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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一份口述历史：设计师在纽约时装周的首次亮相和其他重要时刻
Ruth La Ferla
美好的、糟糕的、尴尬的……重要的。
＊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为期九天的已经进入了第 75 个年头，举办了 151 场时装秀（第一场正式时装秀举办于 1943 年，使用的是“新闻发布周”[Press Week]的名称）。许多设计师对于这项半年一度的聚会的未来提出了疑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表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我们不必留恋过去。未来将会更加激动人心。”
未来也许非常激动人心，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许多人来说，过去仍然是值得纪念和回味的。在这篇报道中，许多时尚界名人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经历，包括那些美好的、糟糕的、尴尬的和永恒的记忆。
首秀：年轻人的喜悦和无知
黛安·冯芙丝汀宝
当我经历第一次时装周时，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时装周。那是 1973 年，当时我们在皮埃尔酒店里。我还有一张那时候的照片，我穿着印有蛇形图案的连衣裙，和杰里·霍尔（Jerry Hall）以及我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那时很小。
黛安·冯芙丝汀宝 1974 年在皮埃尔酒店的首次 T 台秀。图片版权：Ann Phillips/DVF Archives
1981 年，我在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举办了第一次时装秀。当时现场演奏着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音乐，整个纽约市的名人都到场了：既有黛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和 C·Z·格斯特（C. Z. Guest），也有南·肯普纳（Nan Kempner）、杰里·吉普肯（Jerry Zipkin）、康斯薇洛（Consuelo）和鲁迪·克雷斯皮（Rudi Crespi）。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和史蒂夫·鲁贝尔（Steve Rubell）也来到了现场。一开始他们不让史蒂夫入场，因为他没戴领带，结果史蒂夫特地去 Bergdorf Goodman 百货店买了一条领带。
卡罗琳娜·埃莱拉（右）和一个模特在她 1981 年秋季的服装展上。图片版权：John Bright
1984 年秋天，我的第一次时装秀在第 18 号街和第六大道交汇处的塔沃尔美术馆（Tower Gallery）举行，这里目前已经变成了 Bed Bath & Beyond 百货公司。时装秀当天，我走进美术馆，发现墙上挂着各种艺术品，而且墙壁是深蓝色的。这种蓝色让我产生了一种精神崩溃的感觉。我问美术馆主人，我们能否摘下艺术品，将美术馆粉刷成白色，并在时装秀第二天早上将艺术品重新挂回去。主人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我并没有想到油漆的味道可能让观众感到窒息。
1985 年春季临时装秀结束时的迈克尔·科尔斯。图片版权：Tony Palmieri
当时是 1974 年，我刚刚接到了安妮·克莱恩（Anne Klein）去世的电话。（唐纳·卡兰和路易斯·德洛利奥[Louis Dell’Olio]都是 Anne Klein 公司的设计师。）之前没有人告诉我她得了重病。我很愤怒，但在那个时代，人们不愿意谈论癌症。我的女儿也在同一周出生了。我待在医院里，他们给我打了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工作？”，我说：“你不想知道我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吗？”
斯蒂芬·伯罗斯（STEPHEN BURROWS）
1969 年春天，我的第一次时装秀在公园大道南的 O Boutique 精品店举行。这个精品店是由艺术家詹姆斯·瓦尔克斯（James Valkus）创办的，里面有各种绘画、雕塑和我的服装，所有这些都是在商店的地下室里制作的。时装秀是在临街的窗边进行的。我们使用了 R&B 音乐，现场的气氛非常火爆。一些人站在店里，另一些人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观看。许多服装都是中性的拼布皮革和绒面革上衣和裤子，以及雪纺绸和针织上衣、衬衫和 T 恤，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第二个星期在这家商店里买到。我的团队在楼上组织时装秀，我在地下室里，没能看到这次时装秀。
扎克·珀森（ZAC POSEN）
2002 年 2 月，在展示我的第一批作品之前，我在父母的客厅里进行了事先预演。我用我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借来的一点种子资金和我小时候在“春天大街”摆摊卖柠檬水攒下的一点钱制作了首批服装。
王大仁（ALEXANDER WANG）
2007 年秋天，我们的第一次时装周时装秀在切尔西的一个库房里举行。那次活动的后台工作非常紧张。我还记得当时的模特导演简直要崩溃掉，因为所有模特和化妆师（他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吃油腻的披萨，导演说：“亚历克斯在哪儿？”当时我也在那儿吃披萨。那种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米格尔·阿德罗韦尔（MIGUEL ADROVER）
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英国同性恋电影人）是我的邻居。我们经常一起在小餐馆里吃早餐。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从不打扫卫生，房间里的灰尘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当我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后来，当我看到他家门前的一个旧床垫时，我意识到：“哦，天哪，这一定是昆廷的床垫。”我们把床垫搬到地下室里，将其拆开。床垫外面并不脏，脏的是里面。到处都是虫。我们都起了皮疹。不过没关系，我总是很喜欢废物利用。这是我对这个世界所崇尚的一次性文化的回应。
在米格尔·阿德罗韦尔的时装秀上展示的一件利用昆廷·克里斯普床垫上的布料制作的上衣。
约瑟夫·奥图扎拉（JOSEPH ALTUZARRA）
我在时装周上的第一次时装秀是在 2009 年秋天。我们为整个时装秀准备了高达 3000 美元的资金。我们找到了切尔西的一家小型美术馆，和他们达成了交易。我们会付给馆主一点钱，并且为他的助理提供一件连衣裙。后台很小，更像是一间带有卫生间的库房。我们拥有大约 15 位模特和 19 套服装。我的妈妈做了一些饼干，带到后台给模特们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餐。
里奥·乌里贝（RIO URIBE）
在我看来，我的第一次时装秀应该是 2014 年 9 月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为 2015 年春季时装周而准备的时装秀。这是一场非常公开的秀。那时我经常流连于华盛顿广场，和那里的许多演出人员成了朋友（他们会定期来这里表演）。最终，我在时装秀中使用了这些演员。小手鼓表演者、大提琴手、体操运动员、霹雳舞演员——他们都来了。现场非常活跃，感觉很纽约。
劳拉·穆里维（LAURA MULLEAVY）
2006 年秋天，我们在第 79 号街和第五大道交汇处的乌克兰研究院（Ukrainian Institute）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纽约 T 台秀。你很难让人们离开大多数时装秀的集中举办场地，单独去看你的时装秀。不过我们来自加利福尼亚，不了解情况。我们既不了解这座城市，也不知道如何举办时装秀。当我们晚上抵达纽约市的宾馆房间时，我们想：“怎样设计时装展览呢？该怎么组织呢？”我们感觉自己陷入了困境。
唐纳·卡兰
转折点出现在 1985 年，当时我离开了 Anne Klein 公司。我对我的老板说：“我打算成立一家小公司。”那个时代的女人穿着衬衫、戴着小领带上班。我想：“她们的性感在哪里呢？舒适性在哪里呢？当你下班时，你应该穿什么衣服呢？如何在旅行时将你的所有服装塞进一个手提包里呢？”这就是 Seven Easy Pieces 诞生的原因。
1986 年，唐纳·卡兰（右）和一个模特在拍照。图片版权：Sara Krulwich/《纽约时报》
诺玛·卡玛丽（NORMA KAMALI）
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睡袋服的诞生。那是在 1970 年代。我和一个活泼而又性感的家伙在一起，我们总是去野营。到了晚上，森林里很冷。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裹在睡袋里，起来上厕所。在我跑向厕所的时候，我想：“我需要给这个东西加上袖子。”
当我返回工作室时，我从睡袋上取下拉链，将其放平。我希望将每一寸材料利用起来。我做到了。它成了一代又一代羽绒服和夹克的设计灵感。
9/11 发生后，我们忙着用我们手头上的一切材料制作睡袋服。它们被人抢购一空。你可以看到人们在机场休息室和酒店大厅里穿着睡袋服睡觉。当时这种衣服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图片来自：
迈克尔·科尔斯
第一场时装秀的美发师是我的朋友，他从未接手过时装秀的工作，对于发型和试妆都没有概念。他给每个模型做了完全不同的造型，这些造型完全没有任何一致性可言。不过，模特姑娘们——伊曼（Iman）、黛安·德威特（Dianne deWitt）和穆尼亚（Mounia）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约瑟夫·奥图扎拉
我们只为模特准备了六双鞋，因此当第一个姑娘回来时，我们把她的鞋换下来，给下一个人穿上。如果这个姑娘的尺码不一样，我们就会在她的鞋子里垫上舒洁纸巾。在整个展示过程中，我们一直跪在地上给模特换鞋。
迈克尔·科尔斯
那天的后台太疯狂了。我在 Barneys 百货商店买了三双黑色 Maud Frizon 平底鞋，在 Bergdorf Goodman 买了三双 Charles Jourdan 高跟轻便舞鞋。我们用这六双鞋轮换着完成了整个时装秀。每当一个姑娘从 T 台上下来时，我们就要脱下她的鞋子，然后给下一个姑娘穿上。
约瑟夫·奥图扎拉
一开始我们没有灯光、没有音响、没有暖气。我身边只有一个造型师和一个摄影师朋友，这个朋友在时装秀开始前两个小时才来到现场，他帮助我们接了一盏灯，可以照到所有模特出场的地方，并且设置了一个音响喇叭。
瑞秋·佐伊（RACHEL ZOE）
在 90 年代早期，纽约是超级名模和卡尔文（Calvin）、唐纳（Donna）和马克（Marc）等著名设计师的天下。在那个时代，造型师完全隐藏在幕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没有人认识我们。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做好了一直待在幕后的打算。
随后，在巧合、环境、流行文化以及我与好莱坞之间的关系的共同作用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走到了前排。那也许是在 2003 年或者 2004 年。那时我仍然是一个天真浪漫、酷爱时尚的姑娘。设计师突然受到了欢迎，他们自己也成了明星。不过我从未想过我的存在有任何特别之处。即使是现在，当我出席一场时装秀时，我也不认为每个人都能记得我。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我对我旁边的人说：“你好，我是瑞秋。”她看了我一眼，说：“是的，我知道。”我感到自己有些愚蠢。
迈克尔·科尔斯
那个时代没有摄像机，所以你在后台上看不到观众。不过，我可以听到每个模特退场时的掌声。后来我发现，每次打破沉默带头鼓掌的人都是《Vogue》的编辑波利·梅伦（Polly Mellen）。
时装秀结束时，人们像疯了一样，他们鼓掌欢呼，甚至将手里的东西抛到空中。感觉就像足球赛一样。
约瑟夫·奥图扎拉
到了最后，我从后台出来，发现每个人都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时刻。
迈克尔·科尔斯
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时装秀结束时，我就会和模特们走到前台。观众沸腾了，我身边的姑娘们微笑着欢呼鼓掌。现在人们很少真正出现在时装秀现场，他们都在忙着刷自己的 iPhone。
身处高位的朋友们
安娜·苏（ANNA SUI）
那是 1991 年 2 月。那是超级名模的时代。娜奥米（Naomi）、琳达（Linda）和我的所有朋友都登场了。斯蒂芬·迈泽尔（Steven Meisel）和保罗·卡瓦科（Paul Cavaco）催促着我走完了整个过程。在展示过程中，安德烈·利昂·塔利（André Leon Talley）一直在谈论他对于服装和模特的看法。整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它就像是一场梦。到了最后，我记得我和保罗对视了一眼，我们都哭了。
塔库恩·帕尼克歌尔（THAKOON PANICHGUL）
2005 年春天，我们在西切尔西第 18 号街的一座照相馆里举行了我的第一次时装秀。那次活动的场地很小，时间段又不是很理想，因此我担心不会有人到场。不过，Barneys 百货的时装总监朱莉·吉尔哈特（Julie Gilhart）一直在对人说：“塔库恩的秀值得一看。”而且，萨利·辛格（Sally Singer）也在《Vogue》上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因此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米格尔·阿德罗韦尔
1999 年，《Vogue》从我的第一批作品中选取了两个单品：一条用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手提包制作的迷你裙，以及一条用水蟒制作的连衣裙。那是一块生蛇皮，大约有 14 米长，气味非常难闻。这些衣服被送到斯蒂芬·迈泽尔那里拍照。当它们该被退回时，这些衣服不见了。《Vogue》给了我 1.2 万美元，以补偿这笔损失。有了这笔钱，再加上我的父亲和李·亚历山大·麦昆（Lee Alexander McQueen）借给我的一些钱，我为我的第二次时装秀凑足了资金。
卡罗琳娜·埃莱拉
比尔·布拉斯（Bill Blass）帮助我找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模特：伊曼、阿尔瓦·钦（Alva Chinn）、黛安·德威特。整场秀非常有魅力，不过你知道，在 80 年代，女人们都在追求如何变得更加优雅。
2008 年 9 月，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春季系列。我们在场外一个叫“出口艺术”（Exit Art）的美术馆举行了展览。那也是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第一次出席纽约时装周。我那些追求新潮的零售客户都来了。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团队也来了。那时她还不是第一夫人。我为她做了三件服装，她都穿了。其中一件是带有小黑点刺绣的白色棉麻连衣裙，她在感恩节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采访时穿了这件连衣裙，效果非常好。
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
我还记得 1970 年代早期，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和约翰·韦茨（John Weitz）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城外为新闻媒体举办的埃莉诺·兰伯特（Eleanor Lambert）时装展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当时在做男装，也许刚刚开始做女装。我那时很年轻。我的时装秀取得了成功。事后比尔对奥斯卡说：“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注意，永远不要邀请狗和孩子。”他所说的“孩子”就是我。
难忘时刻：将时尚转变成戏剧的荒诞古怪的活动
安德烈·利昂·塔利（时装编辑）
1970 年代，霍尔斯顿在奥运塔（Olympic Tower）的时装秀是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这项活动使用了人们之前从未见过的现代主义风格，背景采用了玻璃墙，可以一直看到繁华的商业区。
他似乎知道人们喜欢华丽的服装。他可以用一根 Elsa Peretti 蛇皮带或是一套漂亮的银色吊带以及搭在一边的羊绒披肩，将一件垂地羊绒毛线衣转变成一件晚礼服。他的 Ultrasuede 两件套毛衣成了整个 1970 年代的时尚语言，而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他的时装秀将那个时代的时尚、艺术、文化和社会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你可以在同一排观众席上看到拿着相机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莉莉·奥金克洛斯（Lily Auchincloss）、黛安娜·弗雷兰（Diana Vreeland）和比安卡·贾格尔。
他的团队和班底是他的那些模特。他们共同出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出入各种俱乐部，穿着得体而又令人眩目的晚礼服出现在纽约市的重要场合。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他们与莉莎和安迪共同出席了 54 俱乐部（Studio 54）的晚宴。
1980 年，霍尔斯顿（中）和他的模特在时装学院展览晚会上。
帕特·克利夫兰（模特）
1970 年代，我们经历了某种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了俱乐部：Loft、Circus、私人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拥有共同的特征：阴暗而性感。一天晚上，史蒂夫·鲁贝尔被一家俱乐部拒之门外。他转身对我说：“我要报复。你看着吧，帕特。每个人都会到我的俱乐部来。”
于是我们有了这家神奇的 54 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精心打扮，供人欣赏。我们穿着这些透明的金色薄纱连衣裙和电力十足、令人眩目的鞋子。我们把头发披散开，梳成蓬松状。每个人看上去都在闪闪发光，就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在 T 台以外走秀，并且从变装皇后身上获取灵感。这些元素都会反映到街头和秀场上。
西蒙·杜南（SIMON DOONAN，Barneys New York 自由创意大使）
我所见过的最有活力的秀就是莱恩·布赖恩特（Lane Bryant）的展览。造型师是弗雷迪·莱巴（Freddie Leiba）。在过去，如果你是个体型很胖的女士，你必须将端庄和遮盖作为你的时尚方向。不过在弗雷迪的设计下，那次展览开放而性感。我坐在艾萨克·海耶斯（Isaac Hayes）的旁边。他穿着一件奇特的带有花纹的宽松长袍。在整个时装秀的过程中，他的赞美之辞不绝于耳，他一直在说：“天哪，这些女士实在是太迷人了。”
模特特丽·托伊（Teri Toye）在斯蒂芬·斯普劳斯（Stephen Sprouse）1984 年的秋季 T 台展览上走秀
朱莉·吉尔哈特（时装顾问）
我年轻的时候在 Neiman Marcus 担任采购员，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纽约，在丽兹卡尔顿酒店观看了斯蒂芬·斯普劳特的时装秀。那次活动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时我来自达拉斯，思想颇为保守。你能想象出那次展览对我来说有多震撼。我第一次看到了转性模特特丽·托伊。我那时甚至不知道转性是什么意思。
尼恩·菲什（NIAN FISH，创意总监，电影制作人）
1994 年春天，我在 Calvin Klein 的一次时装展上负责创意咨询和制作。我们正在给模特试衣服，身高 1.85 米的女汉子娜嘉·奥尔曼（Nadja Auermann）走了进来。卡尔文给她穿上了一件典型的祼色雪纺绸背心式连衣裙。她看上去漂亮极了，她的身体将连衣裙完全撑了起来。
此时，凯特·摩丝（Kate Moss）也在架子后面的更衣室里等待。卡尔文说：“把这件裙子给凯特穿上。”我们就给身高 1.73 米的凯特穿上了连衣裙。结果裙子在她身上显得特别宽松。卡尔文看了一眼，说：“给她穿上平底凉鞋。”我说：“取下内衬。”
那一刻，我们的摩丝从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健壮丰满的影星模特转向了一个没有化妆、头发平直的十几岁姑娘。“流浪儿”的概念就是这样诞生的。
凯特·摩丝在 Calvin Klein 1994 年春季秀场上。图片版权：Dan Lecca
艾德·菲利波夫斯基（ED FILIPOWSKI，KCD 董事长）
我还记得“佛洛伊德”飓风（Hurricane Floyd）来时的那一个时尚季。那是 1999 年的 9 月，我们举办了两场时装秀。一场时装秀是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在他位于格林街（Greene Street）的门店里举办的，那可能是他在纽约举办的第一场时装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身处这场巨大风暴中心的他有多冷静多镇定。水从前门涌进来，我们让人拖干地板，抵抗水流。
虽然天气恶劣，但人们还是来了，每个人都来了。
同一天，Alexander McQueen 在华盛顿州西侧公路（West Side Highway）的一处码头举办了时装秀。当时是飓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所有的帐篷都收了。
麦昆本人没有海尔姆特那么镇定自若。对他来说，在纽约举办时装秀是一种个人投资。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他的秀台布景全都是和水有关系的。那就是那么设计的：根据他的计划，T 台上应该刷上这种闪光的粘性涂料。时装秀快结束的时候，三英尺长的长钉自动从水上冒了出来。T 台突然就变成了钉床。
时装秀结束的时候，麦昆跑了出来。当时他的裤子都“伤风败俗”地在 T 台上掉了下来。这场时装秀到底还是办完了，他太高兴了。
前排：一探时装秀观众席座位表的艺术
西蒙·杜南
1980 年代，比尔·布拉斯（Bill Blass）和奥斯卡·德拉伦塔吸引了新社会的女性们。这两位设计师本身就是那个世界的名人。我记得一次时装秀上，我意识到自己就坐在马拉·特朗普（Marla Trump）的身边。最终，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黛安·索耶（Diane Sawyer）等女性也出现在了秀场前排。演员们稍后也加入了进来。
1995 年乌玛·瑟曼（Uma Thurman）身穿淡紫色 Prada 长裙出现在奥斯卡红毯上的那个时刻，可谓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它标志着设计师们开始把为名人做造型当成了时尚。免费赠品开始出现在了时装界，演员们成为了为他们做造型的设计师重要的市场营销工具。但当他们开始出现在时装秀上时，我花了好些时候才理清楚头绪。当时我想：“我知道这些人热爱购物，不知道他们还去哪些贸易展览会。”
左起：1978 年，《Vogue》法国版编辑弗朗索瓦丝·德拉伦塔（Fran?oise de la Renta）、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模特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和夜店主人史蒂夫·鲁贝尔（Steve Rubell）出席设计师候司顿（Halston）的一场时装秀。图片版权：Fred W. McDarrah / 盖蒂图片社
伊娃·朗格利亚（EVA LONGORIA，演员）
2000 年代中期，我开始出席时装秀。但是女演员其实不怎么常去时装秀，因为到处都是摄影师。那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活生生的怪咖秀。我坐下来，心想：“哦天哪，我该把脚翘起来吗？还是我不该翘脚比较好？我会不会把模特绊倒？”秀场的座位很小，帐篷很热。接着，时装秀开始了。然后在我甚至都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时装秀就结束了。
艾米·罗森（EMMY ROSSUM，演员）
我是在歌剧的世界、纽约的世界长大的。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生畏，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吓到我了。唯一真的让人觉得有些吓人的就是摄影师搞的突然袭击，他们会拍下你坐在前排的照片。就算是现在，第一道闪光灯闪的那一刹那，你肯定也会惊得停止呼吸。
罗伯特·弗迪（ROBERT VERDI，电视明星、权威造型师）
2008 年，我出席了 Richie Rich 的时装秀。那是一场最边缘化的时装秀，但我很喜欢这位设计师。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应该出现的，但她来晚了，他们为此延后了这场秀，等待她的到来。台下的观众们不安地骚动起来，他们在座位上焦躁地挪动着身体，互相窃窃私语。当时我的座位和布兰妮的座位之间大概隔了三四个位子。突然之间，布兰妮就在她保镖的护送下快速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他们把其他人都挤到了一边。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一点都不优雅地踩在了我的脚上。她可没有芭蕾舞明星米斯蒂·科普兰（Misty Copeland）那么轻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脚被她踩得有多疼。
杰斐逊·海克（Jefferson Hack）（左起第二）、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和妲薇·盖文森（Tavi Gevinson）（右）观看 Rodarte 2012 秋季时装秀。图片版权：Rabbani and Solimene Photography / 盖蒂图片社
妲薇·盖文森（TAVI GEVINSON，博主、演员）
我第一次参加时装周是在 2009 年。那时候 13 岁的我就坐在 Rodarte 和 Marc Jacobs 秀场的前排位置。要是那天我没去的话，我也会在午餐的时候呆在学校图书馆，看那天早上被上传到网络上的这几场时装秀。我很高兴能到现场亲眼看到这几场时装秀。有些人讨厌我。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在纽约碰到这样的编辑或其他一些人，他们曾假装关心我地写过一些让人感到很不快的关于我的东西。他们写道：“长大以后，所有这些负面报道会对她有怎样的影响？”然而就是他们写了关于我的所有负面报道。
嘉兰丝·杜雷（GARANCE DOR?，摄影师、博主）
起初，我觉得我真的不太明白时装秀 T 台下座位安排的重要性。我本来不觉得坐在前排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直到人们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时，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萨沙·查尔宁·莫里森（SASHA CHARNIN MORRISON，时尚编辑）
近十年前，BCBG 秀场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 The Blonde Salad 和 Cupcakes and Cashmere 这两个网站的编辑之间时，我就知道我可以不用再去看时装秀了。
布莱恩博伊（BRYANBOY，博主）
很久以前，一位编辑曾对我说：“布莱恩，趁有机会的时候好好享受这一切吧。我们大多数人还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不过就是为了让那边守门的人在 iPad 上检查核对我们的名字。”
妲薇·盖文森
时装周可不是什么让你组建温馨家庭的地方。
《Vogue》杂志编辑安娜·温图尔的座位正在等待它的主人。图片版权：Myrna Suarez / 盖蒂图片社
劳拉·穆里维
我们的许多朋友从洛杉矶赶来参加时装秀，他们通常会坐在后排鼓励我们。但在那之前，他们会在前排拍照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棒的一张照片拍的是的座位，那把椅子上还放着写有她名字的座位卡。每年我们都会拍一系列新照片：有时候画面里是那张椅子，有时候则是坐在椅子上的安娜。她常常是第一个出现在秀场的人。那时倒数计时就开始了。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她一现身，时装秀就得开始了。
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得把模特叫到一起（准备开始时装秀）了。
维斯·高登（WES GORDON）
安娜·温图尔出席过我早期的时装秀。当时她是第一个到场的人，观众席上除了她以外就只有我妈妈在。我妈妈是一名可爱、和蔼的女性，她看了一眼安娜，心想：“这个独自来这儿的可怜女人是谁？我得坐过去跟她说说话。”幸亏那时候我在后台，不然的话我肯定会犯心脏病。不过当我在监视器显示屏上看到全过程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里奥·乌里贝（RIO URIBE）
我们总会为安娜·温图尔保留一个座位。事实上，我会自己挑选我希望她坐的位置，我会就此事和我的公关争论一番。对于我希望她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特定的有利位置观看时装秀，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对于一名设计师来说，时装秀上她的出席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儿。到现在我还没有经历过这场大事儿。
尼古拉斯·孔兹（NICHOLAS KUNZ）
我们总是会邀请安娜，但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挑战欧洲的时装秀：纽约时尚日程发生了变化，唐纳·卡兰的夏天因此被毁。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3 年 10 月，人们在布莱恩特公园里安放帐篷，作为纽约时尚业全新的展台。图片版权：Nancy Siesel / 《纽约时报》
多年来，纽约时装周的举办时间一直比欧洲晚。如果你在纽约时装周上展示了某些有创新性的东西，那就会有人说你狂妄自大。这真的很让我心烦。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想要随波逐流的设计师。（1990 年，）我们开始在后举办时装秀，这股潮流终于发生了变化。
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
这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我的密友唐纳·卡兰很生我的气。她曾说：“你们现在毁掉了我们的夏天！”（当时我们把时装周的时间调整到了劳工节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媒体可以在看到欧洲的时装秀之前看到美国的设计师们在做些什么。那时，如果你和欧洲人想法一致的话，你常常会被认为是在模仿欧洲的设计。所以我说：“我们先展示我们的作品，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消灭这种总是挥之不去的想法了。”
艾萨克·麦兹拉西
1980 年代末，法国人总是正确的。如果你跟着法国人的想法走，那你就是符合潮流的，你的作品就能在 Bloomingdale百货店大卖。大家觉得你应该在法国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举办过时装秀后照样设计一系列拉克鲁瓦式的服饰。这种想法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卡尔文·克莱恩
我向所有人解释说，提前后的第一季肯定会碰到些困难，因为我们设计制作时装系列的时间变短了。人们担心的一大重要问题是：工厂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发出我们的布料样品？因为给米兰的布料样品是最早发出的，接下来是巴黎，工厂常常会为那些城市的设计师准备好合适的布料样品。但他们和我们合作了，第一个这样的时尚季过后，每个人都适应了，这没什么困难的。
2013 年春季时装系列发布之前，卡尔文·克莱恩正在监督最后的排演。图片版权：FWD / WireImage
艾萨克·麦兹拉西
我们是跟风抄袭者这种想法当时还没有完全被消除。我还记得做 Eskimos 系列时装秀时的陶醉感受。那一系列作品受到了很高的赞誉，但我个人很不喜欢。当时发生了一些很疯狂的事：Jean Paul Gaultier 的秀场上也出现了 Eskimos 系列。那可真是要杀了我了。我心想：“哦天哪，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努力工作，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不断改进。现在他们肯定会觉得我这么做是因为高缇耶这么做了。”
成长发展的阵痛
费尔恩·马利斯（FERN MALLIS，时尚顾问、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前执行董事）
1991 年我被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雇佣时，他们把我带到了我的办公室。那里真是一团乱。老旧的金属文件柜堆在货物升降机后面的一间房间里。你得从桌子边上站起来，走到柜台才能用那里唯一的一台电话。我心想：“这是真的吗？这就是美国时尚业的总部吗？这里得有所改变才行。”
艾萨克·麦兹拉西
在我最早期的一些时装秀中，安全问题完全没人审查。除我以外的那群人到底是怎样在这么小一个地方待下来的？我们在市中心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举办了时装秀。我们发现那里可以租一天。于是我们安装了有史以来最长、最窄的 T 台，而且这个 T 台相当高。化好妆、梳好头发、穿好衣服的女孩子们好不容易才上了台。那可真是惊心动魄。
费尔恩·马利斯
那时，许多设计师还是在他们的展示厅里举办时装秀的。那些地方都很容易着火，而且没有出口。我记得当时《Harper’s Bazaar》的编辑丽姿·提尔布里斯（Liz Tilberis）在第七大道 550 号一间货梯后面被拉了出来。某个时尚季，艾萨克·麦兹拉西在拉法耶特街（Lafayette Street）举办了一场时装秀，电源挂了。大家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他们才修好了发电机。那可真是一场噩梦。我告诉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刚刚发生了改变。”当时我们的使命变成了为时尚业组织一次安全的时装周。
卡尔文·克莱恩
我们决定找一个美国设计师可以举办时装秀的地方，找一个像巴黎的时装秀场一样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了巴黎观赏时装秀。我想要了解一下它们给人一种怎样的感受，它们看上去是怎样的。后来我有了机会。一天晚上，我到家里去参加一场派对。我和瓦伦蒂诺聊了聊在一个巨大的场馆举办时装秀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告诉我：“你知道，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得把衣服做得更夸张一点。不然的话根本没有人会看这些衣服。”
费尔恩·马利斯
我开始筹钱。我查看了美国每一个空停车场、每一个空码头和时报广场每一处经济不景气期间停止建造的空置建筑物。
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布莱恩特公园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得筹集资金。她问我们：“你们需要多少钱？”我告诉她可能需要五十万美元。她说：“让我和（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主席）西·纽豪斯（Si Newhouse）聊一聊，稍后告诉你结果。”
她马上就去和西谈了谈，西给了我们第一笔 100000 美元的资金。然后赫斯特集团（Hearst）的出版人 D·克拉埃斯·巴伦博格（D. Claeys Bahrenburg）说，《Harper’s Bazaar》会向我们提供 100000 美元。再接着，《Elle》的出版人、桦榭菲力柏契集团（Hachette Filipacchi）的大卫·佩克尔（David Pecker）也给了我们 100000 美元。
斯坦·赫尔曼（STAN HERMAN，设计师、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前主席）
在纽约寻找合适的地方真的很难。人们不擅长尽全力去寻找这些地方。欧洲举办的时装秀更多。编辑们回来以后会说：“这里实在是太混乱了。”我记得，1970 年代我在 Henri Bendel 工作的时候，我和格里·施图茨（Gerry Stutz）坐在一张桌子边，她说：“你得展示这个系列。我们就在 Lou G. Siegel’s（纽约时装区传说中很有名的犹太餐厅）举办这场时装秀吧。”所以，每个人都带着百吉饼和熏鲑鱼来了第 28 大道的 Lou G. Siegel’s，参加 Henri Bendel 和 Stan Herman 的时装秀。
费尔恩·马利斯
1992 年夏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来到了纽约，事情开始逐渐落实。我们决定在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的绵羊草原（Sheep Meadow）举办一场时装秀——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获准在那里举办时装秀，因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纽约市来说太重要了。我们请了数千人来到了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中。每一位设计师都参与了进来：卡尔文和拉尔夫，唐纳、奥斯卡和比尔，妮可·米勒（Nicole Miller）、安娜·苏和托德·欧德汉（Todd Oldham）都来了。那场时装秀帮助设计师勾勒出了在布莱恩特公园大帐篷里举办时装秀的情形。
1992 年 7 月，来到纽约市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大代表出席中央公园绵羊草原举办的一场时装秀。图片版权：Neil Schneider / NYP Holdings, Inc.，盖蒂图片社
斯坦·赫尔曼
最终，走向全球的需求让我们想到了布莱恩特公园。我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纽约市的政治，还是时装地区董事会和布莱恩特公园董事会的成员。（并且我现在还是。）我们就这样申请到了布莱恩特公园的场地。那段时间，我成为了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的主席，聘请了菲尔恩·马里斯。当时睿智的费尔恩·马利斯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可以和每一位设计师坐下来聊聊：“看，现在是时候证明我们是重要的人了。”
费尔恩·马利斯
第一季时，卡尔文、唐纳和拉尔夫都出现在了格特鲁德（Gertrude）和约瑟芬（Josephine）这两顶帐篷里。格特鲁德帐篷的名字来源于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后台就设有他的雕像。每个人都会用围巾和帽子装饰那座雕像。
当一些设计师想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展示他们的时装秀时，我们开始驳回他们中一些人的请求。有一季，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想要在帐篷里举办时装秀，我们因此受到了一些抨击。设计师们抱怨说：“你们为什么让他在这里举办时装秀？我们是美国人。这里是我们举办时装秀的地方。”
我说：“这里是纽约，宇宙的中心。詹尼·范思哲想要在帐篷里举办时装秀，这只会让你们所有人得到更多的关注。”
过去我常常会说，布莱恩特公园就是时尚界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纽约市曼哈顿区西南上纽约湾中的一个岛。它是 1892 年至 1943 年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 1954 年关闭，现为博物馆，也是现代美国人寻根的地方，译注）。那些年，如果你想要在美国做生意，你就得到这些帐篷里去。
卡尔文·克莱恩
我一直在设计制作我想要的服装，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那是美国设计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会展示代表我们主张的时装。我们会把 T 台上的时装带到店里，因为他们不止是为时装秀而生的。欧洲人创作的都是几乎不能进店售卖的时装，而美国设计师则会考虑他们希望自己的顾客穿什么。
黛安·冯芙丝汀宝（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董事长）
十年前，我成为了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的负责人。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没有人想做这份工作。当我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心想：“做就做吧。但是我只会干两年。”我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真的做到了。不过我们最主要的成就，其实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是什么，知道了我们会做些什么来帮助时尚业的学生和年轻设计师。
我们真的在这个社群——这个时尚社群、这个纽约人社群——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美丽女孩：时装模特是如何从工资低下的人体模特变成时装周明星的。
1980 年，帕特·克利夫兰在 Michael Vollbracht 的时装秀上沿着 T 台翩翩起舞而来。图片版权：Rose Hartman / WireImage
劳伦·赫顿（LAUREN HUTTON，演员、前模特）
第一次做模特的时候我 21 岁，当时还没有时装周这种东西。时尚公关大咖埃莉诺·兰伯特（Eleanor Lambert）会举办一场叫做 Coty Awards 的盛会，在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里进行展示。我就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干笑）——一些三十几、快四十岁的展厅女孩——一起担任模特。她们都是由一个叫做 Mannequin 的机构管理的，因为当时没有平面模特会参加 T 台时装秀。模特界“教母”艾琳·福特（Eileen Ford）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装秀可没什么地位。
劳伦·赫顿身穿查克·霍华德（Chuck Howard）设计制作的一件连衣裙进行模特展示。图片版权：Bob Koller /《纽约每日新闻》，盖蒂图片社
森尼·格里芬（SUNNY GRIFFIN，模特）
1962 年到 1980 年间我当模特的时候，模特是不需要走 T 台的。走 T 台是“品牌自有模特”们的工作，她们一个礼拜的薪水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的薪水。
劳伦·赫顿
那时候，你一个礼拜可能只能接到两三份工作。每份工作的酬劳是 50 美金。那对于要到处跑场子面试的模特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你可以吃到鸡肉馅饼，还可以乘车周游整个城市。
森尼·格里芬
但到了 1970 年代早期，卡尔文·克莱恩和拉尔夫·劳伦等人决定和拍杂志封面的姑娘们合作。他们说我们“比展厅模特更像活生生真实的人”。那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如果你在时装秀时站在 T 台上俯瞰下方，你也会有这种感觉的。当时下了 T 台后，我坐到了一位《Vogue》编辑的膝头。后来我再也没有受邀在任何 T 台上走过秀。
卡尔文·克莱恩
在我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T 台模特展示时装都有一种特定的方式，那在我看来显得不怎么自然。她们会在走到中间时停下来，转一个圈，还会突然地举起胳膊和手。这都不太符合我的审美。她们做出的是一种想象中的感觉，而我想设计的东西正好相反。因此我开始跟平面模特合作。有时她们会显得比较笨拙，她们不太清楚怎么走台步，但我觉得那正是她们的魅力。
安娜·贝尔（ANNA BAYLE，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时曾担任模特）
最初我是从亚洲来到纽约的。我过来之后，发现这里全都是那种金发女人。雪洛儿·提格丝（Cheryl Tiegs）和蕾妮·罗素（Rene Russo）是当时的当红明星。纽约完全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在纽约，他们希望你先在欧洲开始入行，要先有一点名气。1980 年代中期，蒂埃里·穆勒（Thierry Mugler）在巴黎发掘了我。在那之后才有其他设计师开始用我。
模特艾莉克·慧克（Alek Wek）展示 Ralph Lauren 1997 年春季系列中的一件连衣裙。图片版权：Evan Agostini/ Liaison
艾莉克·慧克（ALEK WEK，1990 年代曾担任模特）
在我开始模特生涯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说“啊，她太特别了，太怪异了”，好像我不太正常一样。当然，这种说法其实有一定的种族因素在里面，他们只不过没有直说。但如果我太在意那些的话，就没办法留在时尚界了。被人看作特别只会激励我做得更好。我想让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容貌、你的肤色都不会影响你的美丽。比起简单地化好妆、穿好衣服去走秀，我的动机要更强烈深刻一些。
保罗·卡瓦科（PAUL CAVACO）
在 T 型台上，你会看到帕特·克利夫兰拿着一只超大的泰迪熊。你会看到人称 T 台太子妃的比莉·布莱尔（Billie Blair）以及柏森·哈迪森（Bethann Hardison）。她走着自己的台步，有点像打篮球时在带球。凯伦很飘逸，帕特像跳舞。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1981 年，比莉·布莱尔身着全套 Diane Benson 时装。图片版权：Rose Hartman/ WireImage 图片网
帕特·克利夫兰（1970 年代曾担任模特）
我想讲一讲我的台步：它和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有关系。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就像在天堂。我是随着他们心跳的节拍在跳舞。
安娜·贝尔
在欧洲，你一个接一个走秀的时候，他们会给你改变妆容、改变发型。而纽约主要就是卖衣服。你可以用相同的化妆和发型去走每一场秀。当然，他们还是不想看到你头发出油的。我还记得，冬天正冷的时候，我曾在某个临时浴室的小盆子里洗过我的长头发。
劳伦·赫顿
我记得自己走得第一场秀是斯蒂芬·斯普劳斯的。他是第一个做出了让你真正想穿的时装的人。在那之后我成了一名摄影模特，再也没走过现场秀。
黑暗时代：艾滋病对时尚圈的毁灭性打击
1973 年，设计师候司顿在一场时装秀后进行庆祝。图片版权：Don Hogan Charles/《纽约时报》
埃德·波斯泰尔（ED BURSTELL）
那是 1983 年的纽约。《纽约时报》刊登了“同性恋癌症”的报道。恐慌跟着产生了。头一天还是派对，第二天你就不敢在街上亲吻别人了。后来有关癌症不会治愈的消息越来越明确，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开始有人死去了。
罗伯特·威尔第
我出生于 1968 年，成长期的经历正好是在艾滋病肆虐的时期。我从纽约时装学院（FIT）毕业后，进入到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行业。作为同性恋，有很多人都在时尚界工作，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代人的缺失：极有才华的艺术家、行业先锋和各种大亨——他们都离开了。
埃德·波斯泰尔
我很愤怒，每个人都很愤怒。不断有人死去。就像是很重要又很可怕的彩票开奖一样。
西蒙·杜南
艾滋病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伤口。对于一个曾经看似水火不侵的时尚圈来说——比如 1970 年代的纽约其实就是 54 俱乐部（Studio 54）、华丽和候司顿，它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所有人常说的就是：“下一个（死去的）会是谁？”
埃德·波斯泰尔
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到诊所去检查。检查结果需要等上一会儿才能拿到。我们两人进去，医生走到我跟前说：“我们想和你谈一谈，需要到私人房间里去谈。”当时我的腿就软了，我想“肯定是了”。不过后来才知道他们跟每个人都要去私人房间里谈。我很幸运，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却没有这么好运。
费尔恩·马利斯
当时如果你是同性恋，你不会经常这么说的。出柜会给你的社会生活和事业都带来威胁。人们那时都害怕接触男同、亲吻男同。
罗伯特·威尔第
人们以前总以为时尚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行业，一个只有模特和派对的行业。这种看法慢慢改变了。时尚圈以外的人在拿着产品目录下单的时候，也开始意识到，撰稿人、摄影师、生产这些印刷品纸张的人、派发邮件的人——他们都是整个时尚体系中的一分子。
在时尚圈，社群意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艾滋病刺激了我们。费尔恩·马利斯意识到，作为同行我们有必要联合起来。以一种随意而又抽象的方式，布莱恩特公园里开始搭建起的帐篷与很多人的离开联系在了一起。
西蒙·杜南
多年以来我一直担忧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名人，包括名声好的和名声差的，所有这些对事业高谈阔论的年轻人都将被遗忘，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容易理解。
费尔恩·马利斯
有人死去了，而死因并不公开。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提过他是死于艾滋病的。也永远不会有人透露候司顿是死于艾滋。
1980 年代初期，时装设计师派瑞·艾力斯去世。图片版权：Erica Lennard
西蒙·杜南
所有这些人都死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派瑞·艾力斯是真实存在过的人。许多非洲裔美国设计师如果知道当年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活跃在这个行业里的话，一定会很受鼓舞。
这些人的离开并不都是简单地好像搭上车去到某一个地方。他们死得很痛苦，有些人在医院的大厅里，得不到救治和帮助。很多人都一样，都被家人拒之门外。我还清楚地记得哪些人没有办葬礼或追悼会。我有个朋友就埋在了一处没有标记的墓碑里。
一直以来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超级有才的思想家们都没能得到充分的纪念。我在《收容所》（The Asylum，杜南 2013 年撰写的时尚回忆录）一书里提到了他们。
他们是帕特里克·凯利（Patrick Kelly）、安格尔·埃斯特拉达（Angel Estrada）、伊萨娅（Isaia）、克洛维斯鲁芬（Clovis Ruffin）、候司顿、安东尼奥·洛佩斯（Antonio Lopez）还有胡安·拉莫斯（Juan Ramos）、周天娜（Tina Chow）、蒂姆·霍金斯（Tim Hawkins）、罗伯特·海耶斯（Robert Hayes）以及劳克林·巴克（Laughlin Barker）。还有摄影师：大卫·塞德纳（David Seidner）、巴里·麦金利（Barry McKinley）、赫伯·里兹（Herb Ritts）、比尔·金（Bill King）等等等等。下面几人则是橱窗设计师：鲍勃·居里（Bob Currie）、迈克尔·西普里亚诺（Michael Cipriano）、鲍勃·本齐奥（Bob Benzino）和斯蒂芬·迪·皮特里（Stephen Di Petrie）。名单还在继续变长。
那段时间，琳达·法戈（Linda Fargo，现任 Bergdorf Goodman 百货时尚总监）和我一起从事展览陈列的幕后工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种幸存者的愧疚感。1980 年代中期，我进入 Barneys 百货商店设计了假日橱窗，那是斯蒂芬·迪·皮特里设计橱窗一年之后。如果这些人没有死的话，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不会开始。
设计师唐娜·卡兰、音乐家大卫·鲍威和模特伊曼出席 1990 年七日艾滋病义卖活动。图片版权：Ron Galella 股份有限公司/ WireImage 图片网
费尔恩·马利斯
1980 年代末，我们偶然遇到了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主席卡罗琳·罗姆（Carolyne Roehm）。那时艾滋病的阴霾已经开始显现，并与时尚界有着很大关联。我们问她，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有意义的活动？不过那时他们还有自己的安排。那次谈话的结果就是 1990 年 11 月在军械库大街 26 号举行的第一届七日艾滋病义卖会。
卡尔文、拉夫和唐纳是活动的主席团成员，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安娜·温图尔。那是一次大型的活动。罗伯特·伊莎贝尔（Robert Isabel）负责了整个军械库的设计：薄薄的纱布从屋梁上垂下来，到处都是鲜花。每位设计师都有自己的摊位，衣服几乎都是以批发价在卖。
危机让我们渐渐有了团结起来的意识，要一起看看我们如何战胜这场可怕的瘟疫。随着帐篷的兴起，我们的社群意识增强了。白色帐篷成为了时尚界的心跳。
翻译 熊猫译社 刘清山 钱功毅 乔木
题图来自 ，
(C)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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