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中国、
内陆中国之文化描述
青铜伏鸟双尾虎(序)
《山海经·海内经》云：
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
这是古文献里最早将赣地和"赣"字联系起来的记载。
自然，这是神话。l993年，一支由中美两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考古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个重要考古基地--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附近挖掘，在出土了一批陶片、石器、骨蚌器和大量的兽骨堆积的同时，还发现了水稻的遗存。这说明，距今五万年前赣江流域已有古人类在饮血茹毛，而在至今一万年到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赣先民们已刀耕火种，或以采集、渔猎为生，并掌握了磨制工具和早期的人工育种技术与制陶技术。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赣地有两次震动国内学人且令全世界考古学界为之瞩目的发现--樟树吴城古文化遗址与新干大洋洲古文化遗址。两址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青铜礼器、兵器，生活陶器和原始青瓷，其中不少镌刻着天书一般奥妙的符号文字。它们与近一二十年里浙江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良渚古文化遗址，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一起，以青铜文明那历经四五千年而未泯灭的暗绿色光泽，在默默地述说华夏文明的源头并不仅仅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
有专家注意到，在大洋洲出土的近五百件青铜器，绝大多数在造型与花纹的形制上，既具有中原厚重、拙朴所折射出来的威仪，也有南方明快、细腻所传递出来的灵动。这一融合此时还很生硬，多给人以拼凑之感，远不如入宋以后两地文化融合得炉火纯青。其中，有一件颇引人注目的青铜伏鸟双尾虎，长达53．5厘米，高25．5厘米，虎伏于下，双目圆睁，獠牙毕露，背上一尖喙短尾小鸟，静立前视。专家认定此件文物不是实用器皿，而是专门的铜塑，大约表现的是赣地先民奉虎、鸟为图腾。由此可见，没有百分之百的神话，《山海经》中"虎首鸟足"的描述，正是先民们图腾崇拜的反映。
至今，我没有见过这件青铜器皿的实物。但当我写起这篇文章时，它无数次地在我想象中磨擦出了沉甸甸的质感。我甚至看到，虎和鸟，宛如天狼星一般冷峻注视着的，都是一片苍古、寂寥的原野，原野上还飒飒地响着漫不经心却又似乎有几分诡秘的风一
关于江西，当代中国人知道最多的是井冈山、南昌起义，或许还能够加上一个滕王阁。后者，除了让人想起王勃的那篇千古绝唱外，大概不会让人有更多的联想；而前者，至今仅仅只有七十年的岁月。我将要以文字与心血为双脚，勉力走进这片原野上
去。虽走不了太远，但我将要涉及的赣地千年的沧桑更迭。白云苍狗，兴衰荣枯，长恨歌哭，如果最后能让你发现并唏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中，江西是极其重要的一章，而绝非除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可轻飘飘翻过去的几页，那将是我极大的荣幸。在当今红尘十丈的社会里，对于一个没有小汽车满街乱跑、没有大哥大满世界乱喊的如我这样的所谓文化人，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比躲在一隅做这一事情更有意义呢?
江西人的尴尬
这几年出了不少谈地域文化方面的书籍，它们多半都回避了谈赣文化。只要不是傻瓜，谁都能够看出来．这里存在一个绝非粗心留下的空白。这空白对于江西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尴尬，但对作者来说，则多半意味他们尚没有读懂中国。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一文中写过，在中国做一个上海人是颇为尴尬的。我读下来的感觉是，在历史地位与现实状况之间．在国人的印象与自我的评价之间，上海人是有某种尴尬。不过与江西人的尴尬，一种自改革开放以来好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在心头越聚越厚的尴尬比起来，这份尴尬只是刚好能够打湿地皮的毛毛雨。
对于江西人，随随便便可以说出来的尴尬就有。
其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概小学生都知道这八个字。出自于"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洋洋大赋《滕王阁序》这八个字以及这篇文采斐然的大赋，确凿无疑地是献给"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的，为此公元675年的那一天，洪州阎都督专门
为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才子设宴，后者临行时，又送了他五百匹绸缎作为礼物。看来，史书上未载其名的阎都督，不但尊重知识分子，而且还多少有些了解知识产权的意思。
当然，国家专利局不会出具证明，但这八个字的专利，板上钉钉是属于江西了。事实却是，这些年来，在国内介绍各自地区的报道与其他宣传材料上，在形形色色的展览会、招商会上，这八个字，一对词组，是使用最频繁的汉字，它们好像已经匿迹了的全国粮票，昔日放之四海而皆准。从不与你商量，更不会来支付版权转让费，用了就用了，而且用在他那里，往往更觉得是真的。用在自己这儿，有时反倒像在卖假酒一样，心口有些发虚。你能够怎么样呢，如同活字印刷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可日本人学去后，又做成了电脑卖给中国人，我们再气急败坏，联合国也不会管这件情感官司；这事，你再觉得无视于你，甚至无视得那眼角的余光也未把你放进去，可告到了国家专利局，它一样不会受理......
其二，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里，江西仅有名有姓的烈士达二十六万余人，大量没能留下姓名的无名忠骨更是恒河沙数，这是江西的光荣，也几乎是建国以后江西的唯一的优势了。我们不知疲倦地叙说着、充满挚情地歌吟着井冈山、红土地、英雄城。前几年说得少、历任中央领导人来得也少的地方就是赣南了，据说建国后不少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当年都在赣南遭到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虎落平阳，胸郁难伸......
一位历史学家独具慧眼，这样告诉我：江西如此热衷于在自己革命历史上造势，其潜意识里一定蛰伏着一个情结--要在中央的艰里取得正统地位，这意思倒不是哪个个人想在中央谋取高官显职，而是说对新中国的诞生作过巨大奉献的江西，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都有资格在大蛋糕里多切一块。
现在，大概只是在每年的一两个纪念日里，能够感觉到三山五岳投来的敬意；只是在"希望工程"一类的慈善事情上，可以发现老区的孩子们常常被善良的人们作为首选目标。除此之外，犹如雪崩一样正日愈深地卷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各省市，决不会因为你有井冈山、英雄城，就对你网开一面；而且，也可以与《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一般诉说起革命家史的黄土地、黑土地，眼下都在打着一场不见硝烟却在资金、技术与市场上争夺一样激烈的大战，更不会见了红土地便视作贵妇淑女，自己去做在一边文质彬彬等着的英国绅士......如此叙说了歌吟了，有多大的回应和效益呢?可如果不叙说不歌吟，在别处众多的优势包围下赣地再没了声音，此时的处境就不仅仅是尴尬，我看还多少有了些悲凉的意味。
其三。这几年出了不少谈地域文化方面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我都浏览了一遍，我发现它们多半都回避了谈赣文化。在一套上下两册、名为《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的书里，作者们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钟灵毓秀浙江人"，"精明海派上海人"，"俭朴尚学安徽人"，"辣劲冲天四川人"，"古风犹存西南人"，"叱咤风云湖南人"，"随和机巧湖北人"，"敢赢敢拚福建人"，"独领风骚广东人"，"浩荡一脉齐鲁人"......
从江西的周边地区看，所有的省都全了，唯独没有江西。从传统的华东行政区域看，除了江西，所有的省市都在那书页上森罗万象，鱼龙曼衍。只要不是傻瓜，谁都能够看出来，这里存在一个绝非粗心留下的空白，这空白对江西人来说，无疑便是又一个尴尬，但对作者来说，则多半意味着历史知识里的一个盲点。关于"叱咤风云湖南人"，可以说的是，谭其骧教授在三十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作了一篇题为《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它告诉世人：
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
大抵自峡以东，汉民族在长江流域之扩展，由东向西。是以江西之开发，后于江东(泛指江、浙、皖)，而先于两湖。晋之渡江浔阳郡(江西北部)已为多数侨民所归注，至有宋而江南西路人才辈出，与浙、闽相颉颃，可以想见其财富户1=1殷盛之一斑。以视荆湖南北，则其时盖犹土旷人稀，鲜经开发。赣、湘境地相接，中无巨山大川之隔，于是自密趋稀之移植行动，自然发生矣。故江西人开发湖南，鲜有政治的背景，乃纯为自动的经济发展......
--(《长水集》)
江西人不但胼手胝足开发了湖南，像已经有据可查的毛泽东、胡耀邦的祖籍都在江西，江西人也将自己的风俗习性流布在了三湘的天地间。
"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诋诮。"湘女也以刻苦耐劳著称，"衣服之上，以帛为带，交结胸前后"，每每背着SLJL在田间劳作，或者压着小山似的柴薪，踽踽地走在山里的羊肠小道上......(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在江西的民间传说里，晋朝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南昌的许昌人许逊，一对火眼金睛，看出南昌的地面下为蛟精巢穴，于是他在城南的井中，铸了一根铁柱，下面伸展八条铁索，钩锁住了地脉，从此南昌水妖绝迹，水患消除。赣人历代奉祀许逊，为其建许祖行官、许真君庙，俗称万寿宫。人们可以发现，在湖南境内，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万寿宫。赣人重宗祠牒谱，顶顶放在心
尖上的是先人们的墓园。范致明注意到，在湖南的赣移民的后代，即便更历数世，其支繁派衍也清清楚楚，而且清明或是冬至，总会有人不远千里归省扫墓......
关于"古风犹存西南人"，可以说的是，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陲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们有的经商，走街过坝，有的居住山寨，与当地少数民族打成了一片，乃至一不小心，蒙厚爱混上了部落头人。王士性写道："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了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蚕丝的来源，说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我想，整日里穿行在面若桃花的异族姑娘之中，江西货郎哥们的心叶，不知会不会扑簌簌地叩动，好似大理蝴蝶泉边那总在绽开一片绚烂的蝴蝶?
关于"随和机巧湖北人"、"辣劲冲天四川人"，也能够说上几句。
过去有一句老话：湖广填四川。实际上是江西填湖广，再湖广填四川。湖广是块跳板，填来填去，犹如民间立冬前做香肠的肉糜，填的大多是江西人。四川的夔州、叙州、重庆、梓潼、松潘，都有江西移民的后代。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邓小平的祖上也是江西人，不过与移民大潮无关，是出外做官后再没有回来。湖广地区物产丰富，气候与自然环境与故土相似，更让江西移民前赴后继不已，恍若过江之鲫。因明代家居湖北省公安县、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学派的袁中道、袁宗道、袁宏道三兄弟，其家谱便确凿记载了他们系江西移民的后代，其祖籍可能是在南昌与丰城之间的袁渡。汉口的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江西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清江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明清时，湖广一带流传着"无江西不成市场"的民谚。
还不仅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个省。历史学家注意到，在明太祖、明成祖时，苏州的富户人家被迁去了安徽的凤阳守皇陵，但事实上外迁更多的是江西人。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外迁，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在广东，孙中山的祖上是赣南宁都的客家人，赣南可谓是广东客家人历史命运的重要驿站，其熊熊血脉由北方迤逦而来的高亢一波。在安徽，桐城地区有百分之五六十人的祖上系南昌移民，至今在全国八大方言区里，桐城话被划归于赣方言区，听听黄梅戏《天仙配》，便会感觉戏中人物的话与南昌话的差异是很小的。籍贯绩溪的胡适先生，在一次与帮他写了《胡适晚年自述》的弟子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两人都说起自己的先人均来自江西......
赣地的先人，筚路蓝缕，风中雨中．真像是一把把革命的种子，不管是抛在了大邑通途，还是扔到了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够扎下根来，而且薪传火播。倘若有机会，我真想到鄂豫交界处的大别山和陕南的商洛山里走走，有史家告诉我，在这两座遍布史诗与传奇的大山中，也遍布着赣人的孑遗。
据说，哪里在种红薯、玉米，哪里的先民便一定有赣人。明代，红薯由南洋传人，玉米由美洲传人．经福建而江西。江西多山区，冷浆田哩难种水稻，却适宜栽种这两种粗放型的作物。于
是，它们的流布方向，便成了考察历史上赣人移民大潮的一大线索。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
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主要移民点中，江西境内就有两个，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它们均是由官方设立的，我猜想，其作用会不会有些像"文革"大串联中的红卫兵接待站?
在前文提到的那套书《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人文中国》不是《丑陋的中国人》，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读本。
打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一说出来以后，要谈的每一个文化问题，都几乎在这"酱缸"里过了一遍。可以理解，该书的作者很想高蹈远举，另辟新途。但遗憾的是，如果回避了古代中国南方、乃至北方的开发进程，各地汉民族先民的奔突迁徙，离散融合，怎么可能讲得清楚南北情貌和地域文明?
记得余秋雨先生说过，上海与中国文化不太和顺。与之相反的是，在我下面的几章里，读者一定能够感悟：江西倒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顺，和谐，彼此间像是瞌困时碰到了枕头，香黯时移来了红袖：..."于是，又一个更具分量的问题发生了--在未对赣文化进行一番勾沉梳理之前，怎么能粗率地号称"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读本"呢?
先生们，在眼下一个浮躁得咸鱼也想翻身的年代里，我曾对你们充满敬意，因为你们选择的是一项最不允许有半点浮躁的工作。可是我现在失望了，在你们的书里，我发现你们，要不尚没有读懂中国，要不，在精神生产的作坊里磨了洋工，还是表现出了某种浮躁。
其四，江西地处江南西部，在漫长的小农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中，作为农业省份的江西，的确是安定而又富庶的。赣江、
抚河、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再有水墨画一样温润展开的赣抚平原，真可谓是鱼米之乡。即便是在湮灭了几千万性命的
二十世纪中期三年大饥馑中，江西也没有发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相反，还一次次地从自己的嘴边调出不少粮食，去解救一些地方的危急--
1960年的四五月间，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杨尚奎到北京开会，星期天会议休息，他却接到通知，说是周总理想找他个别谈谈，请他不要出去。大约十点半钟，总理进了他的房间，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显得心事重重。杨尚奎一下想到，总理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八成要谈的是粮食问题。果不其然，总理告诉他，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国家在粮食问题上局面日趋严峻，眼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后果将不堪设想。接下来，总理的口气很是客气：
"江西已经调出了lO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来与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以解燃眉之急?"
杨尚奎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情况。在中央调出lo亿斤粮食之后，江西再次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居民最多定量为每月24斤，每天合到八两米。但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近没有的时候，一顿吃一斤米下去，也不过像三伏天里囫囵吞了一根冰棒。在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临来开会前，他去ll临Jl
J县一些公社看了看，公共食堂里开出来的"饭"，大抵上都是红薯叶子。不要说群众了，就是干部们见到省委第一书记也喊饿。他当然有愧，可不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日后谁该负主要责任，可现在他
不准干部们喊，更不准干部发牢骚。他们都答应了，表示要嘴一
闭，牙一咬，挺下去。说到这里，杨尚奎的声音哽咽了，眼眶里也是一片潮湿......
总理感叹了："好同志呀，都是好同志。江西的干部群众历来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提出来了，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英气逼人的脸上，一下恢复了往日的亮堂："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又一手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这一年秋天，我刚进初中，吃的就是每月24斤粮食定量。刚好在抽条长骨架的男孩子，自然感觉到饿，每天上午一到第四节课，满教室里此起彼伏、比什么都响的准是辘辘饥肠的奏鸣声，为此学校取消了体育课。晚上九点钟，一个个便瘫去了床上，脑袋里满是各种食品的展销会。我曾幻想过的天下最美味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不过是煮一锅面糊，再往里面放上半瓶猪油，一斤白糖。实在熬不住了，又爬下床，幽灵似地飘去学校围墙后面的农民菜地里，偷摘一颗包菜或是几个萝卜，匆匆洗了，扔去又洗脸又洗脚的一个盆里，下面架砖点火，就这么没有油没有盐地煮了吃......
我曾以为，除了战争外，自己正经历着人类两百年来所有的苦难。没有哪个大人告诉我们，正在江西之外许多地方发生着
的一切，也让无日不压迫、吞噬着我们的饥饿感变成了小儿科。在共和国的形势严峻得有一口饱饭常常就能够救活一条人命的
那个年代，再度调出去的两亿斤粮食，却至少相当于每个赣人嘴边又挤走了两个多月的口粮。人们脚上有了浮肿，脸上漫有菜色，但每当看到来自安徽或是河南的乞丐，在马路上抢了孩子手里正吃着的馒头，屡屡听说哪个县里又涌来广东、福建的饥民......，那时赣人的心态，仍是有些像"二战"时期和平而又富足的瑞士，在打量着一个战火弥漫、支离破碎的欧洲。
终于，赣人们很长时间里那良好的心态支离破碎了!
有几年中，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里，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江西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缓慢的省份之一。祖籍江西永新现在联合国任职的刘大任先生，前几年回故土走了一圈后，感慨与他跑过的中国其他省份比较，江西是胆子最小的地方。山东不等北京批准便解决了与韩国的通航，而江西人真碰着了个什么机会，则恐怕要在中央三令五申以后，才会像刚刚钻出鸡壳的雏鸡一样怯生生地往外张望......于是，便有了点"撑死胆大的，饿坏胆小的"的意思，他不无沉重地写道：江西省面积l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000万，大约分别是台湾的四倍和一倍，可它在年的工农业产值，尚不到150亿美元，不过相当于台湾一个大财团的资产。
对于历史与现实深处的真髓，或者某个玄机，洞察得愈是深入，便愈是需要足够开阔的空间和足够距离的时间。既不是搞历史的，又不能像刘大任先生这样周游列国，落在一般江西人身上的最直接、也最关要害的尴尬，便是所谓"特区的物价，老区的收入"。
在1994年，全国工资水平最高的五个省市，在江西周边就有上海、广东、浙江，江西自己则位于倒数第一，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7％。而江西同一年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却稳居全国
高峰，不但消费价格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一年的多数月份也高于周边发达省市。好似剪刀两个锋利的切面，这无疑造成了江西人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双重失衡：周边省区又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消费水平，上扬了本地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本地大量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出，又持续导引江西的物价水平攀升。珍珠港事件，发生在一个早上起来天空湛蓝海水也湛蓝的星期天。江西人一切经历过或正经历着的尴尬，都登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切都是在没有大波大澜、大惊大恸中发生的：
不知不觉里，市场上本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少，外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着"长虹"彩电，用着"容声"冰箱，衬衫穿着"红豆"，牙刷上涂着"蓝天"，在消费观念上，现代市场与现代广告，正不动声色地将我们变成一群没有地域的人。春去秋来，隔三岔五，同事、朋友、熟人里，不断有去了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听说了，或是送行回来，感觉便如同当年在乡下插队时，想方设法调回城的为正常，能走却要留下来作种的，反倒是脑袋里搭错了哪根弦。只有到了很想出去走走的日子，却猛地发现自己的社交圈缺去了一大角时，才会有些茕茕孑立的苍凉......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当我们和外地的朋友在一块聊天，
最想知道而又最不想知道的是对方的收入水平，那强烈的反差，几近能使上了些年纪的人一下高血压或是心肌梗塞，纷纷送进医院抢救。但渐渐地，人们修炼好了那一颗颗皮实的心，听也就听了，没有愤懑，甚至都懒得发牢骚，如同当年的红军战士早已
经习惯了红米饭、南瓜汤。
已经在外地工作的赣人，那心则多呈麻花状，被强烈的自尊与强烈的自卑所扭曲。周围每有人以轻慢不屑的口气谈起故土，他们的每根神经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从中古时期的辉煌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的巨大牺牲；从庐山、井冈山、龙虎山的绮丽风光，到自1977年恢复高考连续几年里江西录取的分数线位居全国前三名，即使是近几年，每年的录取线也要高出北京、上海等地方一百多分。迄今中国科大少年班中，江西已输送了四十多名学生，仅汤显祖的家乡--临川厂所中学，一年里就送了五个......为了让对方明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版权真正是属于赣地，他们说得手舞足蹈，天庭放光，乃至牙床出血。但如果对方在待之以恭后，又问起江西如此高的分数线，为何却没有一所重点大学，或者如许出去的学子现今的下落--一句话，一涉及到现实的江西众多的困窘时，脸上刚刚还炯炯如炬的目光便暗淡下来，他们也不得不哑口无言......
江西的官员，还有学者、专家，去首都或是外地开牛毛一般多的各种会议，越来越习惯于坐在后面，极少发言，像树林里油亮的木耳盛满了春雨的沙沙声，伸长耳朵静静地听着别人的慷慨激昂，纵横捭阖。久而久之，别人对江西便有了"不吵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的印象。渐渐地，我们也习惯了从不叫唤。在当今无论大狗、小狗、饿狗、饱狗都在叫唤的日子里，江西常常沉默着，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大度、可以称之为自卑、也可以称之为矜持，其味道复杂得似罗宋汤一样的沉默......
一切又像是一次猛烈的突袭，一场猝然而至的政变!
曾几何时，江西在漫山遍野的红杜鹃里绽开着笑靥，在嘹亮、圆润的兴国山歌中升腾着目光，在"八一"军旗的金色流苏里抖擞着风韵。"文革"时，江西是中国政治地图和情感地图上的
一个举世瞩目的热点，写作于十年之前的拙著《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中国作家》，1987年第一期)，便极力想记录下l966、1967年冬春之间，连美国侦察卫星也注意到了的中国大地上，踏着半是冰雪半是雨水的泥泞，一场百万红卫兵向着井冈山的大气磅礴而又不无悲壮地进军......不过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突然间，自豪被沮丧所代替，爽朗被压抑所代替，希望被失望所代替。
你只要去广东走一趟，便能够体会这"突然"，像一堵高墙一样訇然倒在你心上的分量。几年前便是这样，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凡是镇以上的医院，都有江西去的医生。凡是县以上的中学，都有江西去的老师。即便是华南师大、佛山大学等高校，在一些基础系里，其骨干教师或基本力量，也不少来自江西。并不属于全国分配的江西医学院，其弟子在粤成立了一个校友会，会员已经达到了弧千多人。据说该院每届毕业生大约只有五六百人，这等于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里该院的毕业生，大抵都去了广东......
这仅是江西的一所大学，还有其他的十多所大学。
这仅到的是广东一地，还有江西周边其他的经济发达省市。但不能称之为"人才掠夺"。"南霸天"并没有竭泽而渔，相反，倒是"吴琼花"们摩肩接踵、争先恐后而来。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残酷的人才落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在拙著《移民美国》(《钟山》，1997年第一、二期)里提到，我在美国转了一圈下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以留学的名义去美国的中国人中，至今大约只有百分之一到三的人回国了或是打算回国......
不回来并不意味不爱国。我体会多数如絮如萍的游子，在
看到涌起无边雪浪、绿绸似的太平洋时，便会想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登高望远一览叠翠铺金却罕见人迹的乡野时，就会哼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任凭温热的泪水滑下脸颊，一滴一滴地落在异国的土地上。很多时候，去国倒是对爱国情怀的最佳操练。但离开江西的人们有所不同，他们极少留恋江西，倘若老家没有人了，大抵不会想到要回来看看。我感觉，不会是所有的人，但确有相当多的人，在对待千里外那块故土的文化认同上，一批批地变成了"甫志高"。
大量的人才毫不犹豫地离去，更多的人因为年龄、家日或是惰性不走了，心却未能随之留下来。人们仍在各个单位里工作、劳动，编制着、或是完成着有关江西省国民经济的形形色色的数字，在这之中，总有好些数字不带着心血的温度，漫不经心得似草丛里猛地蹦起来的蚱蜢。那份多出来的心血，很可能便集中在一只老母鸡的暖腹下，就是晚上也在孵化自己的仕途或是财路。而一些文化人自视清高，或者没有蛋好孵，咽下去一肚子的酸水，不得不自视清高，不翻江西的报纸，不看江西的电视，凡是本省的信息，哪怕刺激得像一根针，在其身上也戳不出一滴血来，颇有些"哀莫大于心死"的意思......
一边是冷冷地麻木，一边又是幕燕釜鱼般的焦灼。
外地有了些什么新鲜玩意，江西，起码是南昌很快就会有。先是进酒楼，彼此间互傍的大款与官员们，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肚皮下凸起女人怀胎六月似的脂肪；而后再进桑那房，他们忙不迭地加炭加水，引来浓浓包裹着的蒸气，以挤去那些黄澄澄的脂肪。现在当然丰富多了，从KTV到保龄球、泰式按摩，从乡村俱乐部到钓鱼馆、洗脚屋......恨不能够将现世所有的歌舞升平、灯红酒绿，都快速地"克隆"过来，即使难翻腾起墨绿色的大海，那也不妨先搅动...片t毛喘咻咻的泡沫。我感觉，在这有时颇
为惊人的麻木与常常令人晕眩的焦灼之间，其实深藏着的，是一片全方位的文化-fi,理迷茫。
据说现在的南昌市内，几十层的高层建筑，已经有了两百多幢，它们真是些花里胡哨的家伙，争先恐后往身上贴着马赛克、铝合金、真真假假的幕墙玻璃，远远看去像一件硕大无朋的百衲衣。尚不能要求它们为城市展示一种呵然一气、又各具特色的美学风格，但却应该给南昌至少得给市中心的广场一条明快的建筑天际线。可在广场那被切割得一块碎玻璃般的天空上，还找不到一条建筑天际线；在这一片全方位的文化心理迷茫中，人们也看不见：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惜些什么，可以扬弃些什么，面对因为兔起鹘落而更需要披坚执锐的下一个世纪，江西的位置究竟会在哪里?
对江西的历史稍稍有些了解的人，多半都会感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举国正是一个不见硝烟、胜似硝烟的态势，粤港文化、江浙文化、齐鲁文化、湘楚文化、中州文化......都在各自的经济方面军中击鼓鸣金，咄咄逼人。像一块鱼骨一样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可又吐不出来的是赣文化。
1994年春，决意将其喊出来，并如炸药包一样扔向人们迷茫的文化心理上的，是一批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其后的大半年中，文化人呼唤着赣文化，成了省会里官方与市民社会都能认可的一道颇为热闹的风景。
为走出经济上的困窘忙得焦头烂额的官方，大概一直无暇制定文化发展的总体方略，而面对民间的文化讨论，他们也无法
引纳，除在形式上的支持外缺乏实质性的参与；市民社会能够含羞草似的感知股市、邮市与菜市场的阴晴涨跌，却很难感觉一个硕大、无形的蛋，蛋黄是经济，文化则是悬住它的蛋清；在他们眼里，能够热烈地投身于这一场呼唤的，都是些用不着考虑企业效益、这个月能不能发得出工资的人。对此，他们在抱着几分兴趣的同时，也就抱有了几分隔膜......
在这道风景里，我听到了不少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比如，恰当、准确的文化描述，有可能直接创造人文景观，如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并促进当地文化特征的形成；不恰当、不准确的文化描述，却会产生负效应。建国以来江西人对自己的文化描述就有一个定位的偏颇问题，很多的宣传部门喜欢说"老区"，习惯说"老区"，"老区"似乎成了四十多年一成不变的品牌标志。汪西文化描述的单一属性，必然导致赣地文化心态的狭隘封闭，对包涵有青铜文化、书院文化、理学文化、佛道文化等等在内的博大赣文化传统的切割；而且"老区意识"的长期弥散，于有意无意之阐包含了对自身贫困的宽容，抑使他人扶危济困时的心安理得，在永不愿意落下的一面"老区"的光荣旗帜下，很可能在实行的是对革命精神的静悄悄的消解......
而且，由别人嘴里喊出来的"老区"，也不一定真意味着尊重。我在电视里见过这样一幕，南昌电视台的一名记者采访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啦啦队，一位颇受观众喜爱的小品女演员，俨然是曾在全世界乱飞着的基辛格博士，表示自己倘若时间安排得过来的话，一定会去参加一个多月后在南昌的一场球赛。坐在旁边的一个眯缝着一对小眼睛的男演员跟着马上说了：我也去。去就去吧。所谓的明星们去给上场的明星们吆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表演，是矫情；与一般的球迷去给自己崇拜的球队做啦啦队的那份真诚与痴醉，不可同日而语。年轻的记者却显然想从中挖掘出
一些丰厚的意思来，赶紧将话筒伸过去：
"你为什么要来南昌呢?"
"当然要来南昌。我是共产党员，江西是老区，怎么能不来?党和革命的事业在江西有大的发展，希望我来后，也会使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有大的发展......"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如同这类自以为在巧妙放饵的记者很少下岗，这类总嘻笑着的北京侃爷式的面孔'，这些年也没少在屏幕上晃着。
还有"老表"这一称呼。
有一说是，在宋代对道士的称呼叫老表。因赣民间迷信色彩颇浓，以迷信为职业的人不少，故索性以老表为赣人的统称。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这一称呼首创于湖南人的口中，因为历史渊源，赣人旅湘极为频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江西人......自然，两省百姓间互通婚姻的很是普遍，彼此间有着姑表、姨表等关系的人比比皆是。天长日久下来，湖南人见了江西人，便一概称之为"老表"。许是从曾国藩办起了湘军，并威风凛凛几近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这有几分亲密感的俚称也随之推广开来，最后成了国人给江西人注册的专用名词了。
当今，这个称呼咂在嘴里品味品味，好像已经有了另外的意思。有学者如是说：江西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用"老表"这个带有"乡下人"色彩的词称呼自己，似乎有点有意突出自己落后一面的意味。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不管
我们怎样努力按原义为它定义，它目前在大众交往中已成为一个
微含讥诮的称谓。赣地当前最需要的是振兴工商经济，不摘掉这顶将赣人与农业社会扣在一起的帽子，赣人在心理上就翻不了身......
也许，这一说法有些危言耸听。"老表"只是一个人云亦云的称呼，许多人跟着喊了却并不知道它的来历。与昔日挥舞着的"反革命"、"右派"一类结结实实的帽子相比，它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赣地的文化人，在有关江西文化形象的评价上，其心理状态是异常敏感的，而且在敏感里还透着几分脆弱。没有比一种文化的衰微、乃至陨落，更让受其滋养、熏陶的文化人焦虑不安、危如累卵的了，于是在一篇文章里，我看到了一段不应该只是属于作者一个人的文字--
该是我们立志的时候了!我们要到赣江去，
对我们赣人的母亲河--滔滔赣江水，我们起誓：
不崛起，勿宁死!
在这道有些似小孩撒尿一样稀稀沥沥，总算是有长长短短的声音无奈坚持下来的风景里，我亦有些遗憾。
除了未能够将知识精英于四面楚歌中的悲壮一呼，转换成一场真正震撼广袤赣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外，就文化人自身的理性阵营而言，还缺乏强有力的"打击力度"。讨论中，大概是出于善良的打气，还隐约有这样的逻辑：因为有着昨日的辉煌，江西便一定能够获取明日的辉煌。或者对于江西前景的改变，过度23
地注重器物层面的条件。当时，一次性复线的京九铁路正在江西南北全境内铺着，其长度占到总长的三分之一。真可谓庐山转身，梅关回眸，十有八九的江西人，都预期着就要穿越自己家园的钢
铁大动脉上，将会隆隆地驶来一个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在这之前我就想，大京九列车不会只卖单程票，仅售出去的，不售进来的。倘若走不出去，面临的就会是更加汹涌的铁桶般的围城；倘若我们新生的还不能壮大，该消亡的还不见消亡，赣经济的空壳化及赣文化的老年痴呆症，将是难以避免的。那时，自然江西还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上，可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它已经杏如黄鹤。自然还会有赣人在于着各行各业，他们在生命质量上，却不比在铁路沿线上刨几根干蔗、煮一锅茶叶蛋上车去卖的孩童老妪高出多少......
以下的这段文字，作为诗歌来欣赏，其想象力是颇有气势的--
宋代的赣文化与发生在江西境内的现代中国革命是赣文化的两个辉煌，这一古一今刚好形成了一个哑铃状的文化现象。豫章古城的滕王阁与英雄城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塔，又是赣文化另一个辉煌的哑铃。这两个哑铃，分别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它由"赣巨人"高举着，面对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做着扩胸运动。
关于前一个"哑铃"，宋代的赣文化将放在后文中细说。这里可以先说的是，现代中国革命在给了赣地以巨大光荣之外，是否也给赣水抹上了一层残照般的凄怆?
1927年，松涛莽莽的井冈山。
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根红布条，
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
子便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吉安师范读了两年，实际上初中都未念完，在这些肤色黧黑、手大脚大的劳动者中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结果选了在印刷厂做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那边活动，特委这边的工作还是陈正人干得多，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700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全军为之覆没解体。大批地方干部亦惨遭杀害，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l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有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籍贯万安的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
究》，1984年第一期)
一股滥杀无辜的整肃狂潮，使整个江西苏区陷入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的陈毅，一次被召去总前敌委员会开会。因他反对搞刑讯逼供，反对凭口供和钢笔、眼镜抓人，也被怀疑为"AB团"。临行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萧菊英交代：如果下午六点我还未回来，你就快走，去老家信丰藏起来。也许是慑于陈毅的声威，此次开会他赴的并不是"鸿门宴"，他早早踏上归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与警卫员绕道步行，直到晚上八时才匆匆赶回兴国驻地。而在这之前不久，以为丈夫已被扣押的萧菊英，竞跳井自杀了!陈毅悲愤异常，唤人将妻子的遗体打捞上来，就这么湿淋淋的抱在怀里，当众失声痛哭......
关于后一对"哑铃"：滕王阁因王勃一手锦绣文章而誉满天下，王勃则是去遥远的南方交趾探望被贬在那里做小官的父亲而路经南昌。这更多的是属于文学史上的一件逸事，给了南昌一些偶然而杜绝了另一些偶然，比如王勃若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或者船过彭泽马当，遇强风受阻，他在此多耽搁了几日，再来南昌时，那滕王阁上的胜友如云、笙歌弦舞已成了明日黄花......
"八一起义"，在大雾弥天的长夜里，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的第一枪，这当然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必须用大幅金字镌刻的日子，但真正在南昌却不过热闹了几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其主要人物，大抵都是中国最早投奔了马克思主义的外省青年。这事件，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整个城市的第三阶层都起来进攻巴士底狱，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前后两个"哑铃"，在未能以现代眼光去勾沉梳理之前，就以为它们一边托起了赣文化的发轫与发育，另一边托起了赣文
化的凝聚与传递。然而，高举着它们，"赣巨人"是否真能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雄壮的"扩胸运动"呢?
一个超常稳定、十几年前还超常良好的传统心理框架，在拒绝外力的打击上，似乎比抵挡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的水泥板还要坚硬。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在天朝大国这远看还金碧辉煌的大殿里，种种的尴尬，便犹如一层层的糊墙纸一样在不断撕下来。但似乎这大殿后面紧靠着鲁迅笔下的未庄，面对着火轮舟车、洋枪洋炮，西方世界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与影响，阿Q们的姿态当然是：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
仅仅是不久前，京城上演的一出话剧里，有人对13本人说："当初秦始皇为了找长生不老药，派了五百童男童女满世界找，结果找到了你们那里扎下了根，这不，以后就有了你们日本人!"又一出话剧里，有人在提到美国的历史时说："才两百多年，还没我们养鸟的历史长呢......"这两段台词都博得了满堂的亮彩，比十全大补膏还要补的笑声!无须列举了，在有着丰富历史土壤回应的一百多年前，阿Q们的说辞更会美轮美奂，他们是化解中国一切尴尬的心理大师。
只有在这一天之后--
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去了停在南京江面的一艘英舰上，在全部是由英国人拟定的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关防并亲笔画押。仅仅在几天之前，道光皇帝在收到了耆英关于英国人漫天要价的奏折时，还朱批日："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
《南京条约》签订了，十朝古都保全了，英军撤退了，一场前后打了两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了。一名英军军官在自己13记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被一个女子(指英国女王)给征服了!从此，中国人才有了灵魂撕裂的大不安，才有了深入骨髓的切肤之痛。
死于《南京条约》签订前一年的浙江人龚白珍，描写当时自己的心情是，"履霜之屏，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予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他已经预见到神州大地山雨欲来："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尊隐》)
还可以提起的是一个江西人，名叫陈炽。
在今天倘若提到江西瑞金，大概所有的人都会想起它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可能极少有人，也包括江西人乃至瑞金本地人知道，就是在这片后来被称之为"红都"的偏远小县，却诞生了近代江西打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便是陈炽，字次亮，又称瑶林馆主，曾任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甚久。他遍历沿海大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当世之务，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陈炽在1893年写成了"乃探综合古今中外全局"的《庸书》(内外)百篇。在这部煌煌大著的自序里，他回忆起早年在家乡老人那里听说了英法联军攻掠北京时的沉痛心情："炽束发授书
留心当世之务，自髫龀至于弱冠，闻长老述庚申之变，亦常流涕太息，深恶而痛绝之。"
正是志士仁人们灵魂撕裂的大不安，才一并撕开一个外面富泰、光滑而里面却有着百年霉烂、晦暗的巨大的蚕蛹，从而导致了必须富强唯有富强的观念，闪电一般战栗于中国的夜空；正是中国人普遍地有了深入骨髓的切肤之痛，一个慵倦惯了的身影才站起来，又脚步沉沉地走出未庄，走到一张民族命运的桌子前，扔出了第一张牌--戊戌变法，这张牌开始了将一个旧时代陷于稀里哗啦的多米诺骨牌的进程。
虽然对现在的江西来说，不存在着民族危亡问题，却存在着文化危亡问题。可在牢骚、沮丧或是麻木、迷茫之外，什么时候，赣人有过如此的灵魂大不安和切肤之痛呢?
打击它，进一步打击那个传统心理框架。
可这并不是一场可以隔山观望、无关自己痛痒的炮火，对赣地的文化人而言，这也是一场向着自己倾泄的猛烈炮火......还记得在拍于"文革"前的故事片《英雄儿女》中，那遮天蔽日的硝烟里，志愿军战士王成对着报话机呼唤"向我开炮!"的镜头。
二、锦缎包裹着的软垫
似乎能够这样说。当神州大地的政治、文化中心均在中原的皇天后土时，江西成了一块锦缎包裹着的软垫．经济上已经得到深度开发、远比北方繁荣的南方，伏在这块软垫上端恭地叩拜着中原的皇权。
后人只有去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里，才能触摸到宋时月儿弯弯照豫章城头的赣地，还有明代马蹄声声踏破梅关晨雾的江西。
在这两个朝代的诗文中，江西常常是一派悠然的田园风光，让一位位高山流水的行吟诗人，卸下了满肩的风尘--
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紫黄鹂鸣......
泥行扶犁咤新犊，野t盍烧笋炊香粳......(陆游：《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
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
暑风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明青黄......(范成大：《清江道中橘园甚伙》)
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柔陌上来......(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桤霏霏雪不如......(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苏轼：《赠王子直秀才》)
稻谷，桑麻，茶叶，柑橘......还有山岚与天籁随四季更迭的丰富色彩，将一个江西滋养得精血饱满。北宋每年由东南六路漕运大米六百万石给京都，其中江南西路居第三位。到了南宋，"惟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考虑到两宋时期，饶州、信州、南康军还属于江南东路，加上这几个州的税粮，江西应该与两浙路不相上下。宋徽宗崇宁元年，是1102年，这一年里作过一次统计，全国户口总数为2026万，其中江西则是201万，约占十分之一，为全国之首。到了明代，江西人口开始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交纳给中央的税粮超过了浙江。在云锦一样拂荡的窑火前，在打造舟船的工棚里。江西也是一个汗光闪闪、胸背上的肌肉一块块紫铜般饱绽的汉子--宋景德元年，即1004年的一天，真宗的视线跨越千山万水，落
在了一个属饶州浮梁县名叫昌南的小地方，他钦命此地建镇，名
为景德镇。从此，西方人关于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的遐想，就孕育在这里一片片"色白花青，光致茂美"有"饶玉"之称的瓷器上，在彼岸，他们握着鹅毛笔写下的关于此岸的第一个词，是"CHINA"，即是"昌南"的音译，后来以此作了中国的称呼。到了明代，"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日四时雷电镇"(明·王世懋：《二酉委谭》)。这时期的景德镇瓷器，便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电器，不但在中国境内，上至皇宫贵族，下到市井之民，而且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流光溢彩地登堂人室......
江西的精血饱满，还在于北宋，她处于中国南北向的一条大动脉--连接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中段，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她又处于沟通东西的一条静脉的要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版图上，这是一个罕见的黄金交叉点。前一条动脉上，广东南雄至江西的大余，为90公里旷谷间的坦荡陆路，尔后接章水，经赣江，出鄱阳湖，沿长江而上运河，便能一路北上。水路，自然成了赵宋王朝的生命线，虽然还谈不上是一个海洋民族，但那时人征服水的贲张力量，足以让人感到在日后真正面对海洋文明的挑战时，江西的勇气大大地式微了。在洪州(今南昌)、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江州(今九江)，官营作坊制造供政府所需要的战船、使船、漕船，民营作坊制造商船、游船等。供内河航行的船只里，有的高达十余丈，深三丈，有的载米重一万二千石。而远涉重洋的海船，到了南宋其规模是北宋的几倍。宋仁宗时，仅虔州、吉州两地的造船量，便占到了全国总量的38．8％。
在清代中期以前，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触摸推进到最为广远的，不是沿海地方的什么人，竟是来自内陆腹地、说着一口南昌话的航海家汪大渊。元代至正初年，他两次乘这样的远洋大船，
到了台湾地区、东南亚和非洲，回国后，他撰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岛夷志略》，至今该书还是人们研究十四世纪中外交通史的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宋明两朝间，江西不但对于文人，满目的田园风光可以卸去旅途的风尘，频繁地来往和涌流的信息，能够激励或是慰藉他们那颗总是显得多愁善感的心；赣地对于商贾来说，在流水般哗哗淌着的金子银子眩目的光圈下，也是他们能够举行一场生命欢宴的所在--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的一天，已在广东的肇庆和韶州住了12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两名随从，由大庾岭进入了江西境内。他看到，从此到大余不足百公里的道路，用砖石修砌得颇为壮观，下雨时并不粘泥湿脚。"大道两侧建有不少别墅、民房和旅馆"，"路上行人不少，约有两千以上"，"有的肩负着行李货物，有的用牲口驮着"，还有"大型车马，可载人，也可载货物"。在小镇南安登上了顺赣江而下的小舟，他惊讶于"河桥为活动的，可以开关。当有船要通过，便把桥打开，完货物税后，便可继续前行"。一路上，"江中民船无数，好像有什么商展会似的，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利玛窦书信集》)
吴城镇，也是一个可以描述的地方。它位于赣江、修水交汇鄱阳湖之处，下可由赣江及其支脉，通达全省80％的地区，上可假鄱阳湖而人长江，抵达皖、苏、浙、鄂、湘诸省。这里。大舟如山，万商辐辏，可谓"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赣地的漕粮、瓷器、纸张、茶叶、木材、麻纺布，以及铜、铅、锡、铁等矿产和一包包的铜钱，皆由此外运，宋代的江西已是全国铜矿开采、铜钱铸造的最大基地。由粤闽，或由东南亚经广州而来的食盐、蔗糖、海产、百货、犀象、香药......则在这里中转疏散去省内各地。历宋而明，其全盛期在清代的康乾年间，全镇有人口七万余，码头八座，每天停泊的船只多达千艘，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誉，与当时天下人几乎无人不知的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一起，被并列为"江西四大名镇"。
似乎真应了阿Q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
这里存在着一个误读的可能。在宋明两朝，江西经济的长足发展，无疑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但这并不意味赣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生活依然困苦。一边是经济繁荣，一边是人口过剩，以宋神宗元丰三年，即1080年为例，这一年官方统计到江西在册的总户口为l36万户，其中客户(外来户)就占到了36．2％，而临近的两浙，客户的比重不过21％。人口过剩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无地的农民竞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为解决土地有限而人口过剩，一个通常的办法，是进山区开垦可耕地。不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够向地老天荒要出些地来，也是非常有限的，就是真花明柳暗，蛙鸣稻香，有了点气候，统治者们总要想办法将他们再逼出来，唯恐后者"啸聚山林"。在赣地沿用至今的一些山区县名上：奉新、靖安、武宁、定南、安远......我们不难看出在～次次武力扫荡之后，统治者们永远怀揣的一颗满是祈愿的赢弱之心。再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便是所谓溺男、溺女、洗儿、淹儿了，这一残酷杀害婴儿的习俗，自宋迄明，一直在赣地农村地区很为普遍。
更让百姓遭罪的，还有官府的繁役重赋，藩王世家、乡绅豪
族的蚕食鲸吞。前者，如南宋偏安，对金战争军费浩繁，眼皮底下的江西被当成了一头可以祭大纛的肥羊，"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后者．如明朝封在江西的藩王有宁王、淮王、益王，三府中宁王府为害最烈，益王府为害最久，淮王府中，流氓恶棍尤多。三府男女成员，繁衍至世宗嘉靖()后期，每年所需禄粮折银11万余两，均由江西十三府人民负担，此外，还得摊派"冠服、婚丧、屋料屑琐，不啻米盐，而往往乞请不已也"......(许怀林：《江西史稿》)
赣人期待脱贫的手段，大抵有三--一是"下海"从商。
有论者注意到，江西商帮，即官私撰述里所称的"江右帮"，其成员的构成，与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宁波商等著名的商帮都不一样。人口过剩的结果，便是流民的运动。明太祖洪武年间，已见端倪，到了明神宗万历六年，江西便锐减了22万户、224万人口。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相当一部分又掘出了一口口新井，仍以稼穑为业，在乡音渐渐消弥之处，来自田野的风，漫过那些世世代代都布满沟壑的黧黑的脸膛，吟唱着"乡间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井田文化的欢乐颂......
也有许多人在流徙过程中，开始做起了买卖。他们没有让岁月湮没家乡的那Vl井，他们却背离了祖业。明清的江右帮里，有70％左右的商人原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据近年来研究江右帮的资料，几乎大多数江西县上都何一批在外经商的人，最为突出的是{i城，"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勾多"。其次是抚州人与南昌县人，"远出经商亦习以为常"，有"行旅达西裔"者，有"弃妻子老死不归者"?在读书人和官宦砖5得多如牛毛的吉州，外流气气谋生居然也蔚然成风，明代的名儒显宦、
吉水人罗洪先曾说"吉郡地虽广，然生齿甚繁，不足以食，其人往往业四方，岁久不归"，尤以吉安县人"商贾负贩遍天下"......。
二是"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
所谓"智巧"、"技艺"，指的是堪舆、星相、医卜或做小木一类的手艺，其中在国内最富有影响的是堪舆之术，即俗称的风水先生。也许因为江西地处"吴头楚尾"，楚、越文化共有之淫祀巫风，必然会在赣文化中有所回应，而张天师又在赣东北龙虎山开出了道家新的符篆派，即以画符念咒、驱鬼辟邪为主的天师道；也许因为江西民俗"好讼"由来久远，早在北宋时，在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袁州(今宜春)等地方，走在街上、乡间，多见村夫野老、走卒贩丁者流，将一支笔插在耳背或是脑后发髻上，他们倒不是要张扬自己的肚皮里有多少"之乎者也"，因为士大夫们用不着随身带笔，真要用了自有仆役一边侍候。他们带笔，为的是方便诉讼，出门若碰到件什么纠葛麻烦，立马就能拔笔写成状子，递交官府。被士大夫们睥之为"珥笔"、"簪笔"的斗筲之民，竞让官府老爷们大大头痛了，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做过袁州知州的杨侃如此叹道：
自皇宋削吏权而责治术，天下之郡，吉称难治，而袁实次之。何者?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故其巧伪弥甚，锥刀必争，引条指例而自陈，讦私发隐以相报，至有讼一起而百夫系狱，辞两疑而连岁不决......(光绪《江西通志》卷六十七)
既有源远流长、揉杂众方的信仰，又在一场场"巧伪弥甚"、"锥刀必争"的诉讼中获得了实战锻炼，一些赣人的那张被南昌话称之为"卖狗皮膏药"的嘴，便稳稳地成了江湖上的
主流嘴。翻翻"三言两拍"、《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里面写到的道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大抵上都是江西人。在今人创作的长篇小说《曾国藩》中，也有一位姓陈的道士，虽神龙见首难见尾，有可能忽略过去，但只要仔细看，便会发现此人两次应邀进了曾国藩的官邸，因遥测星相预言战事颇获后者的青睐。作者在五湖四海中，独独将陈氏的籍贯定在了江西，大概也有着一定的史料依据。
江西的风水先生在一些地方可能是"集团作战"!势力大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几年前有报道说，在湖南岳阳发现了一个张姓村庄，系由早年江西的风水先生移居此地而成，村里的整个建筑，排列得像一个让外人进去了却出不来的八卦阵。明清时期历朝皇帝都信奉风水，尤其看重墓地堪舆，草泽民间见缝下蛆的江西风水先生，往往一下就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宝，他沿罗盘看下去的视线，片刻间便划定了一个王朝的气数命脉......著名的明十三陵，堪称是堪舆术的经典作品。打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就派员四处寻找自己和未来皇帝们永远的"天堂"。先看中的地方是口外的屠家营，可进了屠家出不来的就是猪了，偏偏"猪"、"朱"同音，咱大明皇上姓的就是朱，是为凶兆。接着昌平县西南山脚下的一片平畴，被视为吉壤报了上来，可日后再审，好似香喷喷的几颗花生米吃进嘴里，又咬到了一颗臭仁，附近发现了个叫"狼儿峪"的村子，"猪"旁有"狼"，岂不朝不保夕?再逡巡良久，位于西郊的燕家台扑进眼中，前头两回失算，惹怒龙颜，不敢造次，反复秤量，终察觉"燕家"两字与皇帝驾崩称"晏驾"同音，如是用了岂不有诅咒圣上之嫌......最后，礼部尚书赵羽工保举了一个风水先生来，后者看中的地方在昌平县北面的黄土山，这里山环水抱，东、西、北三面为苍郁巍然之峰，南面是一条河流，河南小山两座，恰似"青龙"、"白虎"守陵，
整个地貌既气势非凡，又蓄势藏风，堪庇荫王朝万代基业。那天朱棣的脸，一定笑得像淡淡的秋风中披离的金菊，只嫌"黄土山"一名太俗，改名为天寿山，于是打朱棣起，在这里排着队葬下了十三个皇帝，明代有了近三百年的寿命。而奉献出了这个依然在山水间静静地与二十世纪苍茫暮色共存的经典作品的人，叫廖均卿，正是江西人。
三是考科举走仕途之路。
开端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堪称是封建国家机器内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虽然皇上还是天命神授，世代相袭，却冲破了少数豪族等门阀势力长期把持各级政权的僵死局面，造成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相对流动。于是，也成为最佳的一种脱贫手段，既避免了种田吃苦，经商难堪或是囊空如洗，一旦金榜题名了又能行上大远，光宗耀祖。当然，这也是最难走的一条道路，可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好像从古到今，都波澜壮阔执著不拔地走着世世代代的赣人，自然今天不叫科举，叫高考。
那份执著由此可见一斑：在被称之为"千古一村"的乐安县流坑，据村中大族董姓(据称为董仲舒之后裔)族谱记载，从明洪武至万历的两百余年间，该族获秀才以上功名的为四十八人，但其中仅一名进士，而宋元两代，流坑共有三十二名进士，到了清代则几近削了光头。多亏了一个叫董光乾的老人，以老眼昏花、齿落牙摇之躯，日日拼搏于青灯黄卷之中，年年辗转于雨泼雪浇的赴京之途，终于在他九十九岁上，同治皇上为其年迈志坚所感，特恩赐他进士出身，并授四品翰林院编修，时号"赏老翰林"。董光乾却还没有创下清代恩赐科名年长者的最高纪录，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百岁老人李炜进京会试，"著赏给国子监司业衔。时天下年老应试，序齿无出李炜上者"。(光绪《江西通志》卷三十六，《选举表·恩赐》)
老翁如此，孩子亦然。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四月，江西饶州(今鄱阳)年仅十一岁的朱天锡赴京应童子科。考试那天，从七种经典里各选出五篇要他背诵，他面无惧色，口若悬河，竟无一字错漏。几天后，神宗亲自接见了他，赐进士出身外，又获赏钱五万。同年十月，他的堂兄、只比他大一岁的朱天申到京应试，又震动了考场和礼部，朱天申能背出在十种经典里各抽出的十篇。神宗叫来宫中，亲试这孩子的本事后，更是一番厚赏......朱家一下福从天降，蓬荜生辉，引来饶州人人翘首，万户效仿。孩子还只有五六岁，不过刚认识几个字，大人们便要他们去背"五经"。孩子坐不住，童心总被这枯经外的鲜活世界吸引，好些乡里用了同一个法子来对付孩子，好像抗战时整个华北平原都用地道战、地雷战来对付日寇：大人将孩子放进一个箩筐里，再将箩筐吊在大树上。能够背熟一篇，便放下来吃饭喝水，背不出，就由其像蝉一样去餐风饮露。据叶梦得《避暑录话》里说，在饶州，这样被调教出来日后做了"神童"的也有，但更多的孩子被逼成了木头人，甚至活活给逼死。
其壮阔波澜，以蠡测海，那蠡可见于利玛窦日写的一封长信。此信里，在介绍到中国科举制度时，他描述了当时正在南昌举行的乡试的场面："人山人海，考生都带着佣人和书童，应考的秀才多达二万......街道为之充塞，连走路也不可能。"利玛窦以为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平竞争"：考场"四角有陈望塔，监视一切动静"，考生交卷后，"使誊录把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其上不存考生姓名，由此"所有房官或大主考想偏袒某生也不可能"等等。(《利玛窦书信集》)
这些年的高考，刺激得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强化班，蚁群一样糜集在各地中学的寒暑假里，它们的头上是一片漫天大雪般飞舞的人民币；宋明两代如此壮观的科举队伍，在江西也招惹出一派林林总总的官学私学，它们是否也是奔白花花的银子
而来?好像不是，起码对于官学来说不是。
北宋中期，在江西州县开始有了官办的学校，很快这类学校发展到了八十多所。一般情况是，学校置有学田，岁收租谷以为办学之资，以及生员日后赴省赴京应试的旅差费用。安仁县，就是1958年毛泽东在听说此地消灭了血吸虫，而"夜不能寐，浮想联翩，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的那个余江县，即使是在今天，该县在江西也算是个小县，可那时的县学之经济实力，便有"土田五千三百余亩，为钱一百六十四万有奇，岁收约官斛四百石"，大概会让今天余江县的老师和毕业生们心向往之的。它还能做到"安仁至京师数千里，自是赴功名之会，俱无裹粮之忧"(光绪《江西通志》卷七十一)。看样子，通过"学田"，官办学校里的学生享受到了人民助学金制度。而官府，似乎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今人们的觉悟--"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
为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还是始建于江西也在江西发达的中国书院教育。
书院一般为私立，或是由乡绅大族创办，以供本族子弟读书为主，也吸收外族学子。在乐安流坑，据《董氏族谱》记载，明万历时有书院学馆26所，清道光时有28所，桂林、心斋、樽斋、环山、雪峰、蓉山、子男......面积不过3．6平方公里的一个村庄，竟书院荦荦，书香盈屋，书声朗朗，其情状为"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书院或系名官显学之士创立，如朱熹在南康军知军任上，于一片榛莽中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一度闲居老家金溪的陆九渊，在林茂泉清的象山设"象山精舍"，他病卒后，经其再传弟子奏请，宋理宗赐额为"象山书院"。朱陆两人皆为各走一峰的理学
巨擘，两院自当名声大噪：前者由朱熹亲自制定的院规，及其教学模式，被天下诸多书院奉为圭臬。后者，生活学习条件异常艰苦，没有课堂宿舍，陆本人仅居一方丈大小的草堂，弟子们则以此为中心依山势高低各自结庐，自带书外还得自带粮来。但陆九渊在此讲学的五年里，经他解惑授业的弟子达到了数千人......
此外，颇有些名气的还有濂溪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道源书院、怀玉书院，以及建在南昌的东湖书院等。根据1987年江西省文化厅和原江西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联合调查，自唐至清，江西有书院1071所，数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宋代书院之林立、学规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更显示了江西的确是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硕大母腹。
在宋明两代，虽说赣地还称不上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可不管怎么说，却是赣人脸上溢满了风光的年代。
套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是"经济特区"，却已是"文化特区"--
在封建社会里，看一方地域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其科举取录、为官入仕的统计。唐代，江西共考中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前十位。到了宋代，共考中进士5442人，状元l22人，至南宋时已飞递为全国第二位。同时，根据专家从"二十四史"中的人物籍贯统计得出，《宋史·列传》里列入赣人219人，占全国第一位；明代稍逊，却也占第三位，赣人姓名在《明史·列传》里随处可见。这些金榜题名者，有许多披红挂紫，成了朝中重臣。在吉州的吉水，有"一门三进士，三里五状元，十里九布政，隔河两宰相"的阵势。在乐安的流坑村，两宋期间，伯叔子侄，昆仲邻里，援朋引类，呼之欲出，上至宰相、尚书，下到主簿、教谕，竟达一百多人。而明代，则有"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的说法了。自己就当了相当宰相(
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在东京的官邸里也曾遥望南天，只见一片俊彩星驰，紫光闪闪，不禁吟哦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
利玛窦像是充分注意到了赣地的"文化特区"特色。
既想到中国来传播教化，又想到东方文明里探骊取珠的利玛窦，在广东呆了l2年下来的感觉，大概像是一条闷在了河滩上的鱼。这条鱼，心目中，最理想的路线是经赣江、鄱阳湖到长江，游去南京，或者再游过大运河到北京。不知其时有没有《保密法》，当1595年5月里，鱼儿终于翩翩地游到了南京，找到了旧日的好友--原任广东兵备道而现在在某部做侍郎的徐大任时，前者一下明白了，一条西洋鱼，几乎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在南京呆下来，那便是做成味美的鱼汤。神父不得不退回去了，退到了他的一位学生与好友早就向他推荐的一个城市--南昌。6月底的一天，透过迷蒙的烟云，站在船头的利玛窦喜悦地看到了夕照下美丽的滕王阁。从此，他一气在这座城市里住了三年。"南昌是江西省的首府，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出了不少文人，人人有礼，性格也好，房舍美观，街道宽广又直......""四周皆为绿色的平原"，"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较翡冷翠(注：即意大利佛罗伦萨)大两倍，文风极盛，不少文人官吏出生于此"。南昌街头可见许多雕刻的美轮美奂的牌坊，按中国人的习惯，"凡家中有出任高官者，在其诞生地建立牌记"。而此间的牌坊"比比皆是，几乎无空间可以再树了"。(《利玛窦书信集》)
或许是史书上的一个故事，让朱元璋读得心里怦然一动：南宋初期，宋高宗、秦桧决意向金乞和。官职并不高的赣人
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的头，称其为"竭民膏而不恤，忘国仇而不报"。宋高宗大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之罪，将其革职流放到岭南、海南岛，长达二十多年。秦桧死后，胡铨结束流放，孝宗即位，才恢复官职。可在朝中又讨论和议时，在场的文学侍从和谏官共十四人，其中一半人主和，近一半人依违两可，持反对议和的唯有他一人。胡铨为社稷民族而半生磨难终身不屈，广为天下所知，他弹劾秦桧的奏疏，江南一带雕版传诵，金朝也偷偷派人来购买，终感大宋有人而不敢轻举妄动。
明太祖获天下后，赣人当给事中的特别多。给事中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又被授权监察文武百官的谏官，颇有些像那时专抓"反腐败"的"中纪委"。为此，赣人常被称为有"强项"，即脖子硬。朱元璋本是个卸磨杀驴的主，可有时也欢喜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几出"一沐而三握发，一饭而三吐哺"的小品，因此让你脖子硬，你就硬，若要你不硬，你的头就得低着。所谓官场，就是一个文人向官僚的转化过程，通俗点说，就是在皇帝老子面前得掌握好的"强项"与低头的尺度。
又是一个赣人的解缙，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他的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十八岁上参加江西乡试，获第一名解元，次年又与长兄、妹夫在京参加会试，同榜登第，一时轰动了京师。当他被授官中书庶吉士，得以侍从于朱元璋左右时，民间传说比一张饭桌高不了多少的他，却毫不萎缩，反而潇洒、自负而又疏狂，以为堂堂大明需要自己如廊柱般站在这里斫弊匡正，没有半点想到自己不过是一出小品里的一件道具!
上任刚一个月，地点在宫里的大庖西室，朱元璋向解缙谈了一会时政后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下去后，解缙当天便写好一封万言封事上呈，他批评朱元璋"用刑太繁"，文中为后世创下"国初至今，将二十载，
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名句。解缙又规劝朱不必去读《说苑》、《韵府》一类杂书闲文，应该重用士大夫进行以儒学为核心的修书，以平息一些知识分子们私下"士不为君用"的牢骚云云。
这就是著名的《大庖西室封事》。明太祖对其见识和封事里飞扬的华彩表示了赞赏，同时也在朝廷上树立了一个直言时弊的"劳动模范"。
解缙更想穿皮相之论，作黄钟大吕之声，先是献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太平十策》，他以为若要安邦治国，得在诸多方面改弦易辙。这已经犯了一个大忌：是按皇帝的愿望来治理国家，还是按你解缙矮子的面貌来改造朝廷?接着他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所谓"佐胡惟庸"谋反鸣冤叫屈，此公当年与朱氏同一心，出万死，朱氏得天下后，被封为韩国公。良弓藏，走狗烹，这是人人不说、但人人心里雪亮的事情，他却偏要"哪壶不开提那壶"了。
不久，解缙又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其上司都卿史袁泰。大概是因为奠定明朝基业的关键一仗--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是在江西境内打的，明太祖对赣地民间好讼之风有些了解，洪武十五年，他曾命户部榜谕江南，内称："进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现在这"愚亦甚"的陋习，居然被解缙搬来了朝廷上，他处处代人草疏，事事口诛笔伐，上司不放在眼里，对皇上亦屡加诘问，对现实瞪着一副牛眼，已成了历史尘灰的也要伸进一条腿，无疑即便是对现代的统治者而言，这也多半犯下一个大忌。
为王国用起草的奏疏，真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在结尾处，他写道：
李善长已死，但"犹愿陛下作戒于将来也。天下孰不日：'功如李善长，今尚如此'，臣恐四方解体也......且臣至疏浅，非不知言出而祸必随之。然耻立于圣朝，而无谏诤之士。"(《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一个好打抱不平、敢于佛头着粪不惜甘就鼎镬的书生形象，可谓跃然纸上!难怪打"拗相公"王安石起，世人对于赣人的印象中便有了"执拗"一词。
明太祖心里一定七上八下，可终究没有让自己树的这位劳动模范胸前的那朵花开去脑门上，他要解缙随父还乡，"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这自然是一张空头支票，可在若干年后，一个机遇居然为他兑现了这张支票：
虽然在这之前，解缙孤凄过，谪贬过，沉默与碌碌无为过，但在史称"靖难之变"即藩王朱棣夺位登极成功后，在南京的仕林里他却有了清白之身，永乐年初成祖成立内阁，阁臣开始参与机务，内阁逐渐成为明朝的权力中枢，解缙以进内阁第一人而名载史册。有几年里，凡"大制作"，皆出自他手。有时半夜他也被叫进宫中，已上床就寝的朱棣赐坐榻前，告以机密重务......
他应该珍惜这远比劳模更高、更实在的地位，在还乡那冷雨敲窗的日子里，他也检讨过自己"率易狂愚，动遭谤毁"。但宛如几百年后一个伟人的眼里--知识分子好像永远不能脱胎换骨，不能得"道"一样，一个浪漫无羁的文人的解缙，总是压倒了一个想谨小慎微做官僚的解缙。他的敢作敢为、好动好说，总像冬日萧条的树枝，在春天的气息里一下浸过水似地膨胀开来：例如，永乐二年，这届的一甲进士，状元曾綮是永丰人，与解缙有旧。榜眼周述、探花周盂简，既是曾綮的弟子，又是解缙的同乡吉水人。二甲进士的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
为吉水人，第三、第四名，加上前面的这五位，即本科前七名进士全出自于江西吉安府。而这一次主考会试，不久又担任廷试读卷官之一的，正是解缙。自然，解缙是否漏题了的狐疑沸沸而来，还有传闻说他在考前便答应了让曾綮夺魁云云。他淡然一笑，对瓜田纳履、李下整冠，全然不放在心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本来这场立嫡之争，与解缙干系不大。皇二子朱高煦长得峻峭彪悍，勇猛善战，在"靖难"中征战有功，且多次解救其父于危难，当时朱棣便向他透支了这番意思。极想拥载他为皇储的，还有以丘福为首的"靖难"武臣们所形成的一个军人集团。皇太子朱高炽，体胖性仁，有儒雅之风，爱和文人们泡在一起吟风唱月。首劝明成祖立太子为储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靖难期间金辅佐太子居守，对其仁厚之心有所感应，此外还有一班文臣，他们强调的是王朝政治里立嫡以长的传统。
对解缙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作为文人才子，他显然不愿效力于一个"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朝廷；可公开支持太子为储，在逆拂了成祖的夙愿、又开罪了那个因"靖难"而头角峥嵘的军事集团的情况下，便等于为日后的仕途埋下了一筒火药。解缙最终不能不作选择。但他昔日长期遭贬在外地，与高煦、高炽谈不上有多少历史渊源，虽人在中枢，这事上却可暂退几步，待大局明朗后表态，或者做个呢喃几声的鸟儿，在他人的喧嚣里埋没掉，尽量将风险释放到最小的程度。
然而，解缙的表现让史家们目瞪口呆了，当金忠将立储之争一事告诉他时，这事还大抵处在青萍之末、嚆矢之先的时候，已年届不惑的他顿时做了热血青年，其态度之鲜明，其游说之频繁，一下让金忠退居二线，自己则成了高煦、丘福等人梗在喉咙里的骨头，扎进脚板上的鸡眼。后者随之将解缙之议在朝中传播开来，并在成祖面前告了他"泄禁中语"，本来就心境恹恹不快的朱棣，一下发作雷霆之怒......
不仅仅是解缙的境况，历史上很多文人都是这样，一方面指点江山、臧否滔滔，自以为字字珠玑冰释了黑暗，句句剑戟捍卫了公正，真理因之昭然于天下，方圆因之井然于红尘。另一方面，率性而为，胸无城府，有着几分孩童般的可爱，仿佛早上开门见一派清纯晶莹的雪地，谁也舍不得来上面踩上一脚，自以为凭着这单纯与可爱，上帝便注册了自己有不会被人暗算的特权。其实，他们的良好感觉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来佛的巴掌不翻过来。他们的"剑戟"在不断地戳出别人的漏洞之时，多半其不拘的小节，还有沿途那巫师一般狡黠的笑幕，也一路布下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漏洞。这些漏洞，暂时还是一地的鸡毛，似乎没有谁想到要捡起来，用去什么正经地方；但那个巴掌一旦翻了过来，这些漏洞，便落叶一样纷纷飘去了他们的身上。既像是一百张嘴，它们再怎么颤动如羽开合似风，也无法将主人推出困顿之境；又像是一副软沓沓瘫在地上的破烂渔网，毫无防御力的他们，说倒就倒了，而第二天的黎明，红彤彤的太阳又升了起来......
解缙先是被赶出内阁，命其主持编撰《永乐大典》。接着，遭贬黜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可能只身一人刚到任上，又被谁暗扫一脚，命他去更偏远的交趾。一年后，他人京奏事，正值明成祖在那雄赳赳军事集团的簇拥下北征，解缙谒见了监国
的太子朱高炽后南返交趾。此事很快传到朱高煦耳朵里，他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向朱棣状告，解缙被投入大狱，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缧绁生活。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地站在明太祖左右、恃才傲物地走在庙堂中的青年人，恍若隔世了，眼下的解缙，灰白的乱发长裹，深陷的眼睛好似碎了的冷冷玻璃，蜡黄的脸上鼓皮一样绷得紧紧的，全然没有了生命的质感与活气。大概唯有在碰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才像还阳了--野火似的红晕顷刻间跳上了两颊，目光里簌簌地抖动起鼠类的利索与贪婪，这东西便是酒。
关于解缙的死，史述不甚详，但能肯定的是也与酒有关--
十三年(注：指永乐十三年，即l415年)，锦衣卫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日：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明史》卷--四Az，《解缙传》)
在雪地里冻死的解缙，年仅47岁。随后，其家产遭籍没，家属被迁徙辽东。让后人感慨万端的是，彻底地颠覆了解缙命运的那个人，尚不是朱高煦，而是此时还在金銮殿上高坐着的朱棣!
当时的赣人，却不必因为解缙在高层的"路线斗争"中翻了船而脸上灰灰的。永乐初年，和解缙一道被挑选进了内阁的，除了来自浙江永嘉的黄淮、来自福建建安的杨荣之外，还有老家为吉水的胡广、泰和的杨士奇、新干的金幼孜、南昌的胡俨。解缙，和后面四位同乡，时人皆称之为"股肱之臣"。也就是说江西人的影响远远地盖过了外地人，难怪黄淮心里总感觉杯弓蛇影，最终瞅准了火候对解缙落井下石。解缙虽然被打倒在地了，但用个中国老百姓没少用的政治术语来说，"江西帮"还在，
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
在官场的这所学校里，解缙毕不了业，杨士奇却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
解缙从贬出内阁起，他的老乡还是好友的杨士奇、胡广等人都没有站出来为他讲话，为此整个朝廷上也就一片鸦雀无声。二十二年过后，却是已经年愈古稀的杨士奇，满怀深情为解缙写了一篇十二分褒扬的墓志铭。在对待立谁为储的态度上，解、杨两人的想法一致，可结局则北辙南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解缙就被朱高煦惦了一辈子；杨士奇讳莫如深，不咸不淡，不热不冷，可一旦真神下界，巧妙地打在了朱高煦的"七寸"，既让朱高炽终于得以继位，又替九泉之下的解缙报了一箭之仇，本人终成党国元老得以平安着陆。
在提携同乡上，解缙不见得弄虚作假，可给人的感觉在弄虚作假，而且如巨橡倒林，訇訇声势令人心中为之一颤，似乎他在招降纳叛，终有一日会去炸平庐山；杨士奇则谙熟两手抓，在他执政期间人阁的马愉和曹鼐，一为山东临朐人，一为北直隶宁晋人。可他着力关怀的两个老乡，一位是进士王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被安排做了吏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中组部部长；另一位是状元陈循，在他去世后补人内阁。按既定方针办的结果，由"江西帮"主持朝政的局面，从永乐初，一直延续到了成化前期，大概是年左右，前后达六十余年。
解缙彻底获平反，恢复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之官衔，已是在死后175年了，这时已是万历十八年，即l590年。在这前几十年，正是明朝政治全面走向腐败的嘉靖中后期，大厦将倾了，感觉天花板上随时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官僚们，犹如人类总是通过神话来缅怀自己的童年时代。他们那灰暗而且被压得像一张张照相底片的心，开始怀念起自己走上宦海风浪之
前的清新与丰满。历史走过一片浑沌，终于触摸到了那个矮个子赣人的价值。
按说，赣人的脸上又得添上一层山青水绿，可到了这时，快近明末，江西人往昔的风光劲儿已经式微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嘉靖期间严嵩的倒台。在严嵩权势极盛之时，江西籍"高于"们内部的政治格杀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先是分宜人严嵩构陷了贵溪人夏言，夺得内阁首辅，其沉甸甸的分量大概同于今日的国务院总理；接着是夏言的同乡、道士蓝道行，为严嵩设下一圈陷阱。此外，还有一个内阁大学士徐阶，他的籍贯虽是上海华亭，其祖上却是由江西南昌迁来。对严嵩将其提携进了内阁感激涕零的他，在一番少不了的行贿外，又将自己的籍贯改成了江西，以做了严首辅的乡党而自誉。恰恰又是徐阶，让总悬在严嵩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下落了下来。嘉靖四十三年(1564)，在他的指使下，南京御史林润奏本严嵩之子严世蕃通贿僭侈，穿龙凤之衣，又诬其私通倭寇，聚众造反。世宗对严嵩的心理轨迹，经宠信--怀疑，终于走到了震怒，认定其"畏子欺君，大负恩眷"。严嵩因此倒台后，徐阶担任了首辅，他又适时地将自己的籍贯，如同孩子们手里扔的小石子，由赣江边上，灵巧地扔回了长江的出海VI!写到此处，我不自禁地想起一根曾举世皆知的扁担，一根在井冈山时期朱德挑粮用过的扁担。
严嵩作为典型的佞臣贪官，正是嘉靖腐败政治丛林里的一束色彩妖冶的毒菇。随着严分宜的倒台，大批赣籍官员受到牵连，江西人从此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层。但杨士奇埋下的某些种子仍在开花结果--
明初洪武三年，首次定下各省乡试解额，江西和浙江、福建、湖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样，均为四十人。过了半个世纪后，到了杨士奇辅佐朱高炽终于登极的洪熙元年，名额重新划定：江西改为五十人，浙江、福建为四十五人，湖广、广东仍维持四十人，河南、陕西则分别减为三十五人和三十人，江西在十三个布政司中位居第一。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明朝结束。
因此，即使在最高层满身伤残的赣人一个个掩面而去的明朝后期，通过科举仍有大批江西士人满面春风，或是颐指气使，去京师及各地赴任。
在明朝赣籍的地方官员中，在百姓中最富盛名的大概是苏州知府况钟了，一出昆剧《十五贯》，使他成了后人处理冤假错案上的一方象征公正的钢青色的镇纸石。名气稍逊的，则有与况钟同在江浙做官、私交也不错的周忱，他执著地推进"田粮改革"后，江浙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此外，老家宜黄县的谭纶，万历初年靠着内阁首辅、大名鼎鼎的张居正的提携，由一般小吏擢升为总督两广军务兼广西巡抚，以后又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成为与戚继光齐名(史称"谭戚")的抗倭名将。
有的人走了，身影也随之消失：
有的人走了，却给一个朝代投下了长长的身影。
在宋明两代，直至清初，让志不在庙堂、身居江湖之远的江西人自豪的，大概就是他们自己了。
他们并非不恋家乡的一把热土，可家园一旦"地产窄而生齿繁"时，他们就一往元前地走了。不怕山高水长，天涯海角，颇有些无产阶级的襟怀，楚、闽、粤也好，鲁、豫、JIf也罢，都不过视为隔壁的邻居。犹如美国西部牛仔们当年搏击于大漠黄沙的坚韧，只要脚踩在地上，就铁了心要在上面凿一汪碗沿大的泉眼，尔后便能在旁边耸起一座林子，引来各色鸣啭的鸟儿。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最遥远或是最为陌生的地方，又崛起了一个故乡。而后来的江西人，如同列宁所说，一个工人凭着一支《国际歌》就能走遍世界一样，他们只要凭着一口乡音，走遍古老神州，处处都能够发现一个故乡。
前文已经提到，江西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Jll。毗邻江西的福建、两广，明至清初经济相对后进，自成了江西人重要市场。以产武夷茶闻名的建宁府，其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每年春天，数十万赣人飞蝗一样漫布于武夷山上开垦种茶。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人数殷繁"，吉安布商在此广设粤庄，潮、惠诸州所需棉花、鱼苗等，也赖赣人运进。广西各地，则随处可见来自赣地的药材商和木材商。
明末开始，华东沿海商品经济渐趋活跃，徽商及宁波、绍兴商帮也随之膀粗腰圆，日益坐大。江右商有些惺忪慵倦、力不从心了，竞也像条喝了水的龙一样，昂起头来将自己的触须沿长江周边划了一圈，在江北伸到了盱眙、泗州、南京，在江南伸进苏州、松江，一角余光也不浪费，投去了杭、衢、婺诸府和浙东的大山中，在这里从生铁、药材，到夏日贴身清凉如水的"莲花纱"、以毛竹为原料易写易印刷的毛边纸，都是江西商人或辗转贩运或烈铺坠荬的看蒙货色。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首都，"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生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明·张瀚：《松窗梦语》)。江西人的身影还出现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乃至外邦异域。玉山县人张良舒长年经商沈阳，积资甚富，名闻关外。金溪县人陈文楷在甘肃经商赚了钱后，盖起江西会馆，又在干旱地方推行接泉洒润法，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南丰人曾氏，多次进入西藏贩运。抚州
商人已深入今缅甸境内。万安县人萧明举，没有护照、绿卡，没有翻译，大概怀中唯一揣的是一颗豹子胆，将其买卖做到了远离国境的满加刺(今孟加拉)。
论财富和规模，江右帮尚不会被徽帮、晋帮放在心上，让后者感现前者隐隐阀也茂了一个对手蝇是，江西入经商的诚信之道，在世人中有口皆碑。在江右帮里，世代流传着一些有名有姓的经典故事，以强调不是来自稗官野史。在初春窗外风雨如磐、屋里烧着一盆炭火的小旅店，在秋夜算完账后拿起的水烟筒被如豆的油灯打出的锃亮光泽中，它们像红扑扑的火苗一样明净温暖，像悠悠而去的烟圈一样令人遐想。
我听说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新城人吴大栋，父母死时在生意上欠有别人债务。十几年过去，他在广东经商有了积余，带着财物专程回了家乡一趟。这时债主本人早已去世，其家属不但拿不出当年的借据，甚至就从未听说过这事，吴大栋却坚持偿还了这笔债务。另一个说的是高安县人梁懋竹，有一回同两个朋友一起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鄱阳湖，遭遇了水盗，持刀强索财产。梁懋竹赶紧掏光了自己身上所携的本钱，又告诉水盗另两位是自己的弟弟。水盗们或许相信，或许为他舍己救人所感，竞不再纠缠，爽快离去。
今日正在经济的高山峡谷中作狼奔豕突的赣人应该记住。我们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几页--
在一个幅员辽阔。靠着油光水亮、肌腱强韧的北方大马，中枢的命令也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人的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经营细胞之盛，世人口碑之好，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入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德]利希霍芬：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今天，只要走到大街上，走进任何一家商场里，就会发现：江西已经被洪水般的广东货、浙江货、上海货给包围了，不要说扣一场地方产品的保卫战，就是来一场心理战线的保卫战，很多人也早就缴械，他们使用的唯一一件赣货，那就是在浴室里脱光了衣服后的自己。此外，广东人开的餐馆酒店，浙江人开的时装屋和烧卤店，四川妹子开的发廊与小吃店......几乎已经构成了一条城市飞旋的流水线，那上面转着每一天色彩斑斓的日子，并像生产脱水蔬菜一般，大批量地坚决地将赣地的人们处理得日益失去赣地的特色。
人们或是熟视无睹，却也许在这平静如秋水的面孔上，深藏着一副哲人以不变待万变的目光。人们或者喋喋不休地喊着：江西人的口袋都给外地人掏干了!当然那意思，并不是要谢飞同志、黄菊同志给我们颁发"最佳消费者奖"。我无意评说这些，我感兴趣的只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内敛性，像一股股细麻绳将日后的赣人捆成了一串串粽子，再也走不出那口铁锅?
亦或一切的文化追问都是徒劳的，历史总是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给我们展露它偶然性的背影；而在百年不过一串旋涡，千年也只是一回涨潮的岁月长河中，升腾起的却是历史那被如"
鞭风雨雕刻出的粗犷脸膛，这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必然性、因果性了。
是不是当年赣人掏遍了别人的口袋，今天赣人的口袋就只能被别人掏空?
是不是当年我们有过簪缨世族，且有壮士般左牵黄、右擎苍，奔逐于大野之上的意气风发，日后我们就注定要步履踟蹰，脸色凄惶，犹如一个破落户子弟?
暂且还是让我们回到那辉煌的年代中去。
如同"文革"中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