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签定新生儿脑瘫的原因

正常胎儿出生后成脑瘫 他不敢当地起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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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刘君的做法有些特别:不是直接起诉临朐县人民医院,而是绕了个圈子,把济南一家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上法庭。“我一个外地人去打官司,没有胜算把握。”
资料配图 图文无关
西安市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医护人员正在试探患儿的反应能力。陈团结摄(人民视觉)
2014年10月,一位目光忧郁的男子,找到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拿出一沓材料,悲戚而又愤怒地投诉:“因为医生诊疗的过失,导致我的孩子脑瘫,但医院却一直推诿责任,我已经走投无路,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他是青岛人,妻子是山东临朐人,同在浙江工作。他同意公开报道,但不愿公开姓名,“我至今还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孙子脑瘫,会疯的。”所以,我们姑且称他刘君。
面对刘君的悲戚和无助,我们决定展开调查。这大半年来,记者多次往返于临朐、潍坊、济南等地,希冀还原事实真相,寻求纠纷破解之道。然而,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直到今天,这起纠纷仍然搁置着。我们颇感困惑与无奈。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透过这起纠纷,我们发现,医患之间横亘着一道沟壑,沟壑上缺失一座牢固的桥梁——信任。而构筑这座信任桥梁的关键材料又是什么呢?
最近,媒体披露了不少医患纠纷升级为暴力伤医的事件。我们解剖刘君与医院之间的纠纷,梳理他走过的“讨说法”之路,以期为化解当下医患矛盾提供一些思路。
婴儿成了患儿 喜事反成忧事
日,对刘君来讲,本是高兴日子——妻子怀胎十月,即将分娩。
然而,他这一天,比一年还长。
这天凌晨,妻子入住临朐县人民医院,在产二科待产,试产20多个小时,均未成功。“妻子待产期间,因疼痛剧烈,体力不支,曾向医生提出剖宫产要求。”刘君说,医生检查后却说适合顺产。
当晚22时15分,妻子终于产下一名男婴。“医院告诉我婴儿有窒息现象,经过实施复苏抢救,已经没事。”刘君说,这时候,医护人员嘱咐家属,把婴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
据刘君回忆,新生儿科的医生在接收婴儿时,便告知家属,婴儿病情比较严重,医院没有条件抢救和治疗,必须转到上级医院。23日凌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接走患儿。
“长时间试产失败,羊水出现污染,胎儿窒息严重,虽然抢救过来,但是造成脑瘫。”刘君伤心地说,“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好好的,产检定期做,很健康。”
转院之后,为配合治疗,刘君曾向临朐县人民医院索要病历,但是院方以“病历未整理好”为由拒绝,再三索要依然未果。数天之后,刘君向临朐县卫计局致电投诉,在县卫计局的干预下,病历才得以封存。“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刘君查过相关规定,认为病历未整理好不应成为理由。
刘君说,他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了解病情入院记录时发现,上面记载着:“产时有窒息,阿氏评分1分钟3分,后续评分不详”;而临朐县人民医院出院病历显示,“1分钟评5分,给予吸痰、吸氧”。据相关医生介绍,阿氏评分是一种临床上评价新生儿窒息程度的方法。8—10分为正常,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
产时有窒息,两家医院一轻一重两种结果,索要病历屡次遭拒,刘君怀疑临朐县人民医院篡改病历。
不仅如此,刘君心里也装满了疑问。“婴儿出生,为啥让我们将婴儿从产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不应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抱上去吗?同一家医院,为啥产二科的医生说已经没事,新生儿科的医生却说比较严重,建议转院?”
“为了婴儿的健康,我们宁可信其有,赶紧联系转院。”刘君说,“可为什么要等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来拉人,而不安排救护车送过去?”刘君觉得这期间也耽误了治疗。
带着这些疑问,刘君开始了他与医院长达两年的交涉之路。
患方质疑病历 院方坚称无错
“我们不可能篡改病历,23日当晚就封存了,病历上的内容有些还没来得及写。”针对刘君的质疑,临朐县人民医院产二科主任窦金玲说。
在封存病历的日期上,刘君、医院、县卫计局说法不一。“病历是婴儿转院之后好几天才封存的。”刘君说,这几天,医院完全有时间将病历篡改。时隔9个月之后,2014年5月,刘君致电县卫计局,询问封存病历日期。工作人员说,是23日晚接到投诉立刻封存的。
听到这个回答,刘君有些激动。“怎么能讲瞎话呢?”刘君说,23日我没有打电话投诉,你卫计局怎么会主动去封病历?“这个投诉电话的日期,可以到电信公司查询通话记录。”
刘君向记者提供这段与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时,依然情绪激动。他表示,封病历的正常程序是,若医患双方产生矛盾,患方要求医院封存病历,则在医患双方以及卫计局三方见证下,将病历封存。“我不打电话,卫计局不可能去封病历。”
临朐县卫计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因刘君需要复印病历,在县人民医院、刘君亲属和卫计局工作人员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拆封,复印后再次封存至今。
刘君想不明白的是,再次封存的病历,为啥首次封存病历的时间以及装病历的文件袋没有了?记者找到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拆封后,以前装病历的袋子要重新换,之前的应该有首次封病历的时间,可能与病历一起又封在新的袋子里面。
至今,三方仍在封病历的日期上没有取得一致。这更加坚定了刘君之前的判断:医院篡改了病历,推脱责任。
针对医生让家属抱着婴儿去新生儿科病房的疑问,窦金玲表示,医生紧随其后就赶到了。
关于抢救及转院的问题,医院给出结论:产二科及新生儿科在患儿抢救过程中,相关科室按照绿色生命通道的要求,紧密配合,抢救措施恰当。临朐县人民医院医务部原主任尹继全表示,新生儿比较特殊,转院得有专门的救护车,普通的救护车不具备儿童专用的救护设备,这才让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来拉的。
刘君依然不认同这些说法,继续跟医院交涉。
尹继全曾经全程参与这起医患纠纷处理。在他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刘君曾经到过医院6次。尹继全说,曾主动约过刘君2次,刘君来找过医院4次。“我们也想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两年来,我既要工作,又要给孩子治病,与院方沟通成本高。”刘君说,他们抱着孩子,辗转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求医,已花费数十万元,身心疲惫,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很大,医院却从来没有探望过孩子。
临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许孝新承认:“自从转院之后,我们没见过小孩,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这两年,双方也多次面谈,并保持电话沟通。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谈崩后,有时候我越想越气,恨不得和他们拼命。但是,我强忍住了,除了说过一些难听话,还算理性。”刘君说。
多次沟通,医院仍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经过医院自查、分析,产二科处理得当、合理,不存在处置不当等问题;诊疗过程无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建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鉴定等途径,由专业机构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出具权威性结论,然后再进行处置。“如果权威结论出来,是医院的责任,我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尹继全说。
双方诉求迥异 调解遭遇无解
起初,在与医院协商沟通失败后,刘君找到县卫计局,想通过调解来解决与医院的纠纷。刘君说:“打官司太漫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走这一步。”
在数学中,两个圆的位置关系,有重合、相交、相离几种类型。医患双方,产生矛盾纠纷,其诉求犹如两个圆。近似重合,双方协调沟通,问题可解,不过此种情况少之又少;相交,虽有不一致之处,但仍存在重合部分,医患双方,通过调解,各让一步,解决问题;相离,双方诉求迥异,无交集,再怎么调解,也无济于事。
临朐县卫计局副局长王建玺觉得,刘君与医院的矛盾纠纷属于相离的情况。“县卫计局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但是双方各不相让,底线平行不相交,调解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担负着医疗纠纷调解的职责,但是也只能是协调,我们没有权力让临朐县人民医院怎样,更没有权力让刘君怎样。”临朐县卫计局应急办主任张冠慧说,有时明知不会有结果,但仍要调解。“患方找到卫计局,我们不可能开口拒绝。”
“那怎么办?”记者问。
“调解!”张冠慧说,在调解过程中,告知患者如何才能有效解决纠纷,说服患者走相应程序会更合适。
“就拿刘君与临朐县人民医院的纠纷来讲,刘君找到卫计局,我们在安抚其情绪的同时,将双方往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司法鉴定的路上引,只有做了权威鉴定才能划分责任。”张冠慧说。
刘君还出具了一些医院的诊断给医院与卫计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诊断为窒息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针对这些诊断,临朐县人民医院认为,患儿年龄尚小,目前上述医疗机构对损害及预后均无结论性意见,尚需专业机构通过鉴定确定。
“患方、医院、卫计局都不是鉴定机构,其他医院也不是权威鉴定机构,都不能直接下结论。”王建玺疑惑,为何刘君不去做相关权威鉴定。
最终,县卫计局出具了一个处理意见:关于院方是否存在诊疗过失及责任程度、窒息是否对患儿造成永久性损害及损害的严重程度、患儿预后等问题的认定,双方意见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需要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得出明确结论后才能进一步处理。
刘君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
医疗鉴定受疑 划责久拖难决
临朐县人民医院和县卫计局建议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刘君为什么不肯接受?
刘君也考虑过,但在咨询不少医生和律师后,他犹豫了。“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生的组织——医学会来鉴定,我没有异议,毕竟医生是专业的。”刘君说,之所以一直没做,是因为首次鉴定须由潍坊市医学会做,而潍坊医学会是当地医生的组织,他对此有疑虑。
“我去做鉴定,虽是抽签,看似公平公正,其实不然。”刘君说,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当地的医生建立专家库,也就是说,给刘君的孩子做鉴定的专家,可能大部分与临朐县人民医院医生认识或者有交集。“参与鉴定的医生,一是抹不开情面,二是要为自己留后路,因为谁也难保自己以后不会出事,这样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就很难说了。”
“像致婴儿脑瘫这类事故,比一般事故更复杂,不像腿骨折,一次性赔付就可以,腿骨愈合长好后就没事了。”王建玺坦言,这类事故要通过更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来鉴定婴儿脑瘫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还要评估以后会怎样牵扯到孩子生活等。“不管怎么说,专业权威的鉴定肯定是要做的。”
刘君疑惑,在制度设计时,为什么不直接异地鉴定呢?为什么要让患者一开始就质疑呢?再有,如果人人都选择司法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针对刘君的疑惑,记者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医学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与记者通电话。该工作人员说自己生病,嗓子肿痛,说不了太多话,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山东省卫生教育培训中心网站查找。
记者又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办公室那位负责人,并提出能否换一个人来解答相关内容,他表示只有此人了解情况,安排不了其他人。
记者表示等其痊愈再联系采访。后来再沟通时,这位办公室负责人以“媒体采访要走程序,需要上级部门审批”为由,婉拒记者采访。
据一位法律专家介绍,出了医疗事故,有不少患者迟迟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近亲”操作有关。然而,如果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事故的责任就难以划分,久拖不决,有可能会酿成暴力伤医的惨剧。
调解僵局难破 最终诉诸法律
对于私了,医院更愿意通过走程序分清责任;对于诉讼,患者及其家属在遭遇痛苦时,还要打官司,精神上经受双重考验。目前,调解的方式对于医患双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
然而,调解并没有让刘君如愿。相反,带给他的却是对调解的失望。
事实上,工作在调解一线的张冠慧,也对现行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制度有些困惑。
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公正性受到质疑在所难免。“患者来我这里是期望解决问题,最后却没有解决,包括刘君在内的不少患者都觉得存在‘猫腻’。”张冠慧感觉很委屈。
“本来,紧急医学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以及疾病预防控制等是我的主要工作。”张冠慧苦笑着说,现在,调解医疗纠纷却成了“主业”,精力、能力以及权限确实有限。
张冠慧向记者大倒苦水:自己在调解医疗纠纷时,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原则,往往会多替患方争取一点利益。“但这样的做法,有时引起四方不满意。”
一是患方不满意,在调解过程中,觉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与医院是“父子”关系,哪有不向着自家人的,看不到你为他争取的利益;二是医院不满意,觉得所有治疗程序都是按照操作规范来的,符合规定,在没有通过权威的鉴定来分担责任时,不应让医院承担责任;三是领导不满意,因为矛盾解决不了,会再次找到卫计局;四是自己觉得委屈,费尽心思想解决医患纠纷,医患双方都不落好。
在张冠慧的部门,原先还有一个人,后来借着县里整合卫生局和计生委的机会,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张冠慧也成了“光杆司令”。“像刘君这样的医患纠纷,卫计局一个部门怎能解决好呢?”张冠慧说。
调解,这道化解矛盾的方程式真的无解吗?山东省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包含潍坊在内的山东17地市,正在设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由医疗专家、律师、法官、风险管理专家等专职工作人员组成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团队,通过多方参与的医疗纠纷调解团队解决矛盾纠纷会更加专业、公正。
两年了,东奔西走,孩子治疗,刘君精疲力尽;与医院沟通、通过县卫计局调解,刘君心力交瘁。
“爸——爸——”刘君的小孩两岁了,现在只会很蹩脚地喊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能力,他的妻子现在全职在家照顾小孩。“孩子脑瘫,运动神经受损严重。”刘君说,看着可爱的孩子,想到孩子的未来,他常常悲从心生。
为了孩子,也为了整个家,刘君依然行走在申诉的路上。最终,他选择了诉讼,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开这个纠结。
不过,刘君的做法有些特别:不是直接起诉临朐县人民医院,而是绕了个圈子,把济南一家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上法庭。“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单独告临朐县人民医院,只能到临朐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官都是当地人,可能与县医院熟,我一个外地人去打官司,没有胜算把握。”刘君说,把济南的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可以把诉讼地选在济南,起码对他公平一点。
刘君说,只要在济南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能不会在潍坊做,也可能做司法鉴定。“这样的异地鉴定让人觉得可能更公正一些。”
“打官司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刘君说,“我还是相信法律,我就是为了讨个说法,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医患纠纷纠结在哪里】 本报记者 潘俊强
责任编辑:陈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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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婴儿脑瘫医院是否担责
新生婴儿脑瘫医院是否担责
分类:&& 更新:&&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新生婴儿脑瘫医院是否担责
&&& 「案情」&&& 日10时,妊娠九个多月的曾某在丈夫谢某的陪同下,入住福建省长汀县某医院妇产科待产,入院诊断为“g1po孕38周宫内妊娠roa”。日7时30分,患者曾某出现“胎膜早破”、“羊水清”,此后并伴“不规则阵缩”。日5时25分,进入第一产程,羊水Ⅲ度混浊,6时49分进入第二产程,行“会阴切开,胎头吸引”助产娩出新生男婴谢某,生后1分钟及5分钟apgar评分分别为8分、10分。产后婴儿逐渐出现哭声低、反应差、口唇紫绀等,经妇产科处理无好转,于同日16时转儿科治疗。&&& 入住儿科检查后拟诊:1、新生儿硬肿症;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予保温、吸氧、抗感染、改善微循环、脱水、止血、抗惊厥等治疗。患儿于日曾出现抽搐,经处理后缓解,在儿科住院一周,患儿面色红润、未再抽搐,呼吸平顺,反应好,吮乳有力,病情稳定,于日出院。患儿出院后,其父母发现儿子谢某逐渐出现“反应迟钝,不能抬头”,此后多次到当地医院咨询就诊未果, 日经龙岩市第一医院,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后遗症,其后患儿先后还就诊于龙岩市第二医院、北京博爱医院,均诊断为:脑性瘫痪。&&& 2001年8月,谢某、曾某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要求被告人某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21万余元。&&& 「鉴定与调解」&&& 该案历时近三年经三级鉴定机构鉴定,最终结论为:医院产程观察记录不全,无法明确因先天因素或胎儿窘迫引起的患儿脑性瘫痪,属于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法院受理后,依原告申请,先后委托长汀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龙岩市医疗事故技术委员会对本案进行鉴定,结论均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提出异议并再次申请重新鉴定, 日福建省医学会受法院委托,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2004年8月福建省医学会作出闽医鉴定(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分析意见:根据医患双方提供的资料,鉴定专家组分析认为:在分娩过程中,胎头吸引助产术符合产科处理原则,但产程观察记录不全,无法证明胎儿无宫内窘迫;因新生儿血小板仅61×109/l,且有蛛网膜下腔出血,无法明确因先天因素或胎儿窘迫引起的患儿脑性瘫痪。结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日,法院组织医患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的工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医院自愿补偿小孩因医疗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经济损失计人民币95000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点评」&&& 本案属医患纠纷,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对医患纠纷,患方只要举出在某医院就医后,有损害结果,医方要免责就必须举证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也就是说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中因医方的操作规程有瑕疵,产程观察记录不全,导致无法明确患者是因先天因素或者胎儿窘迫引起新生婴儿脑性瘫痪,最终鉴定结论为,医方属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轻微责任。而从举证责任倒置的角度看,因医方的记录不全,医方无证据证明患者与其医疗行为无关,医方是不能免责。因此医方应对患儿承担赔偿责任。&&& 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收案数有上升趋势,该类案件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涉及到全社会分配公平与正义的问题。鉴于医疗行为的风险性比较高,且属于具有公共福利性质的行业,要解决医患双方的矛盾,只有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为了实现既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又能够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的环境的双重目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投医疗责任险或设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的方式,以分散因医院过错行为造成的风险,减轻因医疗机构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近悉,北京市将出台医疗责任险,我们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广,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受害人的关爱,才能体现我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才能比较地调整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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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时有窒息,两家医院一轻一重两种结果,索要病历屡次遭拒,刘君怀疑临朐县人民医院篡改病历。
  不仅如此,刘君心里也装满了疑问。“婴儿出生,为啥让我们将婴儿从产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不应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抱上去吗?同一家医院,为啥产二科的医生说已经没事,新生儿科的医生却说比较严重,建议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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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可能篡改病历,23日当晚就封存了,病历上的内容有些还没来得及写。”针对刘君的质疑,临朐县人民医院产二科主任窦金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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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君向记者提供这段与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时,依然情绪激动。他表示,封病历的正常程序是,若医患双方产生矛盾,患方要求医院封存病历,则在医患双方以及卫计局三方见证下,将病历封存。“我不打电话,卫计局不可能去封病历。”
  临朐县卫计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因刘君需要复印病历,在县人民医院、刘君亲属和卫计局工作人员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拆封,复印后再次封存至今。
  刘君想不明白的是,再次封存的病历,为啥首次封存病历的时间以及装病历的文件袋没有了?记者找到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拆封后,以前装病历的袋子要重新换,之前的应该有首次封病历的时间,可能与病历一起又封在新的袋子里面。
  至今,三方仍在封病历的日期上没有取得一致。这更加坚定了刘君之前的判断:医院篡改了病历,推脱责任。
  针对医生让家属抱着婴儿去新生儿科病房的疑问,窦金玲表示,医生紧随其后就赶到了。
  关于抢救及转院的问题,医院给出结论:产二科及新生儿科在患儿抢救过程中,相关科室按照绿色生命通道的要求,紧密配合,抢救措施恰当。临朐县人民医院医务部原主任尹继全表示,新生儿比较特殊,转院得有专门的救护车,普通的救护车不具备儿童专用的救护设备,这才让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来拉的。
  刘君依然不认同这些说法,继续跟医院交涉。
  尹继全曾经全程参与这起医患纠纷处理。在他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刘君曾经到过医院6次。尹继全说,曾主动约过刘君2次,刘君来找过医院4次。“我们也想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两年来,我既要工作,又要给孩子治病,与院方沟通成本高。”刘君说,他们抱着孩子,辗转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求医,已花费数十万元,身心疲惫,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很大,医院却从来没有探望过孩子。
  临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许孝新承认:“自从转院之后,我们没见过小孩,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这两年,双方也多次面谈,并保持电话沟通。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谈崩后,有时候我越想越气,恨不得和他们拼命。但是,我强忍住了,除了说过一些难听话,还算理性。”刘君说。
  多次沟通,医院仍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经过医院自查、分析,产二科处理得当、合理,不存在处置不当等问题;诊疗过程无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建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鉴定等途径,由专业机构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出具权威性结论,然后再进行处置。“如果权威结论出来,是医院的责任,我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尹继全说。
  双方诉求迥异
  调解遭遇无解
  起初,在与医院协商沟通失败后,刘君找到县卫计局,想通过调解来解决与医院的纠纷。刘君说:“打官司太漫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走这一步。”
  在数学中,两个圆的位置关系,有重合、相交、相离几种类型。医患双方,产生矛盾纠纷,其诉求犹如两个圆。近似重合,双方协调沟通,问题可解,不过此种情况少之又少;相交,虽有不一致之处,但仍存在重合部分,医患双方,通过调解,各让一步,解决问题;相离,双方诉求迥异,无交集,再怎么调解,也无济于事。
  临朐县卫计局副局长王建玺觉得,刘君与医院的矛盾纠纷属于相离的情况。“县卫计局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但是双方各不相让,底线平行不相交,调解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担负着医疗纠纷调解的职责,但是也只能是协调,我们没有权力让临朐县人民医院怎样,更没有权力让刘君怎样。”临朐县卫计局应急办主任张冠慧说,有时明知不会有结果,但仍要调解。“患方找到卫计局,我们不可能开口拒绝。”
  “那怎么办?”记者问。
  “调解!”张冠慧说,在调解过程中,告知患者如何才能有效解决纠纷,说服患者走相应程序会更合适。
  “就拿刘君与临朐县人民医院的纠纷来讲,刘君找到卫计局,我们在安抚其情绪的同时,将双方往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司法鉴定的路上引,只有做了权威鉴定才能划分责任。”张冠慧说。
  刘君还出具了一些医院的诊断给医院与卫计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诊断为窒息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针对这些诊断,临朐县人民医院认为,患儿年龄尚小,目前上述医疗机构对损害及预后均无结论性意见,尚需专业机构通过鉴定确定。
  “患方、医院、卫计局都不是鉴定机构,其他医院也不是权威鉴定机构,都不能直接下结论。”王建玺疑惑,为何刘君不去做相关权威鉴定。
  最终,县卫计局出具了一个处理意见:关于院方是否存在诊疗过失及责任程度、窒息是否对患儿造成永久性损害及损害的严重程度、患儿预后等问题的认定,双方意见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需要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得出明确结论后才能进一步处理。
  刘君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
  医疗鉴定受疑
  划责久拖难决
  临朐县人民医院和县卫计局建议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刘君为什么不肯接受?
  刘君也考虑过,但在咨询不少医生和律师后,他犹豫了。“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生的组织——医学会来鉴定,我没有异议,毕竟医生是专业的。”刘君说,之所以一直没做,是因为首次鉴定须由潍坊市医学会做,而潍坊医学会是当地医生的组织,他对此有疑虑。
  “我去做鉴定,虽是抽签,看似公平公正,其实不然。”刘君说,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当地的医生建立专家库,也就是说,给刘君的孩子做鉴定的专家,可能大部分与临朐县人民医院医生认识或者有交集。“参与鉴定的医生,一是抹不开情面,二是要为自己留后路,因为谁也难保自己以后不会出事,这样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就很难说了。”
  “像致婴儿脑瘫这类事故,比一般事故更复杂,不像腿骨折,一次性赔付就可以,腿骨愈合长好后就没事了。”王建玺坦言,这类事故要通过更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来鉴定婴儿脑瘫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还要评估以后会怎样牵扯到孩子生活等。“不管怎么说,专业权威的鉴定肯定是要做的。”
  刘君疑惑,在制度设计时,为什么不直接异地鉴定呢?为什么要让患者一开始就质疑呢?再有,如果人人都选择司法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针对刘君的疑惑,记者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医学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与记者通电话。该工作人员说自己生病,嗓子肿痛,说不了太多话,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山东省卫生教育培训中心网站查找。
  记者又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办公室那位负责人,并提出能否换一个人来解答相关内容,他表示只有此人了解情况,安排不了其他人。
  记者表示等其痊愈再联系采访。后来再沟通时,这位办公室负责人以“媒体采访要走程序,需要上级部门审批”为由,婉拒记者采访。
  据一位法律专家介绍,出了医疗事故,有不少患者迟迟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近亲”操作有关。然而,如果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事故的责任就难以划分,久拖不决,有可能会酿成暴力伤医的惨剧。
  调解僵局难破
  最终诉诸法律
  对于私了,医院更愿意通过走程序分清责任;对于诉讼,患者及其家属在遭遇痛苦时,还要打官司,精神上经受双重考验。目前,调解的方式对于医患双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
  然而,调解并没有让刘君如愿。相反,带给他的却是对调解的失望。
  事实上,工作在调解一线的张冠慧,也对现行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制度有些困惑。
  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公正性受到质疑在所难免。“患者来我这里是期望解决问题,最后却没有解决,包括刘君在内的不少患者都觉得存在‘猫腻’。”张冠慧感觉很委屈。
  “本来,紧急医学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以及疾病预防控制等是我的主要工作。”张冠慧苦笑着说,现在,调解医疗纠纷却成了“主业”,精力、能力以及权限确实有限。
  张冠慧向记者大倒苦水:自己在调解医疗纠纷时,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原则,往往会多替患方争取一点利益。“但这样的做法,有时引起四方不满意。”
  一是患方不满意,在调解过程中,觉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与医院是“父子”关系,哪有不向着自家人的,看不到你为他争取的利益;二是医院不满意,觉得所有治疗程序都是按照操作规范来的,符合规定,在没有通过权威的鉴定来分担责任时,不应让医院承担责任;三是领导不满意,因为矛盾解决不了,会再次找到卫计局;四是自己觉得委屈,费尽心思想解决医患纠纷,医患双方都不落好。
  在张冠慧的部门,原先还有一个人,后来借着县里整合卫生局和计生委的机会,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张冠慧也成了“光杆司令”。“像刘君这样的医患纠纷,卫计局一个部门怎能解决好呢?”张冠慧说。
  调解,这道化解矛盾的方程式真的无解吗?山东省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包含潍坊在内的山东17地市,正在设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由医疗专家、律师、法官、风险管理专家等专职工作人员组成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团队,通过多方参与的医疗纠纷调解团队解决矛盾纠纷会更加专业、公正。
  两年了,东奔西走,孩子治疗,刘君精疲力尽;与医院沟通、通过县卫计局调解,刘君心力交瘁。
  “爸——爸——”刘君的小孩两岁了,现在只会很蹩脚地喊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能力,他的妻子现在全职在家照顾小孩。“孩子脑瘫,运动神经受损严重。”刘君说,看着可爱的孩子,想到孩子的未来,他常常悲从心生。
  为了孩子,也为了整个家,刘君依然行走在申诉的路上。最终,他选择了诉讼,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开这个纠结。
  不过,刘君的做法有些特别:不是直接起诉临朐县人民医院,而是绕了个圈子,把济南一家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上法庭。“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单独告临朐县人民医院,只能到临朐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官都是当地人,可能与县医院熟,我一个外地人去打官司,没有胜算把握。”刘君说,把济南的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可以把诉讼地选在济南,起码对他公平一点。
  刘君说,只要在济南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能不会在潍坊做,也可能做司法鉴定。“这样的异地鉴定让人觉得可能更公正一些。”
  “打官司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刘君说,“我还是相信法律,我就是为了讨个说法,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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