时间中才超越了经济必然性的限制，体现了发挥自己本性的自由本质。自由时间是从事闲暇和高级活动的时间，主要包括艺术创造的时间、受教育的时间、自觉地发展智力的时间等。马克思抛弃了财富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即把具有客观经验性的物质财富当作物来崇拜，把财富当作人的根本目的，用物的逻辑规定人，完全忽视了财富的人学维度的财富形式。马克思强调在财富与人的关系中来把握财富，突出了人的主体本质，强调财富背后所蕴含的“人”的价值追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财富创造的价值旨归。要扬弃资产阶级形式的财富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自由，首先就要扬弃私有财产权，因为私有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资本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不同理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黑格尔主张，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财产权以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保护财产权是现代社会实现人的自由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拥有一个最少量的私有财产对于形成和维持一个人的自由个性是基本的，只有拥有财产，我的意志才能成为现实的意志，或者说给我的意志以定在[4]（P140）。而马克思则主张废除私有财产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P874），实现对财产的联合占有，使每一个人都分享财产权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从各种异化的经验事实中解放出来，实现每一个人的实质自由。财产权本身是客观实在的权利，因而具有显著的经验性内容，并不是抽象的先验权利。通过财产权探讨自由，把自由的实现建立在财产权及其批判这一最具客观实在性的经验基础之上，体现了自由哲学的又一经验之路。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阶段[6]（P107-108）。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分别存在着自由的三种历史形态：共同体的自由、个人的形式自由、每一个人的实质自由，前两种分别代表了自由的历史和现实形态，第三种代表了自由的未来形态、自由的价值取向，表达了对现实的超越性。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不同的自由水平，说明自由是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地获得自我实现的，自由的存在空间逐渐扩大，自由的意义不断丰富，人的自由度也不断提高。因而自由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又是一种境界和理想，人类历史不断地趋向于自由，通过自由这个标尺不断地衡量、批判、观照经验现实。可见，自由既体现了立足于现实的经验性，又体现了超越现实的超验性，自由就是超验和经验的统一。二、自由的超验性：马克思自由观念不可忽视的一面作为人类超越性理想的未来社会，在不同的著作中马克思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的社会、未来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自由王国等。在未来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个性得到充分实现的自由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能够和谐共处，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其他人自由的前提条件。可见，自由构成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自由作为一种理想远远超越了现实，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典型的超验性，但马克思自由理想的超验性蕴含在经验性之中（这是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现代市民社会创造了实现自由理想的前提条件，这典型地表现在《年经济学手稿》对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论述当中。对自由的超验性理解可以说贯穿马克思的一生，作为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为理想的马克思哲学具有典型的超验性特征。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未直接使用过“超验”或“超验性”这个词，但是就其哲学根本旨趣而言，无疑与其他所有哲学一样包含着超验性因素。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马克思自称是一个“纯理想主义”者，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观念和我迄今为止的整个成长过程。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如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非常遥远的彼岸。”[7]（P6-7）由于马克思的“纯理想主义”立场，马克思向往“非常遥远的彼岸”。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发生了转折转而追求“定在中的自由”，“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8]（P50）。所谓定在就是与意识、观念相异的客观物质性存在。“在定在中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不能消极地、抽象地理解自由，只有在人与社会的现实的经验联系中，才能实现自由。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积极自由，主张对不合理的世界进行改造，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可见，马克思已经抛弃了之前的纯理想主义色彩，开始注重哲学的现实作用，主张在现实中、在定在中实现人类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自己的超验性视野，而是不再满足于思辨哲学的空虚和玄奥，转而探索实现超验性的方式，即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自由的超验性体现在马克思对未来人的解放的展望之中。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从封建制度中解放了出来，它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摧毁了旧的市民社会成员所归属的行会、等级的政治特权，实现了私人与公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前夜，对实现人的解放还远远不够，因为人的解放的标志就是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的私人性，个人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类存在物。但政治解放所导致的私人与公人的分裂恰恰证明人只是原子式的个人，还没有成为类存在物。因此，政治解放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尽管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9]（P174）。只有超越政治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理想才能实现。那时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私人生活和类生活获得了有机统一，人不再受异己力量的支配，人是自我决定、自我支配、自我导向的存在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超验性的自由理想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的内涵、性质的一系列阐述之中，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个性全面实现的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并不是从具体的制度设计等经验性规定去设定共产主义，而是从超验维度去给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理想的意蕴。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超越性理想，作为人类完满性的存在状态，典型地表现在下面这句对共产主义的表达之中：“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P297）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很多共产主义观念在之前就已被提出。典型的共产主义者都会提出详细的具体的异想天开的方案，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人类伟大的救世主，并赞扬他们自己的观点以期获得普遍的认同[10]（P45）。但是，由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超验性，尽管他一生都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批判的靶子，力图与它们划清界限，但是仍有不少人批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抽象的乌托邦。例如，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就曾指出马克思的无阶级无国家无劳动的理想社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11]（P1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超验性的自由理想体现在他关于分工的阐述之中。马克思认为，只要分工还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基于自然强制而形成的，还不是出于自由个体的自愿联合，那么分工就始终是控制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人就不可能获得实质自由。个人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屈从于当下的分工结构，个人只能在分工划定给他的特殊活动范围内进行活动，因而人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多方面才能，片面性就成为了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常态。因此，只有消灭分工，人的自由理想才能实现。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就体现在消灭了分工之后的未来社会图景。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85）从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图景对具有良好古典素养的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人为马克思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和谐的人类理想图景，古人的思想滋养了马克思对未来的构想和希望。我们区分出马克思自由观念的经验性与超验性，并不是说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不同的自由，而是说马克思自由观念同时蕴含着这两种向度，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忽略其中的任何一面。尤其是自由的超验性向度，我们应该尤其重视。三、生命与实践：马克思自由观念的现实基础自由的经验性和超验性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理解，人之所以不断超越自由的经验性（已经实现的自由）而追求其超验性（尚未实现的自由），就在于生命本身的超越性。高清海先生根据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把人的生命划分为两个层次：种生命和类生命，前者是“被给予的自然生命”，后者是“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分别，可以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自在生命与价值生命、本能生命与智慧生命等等的区别中去理解，因为它们大体上是相当或相互对应的。”[12]（P78）种生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生命，是只能局限于本能的有限的第一生命，它服从自然法则，是自在的生命；类生命是超越种生命的第二生命，它超越了自然的强制，不断地把有限的人引向永恒和绝对。种生命与类生命不是相互分离的，二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来自于自然的种生命是类生命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种生命，人的超越性就变成了无根的幽灵。只有以种生命为基础才能创造具有永恒价值和超越向度的类生命，而人的真正生命是类生命，类生命不断地提升种生命，赋予种生命以生活意义。人的种生命虽然是人存在的前提，但它并不具有独自性意义，脱离了类生命的种生命与动物的生命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因此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超越种生命去实现类生命，超越自然的有限性去实现人生意义的无限性。人对种生命的超越并不是要彻底摆脱人的自然性，人对自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是辩证的扬弃，是自我本身的超越，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的超越实质就是利用自然生命的力量创造无限丰富的生活世界。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9]（P273）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就在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动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动物根本不具有“我”性，动物只具有自然的种生命。而人则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人的生命活动具有“我”性，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超越种生命、主宰种生命，不断地实现类生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从历史的眼光看，生命的超越性是永无止境的，历史的演进表明人类总是以自然性为前提又不断地超越自然性，形成人的现实性（经验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性又失去了其合理性，从而超越经验性追求超验性。不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都是一个不断超越、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扩大自由的空间，不断地提升生命的价值，不断地增添生活的意义，不断地走向新的自我解放，不断地接近超验的自由理想。超越种生命实现类生命的历史过程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实践是实现自由的现实基础，只有在实践中自由才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空间，不断地走向更高的自由，自由本身的超越性根源于实践的超越性。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实践的目的和指向，实践是实现自由的根本动力和现实力量，自由不断实现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过程而已。自由的经验性即自由的具体内容、自由的超验性即自由的不断超越性、理想性都根源于实践。从经验（现实）角度来看，实践创造了内涵越来越丰富的各种具体自由，自由的空间逐渐扩大，人的自由度不断提高；从超验（未来）角度来看，已实现的自由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向理想的自由过渡，自由是人的类本质获得充分实现的最高境界，又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价值取向。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点，标志着马克思哲学观的根本变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P5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理解世界的三种不同思维方式，即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客体的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的能动的意识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思维方式看到了“对象、现实、感性”的本源性、基础性，突破了唯心主义抽象的玄思，这是它进步的方面，但是由于没有看到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却只能诉诸感性的直观，因此它只是理解了事物的感性确定性，没有把握到对象、现实的矛盾运动过程。唯心主义从主体的、意识的思维方式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看到了呈现于眼前的对象是意识到了的对象，是经过意识机能加工过的对象，突破了唯物主义的机械的被给予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忽略了实践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作用，因而能动的方面在它这里被抽象地发展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点，它克服了前两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兼具能动性与客观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实然性与应然性、经验性与超验性，它是我们理解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理解自由问题的出发点。正如高清海教授所言：“马克思把人的解放与自由理解为人的现实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实践在历史中创造出这样相互联系的三重内涵：实践的人是历史的前提与结果；人的实践是历史的建构与扬弃的现实力量；人的发展是实践与历史的目标和理想。以上述三重内涵为基点，马克思把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历史过程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之上。”[13]（P443-444）在实现自由的历史的实践的过程中，已经被克服的障碍就会产生新的障碍，自由只有在与各种障碍进行实际的斗争中才能获得越来越丰富的内涵，自由不断地朝向未来，自由作为人类的终极性理想不断地引领着人通过实践的手段去克服障碍进行自我实现。人类的实践活动蕴含着自由的理想性（超验性）与现实性（经验性），自由作为超验理想不断地批判、观照、引领着其经验性，自由的经验性又蕴含着超验性，超验性是植根于经验中的超验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的定位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非历史的性质，他们诉诸人性，认为这比革命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等经验因素更能达至自由理想。可见，自由是经验与超验的统一，我们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面。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Alan Patten.Hegel's Ideaof Freedom[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Jonathan Wolff.Why Read Marx Toda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1]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高清海.“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J].江海学刊，2001，（1）.[13]高清海等.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分页下内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