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登录：问答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不确切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正确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前期，生产关系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此，其时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时，建筑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随着各个时代前期的生产力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原来的生产关系就逐渐与当时发展了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产生了矛盾；于是，建筑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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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03期
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摘要】：正 “四人帮”不加限制地提出任何时候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形而上学的。而现在在报刊上,有的文章提出以生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是否恰当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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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不加限制地提出任何时候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形而上学的。而现在在报刊上,有的文章提出以生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是否恰当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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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基本理论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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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再思考
作者：王虎学&&&&&&来源：《哲学动态》2012年第9期
网络编辑：文路
发布时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这一矛盾运动本身的内在作用机制重视不够，大都停留在抽象认识和表面讨论中，较少有人去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般而言，我们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作用和反作用”这样一些公式化或抽象化议论上，而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辩证关系探讨不多。为了避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流于简单化、公式化理解，我们就必须追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机制：生产力到底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这一运动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问环节。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需要，理论界开始了对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探讨，“分工”曾一度成为当时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来看，这项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十分可喜的是，当时有研究者已经明确指出：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中介”或“中间环节”。也有学者认为，分工理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而前者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21世纪初，分工问题得到了更多学者特别是来自经济学界的学者们的继续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以劳动方式即分工为中介而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明确指出，分工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分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关键环节。甚至还有人明确提出了所谓的“分工范式”，并主张要“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作为分析范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这些研究的理论水平如何，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问题，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分工真的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吗？在分工的经济学话语之外，我们能否开显并续写分工的哲学话语呢？本文正是在哲学界前辈有关分工问题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将分工被遮蔽或被忽视了的另一个面孔敞开、揭示出来。
　　在谈及分工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援引巴加图利亚曾说过的：当马克思注意到并分析分工问题的时候，他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问题是，这一步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巴加图利亚分析指出，马克思正是通过深入研究分工而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也许，这一重大“发现”正是从分工通向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中问环节。因为正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发现，马克思才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的人本史观或异化史观的窠臼，进而真正开启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用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而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变更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洞悉，也将我们对社会形态的认识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和高度。既然马克思是通过研究分工而走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那么若要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就必须重视对分工这一“中介”的研究，唯此，也才谈得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推进、拓展和深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分工实际上是以一个“中介性”范畴的身份出现的，这是由分工的“中介”地位所决定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分工是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中介；从微观层面来看，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如果前者揭示了分工的“大中介”地位，那么后者表明的正是分工的“小中介”地位。根据理论研究的习惯，当我们提及作为“中介”的分工时，一般都是指作为“小中介”的分工，即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的分工。事实上，分工作为“中介”本身并非纯粹中介性、从属性的存在，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最初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
　　因此，如果缺失了对于分工这一具有“中介”地位的正确认识和应有重视，就很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问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更不用说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是在它的第一章中，马克思不仅首次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重要发现，而且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巴加图利亚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之间的决定关系可以表示为：“生产力——劳动分工——所有制形式(从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生产关系的概念和所有制形式的概念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是相符合的)。因此，劳动分工在这里起着‘结合中的第三者’的作用，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的中介，即生产力通过劳动分工决定着生产关系。”现在再回过头来重温巴加图利亚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研究劳动分工而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吗？这是很可能的。实际上，一方面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把生产者划分为一定的集团、把整个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巴加图利亚的回答使我们更加坚信如下结论的正确性：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力通过分工决定生产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仅揭示出分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深层机制和内在逻辑，而且透过分工这一“中介”领悟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随之而产生的问题就是：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应该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它们与人的实践、人的活动、人的历史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实际上，问题的这种提法已经包含了问题的解答。
　　在马克思看来，应该从实践的观点或活动的观点来把握和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普列汉诺夫有言：“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一切都是以社会的人的活动为前提的。”实际上，正是通过对社会的人的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科学地抽象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即生产关系。
　　从活动的观点或实践的观点来看，生产力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物的“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属人的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的统统发挥出来”等词句都可以看作是青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萌芽思想的最初表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将生产力看作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发挥，他写道：“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如此看来，自然本身的改变和人“自身的自然”的改变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生产力的占有本身就意味着个人才能的现实发挥。“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通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
　　当然，如果从活动的观点或实践的观点来看生产关系，我们就会看到：作为形成人的其他一切关系之基础的生产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在这里，个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而且，个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人的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生产力是人的活动的内容，那么生产关系就是人的活动的形式。换句话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因此，从实践的观点或活动的观点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转换为人的活动与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理路，将生产力理解成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将生产关系理解成人的‘自主活动形式’，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即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自主活动形式’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本质上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与‘自主活动形式’的矛盾。”
　　从实践、活动的观点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揭示的是人的活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内在相关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诚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马克思似乎更看重“生产力”及其“决定性”这一面，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但若由此而引伸出“技术至上”并以此来解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种做法未免有失公允，因为它过于倚重作为一种物的“力量”存在的生产力，而忘记了马克思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出发对这种“人为物役”现象的批判。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提醒我们要警惕生产力的幽灵化、人格化，他写道：“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打个比方，“如果说国家为交换价值而牺牲、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十分明显，那么与此相反，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这难道不是对人的贬低、而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马克思辛辣地反讽道：“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会出现如此怪异和悖谬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引事实上，这种“生产力怪相”与对生产力本身的狭隘、片面的理解不无关系，而这种狭隘、片面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投射和反映而已。
　　如果说全部历史就是使人成为人的历史，换句话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个人的感性生成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相互分离，而且相互背离，最终的结果是，个人变成了“抽象的个人”，生产力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物的力量”：“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力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在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问题上，“技术至上”的路径是行不通的，它不仅会导致对“生产力”的狭隘、片面的理解，而且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甚至让人联想起“经济决定论”，因而不能科学地诠释两者的辩证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应该将生产力与人的活动、人的发展、人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科尔纽认为，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就把“人的历史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唯物辩证法表明，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历史的辩证的“劳动”，而不是形而上的“劳动”，换句话说，我们是“从人同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出发，而不是形而上学地(无论神学上，如为了救世的需要，还是人本学上，如为了生存的需要)设想劳动的辩证逻辑。”从人的活动和人的发展来看，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反过来，“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如此看来，个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个人的生产生活中，“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可见，尽管“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决定着人的发展的“社会形式”本身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那么，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像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样，人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一定的社会形式。因为构成人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的“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因此，“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问题在于：“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因此，尽管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但是由于既得生产力或现有生产力的有限性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新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问的较量与更替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马克思强调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一方面，人的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结果。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物，这表明，人类的存在方式就是“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并走向未来”。而人的历史就表现为各个时代的前后相继、依次交替。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人”的历史。马克思认可恩格斯关于“历史”的观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做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换句话说，历史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活动。由此，马克思引伸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本文删除了注释）(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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