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社区调查：村民拒上楼 无人居住成“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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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社区调查：村民拒上楼 无人居住成“鬼楼”
编辑：吴丽娜&&&&&&责任编辑：刘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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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文件明确，实践证明，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配套工程。要打造一批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实施“问需于农：新型农村社区再调查”，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十年间的得失喜忧进行大规模专题调研。调研小分队记者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分赴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重庆、江苏、浙江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真相，全面研究，求解对策。
在当前新挑战、新要求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何去何从？如何走出一条生态、生产、生活契合，就业、服务、管理并举，自然、文化、历史和谐的健康发展之路？多地仍在探路，未来任重道远，还须问政于农、问需于农。
校准新航向：直面争议再出发
——问需于农：新型农村社区再调查(上篇)
农村集中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整体开发，有利于统筹城乡规划、改善人居环境。自2006年试点以来，不少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初显；同时也处于舆论风口，颇有争议。农村社区建设亟待再审视、再出发。
农业大省大兴农村社区建设热潮，纷纷定出任务状和时间表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2011年10月，陕西省汇编完成30个重点示范镇镇域居民区规划，5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化模块方案，供省内各地参考借鉴。
2013年以来，陕西省在继续抓好21个省级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1000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争经过3至5年建设，1000个左右新型农村社区将达到《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试行)》，使全省20%的农村达到社区化标准，居住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25%以上，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在陕西省的整体规划中，关中地区利用渭河治理机遇，率先推进沿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对全省的示范引领作用。
山东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更早、动作更大。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走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有山东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近年来，该省统筹谋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不断加大投资、建设和管理力度。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军民认为，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人口都进入现有城镇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农村新型社区初步具备城镇的功能，规划、建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等都向城镇标准看齐，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他还指出，随着农村社区各种服务功能的健全，吸引农民进社区集中居住，可以节省大量土地，也有利于吸引农村外出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对发展现代农业大有裨益。
半月谈记者在湖北调研时获悉，该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探索形成了双沟模式、尹集模式、魏庄模式等，去年1月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湖北省镇域总体规划编制导则》和《湖北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导则提出，引导散居农户和村落向集中镇或中心村集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中原农业大省河南，党委、政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农村社区建设。2011年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定：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增加新型农村社区这一战略基点，将传统的四级城镇化体系变革为五级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格局。
时任河南省一些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此举不减少农业用地，不削弱粮食生产，将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此举也被省内媒体解读为“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或家门口的城镇化。
近年来，河南各地纷纷列出任务状和时间表：平顶山规划到2020年全市2620个村将合并成539个社区；开封提出全市2381个村规划为800个社区……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冉庄村在夏邑县城东南角，出县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整齐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处理。
冉庄村有800多农户，现在已有200多户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余的农户正在积极申请，要求拆除老房，住进社区。
村干部王兴邦告诉记者，冉庄村原来是个养殖专业村，村民整体收入较高。这几年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户都不再种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全村村民购买的小轿车有100多辆。
“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住新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农村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很满意这种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县新建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84栋楼房鳞次栉比，红墙蓝瓦。去年年底前，当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进了这里。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溪口镇围丘村村民徐桂秋，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就在当地一家服装企业顺利就业，月收入2500元。她说：“以前在乡下种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几千元。现在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真像做梦一样！”
在重庆云阳县红狮镇向阳村，从2012年以来，有100多户农民自愿搬迁集中居住。半月谈记者在这个新社区的一个菊花加工厂看到，20多个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39岁的农民陈永珍手脚麻利地包装菊花饮品。从2013年返乡后，她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作为熟练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陈永珍说，搬到新社区后，以前的土地退耕还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业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园当长工。
盲目撤村并居后遗症，“被上楼”难以承受之重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潜伏着种种隐患和病症，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村，农民对其态度很不一致，干部与农民的反应又大相径庭，省市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亦存在认识分歧。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可谓众说纷纭。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农民上楼动力不足，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刚启动便遭遇“掉链子”，成了“烂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却长久无人居住，成了“鬼楼”。
在河南遂平县褚堂乡马庄村，放眼所见，是宽阔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灯、整齐的联排别墅和高层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区没有一户人家。
村支书黄永亮介绍，新社区一共占地60多亩，设计有6个户型550多套房子。因为村民拒绝上楼，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经空置了3年之久。
日晒雨淋之下，这里正呈现一副破败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满了秸秆无处下脚，随处可见墙皮剥落景象。紧靠路口是唯一装修过的“样板房”，门锁锈迹斑斑，吊顶灯上缠绕着蜘蛛网。
在遂平县阳丰镇、确山县任店镇等地的社区建设现场，荒草丛生，塔吊高悬，随处可见尚未封顶的“烂尾楼”。根据现场告示牌的信息判断，有的项目超出计划竣工期两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很多指挥部办公室大门紧闭，难觅人影。
夏邑县是豫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该县骆集乡香太楼村党支部书记彭志愿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就近实现城镇化，乡里不再给农民新批宅基地，谁家要盖新房，必须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双联中心社区买房。
在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还有个院子，拆迁后只换了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20多平方米的车库，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钱。“不住楼也不行，没办法，干部老是逼着我们，胳膊根本拧不过大腿。”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实施撤村并居的农村居民存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明显不适应。不少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具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上抬下很麻烦。
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对此颇多怨言。他们透露，不少社区要以农房和宅基地补偿后差价购买，通常要花数万元到20万元。
河南夏邑县香太楼村民崔秀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村里自己翻盖一栋楼房10余万元就够了，在双联中心社区买一套房子，再优惠也得20多万元，靠种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实在承受不起。
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秀亮说，齐庄村有310多口人，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今年60多岁的齐秀亮，原来有260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一个院子，但按照村里拆迁补偿的规定，拆除后只能给150平方米的楼房，还是在5楼，并且每平方米还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觉不公平、不合算。
地处皖北的濉溪县孙町镇陈楼村，距离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早在2011年该村便作为煤矿塌陷区纳入整体搬迁安置计划。按照规划，新村以农村社区的新模式建设在离旧村不远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摇号选地基。但该村付家庄90户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拒绝搬迁。
“谁都知道社区的环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区花销也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陈楼村一位村民说。
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镇魏楼社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不少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住着楼房烧地锅”。徐尧村村民东洪涛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气做饭，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烧地锅后，一罐煤气可用3个月，这样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争议较大的安置补偿、上楼生活成本外，一些农村社区的相关配套，距离真正的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从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乡村两级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然而，记者在该市县乡采访时，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对这一目标缺乏足够信心。
让村民无比头疼的更有搬迁之后的就业问题。“如今镇里不少新村空心化严重，缺乏产业支持。”安徽临泉县瓦店镇副镇长雍磊告诉记者，该镇及邻近村镇普遍缺少乡镇企业。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实施“镇村联动”模式，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
该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孺、老人，以农业种植为生。社区按统一标准规划，农民的庄稼地却一再压缩。“口粮地没有了，要我搬进新家做什么？”68岁的五保户村民赵清九叹气。
反省、纠偏：谨防社区建设“大跃进”与“一刀切”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村社区历经多年发展，确实大大改变了昔日村落的落后面貌和人居环境，使当地农民过上新的幸福生活，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地方路子走偏，步子踩空。有的不尊重农民意愿，无视建设农村社区的硬约束条件，不遵循乡村与城市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的不同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盲目规划，片面模仿，以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强势推进撤村并居，大拆大建，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旧式形态的村庄而代之以集中居住、整齐划一的楼群小区。不少地方以城乡一体化名义强推“就地城镇化”，打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幌子，钻“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政策空子，大搞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捞取土地财政，炮制形象工程和发展政绩。
有识之士指出，即使部分农村社区“就地城镇化”出于良好初衷和积极的构想，但亦难解决县域范围内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严重匮乏，县域财政公共服务覆盖不到、提供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漠视这些与“人的社区”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被动“上楼”，生活成本大涨；空置房和“烂尾楼”导致的土地、资金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县域就业机会不足，农民仍须选择外出务工等等。
2014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完成针对全国农村90个社区、1789位农户的调研后，发出预警：谨防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形象工程。
该调研发现，社区建设政府主导，农民、社区参与不足，存在“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社区发展惠民不足，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面临“重建设轻发展”的困局；社区管理定位不清，面临“有机构无机制”的难题；社区公共服务欠缺，面临“重短期轻长远”的问题。
该项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出于“政府政策规划”的占比为67.42%，出自“农民自发要求”的比重为15.73%，还有“产业发展或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占比是16.85%。
在一些地方，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外力推动”，而某些地方政府推行撤村并居，“醉翁之意”只在乎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眼睛盯着“土地财政”、“地产开发”。
新建农村社区往往由政府主导，协调开发商定向承建，一些开发商不择手段压低建设成本，致使新楼质量低劣，“被上楼”农民口有怨言。中部省份某市3个村庄拆迁合并为1个新社区，2013年完工，共建有49栋高层住宅。村民网上发帖抱怨：地面开裂，房门纸糊，墙体漏水，已铺地板砖的厨房、卫生间防水要重做。
自2006年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作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这一制度创新，被部分地方政府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
按照规定，增减挂钩项目区应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封闭运行，有些地方却违规有偿流转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此外，增减挂钩周转指标3年内应归还，而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拖延复垦归还耕地。据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对24个试点省份调研，有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国土监管部门串通作假，拖延复垦耕地，有些只是推平了事，其中布满建筑垃圾，无法耕种。
曾参与策划社区建设的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董事长表示，生活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非农就业，而不只是村落形态上的简单聚合。如果违背规律盲目建社区，必定难以为继。
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空城计”、“烂尾楼”现象，河南省委农办一位负责人表示，2014年经过全省范围摸底调查后明确提出：已经开建的要尽快完工，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建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尚未开工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先后开建的新型农村社区有2000个左右。不久前，一项名为“瘦身核减工程”的行动悄然推行。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三个严禁：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
安居必先乐业：先就业，缓“上楼”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介绍，从各地调查情况看，愿意搬、无力搬和持观望心理的农民各占1/3。农民反对的不是新型农村社区，也不是城镇化，他们不满意的是在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赶农民“上楼”。
王永苏认为，未来我国还将有数亿农民要向城镇转移，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先就业，缓“上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在当前县域实体经济缺少较高收入的务工经商机会之前，农民家庭即使住上楼房，也是住不下来的。贺雪峰建议，国家须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让农民“住下来”工作，居住地和工作地没有分离，才能真正就地城镇化。
专家建议，可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六次产业，使传统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六次产业的形态非常丰富，例如农产品的品牌化、直销店、饭馆、观光农业等。
日本山梨县兴起“周末农业”，吸引东京市民前来租种小块土地，发展“市民农园”。一些农民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利用自己生产的蔬菜办起饭馆，销售自制面包、糕点、葡萄酒和大米，不仅延伸了农业产业链，还为家庭主妇提供了工作机会。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在推进农村社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软件建设和产业配套，让农民就近就业，实现真正“上楼”。
2014年，江西省泰和县选择了7个自然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11家，发展规模种养大户75户。苏溪镇上宏村下街社区成立了油茶专业合作社和百合专业合作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600多元。
天乡路社区，地处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2006年底，4000多名农民上楼，住进这个农民新区。“当时第一感觉是干净，从此不担心下雨天被泥水糊脚，但烦恼也随之而来。”天乡路社区21栋楼长彭福田说，有限的土地流转租金和过渡安置费用很快就会花光，虽然每个居民有一定面积的商业铺面，但当时社区商业经营尚未展开，以后靠什么过活？
天乡路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世军对半月谈记者坦言，那时候有好多居民找到社区，要求把铺面分给个人，单独经营，以求心安；还有很多人找到社区，要求帮忙找工作、解决社保等问题。
“万幸的是，当时社区并没有将集体资产一卖了之。”万春镇党委书记丁宁告诉记者，2008年，天乡路社区率先探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土地股权化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两股一改”试点，将社区资产、资金、资源平均量化到农民个人，成立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集体资产，主动对接市场，拓展增收渠道。
“社区+产业”融合，是各地新型社区建设探索出的一条可行之路。选择搬迁安置点时，有没有产业支撑、方不方便就业是前提。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一处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方，就被选做集中搬迁点。当地干部指着安置点前的一大片菜地说，这里有4个千亩蔬菜产业园，直供重庆大超市，搬迁下来的群众有就业意愿的，都有岗位。
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按照农民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对象通过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发展蔬菜、优质粮油种植和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对自愿进城的农户，则鼓励其主要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带集中，力争配套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专题调研记者：叶含勇 张兴军 李松 陈诺 潘林青 宋晓东 郭强 许茹 甘泉 蓝建中 刘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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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网友现身说法深刻反思
&&&&高州大井镇开展农村垃圾清理，从小溪中打捞垃圾打包运走处理。杨大正&摄
&&&&●南方日报记者&&&&谢苗枫&闫昆仑&杨大正&&&&昨日，本报关于节后农村呈现脏净两重天的报道一出街，就在坊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有的是刚在家里过年回来的进城务工青年，有的是在村里住了一辈子的农民，有的是刚离家到大城市念书的学生娃。直面村里几十年的变化，城乡之间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对南方日报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忍不住拿起电话、刷起微博，纷纷向记者“吐槽”：南方日报说得好！农村都被垃圾包围了！&&&&顽固的卫生习惯是大问题&&&&“我们见惯不怪了，但你们还是说了大实话！”刚从河源和平县的老家过完年回广州上班的赖姨打来电话说，她在广州已经做了6年多的家政，每年过年都会回去，但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不吐不快。&&&&赖姨说，家里农村很多人都是乱扔垃圾，有的扔到河里，有的就在路边随手一掉，“路上很脏，少人走的路边更脏，大家几十年都习惯了”。&&&&梅州蕉岭县一位谢姓村民是做客运生意的，他也给记者“诉苦”：“每回拉车最明显”，“从农村跑出来的车，到了城里，一般都会差点，车里的果皮、瓜子壳到处都有；如果过年前从城里回乡的，车上很多是学生，或者在大城市打工的，明显干净很多”，“大家习惯不一样”。&&&&“我的家乡也是这样！”在中山大学读大二的惠来籍学生小林对本报官方微博所呈现的文章印象深刻。他评论说，“潮汕人都很重视家里卫生，家家都收拾得很干净，但垃圾都扫到外面去，真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村民根本就没有任何垃圾分类处理与环保的意识，生活、生产垃圾随地倒，随处放，村落遍地是垃圾。”在广州已经生活了30多年的梁女士叹气说，即使她回吴川老家跟村里的人说不要随手扔垃圾，很多村民都是不理解，“几百年的习惯是个大问题”。&&&&每月200元垃圾费搞不起垃圾池&&&&“能不能每个自然村都建垃圾池？像我们城里小区那样有专门的人收垃圾可以不？”昨天报道出来后，有些热心读者看到曾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丽乡村如今垃圾横陈，也十分痛心，打来电话支招。&&&&“不是不想搞好，而是有的地方确实缺这个钱。”看了报道后，粤西、粤北一些贫困村的村干部也觉得很无奈。阳山县坑塘村支部书记陈九玲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在驻村干部带领下自己设计新型垃圾池，就是因为山区穷，路不好走，自然村分散。如果按照平原地区某些村集中收集垃圾的做法，成本太高，负担不起。“传统一个垃圾池建设成本起码要5000多元，还不算人工、维护，以前每个月县财政发200元垃圾处理费到村里，但哪里够建？何况现在也没有发了。”&&&&据了解，我省市县镇三级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在县镇两级已然脱节，导致农村垃圾无法实现常态化处理。绝大部分偏远县镇没有自己的环卫队伍，农村垃圾呈现“无人收集、无车运输、无场处理”的尴尬现状。&&&&“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部分县市至今仍未征收垃圾处理费。”不少来自基层的省人大代表表示，而且对于绝大部分的农村来说，仅靠垃圾处理费一项收入，无法支撑垃圾处理所有环节的开支。&&&&在本报联手省人大环资委走访省内一些垃圾填埋场时，开平市常务副市长梁和平也坦言，在推进农村垃圾处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除了前期填埋场、焚烧厂、中转站和压缩站的建设投入以及垃圾斗、运输车辆的购置，还有后期项目运营和维护、人员工资、车辆运费等开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填埋场不作用反养活拾荒者&&&&“现在农村的垃圾是根本没人管。”清远徐姓读者举例反映，比如佛冈有垃圾填埋场，但平时都是用泥土掩盖了垃圾堆，很难认出是垃圾场，“村民都是直接把塑料袋、玻璃瓶丢在附近的公路旁”，“没人去管”。&&&&受资金所限，有的地方建起了简易填埋场。据悉，全省共有61座简易填埋场，负责填埋周边村镇的生活垃圾。但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简易填埋场都是将大量垃圾堆积并裸露在外，既没有推平压实，更没有覆盖和喷药。&&&&有的垃圾场形同虚设，有的填埋场则“异常”忙碌。有读者向记者“报料”，惠东的一些简易填埋场还养活了拾荒者。该读者反映，由于没有人管理、维护，这些填埋场一个就能养活十多个“捡垃圾”的。&&&&养殖业“遗毒”更甚“脏乱差”&&&&“随地可见的牛粪、猪粪，还只是‘眼见’的，见不到的污染更严重！”看到昨日的南方日报后，暨南大学生物学博士小郭告诉记者，他过年回湛江老家，看到一些种生猪养殖户把动物粪便直接排入到附近的河流和水库中，导致河水被污染，河床蚊蝇滋生，臭气难闻。“更关键的是直接影响水源、土壤环境，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乃至城市居民水源都有严重影响。”&&&&省人大代表王良平也指出，垃圾场产生的沼气若不收集处理任其自然挥发，再加上飞扬的粉尘，会严重影响周边城镇的空气质量；而简易处理场的渗滤液渗透到地下，对土壤和地下水的危害后果也可能在二三十年后显现。&&&&“农民遗弃的化肥包装袋、农药瓶等物品也带有极强的污染性，遗弃在野外和农田会对农田土壤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村村点火”搞工业搞得空气都有异味&&&&由于城市对高污染企业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一些高污染企业悄悄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进行生产，村村点火、镇镇冒烟，也成了农村污染的一个毒源。&&&&潮汕地区的张姓读者说，如今在练江边徒步，河堤上随处可见堆着的电子垃圾。据张先生介绍，在距离仙渡大桥不远处就有一个焚烧电子垃圾的工厂，“站上不到15分钟，就会感到呼吸急促，嗓子疼痛”，很多村民经过都要“捂着鼻子”。&&&&在惠东，一些近海工业园也因为工业废水的过度排放，导致临海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当地居民阿彪反映，附近靠海的沟渠都是黑色的水伴随着大量海苔，还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这里有很多电镀厂和染色厂，它们的一些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海里，导致临海的那些鱼虾蟹如今都几乎不见踪影。”&&&&多头管理也就是“无王管”&&&&日益严重的农村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作为主要职能部门，环保部门本应更加高度重视农村环保工作。但是在一些基层地区还存在着职能部门职责不清的问题。&&&&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潘大林就曾指出，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当前农村的垃圾产生量不亚于城市，有的甚至超过城市，但很多农村连一支环卫队都没有。“垃圾不知如何处理，村民自然而然会往公路边、河边等无人管理的地方倾倒并形成规模。”&&&&然而，有的环保部门就喊“委屈”，当他们下到基层时，公路卫生属公路局管、村镇一级卫生由村镇政府牵头、水污染有水务局来出头等等，体制不顺，管理多头，反而使农村环境问题成了“无王管”。&&&&■行动&&&&书记“赶集”&&&&宣传垃圾分类制度&&&&南方日报讯&（记者/杨大正）农村垃圾的治理一直压在高州大井镇党委书记李拨飞的心上。昨日，南方日报关于农村垃圾脏净两重天的报道也给他带来了启发。虽然大井镇对农村垃圾的处理上走在粤西农村的前头，但一些方法却受限于当地村民的不良习惯而得不到顺利开展。&&&&看到南方日报的报道后，李拨飞马上发动镇上干部去各村里做工作，同时完善去年5月就制定的《农村垃圾收集处理工作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一是加大了“城乡清洁工程”的宣传力度，发放了致全镇群众关于开展“城乡清洁工程”的一封信15000多份，张贴宣传标语600多张，树立固定的宣传牌30多个，使“城乡清洁工程”深入民心，家喻户晓；二是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对全镇排查出的6个垃圾污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三是将在全镇各村委会增建垃圾收集池19个，并启用两辆垃圾收集车，由原来3天到各村委会收集垃圾周期缩短为2天；四是召开了160多人参加的镇村干部、圩镇机关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对全镇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制定了最新、最科学的方案，力求全镇没有一个乱堆乱放生活垃圾的污点；五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力度，确保农村垃圾收集处理人员到位、工作措施到位、财政保障到位。&&&&李拔飞说，村里的年例即将在正月十五到来，到时候家家户户将大摆筵席招待亲朋好友，“现在大多使用一次性塑料碗筷图省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垃圾”，所以镇里特地派干部到村上宣传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同时加大了垃圾收集运输车的发车频率，希望能让村民过上一个既热闹又干净的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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