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读后感
发布日期：
作者：仲崇太
编辑：耿晓喆
&根据市局工会决定从2015年6月开始，在全系统开展“书香徐烟”职工读书月活动的要求，近期利用工作之余，我有幸拜读了陈锡喜先生所著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一书。该书摘录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部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用语，对其语源、语义、理论价值和社会反响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风格和语言艺术。书中记载了习近平总书记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的一句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让我感触颇深。“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中国当代诗人汪国真的现代诗《山高路远》中的两句。诗歌所包含的寓意是：困难之山再高，奋进者的双脚都能将它攀登；人生之路再长，追求者的脚步都能将它丈量。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引用这一诗句，旨在向世界表达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的决心。烟草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财税的重要来源，作为一名基层县局的负责人，必须认真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增强中国烟草整体竞争实力、实现烟草行业上缴财政总额接近万亿元年度目标作出积极贡献。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和行业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省局董秀明局长在年初工作会上适时提出了“行业楷模”发展战略，推进战略体系全面落地，坚决落实国家局关于“谋划三大战略、提升五个形象，努力实现烟草行业税利总额超万亿年度目标”的工作部署。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烟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深化实施江苏烟草商业发展战略体系的关键一年。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烟草控制、完善体制、构建和谐、国际竞争“四大挑战”；增长速度回落、工商库存增加、结构空间变窄、需求“拐点”逼近“四大难题”；周期性变化、结构性变化、生态型变化“三者叠加”更加现实、更加严峻的摆在我么面前。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困难，烟草人不能退缩，要担当起国家赋予的使命。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规范、创新、发展”工作主线，积极探索发展新途径。在现实工作中，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要少一分毛糙和浮躁，多一分执著和专注，全面推进依法治烟，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是我们奋力前行的指导思想，就是解决行业发展中困难的精神动力。烟草行业要想在逆境中独树一帜，主动为国家经济发展解决实际困难，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走创新发展之路。要以“行业楷模”战略统揽发展，推进发展战略体系全面落地，以成为楷模的实际成效、或以迈上争当楷模的实践征程，向省、市局交出满意答卷，回报省、市局对县级局的期望和信任。&姓名：仲崇太单位：睢宁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电话：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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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
作者：董学仁
语言的力量
许多年来，我的潜意识经常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辽宁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甚至那段时光的记忆从来都不愿流失，而后来的许多事情都愿意忘记。
比如读大一时，班长刘凯讲过他家乡的一件事，他说，1959年挨饿那年，有个老头儿偷吃了地里一穗青苞米。当天晚上就召开斗争大会，两个民兵押着老头儿上台接受批判，到了台上，老头儿猛地把民兵甩开，蹬蹬蹬走到台子中间，大声说：“我、老贫农、七十多岁、我饿。”然后倒背着两只手，蹬蹬蹬走下台去，竟然没人再拦住他。刘凯还说，民间语言很了不起，这句话只用10个字，说了几层意思，很有力量。
他说的挨饿那年，我已经有几岁了，同样挨过饿。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年里中国人口减少了四千多万人，大部分死于饥饿，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这个数字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各国的死亡人数总和。还知道那几年并没有后来所说的自然灾害，他们都死于当时中国统治集团的人为的政治策略，所以有一位国外历史学者说：20世纪，世界上有两个最为悲惨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由此我可以知道，在那个人类史上极为悲惨的岁月，那位中国老人能够活下来，甚至偷吃了青苞米后还能从政治批判中全身而退，除了他说的那几层意思保护了自己，更有文化意义的是他当时运用的语言，具有明确的、结实的、直率的、有效的力量。
记得那时我想写一首诗，刚写了一行：“四千万人饿死了 而我活下来”，就再也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语言的力量，才使语言成为一种享誉很高的专门艺术，作家成为一个很难进入的优秀群体。当然，从我谈说艺术时习惯运用的世界性标准出发，我是在说那些真正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有作家名分的人数中，仅仅占到百分之三左右，其余的人呢，如果在语言上没有作家方式的深刻把握，在精神上没有作家方式的崇高追求，在人格上没有作家方式的独立姿态，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
当时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从文学作品的思维中认真把握有力量的语言，并且在读大二和大四那年各有一次机会，在与那位老贫农相似的处境里，体验到自己的语言力量。
1980年金秋十月，校园里要搞一次学生摄影展览，我就去拍了大连火车站前一个很长的长椅。那里总是有一些不同性别年龄身份职业性格经历的休息者，看来很和谐地坐在一起让我感动。但照片扩出后，我发现这些人的间距都在一尺左右，并且神情淡漠，互不关联。尤其让我感叹的是，在那个小男孩身边坐着两位妇女，竟然看不出哪位是他的母亲、他的亲人。这样，我为照片预想的题目“和谐”不能用了，又想了一个题目，《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
摄影展览在大学主楼门前的宣传橱窗里开始了。几个小时后，我被召唤到一个会场，看见面前严肃整齐的排列着十多位人士，学院院长、宣传部长、保卫处长、系里的总支书记、主任等等。我一个人待在他们的对面，接受他们的审查。
主持审查的人开始说话：“我们认为你的照片在政治态度上有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你的照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反对十二大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如果把那次审查的时间换成25年后的现在，我也许会这样解释：这幅于1980年拍摄的作品，有意于承载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负重，并且我认为，这种承载与负重，应该作为世界摄影里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发育发展，不应该至今为止，只是我一个人的或偶尔为之或孤军奋战。但当时整个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制造、推动那场灾难的社会力量在实质上并无改变。我十分清楚，当时我面前的各位都是马克思政治路线的信徒，需要的不是学术上的解释，那种学术观念的语言对于他们没有力量。
于是我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在他的全集第八卷324页上数第3行。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请问，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没有？”结果呢，这次审查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不能怀疑马克思，甚至不能怀疑马克思没有说过。因为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如果是好的，就一定去掉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以及这缝隙里的冷漠、倾轧、敌对、厮杀等等。如果这句话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现在还来得及借我的口说出来，并保佑我平安度过这次审查。
下一次的审查在程度上又升级了。那时，以朦胧诗为开端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迅速受到政治黑幕的压制，我参与编辑的辽师学生杂志《新叶》，是北岛、顾城、梁小斌、王家新等人发表作品的唯一刊物。我们在诗歌专号上发表徐敬亚的评论文章《崛起的诗群》有四万多字，后来甘肃的一家公开杂志又编发了其中近两万字，触怒了文学背后的某些政治势力，一场全国范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呼啸到来。
一天下午，《新叶》的刘兴雨（主编）、林雪（诗歌编辑）和我（副主编），被叫到一个会场接受审查，要我们解释那期《新叶》诗歌专号里的政治问题。主持审查的是一位院长，他翻开封面，指着封二的一幅摄影《有希望，才有痛苦》，开始了他的盘问：“这期杂志有许多问题，比如你拍的这张照片。有希望应当有快乐，怎么能有痛苦呢？”
那幅摄影是我拍的，这样就轮到我先说话。我用将近五分钟谈了五个方面：1、从辩证逻辑看快乐和痛苦两个概念的相互包含和转化；2、从唯物主义哲学对希望、痛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痛苦；4、我个人对文学有希望才有痛苦的追求；5、院长本身也是有了希望才有痛苦。
最后那个方面，我是这样说的：“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您是连长，驳壳枪一举，红带子一飘：同志们，跟我上！您第一个冲上去了，那时您没有痛苦。现在呢？有一天您在主楼花坛边慢慢的骑自行车，手扶不住车把，跌倒了，我把您扶起来的时候，看到您的眼睛里有隐藏不住的痛苦。您在辽师当院长，有了把辽师搞好的希望，才有您年龄和身体带来的痛苦；如果您没有这个希望，能有这个痛苦吗？”
接下来没有人再问什么问题，院长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把这次审查结束了，以后没有再找我们对那幅摄影后面的正文，比如北岛的《一切》、顾城的长诗《布林》、徐敬亚的论文《崛起的诗群》等提出审查。那些作品，我们解释起来肯定会费些力气，或者找不到有力量的语言。
董学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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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语言的力量如同原子弹,对命运有巨大的影响力!
语言的力量如同原子弹,对命运有巨大的影响力!
寂静法师授课时曾讲过：赞美是人类语言最独特的创意，它蕴藏着超乎寻常的力量。之所以有这样神奇的力量，是因为它发自爱心的最底层，它是真善美的外在表达与流露。藏在语言里中的学问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每一句都有超乎你想象的影响力，这就是语言巨大的魅力。
乌鸦嘴特别灵验
　　思想具有能量，语言是有声的思想，具有很强振波。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不吉祥的话时，常会听到人们说：“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因为“负能量”的语言一出，你已经在发出振波，更明白地说，你是在吸引“同频道”的事件上门，这也就是为什么乌鸦嘴会特别灵验。
　　尤其是忿怒和怨恨时所说的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再透过负向的振波，结果往往让人意想不到。你一定也听说过，某些人因为一时气愤，说出了重话后来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急诊室履见不鲜，比方夫妻吵架，然后妻子气愤的对先生骂道：“你去死啦！”结果先生真的就死了；父亲气呼呼的对孩子叫骂着：“有本事你就永远不要回来！”结果孩子真的因为一场意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有人或许会问：“我只是说说而已，又不是真的，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最近身体的那些异常现象很像是癌症，你会怎么样？也许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但他的话对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老吴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老吴的真实故事。几个星期来，老吴感到胸部不适、咳嗽，而且有点呼吸困难，吃药也无多大改变，随即住进大医院接受检查。结果诊断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恶性肿瘤，医师预测他只剩下一两个月的寿命。这个悲惨、可怕、难以接受的坏消息，震撼了老吴和他的家人。得了“癌症”两天后，病情便开始恶化。他感到非常虚弱，体重迅速下降。
　　他开始无法离床，家人都认为，能够度过这个星期已属幸运。没想到医院打来电话，一个带着歉意的声音告诉老吴的太太，老吴根本没得癌症！那个很窘的声音解释说，是医院报告弄混了。获知实情之后，老吴在二十四小时内立即离床。他的食欲恢复，疼痛也消失，而且行动自如。他的衰弱完全不见，留下的只是刚开始的症状：咳嗽与呼吸困难。你说“我只是说说而已”，就像说“我只是放颗炸弹而已”一样。你说有没有关系？
语言的力量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埃默森曾经说过：“用刀解剖关键性的字，它会流血。”足见语言是有生命的，它具备了创造和毁损的能力。诗人安琪洛（Maya
Angelou）也谈到过言语的力量。她说，言辞就像小小的能量子弹，射入肉眼所不能见的生命领域。我们虽看不见言辞，它们却成为一种能量，充满在房间、家庭、环境和我们心里。她相信，身边的言辞会渗透我们的生命。语言就是发出声音，这声音一天少说也要讲上几百句到几千句，不知不觉地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心态和命运。&
　　有些人喜欢骂人，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他可没想到，听到的都是他自己。骂人的声音就像魔音一样，听得最多的人，伤得也最深。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经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继夜的聆听、灌输，久而久之，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早晚会给自己创造恶运的果实。
　　所以，我们说任何话都要心存善意，而在措词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我们谈吐时所用的字眼直接明确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所以，选择用什么字眼来表达就相当的重要。比方,如果有人触怒了你，你可以用“困扰”或“遗憾”的字眼来取代“气愤”或“忿怒”，想想看，当你改以“遗憾”二字时，你还会火冒三丈吗？
练习使用正面的语言
　　语言是心的画像，我们应该多以正面肯定的言语来思考和说话。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长期累积的习惯很难一下就改变过来。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做，找一本小笔记本，写下一些美好的字眼，你也可以把这些话语写在一张小卡片（如名片）上，摆在皮夹里，每天早上都念它个十来遍，接下来的一天只要遇到机会，就把这些字眼用在交谈中。当你不断重复这些字眼，很快就会把这些意念灌注到潜意识，改变你的思、言、行，让你也成为这样的人。
　　下面的字眼你可以参考看看：好幸福、充满欢乐、真快乐、充满喜悦、很乐意、令人愉快、真有趣、顺心如意、好好笑、好运到来……我也写了一些话，就放在我的书桌上，用来鼓励自己，一方面也用来激励别人，内容是：
　　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好。
　　最重要的两个字眼：很好。
　　最重要的三个字眼：非常好。
　　最重要的四个字眼：真是太好。&
　　最重要的五个字眼：真是好极了。
　　有道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九月霜。言语看似简单，但影响却相当深远。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可以用言语对别人下咒，也可以用咒语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你所下的每个咒语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因为咒语是发自于你，你就是整个振波的中心，不是吗？&
一念一世界
　　每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种子里面，你无法看到大树，但只要你播下种子，并持续浇水灌溉，种子自然会把自己所需的东西，吸引到身边来，而茁壮成长。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意念都负荷着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些能量会透过各种形式实践自己。你的思想会创造出疾病，也能治好疾病；你的思想能让你陷入痛苦，也能让你离苦得乐。思想创造出善与恶、美与丑、成功与失败、富有与贫穷、天堂与地狱……你生命经验的种种，通通都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
　　所谓“一念一世界”。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外在所看到的一切正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呈现。英国诗人米尔顿在《失乐园》有句名言：“心是居其位，只在一念间；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念头，你的任何“起心动念”都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现代物理学家说“在微小的原子里存有巨大的能量。”原子是这么的小，小到连显微镜都看不到，它只是一个推论，但它却改变了整个世界，日本长崎广岛就是被原子能量所摧毁的。正如同原子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你的思想能量也是一样，相似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能量，形成类似的“能量团”。当这些类似的“团”在宇宙中彼此穿梭、碰触，慢慢的聚合在一起，也就形成了物质，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这即是思想形成物质的原理。
　　每一个思想，即使只是小小的念头，也会变成一个东西，而每一样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想法，也只是来自一个小小的念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不要轻忽你的恶念，说：“我只是无聊乱想，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火花，也可能烧掉整座森林。
　　不要小看你的善念，说：“那只是一件小事，不算什么。”即使是小水滴最后都可以注满整个大池子。人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之间，变好、变坏，其实就在一个小小的念头上。佛陀深知意念的影响力，所以提醒大家说：“不要忽视小恶；火花尽管再小，都会烧掉像山那么高的干草堆；不要忽视小善，以为它们没有什么用；即使是小水滴，最后都可以注满大容器。”&
语言的力量
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吴侬软语”已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了。
现在好多外乡人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儿扎根，就要尽量说上海话和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经常写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奋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尽量脱掉外省的口音，变为巴黎口音。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以至旧的俄国小说中经常的情节是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我记得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或者说在欧洲文化圈里面，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的一个高贵的标志。现在你到北京“国贸”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就会听到那些“白领”们说话时不时夹杂英语。
这种心理，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甚至说是“不健康”，但千百年来就是如此。
图片来自海报时尚网
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更容易大面积流行。
英语是现在公认的“强势语言”，但其中许多音乐方面的词汇，却是来自意大利语，说明意大利音乐的发达，英语再强，在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从中吸取词汇。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进入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例如我们经常用的“寻开心”、“阴阳怪气”等，原来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吃完饭了“埋单”，把一个事情“搞定”，还有“生猛”、“炒鱿鱼”等等。我1984年到广东出差的时候，见到很多美发店有一个字是“?”，不知道念什么、什么意思，查字典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现在北京的大街上满街都是“?油”、“盐?鸡”什么的，没有写“蒸油”、“盐蒸鸡”的。有意思的是，“埋单”被普通话改造成“买单”，一些广东人反而认为“破坏”了粤语的“纯洁”，提出抵制、反对，说是要“保卫粤语”。我开玩笑说，这些年粤语对普通话的“破坏”还少啊！这种只允许粤语“破坏”普通话，不许普通话“破坏”粤语的观念，与许多人认为这些年粤语大大“破坏”了普通话的“纯洁”性，所以要抵制、反对粤语的观念一样，都是“语言原教旨主义”。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
第三，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需要一种权威的认可才能进入主流语言。
上面两种是通常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出反对的例子。比如我国的东北农村经济文化就不十分发达，但像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演员却很了不起，把一些东北土话，像“忽悠”这个词，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华使其逐渐成为全国的流行词汇。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赵本山的语言在电视小品中本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种权威的认可，才开始在全国流行的。这就说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词汇、语言，要想进入中心，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实际上仍要经过文化中心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进入主流语言中，这时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三、中国近代的新词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京师同文馆旧址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内景。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些翻译机构担负起了为中国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知识、翻译国外科技文献的重要任务。
咱们现在要讲一下中国近代的情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所以中国认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1.反对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词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
“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词（按：?音“毕”，?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
另外两个例子更有名：当时清朝的大员中有一个张之洞，以开明著称，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回去了。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到：“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如端方，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俄罗斯的谜语：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谜底是“语言”。
2.近代中国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对日本新词的引进
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习惯用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的词汇，这些词又被那些留学生大量带回中国来，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饥饿的时候突然有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的术语，从日本回国后就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来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的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有一个大翻译家严复，在近代新知识、新思想的引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很快就取代了严复翻译所用的词。如严复翻译了穆勒的《逻辑学》，但他没有用“逻辑”这个新词，而用了中国传统的“名学”一词，翻译成《穆勒名学》。后来人们从日本引进“逻辑”这个词，很快就代替了“名学”。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经济、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等等。现在我们说话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以上以点代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近代中国新词汇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新事物、新思想，就会有新词汇。
四、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语言
对新词主观抵制行不通，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中国书法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刚才我们了解了近代中国以新词为代表的语言发展过程，这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片面排斥的历史教训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是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比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词汇，就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后来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反而不得不从日本大量引进新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作为有见识的中国官员，就开始广为搜集西方各国的材料，并让人编《九洲志》，翻译了一些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他还利用华侨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报纸进行翻译。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排挤，当时大多数官员认为林则徐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让狄夷的东西影响了中国。后来林则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后编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着重介绍了外国的机器、先进的武器，并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观点。结果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感到震惊，认为是宣扬狄夷之技加以排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也没受到重视。但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在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21版，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家看，林则徐、魏源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国人，但是他们受到了国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对此书如获至宝，经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了，反过来又侵略中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新语言及其带来的新知识，如果片面排斥，那只能使自己变得落后。
李阳的“疯狂英语”授课场面。开放的态度并不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交流中萎缩
2.主观抵制行不通
应该承认，从近代开始，绝大多数中国的新东西都是通过西方引进，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词都排挤出去，我们还怎么说话？新词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主观抵制行不通。
比如说“Taxi”，大陆译为“出租车”，香港称“的士”。改革开放之初，有文章公开说不能称“出租车”为“的士”，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我们现在再用香港的话，就是“自我次殖民地化”。但现在很多人都管乘出租车叫“打的”，“打一个的”。
后来还有一个争论：说计算机不能叫“电脑”，因为“电脑”是说机器有脑子，也就有思维，思维是和人的实践相联的，机器不可能有实践，怎么能和有思维的人脑相提并论呢？所以说用“电脑”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用“电脑”这个词，只能用“计算机”。但是现在，大概说“电脑”的人比说“计算机”的人还要多，起码不会少吧。
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惯用港台腔的词汇。比如用“哇”、“耶”表示惊叹。过去有许多规定，不许用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新一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表达方法了。现在常用的“作秀”也来自港台，是译自英语的“show”，就是表现、表演、显摆的意思，刚开始这个词也是少数时髦青年才用，现在不是也成为普通话了？我就多次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读到文章，告诫领导干部要做实事，不要“作秀”摆花架子。来自台湾的词汇还有很多，如“资讯”、“提升”、“考量”，与我们原有的“信息”、“提高”、“考虑”已开始并用。这种影响当然也不是单方面的，比如以前主要是台湾词汇单向影响内地，现在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许多内地词汇也在台湾流行，简化字在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此我以前知道得不多。因为我一直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港台词汇对内地的影响，但不久前几位来京的台湾学者对我说，以前内地词汇对台湾几乎没有影响，但近几年内地经济强大，内地词汇在台湾的影响也大增，并且越来越大，还举了一些例子。我记得有一个词是“氛围”，说开始他们不知道内地经常用的“氛围”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他们也常用这个词。看来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台湾词汇对内地的影响，而他们感受更多的是内地词汇对台湾的影响。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文化取得“平等权”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对两岸的理解、交流、统一应有正面意义吧。
前年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举世瞩目的会谈，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双方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vision)，立即被收入即将付印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
前面讲到“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主要是讲事实上如此，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共同的语言，大家都可以、也都有权为普通话作贡献嘛！就看谁的本事大，贡献做得多。生猛、炒鱿鱼、忽悠不是使我们的普通话更生动、更丰富嘛。当然，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发展的。总之，这种影响、互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今年2月，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教汉语的内容，这是《泰晤士报》历史上头版首次出现汉字。
3.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毕竟是五光十色的，雅俗共存，鱼龙混杂。我认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都使我们语言更加丰富。从前日本通过中国来吸取新词汇，后来中国又大量的从日本吸取新词汇，这种师生易位就说明了想以保守、封闭的方法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许多方面更加被动。可见，想靠封闭来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根本不可能。语言的影响力以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表现更明显。
比如韩国，现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学英语，而且政府还提供了财政支持――建了英语村，提供封闭式的学习环境。现在韩国的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据说以后更是准备从一年级就开始英语教学。韩国很多家长，很早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去。还有更过分的，据说韩国人舌头的形状影响学英语，所以有些家长给自己孩子的舌头作手术，“整舌形”。那么韩国自己的语言文化是否就因此萎缩了呢？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文化掀起了强劲的“韩流”，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更是受到“韩流”的影响。韩国的轰轰烈烈学英语和当下“韩流”的涌动，其实有种内在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先生吧，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家具、瓷器，甚至对鸽哨、蝈蝈笼、葫芦等都有深厚的研究。同时，他的英语也非常好。这就说明，汉语和英语并非就是对立。现在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人们学英语的氛围热过了头，会影响、冲击汉语的使用。其实我们从近代的历史来看，众多有作为的学者都是中文功底好，又能兼通一门外语的。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闻一多、陈梦家、侯仁之……多得举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但他们的外语不都很好吗？
当下在全球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当然有人不同意，认为还不热，但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比从前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热”。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想这种汉语热是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别人才会来学习汉语。所以我认为国内的英语热与国外的汉语热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与韩国英语热和“韩流”的关系一样，只有开放、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才能有吸引力，中国的语言才有可能在世界广泛地使用。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一些语言对英语有明显的影响，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来英语也开始受到汉语的影响。
总之，只有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的潮流中，这时候你的文化也才能对全球文化有影响，你想封闭起来，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你的文化、你的语言对外也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和大家更多探讨一些问题，谢谢！
■问答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若干新词，实际上都是近一百年来新产生的。我想了解一下，语言或者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那么在新的语言形态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还发生作用？是否可以说新的语言会促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与传统的文化毫无关系？
雷颐：我想你要问的就是新词（或者说语言）和传统文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作一个谱系。一般而言，高雅的文学性语言离传统的文化就近一点，但像政治、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词汇，往往跟传统相隔比较远，而自然科学的语言与传统最远，恐怕里面没有多少传统语言。语言的变化当然是改变传统，但也应看作是传统的发展。比如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用白话文，但是如果需要还是会引用一些唐诗宋词的。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白话文，还有简化字等，使中国的语言从文言走向口语。但流传下来的古典诗歌散文，都是通过文言传递下来的。那么白话文是否也能像文言文一样，创造经典并流传后世？
雷颐：让我这样一个搞历史的人预测未来是很冒险的事情（笑），我就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吧。我觉得在后世那些经典的文言文当然还是依旧会流传下去。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美的东西都会被后人学习、继承、模仿。但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作为日常交流中的语言，是现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白话文，而且白话文还在不断变化。其实从清末就出现了白话报，假以时日，白话文也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其实，已经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了。
提问：既然您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近代中国一百年来，大家都用这些新词来定义我们的文化，那中国人的身份难道只是一个国籍符号吗？它的文化内涵在什么地方？
雷颐：我觉得这个“民族身份”就看你怎么界定了。比如说按照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服饰定义身份，那么我们现在就都不是中国人了，因为我们的服饰（满族的服饰）、我们的辫子都没有了。我觉得文化在变动之中，所以作为符码的“民族文化身份”也在变动之中。并不能说你背多少唐诗宋词就是中国人了，如果一百多年以前的人看我们，会认为我们从服饰、到语言已完完全全成为“洋鬼子”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自己还是中国人。
提问：我前一段接触了一些东南亚的华人，发现其中许多人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汉语却要重新学习。是否语言就是一个工具，相对于它背后所含的文化意义、文化身份，是次要的呢？
雷颐：我刚才讲了语言很“势利”，哪个地方的经济、文化、政治力量强其他的人就要学哪个地方的语言，很可能以后东南亚的华人会更多地学习汉语比如1997年以前我到过香港，香港地铁上是没有普通话报站的，而1997年以后就有了，这反映出政治对语言的影响。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但又不只有工具的意义，语言在工具性功能外还有文化、价值意义，通过语言交流人们能对彼此的文化、价值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提问：钱钟书先生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特别好。但是钱先生一些著作，他自己要求出版的时候要用繁体字，有的著作还是用文言写的。那么是否在传统经典文化的领域，一定要保持语言纯粹性才能研究呢？比如用英语就无法研究唐诗。
雷颐：作为学术研究来说，通过语言研究经典还是应该这样的。像刚才说的王世襄的英语非常好，但同时他又很懂传统文化，所以两者并不矛盾。所以我还是想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学习中文或外语，常常两者都学不好：有许多人中文水平不行，而英语也同样不好。我觉得这是教育环境、体制问题，是学习的态度或方法问题。我们的国家曾经出过那么多中、英文都好的“大家”，如何借鉴他们所受教育的教育体制，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总之，不能认为要学好中文，就一定要少学甚至不学外语才好。
提问：我觉得日本对西方的研究始于中国的乾隆时期，当时日本还有专门研究荷兰的“兰学”，为什么说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早于日本呢？
雷颐：日本在近代“开国”以前，幕府曾多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兰学”确实使日本对西方科技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日本被西方打开大门之前，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比兰学大得多，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依然是最强大、文化最优秀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鸦片战争对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从另一方面更加强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日本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提问：您能评价一下今天的网络语言吗？
雷颐：对网络语言我最近关注得也比较多。说实话，“网语”我看了一些，简直看不太懂。有些网络语言的使用规则和我们现在通用的口语是根本不一样的。由于对语言意思理解不一样，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有一次我看中央台的体育节目，有一个篮球队老教练在比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斥一个年轻记者说，你为什么写我是“骨灰级”教练，有这样骂人的吗？当时我也感觉这个记者也真是不太像话了。但那个年轻记者连连解释说这话不是骂您的，是赞扬您老的。于是那个教练更愤怒了，说“骨灰级”还不是骂人！后来我儿子对我说，“骨灰级”是电子游戏中说“资格很老”的意思，也相当于“最高级”的意思，还有对某一派最忠诚、死了烧成灰都不改变的意思，确实不是骂人的话。后来我注意到，在许多媒体中，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媒体中，早就用“骨灰级”这个词了。前年“超女”使“PK”一夜之间走红，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PK”，还是问了孩子后，才知道“PK”也是电子游戏中的“对决”。这些事使我对网络语言产生了兴趣。现在，网络语言已渗入学生的作文中了，一些中小学老师也在学网络语言，这样才能和学生交流。所以作为一种发展，网络语言已经慢慢口语化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而且，随着“电子一代”长大成人，进入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领域，媒体、出版物上的“网语”将越来越多，其实现在已经不少了。
现在报纸的很多文章里面都夹着外文字母了，什么卡拉OK、MP3、CDMA、DVD、GDP等等。我很赞同《现代汉语词典》的作法，把这些常用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收录进去。有人反对收，但生活中人们常用，确实已成为“现代汉语”了。人们都说：“到医院做个CT。”没有说“到医院做X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如果这样说，严格要求也还不对，因为这“X”也不行，也是西文字母。大家都说到KTV唱歌去，不说到“机内预先录制无人乐队伴奏音响设备包房唱歌去”。看懂“DNA”的人比看懂“脱氧核糖核酸”的人要多得多吧；现在“全民皆股”，做股票的人天天要看“K线”，等等，这类事太多太多，也只会越来越多。“现汉”确实已无法将这类词汇排除在外。
中国传统文字是竖写的，那种把横写的文字讥笑为“蟹行文”，把曲溜拐弯的字母文叫“蝌蚪文”，而我们现在的文字早就“蟹行”了，如今连许多报刊的文章中都加有“蝌蚪文”了，而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后词汇的变化更难预料。
感谢雷颐先生刚才精彩的演讲。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语言，语言的许多变化、发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可能很少察觉。雷颐先生的演讲给大家一些启发，让我们跳出生活的圈子，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语言，认识到语言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谢雷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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