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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要防止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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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侠客岛】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和调查数据也有过不同的结论。包括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其实背后都可以看到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之前的两起侠客风云会，请到的郑永年、韩毓海两位教授也都谈到了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继续谈谈这个问题，从中寻找到一些对策思路。今天推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的一篇文章，谈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他4月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讲实录的节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思想潮”。侠客岛对文章进行了分段。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关于财富分布，如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米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了分配，可以说是分配得够均等的。那时候虽然有等级工资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别远。在困难时期，毛主席还带头降工资，那时候国家主席能够拿600块钱，后来毛主席感觉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降级降到400多块钱。干部当时分成三十级，有一点差异性，但是差异不太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我先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前是什么情况，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16，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数据，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财富配置成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和当年的创业者真的有本事，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把财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没有腐败，每个人差不多。当时创造了一系列分配体制，有粮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后让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没有房地产的市场，也产生不了差异，土地也停止买卖。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1表示差异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绝对均等。迄今全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见过0.16的基尼系数，在北欧都没有见过这种数据。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差异性，怎么会出现几乎均等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特殊的。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是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数据前两年，西南财大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61，这是很高的贫富差距了。该课题组解释，原因是他有办法调查了高收入户，我们一般很难调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实情况。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这是北京大学谢宇教授等人做的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专门分析“家庭财产”。我们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还比较好算，财产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有辆车多少年买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说得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得有折旧。这个报告测算出来的财产的基尼系数很高，发现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是房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构成中，近80%是的房产。实际上这个比例也符合实情，因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炒得那么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这基本上就是你的财产总数了，其他的财产都没有那么大。当然，房产好调查，其它财产不好调查。北大数据证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占大约10%。北大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0.73。当然，财产的基尼系数从来比收入的基尼系数要高，因为财产是收入积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会大一点。总之，北大做出的这个数据让大家比较吃惊，也公开发表了。我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把抽样方案做认真，把数据做认真， 别编造数据，做出的数据本身也不会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数据调查的毛病。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数据，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拉美陷阱下面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的数据：相关数据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测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前10位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现象，过去也有说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国的发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点是资源特别丰富，人口又不多，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怎么发展不起来呢？它制度有问题，体制有问题。拉美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稳定，政权更替、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社会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有长期文明积累，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行列。老祖宗给我们创了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应发挥传统文明的优势。我做社会学，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长期积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有无数的历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时候重温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够让我们政策纠偏，就能够发生重大影响。总之，上述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对我们是个提醒，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没有动力，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很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巨大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造成经济停滞。人们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理念下面这些国家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这也是世界银行数据。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非常小呢？它们的基本特点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这些国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盖，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没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我曾经在芬兰做过调研，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医疗官员，让她说明医疗保障的情况。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城里很远，那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结果有一个邻居自己锯树时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这很可怕，因为那个地方就住两家人，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来接救助。我问她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情怎么解决？自己掏多少？国家掏多少？她说因为是紧急救助、这种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我想，如果中国有那样的一种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所有意外的都是国家包的。当然，这在我们中国太难了，芬兰人口300多万，而我们大陆13.7亿人，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万美元以上，所以，也确实没有可比性。而且，北欧的高福利效果不错，但是，南欧的高福利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所以，体制都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我不主张抽象地炒作某种体制，差异性确实太大。当然，我一直有个疑问，在这种均等化体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兴，没本事的人最高兴，因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征走了，个人所得税率高的时候达到84%，高收入者每挣100块钱84块钱缴税，那么，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受影响呢？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也做过均等化实验，结果经济运营效率低下，经反思后，我们开始新的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那套均等化政策。有一次，我在瑞典到乌普萨拉大学做调研，我就向该校一位教授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均等化实验失败了，所以才改革开放。你们的均等化体制看来运行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实行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宗教传统的影响。”这位教授其实讲的是理念与制度的关系。一个国家能够奉行一个制度，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与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体国民的理念来支撑。如果全体国民的理念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制度一定会被腐蚀掉。对于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如果面对的都是骗保、套利的这套东西，那就非把这套制度摧毁不可，所以，必须有理念，没有理念支撑制度无法维持。中国自古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多数人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思考国民的理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美国对于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刚才说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数据上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相关数据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的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是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微小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避免极端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我们必须警惕的。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害中国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本文来源：海外网
责任编辑：杨易颖_NN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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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中国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国家统计局_新浪新闻
中国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正如世界上有两种足球，一种叫足球，一种叫中国足球。世界上有两种统计数据：一种叫统计数据，一种叫中国统计数据。如此推导，世界上也有两种基尼系数：一种叫基尼系数，一种叫中国基尼系数。网友曾留下这样对中国式虚假的调侃：老板的肾，当官的稿，小姐的泪，统计局的表。
　　201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过去十年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为0.474。此前，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专家和官方的正面冲突，让广大公众不明觉厉，但还是有共识：都破了0.4的警戒线，证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危及基本公平，影响百姓幸福。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日表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个数据比上一年少了千分之一。先不管这个数据与专家和公众的切身感受有多大出入，但相当讲政治，因为这在佐证即使面对转型困境，权贵洗劫，一系列民生政策还是发挥了作用，中国收入分配还是沿着公平正义的道路前进了千分之一。
　　更可贵的是，面对质疑，马局长进行了耐心的解释：我们计算的基础就是40万户城乡居民日积月累的记账，公道地说，尽管这些记账户特别是高收入记账户，未必记得特别真实、特别全，但是总体来讲，它的基础比较扎实，来源比较明确，持续性很强。
　　我曾请教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中国统计数据靠谱吗？他回答：八九不离十。
　　其实马局长委婉地道出了当下统计的一个困境：工薪族的收入状况组织上是掌握的，应该是真的，这点也能从个税多数由他们缴纳体现出来。麻烦在于很难弄清中国高收入者的状况。
　　首先一个原因是隐形富豪太多。据胡润介绍，中国大陆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今年达到263人，比去年增加64人。这些富豪中，有21%是靠制造业发家致富，另外20%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这些富豪的家产计算依据主要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等公开数据，在中国诚信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现金交易过大的今天，胡润直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就体制内而言，即使政府正在着力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究竟有多数潜伏在垄断央企和官场的超级富豪，估计会随着反腐的深入，会逐步拉开其神秘面纱。不少贪官家里有金船、坐拥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房产的奇闻已不时见诸媒体。
　　更重要的是，当下民生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而收入分配又是重中之重，加上数字出官的传统政绩官沉疴难除，在权力运行不公开，统计工作不独立的背景下，难保这些数据不像过去的GDP那样被一些地区肆意注水。一个佐证是，每年地方的GDP总量都要超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好几万亿。
　　即使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7.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增速跑输GDP。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这得益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对农村的惠民政策显现作用，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仍逾3倍。
　　但当下收入分配差距的全貌却无法呈现。当务之急不是宣布迷云笼罩的官方数据，而是真正摸清高收入人群的真实状况，让广大隐形富豪早日现出真身，而这又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反腐的持续，最终推动高收入人群收入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
　　毕竟，透明的穷人和浑浊的富豪构成了当代中国一景。
　　统计局回应基尼系数偏低质疑：符合中国实际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日表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部分专家计算出的数据比统计局要高，但总体来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此外，世界银行对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也是非常一致的。
　　如果中国个人财富状况能实现公开透明，解决贫富差距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般在0.25左右，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公平创富的可能，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为竞争中失利的穷人托底，如此，方为当代中国理性的公平正义观。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在哪里？&(12.12.15)
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的共同愿望。改革以后（或者近几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在不断地扩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定一致。这是因为人们衡量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和方法可能不一样。
考察中国的贫富差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区分绝对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富差距，因为即使在相对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的年代里绝对贫富差距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快于城镇居民，所以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正在缩小，他指的就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还有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沿海地区，地区之间的相对贫富差距可能会缩小，尽管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二是不能只看以货币计算的名义人均收入指标，还要考虑到各地物价水平的差距，即衡量贫富差距应以人均实际收入指标。三是计算人均收入的时候，不要混淆不同的概念。比如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以该地生产的GDP来除本地户籍人口，得出该地的人均GDP，这就犯了无视外地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贡献的低级错误。
贫富差距分几种，一是以拥有的人均资产看，二是以人均收入看。当然这两种方式的结果通常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为资产多的人通常收入也多，反之亦然。在中国评价贫富差距的最简单而用得最多的方式是把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比如上海和贵州）相比较，这是看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还有把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同农民的人均收入（或纯收入）相比较，这是看城乡之间贫富差距。
全世界通用的方式是以基尼系数作为考察收入分配平等（也就是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是绝对相同的，那么基尼系数为零，反过来只有一人得到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为1。比较一下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就可以知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2004年的0.465，而以后就没有正式公布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1，远远高于0.40的所谓的国际警戒线。
任何国家都存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贫富差距比我国还大的国家也不少。但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成了重大社会问题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没有。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职业，生活条件好或求职机会多的地方必然引起住民（以及劳动力）的流入。它自然造成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下跌和生活费用的高涨，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从业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也就是说在人们可以自由移住的国家里，市场的竞争和调节机能具有自动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作用。
尽管近几年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普遍超过沿海地区，导致地区间的相对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贫富差距也呈现类似的现象。当然这同过去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扩大的时代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并引起人们关注的不是相对贫富差距，而是绝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它将极大地影响今后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
改革开放后，尽管历届中国政府都做出大量努力去缩小贫富差距，但中国的绝对贫富差距仍然继续不断地扩大。比如为了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政府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加快发展落后地区的战略，同时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了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政府废除农业税，补贴农业生产，推广‘新农保’等政策措施。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绝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有些人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罪于邓小平的‘先富政策’。当然，那些先开放沿海地区，给外国投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等地区倾斜性政策导致中西部地区资本和人才等资源流向沿海地区，从而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扩大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中国引起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以及继续扩大的最重要的根源在于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在中国这两个世界上罕见的制度（目前只有朝鲜才有，另外秦晖教授在种族歧视盛行年代的南非共和国里发现了类似的例子）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迁移的权利以及人们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从而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生贫富差距的大部分因素彻底制度化了。
在中国每个人出生以后都被政府赋予一个固定的身份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还被指定生活在某个地方，从事特定的行业，不许自己擅自改变。改革开访以后，这种限制有了一点松动。现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移动，但还不能自由移住，即自由选择居住地后和其他人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社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由既得利益阶层维护和支配社会，而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还没有受到工业化，城市化恩惠的广大农民）永远不能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
首先，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把一个人的居住地用法律固定下来，没有政府的批准就不能自由地迁移到外地。也就是说在你的法定居住地以外的地方，你只能有办理‘暂住证’后具有‘暂时居住’的权利，没有与当地法定居民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因此从长远看，出生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的人，只能在那里老老实实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几乎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的可能。而出生在生活环境好的地方（往往是政府投入财政支出来建设很多公共服务设施的大城市）家庭的人却生下来就无端端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具有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条件。
在中国，户籍不仅仅是政府管理人口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物质和服务享受权利的凭证。高喊立即取消‘户口制度’来消除户籍歧视的人们所忽视的是，这个制度已造就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放松户籍管制的措施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立即废除将引起他们的激烈抵抗。更何况同广大的农民相比，绝大多数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正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能轻易地做到‘壮士断腕’，放弃建立在歧视外地人的基础上得来的利益吗？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剥夺了建国后农民分到的个人土地资产，只给农民以虚拟的‘共同所有者’地位，实际上不准行使对土地来说最为重要的‘转让权’，从而‘受益权’也被大打折扣。虽然邓小平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以承包的方式让农民行使土地的‘使用权’，但由于同时规定不准擅自变更土地的用途，所以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力却成为让农民永远束缚于生产效率相对低很多的农村种植业的无形锁链。
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而人均土地又是那么少，农民靠种植业永远不能摆脱低收入的命运。改革开放后，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和家庭，到沿海地区（主要是大城市）当一个‘农民工’，其收入和待遇远低于城市居民。等老了在城市干不动还得回老家，靠种植业的微薄收入度晚年，这是多么大的不平等。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下,农民只有当本人户籍在当地农村的时候才能算哪怕是名义上的‘共同所有者’，而因出嫁他乡或上大学等原因，造成户籍离开本村，就自动失去‘共同所有者’的地位。哪怕一个人过去对当地的土地等集体公有财产做出多么大的贡献也绝对带不走一分钱。反过来取得本村户籍的外地人却无端端取得土地等集体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权’。这种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相结合的制度环境让农民离不开一生当‘二等公民’的命运。
有些人可能以城市郊区的农民取得可观的‘出让土地补偿款’的例子来想证明农民的命运不一定比城市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惨。但要知道过去农民一辈子梦想当国有企业工人，现在也梦想取得城镇（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居民户口，摆脱‘二等公民’地位。建国后的历史是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代表的城镇居民享受远高于农民生活待遇的历史。而到现在，城市居民即使下岗了还能拿到政府的失业补助，而农民在城里失业了只有回农村老家一条路，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工’丢掉工作的几率远比城镇居民高。
城镇郊区农民因城市建设拿到满意的‘出让土地补偿款’毕竟是特殊的例子，失去土地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拿到‘出让土地补偿款’的现象也比比皆是。那些主张‘农民工’失业了还有可回去的家乡，所以现在的城乡二元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稳定的功能的‘学者’应问问自己的良心何在。
和这样的‘户口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中国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发生地区间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基础。因为如果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于城镇居民，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农村到城镇去谋职生活，原来拥有土地的人还可以出售或出租土地来作为城镇开辟新生活的原始资本。不满意居住环境的居民（包括内陆小城镇居民）也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寻找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
在那些国家里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处理一个人居住地的选择问题，根本用不着由政府人为地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所以在中国以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为主要代表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完全是人为的制度性问题，其主要受害者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在中国沿海地区，那里的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在中西部地区，那里的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那么沿海地区大城市居民和中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会更大，随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贫富差距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在中国只要特殊的‘户口制度’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存在一天，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改变。但是要从根本上取消这两个不平等的制度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想想如果明天突然决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取得北京户口，同时享受北京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待遇，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会明白了。也许一夜之内几千万人会涌进北京，北京的城市机能会彻底瘫痪。
那么有没有办法呢？首先中国政府要从最贫困的农民大众的利益出发，痛下‘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把改革目标定于尽快地废除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改革会给既得利益阶层带来的损失，逐步地通过相应的补救措施来减少废除不合理制度时会带来的社会影响。
比如首先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它将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实际资产，提升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焕发广大农民对改革的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这种政策带来的‘改革红利’绝对不亚于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会推动中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创造出来的财富足以补偿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损失，把户籍制度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土地私有化必定会涉及到城市郊区的农民应该得到多少级差地租的问题，也就是当政府（或企业）征收农民土地来建设公共设施（或商业建筑物）时应该给农民多少补偿款的问题。应该清楚级差地租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土地所有者并无权霸占全部级差地租，全世界任何国家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市场经济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们在土地市场价的基础上用土地增值税或所得税等手段把级差地租的相当部分名证言顺地转为政府建设城镇公共设施的资金，而不像中国那样任意规定农业收入的多少倍为补偿款的依据，转手高价拍卖充当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手段。
土地私有化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农村的承包权和人口变动带来的纠纷，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继续务农还是离开土地进城从事非农业，从而消除了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为彻底废除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实现人的自由移住梦想打下可靠的基础。要知道要想废除‘户口制度’，不首先实行让农民可以自由离开土地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目前‘户口制度’的问题并不单是阻碍农民进城，它还阻止城镇之间人们的自由移住，是造成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沿海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内陆城镇（尤其是生活环境恶劣的小城镇）之间存在巨大贫富差距（包括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险水平以及各种公共基础设施使用上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它决定各地的隐性‘户口价值’的高低，比如北京户口的隐性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其他城镇的价值。
这种高低不同的隐性‘户口价值’是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地方政府对本地户口的居民实行的各种服务或待遇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它在1958年实行‘户口制度’以后的数十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就业机会多而收入水平高，公共设施发达，居住环境适宜的沿海大城市居民容易成为最反对‘户口制度’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在短期内不能废除不平等的‘户口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此。
由于在中国‘户口’成为不同身份和待遇的象征，所以‘户口制度’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剥去户口上依附的种种福利享受权利。比如对外地人实行的子女入学限制，就业和大学入学时的差别待遇，近几年来新增加的购房和购车限制等。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对本地居民才有权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险福利的地方财政分权制度也是废除‘户口制度’的重要障碍。
总之，目前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涉及的利益面非常广泛，改革的阻力也大得多。但是它又是非改不可的世界上罕见的不平等制度。同时正因为是这样，改革‘户口制度’带来的‘红利’又是十分巨大，它将巨大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大大提高。
随着‘土地私有化’和‘户口制度’的改革完成，中国将基本消除传统意义上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至于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的缩小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由于至少从制度上消除产生贫富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而中国会根本上遏制目前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进而大大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有可能建设比现在平等得多的社会而迈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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