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中华军事
记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
　　　　　　　　　　　　　　　·虞　昊　应兴国·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３时（北 京时间），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
相当于几万吨ＴＮＴ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 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
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 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带有永久性的。
◆　先驱者
　　１９３０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淦昌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来到德国柏林大 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大学，王淦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
趣和对科学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 方向，并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取得了博士学位。
　　１９３４年４月，王淦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 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
　　１９３７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 强。他与王淦昌一样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约里奥
－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从事放射线研究。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钱三强与夫人何 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
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 果之一。
　　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１９３８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玻恩（Ｍ．Ｂ
ｏｒｎ）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玻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质的 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起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了当时世界
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
　　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 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
尼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２５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 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
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 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
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 “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 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给他汇去。
　　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１９２ ７至１９３０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先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
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 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
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秘密汇来１２。５万 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
器起码要４０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 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
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 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
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１６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 为的是节省１２。５万美元中的每分钱。１９５０年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已在
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传遍，赵忠尧也完成了预订的计划准备回国了。当年８月２９ 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
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８００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 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
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 零部件拆散打烂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
滨时，赵忠尧还是被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 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
得不放行。１９５０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了阔别 多年的祖国。１９５５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
加速器，开展了原子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 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
设备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　第一幕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１９５０年，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
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 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十年，该所就发展到４０００多人，在２０个学科
及其６０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 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
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共最高层围在一起，听钱 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李四光带来的
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
　　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１９５７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 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他原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 西南联大，并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会，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
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 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１９５８年８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 名牌大学招募了２８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
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 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
样，邓稼先和他的“２８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几百万个大气
压。他们一周工作７天，每天三班制，运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 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一次要花一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９次！最后，
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招回国的周光召的验证，证 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
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复杂计 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
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数字。
◆　“５９６工程”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５９６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 １９５３年１月到１９５６年８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
定。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 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苏中双方 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
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 上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造
出来。为了记住１９５９年６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 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
　　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 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
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 上了。”１９６１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三
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迸出了这样一句话：
◆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５９６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 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
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 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京”。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
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 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１９４１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后
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生，并且深 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
下，他紧随其后于１９５６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物 理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
　　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 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宽能等１０５名高、中级科
技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１９６０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 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
◆　高潮（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经过数万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推进到 决战阶段。１９６２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７位副总理和７位
部长级干部参加的１５人专门委员会。同时，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 桓武，郭永怀等九院领导，率领在北京的大批科技人员来到位于青海的西北核武器
研制基地，进行原子弹的组装与实验。这里平均海拔３２００多米，年平均温度为 －０．４°Ｃ，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年近花甲，又患有高血
压等病症，在那种环境里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是他们仍日日夜夜同 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国核试 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珏，原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三兵团的参谋长（司
令员是陈庚）。１９６２年底，总参谋部在这里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 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核试验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爆取得成功，并测
得所需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炸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１９６４年９ 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１０２米高的铁塔。
　　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６０公里范围内布 置了９０多项效应工程，３０００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
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由于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 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而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仪器可用，因此，如
何测量这些效应及研制相应的仪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担负此重任的是王淦昌 的研究生和助手唐孝威。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首次核爆炸的关键数字无一遗漏
地全部测到了。
　　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 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
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１００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以防可能混进的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
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 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
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零时定为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北京时间）。当 晚７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１０２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１０月１６日凌晨６时３０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都撤离到距铁塔几十里 远的地方。一线指挥所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珏和李
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再乘升降机上到顶端，把原子弹的心脏——Ｘ Ｙ小球（即点火中子源）接插上。１０时整，张蕴珏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 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１５时，祝你们成功。”１
４时５９分４０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１０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 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１０倒转到０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
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 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 “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
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 炸呢？”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指出：⒈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的数据推算，爆炸
的当量约是几万吨ＴＮＴ炸药爆炸的水平，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⒉爆心 处核污染严重，普通爆炸是不可能产生核污染的。几小时后，最早进入到爆心处
（即铁塔）的防化兵的报告，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 座１００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８０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
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 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　新的高度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全球性影响还没有散去，中国人又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了：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 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７
年，苏联走了４年，英国走了将近５年，法国走了８年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 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早在原子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氢弹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了。６０年 代初，在原子能研究所里就成立了一个由彭桓武的大弟子黄祖洽领导的“氢核理论
小组”，来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过来和他们合在一 起。于敏在５０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并在短短几年里崭露
头角。钱三强评价他“填补了我国原子理论工作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物理 研究中不断出成果的时候，领导上点名调他去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二话没说，一头
扎进了这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一干就是３０多年。
　　在九院的安排下，１９６５年８月于敏带领一支队伍奔赴在上海的华东计算 所，利用那里的一台大型计算机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经过三个月苦战，他们拿
出了站得住脚的氢弹设计方案。通过各方面的论证后，中央专委于１９６５年底批 准了这个氢弹设计方案。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的当口，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这场浩劫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带来了一场灾难。黄祖洽在事后回忆道：
“我们这些人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做研究。虽然大多 数群众都还通情达理，没有过分为难我们这些‘业务干部’，但总要费去不少时
间，分散不少注意力。”“１９６９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 研究所中也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我也在刚刚
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的氢弹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蔡县 一个‘五七干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去劳动改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
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在这些氢弹研制者身上充分地得以体现。
◆　中国人的原子弹
　　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４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 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摸索着研制原子弹。西
方国家和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突然意识到中国拥有很杰出的原 子能科学家群体，这大大改变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中国科技很落后。
　　杨振宁在悼念挚友邓稼先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么一件事：１９６４年中国的原子 弹试爆成功以后，就有谣言说一个名叫寒春（原名Ｊｏａｎ　Ｈｉｎｔｏｎ）的美
国女研究生曾参与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此人曾于４０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 室参与了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１９７１年８月，杨振宁回到阔别２２年的祖国
访问，在北京他见到了邓稼先就问他，有没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研究生参加过中国 的原子弹工程？邓稼先回答说他去查一下再告诉杨振宁。事后，邓马上报告了周恩
来，总理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 制的。”邓稼先激动不已，马上写了一封信托民航带到上海交给正在上海访问的杨
振宁。杨振宁看到这封信，感情激荡，热泪盈眶。事后他追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激 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挚友而感到骄傲？似乎二者兼而有之。
　　８０年代以来，杨振宁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对中国科技崛起的看法， 他认为２１世纪中国的科技发展将是绝对乐观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优秀人才。
中国有句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发展起自己的核武 器，除了这批科学精英之外，还有一批培养出这些人才的教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
提一下中国物理教学的先驱——叶企孙教授。中国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原子能科学家 中，大部分毕业于清华大学及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
大”，或是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当过教师。这些“清华籍”人士或多或少地受教于叶 企孙教授，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王
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人，都是他 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他领导过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过五六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是最突出的。教育的力量与教育的重要性，在此一览无余。 今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实力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关口时，我
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种树人”。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这些著名的学者们无意向世界炫耀他们的丰功 伟绩，但道义昭示我们：应该为他们立言。 ----
部分文章作者无法联系，如有版权问题请您与我们或中国版权中心联系！谢谢！
中华网推荐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摘要]“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说法是在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的。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裂变之光——记钱三强》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日，邓稼先病逝。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邓稼先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日，在邓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大为称赞之时，他又在段落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上图人物有王淦昌（左上）、彭桓武（右上）、周光召（左下）、朱光亚（右下）。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说本来就是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特殊贡献，此说无异于消解了“原子弹之父”的意义。另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个简单问题“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舶来品。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作为今时之人，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宏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文/黄庆桥）来自澎湃新闻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sophiawang]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