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背景概述&/p&&p&
通常一提到明代辽东边务问题，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明末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到天启、崇祯时期，后金政权-清政权对明廷辽东地区发起的数次打击，不但让明廷在辽东地区彻底丧失了实际的掌控权，也让进入让明廷在内不能稳政，外不能御敌的情形，国情危急。明廷在行政区划上丢掉了辽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同时在西北地区农民军造反的情形下，不能及时全心全力对付起义军，辽东的动荡消耗了明廷的部分精锐部队，导致西北的农民军被歼灭数次而复起，终使其首尾部位不能相顾。而在东北，明廷最后被压缩在宁远至山海关一线，对新兴的清政权做负隅顽抗之举，国家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p&&p&
但是，实际上对于明廷而言，辽东问题其实是积弊难返的爆发。并不是说到了万历时期，突然就出现了在辽东边防上一蹶不振的状态，事实上，这也是不现实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了解为什么在万历四十七年，明军会有如此之惨败，那么就有必要对明廷之前在辽东的边务经营做一简要的番梳理。&/p&&p&
题目“颓败的源头”中的源头既是指明王朝在地理行政上的源头-东北的开端，亦是指明廷从一开始就没有去重视这个地区的边防，导致了日后的颓败。&/p&&p&一、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镇概况&/p&&p&洪武四年，明廷设定辽都卫于辽阳城，洪武八年，辽东正式设立都指挥使司，在军事行动上，除了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遣冯胜、蓝玉征纳哈出取胜外，明廷后来对辽地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实录记载如下：&/p&&p&
洪武二十年五月庚午，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趋金山。（《太祖实录》卷182）&/p&&p&
洪武二十年六月丁酉，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至辽河之东，获纳哈出屯卒三百余人，马四十余匹，遂进师金山之西。（《太祖实录》卷182）&/p&&p&
洪武二十年六月丁未，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逾金山，至女直苦屯，纳哈出部将出营降其众。（《太祖实录》卷182）&/p&&p&
至此，半年多的时间里，明军几乎平定了辽东地区，剩余的残元势力也在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被接替冯胜的大将军永昌侯蓝玉平定。这不得不说是朱元璋时期明代军事最为鼎盛的时光。&/p&&p&
而到了建文时期，由于建文帝年轻且当时国家军事实力承袭了洪武时期的基础，尚可维系运转，加之当时建文帝主要的为政中心放在了削藩上，而此时，他的四叔燕王朱棣也已起兵造反。所以辽东地区的局势逐渐开始了不稳定的态势。这主要是两个原因:&/p&&p&
(1)国家军事实力逐渐显出衰退之势，洪武皇帝驾崩前，对于边疆如何调整部署并没有说明，在洪武二十七年间，开国武将几乎屠戮殆尽，剩下的人也被剥夺了兵权，而年轻的勋贵尚且无作战经验，因此到了建文帝时期，他也无从下手去对边疆诸地的防御进行调整，在人事任免上，他更不知道该用谁去独当一面，只得听从了齐泰、黄子澄的摆布，在边疆局势上，则只能任由其祖父朱元璋时期的部署继续延续着，无法面对新形势做出判断。&/p&&p&（2）朱棣靖难。燕王朱棣为了不至走向其兄弟们被削藩甚至丢掉性命的道路，他决定利用主上年轻，辅臣无能的局势，倚仗自己军事能力高超的优势进行一次冒险，从而夺取皇位。需知，朱棣虽然驻守北平，但是辽东地区的战事，他也要负责，因为本该负责辽东地区安宁就藩广宁州的辽王朱植在这个时候已经迁藩荆州，所以，整个北平-蓟州-辽东地区的军务，都是朱棣可以插手的，而他挥师南下，只留部分军队守北平，根本无力顾及东北地区的问题，这对本就在辽东没有统治根基的明廷是一个打击。&/p&&p&
以上两点促成了辽东在几年内（年），都成为无人监管地区，仅仅有驻军，而朝廷或者燕王都无暇顾及。而这个时候，辽东已经开始不再安分，一些小冲突也就此发生。&/p&&p&
建文四年，大势已去，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于南京继承帝位，而此时，关于辽东冲突的奏疏已经被呈了上来：建文四年十月甲子，辽东都指挥司奏：“九月戊子虏寇犯开原，至北门外，备御都指挥吴立遣指挥庄济拒之，贼退。癸巳，谍报贼营城外五里。济领军袭之，贼以众迎敌。指挥张恂、李冕弃军而走，贼乘势直前，济督军与战，杀伤相等。卫镇抚张能、千户陈良等九人死之，济被重创，督战益力，贼败去”。（《太宗实录卷》13）六天内，辽东的明军和来犯虏寇进行了两次战斗，指挥战斗的都是当时的卫指挥庄济，第一次庄济取得了胜利。第二次虏寇则明显有备而来，并且明军方面两名指挥临阵脱逃，导致了明军损失惨重，还是在庄济的指挥下，勉强击退了来犯之敌，可见，当时明军的战斗力和指挥官的素质已经不及洪武时期了。&/p&&p&
而十一月的时候，辽东再次发生了劫掠事件，盘山驿（属广宁卫，广宁城东四十五里）受袭明军及时到位作战，好在追回了被劫掠而走的物资共计男一百八十五人，牛二百一十七头。然后明军继续追击来犯之敌至柳河迤北，这才解决了危机。可见当时防御中的处处漏洞已经开始凸显，来犯的敌人已经可以窥伺后明军防御中的弱点，针对袭击，居然可以掠走将近二百人和牲口二百多头，这种规模就算是光明正大的运输，也需要一段时间，而明军能做的仅仅是在发生问题后，进行补救而已。&/p&&p& 1403年，朱棣正式改国号为永乐，这个时期的辽东相对稳定了下来，仅仅发生过一次冲突，而上奏的左都督辽东总兵刘贞称：“敌军攻了三天，但是没见到成效，官军与战，颇不利，既而，寇引去”。&/p&&p&
这之后的太宗实录中，就没再见到其在辽东地区有什么大的冲突。因为永乐皇帝已经开始进行北征，经过了四年的懈怠期，明廷军事上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在永乐七年（1409年）、八年（1410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进行了五次徒劳无功的北征。之所以说这五次北征徒劳无功，只因为大部分时间，永乐所率的军队没有找到半个敌人的影子。其中，第一次北征时，七月出兵，滇国公邱福因为过于轻敌，导致了几近全军覆没。八月再次点兵征讨本雅失里以及阿鲁台，获胜，但是其战绩止于此。剩下的几次北征，再也没有和成规模的敌人交手。最终在第五次北征至榆木川，回师之时病逝。而明军这个时候已是疲惫殆尽，再也无力进行远征作战。辽东地区暂时的稳定也只是借助了永乐这四次为害国家的北征的余威。但是实际上对后来明廷的军事实力的衰退造成了极大的影响。&/p&&p&
在永乐九年，辽地北部的偏远地区，明廷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大行羁縻之政，意图让女真族人能够安心的作为顺民归属明廷。这一方面是当时明廷军事实力强大，经历了洪武朝后的余威仍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明廷对辽地更北部的地区并不重视，或者说在多个方向用兵的选择上，明廷更加重视北部与西北的当前威胁，忽略了东北部存在额潜在威胁。毕竟辽东地区在元朝时代已经受到过打压，所存的也不过是旧元时期的残余势力和北方地区的威胁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p&&p&二、宣德时期的辽东边防概况&/p&&p&
辽东地区自洪武初定以来，还算稳定，在洪武、永乐二朝，有大量的辽东地区归附而来女真、蒙古人，他们在元政权大势已去后，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归顺明廷，而明廷也给了他们比较好的待遇。之后辽东地区即便偶有侵扰能旋即平定。但是好景不长，在宣德时期，辽东地区进入了一个外寇来往比较“活跃”的时代。&/p&&p&
而值得一提的是，宣德三年，朱瞻基在御驾巡边的时候刚刚在蓟州镇所辖的喜峰口一带和兀良哈部进行了一场遭遇战。并且在其亲自指挥下获得了胜利：“辛亥，车驾至石门驿，喜峰口守将遣人驰奏来：“兀良哈之寇万众犯边，已入大宁，经会州（今河北平泉城）将及宽河（今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宣宗实录卷47》）。&/p&&p&面对来犯之敌，朱瞻基决定要进行一次战斗击败敌军，借此振奋一下边境的军威。那么双方是如何进行战斗的呢？&/p&&p&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乙卯，车驾出喜峰口。夜，军士皆衔枚，敛甲韬戈，驰四十里。昧至宽河，距虏营20里，虏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来战。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击之。上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射虏，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上以百骑直前，虏望见黄龙旗，知上亲在也，悉下马罗拜请降，皆生缚之，遂获虏驼马牛羊、辎重。（《宣宗实录47卷》）。&/p&&p&
但是，即便如此，这种胜利也是十分局部的，对于自建文时期开始衰退国家安全没有任何改观和成效可言。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总结一下这次战斗明军体系中的问题，原因大致如下：&/p&&p& （1）边防军备已经开始趋于颓败之势。&/p&&p&从宣德初期开始，敌对北方部落已经对明帝国卫所守军极为轻视，认为他们整日忙于屯种，懈怠兵备，根本无从还击。所以当他们看到了明军之后，认为这支在边境巡逻的部队就是卫所的屯种军，竟然不顾打探侦察一股脑的杀了过来，好在当时的明廷京营还算精锐，并且执火器为主的神机营给予了对方极大的杀伤，
因此兀良哈部的骑兵在近距离上遭到了如此较高火力密度的打击，一时间也无从组织还击，只好撤退。&/p&&p&（2）朱瞻基通军事，比较重视边防事务。&/p&&p&朱瞻基由于在年幼时经常受到祖父永乐皇帝朱棣的指点，并且跟随其上过战场，尽管是观摩，但是仍然被陷敌阵且险些被俘。这次经历也造就了他比较稳重的个性，而这次作战，他显示了自己的稳重和果断，在得力将领的帮助下，指挥明军骑兵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在远距离攻击的支援下，一举击溃敌人。此次冲突中，朱瞻基临危不乱，指挥有方，亦能视为当时冲突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p&&p&不过，他也是明代最后一位进行亲自指挥作战的并且取得较为可观战果的皇帝，同时，这场边境地区的遭遇战也是在高层指挥下明代边防作战的最后一抹余晖。&/p&&p&（3）明军此时的腐败尚止于边军而还没有完全渗透至京营军中。&/p&&p&这个时期的京师部队，尚且还在严格操练，拥有比较过硬的军事素质，可以临危不乱并且迅速组织攻击而且还是远近、步骑兵配合作战，可谓是作战中的分工配合到位，显示出了战果成效。敌军一时间被远距离攻击的弓箭和火铳杀伤严重，&/p&&p&但这之后，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边地卫所的军士，在之后的长时间里愈发疲老不堪，大多忙于屯种以便应付所应缴的税科或者干脆逃亡，这种自洪武时期朱元璋钦定的卫所制度作为边防的军事职能上，在宣德时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p&&p&
再次入寇辽东的时间于宣德中期开始了：宣德四年八月辛丑，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奏：“近虏寇三犯边，虽调官军追捕，前后被其杀伤者二十余人，被掠者八十余人，马牛一百六十，其失机都指挥邹溶及指挥、千户、百户等三十六人，皆当罪之”。（《宣宗实录》卷57）&/p&&p&
短短的时间内，敌军三次犯边，而明军虽然调了官军追捕，除了自身受到损失外却依旧无法取得成效，以至于总兵官巫凯要求治罪者竟从指挥使到百户各个层级军官者，多达三十六人，这对于一地之边防，是多么无奈的事情。&/p&&p&
再看一条：宣德四年十月辛丑，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奏：“九年中虏寇入境劫掠，射伤官军。都指挥鲁得等守备不严，请治其罪......”（《宣宗实录卷》59）这是距离上次犯边两个月后的事情，辽东地区再次受到打击，而总兵官巫凯对此的处理方式仍旧是希望治罪守备的都指挥。&/p&&p&
随着时间的推进，驻地方的军事长官也确实是开始慢慢的懈怠起来，实录记载：宣德五年七月乙巳，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奏：“六月虏寇再犯境，官军追捕，被寇杀十三人，掳掠男妇十有五人，马八十有余。都指挥刘斌失机误事，请治其罪。”（《宣宗实录》卷68）&/p&&p&
仅仅时隔不到一年（宣德四年八月至五年七月），明廷的东北部边疆受到了五次不同规模的袭扰，并且最终结果基本都是以明军追击失败而告终，而总兵官，作为一镇最高的军事长官，除了上疏请求治罪下属都司、卫的指挥等军官，竟无法对防御敌寇进言献策。&/p&&p&
在宣德十年的时候，大学士杨士奇的上奏再次反映了辽东的人员、兵备、粮饷皆不堪用的问题：&/p&&p&少傅、兵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士奇等言：近者，辽东将官屡报达贼入境抢掠，官军数少，不能对敌，宜于在京操练官军内选精锐二千人，给与马匹，各带器械，委都督曹义领去分守地方，及照大同、宣府为京师巨障，亦宜于附近卫分选拨二千人，给马一千匹，往听镇守总兵官调用，俱待明年春，边务宁帖回京，从之。（英宗实录
卷7）&/p&&p&
杨士奇的上奏亦是得到了下面地方的上报，而其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p&&p& （1）辽东的局势越发不稳，大小规模的侵边逐渐增多，而官军人数和作战素质皆无法敌。&/p&&p& （2）辽东缺兵是一，而缺乏马匹、武备为次，但即便如此，也只能集中两千人和一千匹马进行支援作战。而且这些人是从明廷北边重镇宣府和西北重镇大同分拨调出，边疆常备之兵力态势，可以用捉襟见肘形容。&/p&&p&（3）辽东边镇只被视为暂时冲突地区，而非长久备御地区。杨士奇提到“俱待明年春，边务宁帖回京”。这说明兵马是从宣府、大同地区借用的，而非调拨。待到辽东地区局势稳定了，再行调回原驻地。朝廷对辽东也只是行暂时之策，从根本上可以看出，并不是重视辽东地区的备御工作。&/p&&p&而朝廷方面对于辽东地区发生的问题，则给出了这样的批复：&/p&&p&辽东边境被达贼杀伤官军、抢虏孳畜，上敕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曰：此贼纵横出没，所害非轻其失机、失了官军，俱令立功赎罪，若无功，如律治之。（英宗实录
卷7）&/p&&p&明廷对于辽东屡次被进犯，终于降敕于总兵巫凯等人，但是也没有说具体应当如何，而只是告诫巫凯等人，再有冲突，不要错失良机，如果没有立功，那么还要按照法律处置。
随后，就杨士奇的奏报，朝廷给予了回应：&/p&&p&命中军都督佥事曹义充副总兵，同都指挥佥事王钦、徐政、孙安、冀亮领官军二千往辽东操备，听总兵官巫凯等调遣。（英宗实录
卷7）&/p&&p&
明廷方面唯一能做的，就是借调他镇人马，先弥补辽东镇备御的弱势，派出两千人驰援辽东，但是此并不能治本，甚至无法缓解辽东当时的颓势，原因在于，这些人虽然有两千人，但是辽东自到宣德三年间，已设二十五卫，地域广阔，所以这两千援兵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p&&p&由此可见，宣德时期，尤其是中期到晚期的明廷军事力量在辽东地区已经开始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到了正统年间，则更是如此。不过，正统元年，在辽东，还是选取得了看上去不错的战绩。&/p&&p&三、正统时期的辽东边防概况&/p&&p&
实录载：正统元年四月乙巳，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奏：“五月，胡寇百余骑犯抚顺三角山屯，掳掠人畜，备御都指挥裴俊等分率官军追至苦伦岭，数战，败之，斩首三，获马五十余及盔甲、弓矢，尽复其所掠
......”（《英宗实录》卷18）&/p&&p&
虽然从字面上看上去，是明军在这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东北地区，无论是蒙古部还是女真部，所持有的军事实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原因就是，他们刚刚经历了洪武、永乐两朝的打击，在短短十年中，无法恢复元气。然而明军在面对他们时，经过苦战（数战），却也只是斩首三，素闻蒙古、女真人作战时，有抢回己方士兵尸体的习惯，但是按巫凯所言，只是斩首三人，那么对方有百余骑，其余的人，要么就是被其他的方式杀伤、杀死，但是尸身都被对方抢了回去，明军只获得了三个首级。要么就是明军只取得了三个战果。而最大的战果是“尽复其所掠”。也就是说，经过了数战，明军只是把虏寇抢走的物资给夺了回来，对于其实际的打击几乎可以忽略。这也是明军在小规模冲突中，骑兵战术应用不如对方所导致的。况虏来犯，亦可能不止一路，若行穷追，则他地恐遭袭，将敌军来犯后的损失尽量降低，可以看做是当时边地明军的一项任务了。&/p&&p&而这次战斗就主观而言，还是明军吃亏在先，否则也不会被对方掠走如此多的物资。对此，这难道不是明帝国边疆军队一种军事能力上的下降的体现么？&/p&&p&
随着时间的推进，正统时期的边疆军事越发颓败。在朝内虽有三杨辅政，张太后秉政，作为被后世无限诟病的太监王振还没有得势，但是，三杨和张太后的作为只是对内进行了朝政的稳定，无法干涉到边疆地区的具体作为。正统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主上年幼，小皇帝在早期更本无法对边疆事务进行任何决定，作战或者人事更迭都由三杨以及太后决策，而对于无法把控人事权的小皇帝，对于在边疆冲突中失利的将领的处置，在实录中所体现的更多是阁臣代敕所言的：“上宥之或上宥其罪”。
而在经历了不时的打击后，似乎边疆军队对虏寇的作战已经成了固定模式，即追、打，但是点到为止。&/p&&p&
比如：正统七年十一月己巳，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等奏：“是月朔鞑贼二百余骑略寨儿山马营，而西都指挥佥事文广、指挥佥事范广率官军追之，至三首山，与战，生擒四人，文广死之，官军四十余人被伤。”（《英宗实录》卷98）&/p&&p&这一战规模不大，明军在遇袭后，进行了追击，但是仅仅生擒对方四人并且阵亡了一名都指挥佥事和伤了四十名士兵。&/p&&p&
而在正统八年，发生了一个更加恶劣的事情，那就是当敌人来犯的时候，驻守诸将，各自为政，皆不出兵，这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严重额后果。&/p&&p&
正统八年正月丙子，提督辽东军务右佥都御史王翱奏：“比者，鞑贼五百余骑寇曹庄驿，杀伤官军八人，掠去驿马七匹。参将刘端、宁远卫把总指挥使韩英、守备都指挥王贵各拥兵坐视，俱合治罪。”（《英宗实录》卷100）&/p&&p&（曹庄驿，属宁远卫，城西南十三里）&/p&&p&
这次事件把正统时期辽东军事的衰败推向了一个高潮，之前可以看出，虽然有敌来犯，但是，诸将还能率部抵抗，或者追回被劫掠的民户和物资，虽然成效已经慢慢甚微，但是总算尽了边关守将的职责。但是这次则是大家各自拥兵为大，生怕出击不力，从被治罪，承担责任。&/p&&p&
而且从这条实录体现的问题中还可以看出，此时上奏的人已经不是辽东地区的总兵官，而是中央派来巡抚辽东的右佥都御史王翱，他是明代最早的一批专责巡抚某一地的人员之一。主要负责的就是监督地方军队的行动和效率，遇有不实心任事者，即可报奏中央，在本地的事权虽然并不大，但是作为专责一地的官员并且带有提督军务的差遣，是足以让当地军事主官畏惧的。&/p&&p&
在这次事件过去后，明廷对辽东边防军事进行了整顿，在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双方再次爆发了一次冲突，这次冲突的以明军获胜告终，而战果也远比之前的“斩首三人”和仅追回被掠夺物资要大得多。&/p&&p&
实录载：正统十二年三月甲子，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奏：“臣会同马军出境巡哨，总兵官曹义出广宁，兀良哈贼众匿林中，义率兵围之，贼突出死战，我军奋勇击之，贼大败。左参将都指挥胡源等出开原、辽阳、都督焦礼出宁远俱遇贼，各战败之，全师而还。凡斩首三十二级，生擒七十余人，获马牛羊四千六百有奇”。（明英宗实录）卷151）&/p&&p&
这是实录中所体现的，明军从宣德四年到正统十二年这十八年来，辽东地区最大的一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和以往并不一样。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p&&p&
（1）由文官统兵，指挥比以往协调。可以看到，此时的王翱已升为左副都御使，他和几个军事主官一次巡哨，这可能是得到了情报，知道了兀良哈部又将对己方地区发起进攻，所以提前做了先手的准备。以巡哨的契机伺机找到敌军并且予以歼灭。&/p&&p& （2）主动出击。以往明军在和敌军作战时，无论胜败，几乎都是敌军来袭后，明军被动防御既而反击，战果往往很微小，这也是敌军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之缘故，专挑明军薄弱地方袭击，甚至于专横一路到底，这一路往往根本无从抵抗（后来在宣大、河套地区更是经常如此得逞）比如卫城附近的驿站，或者去村落掠夺民户、牲口。而这一次，明军在巡哨中，寻找到了战机，并且果断与其开展战斗，取得了战果。&/p&&p&（3）多方联合作战取得了成效。在广宁、开原、辽阳、宁远四地，同时出兵与敌军接战，算是一次一镇之内的联合作战，这使得敌军多方受到打击。比起正统八年那次多人同时贻误军机，这次几人同时出击并且取得了胜利是一次难得的进步。而从战果来看，如果不是虚报，依据游牧民族的特性，这种规模俘获的牲口数量应当是歼灭了敌军的在此处的一个长期驻地。&/p&&p&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值得一提的战果，也是明廷进入承平时期后，在辽东地区所取得的一次较大的战果，这表示只要人事任免得当，武将能够听从调遣，实心任事，并且对敌人能够主动出击，还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p&&p&
在正统十四年二月到四月，明廷虽然先后在辽东地区得了对敌三次作战的胜利，但是规模都不能同正统十二年那次相提并论。所斩获者甚微，只是短暂的缓解了边境受到的威胁。而且很快，明军在辽东就经受了一次失败。&/p&&p&四、景泰-天顺时期辽东边防的概况&/p&&p&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于土木堡被俘，经过廷臣讨论，决定拥郕王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而此时明廷面对东北部的危机，在辽东地区与兀良哈部的冲突中遭到了一场惨败：&/p&&p&
兵部言：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都督曹义、镇守太监亦失哈等奏报，达贼三万余人入境攻破驿堡屯庄八十处，虏去官员、军旗、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义等失机之罪虽在赦前，亦难容恕，帝曰：守边为急，且免其死，翱、义俱罚俸半年。（英宗实录）&/p&&p&
这是土木堡之变后当年的冬天的辽东虏情，所折损的人力和物资与上述所为比较，是异常惨重，而且文中的王翱、曹义都是在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参与过那次合围胜利的官员，但是，在朝中不稳的情况下，边防地区得不到补给，驻守的部队得不到命令，虏犯边而猝不及防。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央政令对边防的影响。&/p&&p&
而且，在这个时段，不止是辽东，驻各地不同区域的虏寇诸部都先后对明廷边疆发起了打击。&/p&&p&景泰元年，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地全部发生了战事且都是敌军主动进犯，而最核心者，莫过于也先率部对北京的进攻，在石亨、于谦、孙镗等人为代表的努力抵御下，击败了也先，但是，边患问题依旧像以前一样存在。所以实际上以往所言的北京保卫战，虽然取胜了，但是最终的作用也很有限，只不过是保住了风雨飘摇中明廷，这个胜利对于解决明廷边患并没有什么延伸性作用。&/p&&p&
也先入寇京师失败后，即撤走了。明廷只是保持住了暂时的安稳。而实录中有几条关于景泰元年，辽东地区入寇难敌的体现：&/p&&p&
景泰元年八月戊寅是日，虏入辽东境，总兵官左都督曹义、都指挥王祥、耿和等帅军追至连州，贼千余人分三处各占山头，以拒官军。义等奋勇齐进，斩首七级，生擒四人，获马十三匹，贼遂奔散出境。遗弃所掠男妇一千七百五十余名，头畜称是。左参将胡源帅军追贼至鹰湖，连战，败之，生擒三人，斩首三级，追夺所掠男妇十九名（《英宗实录》卷109）&/p&&p&
这是景泰元年的一次冲突，从数据上看，这次劫掠应当持续了一段时间，需知当时辽东地区，二十五卫，每城虽有人口，但是地大人疏，能够掠走小两千人，肯定是敌军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劫掠。以定辽左卫为例，户口共计为七千一十三。马队额军一千一百三名、步队额军一千五百九十一名、屯田军八百六十五名、煎盐军六十三名、炒铁军一百一十八名、寄籍民一百二十六名。而敌军所掠走的的人口应该不会是本城的马军、步军，而多为其他杂役，所以一城虽然有户口七千多名，但是实际上的具体到人的数额，在辽东地区这种比较恶劣的情形下，只会少，不会多。而来犯之敌，多为骑兵，也不会在一地驻扎很久，所以几乎是本着和明卫所军打游击战周旋的态度，边走边掠，致使本来在卫所地区就兵力不多的明军陷入被动。&/p&&p&
而且当明军赶到的时候，犯辽东之敌已经劫掠得手，明军在其撤退的时候开始追击，但是当明军追上和其接战后，取得的战果甚微，而敌军的目的显然不是同明军作战，而是劫掠为主，故而在骑兵的优势下，敌军放弃了所劫掠的民户、物资，撤退了。明军在这场被动的胜利中，在此体现出了其弱势所在。不善战、不敢战。&/p&&p&
又如，景泰三年四月辛未，辽东总兵官都督曹义奏：“鞑贼入狗河塞，杀伤军余六人，掠牛十头。把总、指挥楚凤等率兵追剿，斩首十人级，擒立人，尽复所掠牛而还”。（《英宗实录》卷215）&/p&&p&
景泰三年四月庚寅，镇守辽东太监宋文毅、都督曹义、副都御使寇深等奏：“广宁、义州等处鞑贼入境，杀死官军，掳掠人畜，当治守备官之罪。”（《英宗实录》卷215）&/p&&p&
景泰三年九月戊戌，辽东总兵官都督曹义奏：“八月十日夜鞑贼于开原凿墙入境，杀死军丁三人。守备左参将胡源次日方出追袭，虽斩获贼首十有八级，夺回人畜，终系失机，请治没。”&/p&&p&
这三条实录中的资料是景泰期间关于辽东边境冲突的情形，可见也再未取得正统十二年时那次比较辉煌的战果。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廷的军制到现在仍旧采取卫所制度，即以军户家庭为主的承袭，对于招募士兵的方式并不热衷（北京保卫战后，才刺激了募兵制的固定发展），而卫所军在边疆早已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其要务早已是军屯高于备御，对于在边境如何处置战事，全看驻城的指挥官是否有责任心，有能力。与之前的总兵官巫凯相比，曹义显然更适合担任军事主官，他出击的次数比较多，虽然战功不多，但是在态度上很明显，既能够一战，而非以上奏辩驳为主。而巫凯虽然有能战之盛名，但是在辽东，实录中体现最多的就是请治下属军官的罪名。由此可见，这个时候，不同于明末，虽然重文轻武，但是在边镇，对军事主官的任免是决定边疆防务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总督、巡抚提督军务的文臣，只能起到一个统筹的作用。在实际作战中，不可代替武臣去作战杀敌。&/p&&p&
在景泰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下，被软禁南宫八年之久的朱祁镇在武臣石亨、太监曹吉祥、文官徐有贞的帮助下，重夺皇位，史称“夺门之变”并且改元天顺，在英宗实录中，所能看到天顺时期关于辽东地区军事方面的资料，并不多。但是通过资料已经可以判断这个时期，蒙古诸部对于明廷的攻击袭扰的重点已经主要放在了西北部地区-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天顺六年、天顺七年，在辽东地区仅发生过两次冲突并且这两次都是明军获胜，但战果也如前文所言，杀伤甚少，只是夺回被掠物资，放佛是一场又一场的默契仗一样。或者用一个在四百年后冷战时期出现的词语叫做“遏制”（相对当时明廷在东北的政策则是羁縻），所谓遏制，就是在最大限度上抵消对方给己方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并不会主动出击对明确打击对方，以史料可见，在辽东地区，除非明军占了大部分优势，否则明廷对于兀良哈部只做遏制之举，绝不会去穷追猛打。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也反应了高层对待国家东北地区安全的态度-稳住了就行，不必过于深究。&/p&&p&
纵观整体九边军镇体系，从宣德年间起，明军就是在不断的应付这种小规模骚扰中变得疲软，不堪战继而怯战，这中间发生过土木堡、庚戌之变这两次对国家边防有着严重创伤的事情。王琼对此曾经说过，九边军镇的士兵虽然众多，却部署分散，难以集结而战。这种形势一直没有得到改观，以至于到了明末，大家已经对袭扰见怪不怪了。在辽东，面对强势的后金（清）军，边京的墩军甚至同敌军打起了默契仗。熊廷弼在其《论辽左危急疏》中，曾于当时辽东边军有这样一段叙述：沿边墩堡大半坍塌，虽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即倒，每寇入，必诫守军曰：尔勿举烽，举则杀尔，举早亦杀尔，台军无以自持，而畏见杀，往往待虏抢毕，而后敢举。&/p&&p&墩军本无甚战斗力，能够在后金的每次侵略中保住性命，已属万幸，万历后期辽东地区如此糜烂的边防状态，其实并不令人有多么诧异，因为这种情形不过只是自宣德以后二百多年一直以来的负面状态的延续和恶化罢了，绝非是万历朝一朝一夕突然恶化到了这种程度。最多，万历朝的党争与对外的不作为对局势的恶化起到了催化作用，究其根源，历朝对此，皆不重视，荒废了辽事，最后这里成为了后金政权的崛起之地和发展根据地，也成了其进出自由的地界，这对于明廷来说可谓是极为悲哀了。&/p&&p&五、结语&/p&&p&
从宣德四年起，明廷东北地区的边防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其他地区亦如此），敌军的进犯逐年增多，而边防军士的表现则并不敢恭维，况且明军所面对的敌人，不过都是游牧部落的势力，他们虽然善于骑射，敢战并且野心十足，但是说到底只是散兵游勇，而作为一个国家正规的边防军，在防御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防御地区更是千疮百孔。明廷辽东地区的衰败并非是明末造成的，论其颓败的源头，在宣德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注重边防，不重视边军的利益，层层克扣军饷、棉衣、武备。甚至在宣德十年的时候，京营部队也已经开始了懈怠，行在五军都督府言：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除屯田守城外，其十一万六千四百俱内府、各监局及在外差用。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今工部人匠数多，足任役使，乞将各监局役占官军退回各营操练，从之。（《英宗实录》卷2）&/p&&p&
这是行在五军都督府上奏的一份数据，它说明了当时京军的情形，操练者仅是满额的一半，另一半士兵被当时各监局差遣做杂役。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懈怠败坏了常备军的质量，导致了一有战事，皆不能积极应战，而造成后来明末的那种兵皆不能用，卫所军已名存实亡的颓势，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p&&p&
宣德、正统两朝虽然在辽东边境冲突中也取得了胜利，但这无非是一个大国延续其国家早期鼎盛之时的惯性所为，并不是明廷自身的军事势力有多强悍，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让边防部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京营也只是看上去很好，如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战役，由于诸多见诸各种史料的原因，明军的京营部队在此战中损失殆尽，被弱势的瓦剌部骑兵所击溃，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数位勋臣、尚书、侍郎在此战中阵亡。可以说是对明廷的灭顶之灾。然而仔细看来，瓦剌这种对手看起来，是实在是无法和明廷的正规军相比。但正是这样的不重视，导致了明廷自开国以来的一场巨大灾难的发生。而辽东的边患就像一把锥子，虽然不能一下致命，却也能扎的明廷这个巨人还击时无从下手，而在宣大、陕西，面对单独对抗起来要强大得多的蒙古各部，明廷的边防部队大多时候被敌人牵着鼻子走。&/p&&p&
正统-天顺时期绝不是有人所言的什么平稳、清明的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存在，但是可以运转这个转折点的人，明廷的君主并没有做到让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国防，古今概莫如此。而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明朝只是秉承了洪武、永乐梁朝留下的遗产，在国家西北、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尚且不稳定的时候，三征麓川，进行了非必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劳民伤财。&/p&&p&
而当这点遗产用尽的时候，明廷之后的时代，只能秉承着正统时期留下的惯性继续前进了，这个惯性就是边防被忽视，只治标不治本，御来犯之敌如同敷衍完成任务一般的行为。而正统-天顺时期，明军在辽东的表现拙劣也为其后来在北部、西北部地区更严重的边患埋下了伏笔。&/p&&p&
明王朝自朱棣执政起，迁都北平后，调整了边防体系，他将大同、宣府等地大量卫所进行了内迁，以保全京师，而这样做看似是剩下了军费开支又形成了一个环北平防御圈，但是实际上，却是对军事防御体系的一种破坏，而且危害极大，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他这样做，给蒙古人留下很大的防御真空地段，很多些地区，无法做到有虏情就近增援，只能隔墩相望，因为如果去救援，自己可能也会身陷囫囵。这体现了朱棣对国家安全情形的态度，他对于蒙古诸部，希望能够羁縻并且让他们替明廷守卫边疆，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兀良哈部，然而，事与愿违，他可以算是一代雄主，但是自他死后，明廷的边防情形每况愈下，其部复叛来夺取明王朝的资源，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p&&br&&p&（待续、会随时做出修改）&/p&
背景概述 通常一提到明代辽东边务问题，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明末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到天启、崇祯时期，后金政权-清政权对明廷辽东地区发起的数次打击，不但让明廷在辽东地区彻底丧失了实际的掌控权，也让进入让明廷在内不能稳政，外不能御敌的情形，…
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的曹操马不停蹄地带着军队赶到洛阳，准备随时向南支援被关羽围困的曹仁。这时曹操已六十五岁，不久前刚刚晋封为魏王，还拥有了任意提拔官员与赏赐爵位的权力，可以说离皇帝的位置只剩了一步之遥。这本是一次很普通的军事驻扎，可是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在这里特意注了一句——&br&&blockquote&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br&&/blockquote&&br&堂堂魏王为什么要去下令修一个北部尉的官署？而且还特意说明要修得比以前还好，好像曹操很熟悉这官署似的，如果单拎出这一段来，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如果能够稍微了解下曹老板的过去的话，就会明白曹老板为什么会下这样一道命令了。北部尉，那是曹老板出仕以后当的第一个官啊——&br&&blockquote&（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br&&/blockquote&&br&那时曹老板才二十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下定决心要涤丑荡恶，无论是什么权贵豪强，敢犯禁者一律严惩不贷。曹老板以为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信条，他是可以做到这一切的，可是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又一个的耳光。他被一次又一次的调离，调到了一个新地方，他仍执迷不悟地继续跟豪强做对，于是很快就又被调走，他被征召到朝廷里，当了有名无实的议郎，他一次次向皇帝上书，恳求皇帝廓清吏治，惩除奸佞，结果毛用都不管，朝廷一天比一天腐败，豪强一天比一天猖狂，天下民不聊生，四海沸腾。曹老板这时才总算明白了，既然用道义拯救不了苍生，那就豁出命去用武力来平定天下。&br&&br&转眼，四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满怀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人，他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对手，统一了整个北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魏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是王，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当皇帝，可是皇帝，真的是他的理想吗？&br&&br&当魏王再一次站在了北部尉官署的门前时，准会想起许多年前自己第一天走马上任时的那个下午。
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的曹操马不停蹄地带着军队赶到洛阳，准备随时向南支援被关羽围困的曹仁。这时曹操已六十五岁，不久前刚刚晋封为魏王，还拥有了任意提拔官员与赏赐爵位的权力，可以说离皇帝的位置只剩了一步之遥。这本是一次很普通…
&blockquote&&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view.news.qq.com/a/113.htm&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上篇&br&&br&文王八卦&br&&br&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br&&br&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br&&br&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br&&br&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br&&br&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br&&br&尘封梦魇&br&&br&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br&&br&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br&&br&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br&&br&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br&&br&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br&&br&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br&&br&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br&&br&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br&&br&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br&&br&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br&&br&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br&&br&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br&&br&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br&&br&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br&&br&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br&&br&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br&&br&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br&&br&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br&&br&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br&&br&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甲骨文图版：用羌】&br&&br&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br&&br&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br&&br&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br&&br&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br&&br&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br&&br&文王野心：八卦&br&&br&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br&&br&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br&&br&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br&&br&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br&&br&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br&&br&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br&&br&《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br&&br&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br&&br&《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br&&br&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br&&br&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br&&br&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br&&br&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br&&br&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图版，甲骨文“卯羌及牛”】&br&&br&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br&&br&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br&&br&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br&&br&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br&&br&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br&&br&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br&&br&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br&&br&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br&&br&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br&&br&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br&&br&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br&&br&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br&&br&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br&&br&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br&&br&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br&&br&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5]&br&&br&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br&&br&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br&&br&太公阴谋&br&&br&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br&&br&《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br&&br&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br&&br&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br&&br&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br&&br&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br&&br&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br&&br&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br&&br&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br&&br&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br&&br&下篇&br&&br&周公解梦&br&&br&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br&&br&周命维新&br&&br&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br&&br&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br&&br&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br&&br&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br&&br&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br&&br&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br&&br&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br&&br&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br&&br&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br&&br&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br&&br&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br&&br&——《诗经·大雅·文王有声》&br&&br&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br&&br&周公解梦&br&&br&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br&&br&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br&&br&《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br&&br&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br&&br&——《逸周书·寤儆》&br&&br&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br&&br&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br&&br&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br&&br&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br&&br&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br&&br&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br&&br&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br&&br&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br&&br&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br&&br&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br&&br&牧野鹰扬&br&&br&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br&&br&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br&&br&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br&&br&“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br&&br&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br&&br&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br&&br&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br&&br&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br&&br&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br&&br&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br&&br&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br&&br&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br&&br&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br&&br&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br&&br&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br&&br&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br&&br&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br&&br&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br&&br&——《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br&&br&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br&&br&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br&&br&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br&&br&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br&&br&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br&&br&——《诗经·大雅·大明》&br&&br&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br&&br&--——《史记·周本纪》&br&&br&新商人&br&&br&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br&&br&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br&&br&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br&&br&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br&&br&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br&&br&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br&&br&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br&&br&——《逸周书·商誓》&br&&br&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br&&br&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br&&br&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br&&br&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br&&br&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br&&br&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br&&br&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br&&br&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br&&br&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br&&br&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br&&br&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br&&br&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br&&br&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br&&br&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br&&br&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br&&br&周公制度&br&&br&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br&&br&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br&&br&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br&&br&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br&&br&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br&&br&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br&&br&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br&&br&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br&&br&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br&&br&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br&&br&——《论语·子张》&br&&br&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br&&br&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br&&br&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br&&br&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br&&br&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br&&br&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6]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br&&br&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br&&br&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br&&br&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br&&br&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br&&br&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br&&br&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br&&br&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br&&br&尾声&br&&br&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br&&br&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br&&br&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br&&br&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br&&br&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br&&br&——《尚书·顾命》&br&&br&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br&&br&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br&&br&[1] 注：周人是姬姓，自《史记》以来习惯称文王姬昌、周公姬旦等。但按周人自己的习惯，姓只能用来称呼女性，男性只能称氏，周族首领的氏就是“周”。所以如果我们尊重周人的话，只能给文王叫“周昌”，其他以此类推。&br&&br&[2] 这可能是部落氏族时期的婚俗遗风，主要为了防止出现父子娶同辈近亲。&br&&br&[3] 这种“八卦”运算体系起源于淮河流域，而早期商人就在那里崛起，所以八卦和甲骨占算属于商人及东方文化一系。&br&&br&[4] 《竹书纪年》载季历被商王杀死。但杀死季历的未必是真正的商人，而可能是和他妻子大任类似的商人外围邦国。春秋时还多有国君、公子到妻子或母亲之国淫乱，最终激起仇杀的事件。这很可能是季历的真正死因。历史文献多对季历生平语焉不详，可能也和他死得不甚光彩有关。至于为商王所杀的说法，则可能来自周人灭商后改写的历史。&br&&br&[5] 《尚书·盘庚》。按，《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版本，一般认为今文版是真，古文版是后人伪造。《盘庚》篇今、古文都有，定然是真。但古文《尚书》里还有一些篇章，讲商王遵守各种德行，甚至服丧三年，今文版本中却没有。这说明后人在伪造古文《尚书》的时候，给商人加上了他们本来没有的道德观念。&br&&br&[6] 现存的爻辞掺入了后人的发挥，但周公的意见仍可能包含其中。&br&&br&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br&&br&&b&&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view.news.qq.com/a/113.htm&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i class=&icon-external&&&/i&&/a&&/b&&/blockquote&&br&&br&此李硕非彼李硕！此李硕非彼李硕！&br&&br&李硕老师醉心历史，文采斐然，心系边疆，请不要再搞错了。&br&&br&——————&br&&br&&a data-hash=&c15d3bacd0f76b4c85bcf& href=&//www.zhihu.com/people/c15d3bacd0f76b4c85bcf&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tip=&p$b$c15d3bacd0f76b4c85bcf& data-hovercard=&p$b$c15d3bacd0f76b4c85bcf&&@大愚若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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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
谢邀。&br&&br&其绝望在于，当时所有乐观的人，大多都寄希望于未来可能的复国起义，都追求保留民族文化的种子星火，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能振奋精神，别无他法。&br&&br&我们现在翻阅史料，上到领导人下到一员列兵，均强调以死报国以血肉再造中华，不是说那时的中国有类似日本的武士道向死精神，而是局势现实如此。&br&&br&面对不可战胜之强敌，为国家民族计，唯死而已。&br&&br&日本在当时的帝国主义里综合实力只堪末流，连我们现在成天嘲讽的意大利都不如。然而面对中国这一农业国，日本当时就是直观上的不可战胜。日本那些在美国面前不值一提的钢产量、后勤动员、炮火杀伤、工业产能，在当时的中国面前就是碾压。&br&&br&绝望到什么程度？蒋介石不投降，就能打平他对人民和国家犯下的所有罪行！&br&&br&然而越是绝望如此，那些执着相信未来肯定会胜利的人们就显得尤为可敬。结合史料，他们当时的乐观简直匪夷所思：海运濒临断绝，英美对日态度暧昧，苏联自顾不暇，外部已经是不可指望了；内部天灾不断，饿殍千里。政府管理能力出奇低下，甚至不如清朝。兵士饥弱，装备极度匮乏，训练落后且严重欠缺，无论是动员能力还是动员潜力，都无法与一工业国相战。&br&&br&你的对手是已经进入电气化的军事体制国家日本；你的资源是一个庞大松散的农业国，高价值地区已经基本被夺走；你的操盘手是比封建集权体制还烂的国民党；你没有盟友，你的所谓的朋友也基本放弃你了。&br&&br&怎么打？&br&&br&日本想要推进多远，就能推进多远；日本想打下哪里，就能打下哪里。不管用多少人命去填，日本都能实现它想要实现的军事目的。&br&&br&真不知道这不叫绝望，什么叫绝望。&br&&br&但就是这样的绝望里，还是有人当兵，有人捐款，有人奔走，有人抵抗。几乎已经是明知要死的局，依然有成千万上亿的人，咬着牙，去死。&br&&br&那个时候在陕北能写出《论持久战》的，是极少数的，多数抱有这样乐观精神的中国人其实并不知道中国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他们质朴的乐观来自于对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最简单的信心：&br&&br&我们不是没有跌倒过，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br&&br&七十二年前，江山倾颓，故国零落，华夏如累卵，万民以死亡。&br&&br&四千万人不畏死，身做青山血做河，染尽天下每寸土，中华再造，民族得存。&br&&br&彬彬君子，诗书礼仪非好战，然汝欲战，吾便战，生当长歌死当慨然，来来来。
谢邀。 其绝望在于，当时所有乐观的人，大多都寄希望于未来可能的复国起义，都追求保留民族文化的种子星火，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能振奋精神，别无他法。 我们现在翻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