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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p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发布的所有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详见 。本视频由声明原创。八大堂之会贤堂
会贤堂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前海北沿18号，为西城区重点保护文物。会贤堂与京城著名的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惠丰堂、福庆堂、同和堂、庆和堂并称“八大堂”，原是清光绪时礼部侍郎斌儒的私第。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有山东济南人来此开设会贤堂饭庄。会贤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3
000平方米。前部邻海为十二开间大玻璃窗2层楼，雕梁画栋，门辟其间。门口马头墙上挂“会贤堂饭庄”铜牌，大门门簪上镌刻“群贤毕至”4字。后院分东西两路，有房百余间，有花园和1座戏台（已无存）。辛亥革命时摄政王载沣曾在此讨论“军国大事”。民国初年溥仪曾派内务府大臣绍英等在此专门宴请徐世昌、熊希龄、靳云鹏等人。“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不少进步教授在这里探讨新文化运动，1912年鲁迅曾3次来会贤堂。京剧演员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在此有过表演。1930年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王法勤、陈公博、覃振、白云梯、谢持、傅汝霖等在会贤堂举行过重要党务会议。会贤堂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业。1948年辅仁大学购作校友楼。后为中国音乐学院家属宿舍，存有文物建筑65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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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老北京的记忆（67）：会贤堂
会贤堂位于前海北沿18号，它是“清末民初北京的著名饭庄八大堂之一（其他七处是：福寿堂、惠丰堂、聚贤堂、富庆堂、天福堂、燕寿堂和庆和堂），由山东济南人于光绪十六年（1890）开办，经营山东风味菜肴”。其门簪上有“群贤毕至”四字，以应“会贤”之义。会贤堂“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有平房、瓦房百余间”，它原为“清光绪礼部侍郎斌儒（字翰臣）与东邻工部侍郎福志（字厚庵，即福芝芳之父，梅兰芳岳父）私第”，改建成饭庄后仍然“保留着府邸的四合院格局，院子大而宽敞，前临什刹前海建起面阔十二开间的二层中式小楼，在楼上饮宴，前面的宫阙、白塔尽收眼底，夏日柳绿荷香、碧波荡漾，景色绝佳。院内还搭有一座戏楼（已拆除），可以在这里办堂会戏”（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
据称会贤堂作为八大堂之首，是其中唯一一个具备餐饮娱乐功能的场所。因周边王府众多，辛亥革命之际，这里经常被达官显贵用来举行重要会议或商议军国大事。“五四”运动前后，胡适、鲁迅等不少进步教授著名人士在此聚会探讨新文化运动。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王徭卿、余叔岩、尚小云、李万春等经常应邀在会贤堂舞台上献艺。会贤堂饭庄大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结业，卢沟桥事变后，这里成了伪满洲国的驻京办事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会贤堂作为逆产被查收。1947年，它又被辅仁大学买下，作为校友活动聚会的场所（引自王志新《会贤堂：守望尴尬旧北京》）。1952年，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中国音乐学院又从北师大分出，会贤堂即被它们用作教职工宿舍（引自王进《会贤堂“文保”修复僵局》）。
会贤堂的老住户回忆其格局道：“这座大院子前后大小分为七座小院落。最北边有一座三层的小戏楼（1976年地震后改成两层），戏楼西边有座方方正正的大四合院。戏楼的东边有座小四合院，大院的后小门就开在这个小四合院的北边。大院子最南边是一排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红漆大门前两侧有两座石礅，大门上方镌刻着‘会贤堂’三个大字，大门开在一层楼南侧的正中间。”（引自牛贵彬《会贤堂：邻居里面大师多》）50年代他们刚入住时，会贤堂的院子里“宽敞宁静，长满藤萝，廊道相连”，极富意境（引自王进《会贤堂“文保”修复僵局》）。
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画家李瑞年、连环画画家吴静波、评剧演员小白玉霜，油画大师吴冠中、古琴演奏家李祥霆等名人均在会贤堂居住过。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这里和睦的邻里关系，给后来迁走的老住户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会贤堂大院变得面目全非。里边盖满了小房子，连接各院的走廊也全堵死了。整个院子失去了原貌。大门昼夜敞开着。家家安了上水表、电表，每家变成了独门独户。以前庭院式的建筑、和谐的生活氛围以及和睦的邻里关系，已荡然无存（引自牛贵彬《会贤堂：邻居里面大师多》）。
时至今日，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会贤堂的保护状况，令人极其担忧。2007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经过调查后认为，会贤堂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它们是：“古建筑年久失修；用火、用电不规范以及堆放大量易燃物；私搭乱建严重；无消防通道；无消防、避雷设施。”记者目睹的状况则是：“被临建挤压的过道，只能容得下一个半人通过，横七竖八的后建房将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原先木制建筑的门框和屋檐因年久失修几乎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甚至已经变形。因一些居民腾退而拆迁的杂物被仍的到处都是。”更有甚者，在还算宽敞的后院里，有人“种了菜还养着鸡”；“院内下水不畅，一个住户的墙后有个污水坑。唯一的厕所积满秽物，异味刺鼻，不堪使用。”（引自王志新《会贤堂：守望尴尬旧北京》及王进《会贤堂“文保”修复僵局》）
如今，会贤堂的保护陷入了僵局。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状况是由腾退不力以及居民索要高额补偿所致。2009年，当时会贤堂的产权人辅仁大学校友会为了修缮会贤堂，要求其中的居民搬走，以每平方米四五万的价格补偿。2010年，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住户已搬走，未完成腾退的仅剩下不到400平方米，腾退的难点在于居民要价太高。据称：“一个居民约8平方米住房，我们给他的补偿是92万，但他还是不肯走；又如一户只住了三口人的居民，住房面积不到54平方米，我们给他的补偿是300万，而他还要另外提供两个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再如一户居民已经住进了单位分配的房屋，但她即使不住也不腾退，毫无理由的要求按照应当腾退的房屋再给她一份补偿，而这还不是要价最高的，其中要价最高的可达每平方米21万之多。”从开始腾退到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但仍有部分住户尚未搬走。而有些空置的房屋，由于长期未经修缮，梁架倾斜，处在濒临倒塌的状态。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会贤堂的产权不清。据报道，会贤堂的产权原本属于辅仁大学校友会。解放后，由于辅仁大学已不复存在，由政府接办，其校友会亦宣告解散，故而大学的“财产及使用的财产”由政府一并接收。会贤堂的居民据此认为，会贤堂在新中国成立后早已收归国有，完全是国家的房产。且根据建设部1989年的明文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按国家政策由政府接管、接办的原教会办的学校，产权归接管后的单位登记。然而，1984年，辅仁大学校友会恢复，并于1992年重新确认了对于会贤堂的产权，且获得了房产证。其过程是：“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很多房产要确权，校友会恢复活动后就提出要收回会贤堂的产权。到1992年时，校友会按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四期公告，申请确认会贤堂的产权，没有人提出异议。再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根据原始文件审核来源，用这样的方式校友会办理了产权证。”校友会的法律顾问赖小瑜解释了它们获得房产证的依据，即“一个房产证的获得，只根据原始的登记”，根据原始登记，会贤堂是“学生集资购买的合法财产”，应当发还校友会。
不过，由于辅仁大学校友会资金短缺，无力使会贤堂恢复原貌，他们于2008年5月将其产权出让与天津好时置业有限公司，以“利用社会资金保护文物”，成交价为三千万人民币；校友会为了防止会贤堂被转卖，在转让产权的同时保留了其土地使用权。
会贤堂的居民对辅仁大学校友会获得其产权证，而后又对产权进行出让提出质疑，认为这涉嫌违法，他们坚称会贤堂为国有财产，会贤堂的买卖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居民援引北京市文物局于2008年3月作出的“关于请依法办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转让的函”为其主张辩护。该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针对“有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单位，擅自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出去，并办理了产权转让手续和产权证”的违法现象，请求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在办理有关不可移动文物产权转让手续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不予办理。对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特殊情况，请会同我局共同请示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况且，西城区房管局还将会贤堂的一部分房屋作为公房出租，这说明“辅仁大学校友会”的产权并未得到承认和履行。
针对居民的诉求，北京市住建委以及西城区房管局强调辅仁大学校友会房产证的获得以及产权转让是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的。而北京市文物局则指出，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会贤堂居民所援引的“关于请依法办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转让的函”仅针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产权转让，会贤堂为集体产，属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按照文物局的解释，该函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会贤堂，其产权转让符合《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不属于国有资产流失。
除却产权问题外，居民亦对会贤堂买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提出质疑。首先，其买卖合同中写明的成交价为三千万元，但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中，成交总价一栏填写的却是“30个亿人民币”，为何二者的差距如此之大？对此，辅仁大学校友会的解释是，居民没有看明白小数点。其次，有居民“曾看到腾退人员向外人高价叫卖已经腾退的房屋，据此认为，此次腾退并不是为了修缮会贤堂，而是有人想从中牟利”。但辅仁大学校友会对此同样予以否认，指出“腾退之后肯定要进行修缮，以后可能会做旅游观光的景点”。
由于产权的纠纷与转让，导致会贤堂的腾退工作开展不力。校友会与天津好时双方均未想到这一过程如此艰难。在产权转让之后，双方商定腾退工作由校友会负责，在工作遇到瓶颈之后，校友会将其移交给天津好时，后者陷入这一大泥潭中无以自拔，曾表示要在2013年之内彻底完成，然而这一愿望却未能实现。最后，双方不得不表示，他们“都是做文化事业的，不善于搞拆迁”。
因为会贤堂被界定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以在其产权转移以及腾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的北京市文物局的缺位。文物局称自己“一直对产权单位解决安全隐患的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要求其积极推进整改工作”，可他们除此之外别无作为。会贤堂的产权转让，北京市文物局“于事后才获知此事”。针对居民们腾退会贤堂是为了牟利的观点，文物局则表示，自己的职责只是“对今后的处置方案进行审批，并监督会贤堂不被损坏或拆改”，即便是“为了牟利”，这“也属于产权人的权利范围”，他们无从干涉。
会贤堂所面对的两个问题：腾退以及拆迁改造过程中的产权纠纷，其实是北京市的大量文物所共同面对的。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往往在未告知业主的情况下，即将其土地使用权直接有偿转让与开发商，以至出现“一地二主”的情况。有报道称，北京市有60%的文物被不合理占用且面临着腾退的难题。据介绍：“由于腾退文物建筑缺少法律依据，占用文物古建的单位或者个人，往往借此索要巨额补偿费，令腾退工作难以进行……拆迁费用占到文物单位保护资金的90％以上，资金问题成解决文保的最大困难。”我在网上看到最近有关会贤堂的报道是在2013年6月，此后它似乎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目前的状况看，会贤堂的“文保”仍然没有走出“僵局”，腾退工作的彻底完成尚且遥遥无期，更遑论进一步的整修与利用。
（参见贾鹏《北京文物保护单位会贤堂居民被要求腾房》、王志新《会贤堂：守望尴尬旧北京》、王进《会贤堂“文保”修复僵局》）
图1：会贤堂文物保护单位标识。
图2：会贤堂介绍牌。
图3：会贤堂的十二开间中式小楼全景。
图4：中式小楼入口。
图5：中式小楼局部。
图6：门墩。
图7：门簪上的群贤毕至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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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京 小地方(连载 下篇)
　　大多数人对北京的印象是大气磅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广场、中国最完整的长城、亚洲最大的餐厅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论文网 /6/view-6132063.htm　　然而，北京的美丽并非仅仅是由这些 大块头 构成。作为一个千年古都，以及数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中心，这里见证了文明和风流的起承转合、风卷云舒；这里也是南来北往、华洋杂处、 　　历史演绎的中心。 　　所谓浓缩即精华，在北京有着数不清的 小身板 大来头 的 秘境 ，用自己的存在证明着这座城市的魅力。 　　如果你更喜欢品味历史的细节，更喜欢重新发现一个属于你的北京，请跟我来。 　　本期继续连载，向你介绍老北京魅力绝佳的 个 小地方 。 　　大董和利群 　　烤鸭发烧友的聚集地 　　到北京必然要吃烤鸭，不仅自己吃，如果四海宾朋来京，行程中也免不了有此一项。 　　只不过北京烤鸭虽以全聚德为正宗，却未必以其为最佳。全聚德就好比金庸小说里的少林寺，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正派之源，但小说中武功最高的大侠，却往往不是少林寺僧。 　　利群和大董，就是两家尽管出身与全聚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却在民间独树一帜的鸭中“大侠”。前者适合邀请国内朋友，后者则适合接待海外宾朋。 　　利群老板姓张，六十许人，北京人，爱人是民主人士林南园之女。张老板系老三届知青，回城后，进国营全聚德学技术，之后自己出来开店。因为岳家昔日显贵，所以在前门这里有一个小私宅，就辟为店面，从此生意兴隆、万客川流，只不过十几年过去，它还是一家只有十二张台子的小店。 　　但也正因为店小，利群一直保持着最传统的烤鸭制作坊式制作方法。从鸭坯的干燥、果木的陈化、入炉的烤制等等，全部是纯手工式的制作，因此也保留了其中规中矩的传统风味。而一些更大的烤鸭店，因为规模化供应的需求，不得不借助一些现代化的烹饪工艺，虽然不能说就此不正宗，但对于追求极致的老饕来说，还是有所不足。 　　更有意趣的是，利群的老店就在前门的一处胡同里。每到夜里，这里会悬起几盏灯笼，老胡同里慢悠悠的人群，不知哪家的收音机里放出的一曲京剧，更是让利群充满了北京情韵。 　　大董也有自己的独家秘技，这家华丽的餐厅是五星级的，明亮而轩敞；这里的烤鸭名为“酥不腻”，针对的就是欧美人士经常诟病的中式餐饮的过于油腻，通过大董独家的技术，号称可以在减去近50%脂肪的同时保存烤鸭的风味……事实上，这种口碑的确非常吸引外国食客，乃至这里终年人流不断。不过，对于本土的烤鸭爱好者，未免会抱怨这里的鸭子吃起来不够香。 　　行游建议：利群招待内宾，大董招待外国朋友，两地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预订。 　　后圆恩寺胡同 　　大隐于市的贵人居 　　在南锣鼓巷北向东，与黑芝麻胡同相接的一条全长444米的小胡同里，昔日曾经繁华一时――铁帽子王故居、蒋介石下榻的府邸、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住所，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 　　元朝时，这里曾建有圆恩寺，现在寺庙建筑已经不存。清朝，这里属镶黄旗，由于在圆恩寺之后，故而得名。 　　后圆恩寺胡同7号，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今天这里挂着友好宾馆的招待牌，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大门紧闭的。这座地道的北京院落，是一座西洋楼房。 　　这里曾经是清末庆亲王奕?次子的宅第。这位贵公子号称“风月魁首，赌中豪客”，这处院落曾是他的金屋藏娇处。也因为他金枝玉叶的身份，院中才存有极为罕见的石刻，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圆明园遗物。 　　这个院落的再度闻名是蒋介石曾经两度将其作为在北京的办事处。1945年蒋介石在此设立办事处时，正是抗战胜利，他正登上一生中荣誉的最高点，来到故都是为了“抚慰北方同胞”；而1948年蒋介石再次来此时，蒋家王朝已日暮途穷，他经此赴辽沈战役前线督战，但也未挽回危局…… 　　历史文化名人溥仪、婉容、张学良、何香凝、郭沫若、陈香梅都曾下榻此处。 　　13号院，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化部长、大作家茅盾的故居，是他自1974年起在京的住所。和这一地区的许多深宅大院相比，茅盾故居极其普通，仅是一座不大的两进四合院。茅盾解放后一直住在东四头条203号文化部宿舍，与周扬、阳翰笙等为邻，1974年搬到后圆恩寺，直到1981年病逝，在这个小院中度过了他最后7年的岁月。故居的前院开设了2个陈列室，展示陈列茅盾生前的实物和图片，包括手稿、作品、信件、手迹和茅盾主编过的文学刊物等，共400多件。 　　行游建议：这条胡同周边有许多依托四合院建的酒店、客栈，希望体验老北京胡同风味的游客可以小住几日。 　　一片冰心在玉壶 　　老北京消夏好去处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一个济南人在后海开设了会贤堂饭庄。会贤堂占地近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原有戏台、瓦房、平房100余间，二楼有栏杆可眺望什刹海。大门的马头墙上挂有“会贤堂饭庄”的铜牌，大门门簪上书“群贤毕至”四个字，曾是文人墨客聚会和唱堂会的场所。 　　老北京唐鲁孙先生认为，会贤堂本身的菜品倒不是特别出众，但有几个特点使这里成为一等一的消暑去处。 　　第一个特点是这里的荷塘。会贤堂边曾有十亩荷塘，塘水来源跟北府（北平人管醇亲王府叫北府，也就是光绪、宣统的出生地）同一总源，都是京西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泉水，引渠注入，因此所产河鲜，细潋透明、酥脆香甜；据说比起杭州西湖的莲藕，尤有过之。特别是鲜莲子，颗颗粒壮衣薄，别有清香。夏日看看这接天莲叶，自然就去了几分火气。 　　第二个特点，是这里当初是北京为数极少的供应冷饮的地方。当时北京没有冰箱，要存冰只有挖冰窖。但用得起冰窖的，基本都是皇宫大内、王室贵族，民间冰窖极少。而会贤堂就拥有自己的冰窖，每到夏天，这里就会推出自己的超级名品――冰碗。 　　这个冰碗用青花瓷大盘，下面是乱琼碎玉的天然冰，上面的冰碗里除了鲜莲、鲜藕、鲜菱角、鲜鸡头米之外，还得配上鲜核桃仁、鲜杏仁、鲜榛子，最后配上几粒蜜饯山楂，底下用嫩荷叶一托，红是红，白是白，绿是绿。炎炎夏日，有这么一份冰碗来消暑，的确令人心畅神怡。据说，当时这一份冰碗贵似一碗鱼翅。不过，整个老北京的炎炎夏日内，能在这里赏荷饮冰，这份奢侈倒也值得。
　　第三个特点是贵人多，会贤堂绝不是什么大众去处，冰碗一类的身价也不是今天的哈根达斯可比，在这里消暑的都是文人墨客、一时名士。据说，北洋政府时期，为了给香山慈幼院募捐，会贤堂曾发起一次消夏雅集，请来的主宾，是所有当时在北京政府担任过财政部总长、次长的官员，包括张弧、王克敏、曹汝霖、梁士?、周自齐、高凌蔚、夏仁虎等各路“财神”……虽然这些人中不少后来当了汉奸，不过当时确实是支持了一次公益事业。当时的北京报纸，把这次雅集改名叫“财神爷大聚会”，冰碗也被起名叫“聚宝盆”，可以说是谑而不虐的一个小玩笑。 　　行游建议：会贤堂遗址仍在后海，现在也是一家不小的餐厅，可以去回味一下当年风韵。 　　司天观星问瑶台 　　老北京“最高科技”所在地 　　北京文物鼎盛风流，历史遗存广大。在而今繁华和现代的象征之地建国门，依旧有小楼一角，孑然独立，显示着文化古都的底蕴。 　　公元1279年，天文学家王恂和郭守敬在今天建国门观象台的北侧建立了一座司天台，成为北京古观象台最早的溯源地。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郭守敬的《授时历》就是在此完成的。 　　明朝建立后，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上修建观星台，放置了浑仪、简仪、浑象等天文仪器，并在城墙下建紫微殿等房屋，后又增修晷影堂。 　　满清政权建立后，改观星台为观象台。清代前期的格局还是比较开放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先后被授予管制，从事天文历法研究。康熙皇帝还授命南怀仁设计和监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而乾隆皇帝又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也放在观象台。 　　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8件仪器连同台下的浑仪、简仪平分，各劫走5件。法国将仪器运至法国驻华大使馆，后在1902年归还。德国则将仪器运至波茨坦离宫展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于1921年装运回中国，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1911年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名为中央观象台，1927年，紫金山天文台筹建后，古观象台不再作观测研究，于1929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逼北京，为保护文物，国民政府下令将置于台下的浑仪、简仪、漏壶等7件仪器运往南京。这7架仪器现在分别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 　　解放后，北京古观象台于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3年重新对外开放。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员和科学界人士，如英国首相布莱尔、比利时首相伏斯达等都曾慕名前来参观考察。 　　行游建议：观象台最好的观看时间不是白天，而是晚上。有一定天文知识的游客夜间来此，会找到昔日钦天监监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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