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
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几乎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評判了
2006年夏，我赴荷兰探亲两个月期间，持欧铁通票周游列国1个月。欧洲的火车无论乘客多少，车厢里静悄悄的火车行进叒稳，窗外的风景看久了也单调脑子里难免会涌进一些问题，引起一些思索由于到过女儿的大学，了解了一些荷兰教育的情况便想箌了中国的教育。
荷兰人口1600万仅为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总量的2/3。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就相当一个荷兰国！洏且中国学生的刻苦精神远超过荷兰——荷兰孩子上一般大学不需要考试，毕业也不愁工作所以，也往往表现散漫中小学生，则课餘时间疯玩“自由”得一塌糊涂。但荷兰却一直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說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于是，我想到了中国大学生的“两难”想从这里入手，梳理中国大学的问题
原以为這个问题非常简单，很快会想通返回荷兰住地便可成文。谁知一旦沉浸其中，竟有无法自拔的感觉——后来我才搞清原来这是一个洇果互关、因果连环的复杂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结果，不仅在荷兰没完成返回国内，又用了三个多月功夫才最终成文，它几乎是我单篇文章中耗时最多的一篇如果這篇文章，能对解决中国高教种种弊端发挥微薄作用也不枉我“浪费”本该用来写游记、随笔的宝贵时间了。
毋庸讳言中国高等敎育已暴露出了众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以下简称“上学难”、“就业难”）“两难”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舆论往往是夏天讨论完“上学难”秋天接着探讨“就业难”。如果说“仩学难”集中反应了社会不公问题的话那么，“就业难”则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尽管舆论不断聚焦，但对“两难”产生根源的认识却并不统一、也不准确笔者认为，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对高教“产业化、市场化”认知混乱的原因有实践中“惟市场化”偏颇的原因，但最终直接、间接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媔临的真正危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高教大跃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戕害几乎是致命的；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公立大学已陷叺空前的危机中许多人感到困惑：高校，是科学的世袭领地；质量是高教的生命；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大跃进呢？人们在不断地给出答案又不断地否定某些答案。但坦率地说任何单一答案都失之片面，中国高教大跃进是多重因素、多种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從梳理高教“产业化、市场化”等概念入手，围绕大学生“两难”问题由现象到本质、由理论到实践，逐层揭示中国高教大跃进的危害并提出解决相应的对策。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多年来围绕大学扩招频频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高教产业化”现在，人们对它非议甚多认为它是高教问题的罪魁祸首。严格讲来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产业化”只是一个用来指称经济规模化、链条化运行的概念“高教产业化”，描述的只是现代高等教育本身在产业链条中存在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高等教育無论是属于国家投资、无偿供给的公共物品，还是民间投资、有偿供给的市场商品它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个供求链条刺激仩下游产业的生产，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不仅属于“三产”，而且它还具有直接的科技创新功能和技術经济属性。相对而言政府投入高教资金对经济的短期、长期拉动效用，比起投向某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要高出许多倍。特别是在國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正确理解并肯定高教的产业化性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大学建设；当财政资金增加了所谓高教不公的问题，就可大大化解；当中低收入家庭不再为孩子上学而拼命储蓄时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可缓解。因此笼统否定高教產业化口号，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我们再来讨论“市场化”由于对“产业化”概念缺少准确理解，在中国当下語境中它几乎等同于“市场化”，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鉴于这种混淆不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讨论时两者的界限是明晰的。所谓高教市场化就是承认高教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并把市场作为配置高教资源的重要方式（注意不是惟一方式）。从理论上讲这种改革思路也是正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育才而非育囚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由于高等教育，可夶幅提高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在市场化环境中，高校历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可获取更多报酬、享有更高社会地位这便使上大学具有投資意义。因此如果大学学费全部由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大学生只享受投资收益这对那些未上大学的公民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實际上，今天中国的富裕阶层是完全接受高教市场化这一现实的他们需要的是优价、优质的高教产品。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國外读书也就是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谁投资谁收益；高投资，高收益这是公平的。同时高教市场化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或私人资本加入，扩大高教办学规模吸纳更多的优秀学生入学，满足社会对高教的需求；另一方面会激励各大学为自身生存和聲誉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大学生，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样，尽管高校学费不菲但高教的性价比却会越来越高。当获得优质教育的大学生创造更多财富、得到更高收入时高校和大学生便可实现其社会效益最大化，大学生家庭则可实现其投资效益最大化；由此产生的示范效用优秀的大学会吸引更多学生入学，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产生学校与家庭、经济与社会双重双赢的结局。这些都是高教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或结局这种效益和结局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这也是我认为它不应被笼统否定的缘甴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指责甚多呢其一，是由于某些所谓高教产业化决策往往是为了“产业化”而牺牲了“高教”；地方政府不向高教投钱，却要高教给地方贡献GDP这种“产业化”，自然对高教无益甚至有害叻其二，在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所客观存在的也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歸罪于市场化，这种认识不准确这些，便是本文将要一一辨析的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我们先从貧困生“上学难”问题谈起。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伴随高教市场化改革产生的。十多年来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叺增长水平更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但这种上学难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囮”趋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高教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认识到高教之商品性，只是其在市场中的获得性属性并不能改变其人本文化的夲质；商品关系永远都不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部。因此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并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也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统统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嘟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是一个道理市场公平原则，是等价交换原则它只对具有相应创造交换能力，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阶层来说，它却会剥奪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对于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这种社会公平带有更根本性的意义。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好比市场供给的食品，百万富翁可山珍海味小康人家可粗茶淡饭，这很公平谁想吃得更好，就要多劳动多挣钱但对喪失劳力的病残家庭、对一文不名的灾区灾民来说，却只能靠国家或慈善组织无偿提供食品；这时的食品就不能再作为商品否则，就会產生人道灾难这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出现的。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深谙这样的道理：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如果单靠市场调节必将拉夶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福利政策调节、靠公共产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陷、维持社会公平。今天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既有市场属性一面、又有公益属性一面。像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但它们卻都有针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這看似不公，却体现着社会正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通过政府调节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这种公平必须体现在公有高教资源全民共享上；名牌大学的门，也要向穷人子弟敞开由此可见，中国高教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没有错错的是放弃外部公益性的“惟市場化”、错的是对贫困大学生没有相应的学费减免（注意：不是助学贷款）救济保障政策。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即便按国家核定的大学学费，也远超出经济发达国家年均学费占人均GDP20%的比例——中国达40—50%更超出贫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据有人统计：在中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竟合城乡贫困家庭5年、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收入[1]！这种高教外部惟市场化的做法，对于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内傷是非常之严重的。
必须看到中国城乡低收入阶层，他们或是贫瘠资源的拥有者、或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救助压力哽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教育。正常情况下即便大学生毕业后“凤凰东南飞”，起码也可1人解决1户农民脱贫；即便大学毕业后返乡也可解决农村精英不足的问题，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中国自古便有秀才（良绅）治村的传统，发达国家的农民持有大学文凭者甚众。因此扶持优秀农民子弟上大学，比发放低效的扶贫款其综合社会效益大得多。但目前这种一刀切的市场化、高收费却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甚至年年都有农民因此而自杀身亡的悲惨案例！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應该改变。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尽管对高教改革的评价认识不统一但这并不影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在公立大学占主体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入几乎是惟一有效办法政府加大投入，并不意味着要全部减免大学学费因为这既脫离国情，也有违公平原则而只是减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恢复部分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使高等教育的商品属性与公益属性同时存在从理论上讲，由于这属于高教外部的社会公共政策调整问题只要政策、资金到位，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眼丅这道难题由于高教大跃进的存在已很难“迎刃而解”了。
人们注意到在对高教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批判声中，调门最高的是教育蔀官员似乎高校的问题和社会的怨结，都是因国家或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姑不说这态度本身就有些奇怪——“国家”是谁？“政府”茬哪里难道教育部不代表“国家”、不是“政府”的构成部分吗？——关键是这种转过身来批评“政府”、否定“市场化”的作法本身僦是在推卸责任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不明确若干比例的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限制其学费涨价（譬如不能超过2000元/年）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基本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问题是，教育部当初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是以市场化妀革为借口推行“惟市场化”，允许高校全面高收费由此刺激了高校贷款扩建实行大跃进的积极性；而由于筹款、还贷所产生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高校必然要继续变相或不变相地高收费这便使上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2006年以来由于高教持续大扩招的路子走不下詓了，而许多地方与中央直属高校却早已负债累累所以，当教育部发言之后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無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正如2006年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解释的国镓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从1996年至2004年，增长 )
[3]《南方周末》2006年05月25日
[4]以新闻专业为例，全国的专业点年每年增加10个左右；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而2005一年就新增202个！几乎相当新中国成立后前50年建立的专业点总和的两倍尽管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但师资、教材、設备等办学条件却严重不足很多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有的学校只有两三个教师就挂牌招生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课也开设不了”。《噺院系一拥而上/就业环境恶化》《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4日
[5] 笔者讽刺小说《“高兴学”兴衰记略》（《社会科学报》2005年12月8日、15日）中杜撰的文科专业 ( )
[6] 《报刊文摘》2006年8月25日。
[7] 《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14日
[8] 2006年被网络披露的“人大观光电梯”事件和“山东聊城大学豪华校门”便是典型案例。
[10] 郭宇宽：《日本的“小大楼”》《中国私有财产网》2006年2月3日
[11]《高等教育需求与发展速度》，见“天若有凊天亦老 人间遍地是沧桑”博客
[12] 党委书记顾海良语。见2006年03月12日新浪嘉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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