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和地方GDP高增长带来的问题_【高铁网】_中国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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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吴敬琏表示，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而且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此外，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吴敬琏表示，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而且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此外，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以上为内容概要，点击“来源”链接可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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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年间中国GDP的高增长率
（注：此文笔者曾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2010年第4、5期）&
如何理解1720—1820年间中国GDP的高增长率
——兼与彭辉老师商榷&
● 税光华 宋庆华&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一中（652400）
&&& 彭辉老师在《中学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上撰文——对2008年岳麓版《历史》必修Ⅱ的几处商榷——指出：“岳麓版教材第27页，‘在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年增长率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该表述让人生疑。”并且从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趋于停滞甚至是倒退”和18、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促进欧洲经济“不断增长”两个角度为此提供了论证。但是笔者在阅读了德国全球史学家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英国全球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两书以及其它资料后。认为：在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不仅没有停止或者倒退，反而是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欧洲的。彭辉老师根据李侃《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资料得出的质疑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上述的“高增长率”进行说明。
一、GDP增长数据。
&&& 按照英国经济史学家安古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2]”182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GDP总量中占有很大份额，仅1820年中国的GDP就占了世界GDP总量的29%，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量。3]“中国直到19世纪都居于或者非常接近全球经济的中心。4]”
二、白银流向。
&&& 17世纪至19世纪初，世界约一半的白银以商业贸易差的方式输往中国。这不仅说明了中国是年间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而且也证明了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年增长率与同时期欧洲相比呈较快上升状态。
弗兰克说：根据经济学家巴雷特和阿特曼的估算，美洲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以前两个世纪里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白银，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的；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所吸收。因此，在19世纪初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如云南的银矿）获得了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的一半。5] “1830年以前，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6]”
&&& 此外，弗兰克还根据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的“以中国为亚洲、甚至是世界经济中心的纳贡贸易网观点”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引用较多的作者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17世纪-19世纪初只是这个时间段的一部分），应当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边陲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区相连接。滨下武志还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7]。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就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8]”。这也就是说：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早已形成的以中国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纳贡贸易网。至少在年、甚至是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间段，欧洲都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附属区。正如弗兰克所说：“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只是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19世纪才慢慢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9]”
三、制造业产量、钢产量、农业产量。
就制造业产量而言，据1982年拜罗克（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给出的数据。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领导地位显而易见，它占据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3%（超过了现在经济复苏后美国的地位）。中国所占的相对份额几乎比当时的西方（主要涉及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高出50%——这与1953年处于顶峰时期的美国相对于欧洲加上日本和加拿大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同，只是到了1830年时，西方才超过了中国。那么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如何呢？到1750年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是英国的1600%，1800年时这一比率是670%，1830年是215%。晚至1860年时，英国才最终和中国并驾齐驱。总之，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是居于领导地位的。
就钢产量而言，至少迟至1788年，英国的钢产量仍然低于中国1078年的水平。甚至到了1850年，因为生产成本较高，英国也只能生产低水平的钢，并且其钢产品的价格非常之高，根本就不能和中国进行市场竞争。当然，这与中国煤的生产水平在19世纪居于很高地位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很高地位”主要是就煤的产量、煤的经营模式（资本主义模式）而言的1]。
&&& 关于农业的高产量，鉴于统计资料的相对短缺，故主要通过年间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增长比较来间接证明中国农业产量远高于欧洲（见下表，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36页）
&&&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大约在1700年至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相对于欧洲而言以较快的速度在上升。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时间段内，中国的农业产量和粮食人均产量年增长率相对于欧洲而言有着较大的增长。
四、中欧结构性贸易逆差。
&&& 弗兰克说：年，中国是比印度更为“核心”的经济体。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其着重表现在：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即：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保持着这种贸易顺差2]。甚至可以说直到1885（光绪十一年）这种贸易顺差才开始改变3]。而同时代的欧洲基本上只能依靠出口从美洲掠夺来的贵金属来弥补这一贸易逆差，而这种“金银弥补”又恰恰扩张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可以说，直到19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被中国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上述的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就说明了此时期世界的经济中心本来就在中国，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年增长率与同时期欧洲相比呈较快上升状态。
&&& 综上所述，站在全球史观的立场上，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年间，从GDP增长数据、白银流向、制造业产量、钢产量、农业产量、中欧结构性贸易逆差等角度出发，可以明确地得知：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年增长率与同时期欧洲相比呈较快上升状态。彭辉老师的观点很明显地受到了传统“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不仅彭辉老师的观点如此，而且部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也受“欧洲中心论”影响较大。鉴于这属于另一个问题，故不在此论述，各位专家们，何不从中国高中教育的角度批一批“欧洲中心论”呢？
&&&&&&&&&&&&&&&&&&&&&&&&&&&&&&&&&& （注：此文笔者曾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2010年第4、5期）
所谓全球史是指以“全球”而非以前的“民族”或者“国家”为研究视角的历史叙述。其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引自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第1期，第18页。）它也是建立在反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观点之上的一种历史叙述（欧洲中心论观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一直是被动的旁观者，是牺牲品或者是西方权力的承受者，因而东方在世界发展中被边缘化也是合理的。相关具体论述可参见任东坡·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第1期，第41-48页）。
2]朱汉国主编·新课程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3][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4]同上，第55页。
5][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7]可参阅[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需说明的是：滨下武志的“纳贡贸易网”强调商业交换是纳贡的基础，纳贡体系与商业贸易二者是一种共生关系。
8][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
1]同上，第64、188、189页。
2][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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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对美国说不，中国还能有30年的高增长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树东
当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一种经常有摩擦的关系。我们管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一、把贸易摩擦置于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下来考虑
中美贸易战暂时熄火，以谈判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在高兴之余，我们也要看到，无论中美之间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定，都无法改变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实质。
这个战略转变的最初根源，来自于美国金融危机时，在最严重的关头，中国拯救了美国。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了一条落井下石的道路，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
虽然中国救了美国，但这却是对美国精英的当头棒喝：原来中国可以一巴掌把美国打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深渊。
如同大梦初醒，美国开始了战略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辩论和战略挑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都是针对中国的，特朗普当选以后，许多人幻想对中国有好处，这是不了解美国战略。
笔者当时就在《中国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国发起类似贸易战争的摩擦，我们需要把贸易摩擦和贸易协定及其效力放在美国的这个战略框架下来认真考虑和研判。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精英事实求是的精神。美国依然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强的技术大国，拥有最尖端的机器制造业，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
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受短期竞选周期的影响，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的眼光却相当长远，他们考虑的是10年乃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感到了中国带来的压力。
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是大约5万多美元，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却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痛心疾首。
国家依然强大，他们却忧心忡忡，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战略。如果只读班农的文章和发言，你会疑惑：美国是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美国领导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不顾盟友和其他人的看法，只干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以顺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
这种为了国家利益采取实用主义战略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美国精英是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的，不为“潮流”的虚名所动。全世界都反对，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就我行我素。为了国家利益，不屑于博取那些没有实际利益的掌声。
大家看看特朗普的行为，他在告诉我们，虚名同国家利益相比，不过是一地鸡毛。反思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在未来5-10年之间，制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否则，美国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贸易战争，不过是总体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被遏制了，那么其他方面的崛起也就被遏制了；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超越美国的担心，就会变成一场虚惊。
如果有人还怀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那就应该去认真研读美国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今年发表的《国防安全战略》。中国已经被美国当成了对手，这是不以我们意志转移的。
另外，还要读懂班农2017年12月在日本的讲话。那篇讲话代表了美国左中右所有政治光谱的共识，那可是在访问中国以后发表的讲话。他自认为，那次访问，让他读懂了中国。
习主席反复强调，“我们要埋头苦干，成功不必在我”，就是反对谋虚名。我们要学习美国这种反潮流的精神，不管什么潮流，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不随其流。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对其他国家是抱有非常深的怀疑的，它从来不会简单地假定其他国家都是对美国友好的。它总是从怀疑开始，再去验证，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其他国家的某些行为是为了美国利益。
大家回忆一下二战时期罗斯福是如何利用二战的历史契机同盟友英国斗争的，是如何规划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从而获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我读了许多美国历史，也接触了不少美国比较有发言权的人士，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
然而，正是这种怀疑的眼光，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陷阱，避免了天真的幻想，避免了把国家的命运赌在别人的善意上面，而是转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中怀疑一切固然可能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需要学习美国这种怀疑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不盲目相信战略对手口中的话，让我们“察其行”，让我们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中国需不需要重新战略定位？
现在我们回到了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战略对手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认知这种战略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战略、地缘政治战略、金融选择和制度选择？
与在商界一样，如果别人把我当成竞争对手，而我却没有明确的认知，那是非常可怕的。
战略定位是最核心的、关乎全局的中心。战略定位上的模糊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模糊。战略定位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当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一种经常有摩擦的关系。我们管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要用理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和方法来把握世界，把握中美关系，把握中美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理性现实主义。
完成了这个定位转型，彼此才能减少误判，才能在斗争中求团结，才能避免有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才能放下包袱，丢掉幻想。
其实，只要完成了这个理性现实主义的定位转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那些要求，就能非常客观地理解，就能一眼看到它的实质。我们也就能清晰地认识到：
即使我们达成了贸易协定，贸易摩擦还是会不断发生，它可能变成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不会希望一次性的彼此大幅度妥协就能解决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种贸易纠纷可能不断地被复制。
我们就会问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完了，将来别人在挑起贸易争端，我们如何出牌？ 而且，在贸易条约签订以前，我们都要抱怀疑的态度。
这样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定位转变，我们就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手里；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的崛起寄托于别人的善意。
饭碗端在别人手中，别人的一个制裁，中国就会民不聊生。国家安全是考虑最坏的情况，而不是考虑最好的情况。这是任何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投资者总是按最好的情况来下自己的赌注，毫无悬念地，肯定会赔个精光。
三、特朗普的底气来自那里？
这次特朗普一开始就对中国施加极限压力，这是一种谈判技巧。他对NAFTA和欧洲也是这种战略。不过他同这两个地方的谈判，一年多了，也没有结果。
而中美间的谈判只用了1-2个月。特朗普对中国是开出了极限条件的。在美国和欧洲，对特朗普对中国开出的这些要价是有许多微词的，普遍认为没有可行性，是只有大棒。
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来自于那里？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我个人接触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自认为已经了解了中国的底牌，认为无论如何，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会选择和美国一拍两散。
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任何正式的表述，可以让他们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同美国分手可能是一项现实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寻求同美国经济的结合是无条件的。
其次，他们也非常关心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从而认为中国坚持全球化，必然坚持同美国的经济融合。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没有中国，而中国不能没有美国。
如果说，在以前，“夫妻论”还符合现实，也表达了中国的诚意，但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以“夫妻论”来定义中美关系，无疑会给美国以非常错误的信息。
我们不评价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否客观，但这些看法支撑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强硬态度。
而且，美国的“契约精神”实在不怎么样，它可以退出教科文组织，退出气候条约，退出NFTA，退出TPP，退出伊核条约，即使我们签订了贸易条约，谁能保证它将来不会退出？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建立在别人善意上面。
为中国计，中国需要有一个对美国说“不”的方案。有了这个选项，美国可能就不那么有底气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中国能不能再赢30年呢？答案是肯定的。
四、双轮驱动，财政为主；进口替代，农民升级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而央行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服务。
1． 可持续财政赤字。
赤字最持续的用途是投资，赤字是债务，债务是需要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并支付利息的。如果债务不能带来收益，那就需要用其他收益来支持，长期下去债务就是不可持续的。
从债务这个特点来看，为了政府赤字可持续，需要用它来推动GDP的增长，通过它创造的GDP增量所带来的税收增量来偿还。
用于有效投资的赤字是可持续赤字，可以考虑达到GDP的5%~6%。
大家知道欧盟有一个财政赤字3%的警戒线。为什么是3%？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个3%几乎没有人遵守。
我们简单来看一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太高，而是南欧那些国家在欧元区里没有主权信用。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远比南欧那些国家高，却没有债务危机。
为什么？因为有主权信用，央行承担了“最后购买者”的角色。南欧那些国家却没有，央行无法大规模地购买财政债券。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基本仰赖金融市场，导致国家财政政策被金融市场绑架，无法推行有力的财政政策。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国是没有这个风险的。在国家实现小康目标、实现两个100年战略过程中，央行要服务于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国家选择扩张性可持续的赤字政策，央行就要服务于它。
总之，只要央行像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一样为政府债务服务，中国就不会有主权债务危机。假如中国要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要争取让央行、国内企业和个人成为持有主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我们冲刺两个100年目标的时候，是中国非常强大的财政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
2． 央行服务于国家战略。
如果选用这个方式，央行需要在未来30年中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可持续的赤字战略。
通过以下两点：（1）维持低利率，降低赤字成本；（2）购买政府债券。
同时，这也是央行转变货币发行方式的历史机遇。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央行采用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来购买商业银行的外汇结余。流入的美元成了推动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原始因素。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美元流出，央行必须抽回基础货币。产生的问题是：在经济过热时，本来应当适当收缩，但是，如果国际投机者赌中国泡沫和货币，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央行必须为此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
相反，经济放慢，当央行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热钱流出，央行反而需要抽回基础货币。可持续财政赤字会大量增加政府债券。
按上面的假定，10年以后，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83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达到135万亿元人民币。到2045年，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448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为561万亿元人民币。
央行可以在今后几年告别美元，转而通过买卖中国政府债券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此外，这也是扩大中国金融产业，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稳健方法。
10年以后83万亿政府债券，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低风险投资类别，给许多投资者，特别是退休职工，提供低风险的长期投资，可以降低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总体风险。
而且这种方法还利于国家稳定。30年以后，如果投资者持有448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债务，许多是长期债务，谁不希望国家稳定、政府稳定、国家统一？
还有一点，这是经济货币化的一个可持续的路径，它可以大规模做大金融市场。容量一大，抵御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能力也就大了。
这种方法需要央行做最后信用提供者，需要大量挤压和抑制金融泡沫，使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处于一个可以管控的水平。这是把债务用于实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切实可行的低风险路径。
3． 进口替代
中国一方面要在低端产业捍卫就业，一方面要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力推动2025。在完成2025以后，继续推出其他的战略产业。
我国2016年进口工业制品总额为11773万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74.2%，GDP的10%左右。
我们是朝超级强国方向奔的，在这方面必须迅速升级。我们可以把进口额度排个序，选择那些进口额度大的产业和技术，政府支持企业攻关，提供资金、税收、采购和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迅速突破，形成规模，替代进口，推动出口。
（1）我们在10年之中，能以GDP1%的速度降低这个净额，10年后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为零；
（2）美国制造业的乘数效应为2.48（即，买1元的制造业最终产品，可拉动其他产业创造2.48倍的GDP），我们就用这个乘数，那么10年之中，进口替代对GDP的贡献，每年是2.48个百分点，可以持续10年；即便把这个目标减半，对GDP的拉动也是每年1.24%，可以持续20年。
在实现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平衡以后，还可以推动我国成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净额大国，那又可以是10年或20年的增长。总之，中国要大力推动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千万不能搞“后工业化”。
十年甚至二十年卧薪尝胆，什么都上去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在科技和产业上是走了弯路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了。
4． 农民升级
我国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大约有6亿。2014年农村人均消费是11228元，城市消费是23079元。在未来30年我们可以考虑农民的全面升级，实行3/3制：
（1）让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镇落户，成为工作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2）再把3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3）对留在农村的3亿人口，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农民生活的方式和档次。
比如把通向自然村的路修得更好一些，基础设施更好一点，文化设施搞得更好一点，花大力气改善乡村的居住和消费环境，极大缩短农村同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时间差，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农民可以在网上开店，也可以有共享经济。这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推动农村土地和物业的价值，还能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到乡下度周末，变成常态。
要实现这个3/3制，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瓶颈，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基础设施，更多的路，非常多的桥梁，需要3%的可持续财政赤字。
农民升级，同消除贫困一样，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带来更加公平的发展，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绵绵不绝的动力。
五、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有30年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
可持续赤字投资、产业升级、农民升级，不仅能大幅推动GDP总量增长，还可以极大提高社会总要素生产力，改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大幅推动人均收入的提高。
这个战略，在未来30年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新的动力，推动中国迈入高收入社会。在未来10年，它的推动效益可以达到2016年GDP的60%左右。
改革+经济的通常增长+上面三项新变量=持续的高增长。
远离金融自由化，我们也会有高增长，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有30年的高于7%很多的增长阶段，实现两个100年目标，成为最为强大的经济体、最为强盛的国家。
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存在低概率的地缘政治风险。而世界性过剩，又给了我们绝好的历史机遇。
我们要同时间赛跑，要同可能的地缘政治风险赛跑，在被人逼迫走进拳击场以前，抓紧练内功，让GDP很快再登上一个大台阶，一旦不可预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来临，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技术能力、产业能力，捍卫自己。
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需要用地缘政治的紧迫感来发展经济。早一天GDP世界第一，我们就可能有更加壮实的肌肉阻止任何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即使来了，也更有把握。
总之，即使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中国也能有30年的高增长。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介绍：四川大学经济学硕士，90年代留学美国，后在华尔街从事金融投资二十余年，亲历2008年金融危机。)
转自：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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