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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索引首批来源智库名单公布
　　在12月17日举行的“2016中国智库治理论坛”上获悉，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研发的我国首个智库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管理平台――中国智库索引（CTTI）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公布来源智库名录并发布效能测评报告。
　　据介绍，CTTI包括机构数据库、专家数据库、机构产品数据库和机构活动数据库4个数据库子集，力求全面准确地描述和反映来源智库的基础信息、人员、成果、活动、影响力等方面情况，对新型智库的各要素进行准确“画像”。CTTI自今年9月28日正式上线，并向被收录来源智库开放端口录入数据以来，截至今年12月12日，已收录来源智库共489家，拥有专家数据7443条、智库活动数据7127条、成果数据32866条，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智库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管理平台。
　　首批入选CTTI的489家来源智库，是经过全国智库机构摸底调查、委托有关机构推荐来源智库、业内专家评审、数据审核等环节遴选确定的。来源智库名单每2年调整1次，首批来源智库的有效期限为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首席专家李刚发布CTTI来源智库MRPA测评报告。评价指标体系由M（治理结构）、R（智库资源）、P（智库成果）、A（智库活动）等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构成，以第三方身份对智库机构运用资源方式的能力和效益进行过程―结果导向型评价。MRPA测评系统包含智库排序、专家排序、大学智库指数排序等3个子系统，可从资源占用量和资源运用效果2个维度进行评价。CTTI为自主提出、自主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元数据标准。全部871个字段实现了对智库基本信息、专家信息、成果信息、活动信息的各种属性的全面覆盖，可成为今后其他智库系统开发的元数据，为我国新型智库评估评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基础数据。
　　在当日发布的CTTI来源智库（）入围名单中，北京、上海、江苏占据入围智库的前三位，其中北京地区共有173家机构入选，占入选机构总数的35.4%；广东、湖北、陕西、湖南等省份入围智库也相对集中。高校智库共有255家，占52%；党政部门智库共有68家，占15%；社科院智库共有46家，占9%；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共有44家，占9%；社会智库有36家，占7%；媒体智库11家，占2%。社会智库和媒体智库的崛起，表明我国丰富多样的政策思想供给体系正在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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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问题与建议请联络：[中国智库:郎咸平]惊人言论——09年什么都不要买
从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个或许永远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来界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度自嘲是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但如今，他已经不在意加在头衔之前的那些定语。
　　十几年来，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只不过除了每周一次回香港沙田的学校授课之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显然已经转移到内地。虽然在央视各频道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郎咸平的声音，但他的电视节目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经常能够获得不俗的收视率。他最新的闲谈节目《财经郎眼》(原来打算用“郎来了”)，从今年3月开始，也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在这些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壁报板前讲各种经济建议。东方出版社推出他的书籍，包括《热点背后》、《产业链阴谋》和刚刚上市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每一本销售都超过了十万册。他热衷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讲，最疯狂的时候，61天安排了62场演讲，却仍然精力充沛，乐此不疲。或许就像郭德纲喜欢在天桥说相声一样，天生具有非凡演讲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的郎咸平，也同样极为享受这种在讲台上和他的听众直接交流的感觉。而坐在台下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主，甚至普通白领。他们自掏腰包来听郎咸平的讲座，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坚信郎咸平是经济学界乃至学术界最大的良心。
　　郎咸平之走红，始于他对几家著名企业的“炮轰”，始于他和某些企业家以及学界人士的论战，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郎大炮”。不过，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战术大变，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从2006年底，他开始对中国制造业忧心忡忡，他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2009年，当人们都在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他却说，“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足以让我们的制造业陷入衰退。”
　　“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
　　“如果中国只是有金融危机，那就好办了，如果真的跟国际联动的话，美国和欧洲这样处理问题，包括注入庞大资金、减息、利用国家信用来进行银行国有化，这种方式对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有所缓解。可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郎咸平说。
　　他认为，2006年股价、楼价上涨，到2007年达到高峰，并非大家所认为的是由于国际热钱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衰退，使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楼市。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出现了二元经济，热的地方过热，冷的地方过冷，资金过度集中到热的地方去了。“而这个阶段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危机，再加上汇率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为导致制造业衰退的四大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来自于整个中国经济体质的不断弱化，也就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可是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上，三足鼎立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就是GDP工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提前引爆，而且弱势尽现。出口锐减，中小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尽管政府很快调整了宏观政策，也推出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不过郎咸平对未来的预测，却是非常保守。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三聚氰胺使得中国人不敢喝牛奶了，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不敢消费了。美国消费者信心下降，导致我们的出口行业订单大幅减少，减幅非常惊人，高达30%。出口额占中国GDP的35%，仅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
　　至于GDP工程，郎咸平用一贯激烈的口吻说：“为了进入地方政府GDP工程，银行信贷会从萧条的民营企业大量抽出资金，到最后我们会变得更贫穷。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是胡说八道！这种对于基础工程过于迷信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财务学系，金融是他的老本行，在过去几次著名的论战中，郎咸平也是以财务分析功底著称。不过，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些人摩拳擦掌说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好机会的时候，郎咸平却面带恐惧地说，“国际金融炒家太聪明了，比我郎教授还要聪明十倍，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金融是一场战争”，这是郎咸平几年前就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他还会加上“帝国主义船坚炮利”这样的抒情语句来加以强调。而从2009年开始，他把这个词升级成为
“金融超限战”，他说这是一场由经济所引发的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
　　国际通货膨胀、米价暴涨、国际油价不正常的涨跌、金价和美元这两年之间发生的一切，郎咸平认为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他说，“这是一群极度聪明的人，他们手里掌握的资金之雄厚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和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的贪婪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过去两年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作为，在郎咸平看来，“不过是金融炒家们嘴边的一块大肥肉而已”。
　　他认为，在油价上涨到147美元之前，中国的企业大量地“走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收购，包括银行收购、矿产资源收购，“这都是中套了”。他甚至说，“安排交易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还有已经倒掉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炒家，或是它们的马前卒。”
　　于是，有了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60亿美元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228亿人民币亏损、中铝收购力拓的110亿美元亏损、中信泰富在收购西澳洲铁矿因为澳币大跌而产生的147亿美元亏损——在郎咸平看来，国际金融炒家及其马前卒不断利诱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最后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的时候，与美国政府合演了一出“二人转”听证会，将油价一举打压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这场超限战中，中国的损失，达到几千亿美元！”
　　“我们不是制造业没有人才，也不是商业没有人才，我们最弱的一环是金融。”郎咸平所说的“金融人才”，是国际炒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师，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徒弟。“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要根据对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来和对方签订图利合同，现在走出去打金融战，那会是一场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竞争。”他的建议是，在2009年，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投资所应奉行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保守”。
　　“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
　　有人说郎咸平的学术，从来都是只破不立，只讲现状而不提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有人说，郎咸平的研究是“恐怖经济学”，类似好莱坞大片，将七分的危机渲染到十分，以极有煽动力的语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有现场效果，但严谨和理性不足。他对2009年中国经济大势的预计之悲观，在一些人看来也是这样。
　　他甚至有些耸人听闻地说：“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你买股票赔，买房地产也赔，你买任何货币都会赔。因为美国政府的举措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他说唯一有可能不赔的投资，是买欧元，但是同时还要买等值的美元做对冲。这样做虽然可能不赔，却仍然无法对抗通货膨胀。为了对冲通货膨胀，就应该买地产。在日韩这些国家，在十年以上的长时期内对抗通货膨胀，只有地产，可是中国的地产是否有这样的特性，郎咸平表示怀疑。“这年头，除了郎教授的讲课费在涨，什么都在跌。”他说。
　　他说，在整个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这个“我们”，指的可能是被寄予重望应该在危机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中国政府，也可能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聪明人很多，让他们自救吧，中国的问题比美国要复杂得多。美国还只有一个金融危机，中国是金融危机加上制造业危机，而且中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爆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要到楼市崩盘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信心的丧失以及美国房地产的衰退而影响到中国，真正的冲击，对中国35%的过剩产能的冲击才刚开始。也就是说，在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郎咸平洋洋洒洒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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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针对中国经济的部分言论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
&&&&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
&&&&如果维持刺激政策，经济将面临过热风；
&&&&如维持刺激政策，2010年GDP或增16%；
&&&&如取消刺激政策，2010年GDP或增7.7%；
&&&&如取消刺激政策，需求疲软或对经济构成不利影响；
&&&&估计2009年GDP增8.5%；
&&&&如刺激政策保持适宜力度，2010年GDP或增11.6%；
&&&&估计2010年CPI升幅为2.9%；
&&&&人民币升值10%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有限；
&&&&人民币可在升值后维持3%的年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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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新加坡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医闹(图)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陆子衿 新加坡报道　　日，“医闹入刑”在中国正式实施。自2000年后，医闹逐渐成为中国医疗行业的特有现象，从2002年到2012年，医疗纠纷案件增长了10倍，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医疗纠纷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特有现象，但中国的医闹存在两大特殊性，致使诸多适用他国的方法在中国失灵。　　新加坡隆道智库和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长期关注中国医闹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公立医院目前严重依赖诊疗和药品销售收入、病人自付医疗费用占比过高，医生长期高负荷工作，以及中国社会的集体风气是造成医闹频发的主要原因。　　隆道智库的非执行主席是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他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新加坡的多位研究者及公立医院医生给出了解决对策，包括取消药品加成制度、真正建立分级诊疗、减轻大医院医生工作负荷，以及增加财政投入等。　　缘何产生　　医疗纠纷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在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医疗纠纷大约是每100个医生有15起。　　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钱继伟看来，中国的医疗纠纷存在两个特殊性：第一，医疗纠纷的快速增长是在医疗体制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医疗卫生体制，尤其是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是造成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第二，许多医疗纠纷并没有走制度化的解决途径，如诉讼和行政调解等，使用暴力伤害医生反而成为主要途径。　　钱继伟分析，目前，公立医院严重依赖诊疗和药品销售收入，据2009年-2013年的数据，上述两项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90%，而财政拨款还不到10%，造成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和缺乏信任。　　另一方面，病人的经济负担日益加大，病人自付部分达到了医疗卫生总费用的35%，并且，除了看病贵以外，大医院等待时间过长也使病人对诊疗结果期待很高。　　此外，新加坡隆道研究院刘柳称，中国目前的医患矛盾与中国社会的集体风气不无联系，信任、尊重和诚信等基本职业价值观形同虚设，在医患关系上则显得更加突出。　　医生一职在中国缺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医患矛盾击中“中产社会”梦想》的文章，指出原本应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作为“最稳定”的社会阶层，中国的医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而且他们自己也无法形成政治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　　建议对策　　虽然也存在医疗纠纷，但新加坡医患的矛盾和冲突远没有中国这么激烈。　　新加坡隆道智库总裁许振义认为，民众对医生的尊重和信任是减少医疗纠纷的前提。“在新加坡，学习最好的人去读医学院，因此，在很多新加坡人心目中，医生的水平是很高的，很少有人质疑医生的判断力，除非出现很大的医疗事故。”许振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解释。　　如果发生了医疗纠纷，新加坡居民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这与新加坡的严格执法息息相关，即使没有专门的“医闹入刑”之说。　　许振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肯定是走法律途径，不可能医闹，因为闹的人肯定是遭殃的，随便一条扰乱公共秩序就够吃不了兜着走的了，哪怕有天大的道理，也至少会罚款，如果动手，男人会遭受鞭刑（记者注：没有吸烟鞭刑的法律），造成伤害的，会承担刑事责任。”　　与病患保持充足良好的沟通也是缓解医患矛盾的润滑剂。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前总理吴作栋政治秘书刘炳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新加坡）一般医生与病人很客气，以保证良好的沟通。”　　良好沟通建立在时间充裕的基础之上，“我每天出诊，半天时间诊治8-12位病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神经内科一位医生表示。而在中国的三甲医院，医生每天接待的病人在100人左右。　　其实，中国与新加坡的医生比例相差无几，据刘柳统计，中国每1000个人有1.5个医生，新加坡目前有9300多个注册医生，这一比例为1.8，美国稍高为2.4。之所以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建成良好的分级诊疗制度。　　据介绍，新加坡分为三级诊疗制度，大医院、区域医院和社区诊所，每个社区会配备两三家诊所，由家庭医生看诊，刘柳说：“新加坡人身体有些小毛病都会先去诊所，如诊所不能处理，才会将病人推荐到大的诊所、医院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分级诊疗以患者自愿为原则，并未强制患者首诊必须在社区诊所。　　近两年，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十三五”或成为分级诊疗真正推行的关键时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全科医生陈来荣看来，分级诊疗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第一是社区医院医生的工资要高，至少不比大医院医生的薪酬待遇低；另外，各级医院的报销比例不同，基层高于大医院。”陈来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解释。　　不过，钱继伟认为，长期来看，化解医疗纠纷还需进行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患之间的互信。“首先，公立医院依靠药品销售收入的体制需要改变，否则，医疗服务质量很难改进。其次，公立医院医生的工作负荷应当适度减轻，通过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分流三级医院的部分病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需要达到两个目的，由于医院的疏忽而受到伤害的病人能够得到赔偿，以及医院在事前应被阻止疏忽操作。”钱继伟补充。(编辑 陆宇)　　作者：陆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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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为何出现“智”少“库”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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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受邀参加了不少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讨会。一些智库同行感慨，十八大以来，虽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国内近年来也新建了许多智库，但整体上看，中国“智”少“库”多的现状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智”与“库”断层(即“库”蓬勃发展、“智”止步不前)的失衡趋势。这是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相当值得警惕的、且需要扭转的现象。
中国的“智”并不少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谋士，也不缺乏治国理政的优秀思想传统，像《战国策》、《孙子兵法》等经典古籍，均出自古代智库人之手。古代许多谋士因此还得到重用，成为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才。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谋士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成功，也得益于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各个行业优秀研究者的建言建策。中央文件常常会出现类似“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对大量优秀智库思想者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后者对各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及时纠偏，是决策者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没有犯不可逆的战略错误的保障力量。
　　可见,无论从“智”的数量,还是“智”的质量来看，中国谋士们（或者说“智库学者”）对国家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值得尊重的。相比之下，美国许多有名的智库学者，看似思考很有深度，也受舆论关注，但他们的结论与判断未必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美国过去20多年的对外战略犯了无数错误，危机频发、国力衰退，与美国智库界看似热闹、实则存在谬误的虚假繁荣有很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不必崇拜美国智库的所谓“智”，而应从历史传统和现实进展两个维度上积极评价和客观看待智库的作用。
为何给人感觉中国的“智”很稀缺？
　　虽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都不乏能人、真智慧，但当下的“智”的确不尽人意，显得相当稀缺。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新时期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状况。
　　第一，中国前所未有地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全球源源不断涌现的“智”稀释了中国“智”的曝光率与影响力。当下，“中国制造”无处不在，大约5000万华人华侨旅居世界各地，每年中国有1亿多人次出国。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度像现在这么高，也从未有一个时期的中国人像现在这样“眼界大开”。每天中国都有大量的图书进口，受到外界观点的“狂轰乱炸”，被各类海外“高人”指点江山，此时，中国的思想“生产力”明显跟不上世界的产量，质量的差距也很大。据称，目前中国图书出口与进口的比例超过1:10。可见，中国的思想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仍没有走出“西强我弱”的学理惯性。中国智慧面对全球的冲击，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防御力和穿透力。
　　第二，中国发展的矛盾多发期，前所未有地需要大量思想的决策支撑。一方面，中国正在对全球产生实实在在的塑造力和推动力，但这种融合度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摩擦。加之全世界处在高度复杂的转型期、变动期和探索期，国内改革也处在高度的敏感期，亟需大量优秀的政策建议。相比决策者日益增多的咨政需求，中国的“智”的确显得供给不足，甚至捉襟见肘。目前中国智库数量达上千家之多，但真正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可为决策者所使用的智力支撑的智库并不多。可以说，要应对全球化的新情况，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解决各种全新的矛盾，仅仅依靠中国积累了3000多年的内向型传统智慧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中国目前对智库的管理机制，使得一些“智”者不容易被舆论发现，一些智库学者的“智”潜力没有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有些甚至受到了抑制。在智库圈，有一条“潜规则”是，“知道的，说得少；说得越多的，往往知道得越少”。这恰恰是离决策层近、决策影响力大的学者遇到的“悖论”式困境。许多时候，一种思想一旦进入“内参要报”系统，或被决策者采纳，或受委托做某个重大项目，往往意味着该思想就只能内部消化，无法得到社会传播。换句话说，中国的“智”许多都被人为地“藏”起来了。人们平时从公开舆论和媒体中看到的言论，仅仅只是诸多优质思想的“冰山一角”，大量优质的思想是无法“见光”的。如何让智库思想更加透明化、社会化和外向化，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智库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中国的“智”看似较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智库的唯一功能，至少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报内参”。笔者遇到过不少学者，他们大谈，“这个观点我已经报内参，不能公开写”，“这个看法我内部说过许多次，但肯定不能在媒体上说”云云。类似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然而，在当下舆论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智库学者不必过于谈“内参”色变，或唯“内参”是从。笔者曾与一些决策圈的人士沟通，后者常抱怨，“内参”往往会被相关审稿人删去棱角，读起来不过瘾。正是这个原因，当下的中国决策者越来越关注舆论中的优质思想，尤其是网络中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好文章。一位离中央决策者很近的人士透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在这个背景下，学者需要做到内外兼顾，既需要经过内参渠道服务决策者，也要在相关纪律允许的情况下，把握好受众差异的原则，多到公开的平台上去讲、去说，与更多人分享智慧，也使自己能够无约束地表达思想。
　　智库学者除了要有更多的公众服务意识之外，决策者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意识，既要鼓励学者多向社会表达有助于政策推进和国家建设的观点，进而构建决策层与社会的沟通桥梁，也要充分尊重学者的智力劳动，进而让学者将更好的思想奉献给决策者。
　　由此可见，决策者必须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智库在现代国力竞争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必要时学会捧举一些智库学者，让智库学者真正成为决策者的座上宾、对外影响力上的放大镜。国力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方面，还应在媒体、文化和思想层面一较高下。决策者务必把智库纳入到整个国力的范畴之中，并将智库视为国家影响力的一部分，这对于国力提升意义重大。
　　早有评估说，基辛格、福山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吨量不亚于美国国务院整个公共外交系统的工作业绩。但基辛格、福山不是一日形成的，与美国决策者和智库生成体系的长期培养密不可分。中国软实力要提升，需要有“中国的基辛格”、“中国的福山”。这得靠中国决策层、智库本身以及学者本人三方面共同、长期的努力。
　　总之，目前中国智库呈现出来的迅猛发展的趋势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抓住目前的热潮，真正将智库力量的潜能发挥出来，将当下传统智库“存量”进一步盘活，在对内社会服务与对外话语表达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和结构调整，对新增智库的“增量”进行正确引导，加强他们的外向功能，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智库工作，体现出行业包容力。换句时髦的话说，智库也需要“供给侧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智”少“库”多的失衡趋势，真正构建更好的智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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