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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为导师“打小工” 一研究生退学
　 不满为导师“打小工” 一研究生退学 　 导师说：一些研究不做进去是发现不了什么的 研究生部：尊重学生的选择 　 ●记者 李斌 （中国青年报 ）
　 当退学离校手续单盖上最后一个大红印章时，何苦（化名）突然觉得浑身轻松。从3月13日主动申请退学至今的20多天里，他一心盼望早点办完手续。“这下好了，我不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这一天是4月4日，北京春光明媚。由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联合研究院和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培养的2003级研究生何苦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读研生涯。何苦说，导致他退学的直接原因是导师要求他参与的项目内容没有科技含量。
　 “如果不退学继续学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付出很多时间，却什么也学不到，难道要我拿一个没有学问的学位证出去骗人？”
　 在东北大学的4年里，读化学的何苦一直自学计算机，两年前一心准备考研的他，绝对不会想到，辛辛苦苦考上了自己喜欢专业的研究生，最后会无果而终。
　 希望能使导师更多考虑师弟师妹们的前途
　 清瘦的身子，一开口就是浓重的湖南口音，才22岁就已读研二的何苦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退学决定。如果还能忍，他说自己一定会忍下去，然后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拿上一本蓝色封皮的“硕士学位证”。“我宁愿以后为退学而后悔，而不愿两年后为自己当初没有退学而后悔。”何苦相信，自己在离校后的两年里得到的东西，将比一个学位更值。“还会重新考研吗？”记者问他。他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如果再碰上一个这样的导师，怎么办？”
　 几天前，就在那间拥挤不堪的实验室，何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扎扎实实地打了两个包，随时准备走人。但是，这里再不好，总有难舍的地方，“我的师兄们和同学真的对我很好”。
　 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是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地走了”。“我希望自己这一走，能给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多点帮助：使导师至少能对他们公平一点，而不能一点都不考虑学生的前途。”何苦有点激动：“我觉得‘老板’从未考虑过我们的前途。”
　 何苦坚决反对记者在报道中透露他“老板”的姓名，他笑着说：“我不希望以后再与他发生瓜葛。”
　 在他递交给学校的退学申请里，并没有提及导师和项目的问题，而是说“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生学习，本人清楚认识到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将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何苦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害怕：担心说出真实原因，档案中的记录会对自己不利。
　 何苦说，博士们几年来也在做这种数据录入工作
　 是什么样的项目让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研究生何苦如此难受？“简单地说，我就是在介绍化学知识。”他用这句话概括了自己在一个大型科研项目中的主要工作。为此，何苦要查找许多化学类的词条，然后分类，建立一个本体进行介绍，如氯化钠有什么属性，密度是多少，诸如此类。在导师的这个项目中，有的研究生负责旅游景点的介绍，有人负责医药方面，工作性质大同小异。
　 对于本科学化学的何苦来讲，“现在做化学的东西就相当于学电脑的学会了开机和使用Windows和Word”。这种录入工作让他感到自己在渐渐丢失本来的专业。
　 何苦并不否认“老板”那个项目的技术含量，但他说：“我做的是数据录入，不能叫研究工作，也没有体现技术含量。”为了让记者明白这种说法，他做了这样的类比：“假如在一家软件公司，大家都是写代码的，就你一个人是扫地的，你能说你是在干IT吗？”
　 2004年9月，进入研二的何苦正式参与了导师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查化学类的词条，几乎把学校图书馆的相关字典查了个遍。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他把那些化学知识进行了分类并开始建立本体，还到处找专家咨询请教。
　 3个半月过去了，2004年12月中旬，何苦与导师谈毕业论文开题的事，论文方向是“化学知识的获取”。“你的技术路线不够。”导师当着几名同学的面说，“你这3个多月做的东西，我找一个不是学化学的人一周也可以做完。”
　 在前后两次修改开题报告后，导师依然不同意何苦开题，也没有给他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咨询了学院的相关老师后，何苦得知，如果不能按时开题，意味着自己可能要推迟一年毕业。“那就退学吧”，何苦这样想。“推迟毕业总比你退学没有学位要好些吧？”记者问。“如果这个项目对我自身能力会有很大的提高，推迟一年我也会接受。”何苦认为，问题就在于，“我相当于是在这里浪费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
　 实际上，何苦正式参与项目的时间只有3个多月，那么，这种被他称之为“数据录入”的工作，导师要求他做多久呢？导师没有说，做到什么时候只能导师说了算。而在何苦看来，化学知识浩如烟海，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
　 那么，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在参与初期，要做一些琐碎的工作，等到后面就会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内容交给何苦呢？“这种机会很渺茫。”何苦说，他“老板”的几名博士都做了几年了，还在做这种数据录入工作。
　 何苦记不清是哪天和导师说的退学的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只谈了几句话，何苦就匆匆离开。“其实我心中还是有某种奢望，希望他能够挽留一下，这样心理会好受点，至少会觉得‘老板’还有点人情味。”何苦笑了笑，若有所思，“不过也无所谓”。
　 父亲的两点要求
　 从化学到计算机，跨专业考研的何苦走过了一段辛苦路。
　 因为英语成绩不佳，他考研时没有被第一志愿中科院软件所录取，而被调剂到了首都师大，导师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博导吴亮（化名）。“当时‘老板’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说我能在中科院上课。”何苦说，“他还谈到了自己的项目，说怎么怎么大，是全国首创等等。”这对刚刚大学毕业的何苦而言，条件很诱人。“当时，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为此，何苦放弃了另外两所大学：湖南大学和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他们都打来电话要他参加面试。
　 2003年8月，离正式入校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在导师的要求下，何苦来到了北京，开始帮着做项目。这一个月，何苦干得很郁闷，有师兄劝他：不要来学校报名了，赶紧走吧。“前几天师兄还笑我，说当初不听他的话。”
　 何苦的退学对父母打击很大，但父亲很开明：“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这让何苦特别感动，他告诉记者，父亲只提了两点要求：不能因退学的打击而颓废；不能为此报复人，做违法的事。“我完全可以做到。”何苦说。
　 他想告诉所有正在准备考研的人：“要对选择导师等问题看得更清楚点。”
　 导师：“如果他再回来读，我还是很欢迎他。”
　 首师大研究生部副主任宋军告诉记者，他与何苦交流过几次，希望他能珍惜读研的机会，“但他决心已定，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尊重学生的选择”。
　 4月14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记者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采访了何苦的导师吴亮研究员。对于何苦认为的“在项目中学不到什么东西，所做工作也没有技术含量”的观点，吴亮表示“不太好说”，他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认为，一些研究不做进去是发现不了什么的。“学生如果对课题不感兴趣，是很痛苦的。”吴亮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何苦接受课题后不久自己曾对他说过：如果不感兴趣，可以换导师、换课题，还可以自由研究。但何苦否认了导师的这种说法，并告诉记者，他在接手项目时就表示想换课题，导师没有同意。
　 在何苦提出退学申请后，吴亮向学校提供了一份何苦的开题报告的初稿，其中，吴亮用黄色标注了抄袭的内容，并指出：这是何苦不能开题的关键原因。在首师大研究生部副主任宋军的办公室，何苦看到了导师提供的那份开题报告，他告诉记者：那只是自己的初稿，以后又经过了两次修改。“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修改后的开题报告。”吴亮说，至于退学一事，他称自己从未听何苦提起过。
　 记者手中有一份何苦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与初稿相比，内容有了较大变化。
　 今天，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何苦，他已经回到湖南老家，正在办理落户手续。“如果他再回来读，我还是很欢迎他。”吴亮说，“换一个课题也可以，但开题报告必须改”。
　　 　　链接： 　　给研究生涨“工资”，导师要承担30％ 　　南开：不让研究生当廉价“小工” 　　●张国 记者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 ）
　 从4月起，南开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做科研课题，将名正言顺地拿到津贴。他们的“工资”，分别从原来的250元和300元，平均涨到400元和800元。
　 这是按照学校新出台的《研究生科研津贴的实施细则》执行的研究生助研制。为此，南开大学每年将投入1000万元给研究生发放科研津贴，但是其中的300万元由研究生导师从科研经费中支出。具体到每个研究生，导师出多大比例，还要根据文理不同专业类型确定。
　 6200多名研究生将从这项改革中直接受益，包括在校接受学历教育的所有计划内公费研究生和非在职的计划外自费研究生。一名2004级自费硕士生说：“我们的压力是最大的，除了学费自筹，平时是没有补贴的，按照这项规定，我们也能拿到一部分科研津贴了。”
　 据了解，南开大学还针对无固定收入的自费研究生设立专项科研津贴，进行一定的资助；将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和“三助”制度（助教、助研、助管）进行相应改革，其中“三助”制度将向贫困生和自筹经费生倾斜。
　 这项规定受到了广大研究生及其导师的欢迎。许多教授认为，新规定能调动学生的科研积极性，也有利于来年吸引更优质的生源，同时也能促进导师积极争取科研课题。对经费充足的导师而言，30％的负担不是问题。“我们实际上会比学校规定的给得更多些。”现代光学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说。
　 但是有一部分教师对于这项政策的出台有不同意见，因为学校还同时规定，导师没有课题和经费就不能招收研究生。
　 法学院一位教授说：“提高研究生的待遇，一是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好的生源，这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南开大学的发展。但应该从研究生培养的大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外的大学普遍实行奖学金制，研究生申请的奖学金就已经够租房及日常生活支出了。理工科学生帮导师做一些实验，再拿一些报酬。像我们这样硬性规定导师拿出多少钱，不太合适。”
　 物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说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不少，拿出钱给自己的学生不会有问题，但还是认为体制没有理顺：“国外的科研经费中专门有人工费一项，国内的科学院或是一些研究院科研项目预算中会有人头费，但是高校教师申请到的课题，尤其是从上到下的纵向课题，经费只是设备、调研、实验成本等，没有人员成本这一项。”
　 持反对意见最大的还是文史哲类的教师。一位老师说，文科的纵向课题，一个课题经费1万元钱就算多的了，与理工科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费没法比。我们如果给研究生发补贴，科研经费就几乎没有了。有的老师研究方向非常窄，申请不到课题，难道就不能带学生了？
　 对此，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明光解释，30％由导师负担的规定并不是一刀切，对于文史哲类学科，有一定的倾斜。有的学科导师每月只需负担50元、100元，甚至有的学科导师不用拿钱给学生。
　 他说，这项规定的出台是研究生院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充分征求各院系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一是保护学生，不让研究生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二是给导师们上一根“质量弦”：研究生培养也要讲成本、讲产出。
　 据了解，南开大学的许多研究生都参与到导师所承担科研项目的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导师给予研究生一定报酬。但目前国内高校还未确立将研究生人力成本计入导师科研经费的资助制度，导师的行为缺乏标准和规范。在国外，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是可以拿到报酬的，而且许多大学规定导师没有经费是不能招学生的。
　 此外，对于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南开大学新增了两个“一票否决”：一是学科评估，看导师是否有校级以上的科研课题；二是对于教师育人方面的评估，成立学生机构，让研究生对于导师的教学质量有发言权。
载入中......
导师没有让我打小工,可导师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知这是幸或不幸.佩服吴亮的勇气与果断.
呵呵，我比他强，，要毕业了，，老师还问我是谁的学生！
I want to steal some beauty
我们的硕导、博导大部分都这样，不是不负责任就是拼命是学生挣钱，留校时还不放过，要继续留校给导师干活
俺也有切身体会啊，太可怜了。出卖廉价劳动力，老师似乎也从不过问俺的一切。
请问楼上诸位，如果假如设想有一天你也成了硕导或博导，你会不会让你的学生为你做繁杂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修炼中
这个世道就是这样，难道要向唐吉可德那样，拿一支枪去挑战整个规则。学校给教授们的压力大，最后自然就是学生们要“分担”一些。
请各位老师多多发表高见，找出其中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让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更有成效一些。我想多数导师太水是关键。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看到他们的遭遇感到悲哀，现在看来老师的师德得重新考察了！
这个研究生不错,有主见,有个性!我们就是应该张扬个性,人尽其能!社会应该好好地保护这种积极向上的个性.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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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害死研究生的是“老板”还是老师？
文化观察王耳朵
[摘要]研究生的培养，有研究者曾比较了国际上通行的“导师制”和“老板制”，源于欧洲的导师制以科研、论文为主，由导师个人对学生负责；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和资格考试，由导师小组负责。作者 王耳朵近期，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就像推倒了一列多米诺骨牌，研究生李鹏之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真相。新京报调查发现，事发工厂由李鹏的导师张建雨独资成立，李鹏身亡因导师安排其在工厂进行高危实验，不仅如此他还违规参股另一家位于上海的企业、参与了浙江一家企业的运营，并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一个研二的学生，竟然死于导师公司的高危试验中，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莫名惊诧的结果它让人不得不问：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异化？而害死研究生李鹏的，到底是“老板”还是“导师”？一、导师与学生的冲突并不新鲜，李鹏之死不过是增加了一个极端案例研究生李鹏之死，映射出的是某种尴尬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那就是在一些高校里，导师与学生不像师徒，更像老板与雇工。研究生的求学与研究过程，就是为“老板”不断打工“服务”的过程。事实上，高校里导师和学生关系的异化与冲突，早已经出现与存在，并招致研究生与外界舆论的普遍反感。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导师张建雨（右），图源：澎湃新闻网早在四五年之前，就有985高校研究生公开发帖，谴责导师的不负责任，并愤然退学。帖文称，他在求学期间并未在学术上有所收获，“没有一次科研例会，没有一句科研指导”，一年来他一直飞奔在各地，成为“廉价的体力劳动者”，感觉毫无意义。此外，他抱怨学校的教学条件太差，“20平方米的实验室坐满了12个人，门都打不开了！ ”有媒体指出，研究生诸项工作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是在科研的名义下接项目、做课题。导师通过自身人脉资源、学术影响力“拉活”，学生利用在校学习的时间、精力“打工”。通常而言，高校导师承担的课题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称为“纵向课题”；一种是由某些政府部门或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旨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政策建言等，经费也来自相应的委托方。而这样的课题，绝大部分都需要研究生参与来完成，并且报酬低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曾向全国27所高校的2619名研究生、1023名导师发放调查问卷，结果发现，只有2.2%的导师表示没有科研课题。在拥有课题的导师中，93.4%会吸收研究生参与课题，40.2%会吸收自己的所有研究生参与课题。而在学生方面，93.1%的博士生、59.9%的硕士生实际参与过导师的科研项目；工科、理科比例最高，分别达到82.9%、76.7%。除了正常的上课、写论文、做试验，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文献，研究生还要参与导师的课题中，以低微的报酬付出种种努力，甚至成为导师的“跟班”与“服务员”，随时要打理导师的日常琐事，当导师越来越像“老板”，学生越来越像“雇工”，两者间难免会产生种种冲突。如此意义上，李鹏之死不过是为这种冲突增加了一个极端案例，它让人看到，一旦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过度异化，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导师会平日基本不在学校，两星期出现一次；导师会在外违规开设工厂，让学生在工厂进行商业研究与实习；导师会不允许学生发表论文，因为他希望论文中的领先理论先在自己的企业实现工业化生产；导师甚至会在公司的应酬中带上学生。当师生关系如此变形，当一切熟视无睹，由此带来的结果，自然会是一名研究生的意外离世。二、极端案例折射出普遍的中国式“导师制”已沦为事实上的“老板制”常态而言，导师和学生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而非其他。那么，导师和研究生间的畸形关系到底由何而来？分析起来，原因当然众多。譬如，学生和导师的“习以为常”；譬如，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水准低下；譬如，导师所带研究生普遍过多；譬如，部分监管者对此熟视无睹。但更重要的原因，依旧在于“导师制”本身，或者说，在于“导师制”的原罪。有研究生就直陈，导师与学生间就好像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极度缺乏外部的监管与干预。就好像一个封建王国，遇到“开明君主”就国富民强，若是导师不甚开明、能力不强，就可能产生师生之间的“明争暗斗”，冲突不断。尴尬的研究生与导师关系，漫画：大鹏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有研究者曾经比较了国际上通行的“导师制”和“老板制”，源于欧洲的导师制以科研、论文为主要任务，由导师个人对学生负责；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和资格考试，由导师小组集体负责。当然，不能说“老板制”不好，但老板制的形成，需要两个基本前提，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将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囊括在内；研究生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经费越多，学生越多。对比中国高校发现，中国高校里的研究生培养，显然主要是效仿欧洲的“导师制”，但在现实中，多数高校的教育经费以及科研经费并不多，甚至处于紧缺状态，再加上教育产业化后，教师身兼拉课题、找项目的创收型功能，压力巨大，虽然事实上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开始向“老板制”靠拢，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导师并无稳定的研究经费，也无对研究生招收的话语权。由此带来的结果，就必然是中国式导师制的异化，导师为了自身利益拼命找课题、完成课题，甚至在外违规经商赚钱。并将这种课题与经商压力转嫁给学生。由于缺乏提前的足够的经费供应，学生于是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因为导师掌握着研究生学术评价等种种“生杀大权”，学生对此并无博弈能力与话语权，只能忍气吞声地默默接受，这无疑又会强化导师和研究生间的“雇佣”关系。一条导师和研究生畸形关系的发生链因此形成。三、不改变在职教师经商与依附型的师生关系，出现下一个李鹏并非危言耸听研究生李鹏之死不应当再次被当做极端个案而置之不理，有关部门应当深刻反思并作出改变。首要改变的，当然是在职导师经商的风气与潜规则，并建立清晰的禁区与约束。2014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禁止院(系)、教师违规利用学校资源兴办企业”，但这个规定主要是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而制定。而就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允许高校人员带着科研成果保留基本待遇下海。某种程度而言，应当鼓励更多大学将科研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学教师创业办企业并不与国家政策大方向相违背。但应当明确不是所有教师都能参与经商，尤其是在职的教师不应当参与经商，否则就难免影响到教师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研究生培养可能流于形式，“雇佣”学生就会继续出现。研究生之死事发企业仓库，现场堆放了大量化工原料，图：新京报记者谷岳飞出台更多细则，打破导师和学生依附型的关系也是可循的路径之一。考核导师工作的舞台上，教育部、厅与学校自己显然都应当出镜，而学术委员会与学生也不妨同框，它们都应当充任严厉的监督角色，倒逼导师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生培养而非其他。导师的职权也可以管起来，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不妨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导师的行为得到更严密监督体系的约束，赋予研究生以更多的话语权和博弈能力。防止导师的职权过于宽泛，伤及学术和研究生本身。另外，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上，不妨给导师“减减负”，他们现在带的研究生太多了，最好是让他们凭科研经费多少，来招研究生。如此方向看似宏大，但不妨去探索与兑现。或者说，不妨先选取一两个高校进行试点。倘若上述举措都能落实，不能说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就全无芥蒂了，起码会少一些“老板”的套路，多一些导师的真诚。结语：一个研究生的意外死亡，让人忧伤与愤怒。但是，不应将其死因简单归咎于“导师像老板”的乱像，更应当看到中国式“导师制”本身的含糊和约束空白，并加以改变。如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才能告慰一个年轻生命的不幸离开。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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