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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地书，开给阎王的介绍信
　　2007年被发掘的荆州谢家桥1号墓曾出土告地书。图为当时谢家桥一号墓发掘现场
　　写信人认为，逝者率领46人的牛马车队前往阴间报到，开个介绍信理所应当
　　杨理胜/贺娟
　　当今时代，人们对介绍信已经习以为常。无论是派人到其他单位联系工作、了解情况，还是参加某些社会活动，这种函件都能起到使对方了解来人身份、目的，方便得到对方信任和支持的作用。
　　其实，介绍信并非是今人的发明，这种介绍性质的文书在古代早已存在。有趣的是，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增多，考古人员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介绍信”，它所联系的对象并非普通的机构或个人，而是阴间。
　　县丞写信给阴间官吏
　　197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这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墓葬，位于楚故都纪南城东南隅的平缓岗地上。此墓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
　　在清理墓葬的文物时，人们在一片竹牍上发现了一段有趣的文字：“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口马四匹、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从竹牍记载来看，这段文字是江陵县丞所写，大意是说，（汉文帝前元）十三年五月庚辰这一天，居住在江陵县市阳里的五大夫“遂”过世了，他带领奴婢、车马等前来阴间报到，请地下的官吏按照“遂”的级别接待安排，并请他向阎王爷报告。
　　以上这段文字，今人看来固然荒诞可笑，但是对古人而言，此举却是一种虔诚的投递，并无诙谐戏谑之意。在“事死如事生”的时代里，人们也自然会认为阴间与阳间一样有着三六九等的爵制。既然生前“事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么亡人在阴间，也应该享有等值的级别与生活。
　　竹牍所记的“五大夫”是汉代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九等，从俸禄上看与官秩六百石的县令相当。在“江陵丞”看来，五大夫“遂”作为自己的部下，率领46人的牛马车队前往阴间报到，“地下丞”先生当然需要予以接待，为了省却不必要的麻烦，自己为部下开个介绍信也是理所应当。
　　值得一提的是，墓主“遂”的尸体历经两千余年仍保存完好，现在仍静静地躺在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不时引来各方游客的惊叹。 　　迁徙地下的3件报告
　　我们不妨揣测，“江陵丞”自己过世时，肯定也会有一张相同性质的介绍信。事实上，作为古人丧葬习俗中的一部分，这种写给阴间的文书确非特例，而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也频频证明了这一点。
　　2007年被发掘的荆州谢家桥1号墓是一座西汉早期墓葬，葬主下葬于公元前183年。从出土的竹简可知，墓主是一个名为“恚”的女人。
　　资料显示，恚的大儿子“昌”为五大夫，与凤凰山西汉古尸同级别，相当于现今的副厅级；次子和三子分别名“贞”、“竖”，均为大夫，相当于现在的正县级；四子名“乙”，爵位为“不更”，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谢家桥1号墓中出土的告地书共3枚，内容与凤凰山168号墓的告地书相似。
　　这3枚告地书的内容分别是：“郎中五大夫昌自言母大女子恚死，以衣器、葬具及从者子、妇、偏下妻、奴婢、马牛物、人一牒，牒百九十七枚。昌家复无有所与，有诏令，谒告地下丞以从事。敢言之。”“十一月庚午，江陵城移地下丞，可令吏以从事。臧手。”“郎中五大夫昌母、家书当复无有所与。”
　　从记载来看，第1枚的内容是五大夫昌为死去的母亲恚申请迁徙地下的报告，第2枚记载的是在十一月庚午这一天，江陵县丞批准申请并移交地下丞。这个程序应当是模仿现实生活中有关的迁徙文书而写成的。第3枚简可以当成第1、2枚的附件，即申请者提供的移徙人员、物品的清单，提醒注意接收。
　　这位谢家桥1号墓的墓主生前无疑是一个有福的老太太。四个儿子都是“公务员”，政府免除徭役负担，在当地肯定是备受尊崇的一家人。
　　老太太过逝之后，儿子们不但为她陪葬了众多物件，如精美绝伦的丝绸、色彩艳丽的漆器等，而且特别写了3枚给阴间的书信，希望阴间官吏能对她有所了解。这3枚类似政府公文的告地书，如果“地下丞”先生接收到了，想必也会对她予以关照的吧？
　　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告地书 供图/湖南省博物馆
　　模仿行政文书有固定格式
　　除凤凰山168号墓与谢家桥1号墓，告地书在其他一些墓葬中也有发现，如凤凰山10号墓、胡场5号墓、毛家园1号墓、高台18号墓、孔家坡8号墓、马王堆3号墓等。
　　从内容上来看，告地书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除了随死者身份和随葬物品外，还涉及其他的一些方面。凤凰山10号墓的告地书，是平里的五大夫张偃告地下主的随葬物品。胡场5号墓出土的告地书比较特殊，它的内容是报告一起法律案件，里边也没有列举任何随葬物品。高台18号墓出土的告地书，类似于公元前173年签发的一份文件，向负责的长官提出请求更换“受名数”。孔家坡8号墓和毛家园1号墓的告地书，形式上与高台18号墓出土的告地书相近，内容是请求接收人“受数”，但孔家坡8号墓告地书的木牍背面还有署名。
　　从用词上看，这些告地书一般都是模仿同时代行政文书的书写风格，如开头有“敢言之”一类的术语，随后说明死者的状况，并提及一些随葬品的数量等，有固定的、程序化的格式。
　　告地书出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两湖地区，现今湖北已发现6件，湖南发现1件，此外还有江苏发现1件。从时间来看，年代最早的告地书出土于荆州谢家桥1号墓，时为公元前183年；年代最晚的告地书出土于胡场5号墓，时为公元前70年。告地书集中出土在两湖流域，并且时间又集中在西汉早中期，这一状况可以反映出本时期两湖地区巫风的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