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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固化——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特征
阶层固化——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特征
吴文涛 吴家堡的春天
随着《人民的名义》即将收官，网上、微信上，有关阶层分化或者阶层固化的各种论点甚嚣尘上。不管是深度分析也好，蹭新闻热点也好，大体上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中国的阶层固化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我取这样的标题，不出意外，是要找骂的。但是，骂或不骂，道理都在那儿，不偏不倚。
我写文章比较死板，特别是论述性的文章，喜欢一种固定的模式，比如先解释概念，后分析现状，再引出问题，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我当然知道这都是套路，但这样的套路往往很有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讲概念。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不同的时代，社会的阶层定义和划分标准是不一致的。比如在封建社会，比较典型的、说出来朗朗上口的是士大夫阶层。这种阶层分类始于春秋时期，《周礼。考工记序》：坐而论道，谓之王；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你看，说明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为三层：王族、士大夫、百工。其中“士大夫”其实包含了两类人，一类是“士”，一类是“大夫”。先说“士”，在汉代之前，士的定义是广泛的，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也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就可以称为“士”。这时候的“士”只有精神标准，没有身份标准。所以自荐的毛遂是士，习武的荆轲也是士。随着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到唐朝推行科举，再到宋明理学的兴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士”的定义逐渐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些玩刀弄剑的就渐渐变成“一介武夫”，不入“士”流。
“大夫”的定义基本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也好理解多了，就是在社会或朝堂上有一定影响的官员。“大夫”从来就是一种身份，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很能体现这种身份的优越性。为什么将“士”和“大夫”捆绑一起，这里面既有二者互动性较强的因素，也是统治阶级政治考量的结果。“士”，通过举荐或科考，可以成为“大夫”，而“大夫”辞官或削职以后，就成了“士”，所以作为流动性超强的群体，把他们放在一个阶层里面，也是比较合理的。而统治阶级为了讨好尚未入仕的“士”，防止他们在民间掀风作浪，便给他们一顶光鲜鲜的帽子，让他们“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同时，统治阶级即上文的“王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一个稳定的“士大夫”阶层，来缓和自己和“百工”的矛盾，这时候，“士大夫”阶层就相对固化了。
有人说，科举考试就是为打破阶层固化而撕裂的一道缝口。应该说，在这一方面，科举制度俱有强烈的迷惑性。从表面上看，大家通过自己努力读书，参加考试，拔优录取，从而谋得朝堂一职，跻身“士大夫”行列，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事实上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连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怎么有能力去参加什么考试？那些贫苦的读书人，寒窗苦读几十年最后能中进中举的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否则映雪夜读、凿壁偷光也不会这么励志感人。成千上万的贫苦考生可能未及踏上科考的路，就饿死在寒窑破洞里了。
纵观历史上，那些入得皇榜的考生，绝大多数还是来自书香门第或者乡绅家庭。从本质上讲，这还是同一阶层内部的平面流动。正因为科考制度有这样的迷惑性，老百姓未发现其中的不合理，只是感叹自己的“时也命也”，变相的安心于这样的阶层固化。如果没有突发的事件或变革，社会便会有条不紊的运行下去。而突发事件或变革，往往意味着社会动荡或者是改朝换代！
清朝灭亡后，自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和内忧外患的时期。各个流派、政党，对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划分标准。同时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呈现剧烈的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最好的写照。
阶层之间的隔板是打破了，但整个社会的秩序也被打乱了，除了外敌侵侮导致的国破家亡，国共两党的内斗，同样让生灵涂炭。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阶层的划分，工、农、兵是身份，剩下的就是阶级敌人。这种刻意模糊社会阶层区别的做法到文化大革命时酿成了恶果，本来适用阶层划分的社会群体用上了阶级标准，其结果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里不是本文讲解的重点，不做赘述。
如果文革前，我们谈社会阶层，更多的倾向于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谈社会阶层，已经更多融合了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家庭资源。现在社会上，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有诸多划分标准，有人根据《人民的名义》，已经细化到九层，我只简单的理解为“三重门”：寒门、豪门、衙门。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而这三个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其实也经历了三个时期，用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叫做：八十年代靠胆子，九十年代靠脑子，二十一世纪靠老子。等到完全靠老子的时候，社会阶层基本固化。
前段时间，看了党报公号文章《不存在阶级固化现象，王宝强就是例子》。我就一直想笑，这种文章的作者肯定是受益于阶层固化的益处，否则这样的脑子，怎么还能在党报吃饭。且不论他将“阶级”和“阶层”概念混淆，你拿王宝强举例子，是欺负人家王宝强戴了绿帽子，老实人好欺负，是吗？
你怎么不想想张宝强、李宝强比王宝强更努力？对了，他们还没出名，早已隐没于芸芸众生中，你怎么可能认识呢？你说现下的不公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我靠，这他妈不就是阶层固化的一个原因好不好？还有些学者更可笑，说中国的老百姓日子普遍过得比过去好，所以不存在阶层分化现象。我就懒得给他灌输社会资源分配及什么社会结构理论了，他不会懂，也不配懂。
承认了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下面的问题，目前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中国人意识中就有封妻荫子的传统，大到做皇帝的想万世一统，小到老百姓的子承祖业，这是人性决定的，不因为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改变。这种意识是现阶段阶层固化的天然土壤。有了这种意识，已经走到上层社会的必然希望自己的子孙同样能享受上层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必然羡慕上层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也必将挤破脑袋、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择手段的跻身上层社会。然而僧多粥少，这时候，就形成了竞争。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那么已经大权在握的上层人士没有理由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这种竞争，除非遇到制度的限制。制度是谁定的？在我们国家，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定的，是人大代表投票定的。如果把我们的人大代表进行社会阶层划分，自己算算，有几个身出寒门的？
其二，上层社会的二代具有先天优势。即使是完全公平的竞争，他们也优势占尽。这个原因我就拿《人民的名义》举例子。陈海和祁同伟，两个汉大政法系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假设汉东高检要从他们二人中录取一个人，要是你是考官，你会选谁？论成绩，虽然祁同伟比陈海略微优秀，但没有优秀到非他不可，那么作为一个不掺杂私心的考官，我会考虑他的出身背景。陈海，其父亲就是老检察长，他从小耳濡目染，进入检查系统会比祁同伟能更快的进入工作角色，会更快的胜任工作；陈海的父亲一身刚直，会对陈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将来犯错误的可能性会很小；再者，其父亲作为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一定会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加快他的成长。你看陆亦萍，她做法官的母亲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帮女儿找到了两个关键证人。反观祁同伟，寒门出身，论智力，我可以断定他不比陈海、候亮平强，他的优秀肯定是缘于强于别人百倍的努力。但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你能保证以后不受金钱名利的诱惑？而他的家庭带给他的只有自卑和负担，跟陈海相比，又是天壤之别。
有人说，也不一定，万一陈海没这么优秀，那么祁同伟不就可以被录取了吗？好，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刚才讲现在社会阶层划分时忘了补充一点：不是你考上公务员，你就算是进入了这一阶层，就像古代，不是你到衙门当差，便能成为“士大夫”一样。我们还是拿《人民的名义》说事，像候亮平、陈海、祁同伟四十岁左右就昏到厅级干部，在现实生活中那是相当不容易的，祁同伟占了岳父和高育良的光是毋庸置疑的。你敢说陈海的进步与他老子没有半点关系？候亮平的老婆也算是厅级干部，家庭背景想想都害怕。这就如同第二个原因一样，你要不是那种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你能干到科职干部一般也到顶了。而科职干部，还不足以把你带到“衙门”这一社会阶层。
原谅我只能从这样微小的角度来分析阶层固化的原因了。
阶层固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族群割裂、贫富分化、社会公平正义受到极大的损伤，都是社会阶层固化的衍生品。大家都记得王健林“先订一个小目标”段子。一个亿，对于王健林来说，真的是个小目标，我愿意相信王总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个亿是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奋斗一千年也不可求的。
所以出身贫寒的马云就故意放下了身段，说：最幸福的中国人，是一个月有三四万块钱。我就只能呵呵了，央视“你幸福吗”的调查算是白做了。马云同志，你先回去给你的快递小哥们做个调查，他们达到你的幸福标准了吗？回过头来，这也不能责怪马云了，他已经离开自已原有的社会阶层，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他的话对于身处福布斯排行榜前端的他，并无不妥。但这些“并无不妥”的话，带给生活在社会底层众屌丝的伤害，又何止一亿点。
行文至此，似乎还没切题，那就再回到我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上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经历了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趋稳、分化、固化、崩盘的过程。其中，在固化和最后崩盘之间有时还有一个调整、再趋稳、再分化、再固化的一个过程。那种剧烈的变动自然是社会动荡和变革的结果，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特征。而通过固化后的调整，避免最后的崩盘，这是一个想要稳定的社会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所采取的最大妥协和让步，也叫“制衡”。这种制衡，是下层的逼迫，更是上层的自救，所以，实际上还是上层主导的。既然是上层主导的，只要没有将下层上升的通道堵绝，或给予有限的空间喘息，下层的逼迫就会减轻，当这种逼迫减轻到不再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更迭时，这个制衡点就到了。那么社会阶层间，其本质上还是属于相对固化的。所以说，社会阶层固化，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理想的社会没有阶层区分，但在阶级社会里，这是不可能的，强如美国，富如瑞士，阶层固化依然是他们不可回避的社会话题。社会主义同样是阶级社会，而且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阶层分化不可避免，阶层固化也是趋势。既然社会固化不可避免，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如何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后的崩盘即不让社会阶层的固化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习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访美时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美国梦？自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以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相信，只要通过自己辛苦不懈的奋斗努力，就一定会过上理想的生活。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追梦人，成就了美国如今超级大国的地位。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唱衰美国梦，其主要原因是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至少有五个大型研究表明，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缺乏流动性。42%出身在社会收入底层的美国男性成年后还在原先的阶层，相比于传统意义上分化较严重的丹麦和英国，这个数据分别是25%和30%。可惜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想想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农村人口比例，我没有理由觉得我们的数据会低于60%。而美国的民调同时显示，过半的美国人对美国梦失去了希望。
如果社会阶层固化会影响美国梦的实现，我相信，社会阶层的固化同样会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一系列反腐举措的出台，一方面是在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形象，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在为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扫除障碍。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像祁同伟这样本来优秀的寒门子弟，不需要通过各种屈辱、卑劣、残忍的手段，也能走上公安厅长的位置；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当家作主，而不只有“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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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好（一百个赞）
文章太长，没看。
关于祁同伟，他在剧中常说的那本书那个天局。说明他不信命，要去行动要争取。卑微的人要往上爬，要么有悲壮要么有卑鄙。愚公移山，要人定胜天，而胜天半子，要以已作筹码。这其实也是命。
没有看完长篇大论的欲望
微信上看过了，首先很长知识，涛涛说得很系统，本想就此写篇帖子，但感觉要说的话，有点太过消极，还是算了吧，涛涛最后的话，只能作为一个理想状态，个人以为，很难实现！
没有看完长篇大论的欲望
能看得人想睡觉，是单纯的睡觉吗？
文章太长，没看。
关于祁同伟，他在剧中常说的那本书那个天局。说明他不信命，要去行动要争取。卑微的人要 ...
命，是时候人对发生过的事一种总结！
老巴掌到底是出来了
老巴掌到底是出来了
所以，你也出来了？
嘎里个兄弟们！进来望啊子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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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关注)教育时评：寒门子弟上名校、就业难的认知错觉
　　寒门子弟上名校难，是近几年热议的话题。有数据显示，一流高校中寒门子弟比例呈下降趋势，对此有人叹息“寒门难出贵子”。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无疑又给社会舆论“火上浇油”。
　　针对“贫二代”上名校难、就业难这一现状，社会舆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将矛头指向“体制”，认为寒门子弟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肇因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认为公共政策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导致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让贫穷呈现代际传递。笔者并不否认这些因素多少都存在，但是这种“论断”罔顾历史与现实，容易误导社会视听与判断，让公众陷入认知错觉。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如果说寒门子弟“输”了，究竟输在哪儿了呢？
　　就整体而言，当下多数农村的基础教育设施、师资力量较之城市的差距并非像想象的那么大，为什么培养出的学生差别巨大？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城市里的父母大都有文化、有知识且重视家庭教育，在孩子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这是农村里的父母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农村的“粗养”与城市的“精养”――家庭教育成本决定了城乡孩子在知识、见识和情商方面的差别，折射到现实中就是寒门子弟上名校难、就业难。寒门子弟的这个“输因”，社会舆论却忽略了。
　　再谈第二个问题：寒门子弟的前途与命运真的那么悲怆、悲情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其实更像是“拼爹”的年代，比如企事业单位的“接班制度”――老子退休，儿女顶岗。谁能进机关，谁会被提拔，往往是领导“一句话”，有些技校也只是对内部职工子女招生。农村孩子要想扔掉锄把、不吃地瓜干，唯一的路径就是考上大学。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小村几百户人家，甚至数年连一个中专生都考不出来，小学、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是普遍现象。
　　现在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面对的都是同一张试卷、同一条分数线；在就业方面，只要有本事，即可驰骋职场，公务员“凡进必考”是一道必过的门槛，并不限于哪个阶层。就此而言，谁能说现在的升学和就业不比过去公平？
　　笔者出生在沂蒙山区贫穷的农村，过去村里一辈子出不了几个大学生，这些年考出几十位大中专学生，虽然不是什么名牌院校，但是他们通过努力当上了大学教师、军官和机关干部等；考不上大学的，很多人进城打工或经商，买房、买车……他们都比上一辈人活得滋润、有尊严，何来“上升”通道被阻滞？又何来“贫穷代际传递”的迹象？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一流高校中寒门子弟比例下降的问题？
　　1984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写道:“中国有10亿人口，8亿以上是农民。”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在中国有13.6亿人，到2014年农村常住人口已经减为6.19亿。从1:4到1:1――城乡人口比例变化巨大，如果按此比例计算，谁能说一流高校中寒门子弟比例在下降？
　　当下有人认为寒门子弟“路越走越难”，是有违历史与现实的。弥补寒门子弟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先天性不足”，国家在政策规定方面应该有所倾斜，比如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在就业方面也应该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予以扶持。但是，社会舆论切不可以偏概全，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肆意放大寒门子弟的人生悲情，甚至用一种矫情的情绪“唱衰”社会，“制造”出太多焦虑情绪，这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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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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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60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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