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小学时买过一支笔,可以写字,但字隐形的,需要用上面的灯照才能看到,请懂的回答是什么笔不是莹光笔
就叫隐形笔,小学附近的文具店一般都有卖,不过我们这边被禁售了,这个的作弊功能的确很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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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民族志书写的另一支笔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伴随影视技术而出现的新型交叉学科。影视技术诞生之初，人类学家便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影视设备记录、展示、诠释文化现象。近年来，影视人类学逐渐摆脱作为人类学研究手段与工具的定位，在人类学文本研究之外确立了一套影像研究语言，呈现出不同于文本民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类学研究价值。影视方法成重要文化研究手段随着100多年前照相机和电影机的发明，它们很快被应用于人类学田野考察，成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书写的另外一支笔，并在当时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作品。影视人类学由此产生。在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启耀看来，作为最早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影视人类学运用的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现场参与观察、有细节有故事的叙述、有温度可直观的感知和传播，这都是民族志叙事十分看重的学术品质。“影视方法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研究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庞涛认为，民族志方法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形态随着人类认知方式和手段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近年来，在文本民族志以外发展出影像民族志以及数字民族志等民族志形态，目的是更加完整深入地进行文化描述，以此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从这个角度讲，影视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影像民族志或人类学电影的撰写制作。“当今任何一个问题，如环境、卫生、福利、教育、安全等，往往不是一个专业即能给出有效方案的，而需要不同专业共同面对和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表示，面对上述问题，文化干预与科学干预应共同面对，文化与科学并行不悖。他举例说，当代影视人类学的标志性作品《虎日》完整、生动地表现了家族与成员、家规与做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其中也不乏给观众以隐喻、想象的对话空间，揭示了在艾滋病干预方面，自然科学领域尚无有效医疗手段的情况下，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作品重艺术性而乏人类学思考伴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特别是DV的出现，影视人类学式的工作方式成为人类学界的一种新趋向，由此影视人类学也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在教学中，不少综合性高校以多种形式介绍影视人类学理论，并开展相关实践活动；在研究中，有些人类学学者开始尝试以影像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撰写手段。”庞涛告诉记者。邓启耀也介绍说，近年来，人类学家、独立制作人、电视台、旅行者等，制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人类学或类人类学影视作品；一些影视人类学论著陆续出版；中国影视人类学家及其作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尽管影视人类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庞涛认为，相对于文本表达，影视手段是相当专业化技术化的方式，学者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有效的表达能力。同时，影像民族志和人类学影片的作者群相对较小，完整的学术作品也较少，经典的人类学影片更是凤毛麟角，另外，受功利性等非学术因素影响，影视人类学学者在学术独立性和主体性上面临挑战，难免迷失方向。“影视人类学作品不是文学创作。在制作过程中，如果像文学创作那样‘我行我素’，便不能称之为影视民族志。民族志本身有严格的科学性，其具有可考证、可检验的属性，不能像电影那样凭想象、杜撰故事来表达文化和思想性。”在罗红光看来，目前大多数影视民族志强调艺术性，作品富于观赏性，但乏于人类学的思考，因而也称不上“影视民族志”。他认为，很多作品没有人类学意识，将影视制作视为文学创作，认为“影视民族志”就是影视与民族的简单相加，在表现手法上以纪录片美学和修辞为最高准则，平铺直叙的“白描”居多，生活主体的客观性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之间存在混乱。构建自己的表达理解评价体系一般认为，影视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问题取向上是类似的，但影像表达与文本表达在认知与传递、探讨问题的方式和诉求上仍存在差异，表现在影视人类学追求更加新型有效的超文本表达，介入社会文化进程的现实努力等。那么作为一门学科，影视人类学应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学科逐渐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一定数量的经典人类学影片，并且形成知识的传承和流派。”庞涛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影视人类学还相当年轻，构建理论体系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因此，这就需要有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坚持不懈地专注于这一事业。影视人类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它所反映的是科学的理性思维与实践层面的生活逻辑之间的关系。影视人类学的发展需要构建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以及表达、理解、评价体系。在罗红光看来，影视人类学作品应该集思想性、科学性、人民性于一体。“其一，影像民族志反对杜撰，有别于文学创作式的电影；其二，影视民族志讲究提炼对理解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这不同于现象层面‘白描’的纪录片；其三，影视民族志以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实现被拍摄对象主体性的表述，它不同于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迎合消费群体的大众传媒。”“未来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传统局限，拓展研究视野。”邓启耀举例道，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视觉人类学可以和哲学、实验心理学、思维学、艺术学等进行交叉研究，如视觉认知、视觉思维、视觉心理及视觉表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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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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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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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书房写作时的照片。
　　人物简介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1924年。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
　　（《环球人物》杂志 李以建）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不久前，90岁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同时扮演4个不同角色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日开始，直至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它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从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字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 （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3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淆和误解，金庸先生采用多种角色的写作策略，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分开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中，这种区别尤其明显。
　　在《明报》上，金庸先生每天甚至都要扮演4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身为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上世纪50年代，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双方先是在报纸上相互攻击，后来掌门人相约在澳门开擂台一决雌雄。一场大比武，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则早在任职香港《新晚报》副刊时，就以金庸为笔名发表武侠作品。创办《明报》后，主笔武侠连载自然当仁不让。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是现实的必要，也是金庸惊人天赋和能力的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香港同行仍然尊称金庸先生为报界第一人，因为他的写作，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担当。
(责编：孝媛、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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