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的变化作文》_优秀作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_作文赏析
作文一：《中国的环境变化》27700字中国的环境变化
出生于１９４９年的人是典型的“共和国的同龄人”，许多人取名建国、和平。我的曾　用名是“新生”，因为在幼儿园里有不止一位“杨新生”，于是改为现名。“共和国的　同龄人”与“祖国的花朵”相连，曾经是个很令人羡慕、很年轻的称谓。那时，我们经　常地遗憾自己出生太晚，未能降生在枪林弹雨的年代。后来，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取　得了作为一代人的共同身份：５０年代的红领巾、６０年代的红卫兵、７０年代的知识青年。　在７０年代末，当我们开始徒劳地试图“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时，大家普遍感到了　出生过早的遗憾，经常羡慕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不仅拥有青春，而且享受着开放时代　的所有好处。也是在那时，开始感悟生命之沉重，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命运——在　我们年轻时，经历了共和国最黑暗、动乱的岁月。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比较和回忆，横比和竖比幸与不幸。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　倾向于不断论证自己最为不幸。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对社会、　民族肯定是一个大悲剧；但对个体而言，则因人而异。回首往昔，我时常感到难以评论　得失——我们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聊可自慰的是，我不仅是这一段悲剧的亲历　者和见证人，而且在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新的历史进程之中尽力而为，成为积极的参　与者。事情还不仅于此。与现在的青少年相比，有时我甚至暗自幸运——我们总算还有　过单纯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堕入暗无天日的“考试地狱”之中。这种幸运还有许　多其它方面，例如，我们曾有许多没有老师、没有家长、没有社会权威的悠闲日子，有　许多阅读、思考和游历的时间；在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之前，我就到过了黄山、华山、雁　荡山、武夷山等许多名山大川，也曾在尚未严重污染的黄浦江、长江游泳，从而领略过　真正的自然,,,,
一、少年经历
少年时代的梦想是画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图画上。上中学以后，最景　仰的是上海的山水画家贺天健，因为我通读了他的自传《学画山水画自述》，临摹过不　少他的画——许多年后，在北京的字画拍卖市场上，我终于买到了他的真迹，这是后　话。然而，父亲却严厉地反对、限制我画画的爱好。父母亲都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在上　海解放不久即前来上海，我们因此成为这所城市的新移民。母亲出身鲁南临沂一个思想　开明的乡村教师之家，姐妹兄弟数人都参加了抗日战争。父亲则是北平参加“一二九”　运动的大学生，但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书生气了。事实上，我此后的　所有爱好——器乐、文学、摄影、旅游等等，他都持反对的态度。原因是十分政治化　的：玩物丧志。记得我画过一幅列宁的侧面头像，颇有几分象，没想到父亲大怒，认为　是丑化领袖，使我深受打击。在６０年代，我这种家庭的子女，正确的抱负和发展的正路　是追求入团、入党，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高中毕业后如能上哈军工、北航，搞国防科　技，是最为荣耀的。至于什么叫“接班”，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在文革前夕，　才清晰地感到了作为一个“革干子弟”的“红五类”与别人的不同。
当时的上海，在柯庆施治下对于反对干部特殊化抓得很严。学校致力于培养我们的劳动　人民感情、无产阶级立场。家长更是十分重视艰苦朴素的教育，并以身作则，他们从没　有带我们下过饭馆。直到文革前夕，我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仍填“职员”，以防　止我们有特殊化的思想。我发现其他同学都知道家长的收入，但我却问不出来。自然，　仍然有许多实际的特殊化。记得那时国庆节，坐车去上海人民广场观礼台看焰火，前来　欢迎的小学生对着我们欢呼“中国外宾！中国外宾！”现在想来，更能感到其中的沉　重。
文革前夕的景象是很奇特的：地平线上的乌云正在涌起，校园的平静和美好之中充　溢着一种看不见的毒氛，全社会都沉浸在紧张、狂热的气氛之中，谁也没有意识到灾难　的临近。
我所就读的上海中学位于市郊的上海县，是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全部实行寄　宿，文革前夕正在准备百年校庆。上海中学的教学质量很高，校风学风很好，它实行的　是一种封闭式的教育。每个人都很纯洁、很单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关心集　体、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劳动，以艰苦朴素为荣。我们经常在星期六下午步行几个　小时回到市区的家中——春天，在碧绿的麦田和金黄色的油菜花中穿行，这一良辰美景　已经永不可再了。薄暮中的校园，小河边和草地上尽是互相谈心的同学、或者团小组开　会，过组织生活。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时，全校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　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结束曲《国际歌》响彻夜空。
６０年代初开始的突出政治、学习解放军活动，使寄宿的集体生活逐渐成为半军事化　的状态。每天早晨紧急集合，集体出操，比学赶帮，排着队唱着队列歌曲到食堂吃饭—　—流行的歌曲如《说打就打》、《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打起背　包走天下》、《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社会主义
好》等等。教室的正面墙上，毛主席像两侧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标语。我们确　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而无比自豪。我们真诚地为世界共　产主义的命运担忧，与美帝和“苏修”势不两立，为越南的“波来古大捷”而眉飞色　舞，为印尼共产党的失败而哀伤，有一位同学还得到了“翁东”（印尼政变的关键人　物）的外号。同学们无不关心世界革命，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为己任。记得我们初三　时，上海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话剧《年轻的一代》和电影《军垦战歌》使　我们激动无比。我班的一位女生毅然放弃学业，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到火车站为　她送行时，无不激动万分，焦急地盼望早日投身“三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语，指阶级　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
第一次感到强烈地感受世态炎凉和社会不公，是初三毕业考高中时。结果，几个学　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未被母校录取，这对他们，对涉世未深的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后来渐渐听说是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已经开始贯彻“阶级路线”，政治评价越来越　重要。未被录取的学习委员周齐的父亲是右派。少年聪慧的刘仲文的父亲当年则有“特　务嫌疑”而被“内控”，似乎是为一香港来沪的熟人传递了一封他并不知其详的信。他　１９７７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这是到９０年代的同学聚会中，才大略得知的。
在中学，我一直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后来成为班上的文娱委员，每周教唱一首革命歌　曲。可能是觉得我的阶级觉悟太低了，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一　位高三的同学（也是干部子弟）开导我：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对于工农子弟是吃二遍　苦；对于我们则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这段话对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有振聋发聩之功。从　此，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积极靠拢团组织，参加政治活动，学习毛著，在初三　时终于加入共青团。记得我当时要克服的主要缺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缺乏原　则性和斗争性，一团和气。那时入团实属不易，要主动找组织谈心，不断地暴露活思　想，尤其是内心深处见不得人的思想。我曾经暴露过的一个真实思想是由于喜山水画，　很向往古人在山林间隐士式的生活。自然，招致团组织的热情帮助。记得一位很不幸的　男同学，各个方面都表现十分突出，积极争取入团。他出身职员家庭，当时，这对于要　求进步的学生是最尴尬的，因为如果出身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还可以用划清界　限、坚决斗争的行为表白自己。他一直有很深的“原罪”感，不断虔诚地自我反省、挖　掘落后思想。最终他鼓足勇气，向团组织暴露了青春期最为隐秘的“丑恶思想”（认为　女生是很美的，夜晚会想到女性之类），被认为是“黄色下流”，终于被彻底排除在团
我的入团介绍人孙小兰是上海很有名的三好学生，她在十五岁生日那天入团，是一　种殊荣。她的母亲是当时上海市教育局的局长，文革开始不久既跳楼自杀。孙小兰历经　坎坷，现定居美国。她的哥哥是我校高三的学生，他具有当时很少见的独立不羁的人　格，拒不申请入团。他和高三的学生在洗脸房里用凉水冲澡，用洗脸毛巾擦脚，都给我　以震动。他的油画、水粉画都相当好，经常在校园里写生，但他志在政治。文革前夕他　在图书馆写作，与郭沫若对曹操的翻案文章应答。他最欣赏的是戚本禹的“新史学”，　气势磅礴、势如破竹的文笔文风。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生”，同样历经坎坷，他现　在是上海的一个房地产商。
文革之后，历经沧桑的昔日同学重逢，不胜感慨，无比怀恋中学同窗时的青春年　华，而同班学友已经有去世的了——高一时的团支书贺昆华，一个很热忱、在当时也显　得很老练的女孩，在江西插队时因急性痢疾，救治不及时而死亡。青春永远是值得怀恋　的，甚至是无辜的；但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理性地审视文革前的教育，对它应当怎样评　价？上海中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
作为“十七年教育”的典型，当时学校教育的这种面貌无疑是带有共性的，在上中　这样的重点学校体现的更为充分。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有人归纳为“接班人”　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斗争、个人崇拜、集体主义、驯服工具之类的主流意识形态，培　养大敌当前，对无所不在的“阶级敌人”的警惕、憎恨之类的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感　情，而并不知敌人是谁。尽管在文革前，并没有禁止读中外文学名著，但实际已经造成　一种氛围：读普希金、巴尔扎克是不要求进步、思想颓废落后的表现。班上有一名学习　非常好、很用功、很有个性的同学，那时开始在图书馆博览群书。听到北京演出“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消息，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也有自　己的史诗了（他以为是类似荷马那样的史诗）！他被批评为走“白专道路”，班级里开　展了对他个人的批评帮助会，他写了血书，内容好象是“轻装上阵”。这种批判对一个　少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很多年长者对于往日温良规矩的中学生何以在一夜之间变为　凶猛暴烈的红卫兵往往缺乏解释，甚至认为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两者　之间的精神通道是不难辨析的。
与此同时，学校进行的人格养成和道德教化，我称之为“玫瑰色教育”。其好处是　赋予人生一层温暖的底色，奠定了一种精神的方向，因而，上中毕业的学生大多为人正　直，品行较好，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致堕落沉沦，也不太会投机钻营。但其弊病也十分明　显：在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中，进行无“我”的教育，在培养单纯、善良之时，却使我　们对自己的生长、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这种教育的代价是惨重的：当我们被　卒不及防地推入社会时，几乎无所适从。所有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同龄人，几乎都　是在粉碎了“玫瑰色教育”的假象之后，在严酷的现实中睁眼看社会，痛苦地重塑自我　和社会认知，才得以生存和走出苦难的。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文革前以学校标准树立的　好学生、学生干部等，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能力往往更弱，经过“十年动乱”社会　的自然选择之后，大多“沉没”无闻。而浮出水面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的“老三届”人　物，在学校时往往并不受好评，甚至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边缘人物。
十七年教育的另一个特征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外表下严格的智育。当时的学校教育仍笼　罩在学习苏联的气氛中，学生全部学俄语。尽管那时的学习压力比现在的中小学轻得　多，仍被毛泽东强烈地批判为以学生为敌人、考试至上，摧残青年、摧残人才，教育改　革不断。
应当说，上海中学这样的“百年老店”、优秀学校，具有自己的教育传统，比较重　视教育规律，教学基本是得法的。但它在培养优异人才方面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么成
功——它通过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育制度，使学生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　值，但那些有想象力、创造力、天资独特的学生，却感到了压抑，这种压抑既有来自政　治的，也不完全来自政治。高度规范化、标准化的教学并没有为他们个性化的发展和生　长留出相应的空间。因而，尽管毕业生升学率很高，进名牌大学和在大学、研究机关工　作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杰出贡献的人才并不很多，包括被视为强项的理科。这同样不是　一所重点学校的弊病。我曾听北京四中的一位老三届也有类似的评价。在这类学校，主　要问题可能不是学业负担和教学方法，而是直至现在我国的学校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仍　未解决的关于“全面发展”与充分发展的矛盾——当我们把人类最高的教育理想变为指　导学校教学的实际方针时，它导致的只能是在某一个水准上的“平均发展”。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受益最深的，也许是在六年寄宿的集体生活中，养成了有规　律的生活习惯、独立生活和与人相处的能力，特别是强制性的体育锻炼，使我有一个至　今仍然健康的身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尽管大字报、大批判早已开始，但学校仍大致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对我们来说，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７日的废除高考之夜是个转折点，从此不必每天上课，所有学生都成为“职业　革命者”。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高考推　迟半年，学生留校搞文化革命。还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４）班、北京第四中学给党中　央的信。全校刹那间沸腾起来，校园里到处是自发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口号振天，　到处是欢呼和歌唱。雪片似的大字报向党中央、毛主席表决心。这是从小到大我度过的　第一个不眠之夜，也是第一次经历“盛大的节日”这样的关于革命的“高峰体验”。　　　狂热和疯癫开始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将持续十年之久、彻底改变我们每一个　人的灾难，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走向深渊。
最能说明在毒氛之中人的异化、或人性弱点的，是对“血统论”的态度。早在５月，　当传来北京中学生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之争时，我们觉得　十分可笑，奇怪他们怎么那么不掌握党关于“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但到８月份，当对　“红五类”、“干部子弟”的狂热煽动起来之后，自己由于先赋身份成为当然革命派　时，自我便迅速膨胀而湮没了理性，欣然接受享用革命特权意识。身边有许多干部子弟　因特殊身份其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似乎真的变成革命超人。而我真正“初识革
命”，是在１９６６年的８月。当时，北京２８中的红卫兵进驻我校帮助我们组建“红五类”的　红卫兵组织。一天下午，敲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说是附近农村的地主“翻天”了，贫　下中农向我校红卫兵求援。当我们赶到现场时，该地主一家十多口人已经跪在地上，包　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北京红卫兵正在审问和拷打。这是我第一次亲睹北京女兵的“英　姿”，她们用标准的北京话叫骂着，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用皮带抽打，翻倒在地责　令再跪上去，继续拷打，惨叫声声，血迹淋漓。我们谁都没有见识过这种血腥场面，我　深觉不忍，到室外去巡逻，内心却在强烈地冲突与自责：看人家的阶级感情多深，斗争　精神多强。我的侧隐之心、小资产阶级感情怎么总是克服不了呢，似乎天生不配做一个　革命者,,,,那个老太婆不久即被打死，据说是上海文革开始后打死的第一人。从那天　起，我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　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才有了切身体会。
此后，又经历了无数革命的高峰体验，在南京路、淮海路上破四旧，在人民广场举　行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参加红卫兵的彻夜抄家，到北京大串联，毛主席接见，该有　的都有了。
必须提及的是文革中从北京开始、从中学红卫兵开始，而后遍及全国的暴力行为。　这种暴力行为从“破四旧”时对所谓“反动分子”打、押、驱、杀的“红色恐怖”始，
其野蛮性、严重性、普遍性都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无疑值得认真反思。就我在上　海的感受，文革初期，重点中学的暴力行为明显少于其它中学，在学校中高中的暴力行　为明显低于初中，打人者以初一、初二的学生为多。到文革中期两派武斗时，暴力行为　则覆盖了不同年龄、学历、经历的各种人，它是文革早期暴力合乎逻辑的发展延伸。文　革期间的集体施暴几乎是法制崩溃的必然后果，不完全是个人品行可以解释的——当　然，个人永远是有责任的。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少数人成为暴戾无度的凶残的虐　待狂、嗜血者和杀人犯，是不可解脱、不可原谅的。早在１９６６年５、６月“批黑帮”时，　校园里已经出现了戴高帽、游街、以及各种体罚和人身虐待的暴行——它离公开打人只　有一步之遥。青少年的越轨和偏激行为既源自人性之恶，也有其它如恶作剧的成分。我　校一位初中红卫兵惩罚一大资本家的手段，不但让他在地上跪爬，喊“狗崽子”，并且　让他闻自己的臭脚！这种恶行如及时制止，显示法制和社会公正的存在，是可以防止事　态恶化的，放任自流则意味着怂恿和鼓励。而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狂热　地煽动仇恨和暴力，“破四旧”时的抄家，更是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暗中支持和组织　的。
尽管我无打人那样的恶行，但对敢于动手的人已经丧失了是非评价，而且对北京女　红卫兵的“飒爽英姿”、战斗精神是多么心生仰慕啊。我们终于见到了现实中的敌人，　并为在资本家的家中所见到的“阶级斗争”而深感震惊：金条、宗教读物、国民党时代　的遗留物，有一家竟然有自己的暗房和放大机！当时我真的觉得是难以想象的，倍感　“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及时。后来，上海“一月革命”时的“康平路事件”，许多被　工总司围困的“工人赤卫队”的老工人进驻我家，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有打腊地　板、沙发、抽水马桶的公寓洋房。我听到他们啧啧地感叹：“看这些干部，修正主义到　这种样子，文化大革命不搞怎么得了！”
然后的文革经历是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自己丧失了革命身份，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学　生之间的激烈的武斗，我则过起了游离“革命”之外的逍遥派的日子。父母亲都被隔离　审查，我们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每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我终于在家无父母之时，　花四元钱给自己买了一把二胡，我渴望已久的乐器。它后来在农村伴随我度过许多时　光。还不顾家人死活地花十二元钱到黄山旅游了一次。人生的大起大落，当时却并未感　到深意，那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周围一大批人的共同遭遇。正是在狂热破灭之后的　逍遥派生活，使我补上了残缺的一课。这同样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我们贪婪地偷偷阅　读各种被批判的古典文学名著——许多是从封存的抄家物资或从图书馆偷出的，既有托　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也有《红楼梦》、《三言二拍》、《金　瓶梅》；有些人则在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马克思　传》等等。有时，躲在密室里偷听唱片《梁祝》、《蓝色的多瑙河》。那正是开始思考　和写作的年龄，朋友们开始学着写合辙压韵的古典诗词，交换着或哀怨愤世或自勉自励　的作品。那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我们漫无目的的浏览，不自觉地在被遗弃的文明的　废墟中汲取生活的力量。这种自发的学习、读书、写作从从此再没有停止，成为整个青　年时期的基本内容。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生活是黯淡而窘迫的。在“反动家庭”中我感到了如　巴金笔下的《家》那种破败腐朽的气息。因而，当１９６８年底开展上山下乡的运动时，我　从内心是极愿意离开上海，离开家庭，走向自己的道路的。我们互相传抄赠送的一段话　好象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伯爵说的“我们以为，当我们被甩出惯常的生活轨　道，一切就完了。其实，新的、美好的东西往往这时才开始”。我们姐弟四人中，三人　下乡插队落户——我到黑龙江，姐姐到山东荣成，弟弟到吉林梨树县，妹妹得以留在上　海。１９６９年４月，我怀着伤感而坚定的心情踏上了北上黑龙江的火车，心中充满开始新生
活的解放感。
我从此获得了知青的身份，在黑龙江省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太平公社当了三年　农民。非常幸运的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既不够去兵团的资格，也不能去国营　农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兵团、农场的生存环境比农村要险恶得多。和每一个知青一　样，在北大荒插队的经历，其价值和意义是难以言语的。正是在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命　运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从此，“我们”成为这一代人的文化符号——他们的　上一代，只有“党”和“国家”，他们的下一代，只有“我”。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已入中年的知青对那段苦难经历的回忆渐趋平和冲淡时，招致　了更为年轻的一代的严厉批评，指他们在“歌颂苦难”，其态度是虚伪的。然而，这不　仅含有误解，或许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这样一场改变数千万人命运的巨大历史事件，　必定会有多种多样的叙述和评价。我一直认为，这种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对国家、民　族必定是一场深重的劫难，但对于身逢其时的个人，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是用简单的　政治评价可以尽括的。每一个个体的实际体验和从中所得极不相同。它的确成为许多人　的人生财富，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观念、精神状态，甚至性格和审美。一位老知青说，　他至今不喜欢在游泳池中游泳，而喜欢在江河湖海中击浪，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塑造之
一。而他们“青春无悔”的誓言，与其说是在标榜什么，不如说是对青春沉重而温馨的　祭奠。
农村经历的价值，从大的方面讲，是建立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大自然的深刻　感情，对中国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等等的了解和理解，从而粉碎了许多我们以往获得的　认识。记得第一次下地干活，与一个老郭头搭档，他慈眉善目，对我们倍加照顾，我们　深感贫下中农的关心。当回村后被告知他是富农时，我们震骇不已，以为险被“糖衣炮　弹”暗算。后来，我们总算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了真实　的认识。实际上，农村经历对自己是一种相当透彻的改变，许多东西已经融进了精神、　气质、习性、价值、情感的深处，是一种人格的重新塑造。
对我来说，北大荒经历更是一种双重的补救，不仅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我的同龄　人和上海人。我们在农村的许多时间是在知青的“内战”中度过的。我们这个由２３名上　海知青组成（其中有的是品行恶劣的小流氓）、没有家长和权威的集体户，经过艰难、　复杂的历程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正是在与这些知青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使我得以　真正认识、了解了我在上海所接触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上海人，市民阶层和低层的上海　人。事实上，我是在黑龙江的知青集体户中学会说上海话的。文革之后中学同学聚会　时，他们都很惊讶地发现我居然会说上海话了！看过《城市季风》，也有熟人惊讶于我　对从未深入过的上海市民阶层有这种了解。许多年后，我最为自得的别人对我的评价，　一是不象干部子弟，二是不象上海人——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粗犷的北大荒所给　予的。
冬天回到上海，继续是阁楼里的阅读、学习，以及精神会餐，聚会、唱歌和恋爱。　那时阅读的主要是内部出版发行的苏联和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政治理论类书籍，包括“灰　皮书”、“黄皮书”系列，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格瓦拉日记》、《赫鲁晓夫回忆　录》、《斯大林主义》等等。同伴们有的深入到哲学、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但我是个后　知后觉的人，对政治、经济理论始终很不入门。从北京经常地传来当年的红卫兵类似的　探索，看到了《九级浪》、《站在最前线》这样的早期的手抄本小说和《相信未来》之　类的诗作，不仅强烈共鸣，而且深感震惊。所震惊之处，一是从来以为写作是高不可攀　的作家的事，原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写！二是竟然可以这样写小说！在一篇描写红卫兵成　立的小说中，出现了毛泽东和康生，诸如这样的描写：毛泽东站在中南海办公室的窗边　沉思，风吹动着窗帘。这时，桌上红色的电话机响了，毛拿起电话说：“我是毛泽
东”。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惊世骇俗的。凡此种种，对我都是一种破除迷信和精神解　放。
正是从文革中期开始，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存境况，自主的思考、学习，反　叛、抗争，以及在“广阔天地”的磨练，渐渐形成了一种人格、一种心态和一种眼光，　由过去性格过于温和、内向和懦弱，转为内心比较自信、坚强，不惧怕压力和挑战；由　中学生时的盲目、迷信、顺从、无主见，形成自我意识，破除了对大人物的迷信，对官　方和权威话语持警惕、怀疑和审视的态度。在形成自由、开放的接受心态的同时，更重　视年轻人的发言，同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学习、交流更重要的意义也许是精神上的互相提携和激励，在混乱无序的生活　中保持一种朦胧的清高和自信。我当然知道在农村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许多知青的变　故、失望和沉沦。
尽管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渴望和对自己的信心，怀着改造农村、改造社会之类空洞的　理想主义，但命运已经失去了方向，我们并不知道该干什么，今后向何处去。那时最喜　欢唱的是《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带我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　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和我前往,,,,”很多时候，象战争贩子一样渴望中苏之战爆　发，能够在战争中建立奇功，显示我们的忠诚。由于小规模的招工、调动的出现，人们　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我１９７１年春节匆匆由上海返回农村时，是准备参军的——前来　征兵的人员已经到达县里，但这次征兵由于“九一三事件”最终被取消了。那个寒冷的　冬天，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伴留在集体户，由于无柴禾可烧，夜晚集体户的室内温度为零　下二十度，除煤油灯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结实地冻结着。我们二人穿戴得严严实实，　戴着狗皮帽垫着狍子皮睡在冰凉的炕上，透过屋顶的缝隙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人　生的转机何时出现。
二　、我的大学
１９７２年春天，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解放军　战士中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当时并不知道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天，一个　大队干部兴冲冲地问我：想上大学吗，北京大学？我这才激动起来。我们大队有一个名　额，确定要上海知青。我反复问是否北京大学，问公社的干部，答案都是肯定的。事情　很快就确定下来。直至到县里体检，遇到另一名上海知青，才知前来招生的只有一所北　京的高校，是北京工业学院。原来农村的干部以为北京的大学就是北京大学。我顿时有　天昏地暗之感，如果早知是工业学院，我不会报名的，因为我对于学习理工科素无爱好　和自信，我甚至打算放弃这次上学机会，但大家都说很可惜，而且因为已经来不及更换　别人，将浪费一个宝贵的名额。他们纷纷劝说我到大学之后还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东　西。
１９７２年４月底，我坐着马车，在漫天风沙中挥泪离开生活了整整三年的农村和集体　户，那时，与农村和集体户已经有很深的感情，我心里明白，有些东西已经永远也不可　能改变了。我上的是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　业。初入学校，住在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在食堂吃着２角５分一份的肉片炒黄瓜，恍若　隔世，觉得如天堂般美好。有一些工厂来的学员是带工资的，他们有时到苏州街的小饭　店“下馆子”，平时泡一壶茶，有睡午觉的习惯，凡此等等都使我反感，时时想到仍在　北疆艰苦奋斗的知青战友。那时我从不午睡，都用来“如饥似渴”地阅读。
文革时期的大学教育和教育革命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特定阶段，具有特殊的认识价　值，至今似乎尚未被认真对待。它好象是从天上掉下的不可理喻的怪物——其实，它也　是“十七年教育”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至于文革中“教育革命”的主要价值和内容，早　在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已全面呈现过。简而言之，它将教育的高度政治化推到极致，
将教育从文革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直接变为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甚至成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工具；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直接变为对知识分子的全面否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这　种局面在１９４９年之后连一天都没有出现过。
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６年，高等学校用免试推荐的方法共招收了６届“工农兵学员”。工　农兵学员号称“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但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口　号，学校的实际权力在以军宣队、工宣队为主的革委会手中，虽然领导班子中有教师代　表、学员代表。当时，大学里派性不息，教师、干部都陷于波澜起伏的派性斗争中，我　们看那些大字报，往往不明所以。具体的教学则体现了毛泽东一些由来已久的想法，有　很多剧烈的——因而也是粗暴的——改革，如实行三年的短学制，压缩和精减教材，合　并相关课程，削弱基础理论，大大降低学科教育的难度，强调应用性和实用性。在教学　组织上，教师混合编排分到各专业，打破过去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划分（打　破“三脱离”和“三层楼”）。在教学中大量使用“典型产品教学”，即不是从基础理　论和概念出发，而是通过剖析一个具体产品，进行相关学科知识的教学。此外，是进行　“开门办学”，这是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之后大张旗鼓地进行的。
当时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也有如我这样大城市重点中学高中　的。因而当时我的学习成绩算是较好的。１９７８年之后，又进行了两年“回炉”学习。许　多年后，人们问我，当年的理工科学习对你究竟有什么影响，如果学文科是否会发展的　更顺利呢？的确，当年如果上的是文科，我想我会按部就班地接受学院式的训练，拿到　较高的学位，进入比较规范的研究生涯。但我现在感到，能够接受理工科教育，对我也　还是一种幸运。主要是破除了另一重迷信——对自然科学的敬畏和神秘感。像所有爱好　文科的人一样，原先我是惧怕理工科教育的，看到上海工业展览会上巨大的汽轮机在转　动，对其内部结构一无所知，除了神奇就是神秘，以及对科学技术高深莫测、高不可攀　的惊羡和自卑。现在则明白地认识和了解了人类文化的另外一半——科学技术，知道客　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可知的，是由一些基本规律支撑的，每一个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掌　握。应当说，这种缺失相对而言是不太容易通过自学弥补的。
正是在“开门办学”的实践中，补上了我对工厂的了解。我们在“批林批孔”的高　潮中在北京起重机厂实习了半年，后来，在毕业实践阶段，又在南京液压件二厂工作了　大半年。毕业作品是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位工程师的帮助下，真刀真枪地设计、制造了一　把渐开线花键拉刀，它被学校宣传为“教育革命”取得的成果之一。我们是在南京听到　“四人帮”覆灭的消息，参加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在工厂的经历，使我对工厂和工人　有了真实、具体的了解和感受，与不少工人师傅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我不知这种了解　究竟有什么实际作用，但在知晓之后，会感到如果我至今不知这一切，会是一种缺憾，　就像我没有从军的经历那样。
在北京的另一收获，是北京文化的感染，但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认识。早在１９７３年，　就接触过“存在主义”，是从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化中传播出的，而且居然在王府井的内　部书店买到一册几十页纸的《存在主义简介》。１９７４年，由于同班同学的特殊背景，得　以读到作为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而内部发行、在很小范围流通的日本作家山岛由　纪夫的名作《忧国》和《丰饶之海》四部曲——这四部曲除第一部《春雪》外，至今未　在国内公开出版，包括美奂美仑的《忧国》。那时距山岛由纪夫劫持日本防卫厅长官后　切腹自杀不久。我受到山岛作品刚健而神秘、张扬性和死的美学等独特魅力的强烈冲　击，数日之内睡无眠、食无味。
相伴而生的，是政治的觉醒，对发生在首都、决定中国命运的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　开始明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生活在大一统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这一代人与政治
都有不解之缘。那时，一个人自我意识、生存状态的改变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政治觉　醒”的早晚。有的人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即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领袖和政治，开始走自己　的路；相当多的人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彻大悟，破除迷信，发现自我。我在　政治上同样是后知后觉的，迟至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时才完成这一认识。我清楚地记得在一　老干部家中，听他们压低嗓子，神情紧张地说“老头子”云云，当得知系指毛泽东时，　有触目惊心之感。
这直接导致了某种命运。１９７５年底，我毕业留校，担任新入校７５级学生班的党支部　书记。几个月后，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我和我的学生们　深度参与了这一事件，被隔离审查，然后被平反。因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　反映我们亲身经历的长篇通讯报道《十姐妹献花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发表　在《北京日报》头版。从广场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成为同志，构造着此后共同　的命运。
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蒙受很大的社会压力，纷纷“回炉”或“下岗”。于　是同一个我便有两个身份和两种评价，如果说是“工农兵学员”，人们便鄙夷不屑；如　说是文革前上海中学的高中生，就连声夸奖“比工农兵学员的水平高多了”。作为当时　社会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由社会的“优势人群”忽然变为“劣势人群”，很多“工农兵　学员”心理很不平衡，耿耿于怀。很多人通过考研而改变“出身”，把“工农兵学员”　的帽子“扔进太平洋”。我报考过两次液压专业的研究生，均以失败而告终。虽然每次　考试失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原因，但我相信这也是命定的，我注定并不可能成为优　秀的科技人才。对年青高傲的自我，这仍然是一种很大的挫折和打击，也是一种磨练。　援用文革“落难”的经验（那时有一句用以自励和蔑视对手的名言“二十年后见分　晓”），在内心保持一份自尊，坚忍地去实现自我，证明自我。由于这一经历，我对那　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做出各种成绩的人表示最大的尊重。我从不避讳“工农兵学　员”的出身，对别人的学历、头衔也不迷信，相信人的价值最终不是由这些标签体现　的。同时也认识到，一种好的教育制度、人才机制，应当把偶然性对命运的影响降到最　低——在经历了对政治身份、政治标签的崇拜之后，不难看到当今社会对文凭、学历的　迷信已经到了盲目和有害的程度。
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我的生活出现了多种可能性。那时我象每一个上海人那样充　满了对北京生活的抱怨和不满，一度热衷于调回上海，但因婚姻失败而未果。当时，青　年人的“从政热”初现，我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机会，但终被放弃。我最终的自我选择　和自我设计，是进行业余文学写作，成为一名“文学青年”。
在约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写过若干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以及电影文学剧本—　—当然，至今仍是手抄本。当时的写作心态是颇为矜持的，想表达的东西有些是“不合　时宜”的，号称“为抽屉写作”，自诩为“未放的鲜花”（当时一本新发表的５０年代青　年作家的小说集名《迟放的鲜花》）。这些小说有的在朋友间传阅过，也有一些好评。　有人遗憾我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认为我一定能“写出来”。当时的确也到了正式发表　的边缘。我写老干部心态的一个“意识流”短篇，因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国内的气　候发生变化，在发表前被“枪毙”了。现在看来，这些习作无疑是很粗糙和粗浅的，无　论观念还是文字都已迅速过时，真得只能留给抽屉了。但对个人而言，这一经历仍然是　有意义的，无论对写作还是意志都是一种磨练。记得一位朋友看完我长篇小说的手抄本　后对我说：“字写的还不错”。我以为是讽刺，她说不是，仅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工整的　字迹就很为佩服了。
许多年后，我用这样比较理性的语言描述创造和进取的动机：人类的进取心也许来　自这样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所谓“高山仰止”、“见贤思齐”，面对大师巨作，有振
聋发聩之撼，生仰慕追随之心。另一种动力则相反，来自不服气或好胜心，见到如此这　般的东西居然也可以发表，自己要比他强多了，于是走上创造之路。当时之开始写作，　这两种动机具在。从文学爱好出发的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崇仰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我最喜　爱、受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为俄罗斯文化那种巍峨沉重、美丽忧郁　的风格，深厚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情感所感染，也为罗亭之类似曾相识的“多余的　人”的命运而感动。当然，还有雨果的《九三年》。８０年代受影响较深的如雷马克、阿　瑟．黑利、欧文．肖等。我意识到我不是属于想象力、创造力特强，能够编故事的那　种；而是属于再现型的，只能把所经历的生活文学化，而我们这一代人身边有多少故事　啊！我一直想，以中国所经历的十年文革——中国的内战，难道不应该产生自己的《南　北乱世情》、《双城记》、《战争与和平》或《战争风云》？我所遗憾的是不能表现其　于万一，只能作为一种憧憬、一个未竟的梦想保留下来。
机遇和选择，偶然性和必然性一直是人生道路中颇为神秘的话题；而踯躅于文学艺　术、政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之间，或者经由文学、科学、政治而至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则似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具有共性的发展路径。我的画家梦在文革前即被社会政治所　消磨，文学梦则半途而废，仅仅留下不改的爱好。我最终走上教育研究的道路，起因是　我发表了一篇讨论“通才教育”的文章。８０年代初，在北京出现了若干个活跃的青年知　识分子群体，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经济改革研究，以及行政改革、国情研究等。不同学　科的青年学人经常聚会、讨论，举办讲座，自由开放地探讨多种社会问题。当年参加过　这些研究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声名卓著的学者。这种英才荟萃的群体环境和　研究氛围，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才学卓识、社会责任感和人格魅力，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对我是巨大的激励。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加入青年研究的行列，由浅入深，　从现象、问题而及理论，旁涉博览，读书讨论，探讨中国现行教育的改革，逐渐进入教　育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认识了从事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知识分子问题、现代　化理论研究的诸多朋友，渗透式地学习、了解到不同学科的知识。
现在回想起来，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当年首都知识界的这种气象和环境已经成为一　段不可多得的历史，既令人不胜感慨。虽然我们经常感到面对国家、体制、时势，个人　的渺小和无助；但是回顾以往，我们也深刻感到了个人参与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历史　的确因青年人的主动参与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北京比任何地方表现的都更为显著。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北京拯救了我，赋予我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发展方向。
个人的选择对命运的形成无疑至关重要。如果说，在７０年代，政治觉醒的早晚极大　地影响着个人发展；那么在８０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转型、结构分化和实行市场化的过　程中，能否及早认识国家与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和民间这样两种体制、两种资　源，以及两者之间的移动消长、社会空间的生长和扩大，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悟　性”。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选择和判断：依靠体制，　还是主要依靠自己；面向官长，还是主要面向“市场”。８０年代中期，我作为学校的中　层干部每日坐班，有处理不完的烦琐事务。但我清晰地意识到，做体制内的齿轮、螺丝　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所在，而且其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个人努力和水平。因　而，我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白天上班，晚上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直到　９０年代以后，才成为专职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至今仍保持着“一人两制”的生存状态。　　　如果作一个总结，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训练，我的学习得益于一　种在群体氛围中的自学，基本是广泛涉猎、发散式、渗透式的学习，以及从研究实际问　题中的学习。长期以来在学院外的、民间的、自主和自发的学习，从好的方面说，思想　解放，活泼自由，形成一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无拘无碍的心态。从不好的方面说，缺　乏学术训练和规范，缺乏扎实的基础和研究的深度。这两者都在我的写作中表现出来。
三、关于《城市季风》
１９９４年底，我的一本讨论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文化的书《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　的文化精神》在北京出版。这本事先不被看好的“冷门”书，获得出乎意料的反响。面　世之后，先后重印六次，受到众多读者、媒体和出版界的欢迎。并且带动了一个关于地　域文化、城市文化、城市人之类书籍的出版热潮。这本书并且出了海外中文繁体字版和　日文版。
《城市季风》可以说是我一个意外的收获，虽然从８０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注意和关心　这个问题。当时，上海的《青年一代》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比较上海和北京青年的文章，　受到读者欢迎，使我受到了鼓励。当时，我已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左右，对北京和上海　这两个大城市的命运、文化差异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感觉。但那时仍未将这一写作　提到议事日程。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我全力以赴参与了当时的教育改革。发表教　育文章的主要阵地，是《中国青年报》和《世界经济导报》，因为我那些强烈批评现行　教育、敦促教育改革的文章在教育领域根本无法发表。一九九○年后，出现了一个特定　的历史间隙，可以关起门来，写自己的“闲书”。
《城市季风》出版后，很多人对我说，你研究的这个选题真好。然而，对这个主　题，我并不是作为课题来研究的，事实上，我是文化比较这个领域的外行，至多只是个　业余爱好者。真正诱使我动笔的，还是对这两个城市和两种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将自　己对这两个城市的热爱、领悟和百般感慨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这完全是一种个性化　的、非功利的写作。我意识到我是在做一件有些狂妄的、我力所不及的事（小时候，母　亲对我最经常的批评，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写或　不敢写，那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也许我就再也不会写了。我也知道自己的某种优　势。我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在两地各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经历，以及对诗歌、小说、音　乐、美术、摄影等各文化艺术领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的兴趣、涉猎和积累，　和对游历的爱好。此外，我深深意识到写作的意义。
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比我更具备资格的写作者很多，虽然声称正在写作的人也　不少，但真正能够动笔、拿起笔写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对于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最　重要的一步是付诸行动——拿起笔来。我多少次地听人们谈创作设想，意气风发、神采　飞扬，头头是道，听众无不被吸引和感染，但最后什么也没有产生。我想说的是，最重　要的是写，而不是想和说。所有的想和说——想得再多和说得再多——如果不写出来都　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在浪费时间。类似地，我们经常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不会　浪费的，所有的积累、准备都是有用的——这只有对写作者才是正确的。只有一个确定　的、能够留存下来的文本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哪怕是一个粗糙的、永远不可能发表的文　本。因为如果你不在情感最充沛、记忆最清晰、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把你最感兴趣的东西　写出来，那么时过境迁，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你不会再去写它，即便写也写不好。在这个　意义上，作家和写作者的确是很神圣的——更为精彩或惨烈的人生多得是，但只有被作　家看到并记载下的那一个才具备了永恒的意义。
实际的写作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的，到１９９２年底完成初稿，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写作一　旦开始，这种长篇巨制便主要是一种体力劳动和对意志的考验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佳作　未能问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而这种意志的确是需要经过锻炼和磨练的：象泥水匠砌墙　和妇女织布那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按部就班，连续不断，最终完成一件大活。因　此，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真不错，终于做完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对意志的磨练也在　写作完成之后。我万万没有想到，交稿之后，又过了将近两年，历经五个出版社，才最　终在东方出版社获得出版。当然，我也知道，我还算是幸运的。这本书的原名是《京派　与海派》，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的稿。我一直很希望它能在上海出版，但最终还是北京
显示了她的眼光、胆略和文化容量。经过和责任编辑方鸣反复琢磨，用了半个多月的时　间，终于确定了《城市季风》的新书名。方鸣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出版家，６０年代生人，　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在家庭聚会中已经相识，但并不知道对方的价值。这种知音之间的合　作是令人愉快和难忘的。　１９９４年９月，见到第一批新书时，尽管仍然欣喜，但那种创造　的激动早已平静，这个初生儿已经两岁。
正是在这两年，上海在狂飙突进般的巨变之中，以至所有上海人看了这本书都说上　海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你写的是过去的上海。的确，在我写作时，尤其对上海的命运　内心是比较沉重和悲观的。但是，１９９２年当我写到此书的后半部分时，笔下的事实正在　迅速地变成历史。尽管我加写了最后一章以反映这种变化，仍然无力追赶。因而，书中　关于当代上海和上海人的描写，应当视为主要是８０年代的历史。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因　为此前对这一段历史也并没有真正有价值的记载和研究。
如果说这本书尚有可读之处，我想，一是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从政治、经济、文学　艺术、生活方式、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观察和考察当代社会生活，打破了以　往只在小说、影视、民居等单一领域的比较研究。其次在于它大胆地涉入了风云激荡的　当代史，直面１９４９年以来两个城市的命运、文化和人格的嬗变，直接描写我们的共同经　历和身边的生活。每一个活着的人总是更为关心这种“活的”文化和历史。而这需要的　主要不是学识，而是胆略和勇气。如果说我在前者多有欠缺的话，却并不缺后者。而我　知道，多少优秀的学术和作品，因为后者的欠缺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与写作同步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影响了文本的形成。一些读者感到此书前后的文体　文风差异极大，判若两书，前半部分沉着细密，有学有据；越往后越成为匆忙的现场观　察和快速报道。历史进程对写作的影响不止于此。尽管在评述两地文化和两地人时我力　求客观公允，但正如有些读者指出的，书中对上海人和上海文化的剖析顾及正负两面，　比较详实和冷静；而对北京人的评价，流于表面，类似漫画式的粗略和夸张，对其弱点　犹少涉及，这种比较是不对等的。这一批评敏锐而准确。现在想来，这种偏颇主要是离　那一巨大事件太近，由当时的历史心境造成的。
知识界的反映比较谨慎。比较典型的意见是缺乏规范，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较　多，很多地方浅尝辄止，因而“了解多于理解”。我想，这既是因为我的才识、学力有　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本书的定位所致。开始写作时，我就确定了要写一本比较　好看的书，其读者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士之外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我为自己选择了两个　范本作为暗中追求的目标：一是林语堂畅销至今的《吾国吾民》（一译《中国人》）；　一是美籍华人许琅光教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后者是一本很好　看的文化人类学专著。自然，我的写作难以望其项背，得乎其下就不错了。因而，我这　本书只是文化理论类读物，不能称之为学术著作的。　同时我也知道，在国外的出版物　中，这种具有学术或专业背景的个性化的写作和观察报道式的文体是一种很重要的样　式，在我国的出版物中则十分稀缺，在大量的教科书式的学术著作和妙笔生花的报告文　学之间，存在着一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更为重要的批评来自上海史研究的专家、著名学者唐振常。他在《读书》杂志的书　评中认为，这两个城市因其历史、传统完全不同，因而是不可比的。所以，《城市季　风》拆开（分别讨论上海和北京）是两本好书，合在一起则是本“坏书”。这涉及比较　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文化的可比性。我充分意识到“比较”的危险，于今许多领域热度　颇高的“比较”多有经不起推敲的，突出的例子如高校争取重点建设的“２１１工程”，拿　我国高校与哈佛、耶鲁等世界名牌大学的直接类比。我相信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有可能加　以比较的，比较毕竟是我们认识区别事物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但作为文化研究，这　种比较必须十分审慎，应有对其背景的深刻把握、对其限制的明确理解，并应主要建立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是我这种个体写作所难以达到的。因而，在《城市季风》中，　我只进行了一种最初步的和非常有限的比较，即只是平行地介绍两地的历史、文化及其　发展变化，让读者在这种平行的阅读中自己去体验和感受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有在较小　的事件上，例如两地的公共汽车，才作具体的、一一对应的分析、比较。因而，这本书　的大多数篇节的确是可以拆开分编成两本书的。
许多人在看完《城市季风》后，都希望我继续从事并扩大这一研究，在横的方面，　例如比较上海文化和广东文化；研究四川人、温州人、东北人；研究在海外的上海人、　北京人、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的不同生存技巧和生活状态，等等　。我想，这都是些　极有价值和富于趣味的选题，可惜我并不具备做这种研究的资格，缺乏基本的前提。例　如，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广东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能听懂广东话，深入一些广东人的家　庭，从而能体会广东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种种细微之处，仅凭间接的材料和观光式的了　解，我不相信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研究。
在纵的方面，则建议我将书中开辟的许多有价值的方向深入做下去。我深知《城市　季风》中的许多话题和章节都有可能做成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研究，成为博士论文的题　目。我个人十分关注的这类题目包括：上海左倾文化探源；７０年代的地下文化；北京的　大院文化；上海和北京的生活质量比较；新北京人的群体人格；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　设的演变；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广东文化和岭南文化等等。显然，这种研究仅靠　一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如果《城市季风》能成为一块引玉之砖，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的研究，并更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将这本书中开辟的研究深入下　去，则是一大快事。事实上，近年来在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好　的作品。
就我个人而言，如前所述，我对上海、北京的研究写作，主要是从兴趣出发的。我　不是一个兴趣特别专一的人，而且我的主业是教育研究。为了对我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　有一个“交代”，我现在正在进行关于教育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特别对我国二十世纪的　教育现代化历程作一些探讨。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兴趣广泛，还是术有专攻。经常有人问我：你是那个搞　教育研究的杨东平吗？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有个人好象与你同名？家长、朋友、　同事，很多人都提醒我集中精力，纵向深入。对于做学问、搞研究，无疑应当学有所　长，术有专攻。而通过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搞明白一个问题，由此举一反三、触类　旁通，其实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即由专到通。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应当永远做同一件　事，一生只有一门心思、一个领域、一种专长。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例子来证明专　才至上，为了哪怕是点滴的学术进步，也需要耗费整个的人生，还可以找到许多“万金　油”、“三脚猫”、“半桶水”的反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有另外一类人，博才　多学，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不同的领域纵横驰骋，各有建树。科学发展早　期，达．芬奇是大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从事过水利、土木、机械工程、人　体解剖等多种研究。１７世纪的笛卡儿、牛顿、莱布尼兹等，都兼数学家、物理学家、哲　学家于一身。当然，那是因为科学还未显著地分化。因而，无所不能的歌德被称为是　“最后一个通才”。在现代社会专业高度分化、“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通才真的是　不合时宜、注定要消失的吗？情况恰恰相反，这又是一个通才取胜、呼唤通才的时代。　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原子物理学家费曼等等，都是横跨不同学科领域，交叉融合而成　大家的。
自然，举这些人类文化史和科学史上的天才为例，并不能说明更多，因为那是凡人　无法企及的。我想说的是，事实上，不仅在天才中，而且在所有人群中历来就有这么两　种类型的人——专才和通才，这也许不完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先天的人格倾向、
兴趣类型。例如画家，有些人山水、人物、花鸟翎毛皆通，如张大千之门门精专，如齐　白石之诗书画印俱佳。有些人则只通其中一类，或山水或花鸟，也是大家。还有些人则　只会一类中的一种，或猫或竹，或鹰或马，一辈子就这一样，还有许多只会写一种字体　的书法家，我在内心对他们是较缺乏尊重的，觉得太重复、太单调也太容易了。在高度　分化、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许多人所谓的做学问，也越来越成为专业分工之下的齿轮　和螺丝钉。许多教师一生的饭碗只是前人的一本书，不必说《红楼梦》和《资本论》那　样的大书；连列宁的一本小册子也可以养活许多人，一辈子不用做别的事。在近年来的　教育改革中，强烈的批评和呼声往往来自教育界之外，原因之一，就是在高度专门、高　度分化的学问中，不少搞教育研究的人反而失去了对大问题的把握和判断，至少是失去　了对这类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关心和敏感。我也注意到甚至在娱乐界，香港产生了大量一　身几栖、影、视、歌全能的“通才”，而内地的艺人则规矩本分的多，以单打一为主。　意识到内地的这种传统和风气，可以在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制度和严格管理的计划体制中　找到确定的原因。
正象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天才或神童，我很早就对人群中的这一类——通才发生了兴　趣。当我在１９８７年写《通才教育论》时，心仪的正是这么一种多才多艺的人，例如苏曼　殊、李叔同、张大千、郭沫若、萨特、福柯、金庸、高阳等等。这更多地不是出于学术　评价，而是所谓的“人格魅力”。以我目前的生存状态，对许多问题的广泛兴趣、关注　和参与，以及我残缺不全、在乱世中“野生”的教育背景，也只能将专精深入作为一个　高悬的标准。但在另一层意义上，目前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同时做几件不同的　事——是我适宜和喜欢的，至少使人生充实和丰富。也许，这正是所谓性格的命运。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营利，对于纯粹从兴趣出发的个性化的写作，还有人会有另一种　疑问：怎么，不是国家课题？没有科研经费？那怎么报奖，评职称算成果吗？的确，这　是一个现实的疑问，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不止一种学问和学者。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学位制度、学术职称评定制度、科研组织和科研制度的建立，理　论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复杂的国家行为。由政府机关和权力部门下达的课题——国家级　课题，省、市、部委级课题等等，成为许多研究机构赖以生存的“皇粮”。自然科学另　当别论，我所在的教育和“软科学”研究领域，体制内的课题研究通常是高度部门化、　行政化、官方化的，往往题目巨大、参加单位和人员巨多、完成时间很长，成果评奖的　级别很高。
与此同时，文化市场和社会空间的形成，正在为知识分子提供另一种选择和生存方　式。随着文化市场的发育，民营的文化、科研和出版机构的出现，以及大众媒体所体现　的舆论和社会评价，体制之外的研究机制正在出现和形成，它不仅造就了一批独立的研　究者、写作者、思想者、评论者，典型如王小波、王力雄、邓正来、谢泳等等；而且为　许多真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研究、写作和发表的机会。他们是　另外一种学者，做自己喜欢的事，忠于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良心，没有得过什么奖，　没有什么学术职称，更不用说荣誉职务，对世俗的名利地位不屑一顾，但做出了极有价　值的成果，在海内外知识界、学术界声誉卓著，并拥有广大读者。中断已久的“学在民　间”的传统，伴随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发育正在隐约地出现。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至少出现了选择的可能。
四、九十年代的生存状态
说两种学问，仅仅是就体制内外的区别，“官学”和“私学”的划分而言。就学术　理论本身，在官方话语和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之外，也有两种方向的发展。一是在书斋　里做纯学术的研究，他们强调学术本身的逻辑，学术训练和专业化，学理的探究、学术　的积累、学术规范的建立。他们承继着中断已久的上几代学人自由研究的传统，新一代
训练有素的学问家正在稳健地成长。从自身的角色定位出发，他们与社会政治、大众文　化和市场保持必要的距离。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机制，其中之一是通过国际学术交　流。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承当、发展着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功能和使命，利用自己的专门　知识积极地参与社会，主动利用大众媒体，代表社会公正、社会良知面向公众发言，对　社会舆论和决策施加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所经历的这种变化，既由于多年来未曾淡漠　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一种主动选择，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参与的角　色和途径。
９０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阶层经激烈的动荡、分化和重新定位，大致“尘埃落定”，　各安其位，确定了各不相同的新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我自己的“生存空间”大致有　三个主要领域：教育理论研究、参与大众媒体和环境保护。
１、回归教育研究
时值世纪末，中国的教育问题格外令人关注。从本世纪初清末实行新政，废除科　举、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发展恰好是百年之功。以１９４９年为界，　它被清晰地一分为二，上半叶学习美日，下半叶移植苏联，两种体制、两种价值泾渭分　明。然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延续了１３００年之久的封建科举教育。八十年代以　来的教育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下进行的，它的基本努力是要走出苏联模　式，它却必须确立自己的教育理想和价值目标，明确地回答对待中国传统思想、西方文　化，以及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教育改革的态度。
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滞后与社会变革与发展，一再成为社　会批评和关注的焦点——从８０年代此起彼伏的学潮到严重的教师流失、学生辍学，以及　“希望工程”的一枝独秀。当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信息社会、学习化社会已　近在眼前，中国教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似乎仍处于前现代化的状态。教育的主体性和　人的主体性仍是遥远的理想，传统教育的复活和强化，使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扭曲变　形，发展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应试教育”。当北京大学百年庆典之际，人们　所缅怀的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和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　度，均已遥不可及。
自然，值得认识的是，教育虽然是众矢之的，却并不应当接受全部的责难。在社会　变革之中教育的功能、角色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明确。作为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系统的　组成部分，教育的变革究竟是社会变革的主动工具，还是社会进步的被动后果，一直众　说纷纭。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检省，探索其特殊的问题，为新世纪的教　育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我特别希望能通过持续的努　力，写出一本比较经得起检验的新中国教育史。
２、参与大众媒体
在教育研究和绿色行动之外，我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是参与大众媒体，面向公众发　言。这有两个主要的途径：为报纸、刊物写作和参与电视节目制作。我知道由于知识分　子角色的分化和专业化，许多学者是拒绝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在发达国家，　学者和评论家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我还是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大众媒体，虽然这经常　会成为一种压力，使日子很不轻松。能够有这么一个直接面对观众和读者发言的机会，　我仍然感到珍惜和重视。因为我深知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　易。
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的重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热衷于向领导人　进言、递折子，而是独立于知识分子的立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向公众发言，为社会　发展提供思想和意见。面向公众、面向社会舆论，而不是主要面向少数决策者的文化参
与，不仅对于新的思想、观念、价值的传播更为有效，还在于逐渐形成知识分子独立的　思想和言论空间——其重要标志是知识分子由于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独立，而日益摆脱以　前的依附地位。因而，如前所述，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大众媒体和公众生活，　与一些知识分子回到书斋，做自己十分专业的纯学问，是同样重要的。
我目前最喜欢的几份报纸，是《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为您服务报》。　他们的努力向我们揭示了新闻从业人员主观能动作用的价值：在大致相同的舆论环境　中，他们提供了比其它报纸多得多的新闻、思想、民意、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他们并　且在向我们展示才华：在大致相同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可以把报纸办得多么好看！它鼓　舞了我们，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个人的努力永远是有价值的。它可能是有限的，　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影响和参与一种新的社会的形成——　不是主动的，就是被动的；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的；不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那　么，我们何不主动地、积极地施加正面的作用和影响呢？
１９９５年底，我与郑也夫、旷阳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新创办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　的制作。《实话实说》自１９９６年４月正式开播，已经播出２００多期，成为电视圈一个不大　不小的话题。在两年多的探索中，对大众传播、电视媒体和谈话节目逐渐有了更丰富的　认识。
这个还很不成熟的节目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很大程度是由于“谈话”本身的魅　力。当人们看到在电视上也可以象平时那样正常地说话时，感到的竟然是震惊！因为人　们已经习惯了接收大量的官话、套话、空话、假话，以及过多的朗诵、背诵、播音和表　演。中国需要实话实说，老百姓需要实话实说，虽然说实话所需要的勇气和难度是众所　周知的。
于是，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谈话者。谈话方式、谈话习惯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　而且庶几也是人格的外化：那种理所当然地把演播室变成他的会议室的官员，那些参与　感极强，喜欢长篇阔论、绕圈子的大学生，那些极富语言暴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侃　爷”，那些习惯于一人独白、不容打断和插话的“话痨”——他是一个宣讲者，布道　者，演说家，却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者。其实，一个不善于对话、倾听、讨论和交流的　人，本质上是缺乏一点现代性的。真正优秀的话语在民间，在儿童。那是两个较少受到　主流文化侵蚀的领域。那些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那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农妇，总是有　出人意外的精彩，令人忍俊不禁。而无忌的童言时时穿刺着成人社会的世故和伪饰。　　　令人深感愉快和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群体——一群６０和７０年代出生的年青人——　从各不相同的途径获得了一种大致相同的文化立场和审美价值，一种本质上的民间性。　虽然他们生活在９０年代，却本能地厌恶、摒弃那种“有文化”的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　优越感、装腔作势和以势压人，欣赏和体味民间的、平民的、朴素的感情，追求真实和　自然的美。这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的起点。这一工作经历使我与更为年轻的一代自然　相通，也使我得以保持年轻。
就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交往能力而言，语言表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书面表达能　力更直接、更重要的。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本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而表达能力的相　对不足，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学校教育中找到明确的原　因。因为，我们不仅有君子“纳于言，敏于行”的古训，“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　一片心”这样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更有一代又一代人“祸从口出”的惨痛经历。因　而，不仅对于“实话实说”，而且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都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学会说话，学会倾听，学会关心，学会交流。换而言之，当我们都能成熟自信、开放自　如地在电视上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将标志着我们社会政治环境和民族的文化素　质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我们虽然不能做到最好，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而且我们能够避免最　坏。“实话实说”使我们的电视屏幕正在出现一个“谈话”的热潮。电视固然是一个浅　薄的媒体，难以承载什么大道；但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变化仍然并非无足轻重。我一　直相信，谈话节目的出现、存在和提高，开始具有了超越单纯娱乐观赏的意义。
３、走进绿色文化
１９９４年春天，北京的一些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　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的成员以首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分子为主，以开展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建设中国的绿色文化为己任。由　此，我的关怀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我的人生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
这首先是由于对我国的环境——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深切忧患。越来越　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在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等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和　严峻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可能是中国实现其现代化理想真正现实的制约。今天，环　境保护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常识。区别在于，我们认识到这不仅是一种意识，　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起而行动。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特别　鲜明的参与性和实践性，这就是说，在政府行为和科技力量之外，中国的环境事业必须　走向群众性的绿色运动，必须有更广泛的社会成员、社会力量的参与，这是一场全民族　共同的自救。
现代社会的参与是一种自主型参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　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之一，是社团等社会中间组织大量涌现，从而在国家与市民之　间构筑了社会的空间，成为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过　众多的、相当活跃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种党派，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它们逐　渐消失了。９０年代以来，一个新的词语进入了大众媒体：ＮＧＯ——非政府组织。它起初是　在１９９０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时“引进”的。随后，在中国出现了自己的ＮＧＯ。与　个人作为志愿者的行为不同，当我们组织起来，共同参与这一过程时，它的确承当着某　种独特的功能，成为民间社会新的生长点，默默地拓展着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　　　在世界氛范围内，人类文明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冲突，面临一场深刻的转折。有　人说“环境保护是２０世纪最后一个文明的制高点。”而对于２１世纪，它则是人类文明一　个最新的制高点。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生存格局中，比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宗教、意识形态　之间的文化冲突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以占有、控制、获取、消费、征服等为　特征的传统文明，与以可持续发展、和谐、合作、节制、节约、性灵等等为特征的新的　文明——绿色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另一种“文明的冲突”。一种以绿色为标志的　新的文明已经曙光初现，我们正沐浴在一种全新的照射之中。尽管绿色运动、绿色思　想、绿色文明有丰富的内容和许多不同的层面，但它的基本追求是一致的和清晰的：改　变基于科学主义的知识狂妄和以征服、改造自然为使命的生存姿态，遏制工商业和科学　技术危害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价值，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技　术、商业伦理和科学伦理；克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的弊端，建　立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度消费、低耗能的、节俭的生活方式，等等。
世纪之交的中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是通过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重新审视、确定中国的发展模　式，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真正纳入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开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绿色通道”。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迄今
为止我们的发展模式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枯竭、破坏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而无所不在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　为、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掠夺性、破坏性的资源开发，令人发指的杀鸡取　卵、竭泽而渔，正在加剧日益临近的环境灾难。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和社会文化对所谓　“现代生活”的误导，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狂潮推波助澜，迅速瓦解着　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十分薄弱的道德和情感纽带。不受制约的膨胀的物欲、严重的心态危　机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我撰文至此时，中国正在南北水灾夹击的重创之中。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困境的真　实写照。危险在于，正象我们许多人预感到的那样，这种来自大自然的惩罚将是我们今　后将经常遭遇的命运。我们的确应当冷静下来，反思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言，什　么是真正重要的；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反思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应当　怎么做和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反思，难道我们的所有努力和奋斗，就是为了自　毁家园？如果我们丧失了山野、森林、耕地、良好的空气、饮用水和健康，我们即便积　攒了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近，“自然之友”的热心会员、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郭耕写了一首《新保卫黄　河》，表达的正是这一心声：
风在吼，沙在叫，黄河断流了！黄河断流了！河东山冈万丈焦，河西河北森林砍　了，万山丛中沙土水土流失真不妙，母亲之河欲哭无泪枯竭了。挥起了铁镐钢锹，快快　植树种草，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在人类文明面临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十分特殊的。因为，　中国遇到的问题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从小被养　成了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特殊的关心，它曾经被误导为对“世界革命”的狂　热。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它又被寄托于对“太平洋时代”、“中国世纪”不真实的期待　上。现在可以认识的是，中国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突围”，是她唯一的自救之路，　也是她可能对世界作出的真正重要的贡献。同时，我认为在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所有　重大问题上，作出乐观还是悲观的预测是相对次要的。我们的态度主要地并不取决于这　种判断。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实际地投入和参与这个悲壮的进程——因为　这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拯救。我们无可逃遁，我们责无旁贷。
《兰州晚报》２０００－８－１１第３版
作文二：《环境的变化作文》1500字环境的变化作文
环境的变化作文
环境的变化作文＂　篇一：环境的变化
现象经常听到关于气候变暖的报道。南北极的冰川正在溶化，地球将会变水球的说法。
进年来，气候一直多变，恶劣的天气越来越多，人类面对种种的灾难时，总要负出很多身命的代价。可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惊醒，还有很多人沉迷在生活的享受中。看着人们还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没事开着车子到处乱跑，各个国家还在争夺搞资源开发，研制高端的核试验核武器。　把重多的经力去破坏自然环境。却用少量的时间少量的人力用在环境保护上。人类啊～大家快醒醒吧～看着气候一天天变坏，地球人要行动起来啊～不然地球将真的变成水球，人类将会失去土地，人类将面临灭绝。
人类啊～人类啊～大家快醒醒吧～
篇二：环境的变化
我的家乡在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宝安楼村，那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乡村。
楼村的环境现在大部分已经被污染，田地变得越来越少，以前清澈见底的一条条小溪和小河，已经变成了一条条臭水沟，空气不再像以前那么清新甜润，汽车尾气的排放越来越多，晚上还有很多的雾，真让人们不舒服啊～
每天清晨，清洁工叔叔阿姨们在我们还是昏昏入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扫大街了，有些大街小巷上有环保的广告和告示牌，但人们一点也不当一回事儿，路边有的还有小吃摊，那气味真让人受不了。
我希望人们能为环保做出一些贡献，光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大家行动起来吧～
篇三：环境的变化
五年前，家乡的环境非常不好。由于工厂的烟囱大量排放。工业
废水排到河水中，河水被严重污染，河面上漂着死亡的小鱼。河水发出刺鼻的气味，人们经过都不着鼻子快速走开。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各种疾病接踵而至。
经过政府的治理，今天的家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的烟囱排出的气体不再是黑乎乎的一团，而是白茫茫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成群结队地小鱼，在河水中快活的游来游去。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几种不知名的小鸟在林中叽叽喳喳地叫。清晨，路过公园看到许多老人在跳舞、打拳、锻炼身体。空气清新甜润，我深吸一口气，真舒服啊～
篇四：环境的变化
今天我来到了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张集。张集是一个小镇，它是我的老家　。
小时候我在那里住的时候　　结束得有点突然，夸张了。环境特别的不好。人们根本不保护环境。垃圾四处流浪，屋前屋后、路旁岸边都是垃圾的家。夏天苍蝇蚊子大聚会，散发出浓烈的腐臭味，人们过路时得捂着鼻子才行。冬天寒风吹来，纸片、树叶、塑料袋漫天飞舞，真像天女散花，人们不戴口罩眼镜还真不敢出门呢。
如今沙漠正在急剧扩大，人们也已经知道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瞧，现在张集就像一个大森林，街道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空气清新，天空湛蓝。
你看如今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下生活，多么幸福啊，我们要把保护环境进行到底，让老家永远那么美丽。
人类在变好，环境也在变好，让我们的环境一直好下去吧。
篇五：环境的变化
我的家乡，今年，环境似乎很高兴，树木多了很多，花草树木更加茂盛。
今年树木更加茂盛，花儿开的更加美丽，漂亮了。小草从地里探出头来，人们种植的小树会高兴的说：善良的人啊，谢谢您们把我培养，我是不会辜负您们的期望。
德州是最美最美的春天，小花的笑脸跟人们说：您好，您好。我是迎春花，我还有好多朋友呢～有桃花、有杏花、还有梨花～桃花粉红粉红的，漂亮极了；梨花雪白雪白的，像穿了一身身美丽的白色连衣裙。嫩绿的小草冒出头来，抢着说：现在的人们更加礼貌了，很少踩我们草坪了，我们小草生机勃勃，开心的看着这个美丽的德州～正是有了人们每天辛勤的为我们浇水，关心我们，所以我们才这么生机勃勃～
我的家乡环境可是更加美丽啦～真的觉得家乡很美～我爱您美丽的德州～我爱您可爱的家乡～
作文三：《环境的变化作文》1800字环境的变化作文（一）
世界上不管是人、动物，还是季节都在变化。在变化中，人是变化无穷的，而环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它的变化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以前森林里绿树成阴，远远望去像一片林海，一棵棵树精神抖擞的排列着，像一个个士兵在保卫家园。正因为有了这些树，人们才不会受到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摧残，安心的生活在地球上。
但是现在，因为人民乱砍乱伐，是树木变得十分稀少，以前像林海一样茂密的森林变得少而又少，没有树木的保护，沙尘暴有机可乘，他满天卷地的摧毁着人们的房屋，使人们防御不及。这都是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以前小河、小溪里的水清澈见底，水里的鱼和石子看得一清二楚。水清凉甘甜，在小河里洗一把脸可以精神万分，而庄稼也正因为有水的浇灌而长得很好。因为有水资源人们才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现在，因为人们把污水排到小河里，把脏东西扔到小河里，使河水变得混浊不清，小河里臭气满天，人们每次经过都捂着鼻子走。而在地球上，由于人们的破坏，人们能喝的但谁也越来越少了，如果再不加以保护，那人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也是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以前，天空湛蓝，每次出门清新空气迎面扑来，使人神清气爽，干什么都有劲。
现在，人们汽车排放的尾气，使空气里掺杂着刺鼻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打喷嚏。空气污染对人类有伤害，也有可能中毒。这也是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以前，大街上没有一点废纸，人们生活很安宁。但现在大街上满是废纸，有的人连一、两步都不愿意走，顺手把果皮纸屑扔在大街上。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更恶劣了。
这些都是环境在发生变化，而他的变化对人类产生直接的伤害，对人类危害极大。
就让我们一起来改变环境、保护环境，一同来保护我们这个可爱的家园吧！
环境的变化作文（二）
改变，对于生态环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虚幻改变。对于人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从淘气变为乖巧。要是说我们的环境，那真的有很大改变，之所以改变呢，那是有原因的。
每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吸入的那是一种让你神清气爽的空气。顿时，让你觉得舒服，神采奕奕。而如今，来到城市时，空气是多么难闻和臭水沟一样，整个城市充斥的是一股烂垃圾的气味。如果空气如物品一样的话。那，吸入的都是灰尘与污染的灰色气体，让人闻着就不舒服。况且也没有乡下的清爽，在乡下的时候，我会跟爷爷到树林里玩耍，玩的那叫一个“爽”。我们还会去田野里捉蚂蚱，“哎呀”一声惨叫，我摔进了泥坑里变成泥娃娃。我们有时候还会到小河里捡田螺那是一场多么快乐的一天……可是，现在再也没有树林了。因为树不断的减少，做成了有用的建筑用品。我们也不能在田地里捉蚂蚱了，那是因为田地都变成高大的房屋。至于，捡田螺也是能的，但是谁就不知道是不是纯净水了，不过，现在的环境唯一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也希望我们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让环境变得更加难看，比如风来了，地上都大量飘着塑料的与垃圾。让环境卷入了“白色危机”当中。环境的改变，真的是变化的太大了。环境的改变也不是不好，那是说明了我们中国的技术正在蒸蒸日上。
环境，是一个定时炸弹，你如果破坏了它。你们的后果将会是悲催的。
环境的变化作文（三）
我们东区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这里有许多的大树和小鸟，在花园里，在广场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影子。
以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是特别的好，到处都能感受到鸟叫，花香的，不管在哪能里也都弥漫着春的气息，是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这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经过我的一番调查，我发现人们不是在随地吐痰，就是在乱扔垃圾，（ｍ．ｌｚ１３．ｃｎ）最可恶的是他们在倒垃圾时竟然把垃圾就扔到垃圾箱的外面就不管了。
在我小时候，我们楼道里是有垃圾通道的，楼上楼下的人们也都把垃圾扔进这个垃圾通道的，每次一开门就能闻到从垃圾道里飘出来的臭气，时间长了，楼上楼下的人就把垃圾都堆在了楼道里，我们家好不容易才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后来，厂里为了环境给每幢楼的楼下都安了一个能脚踩的垃圾箱，我原以为他们会把垃圾都放进垃圾箱里，谁知道他们还是没有把垃圾扔进去，而是站在远处就把垃圾扔了过去，垃圾箱旁飞满了苍蝇，非常的脏。
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护环境，保护自已生活的地方，大家都来争取做一个保护环境的环保卫士。这样我们美丽的家园才不会被垃圾覆盖。
＊　　环境作文
＊　　环境变化作文
＊　　以环境为话题的作文
作文四：《中国的变化作文》2300字中国的变化作文（一）
中华名族在历史的长河里曾经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多少坎坎坷坷！千百年来我们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从那天起，我们中华儿女在这种逆境中毫不放弃，毫不松懈。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着执着的追求，使我们中国在这短短的六十年中，政治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使人始料未及，激动不已。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卫星的上天，标志着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也不畏惧强国的凌虐。特别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坝建成“神七”飞向太空，“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香港、澳门的回收，海峡两岸“大三通”。这一个个重大创举标志着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是钢铁巨人。我们中华儿女更是发扬我们的勤劳精神，不断的造就辉煌，从乡村到城市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身体素质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又成功地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世博会，并在奥运会上取得了金牌第一的好成绩。建国６０年来，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面貌与姿态，屹立于世界的前列。祖国，我为你的改革开放骄傲；祖国，我为你的坚韧不拔骄傲；祖国，我为你的无私奉献骄傲；祖国，我为你的繁荣昌盛骄傲！
更让我切身感受的是，爷爷奶奶经常说，你们现在是神仙过得日子了。还要经常去吃什么“肯德基”，过去他们常年吃的是窝头，咸菜，遇到灾荒，粮食减产，还不够吃呢！到了我爸爸这一代饭虽是能糊上口了，但是菜主要是萝卜，白菜。市里一个月每个人只供应２５０克肉，平常不舍得吃，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才舍得弄一点儿尝尝！如今我们每天不仅能吃饱饭、吃好饭、吃出花样来，还讲究营养和环保呢！爸爸也经常说，过去做梦都想要一部“ＢＢ”机，现在连小学生都用起了手机，真是时代进步了。
但是，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任何大灾大难都瞎不到我们。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就不怕攀不到世界的顶峰。
中国的变化作文（二）
妈妈总是提起她小的时候，那时，穿的衣服需拿布票和钱去买，只有钱是买不来的；粮食需按月供应，到月底不够吃只能借粮或少吃。这种状况持续了妈妈的整个童年时代。它令我们这代孩子瞠目结舌。中国曾是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
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人不再是闭门造车。１９７８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从那以后，中国人那顽强不屈，奋勇向前的气势不可阻挡地爆发了。从中国沿海到沿江，从东部到西部，从农村到城市，都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了。从封闭半封闭的生活中走出来。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很快并一步步和世界接轨。
改革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使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拟。
纵观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人无不自豪，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从落后走向富强。“一国两制”，载人航天，西气东输，“天路”的建立，使国貌大有改观；世界不再小看中国；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这称霸世界的强国不得不对中国这发展中国家刮目相看。这都取决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否则不会有今天。
站在三十年后来观望中国，科技、文化、经济都挤进世界强国。２００８年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南方雪灾，西部地震，２９届奥运会，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都冲着中国而来，然而中国人以他不屈的身躯，倔强的性格，没被困难吓倒；却成为世界上最亮眼的一角。
作为新时代儿童的我们，不能只躺在现在的国力上来展望未来。我们有我们的目标：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的愿望，也是时代的需求。这使我们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现在的我们正以百倍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