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让中国加速走向溃败 - 未名交友(JiaoYou8.com)
清华大学教授：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让中国加速走向溃败字体[
分类：时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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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谓的“特色主义”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邪恶一百倍的亡国主义！(见回复)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丿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 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 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 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 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 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 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 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 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 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 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 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 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丿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丿体性事件就是由政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 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 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 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 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 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 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 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 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 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 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 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 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 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 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 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 “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 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 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 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 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 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 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 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 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丿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丿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 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丿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丿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 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 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 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 无非是民丿主自由，因为民丿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丿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 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 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 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 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 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 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奇文共赏：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 (详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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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上海评论于： 12:11:00& []否极泰来，乱极生定 ^_^ &38岁，上海评论于： 20:14:14& []说什么呐& 不懂&&47岁，上海评论于： 15:08:54& []自古历朝历代，都是那句话：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不过，现在还不算是完全的乱世，尽管社会乱象万般， 但只要不涉武力流血， 也就算危而不危了； 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还是需要精英人物的出现，即所谓的“圣人” 。龚自珍说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待到中国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中国在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下，重整政党，国家定会气象一新，社会的乱象，必将一一扫除，即：日月丽天 群阴慑服 百灵来朝 双羽四足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经济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兴旺可待：四夷重译称天子， 否极泰来九国春。 而多年以后，历尽种种危险的内外戡乱，民主必将深入人心，实现国家领导人的全民直选，不论出身如何低下，即使是农夫，只要有英明的执政纲领，并通过合乎公平正义的竞选演说，就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堪称中国版本的“奥巴马”也不为过，并能运用传统智慧，抑制军事扩张，建设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民主，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昌明，蒸蒸日上，必将是历史上的一段太平盛世。&81岁，其它地区评论于： 12:09:24& []&毛主席语录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如果修正主义上台,工人农民就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主席选集》第二卷 275页&47岁，上海评论于： 19:49:17& []奇文共赏：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 ------从所谓的“特色主义”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邪恶一百倍的亡国主义！&&& 在开始全文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社会溃败呢？孙立平教授说：“社会溃败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参见《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失去提供人类结成社会所希望得到的基本福利的能力；中国社会会变得无法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变得缺乏个层面的利益交流。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可能跌入——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正在跌入——不逊于中世纪历史的黑暗。　　& &&& 不远的将来，特殊利益集团会变得肆无忌惮，网络·手机会实名，一切言论和舆论的自由都会被限制。而官员的财产却不须阳光，富人的财产勿须报税。社会结构完全板结，底层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官二代、富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标签将代代传递下去。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至少不会提高；而GDP越增长，CPI必然越高，则广大人民的生活将会越困难。因此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医疗、教育等资源总是向财富聚集，就算普及了保险，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会大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 &&&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预期？有人批评我，“这样想有意思吗？想要在不到30岁时解决人生的问题，可能吗？”　　&& &&& 我说，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二是不当睁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幸福”的人，遗憾的是我属于第二种。因为我对今天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不是个别的或者偏执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能引起共鸣的。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做出我的预言。愿意和一切读者讨论。　　& &&& 一、当今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 &&& 当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巩固，并在加速发展。　　& &&& “权贵资本主义”，从构词看，它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资本主义则指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是按资本分配。但中国又不典型地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而是按权力分配。所以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力量，依旧是政治权力。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当局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当局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吴敬琏努力避免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资本主义”。　　& &&& 现在举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邮政等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是国有经济独大。而国有经济的决策和运营，毫无民主可言，也不对名义上的主人——人民负责，一切都是几个寡头在说了算。最为暴利的房地产业呢？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一文称：调查显示，在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当局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当局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 &&&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无论从心理感觉还是统计数据上都如此。《人民论坛》载：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全国最富有的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如果将“富榜”扩大到前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达到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所谓1亿元意味着：一个农民21500年的收入，一个普通职员3500年的年薪，一个北京低保享受着2万余年的生活费。而同期全国居民储蓄不过21万亿多。如果继续调查这一万个家族与当局的关系，我想结论定会更加触目惊心。经济学上经常用 “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 1994年为 0.467，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 &&& 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富分化丝毫没有外国出现过的先扩大后再缩小的迹象。《瞭望》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杨建华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　　& &&& 如上文所说，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极低，而且逐渐降低。人民工资的涨幅不要说够不着GDP，甚至够不上CPI的增加。随着房地产价格疯涨带动的人民币的事实贬值，虽然生产在持续，但人民的财富不是增加而是在日日夜夜地减少。　　& &&& 教育改革全面失败，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公务员招考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充斥着腐败。甚至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高考制度都被权钱交易破坏殆尽。低社会阶层人士想要改变命运，无疑异常困难。　　& &&&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等本该造福低收入人群的措施全部适得其反。这个都已经成为常识吗，不需要证明了。　　& &&& 其他官员的腐败，对资源竭泽而渔及买办式的开发，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污染。说都不用说。　　& &&& 如果社会发展的惯性不被扭转，能逃出文章开头的那个预期吗？　　& &&& 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思想界和爱国者的思考　　& &&&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生活往往更复杂，反抗未必就来得那么快，那么普遍。但当今中国社会的畸形，至少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思考，思考者涵盖左、右两个方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论不一样。比如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改革过头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右派认为改革不够，民主社会没有腐败。诚如孙立本教授所说：“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实很有可能左右两派都错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态社会结构，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似乎都难解释得尽善尽美。　　&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要想中国社会改变现状，持续发展，打破权和钱的紧密联系是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却在尸位素餐，看着左右相争的好戏呢。　　& &&& 三、怎么办？中国将会向何处去？　　& &&&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广大的爱国者们不会坐视祖国的沉沦。总是要——至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　　& &&& 有一派人寄希望于“中央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他们要求：停止“国进民退”，开放新闻监督，人大代表直选，社会正义运动，等等。　　& &&& 不客气地说，此路不通。他们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为划分为几部分，好似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群人，地方当局又是一群，中央又是一群，希望他们互相制衡。殊不知，这完全是空想。自古疏不间亲。在你仰望星空时，“心无疵兮”先生片刻没停下他那争权夺利之手。想要与虎谋皮，哪里能够？　　& &&&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为权贵社会主义。也就是体制内的少数权力者和人民形成合力，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改善基本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当然，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会取得更大的威权。也就是说，社会可能转型为，国有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权贵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分配较现在公平一些的形态。类似今天的新加坡。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在此先稍稍提及。　　& &&&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无可避免地滑向类似中世纪的深渊。因为一如孙立本文中说的，现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了。如果真如此。大局的好转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80后、90后一代看不到了；有人认为需要时间远长于此，可能要考虑几百年的历史大循环尺度。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但仍然走到了今天；估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遽然灭亡。有民族在，则民族的历史会得到流传。今天我们——爱国者的殷忧，将来总有人能够理解，就像我们会理解郑观应他们一样。今天权贵们的暴虐、贪婪和无耻，总会被历史鞭挞。　　&& &&& 四、还有一种可能　　& &&& 虽然我们知道，国内的统治秩序是牢固的。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是复杂的。国内和平，但国际不一定和平。　　& &&& 美日想肢解——至少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有外交部的老爷们才相信中美双赢。近日，美国大使说中美关系像恋人。我说就算是恋爱关系，那中国也是辛苦买房，然后不得不把房产登记到女方名下的傻男人。　　& &&& 近年以来，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金融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 &&& 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可谓思维尚停留在重商主义时代。简单来说，就算中国对美出口全没了，美国也不会自己生产轮胎、鞋子等物。因为美国资本的国际食利性，不可能改变了。美国狙击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目的，在将中国制造业中的资本挤出来。制造业如果不行，中国的股市又是如此样子，那么资本在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已经甚嚣尘上的房地产热将进一步升级。到时美国的国际热钱再涌入，做局……仿佛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倒几次手，中国老百姓高位接盘时，再抽出资金。楼市和整个经济泡沫破裂，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易手。　　& &&& 这番预期，已经是除了宠物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学界的共识了。而且这番预计，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来印证。遗憾地是，我们太乐观。事实是，泡沫经济前日本具有的优势我国没有，日本的软肋我们更甚。例如，日本有很多工业专利权。纵使制造业不景气，虚拟经济崩盘，很多日本企业靠转让专利都能从国际市场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中国企业呢？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财富的增加几乎是从大老板到出租车司机为止全社会都享受到的；日本的泡沫经济解体后财富缩水的也是相对全民性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主要地集中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而一旦经济崩溃，痛苦一定会被转交到大众身上。日本是普及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险尚在建设中。所以美国真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绞杀的话，中国的失败简直是注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动荡的结果有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秩序的建立。　　& &&& 就台湾、西藏、新疆而言。相当一部人想独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预。但只要学过毛泽东哲学的人，都明白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作用的道理。如果大陆政通人和，台湾未必不想回归。如果新疆政策亚克西，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骚乱？只不过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的基本矛盾，在台湾表现为所谓民主和飞弹之争，在新疆表现为民族之争，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已。如果大陆持续这个样子，台湾必然会想独立。这点非常好理解。我们如果有移民的机会，不想走的肯定不多。现在两岸三通，非但没有如预期使台湾同胞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产生回归的想法。反而是台胞愈了解大陆腐恶的现状，愈庆幸自己走了出去。　　& &&& 一旦台湾独立。如果不加干涉，就会政治总破产。如果全面战争，那么美国绝对会介入。这是美国的既定国策，有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美国介入，中国失败的几率更大。不要迷信现在中国军备如何。军队，归根到底要靠拿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现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真是让人不忍卒言。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基层士兵等着退伍，退伍之后就是无业，要想提干送钱上来。大家不妨看看魏巍的《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就可明白。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何况美国的武器只有更先进，战略战术也更高明。　　& &&& 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诚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被国内革命所取代。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可能仅仅剩下相当于宋代的版图。但责任绝对不在于革命者，而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鲁迅先生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现在当局做的，正是用当异族奴隶的痛苦恫吓人民。动不动就是“被利用”、“敌对势力”，使人民甘为他们的奴隶。　　& &&& 文末，请允许我引用时寒冰的几句话：“我恳请，长辈们把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个永远长不大会犯很多错的孩子，一个努力想做好事又经常会打破杯子的笨手笨脚的孩子；我恳请，比我年龄大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小兄弟，一个动不动就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缺乏城府和戒心的永远不成熟的小兄弟；我恳请，比我年龄小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兄长，我会如同对待我的亲弟弟和亲妹妹那样，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 在被称为转折之年的2010，想到我国家和民族所受的不可胜数的苦难，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黑暗前景。不禁呜咽哭泣，不能够言语。希望我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妄想。&&& 本人不同意作者观点，但愿意与作者及网友辩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47岁，上海评论于： 19:39:19&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 郑永年&&&&&&& 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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