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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依据的综述分析
　新文化运动激进派激烈反传统文化早已是一个老话题，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论者的基本看法截然对立：或认为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对传统的文化的批判态度偏激，对中国文化不加区别一概否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另一些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激进群体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尽管言辞激烈，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未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完全否定孔学本身的历史作用。两种观点似乎都一定程度地存在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就事论事之弊。人类历史如果还成其为历史，就一定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否则历史就终结了。新文化运动激进群体在历史剧变关头以不&中庸&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是当时重大历史转折的需要，如果说他们的思想有片面性，也应说是&历史的片面&，&深刻的片面&，因为他们的片面态度并非随意的选择，而是自觉的思想取向。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中，可以寻出他们激烈反传统的主要依据。
　　新文化运动激进派之所以采取人们所说片面批判传统态度的第一个依据是他们的新文化价值观。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输出文明都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业绩，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优越的民族自豪感，也带来了&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包袱。传统天下观成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核心因素之一。1840年鸦片战争给这种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外来文化的激流中逐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随着他们视野的扩大和选择尺度的放宽，先进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些不如人意之处。然而，他们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把中西文化作为异质文化加以取舍的范围。&夷夏之防&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或多或少地占着一席之地。因此，他们对中西文化因素的选择要么取&中体西用&（洋务派），要么取&西体中用&。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在中西文化认识上不再注重两种文化孰优孰劣；也不再坚持借用西方文化的有用因素补充中国文化，以抵制外来文化、复兴民族传统；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对立的地位，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察各种文化的发生发展状况。在他们看来，作为各&民族生活的样法&的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即各民族文化在历史演变中都是&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不同&，而&对环境的适应&的结果。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 102&103页。 随着环境进化，文化思想也随之变化，任何人也&奈何&不得。
　　李大钊：《由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对立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之间只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因为天然条件有限&&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同&，导致&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先后错落的现象&。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 胡适说过：各种民族都走在&生活本来的路&上，只是&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 &十分迷信&的黑暗时代，并因迷信而&极力压抑科学&，&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众多&独立思想的人&，只是近&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而发生了快速的进步，在征服环境方面创造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得多&，形成了&科学与德谟克拉西&的文化形态。而中国、印度这些东方民族在同一时期则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而落后了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105页。 ，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还&没有复杂的生活&，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瞿秋白：《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 但是，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105页。 尚处于&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文明也&必不可免&地会&（过）渡到机器工业&的时代。
　　（沈）泽民：《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五册《广东西文论战》，辽宁系1981年编印，第94页。州《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
　　激进派认定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由此，他们推论出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其实并&不仅是西洋的&，其&大部分&已取得了&世界文化的地位&。基于&西洋文化&&是大部分上含有世界文化要素&文化的认识，激进派进而推导出中国&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而是&吸收人类共同的东西&。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67页。 这种文化观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此观念突破了民族的界限，把各个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视为全人类的公产，认为各民族文化的先进因素都是世界文化的本来结构，不存在暂时落后的中国文化与先走一步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对立。因此，中国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中国文化否定自己的不足都完全合理，理应无所顾忌。而且，否定中国文化与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也不是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与世界各种文化共同建设世界&第三期新文明&，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权社2006年版，第214页。 即使&全地球的人类&最终&同化起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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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说明
　　“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5日在山东曲阜举行。本次会议由曲阜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文艺争鸣》杂志社合办,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会议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预计与会人数将达到一百余人。为了让关心这次会议的学界同仁和朋友对会议提前有一些了解,也为了让与会代表提前阅读部分论文,以便更好地展开讨论,《现代语文》杂志特以专栏的形式推出部分力作。这里有前辈学者功利深厚的掘幽发微之作,也有青年学者锋芒毕露的创新尝试;他们或对一些“老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和考评,或从新的角度拓展出新的研究视域,均发人深省、别有见地。而李怡教授曾围绕“传统与现代”问题组织四川大学的博士生进行过座谈,当他得知我们将举办这次会议后,就把他们讨论的结果以笔谈的形式提交给大会。这些笔谈无论是论题的选择,还是论证的思路,均有独到之处,我们也将其先期刊出,供学界同仁和与会者参阅,以便引起更深入的争鸣与思考。
　　最后向这些文章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向所有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张全之
　　所谓科学思维就是求真务实的辩证思维;只有根据此思维,研究主体方有可能对五四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切的洞察与科学的阐释。我既不同意五四新文化是“彻底反传统”的说法,又不赞成五四运动并无反传统的见解,更反对借“彻底反传统”为口实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反传统”的历史意义。研究任何人文科学问题都要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从事实的总和中而不是从片言只语里去洞悉它判断它。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并不是所有的学人都能坚持与使用的;如果不是别有用意地看待五四“反传统”而仅仅从思维方法看,出现见仁见智的认识分歧,那是再所难免的。
　　笔者之所以不认同五四运动“彻底反传统”的说法,是因为从总体上或事实总和上考察它不符合历史真相,这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无限上纲就是对某些“反传统”观点作了过度阐释,甚至为了证明“彻底反传统”的论断的正确性不失挖空心思地望文生义地到史料或文本中去寻找“根据”;如果研究者遵循科学思维路线进入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时空,不论去审视原始的理论文本或者去阅读原创的审美文本,那都不会认同新文化运动或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这种片面深刻的论断。我所以不赞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反传统的见解,不仅因为这种见解无视历史真实,明目张胆地说谎话,抹煞了五四反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策略意义;更因为这是滑入了当时的复古派或守旧派的立场,无形中在证明他们的反对新文化固守旧文化才是正确的,难怪有人为保古派或国粹派大作翻案文章。我所以反对以“彻底反传统”为口实肆意否定五四“反传统”的历史意义,不只因为它悖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思维路线,既没有考虑五四运动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又不顾及历史事实的真相,也不看看文化演变的现代化趋向;更因为他们根本没考虑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将会带来哪些不堪设想的后果。
　　凡是持科学态度的学人无不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但却不认同“彻底反传统”或“全盘反传统”的偏颇之见。现在笔者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反传统”,而是如何以科学思维来理解和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反的什么“传统”,以及否定这种该反的传统将意味着什么,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所谓“传统”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即古代文化,主要不是指古代的物质文化而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而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则是通常所说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然而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认为是儒释道三位一体或者仅仅认为是儒学文化。诚然,儒学或儒释道合一的文化在古代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它们决定着社会文化心理取向和构成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说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就代表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况且,儒释道文化三者各自成体,不论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或者佛家文化都有自己的思想系统,虽然它们之间有互通点,但是差异性的质的规定内涵却是相当明显的;既然它们各自属于异质的思想文化系统,那么对儒释道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要进行探幽发微的研究。不仅要探究儒释道的静态结构,将它们本身的深邃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即精华与糟粕辨识清楚;而且也要洞察儒释道的动态系统,因为儒道释三种文化形态中,前两者是本土生成的而后者则是印度传来的,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相互冲击、汲取、选择和融合方形成三位一体,而在这个相互交汇、渗透和影响过程中每种文化形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同其原生态文化系统相比,不论量或质甚至结构都发生了调整与新变。通过从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上对儒释道三种形态文化作了深入透析与科学阐释后,我们才有可能辨清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究竟反的是消极的腐朽的“传统文化”还是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率先提出“打倒孔家店”,但它并没有成为反封建文化的行动口号,就连“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或“全盘地整体地反传统”这样的表述也不是出自新文化先驱之口,乃是后来的研究者并非依据科学思维所作出的言过其实的判断;我们不妨仔细翻检一下,当时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章很难见到“反对封建主义”或“反对传统文化”这样的字眼。就是新文化先驱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批判,既不是反对孔孟创立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原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又不是反对宋明以来的所有的新儒学;而是把矛头主要对准皇权专制主义、某些“吃人”的礼教信条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等,还有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维。如果说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那不仅反得好反得对,而且时至今日的现代文化建设更要驱除这些腐朽的思想幽灵。只有坚持科学思维方可辨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反的是儒家文化的什么“传统”,乃至新文化先驱是否都坚守“彻底反传统”的立场;并且也可以梳理清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多元的复杂系统,儒释道居其中,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也是多姿多彩的,各自皆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反对少数民族文化,对民间文化则采取搜集、整理与发掘的举措,使其成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复杂形态来说,主观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传统”的,这是缺乏雄辩根据的,也是违背科学思维的。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杂陈、五彩缤纷的精神思想系统,对其进行深度开掘,重新发现那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发现传统智慧为我们所用更是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而且更有利于现代化文化产业的繁荣以及同域外其他各民族文化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我是深表赞成并愿付诸实践的。然而我感到疑惑的和不能接受的是,学界中有些人打着“弘扬民族文化”或复活传统文化的旗号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甚至把“五四”反传统与“文革”联系起来,误认为“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那么与“文革”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应该彻底否定。后者的观点极为荒谬不值一驳,前者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价值倒值得商榷一番。我不同意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或“整体反传统”的论断,上述已略有表述,而我则承认五四新文化阵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儒家某些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与猛烈抨击,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范畴确实存在“反传统”文化的倾向,甚至个别人的个别观点是相当激烈的,这是有不容置疑的史实为证;但是个别人的激进见解并不代表所有文化先驱的观点,并且也没有主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个局面或造成独尊新文化一元思想的格局。现在应明确的要害的问题是,“封建主义及其文化思想”是什么,它是否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对其应该不应该批判;如果说封建主义文化意识就存在于传统文化体系之中,那么对其进行有选择地有重点的批判或曰“反传统”,这是具有天经地义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文化意识的构成框架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的伦理主义既缺少平等意识又缺乏民主意识,对此所形成的贵族的皇权的“文化传统”不反对不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型文化与现代型文学是绝对不会自然生成的,这已被雄辩的历史逻辑所证明。究其根由,这不仅因为传统文化的结构功能使然,尽管说传统文化是个多元复杂的系统,其本体也含有微量的民主因素和科学因素,然而一旦儒释道作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皇权专制主义胶结在一起,将会凝固成牢不可破的扼杀民主因素和科学因素的等级严森的伦理主义硬壳,所以只靠传统文化固有的调节或更生功能根本不可能自发生成现代的民主科学文化体系;而且因为传统伦理文化的世俗性、血缘性的功能质长期地作用于渗透于、社会文化心理,所形成的千百年的习惯势力具有巨大的惰性与保守性,任何新生事物或新生思想大多被其毁灭于萌芽状态,如果对这样的“传统文化”不猛烈地冲击一下,那现代文化是不可能在承续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现代文化生成史充分证明“不解构旧传统就建不成新传统”的真理。不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厚重,过于成熟,若仍因袭其固有的结构系统,再突破再创新再发展那是极其艰难的,故到了明清之际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或拟古主义十分盛行,传统文化的演变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只能重复传统文化昔日的“辉煌”,传统文化处于一种积重难返的僵硬老化状态,仅靠其自然运行已不可能使传统文化发生结构性的更新,此时文化先驱们采取些“矫枉过正”的策略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变是完全及时的和必要的;而且也因为传统文化的衍变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不外遵循渐变与突变两种方式,正如当时胡适所主张的文学文化的进化或者顺其自然运行或者靠人力催动这都是“革命”方式,说明先驱们理解的五四文化革命并非彻底打倒、彻底颠覆传统文化的暴烈行动,只是在传统文化系统内部的新因素积累到相当数量而凭自身的能力根本冲不破坚固的结构而欲发生“突变”时,方依靠文化先驱们的“反传统”的威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传统文化”的质变和向现代转换。由此可见,现代性中国文化原初形态之所以在五四运动生成就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与解构,尽管某些言辞上或个别行为上有点激进,然而这种举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试想,假若像有些人借纠正或检讨“彻底反传统”的偏颇为口实,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反也必须反的“传统文化”都给以“翻案”和复活,并从而否定五四“反传统”的历史意义,这将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何种后果?其一,意味着复活了自孔孟以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所有思想文化,导致文化界或思想界的泥沙俱下,渔龙混杂,无形之中就掩盖了模糊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传统,使封建皇权主义、等级伦理主义文化以及迷信邪说与现代性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义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文化搅和在一块,形成“一锅粥”,难以辨清什么是封建主义文化、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什么是民主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难道说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思潮形态的多元化吗?甚至有的人放出了“马克思主义加孔子”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谬论。其二,意味着抽空了五四建构的现代文学的思想内涵,否定了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甚至引起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怀疑;如果生成于老化于封建社会的所有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都予以肯定、都进行再发现、都加以弘扬光大,那么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不仅没有必要反而破坏了“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而那一代文化先驱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化与启蒙文学的巨大价值不仅会遭到贬抑,即使其本身的现代文化巨人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也受到质疑。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件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它是中国文化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是现代中国文学主导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座标;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反必须反的“传统”而进行否定,这不只是对“中国文化文学需不需要现代化”的严峻挑战,而且将会使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价值评判上发生倾斜或颠倒。其三,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解构,新民主主义文化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功能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这不仅因为“在中国,只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而且也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是在“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历史辩证法中建成的;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论述并不过时仍富有真理性和权威性,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的“封建文化”及其形成的某些“传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就不能建立。所以有些人借恢复“尊孔读经”的文化传统连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反对的“封建文化”传统也否定了,这不仅造成了文化思想的混乱也在不知不觉中解构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其四,意味着遮蔽模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政治任务之一是“打倒封建主义”,作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除了在政治层面、制度层面、阶级层面要推倒以外,思想文化层面也要推倒,而这思想文化层面的封建主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所必须反对的“传统文化”;如果封建主义文化推不倒,那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完不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缺乏现代思想基础,更何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予以反思是必要的,若是借反思纠偏之名而把“封建文化”传统也复活了,那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混乱是难以想象的。
　　笔者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上述的看法既可以用科学思维加以实证又可以进行逻辑推演。谁也不能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过旧思想旧道德,如果说这就是“彻底反传统”,笔者也不赞同这个判断,如果以此为口实来否定“五四”所必须反对的“传统”而复活“封建文化”,笔者是坚决不认可的。要验证并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地反传统”、“全盘地反传统”,在笔者看来至少应从这样一些维面进行务实求真的考察:一是重新解读文化先驱批判“传统文化”的文论与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学作品,既不要抓住一句话或一个口号进行以偏概全的无限上纲,又不要对某个形象或主题思想进行过度阐释或作不着边际的想象;对文论的思想观点和逻辑思路应作整体地辩证地分析,领会其精神实质,把握其主导思想倾向,而对那些新文学作品不只是精读细读也要把所有的文本综合起来审视,透析其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感受和评述态度。若是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原创文本作了这样的解读后,便会感悟到“彻底反传统”的结论站不住立不稳,即使这些文本体现的“反传统”倾向也主要对准那些必须反对的“封建文化”,否则中国人的个性、思想和精神就不会解放。二是不仅读其文也要读其人,即除了重读新文化先驱所作之文外还要解读其本人,通过对文化先驱们的文化心理剖析更可以窥其并没有“彻底反传统”,其实他们都是“中间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悖论式纠缠着先驱们的灵魂。有人说胡适“彻底反传统”,而他却是旧道德的楷模,从其对母亲对妻子的态度上充分体现出胡适终生恪守着传统伦理道德;也有人说鲁迅是“彻底反传统”的代表,小说中的人物又从伦理道德中发现出“吃人”二字,然而深究鲁迅的文化心理却充盈着新旧道德的冲突,这也体现在他对亲人的态度上。况且,优秀的文化传统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灵魂,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所扎下的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它不是“反传统”的理性批判所能摇撼的;尤其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通过“反传统”的革故更新,使原有的优秀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思想予以对接而发生了转换,但其文化心理的根基依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先驱并非不分良莠的“全盘反传统”。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同样也是检验某些判断或结论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践效果来看,并未达到“彻底反传统”的广度和深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和现代文学演化过程中再也没有开展一次像五四运动那样对封建思想文化集中批判的运动,即使有些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活动也体现不出“彻底反传统”。如果真正地对封建主义展开“彻底地不妥协地批判”,那就不可能出现“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专政,新时期的官本位思想也不会泛滥得如此深广。实践充分证明,新文化兴起后并没有“彻底反传统”;没有“彻底反传统”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就未曾“反传统”,只能说是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反传统”,而所反的“传统”主要对准“封建文化”。当然,我也不认为反传统没有达到“彻底”的程度就是一种历史遗憾或失误,只是在认知层面上我不同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传统”的见解,更反对有些人借“彻底反传统”为口实来否定五四应该和必须反的“文化传统”及其历史意义。
　　以科学思维发掘、研究并弘扬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晚清至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化传统更为重要。这不只因为现代文化传统既继承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域外的优秀文化并紧密联系中国国情而整合成的,而且因为现代文化传统与近百年中国人的争取个性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同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重新复兴的现代化壮举紧贴在一起。所以只有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来把握来探究,才能使建构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厦既有鲜明的现代性又有强烈的民族性。
　　(朱德发 山东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50014)
朱德发 文选
　/ 朱德发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
　/ 朱德发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
以科学思维辨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
刊名：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刊号：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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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科学理性取代传统权威
②用个性解放取代礼制禁锢
③用自我价值取代宗族本位
④用民主自由取代专制独裁
D．①②③④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识记能力，比较容易。这个题目实际上考查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所以答案选D。
试题“陈旭麓指出，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运动，更...”；主要考察你对
等知识点的理解。
草履虫不具备下列哪个特点
A．身体由一个细胞构成
B．能在水中自由运动
C．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
D．有起支持和保护作用的细胞壁
壁虎遇到敌害能断尾逃脱，这一现象说明
A．能够由小长大B．繁殖后代C．对外界刺激有反应D．影响环境
下列选项中，全都属于生物的一组是（　　）
A．蚯蚓、人、机器人、海蜇
B．珊瑚虫、机器人、人、多莉羊
C．细菌、蘑菇、树、鸟
D．转基因的土豆、猴子、珊瑚礁、蛔虫
高考全年学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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