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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的第一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此文既强调中央集权，又指出了中央集权造成的一些弊端，如果中国把中央集权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定能走出一条新路来。第二篇文章内容也很值得注意，它只是一个动态信息，但带有极大的倾向性。中国的土地制度又在遭到土地所有者----农民的直接推动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今天更多的农民又在要求将土地归为己有。农民自发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请社会各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密切注意。]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陈申申：《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天津市武清区8000多农民采取行动保护近万亩土地所有权》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向全国告知收回土地所有权&》
《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曹维录：《中国是否需要第二次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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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金融垄断与社会动荡》
每聿：《工龄清零与立法宣传的报复性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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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加平：《中美都在向对方作火力侦察的“小鹰”号事件》
《美国航母舰群1996年与2000年两次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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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0Subject: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To: &"Undisclosed-Recipient:;"@ruc.edu.cn>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一， 为中央集权制度正名
1.1 社会稳定需要新理论
我们今天的革命理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为此，革命者从西方引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整套理论，然后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造反有理的说法。衡量理论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革命的目标服务。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几乎被全盘否定了。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理论就不容置疑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之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气势仍然一天比一天高涨。革命的理论因此而得到发展。以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以战争动员的方式发动政治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成了常规的做法。甚至，扫除文盲，除害灭病，看样板戏，都以这种大量耗费社会资源的方式来进行。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了，革命理论依然占着主导地位。可是，革命不能永远干下去。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对当权者造反有理的理论，就只能造自己的反了。
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大仗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和开放取代革命和战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再来一场革命，而是要让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让社会进入正常状态。
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了解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为了革命，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中国任何统治者都必然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为社会的稳定，为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化，为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路线，政策，办法，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
1.2 全世界都在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全世界的选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欧盟的建立更体现了欧洲为了应付对外竞争和内部协调在政治制度上正在进行的重大调整。可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实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就会大不相同。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将会比较出什么样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更有竞争力。
1.3 中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只可能在中央集权下实现
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和协调内部利益，中国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通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就是中央集权稳固，人民生活安定的时候，分就是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的时候。总的来说，合与分的因素始终都存在着。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自秦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合是常态，分是常态的偏离。分是合的解体，是合与合之间的过渡。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官民之争，变法与保守之争，进入现代以来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各种主义，道路之争，以及长期存在的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之争，实际上都在作用于当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或是维护，或是动摇，或是以新换旧，实现旧的中央集权向新的中央集权的过度。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央集权的制度本身在中国没有改变。
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执政者。这不是理论，也不是政治主张，而是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必需承认的现实。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就不可能依靠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成，而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制下，通过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来完成。我们只能从这里出发来探索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可能的选择。
在这样的探索中，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经验就会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真知。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所有的成就几乎都是暗合了历史的成功经验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些失败也都早就有了历史的教训。
1.4 对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种种误解必须纠正
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被描述得一无是处。这些描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文字狱都被描写成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共同特性。这就不是事实。这些事件之所以载入史册，就是因为它们都偏离了正常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比这些事件残忍得多的事情都长期存在过。可是因为是当时的正常状态，所以就不能构成一次次的历史事件。比如说，直到明朝，中国还有殉葬制度。让大批的活人为死人殉葬，不能说不残忍。但是，因为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正常的，就不会作为历史事件载入史册。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社会舆论认可的，所以，才会载入史册，成为千古奇冤。
活跃的社会思想，从来都是支持中央集权统治的精神支柱。政府保护了老百姓思想的自由，所以才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王道与霸道之说。实行王道，就是统治者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的政策。霸道就是统治者借助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老百姓。实行王道的条件就是要倾听社会的呼声，就需要有活跃的社会思想。历朝历代，中国的思想界都是非常活跃的。统治者不论信仰如何，对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宽容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一直是长期共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执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断时续，执行过程既艰难又痛苦。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就不是一朝一代的政策了，而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年的历史学家不仅在研究历史，还要记录当朝皇帝的所作所为。他们秉笔直书，批评朝政，才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做不到，当年却做到了。近代中国，霸道时常占着上风。蒋介石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林彪主张“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统治者如此霸道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言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一个县只有三个县级和副县级的官员吃皇粮。那就是县长，即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管钱粮的，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长，以及县卫，管刑名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县以下完全依靠民间组织自治管理。这些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树立道德风范，都要依靠他们才能完成的。翻开中国历史，民间的教育，民间的医生，民间的艺术家，等等民间事业比比皆是。小到家族的祠堂，大到文人的学社，商人的商会，等等民间组织无所不在。甚至，民间还可以组织军队。今天仍然广为人知的杨家将，岳家军，在抗击外族入侵时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来自民间。直到晚清，还出现过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等，都曾经为稳定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都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
再比如说，官营工商业都被看成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经济特征，也不是事实。东汉时期盐铁论的讨论就说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民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激烈的讨论制盐和造铁是不是要由政府来经营。如果本来就是官营的，这种讨论就不会出现了。还有人把自给自足看成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这也是不对的。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农民并非都完全自给自足。市场交换，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是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象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都是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天然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和底层社会的自由思想的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他们一起既支持，又限制政府的权力，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广泛的自由，民间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都曾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人们不会去苦苦的追求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这恐怕就是中国人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却不知道何为民主自由，甚至连“民主”，“自由”这些词汇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原因吧！
二， 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相应的中国政治形态
2.1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在中国历史上，与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起同时稳定存在的就是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文官集团组成的政府，再加上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才是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最起码的正常状态。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治，以今天和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较，我们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当人们在总结美国为什么能够超过欧洲，后来居上获得成功的时候，常常会说到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法律很简单。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人们都可以去做，不象欧洲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只用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的税收就为美国人民提供了能够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可是，现在美国政府的开支已经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看一看古代中国，在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都能做到这些。中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国家，自由的市场，人们享受着极大的自由。历史学家们对于明王朝的研究发现，这个农业大国的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大概还不到今天税率最低的香港的18%的三分之一。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可是，近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恢复到历史的一般水平。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党政军合一的战时状态中摆脱出来。改革开放虽然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有目共睹。但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的状态到今天还没有解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还十分罕见。在完善法制的口号下政府部门的权力甚至还在日趋强化。违背宪法精神，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仍然在不断地被炮制出来。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学，民间教育事业几乎被全部摧残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完全在民间完成的。现在的学校都用政府编制的同样的教材教学生，背书考试成了主要的教学方法，升学率成了对中小学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用这样的方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摧残青年？是功？还是过？甚至是罪？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把教育和科技推向了唯利是图的深渊。以名校为代表的官方知识界中出现的学术腐败的现象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医院，民间的医生几乎被全部禁止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非法行医”成了政府部门对民间行医的代名词。用药都要有政府卫生部门的批号，连吃中药都要受到“批号”的限制。政府的卫生部门已经习惯于以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取代医生的处方权。这样滥权的政府部门，这样狂妄自大的政府官员，大概只有在中国才会成批的产生出来。
象今天这样，文化团体的成立都要政府的特别批准，艺人的资格都要政府来审核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据文化部的规定，今后的艺人都要经过政府规定的资格考试。难道艺术家都成了工业产品，是可以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来评价的？政府的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合法”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搜查取缔“非法”贩卖图书为由闯入民宅抓人。这种藐视法制，执法犯法的行为还在中央电视台作出了正面报道。政府的文化部门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集公检法的全部权力于一身的？这样的政府部门还有资格在它的名称中写上“文化”二字吗？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战争状态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运用到了和平发展时期，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会被政府剥夺，就会出现普遍的政府腐败现象。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与民，让社会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2.2 古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者，或者叫最高执政者，有一个以皇帝任命的官员为主体的政府文官集团，还有多姿多彩的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对于政府，除了政府内部的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和考评之外，还有来自最高层的皇帝家族和最低层的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的各种渠道的信息了解和评价文官，通过对于官员的任免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皇帝和皇帝家族本身也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个几乎近于最大限度完美的状态。
2.3 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工业化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入现代社会。皇帝的家族式的最高统治已经让位于执政党的统治。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最高统治者。由此，就形成了今天的执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这样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形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不实行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写入宪法的，不可替代的，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和象征。虽然，今天的很多事情都做得还不如古人，可是，以一个政党来取代一个家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政党中挑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比只在一个家族中挑选要好得多。选择的范围更宽了，找到合适人选的可能性更大了。显然，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更为有利了。
三， 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中的基本的法制结构
3.1 中国的法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党政军一体的政治形态，发展到今天，政府的权力已经是空前的。近些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可是人心涣散。社会对政府的认同仍然处于历史的低点。走出这样的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还政与民。还政与民就是让老百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且给每一个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力，机会，手段，条件。政府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思想的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民间组织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只要他们不是以分裂国家，推翻现在的政权为目的的。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所以，维护这种政治形态的法制结构也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法制要能体现中国的社会特点。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党政关系。这就是最高执政者和政府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这在古时候就是君相关系。第二，官民关系。这里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第三，党群关系。即执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3.2 党的领导地位
在党政关系中，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地位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种权威必须表现在对于重要人事的任免权上。最高领导人要有权威去任命和解除中央和各省市县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而不需要做出任何意义上的解释。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央和各省市县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解除不一定非要等到任期届满，更不一定要有贪污腐败的刑事犯罪证据。我们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每五年一届，领导人最多只有两届的任期，十年届满就要离任。可是，却几乎要用整整一届任期的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党政高层的班子重建。所费时间太长，消耗的精力太多，对领导层和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最高政治权威的皇权的体现。皇帝有了对政府官员的任免权，才可能约束政府。在今天，这是党的领导的法律体现。其实，不论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领导班子的，否则他就很难正常的展开工作。对于最高领导人，我们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他有所作为，又不让他挑选人才，组建能够默契配合高效运行的工作班子。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为最高领导人创造这样的起码的工作条件。
3.3 政府的权威
在党政关系中，还要强调的是政府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权威。不仅是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必须遵守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古时候相权的体现，是相权对于君权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皇帝的权力始终受到政府的制约。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首先就要了解来自政府的种种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获得成功的办法。只有在文艺作品里，皇帝才会被描写得可以为所欲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是这样。
3.4 选拔政府官员要唯才是举
选拔政府主要官员要唯才是举。候选人不一定要是执政党的党员。
政府官员要完全依法行政。这些官员可以是执政党的党员，也可以不是执政党的党员。党的纪律对政府工作没有约束力。执政党在政府主要官员的选拔方面做到了广募人才，唯才是举，才能体现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与中国古代相比，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选用原则上从来就是唯才是举的。候选人是不是皇亲国戚从来都不是选用人才的普遍标准。政府高官中皇亲国戚的人数极少。这样的政治传统在今天应该得到继承。
3.5 政府建制要缩小
在官民关系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要缩小政府的建制。要恢复到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的政治传统。县以下的社会管理要恢复到历史上主要依靠民间自治的正常状态。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用政府权力，摧毁民间组织是完全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样做不仅仅是在破坏民间组织，而且是在摧毁一个民族的最起码的尊严和自信。当今社会政府滥权和全社会的信仰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对孪生兄弟的双重蹂躏之下。
3.6 民间组织合法化
党群关系中，首先民间组织要合法化，然后，才能谈得上在民间组织的成长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
一个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只是到政府里争相做官，更要能在企业和各种民间组织里勤奋工作。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党的领导的体现就是党员在各种民间组织中的积极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在民间组织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最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者，而不是看不起老百姓的官僚。早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同时，党员还要敢于保护民间组织，抵抗政府的滥权。有了民间组织，执政党才能得到来自基层社会的对于政府工作的真实评价，民间的要求和呼声才可能上达天听，送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里。民间组织合法了，发展了，成熟了，社会对政府的约束才能有制度的保证。人民才会对政府产生认同感。政府才会被人民认为是自己的政府。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做得远远不如古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不仅是理论，而且是有制度保证的。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可是，我们的民族依然团结，我们的国家依然屹立，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保障了人民的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人心不愿意分裂，反映的是老百姓对现实的政治制度还存有希望。今天的社会，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政治制度和信仰的空前危机，完全是现在的政治制度中的严重弊端导致的后果。
3.7 党纪部门要进入国家法制体系
国家的法制体系中要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赋予应有的法律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所以，党的纪律就是国家法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员犯法，除了要受到国法处置，还要受到党纪处置。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应该具有法定的权力来合法的行使权力。这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特征在国家法制中的体现。为了制止这些年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被现行的法律制度确认，他们的行为甚至有非法的嫌疑。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十分不利的。
与古代中国相比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点象清朝的宗人府，是朝廷设立专门惩治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的。它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司法机关，反映了皇帝家族的自我约束。这个机关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可以直接接受来自政府部门和民间的告状。
3.8 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中国的法制建设，要针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不同的法律，以此来逐步形成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够的。这样做不是要给与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利，而是要为党员和政府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这就象对于军队的管理要有军法。军人违反军法要受到军法的审判。可是不是军人，就不受军法管制，也不受军法审判。对老百姓来说，只要遵守起码的行为准则，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党员和政府官员，要求就要高得多。政府官员必须是守法的模范。普通老百姓偷税漏税，罚款或坐牢后还可以继续原来的工作。可是政府官员偷税漏税就要开除公职，丢掉饭碗。党员犯了同样的错误，还要受到党纪的惩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些就是古人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同的法律管理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过去的宣传中把这句话解释成政府高官犯法可以逍遥法外，完全是错误的。
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今天的政治形态并不落后。在中国完成现代的法制建设，让中国人民享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不中断的文明史，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经验。这样优越的文化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的成功将造福于世界。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状态的起点。我们已经在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正在面向未来。我们首先要回到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超越历史。
发件人："天清"&&>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21:43: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天津市武清区8000&多农民采取行动保护近万亩土地所有权&
天津市武清区8000 多农民
采取行动保护近万亩土地所有权
&&& 最近几天，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4村农民部分男女老少持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对武清区对他们土地的非法侵占行为。他们告诉政府官员：土地归农民所有，政府和开发商的占地是非法的。他们要保护土地，留给子孙。&
&&& 1992 年，武清区政府和上马台乡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强迫命令辖区董庄村、王三庄村、上马台村、西安子村等六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同意让地修水库。说修水库是为周围各村排旱排涝，总共占了9000 多亩被称作"米粮仓"的黑土地。合同上只写了8445.6 亩土地，并写明这些土地全是荒地。村干部不同意，所有村民也不同意。也没有公告农民，什么善后工作都没有。后来得知区上每亩给了850 块钱的补偿，全部被上马台乡政府占用了。
&&& 水库建成后，从来没有排旱排涝过，而是建成大型渔业养殖基地。水库本来就没有水源，为养鱼经常抢夺当地农民用来浇地的农用活水。因为水被抢，庄稼无法正常浇水，农民年年损失惨重。武清区政府每年从水库获上千万的利益。更荒唐的是，从1992 年地被抢走，到2003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各村农户还每年承担着 9000多亩土地的农业税和公粮任务。&
&&& 现在武清区政府又不养鱼了，要在这块农民还指望着收回耕作的土地上建京津唐绿色生态园。大规模的、永久性建筑工程就要动工了。所有农民突然感到，归他们世代所有的土地就要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现在人均只有不到一亩地。如果保护不了祖先留下来的这上万亩良田，他们将无法生存靠，他们没有脸面对祖先与子孙后代。农民多次上访，多次要求与武清区协商都被拒绝，任何问题得不到解决。
&&& 农民今天行动起来，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正告武清区各级政府官员，他们现在耕作的土地是永远归他们各户农民所有的，上马台水库占用的9000 多亩土地也是永远归他们各户农民的，他们要把这9000 亩地重新分给各户。他们批评武清区各级官员，建水库十五年来，名义上是为周围村庄服务的，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祸害农民。他们表示，武清区各级政府应该是为全体武清人民服务的机关，不是官员们的私家祠堂，不是官员们称王称霸、胡作非为的"山寨"、"土围子"。这些官员们有心为武清人民服务就干，不愿意服务就请走人。
2007 年12月 18日
发件人："三门下" &> 收件人： &&,
& 抄送：发送时间： 10:04:4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
向全国告知收回土地所有权&
&&&&& 我们是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 万回迁农民。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80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 30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15 万亩土地，还有15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谋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 万至6000万元。到现在被侵占的15万亩土地中的近 12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均耕种还不到2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 我们三县市约7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签名名单是每户一个代表）：
&&&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 我们库区农民向全国人民问好！&
&&& 2007年12月 12日
大荔县 马连宝
华阴市 张三民
发件人："menxia san" &> 收件人： &>, &vivian.>, &j-zh-y@vip.sina.com>, &>, &>, &>, &>, &slping@pku.edu.cn>, &>, &>, &yman@lincolninst.edu>, &>, &aesarey@middlebury.edu>, &>, &.cn>, &>, &>, &zxs@public.bta.net.cn>, &rdi@cass.org.cn>, &>, &.cn>, &>, &cxl@drc.gov.cn>, &duzhx@cass.org.cn>, &>, &hanjun@drc.gov.cn> 抄送：发送时间： 22:19: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请媒体和各界紧急关注
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12 月12日 ，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向世界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并准备展开分地行动，引起了陕西省、渭南市及华阴市、大荔县等三级政府的极大恐慌。陕西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一定要当作最大的事情给予关注，要求任何人不得就事件性质乱表态，要求渭南市及时准确掌握动态，一定要做好当前库区稳定工作。&
12 月14日 至15日，由渭南市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库区各县市长、主管移民的县市长及渭南市移民局主要负责人，连续两天紧急召开库区移民"当前稳定工作会议"。&
12 月4日 ，华阴市联络签名的农民代表陈思忠、郗新继被宣布行政拘留十天后；12 月14日 ，数百农民到华阴市看守所迎接他们二位出牢，被告知要等上级指示才能放人。
12 月16日 上午，另一农民代表张三民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移民又从其他渠道得知陈思忠、郗新继正在转为刑事拘留，一个月内要由华阴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华阴市将根据事态发展有可能抓捕更多的农民代表。
华阴市的镇压工作一直由市委书记党得财、主管移民市长聂郝礼、市公安局长郭铁牛负责，此三公在华阴市任职多年，个人涉嫌巨额土地利益，曾多次组织对移民的维权行动进行镇压，非常残暴。
陈思忠、郗新继多年来为移民土地奔走呼号，曾多次被捕。他们多次表示，要为中国农民争土地权利，为农民争人格，已经豁出去了要干到底。
中国是否需要第二次土地革命？
&&& 文章摘要：中国的现状表明，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严重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毁灭农村的死亡之路。就是没有官员掠夺土地的现象，集体所有制也是行不通的。土地承包变更频率极高，30年不变的政策无法保证，农民不相信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能够落实，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正落实过。
&&& 12月8日是，黑龙江四万农民的发言人于长武、王桂林代表4万农民通过电子媒体向全国公告，宣布拥有自己所居住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时隔只有四天，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向全国人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两个相隔千里万里的地区同时行动，而且又是十余万农民全体行动，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第二次土地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二次土地革命已经到来。农民被剥夺土地的现象将成为历史，农民将会重新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农民都是由于害怕中共的镇压才没有起来争土地所有权，当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说出：还我们土地，我们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 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商圈地和政府的项目用地，从农民手里无偿或给很少一点补偿地抢去了大量的土地，如果我们把官方资料和民间的估计做一下综合，从1979年到2003年改革开放的20几年间，化转为城市和工业用地的土地面积大约有将近1亿亩，近年来官员和商人圈占土地现象加剧，因强占农民土地而导致大规模流血的事件屡有发生。四年的时间农民损失土地大约又有3000万亩，以一亩地平均少收3万元计，就是3.9万亿元，就是说通过改革开放，从农民手里榨取了将近4万亿钱财，农民能不贫困？&
&&& 农民没有土地，就没有对土地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利益必将受到巨大的损失。通过土地一项也可以看出，20多年来，大量的财富涌进了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有大约8亿农民，4万亿就是人均5000元，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4万亿交给农民，农村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每个孩子都能在好的学校读书，生了病能得到好的医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得到生活保障......所以农民要想摆脱贫困就要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
&&& 第二次土地革命有着非常坚固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从现实上看，城市改革早就领先于农村，农村的改革严重滞后。在城市生产资料早就已经分配下去，城市企业走向个体的情况下，农村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还迟迟不加变动。没有变动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是捆住农民的枷锁，官员和商人很方地就把农民的利益抢夺干净。对此，农民早已不满，各地维权活动风起云涌，农民们不惜一切地保卫自己的土地，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 从法理上看，农民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也是合理合法的。先看一看历史：日，由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中国土地法大纲》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据有约70%―80%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仅有约20%一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很显然，中共当年土地革命的借口是土地占有制度不合理，并认定农民没有土地是农民受压迫及贫困、落后的根源，也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那么现在，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富强，不就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吗？&
党的十七大上，一再关心民生问题。怎么关心呢？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可否认，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地价一再上涨，要把这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可以。但是这个成果谁享有了呢？贪官享有了，奸商享有了，农民一点也没有得到实惠，土地成了贪官奸商随时可吃的"唐僧肉"。现在，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就是要让农民有权力在土地问题上说三道四，就是要把这个实惠还给农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作，是检验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还是官商特权阶层政府的分水岭，是检验政府官员们所说"共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话是真的还是骗人的试金石。第二次土地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是农民保命的革命，是有法律依据的革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革命。政府帮着农民实现了这场革命，就说明政府所说"共享改革成果"的话是当真的，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叶公好龙，就是在有意识地骗人。&
&&& 怎样才能建一个和谐社会？没有人愿意闹事，建和谐社会是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望。但和谐社会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不能在不公平、不公正上建。不平则鸣，"鸣"就是不满，就是闹事，就是不和谐，不为别的，就为你首先不让别人活了，别人才要和你闹，闹也是对的。毛泽东在50年代也曾说过："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遍地是贼，"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吃农民。&
&&& 中国的现状表明，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严重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毁灭农村的死亡之路。就是没有官员掠夺土地的现象，集体所有制也是行不通的。土地承包变更频率极高，30年不变的政策无法保证，农民不相信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能够落实，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正落实过。
&&& 现在，是突破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的时候了，土地是农民的财产。不是要落实多少年不变，而是要长久地属于农民，他们对土地有处分权，土地是农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土地革命就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翻身解放，今天，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支持你们――为陕西省约7万农民收回自己的土地叫好
12/13/2007
&&& 文章摘要: 以上六条除第四条外，说的都是土地问题，前边三条是对土地权力的认定，后边又说明了土地必须交给农民的法律依据，有理有据，你能说农民的素质低？看来，再对农民进行欺骗是行不下去了。当地农民全体签字，这就是民意！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他们要回去，不要你那个集体所有了，你还说你那个集体所有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吗？&
&&& 今天，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向全国人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他们每户出一个代表签名，反映的是这个地区全休农民的声音。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所作的是合法的，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超出维护正当权益的范围。政府，如果还是人民的政府，对此就应该给予承认，并加以保护。
&&& 本月的8日，黑龙江四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时间过去刚刚4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收回自己的土地，种种迹象表明，农民对问题的认识更高了一个层次，他们已经意识到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把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农民们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已经兴起，我们就学着当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说一声，农民的行动好得很。他们的行动好就好在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了乡村干部的控制和干涉，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不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子孙后代保住了生存的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近些年来，各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企业相互勾结，盗卖村民的土地，破坏农村土地建设，损农民利益以自肥。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侵占农民土地的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所侵占的土地，必须立即全数退还给农民，已经用了的，也要还给农民。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农民的授权，他们从土地所得也没有全额交给农民群众，农民的有权向他们要回来。
&&& 我们就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的情况看一看，他们的素质低吗？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所列六条，对照国家所颁布的法令政策，条条都合理合法，是正当维权行为。民所列六条简要内容如下：1、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2、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农民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3、农户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因为这种占有形式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4、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也要算帐，对贪污行为进行清算。5、在拥有了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再争取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彻底推翻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6、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只能把土地交给农民自己才行。
&&& 以上六条除第四条外，说的都是土地问题，前边三条是对土地权力的认定，后边又说明了土地必须交给农民的法律依据，有理有据，你能说农民的素质低？看来，再对农民进行欺骗是行不下去了。当地农民全体签字，这就是民意！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他们要回去，不要你那个集体所有了，你还说你那个集体所有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吗？
&&& 有几个人真值得提一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他们为了农民的利益承担了全部的风险，他们不怕中共翻脸，不怕镇压，他们也没有重大回报，他们是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人，说起来让人肃然起敬。他们是：大荔县：马连宝、许连中、赵德龙。华阴市：张三民、陈思忠、郗新继。他们是中国农村的希望。
&&& 我向库区全休农民问好！我们支持你们。
&&& （日）
从五十步维权走向根本性维权
&&& 中国有一个典故，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战场上向后逃跑五十步和向后逃跑一百步，都是怯懦的表现，逃跑了五十步的，没有资格嘲笑那些逃跑了一百步的人。如果不是诈败，不逃跑才是战士的职责。
&&& 维权也是这样。按照统治者某一规定，应该打我五十大板，但执法的官吏竟然违背规定，打了我一百大板。于是愤而维权，要求平反那多打的五十板，落实只挨五十板的“人权”。这一类的维权结果，除了大都以失败告终，那“合法”的五十大板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打在屁股上。问题是：五十大板一定就对、就优于一百大板吗？
&&& 《资治通鉴》记载了汉文帝刘恒废除肉刑的故事（译白）：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当判刑。皇帝（汉文帝刘恒）下诏逮捕，关在长安狱中。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向文帝上书说： “妾的父亲做官，齐王国上下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现在犯法，就要判刑。妾感到悲哀的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受到肉刑后残破的肢体不能连接，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无从做起。妾愿没入官府作官婢，用以赎取父亲的刑罚，使他能走自新之路。”
&&& 天子怜悯她的孝心，五月，颁下诏令说：“《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今人有过错，没有实行教育，刑罚已经加身，有人想改行为善而无从做起，朕甚为怜悯！刑罚中有的截断肢体，割伤皮肤，终生不能复原，为什么刑罚如此惨痛而不道德！这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从今废除肉刑，改为徒刑。依照犯人罪行轻重，只要不逃亡，刑满即行释放。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条文。”
&&&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法律说：“凡是应剃光头的，改为男人服筑城劳役四年，女人服舂米劳役四年；凡应当判为黥刑兼剃光头的，改为颈带铁钳，男人服筑城劳役四年，女人服舂米劳役四年；当割鼻的改为鞭打三百；当斩左脚的改为鞭打五百；当斩右脚及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定罪再犯鞭打罪行的，全部斩首暴尸。罪人已经判罚筑城劳役和舂米的，都折合日期，刑满释放。”文帝批准。
&&& 刘恒先生没有受过刑罚也没有学过法律，受到朝中保守的法家派大臣张苍先生和冯敬先生阳奉阴违的欺骗。刘恒先生为淳于缇萦的上书所感，指示废除肉刑代以徒刑，总的原则是减轻刑罚，以体“为民父母”之意。但张苍先生和冯敬先生的修改草案，却以废除肉刑为名，实质上加重了刑罚。让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髡刑（剃光头）和服四年筑城劳役之间选择，他情愿剃光头；让他在斩右脚和斩首暴尸之间选择，他情愿被斩断右脚。将割鼻和斩左脚改为鞭三百和鞭五百，但鞭刑的轻重如何掌握？而且鞭刑不也是肉刑吗？三百鞭完全可以把人打死，更不用说五百鞭了。但鞭子掌握在行刑者手中，五百鞭也可以 “打”得不伤及筋脉。这样，割鼻和斩左脚本来只致人残疾的刑罚，现在变成了从轻伤到死刑之间、命运掌握在行刑吏手中的任意刑罚，结果犯人付出的代价只会更惨。由于用人不当和对法律的无知，刘恒先生废除肉刑之举，是典型的上当受骗，欲轻而更重。这一弊端直到汉景帝刘启制定了《鞭令》后，方才得到解决。《资治通鉴》写道（译白）：
&&& 皇上（汉景帝刘启）已经减轻鞭笞的法令，发现受鞭打的人仍然有肢体不全甚至被打死的。于是再减：鞭打三百的减为二百，二百的减为一百。又定鞭令：鞭长五尺，手握的端部直径一寸，用竹子制成；接触人体的末端直径半寸，将竹节全部刮平。应受鞭打的人只能打屁股。一个犯人只能由一个行刑人一次打完，中途不得更换行刑之人。从此受鞭刑的人才能保全肢体。
&&& 从西元前167年刘恒先生废除肉刑，易以劳役、鞭笞和死刑，到本年制定“鞭令”，中间经过了二十五年，才消除了其中的鞭刑存在的不确定性弊端。法律的不确定性是统治性法律的根本性缺陷，它使人民成为官僚、恶差的俎上肉，可以任人宰割。鞭令的制定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它的进步性不是体现在对肉刑的限制上，而是体现在细节上的具体性和确定性，使执法者难以作弊。可惜没有进步的政治理念和法律理论的支持，使这种进步终不过像长夜的流星，一闪而已。
&&& 当然我们是反对一切肉刑的，反对专制统治者以法律的名义对人民实行压迫，反对一切压迫性法律。上面的例子说明，在统治制度的范围内，实行的改革都不过是五十步之内的改革，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具有反复性，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随时都会倒退回去甚至更有甚之。
&&& 中国自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名为自愿实为强制性地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民就陷入陷入半个世纪的灾难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大的灾难就是在丰产的1959――1962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有人说，饿死人的惨剧是大跃进造成的。诚然，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然而大跃进却只能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动起来，农业合作化不仅使所有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而且使他们原先积蓄的粮食也失去保障，被虎官狼吏借助于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力量”洗劫一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农业合作化制造了一个贫困的农村，为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特别针对农民制定了限制性条令，从一开始就具有人为的反自然性质。
&&& 近几年频频发生的农村强迫征地和城镇强迫拆迁的恶劣事件，主因并非地方官僚和奸商的勾结贪婪，而是对农民地权和城镇原居民房基地的剥夺，把广大农民和城镇原居民推向权利不受保障的贱民地位。
&&& 在中国历史上，从土地公有制到土地私有制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独立人格和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性条件。秦始皇嬴政小子在否定封建诸侯所有制的同时，鞭笞天下，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他的奴隶，土地私有制名存实亡，而暴秦政权也二世而亡。西汉初年实行了七十年的无为而治，恢复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使社会人口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王莽短命政权灭亡的主因，就是用“王莽特色”的井田制，再度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汉朝以后所有比较稳定的政权，都是建立在尊重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
&&& 农业合作化的核心就是否定、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对农民的权利是一个模糊概念，对官僚的权力则是一个清楚概念，于是农民的权利就在集体经济的模糊概念下变成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在集体所有制下的维权，是典型的“五十步维权”，永远也不可能讨回自己的权利。你要上访吗？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把你抓起来。因此对于农村的第二步改革，我的主张是一贯的，那就是恢复土地私有制，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全部归还给农民。
&&& 2007年12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月份，开始了中国农民重新讨回自己土地的运动。90年代中期，黑龙江富锦地区曾经以对韩国商人招商引资的名义征用57万亩土地。后来韩国人没有兑现任何承诺，项目不了了之。但土地却流入了富锦市政府手中，层层转包，一直没有退还给百姓。现在富锦农民公开起来讨要土地，大面积罢免村官。富锦政府部门占用土地是为了当地党政官员中饱私囊，并且还可以拿部分巨额所得来贿赂上级部门或纪检机构。在中国各地，此类型的强占土地案件数不胜数。而黑龙江的维权人士杨春林就曾为57万亩土地的40,000多失地农民收集上万签名，并喊出 “要人权不要奥运”。现在杨春林仍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羁押在佳木斯市黑通看守所。另两位农民代表王桂林和于长武竟被关押了27天。
&&& 黑龙江省富锦市征用并荒废了大面积的良田，包括长安镇东南岗村的996公顷土地，近日东南岗村八、九百村民已经集体罢免了村长，并决定于日星期一上午9:00开始分地，分回本来就属于自己却被政府非法强占了13年之久的996公顷土地。
&&& 按照村民的决议，今天每个有户口的东南岗村民都有会平均分到一份土地。而12月2日富锦政府已经发布通告，威胁抓捕以于长武为代表的维权村民。呼吁各界关注东南岗村依法维权者。
&&& 日早晨，富锦农民呼吁关注今天百姓分地维权行动 。十二月八日，一份黑龙江省富锦市四万农民发布的公告，震动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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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收件人： &info@neomaoist.cc> 抄送：发送时间： 09:40: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煤矿是官僚集体
的提款机--矿难大
企业腐败的背后是政府腐败
&&&& 北京大学一计算机的副教授随一科技顾问团到山西产煤区。他们受到极好招待，宴请不止，乡书记拿信用卡付帐，里面有100万，而乡书记的口袋里还有20来张这样的卡。副教授后来大叹惊人。
&&& 中共当局搞官场经济，某部的合资企业里，多局长的老婆当总监。当中共当局却以"市场经济"做幌子，用" 和国际接轨"蒙人。新闻里总炒做煤老板炫富，某某老板用一串宾利娶小美女，似乎"资本家"借能源涨价发国难财。但实际里的资本家，特别是矿业的，只是官家管制下的黑道，他们的打手只是互相威慑和吓唬平民，打手头儿对派出所所长就像对祖宗似的必恭必敬。
&&& 一些"左翼理论家"，幕僚理论家刘国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新左翼黄纪苏，都批判资本家。但中共当局维持着一张官僚裙带网，哪有独立的资本家，"资本家 " 们只是党国的傀儡。煤老板给乡书记、乡长送钱，乡书记、乡长不往上送吗？1980年代真空很多，一些人钻邓小平留出的空子，白手起家发财，还可以说有点资本家的味道，而且邓小平这样做还可以打击保守派。而现在的党国根本不会、不想也不需要留出这样的空子。
&&& 最近一些批判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言论，也未必恰当。"垄断"是描述西方资本主义下的现象的，中石油、中石化只是中共总体垄断集团的一部分，是不同环境里的问题。
&&& 应对能源危机，要把能源企业国有化，并置于现代企业制度和透明的民主监督之下。当然，如此一来需要除掉台前的爆发户和幕后的腐败官僚群。除掉几个爆发户当局不心疼，除掉官僚群带来政治波动则是党国的大忌。台前的爆发户是鼠，幕后的腐败官僚群是器。所以中共官家在，矿难不能止，民众的能源高价不会改善。
金融垄断与社会动荡
中央党校教授 周天勇
&&& 金融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大任务。改革近30年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对内开放越来越趋于保守，除了有关部门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注册登记、审批执法、收费罚款等因素以外，金融业高度垄断，因无法正常地得到融资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难以发展，严重窒息了居民的创业，是导致中国就业困难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和深层次原因，如果继续下去，将由于金融保守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美国3亿人口有4万多家银行，德国8000万人口有400多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只有可以数得过来的银行。在中国，银行的特点：一是资产规模都很大，二是许多为纵向垂直管理，产业组织方面处于高度垄断状态。这种特征的银行系统，对于分散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经济学上讲，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分摊成本高、资产抵押难、道德风险大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难题。因此，大型和纵向的银行不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是由其自身内在的经济规则决定的。当中央领导和国务院要求这些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时，它们也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已，总体上不可能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
　　中国就业难的原因显然在创业不足，企业数量少，就业容量相对狭小，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融不到资。发达国家65%―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登记和非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6%以上，每千人企业数量在50个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也在20―30个。而中国将个体工商户从业的按10人规模一个企业折算，再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总共也只有800万个企业，每千人仅有6个多一些。银行体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似农田灌溉系统一样，不仅需要有大水库、主干渠，还需要有小水池和毛细渠道。而在中国，银行体系只有大水库和主干渠，则没有毛细渠道，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融资而资金干渴，无法正常创业、成长和发展。&
　　除了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连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给穷人贷款融资创业的银行，旨在把穷人变成富人。而中国的金融系统，从农村将钱吸收给城市，从农业吸收给工业，从农民手中吸收给市民，从中西部吸收给东部，从低收入人手中吸收给富人，从劳动者手中吸收给资本所有者，从社会上吸收给资本和市场垄断行业，可能是最不以人为本、最不讲城乡统筹、最不谋地区平衡、最不求共同富裕的一个领域。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多少有关，并与因企业多少而决定的失业率高低密切相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数就多；企业数量多，就业需求强，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少。这样的社会才能从要素初次分配上达到基础的公平。这个规律可在世界东亚与拉美、中国浙江(民间地下借贷较为发达)与西部等发展的模式(许多年把地下民间借贷管住了)比较中得到验证。可以看出，银行系统对内开放和改革的保守性和垄断性，是造成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融资体系，如果高度集中垄断，并且大都是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它对应的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支持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和分配；同时，如果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则金融体系就不会给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劳动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劳动要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和分配中就会参与不足。于是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即在GDP的创造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较大，而劳动的参与率较低；在GDP的分配中，资本分配收入形成利润的能力较强、比例较大，而劳动要素分配新增收入的能力较低、比例较小；由于劳动分配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这种垄断性大银行多和小银行缺乏的金融体系，导致的是 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调。
　　尤其是现在，宏观调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根紧缩，于是各银行保大压小，收中小企业的贷款，放给大企业和大项目，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更是度日艰难，有的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从宏观上看，近几年，银行这种行为更加加重了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投资与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
　　金融监管部门总强调金融体系的小安全，认为对内放开，会导致大量的坏账，造成集资诈骗，形成金融风险。的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农村大量发展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形成了巨额的坏账。但是，其管理混乱的原因是与县乡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基金会及股金会的产权不明有关。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钱庄，还是现代温州和台州的地下借贷，其没有行政干预，产权非常清晰，坏账率极低。对温台的民间借贷，连国外的一些银行都认为是风险控制水平较高的典范。当然，地下金融中，也有集资诈骗、洗钱、赌博等等非法活动，对其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而对民间借贷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要区别对待，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要让它们开办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使其公开化和合法化。如果将东南沿海的地下金融彻底打光，这里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也将会大量倒闭，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将大幅度上升，全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30%―40%！&
　　金融监管过度强调金融系统的所谓安全，实际上给社会积累着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巨大风险。一个社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艰难，数量较少，其结果无疑是富裕的人口相对较少，由于可以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数量少，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弱，劳动力将大量过剩，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会很高。中国1990年时，城镇人口从业率为56.44%，2006年下降为48.7%，按照1990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2006年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劳动力达4334万，整个GDP中劳动参与及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比率近几年在持续下降。万大学毕业生中约120万人没有就业，万毕业生中约150万没有就业。现在全国每年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党政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总体上都没有扩大就业的功能，外资企业因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功能也在下降，只有个体及私营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80%―90%。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它们也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个劳动力，一个家庭，如果社会就业需求较弱，处于失业，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就会沦入贫困或者低收入状态。这样的劳动力和家庭越多，生活拮据和困苦，对社会的抱怨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积累下去，社会发生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就会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生产与购买之间，要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不造成经济各环节的断裂，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才能在各环节中正常流转。目前，由于创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收入――消费侧方面有问题，中国这些关系是由出口平衡的，如果出口大幅度下滑，则会导致国内严重的生产过剩，也即金融危机。而只有创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以创业增加企业，来带动就业需求扩大，才能总体上增加居民的收入和储蓄，使银行的资产不断增加，在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发生的情况下，降低不良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比率，使银行风险大大下降。可以看出，放开金融准入，发展微型和中小银行，融通资金，是促进创业、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资金在企业与银行间良性流动，不良资产风险下降的重要战略。&
　　因此，金融不仅在设立银行和吸引战略投资者方面需要向外开放，也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内开放，要改变目前保守的对内几乎不开放的金融准入制度，改变设立乡村银行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特别是要发展微型和中小的贷款公司、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和城市社区银行。其标准和限制要降低，但是监管要加强。完善银行系统的支渠和毛细渠道，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给创业创造基本的融资条件，解决迫切和忧心的就业问题，避免社会因失业率持续攀升，因失业而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差距拉大而发生动荡和危机。而如果对高度垄断的金融格局不加以调整和改变，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因融资困难而很难发展，那么未来因大规模失业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一定不可避免。
工龄清零与立法宣传的报复性错觉
　　全国人大法工委：企业让员工工龄“归零”违法。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有些企业采取辞退员工或者要求员工辞职等做法，使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的工龄“归零”。法工委负责人表示，把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的工龄“归零”的做法违背劳动合同法。（12月2日《北京晨报》）
　　在新法实施前，将老员工的工龄技术性清零，当然是违法的。依照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只要劳动者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劳动关系就是连续的，即使形式上采用“主动辞职”、“自愿协议”等方式改变劳动合同，也改变不了“劳动关系连续”的事实，因此，用人单位也规避不了法定义务。
　　事实上，对新《劳动合同法》群体性焦虑的并不只是类似华为等完全市场化的大企业，被打上“稳定”标签的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很快也加入了、或者等待着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清零队伍”。这个时候，我们给其行为定性为“非法”，即便恶狠狠地宣言――等着新法来收拾你们吧――真的有用吗？经济学家、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的说法：“在整体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面前，所有的欢呼也许都为时过早，更何况尽管有法律，但执法总是让其形同虚设。”这个论调也许过激，却深刻揭示了当下所有规避行为可能的巨大收益。
　　从1802年最早的工厂法――英国《学徒健康和道德法》颁布迄今，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已走过整整两个世纪。法理上看，我们《劳动法》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并不小，有些规定甚至全球领先。遗憾的是，血汗工厂、玩命讨薪等悲怆故事轮番让我们脸红，总有恍惚折回1850年的西里西亚、19世纪初的兰开夏郡的错觉。也许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对新法寄予了太深沉的热望。结果呢？普遍性用工违法的现状让用人单位于心耿耿――可以说，用人单位对新法有多恐慌，恰恰折射当下劳工权益有多悲壮。
　　也正是因为劳工权益的失衡，新法一出，整个社会才会弥漫一种报复性错觉。仿佛新法是新帐旧账一起算的，譬如其核心条款：凡在企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或是连续两次与企业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只要员工不提出异议，企业必须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被普遍性解读为“除法定理由之外的终身雇佣”。尽管专家告诉企业：“严重违规”或“不能胜任工作”等裁量权其实交给了企业，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规章制度对此界定――但企业认为，在整个社会倾向保护劳工群体的思潮下，即便走司法程序，负有举证责任的它们往往更动辄得咎。加上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漫长且严格，企业都觉得耗不起。
　　眼下，老员工的工资如此轻易就被“清零”处理，其实远比规避本身更值得我们反思。即便在新法实施前，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也应严格依照劳动法的规定执行：单方解除的，应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可以提出意见；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可以要求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也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理论上说，绝不可能出现“万人主动辞职”之诡异。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会力量一直薄弱，也无法通过特殊喊价方式来与资方积极博弈，分散的劳动者就只有被迫“自愿”的份儿了。
（深圳华为集体默认显示了中国劳动群体的绵羊化和被迫的自愿！）
　　资本也是一种权力，而防止资本权力的过度西西里化，也唯有以公民权制约资本权。仅仅指望一部《劳动合同法》来归置劳资博弈的倾斜、来保障劳动者的所有权益，似乎还很天真。在对新法寄予厚望的时候，千万不要狂欢于一种报复性错觉。
二战后菲律宾经济简史
菲律宾最小政府智库主席& Nonoy
&&& 二战后，在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经济绩效比起其他亚洲邻国相对更有活力。日本战后物质和金融体系都混乱不堪。韩国战后也是一片废墟，朝鲜战争（）几乎把整个汉城夷为平地。新加坡刚从马拉西亚分离出来，建设才刚开始。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仍然被法国占领，越南后来被美国占领。中国还是毛泽东和实施“无阶级”社会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掌权（学校和教室都关了，真的算“无阶级”[1]:-)）。
&&& 二战后的菲律宾同样国土残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我们成为日本占领的一号目标。因为我们是美国在亚洲唯一的殖民地，数万名美国士兵驻军在菲律宾。不过，战后，美国给予菲律宾最惠国待遇的特别经济关系，如从菲律宾进口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食糖和椰子，在这里建立大规模美国农业综合企业（Dole，Del Monte等）。
&&& 也许当地精英，特别是地主精英，会对突然来临的经济自由感到奇怪。在经过西班牙350年、美国45年以及日本4年短期殖民统治后，他们已经习惯做“唯唯诺诺”的人。因此，在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精英阶层开始释放他们的创业活力。
&&&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二战后的趋势一样，菲律宾政府采纳了“温和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菲律宾脱离日本独立后，老党派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PKP，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暴乱就没有停止过。该党由斯大林授意（即苏联同意的）。菲律宾当前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于1968年成立。这两个共产党当时非常强盛，他们很多主张都被国家暗中采纳，比如土地分配（有时是被国家征收，再转给亲信）。事实上，“土地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全民教育”、“贫民住宅”，并保护那些土地私有产权的非法侵占者等等。&
&&& 前总统Marcos凭借1972年宣布的戒严法实施独裁统治，这是中央集权主义最突出的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国家接连建立了几十个政府公司和银行，即所谓的政府所有和控制的公司（GOCCs）和政府金融机构（GFIs）。很多这样的GOCCs和GFIs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为了开始资本化，菲律宾调动了大量的外国贷款和本地税收。随后，由于这些政府企业毫无控制的亏损，导致没完没了的补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70年代早期是大量“石油美元”的时代。中东国家有数十亿美元在寻找――有时甚至是乞求借款者借款，而且利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Marcos当时能获得这笔巨额外国贷款实属幸运。80年代是中产阶级政治阻力与日俱增的季节，也是70年代外国贷款的“偿还时期”。很多政府企业潜在的巨额亏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我可以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菲律宾制定颁布了很多新的税收和政府收费法规。其借口是“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住房等”。事实上，这些钱很大比例用来偿还国内外贷款，以及为国有企业和日益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买单。
&&& 1986年Marcos政府下台时（掌权时间长达20年），中央集权主义开始有点逆转。Cory Aquino政府上台时的一个突出举动是政府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即“第一次浪潮”。当时，比起常规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预算赤字，这些企业的亏损要高出好几倍。当然，新政府通常起用新的亲信。政府的变化一般上意味着任用人员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大规模的本地私有公司，“政府股份”到今天还存在，而在21年前，他们就本该私有化了！为什么？任人唯亲。政治支持者，包括一些知识奴才，原本在正常政府部门和机构中不可能谋到职位，却在某些大政府公司和银行中挂着“董事”、“总裁”等诸如此类的头衔。
&&& 回到你开始关于“第一代权利、第二代权利”的讨论，是的，我同意，否定有限政府、低税收以及更多个体责任的哲学，赞成中央集权主义的“第二代权利”、大官僚主义、高税收以及更多的“政府责任”，对于我们追求创业活力和经济增长，确实弊大于利。
&&& 只是说，很多靠税收生活的人，如政治家、官僚、顾问、学者，以及外国援助银行和机构的人员，更加善于表达和论证继续实行中央集权主义的合理性。和那些主张“更多个人责任”和有限政府的人相比，他们的人数要高出好几倍。
&&& [1] 在英语中，“阶级”和“上课”是一个词，因此“无阶级”就是“不上课”，这是作者对中国当时共产党执政路线一种温和的讽刺。――译者注。
&& （Nonoy是菲律宾最小政府智库主席。选择周刊编译，日，）
发件人："电脑" &> 收件人： "" &> 抄送：发送时间： 20:35: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个安全出口&
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个安全出口&
&&& 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允许物价上涨,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好对策.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当外资刚刚开始进入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还较少的时候，人民币就应该快速升值，可是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学家都一致呼吁人民币不能升值，理由是不能让外资赌人民币升值得逞，人民币升值不利出口、不利就业等。结果是汇率长时间扭曲，导致了国内外资泛滥，大量资源、劳动力低价外流，环境严重破坏，并且引入了通胀。而如今在国内外资泛滥，外资进入的资产已经几倍膨胀，国家应该提高资源、农产品、劳动力等价格及相关利税的时候，却偏偏媒体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学家及官方人士又是口径一致，要加快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而中央也确实因为担心社会的稳定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 在当前美元大幅贬值、汇率扭曲较大的情况下，控制通胀意味着必须加快人民币升值幅度（否则汇率将继续扭曲）,而人民币升值则意味着几十倍（具体不清）于３年前的外资将赌赢人民币升值，更何况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股票因已经膨胀而大量获益。&
&&& 其实，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带来灾难，政府可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乘机进行财富的科学调节、合理分配，做好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而一方面，要一边提高相关利税打压资产价格，一边提高农产品价格、资源价格、工人工资等（不能再牺牲工人、农民的利益了），抬高国内物价。总之，要大幅度的提高外来（国外）群体的生活、经营成本，通过国内较快的通货膨胀，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驱逐外资，最终使汇率达到相对平衡。&
&&&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抑制国外利益群体继续获利，哪怕就是早日结束靠资产膨胀、靠人为压低日用生活必需品带来的暂时表面的富裕，也是非常值得。不然，人民币现在快速升值给国家外汇储备带来的缩水，给热钱带来的超量收益，给环境的继续恶化，资源的快速大量流失，劳动人民生活的继续恶化等，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可能更重大的损失会是，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继续公开渐进升值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快了热钱进入国内的步伐.在政策调控房地产、股票同时，热钱将大面积直接进入因国内收紧贷款而失血的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他廉价的人民币资产。通过敌进我退的“绝美”过程，提高了外资在我国重要资产的比例，完成了国际金融在中国的布局，等待着来年通货膨胀时带来的超额收成。现在物价不让涨，总有一天会报复性大涨。
&&& 由于汇率的不及时调整，外资流入后人民币的被动投放过量和政府对生活必须品价格的打压；由于住房制度改革后，贷款按揭比例的大幅上升；由于几年来货币利率的上调过缓，未能及时的反映市场价格，及通货预期、存款负利率等；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就象两个大气球先后在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从气势上看，都是一升再升且只准升不能降，如果房地产和股票回到二年前或下跌50%的价格，社会的稳定或者相当部分人痛苦系数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所以，资产泡沫绑架政府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 在某些国内利益集团和国外资本集团的精心策划下，在房地产、股票市场膨胀获利之后，利用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动荡逻辑的威胁，鼓动政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为外资进入廉价资产让路;通过继续打压农产品价格、推迟资源价格市场化及有关利税的出台等，抑制通货膨胀，逼迫人民币升值，然后直接超额获利于人民币升值，这又将是一次光天化日下的公开抢劫。&
&&& 在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快速的进行调整；在该加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及时较大幅度的加息；现在该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又让慢涨。我们在一错再错，要知道，如果当初及时升值和加息，就不会有今日通胀的压力。
&&& 如果能够看清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嗜利的真实意图，有效的方法是：立即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阻止外资对国内资源型企业的入股及兼并；放开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资源、房地产、股票等相关利税的征收；加快水、电、油等资源价格市场化步伐；快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立即全面建立失业金保险制度，大面积大幅度提高无业人员补助补贴，通过提高失业金间接抬高工人工资；当然还有社会稳定等。
&&& 总之，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唯有遵循市场价格运行规律，因势利导，变被动通货膨胀为主动通货膨胀，全面地、科学地、协调地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充分利用价格上涨的时机，进行财富的可操可控的公平合理的再次分配，既可促进社会公平，弱化两极分化趋向,又可改变汇率过大扭曲的现状.更重要的是阻止国际资本的继续获利,,减小金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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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民生经济学研究会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在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建设清廉国家的法宝。
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舆论的监督。
西方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抱怨，即使换一把椅子，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权力也暴露在阳光下运行。
特别是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包括蒙哥马利市在内的一些地方镇压黑人的谴责，蒙哥马利市官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构成“诽谤”，一审二审皆裁定诽谤罪成立，但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为美国媒体此后更大胆、更无所顾忌地批评官员和政府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维护了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从此，美国形成了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1971年《纽约时报》连载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总统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要求停止连载，但《纽约时报》拒绝，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院裁决，总统败诉，报纸继续连载； 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日，美国国会给尼克松定了三项罪状：妨碍司法；滥用总统职权；蔑视国会。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
美国历史上有著名的“扒粪运动”，提倡新闻揭露丑恶，刨根追底，让政客们丑行曝光。最近，《华盛顿邮报》登出整版广告，悬赏100万美元，征集华盛顿政客的性丑闻。有了这样的新闻监督，各级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就不敢腐败，小腐败就被揭露了。
由于新闻监督，一年多韩国有三位总理、副总理因丑闻下台。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论文一稿两投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没有白头发，于是有报纸说他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1年受埃及政府的邀请，去埃及度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报纸披露后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国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乘机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
根据“透明国际”的历年廉洁度排名，西方发达国家都属于廉洁或比较廉洁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是中国走向进步文明的阶梯。
中国要进步、文明，要建成清廉国家，就必须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的最大障碍是某些领导干部们僵化的思想以及由此陈旧的思想形成的特定制度和利益。一些人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似乎是在为国家谋利益，孰不知当稳定压倒正义、官员们不择手段地掩盖丑恶和真相时，社会道德由此沦丧，政府威信由此丧失，官民关系必然紧张，社会信用必然扫地，贪污腐败必然盛行，这样的社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一切，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丑恶得到揭露，腐败得到惩治，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通过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正义、法治、稳定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石油特别收益金还利于民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2006年国家已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45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征收410亿元，预计全年征收600亿元以上。石油特别收益金大部分用于对公益性行业和困难群体给予补贴，2006年补贴了210亿元，今年已补贴420亿元。
日，国家开始对油价超过每桶40美元的国产原油超额收入征收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暴利税”。此举意在还利于民，把某些国有资源、政策性垄断行业的利润归还全民。其实，世界上许多石油大国早就是这样做的。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经宣布，为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环保型能源的开发，政府将对石油公司收取更高的“盈利税”。此举使得英国财政收入年增23亿英镑，合300多亿人民币。
委内瑞拉从2004年起实行石油国有化的政策，由此该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加58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了教育、医疗等项目。
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也大多进了国库。2006年俄罗斯政府的石油税收达到1390亿美元。根据阿尔法银行的测算，俄罗斯乌拉尔油价在高于每桶25美元时，油价每提高1美元，需支付的出口关税就占其中的65%，加上其他税收，留给石油公司的收入增加部分只有11%。
依靠石油的巨额收入，如今俄罗斯拥有高达3560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和黄金储备，还拥有108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俄罗斯进而计划在“稳定基金”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未来基金”。&
石油给俄罗斯全体国民带来了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从1999年至2006 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200％。目前俄罗斯人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标准线为每月5124卢布，约合人民币1700元。
如今的俄罗斯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
俄罗斯财政状况的转变，主要源于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为了改变窘困不堪的财政而对石油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石油从为寡头牟利转变到为全体国民增进福祉。
中国也开始这样做了。尽管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还没有把石油收益的大部分让全民分享。
小产权房有条件合法化是明智之举
近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小产权房属于土地违规问题，要按照土地违规案件的办法处理，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考虑让其补齐手续后转为合法。
“要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处理，小产权房那么多，不可能都拆了。”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已经明确，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对于一些严重违规又不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当然要拆除；对于一些符合规划，欠缺手续的小产权房，应该允许其补办手续。上述关于小产权房有条件合法化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明智之举。
所谓小产权房，指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上开发建设的住房，由于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所以，价格比较低廉；同时，小产权房的产权证不是由政府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里自行颁发，因此蕴藏着违规拆迁、房屋质量等许多风险。
目前，中国的土地形势严峻，如何保住18亿亩耕地的生命线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国务院作出决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小产权房，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我认为，保住18亿亩耕地关键在于改革政绩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遏制地方官员的征地冲动和最大化财政的需要，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解决大量的土地囤积、撂荒和闲置的问题，否则，即使管住了民，也管不住官，18亿亩耕地的红线难免被突破。
从目前看，对于严重违背规划的小产权房确实应当拆除，而大部分小产权房应当补办手续，补缴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然后予以合法化。
小产权房合法化最终能实现农民、城市居民、政府的“三赢”。特别是，大部分小产权房购买者由此吃下了定心丸，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来源。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被誉为社会发展的中坚、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蜷缩式发展的，有民谣为证：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
容颜未老，心已沧桑；
成就难有，郁闷经常；
比骡子累，比蚂蚁忙；
扪心自问，能比谁强。
该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我们上期杂志所讨论的“中产焦虑”，此焦虑即是蜷缩式中产阶级的必然产物。所谓蜷缩式中产阶级，是没法站起来的中产阶级，是没有权利、没有保障、龟缩于物质主义、心灵封闭、柔软脆弱、艰难前行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