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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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赞扬一个人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千喜最大的特点是思维有“斜度”，这个斜度让她总是创意无穷，这一回她又在一个意外的领域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　　以我对千喜的认识，我从不怀疑这个故事的可看性，因为一个有趣的人写的故事也应该有趣。我惊喜的是她对文字和思想的支配能力，理想、爱情、友谊、叛逆、幻灭……这些青春小说的必备要素，在千喜的包装下展现出新的风貌。她将情节置于一个险象环生的新闻调查中，我阅读时像在暗室中摸索前行，因为谜底的屡次反转，唏嘘不已；她将人物置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上，让年轻人单纯的友情和物质欲望展开角力，展现出青春的绚丽和空乏；她将场景置于一个山河壮美、文化瑰丽的国度，让读者在揪心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展开一段文化之旅。在80后青春小说的领域里，千喜走出了斜度，她的笔下没有孩子气的呓语和呐喊，而是为你展现出年轻人大气蓬勃的世界，这本书写给所以青春和曾经青春的人。　　男主角是新闻系的学生，从事的是千喜最熟悉的行业——新闻媒体，她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思考赋予人物，使故事真实而深刻，生命力十足。她行云流水地支配这些思想，将他们溶于生活，当她写到对摄影的理解时，不只是摄影记者，我想所有拿过相机的人都将会心一笑。以媒体人的眼光去鉴赏生活，每一个生命都是怒放的。新闻理想让千喜更酣畅地领略了青春，那是属于媒体人的纯粹、火热、万劫不复，媒体人的青春期很长。　　千喜的小说，应该说是凤凰网近几年看到的，最瞩目的新生代力量。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趁现在年少如花》带来的阅读快感。希望千喜能在文学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越飞越高。　　（邹明 凤凰新媒体 副总裁兼总编辑）　　【吴奕】　　我与超人的最大共同点是我们平时都伪装成一个记者。　　我出道早，把自己纯纯的花季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小记者报》，后来却由于某些不可逆转的生理原因，被报社遗弃。那一刻，我顿悟：韶华易逝，红颜易老，人不可能一辈子顶花带刺。某青年报收留我做暑期实习生，我才得以再次成为摄影记者，但那已然只是我的伪装，我的真实身份是收藏家，尤其偏爱收藏青春的影子。　　我为什么会成长为一个收藏家？因为有那么几个时间、地点、画面，在脑海里深深印刻，但随着时间流逝，它们正在变得模糊，甚至面目全非：　　小学时，操场上。她们在跳皮筋，脸蛋通红，额角渗出一层薄薄的汗水，她们鸟儿般的蹦蹦跳跳，裙摆飞扬，那时谁在乎裙底走光呢？失态也是可爱的。　　初中时，学校门口。她们在小贩的货柜上挑选着五颜六色的缎带，尽管她们的手腕上已经戴着好几只缎带编成的手环了。那些亲手编制的手环，是她们的第一件首饰。　　高中时，教室里。语文课，同桌捧着课本忽而窃喜、忽而忧伤，她不时抬眼偷瞄讲台，然后目光回落到书上，嘴角露出狡黠的浅笑。我知道，她读的是一本披着语文书皮的《三重门》。　　那些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画面，没有将它们定格，令我无比沮丧，我着实不忍风姿绰约的倩影在岁月的长河里漂逝，从此迷上的摄影，流窜在街头巷尾，用相机把她们定格在花期。我的故乡民风淳朴，很多不慎被我收藏的花儿会质朴地问我：“你拍我干啥？二流子！”可见，从事伟大的公益事业，伪装成记者是多么重要啊？如我、如超人。　　我收藏世界。世界在运动，我亦在运动，我和世界在某时某刻发生某种关系，按下快门，这种关系被收藏。快门之后，世界与我已经不复从前。在没有数码相机的年代，这份事业成本不菲，所幸和其他收藏家同仁们的瓶瓶罐罐比起来，我的藏品还算是单价低廉，易于储藏。　　有报道称，俄罗斯人自豪地说：“姑娘是我们国家的财富。”　　据我研究，俄罗斯的花儿们开得早开得艳，但是也败得极快，待她们一不留神孕育了果实，转眼就瓜熟蒂落了。作为一个收藏家，我当即宣布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赶赴这个穷得就剩下姑娘的国家，帮助他们建立国家宝藏“数据库”。　　我的事迹很快在民风淳朴的故乡流传开来：“吴市长的儿子也留学去了？”“是啊！官员送子女出国，是铁律。”“好像去了俄罗斯。”“俄罗斯？那太荒唐了！”　　我总是这么容易成为风云人物，无奈。政府大院的好儿女们都被送到美、加、澳了，唯有我前往俄罗斯这苦寒之地，非主流总会沦为茶余话题。　　【吴奕】　　我电脑桌面是一件珍贵的藏品，焦点位置矗立着一根纤细的中指，戴黑色哥特式指环，涂黑色指甲油，稍远处是中指主人的半张脸，稚气未脱的花季少女横眉冷对着我。　　“中指姑娘”在我众多藏品中得算是奇葩一朵。我将她裁剪成电脑桌面的尺寸，设为壁纸，这样，我一开机她便恶狠狠地注视着我，我有时勇敢地直视，有时害羞地躲避，有时干脆还她一记秋波。自从用了这个桌面，我养成了电脑洁癖，桌面上再没有杂乱的图标。我总是及时清理，不让图标挡住她的脸，妨碍我与她眉目传情。　　是的是的，美女照片还有那么一种低俗的用途，但你不要误会我是一个需要靠意淫美女画报来解决生理需求的阴郁男人，我对中指姑娘的感情十分纯洁，就像你小时候会对着米老鼠贴画傻乐一样。　　现在看着桌面上这张稚嫩的小脸，不禁感叹岁月蹉跎，想起与万紫初识时，她还是个黄毛丫头……　　那年我入读了莫斯科大学，在开学典礼上瞻仰了学校历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备受鼓舞。在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下，我立了大志，誓做一个有贡献的人。我学的是新闻学，就算我无力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至少还能添油加醋。我决心寒窗苦读，铁砚磨穿，岂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入学不久，莫名被一位校园偶像执着追逐，害我声名大振，欲低调不能。　　该校园偶像姓李，名韦铭，中国籍男子，当时已经硕士二年级，从小立志做国际名记，由于才华井喷，在新闻系早已是风云人物。某日，他在新闻系摄影展上看到我的摄影作品，一见倾心，于是三顾茅庐邀我与他比翼采访。我早知他的偶像地位，羞赧地回答：“我配不上你。”。　　韦铭坚定地说：“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我就认定是你了。”　　看着他笃定的眼神，我不作声了，我从前很难拒绝美女，现在才知道不是因为我偏爱美女，而是因为我总是心太软，连拒绝一个男人都如此艰难。于是我和他成为固定拍档，给国内的时政杂志做俄罗斯特约记者，他执笔，我摄影。合作了几个采访，我拍的照片总是跑题，比如我会在现场将镜头对准其他媒体的美女记者，而无视演讲台上慷慨陈词的新闻官。韦铭终于发现我只是个披着记者外衣的“收藏家”，追悔莫及，但羞于承认自己眼拙，只能隐忍，继续与我绝代双骄。　　2003年，冬。　　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总是高调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近万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卡卢加广场，再汇成一道洪流，和着激昂的进行曲汹涌澎湃地朝红场滚滚而来。全莫斯科的老头老太们都出动了，他们步履蹒跚，纵使一身二战军装，满胸的功勋章，也不再英武。游行队伍里充斥着一种冲突的美感，亦振奋亦沧桑。爷爷奶奶们精神抖擞，振臂高呼“苏联万岁”、“十月革命万岁”。苏联国旗、苏共党旗、标语、横幅、列宁和斯大林画像、织有镰刀斧头的红围巾、红臂章……红，将冰雪封冻的莫斯科迅速点燃。　　我与韦铭潜入人群，要零距离记录这伟大的纪念日。或许因为我浑身散发着神圣而高贵的社会主义气质，一个老奶奶噙着热泪要求与我在“十月革命理想不可战胜”的标语下合影留念。韦铭接过相机帮我们拍照，快门响了五六次，老太太还紧紧握着我的手，韦铭将相机托在胸前，上下为难，犹豫着是继续拍照，还是解救我离开。我握着老奶奶颤抖的双手，被她火热的共产主义理想灼烧着，血液从手心开始升温，一直沸腾到心脏，直逼天庭，头脑一热，突然忍不住振臂一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老太太一愣，不知是否琢磨明白谁是毛主席，也跟着说：“万岁！万岁！”她脸上的沟壑幸福而亢奋地颤抖着，我不禁感叹，莫斯科夕阳工程搞得好啊。　　光荣的游行队伍中也混杂着一些精力过剩借题发挥的激进派，叫叫嚷嚷招摇过市。领头人，不知是否应称其为“人”。他头戴普京面具，脖子上拴着狗链，很投入地爬行在队伍最前方，不时狂犬病般朝行人怒吠。其后跟着颇具造反精神和表演欲望的队伍，上蹿下跳，手舞足蹈配以韵律十足的谩骂，高呼“打倒普京！”“恢复苏维埃政权！”这个队伍十分抢眼，堪称胶片杀手，无数相机在这里弹尽粮绝。　　韦铭亢奋了，浑身上下每一颗携带记者基因的细胞都被汹涌的肾上腺素淹没，他疯狂地突破了警察加筑的安全防线，拖着我冲进游行队伍。这时队伍深处有一张亚洲脸孔晃过我的镜头，女孩悠闲地藏在癫狂的游行队中间，一脸不以为然的淡漠，我不由停下脚步，举起相机对着她一顿咔嚓。　　韦铭焦急地催促：“快走，在警察干涉之前，我们必须采访到那只‘狗’。”　　我推他一把：“你先去，我马上来。”　　韦铭再度遭遇搭档采访跑题，火冒三丈，暴躁地撇下我跑开了。　　小姑娘察觉到我的存在，瞥了我一眼，用俄语说：“滚开！”见我稳稳地端着相机，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她开始飙脏话，稚气的小脸龇牙咧嘴地摆出几个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狰狞表情，生动极了，精彩程度远远胜过她装疯卖傻的同伴们，于是我拍得更加起劲。她骂累了，无奈地看着我，举起手对着镜头缓缓伸出一根中指。哈，这个娇纵的坏脾气的孩子，有趣极了。我又按了快门，这张照片从此成了我的宝贝。　　下午采访归来，我和韦铭一起挑选照片，当那个愤怒的女孩赫然占满显示器，韦铭一哆嗦，像被雷劈到。　　我很得意地说：“惊艳了？”　　“是惊吓。”韦铭纠正道，接着满腹牢骚，“你就为了拍这个？现场那么紧张，你能不能先抓完重点，再满足你的另类喜好？”　　他又开始诲人不倦了，我赶紧打断他：“这种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怎么才能报道出新意？就得玩另类。选这张，包你全球独家。”　　韦铭将信将疑地看看我，然后眯起眼捉摸着这照片，玩味地说：“这么说来确实有点意思。可是不能让她无缘无故地给读者朋友竖中指啊，要配文字把事情交代清楚。你采访她了吗？”　　采访？我眼前浮现出她滔滔不绝飚脏话的样子，勉强回答道：“呃……她倒是给我说了不少……”　　韦铭说：“好，你写下来给我。这个姑娘还是有新闻点的，老年人纪念十月革命，是为他们光荣且痛楚的回忆。可是这些年轻人搞游行是为什么？他们又为什么愤怒？通过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反映些新问题。”　　我回绝道：“不想写。”　　韦铭不解：“为什么？”　　那姑娘说的是一堆逻辑混乱的毁灭性短语，要我怎么写？但除此之外，我有更重要的原因。我说：“为什么要配文字？照片是世界的本身，具备多面性，一加文字解释，就变得片面了，只凸现出写字人偏听偏信的世界。照片比文字真实多了，新闻不就是要真相吗？”　　我收拾起散漫，端出专业态度与他对话，韦铭有些吃惊，但他显然喜欢并擅长这种对话方式，认真地回答我说：“新闻的确是要记录真相，但媒体总是有价值取向的。一张照片，读者看了会有所感触，会情感泛滥，但是这些情绪原本就藏在读者心里，只是被你唤醒了而已，你并没有向他传递任何价值观……”　　我说：“不需要价值观，我们是记者，又不是传教士。现在的新闻产品，我拍片、你写稿、他编辑……每一篇稿件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要怎么传递？干净利落地告知事实就好了，读者又不傻，他们自己会做判断的。”　　“你说的是一种生产新闻产品的方式，但那适合财大气粗的通讯社，不适合我们。我们两个实习小记者，情报有限，设备简陋，要做纯资讯，咱俩会死得很惨。人家可以开着飞机玩航拍，照片搞得气势磅礴，我们呢？不做出特色，我们只能被海量信息淹没。”韦铭流露出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　　“什么特色？”我问。　　“注入人文情怀。”韦铭用了一个很高级的学院派词汇。　　我无语，本以为自己说话已经够晦涩了，谁知他更涩。我只能掰碎了问：“怎么注？”　　韦铭解释说：“比如一张‘9·11’的照片，美国人看到罪恶，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胜利，想要再接再厉搞恐怖主义。显然第二种情绪不是媒体应该传递的，必须要配上文字谴责恐怖主义，唤醒善良，感化邪恶。”　　说到“唤醒善良，感化邪恶”时，他表情神圣，我仿佛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万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师兄弟一场，他为何总是热衷于客串师父的角色呢？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感化”我。　　“我为什么觉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韦铭接着说，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释起来，“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写十月革命纪念日，却不敢奢望采访俄共领导人，写不出宏观庞大的稿子，还好我也不稀罕写那种稿子。我只想坚持人文特色，讲一个故事，刻画一个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报道中，谁能记住谁的？我们只要有一个眼神被读者记住，就够了。她就有这种眼神……”韦铭情意浓浓地看着中指姑娘，我想圣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准备唤醒他，他突然又换上严肃的面孔，冷冰冰地说：“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达什么，想好了吗？快去写，解释是必要的。”　　说完他就跑步冲回自己宿舍赶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这个新闻疯子，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疯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独自留在房间，与“中指姑娘”无奈对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要竖中指？我要写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我走到窗边，看着满天狂乱的雪花，臆想一个愤怒女孩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想开一个玩笑挑衅公众。我们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时政杂志，我想知道当他们翻开杂志，赫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朝他树立中指，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们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激发他们原始的情绪，而不是用文字将他们引导向同一种情绪。　　没有文字，这张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终究还是被韦铭舍弃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新闻图片展上，“中指姑娘”大获好评。　　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2005年，夏。　　莫斯科的冬季太著名了，于是全世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的夏季必然仓促而潦草，想必太阳发出的光与热刚刚以光速冲刺入俄罗斯的国境线，热力尚未来得及辐射遍其过分辽阔的幅员，源头的太阳已经打着哈欠准备退场。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很有质量，太阳早出晚归，格外勤勉。　　傍晚，阵阵晚风携着夏日树木旺盛的鼻息袭入房间。我掐灭了香烟，跳上宿舍的窗台。我想要是正巧楼下有人看见我，一定很惊慌，以为一个悲情人物要自由落体寻求超脱了。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要呆坐在窗台上目送太阳归去。从主楼望出去，漫天的晚霞，如天边飘来绚丽的纱幔盖在莫斯科的肩头，湮没了城市的浮躁与喧嚣，莫斯科在霞光的呵护中变得恬静安详。夕阳慵懒地，一点一点地滑进天际边彩云层叠的纱床里。在莫斯科，我喜欢一个人的黄昏，但如此黄昏不会也不应被我独享，不知主楼五千多套的房间中，此时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窗格子里与我一起欣赏这道风景呢？　　主楼是莫斯科大学的标志。二战后，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了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建筑，莫大主楼是七姐妹中的大姐大，因为她最巍峨，还因为她站在高岗上。这个高岗地位了得，是莫斯科之巅，虽然此巅海拔仅220米，大名起得像绰号一样草率——“麻雀山”。其实苏联时期它一度有个威严的名字——“列宁山”，可是苏联散伙了，列宁也不威风了，“麻雀”又复辟了。个人觉得首都的至高点还是应以英雄命名，好比一个名叫“二麻子”的人和姚明一样都是高个子，可听上去二麻子比姚明矮了一大截。说这话我也不怕得罪麻雀小兄弟，毕竟它们也没什么民族荣誉感，一旦飞上枝头，就自称凤凰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座远在莫斯科的楼房印象更鲜活些，更有共同语言一些，我不得不提这件事，有位著名的人曾经在这座楼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这位话音一落，礼堂里都顿时热泪纵横，掌声雷动。　　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冲进屋来，说走廊上莫名出现了一只名贵的俄罗斯蓝猫，她想去戏弄一番，需要我去厨房替她照顾甜汤。俄罗斯人喜欢猫，主楼里到处是猫的身影，不过这群猫咪的先祖多半是被学生收养的野猫，莫大学生用好鱼好肉制成糖衣炮弹攻击野猫，灭其斗志，将其驯化成百依百顺的宠物，在碉堡般的主楼里安身立命，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再被更多的爱猫人士领养，分居在主楼的各个房间。主楼猫多，但皆草根出身，一只高贵血统的俄罗斯蓝猫确实罕见。　　我叉腰站在厨房中间，哈欠连连，实在看不出甜汤有被照顾的需要。黄豆大小的火苗，脸盆口径的汤锅，怕是加热快不过散热，再熬一两小时也沸腾不了。这时有人捧着一小盒木炭进了厨房，冤家路窄，是去年游行时的“中指姑娘”。虽然我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与她眉目传情，但这一年，她变了很多，以至于我几乎无法辨认出她就是我的桌面女孩。我的桌面上是一个焦灼、狂躁、金属质感的少女，而眼前这位一袭白色纱裙，麻花辫从脑后绕到胸前，不施粉黛，淡泊恬静如一汪清水。烈酒变清水，这是多激烈的质变啊，正常情况下，此时照面，我顶多多看她两眼，依稀觉得似曾相识，却始终雾里看花，拍扁了头也判断不出识还是不识。可现在，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因为今天早上，她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硬生生地往我脑子里烫了个无法修复的疤。　　……早上，第一堂课尚未开始，这个清水气质的姑娘冲进教室找我，我见她好生面熟，遂作宝玉状暗地感叹：“这个妹妹我见过……”正要检索大脑里存储姑娘的数据库，回忆这是何时何地哪一段艳遇，冷不防她已跳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一阵痛骂，俨然一失控的女纳粹。猝然、震撼、杀气腾腾，堪比德军“闪击战”突袭苏联。我惊诧：人竟可以表里不一到如此地步！过滤掉连篇脏话，提取了主要内容，我终于明白这场闪击战的导火索是我未经许可拿她的照片参加了新闻图片展。照片挂在新闻系大半年，老师同学秘书工人都熟视无睹了，突然一天有人跳出来扞卫肖像权，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导火索燃得太久了，等你已经忘记这枚炸弹，它突然爆炸，炸开花的不是战场，而是生活……　　现在，在宿舍厨房里，我竟然又碰到她。难道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房管也太会开玩笑了吧，虽然我深爱她的照片，但不代表我喜欢活生生的她，我不希望生活中和任何易燃易爆的物体近距离接触。我佯装记忆受损，不动声色，全身心地关爱那锅甜汤。她更是悠闲自在，哼着小曲，点燃炉子顺手把打火机放在厨案上。是一只银色树皮纹路的纪梵希，有钱人的玩意儿，我不由得快速打量她，衣着饰品都十分考究，贵族气派，难怪如此飞扬跋扈。她用小镊子把盒里的木炭整齐排列到天然气炉火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木炭一点点由漆黑变得灰白再变得通红赤亮。突然，她扭头看看我，说：“你很会照相，对吧？”　　对于这个话题我心有余悸，琢磨着是否要理睬她。　　她接着说：“我叫季阿娜。你呢？”　　我尚未决定是否理睬她。　　“喂！你是不是很会照相？”这个坏脾气的孩子又开始不好好说话了。　　“我叫吴奕。不要称呼别人‘喂’。俄罗斯不搞素质教育啊？”　　“呜——咿——”她拖着长音念我的名字，像是找到什么乐子，高兴得眉开眼笑。我突然觉得“喂”是个多么有素质多么体面的称呼啊。她寻味着我的名字，诧异地问：“你不是日本人？”　　我根红苗正，哪里像日本人了？难怪她冲进教室骂我时一口一个小猴子，敢情把我当日本猴了。“小猴子”是她称呼日本人的专有名词，好比我们叫日本人“鬼子”，韩国人“棒子”，俄罗斯人“毛子”。　　我掷地有声地说：“我是中国人！”　　“啊哈！我也是中国人！中文名字叫万紫。”她冷不防来了句中文，让我浑身别扭。她长得确有九成东方神韵，我本该判断她是中国人，但是之前她都是讲俄语的，加之脏话飚得干净利落，口音纯正，极有本土特色，使我误以为她是鞑靼族人（鞑靼族——俄罗斯少数民族，鞑靼蒙古族侵略统治古罗斯地区留下的后裔）。　　“这个忙你非帮不可了，走，跟我走。”话音未落，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着我就往外走，又一次用“闪击战”打得我措手不及。　　“妹妹，我没打算帮你。”　　“帮了我，你我就扯平了。”　　“我可不欠你什么。你那照片是时事新闻报道需要，没经过你同意，也不构成侵权。懂？”　　她沉思了一下，撒开手，我暗自欢喜她悟性之高，一点就透。谁知她是想起了炉子上的小木炭，回头去稀里呼噜钳进盒子里，又拖着我要走。有没搞错？白天还视我如阶级敌人，现在又来攀老乡套近乎？我还能莫明其妙地去帮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做莫明其妙的事了？我运足内力，十趾抓地，屹然不动。她扭头瞪我一眼，举起通红的木炭，一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样子，为了双方父母我只好屈服了。　　被掳走的路上，我问万紫，为什么认定我是日本人，她说因为我用日本相机。我很无奈，每个搞摄影的都很无奈，日本摄影摄像品牌充斥了国际市场，要抵制日货，不容易啊。后来我换了个莱卡。万紫说，作为俄罗斯人，她也恨德国，我暗笑：这女的一副纳粹嘴脸，她有资格痛恨法西斯，嫌弃德国人吗？我想苏联还和美国冷战过呢，柯达怕是也看不顺眼。万紫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收集照片就是收藏世界、收藏时间，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比我们更热衷于这种收藏。战后的日本、德国不得不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于是国民成了最热情的拍摄者，内需迫使相机制造业发达起来，我猜是这样的吧。　　我跟着万紫穿过主楼地下通道来到楼后的空地。有三个人躺在草地上抽水烟，发出咕噜噜的水声，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芳香。水烟，我们山坳坳里老乡们玩剩下的，如今竟成了风靡欧美的抽烟时尚，因为烟料是水果制成，焦油、尼古丁含量极低，还贴上了健康卫生斯文高雅的标签。乡亲们玩剩的东西，如今引领了欧美时尚，我多少应该表现出一些可以升华为民族自豪感的沾沾自喜，但不知为何我总是联想到祸国殃民的鸦片烟枪，甚是厌恶。　　万紫兴奋地介绍我：“看！我找来了摄影师。”正吞云吐雾的三个人也来了精神，叽叽喳喳争论起来。一会儿中文一会儿俄语，乱七八糟。只是依稀了解到，他们是魏何、大周和克拉拉。四位是多年好友，拥有一个名为“红殇”的乐队，万紫是贝司手，鬼魅艳丽的克拉拉是主唱，俊美的魏何是吉他手，暴躁的大周是鼓手。他们筛出几首作品，灌了一张唱片，现在要拍封面了。这个小团体里三位中国人，唯有克拉拉是俄罗斯人，克拉拉与万紫十几年的好友，在万紫的熏陶下，略通中文，中文造诣达到能囫囵五句礼貌用语和一句经典国骂。　　所谓的个性张扬就是指：我要坚持我的，否定你的，还就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乐队个性尤其张扬，各持己见，上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愣是没有一块能把他们四个圈在一起拍照的地方，最后万紫说：不需要目的地，咱们去扫街，走到哪拍到哪。　　次日，我开车到红场旁边与他们汇合，这是我最喜欢的集合地点。巨大的莫斯科城以红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像这种没有目的的出游，城中央无疑是最好的起点。加之俄罗斯人毫无时间观念可言，难免傻等，红场是适合等待者自娱自乐的好地方，可以在露天茶座喝杯咖啡，或者去克里姆林宫西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独自散步，这里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几乎每天都有身着婚纱和礼服的新人在这里驻足，按照传统，新人要在婚礼当天来此瞻仰无名烈士墓，向烈士献花，感谢他们带来今天的和平。等待时我都带着相机，日复一日拍摄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但永远不会有两帧同样的画面，它们每日都在变换表情。　　我到了红场，一看只有魏何到了，塞着耳机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听CD，我招呼他，他拔掉耳塞走上来，微笑着说：“来这么早？怕是要久等了，姑娘家本来就爱迟到，何况她们是俄罗斯人。”　　我会心一笑，俄罗斯人虽然看重承诺，却从不守时。这可能源于他们率性的基因；也可能和地理气候有关，地域过分辽阔，难以估算时间；或者是在寒冷的冬天，一场暴风雪，会改变你所有的估算。　　魏何客气而友好地对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没事，俊男美女是我喜欢的题材。”被强掳来拍片，我本来满腹牢骚，可是面对如此谦和的魏何，我又忍不住客套一番。　　魏何浅浅一笑，我惊诧，男人的笑容可以这么干净、温润，像初中时邻班的班花。真是荒诞的联想，我定定神，对他说：“上车吧。”　　魏何上了副驾驶座，从自己的随声听里拿出一张碟，递给我：“听听我们的作品吧，或许对今天的拍摄有帮助。”我把它放进了车的音响，一个空灵清澈的声音流淌出来，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诧异地问：“这是克拉拉？”　　魏何微笑着点头，窝进座椅里，很享受地闭上眼睛。我努力回想克拉拉的模样，印象中是个妩媚妖冶的姑娘，可歌声如此纯净，这样的冲突要怎样用镜头表现？　　这时克拉拉和大周一同来了，我从车窗探出头去：“嘿，这里！”　　克拉拉瞪大眼睛看看车，又看看我，冲到车前，拍着车鼻子说：“这是什么车？很拉风。”　　“你喜欢？”我问。　　她不回答，粲然一笑，调皮却风情万种。她今天穿着红色的迷你短裙，金发高高束起，挽成一个俏皮的发髻，在阳光下格外明艳，看来克拉拉很喜欢这车。她绕着车转了半圈，右手抚过车身，用指尖有节奏地敲打。　　我拿出相机来，对准她。克拉拉顿时紧张起来，僵直地看着我，我迅速按下快门。克拉拉柳眉微蹙，抗议道：“嘿，我都没有准备好。”　　我笑：“准备什么？摆poss？我不喜欢被设计的画面，很假。”　　克拉拉抄起手依在车前，偏着头瞅我：“摄影这样的视觉艺术，和绘画一样，不就应该设计出漂亮的画面吗？”　　我说：“不，绘画是解释世界，摄影是世界本身。”　　谈话间，我不停地按下快门，记录克拉拉的每一个表情，镜头里她眼中带着怀疑，红唇一张一合，在与我辩论。　　大周站在旁边，铁青着脸盯住我手里的相机，我读到他眼里的憎恶。曾经也有人这样怒视我，并咆哮说：“未经许可拿相机指着人，是侵犯，是强暴。这相机好像一把手枪，甚至有点像那话儿。”大周的眼神像利剑般刺向我，看得我发毛，他不会也觉得我正在强暴克拉拉吧？我这可不是未经许可的强拍，我是他们邀请来的摄影师。　　正与大周对恃着，克拉拉突然跳起来冲着远处使劲挥手，我回头一看，一辆快要散架的破宝马呼啸着冲了过来，像一头战斗中的公牛，莫非是被克拉拉的红裙子挑逗的，我心一紧，正想飞身把克拉拉扑开，那宝马嘶叫一声，在距我们两米处刹住了。那司机探出头来，竟是万紫。　　克拉拉埋怨道：“怎么才来？等得花都谢了。”　　万紫盯着克拉拉的红色短裙，取笑她说：“谢了？我看你开得挺艳嘛。”　　克拉拉不与她调笑，催促她赶紧上路：“你别开车了，我们都坐吴奕的吧，五个人正好一车。”　　万紫看看我膘肥体壮、锃光瓦亮的座驾，像是自尊心受到伤害，扔给克拉拉一记白眼，嗔怪道：“妖孽，你就喜新厌旧吧。”　　克拉拉说：“我是珍爱生命！你那车，都撞残了，还敢上路。”说着，克拉拉抓起大周塞进我的车，大周表情很抗拒，但还是屈从了，克拉拉自己也跟了进去。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大周目光灼灼地瞪着我。　　万紫哪受得了这种赤裸裸的背叛，倔脾气上来了，死死地抓着自己的方向盘说：“要坐你们坐，我开自己的车。”　　魏何见状，不声不响地下了我的车。见有人声援，万紫有些得意，谁知魏何走过去，伸手穿过车窗拔了万紫的车钥匙，说：“蹭车不好吗？非得自己当司机？”说完帮万紫打开车门，牵起她的手腕，万紫居然也乖乖地任他牵着走，那画面倒像一个温柔高贵的骑士牵着一只闹脾气的小马驹。魏何是个奇男子，不多言语，但他了解每个人，并知道快速制服他们的方法。万紫需要的无非是个体面的台阶。　　车里播放着红殇乐队的歌曲，克拉拉听到自己的声音，吃了一惊：“这是我？这个音响太棒了，万紫的破旧音响里我像个沙哑的老太婆。这车真好，贵吧？”　　我说：“不清楚，父亲的朋友借给我开的。”　　我爸的朋友老陈在俄罗斯做生意，当年我执意要来俄罗斯，我爸规劝无效只能放行，将我托付给老陈照顾。老陈不常在俄罗斯，却偏偏在莫斯科置下了一房一车，闲着也是闲着，他对我说：“吴奕，车子借你开，然后你帮我看房子，作为报答。”听起来很公平交易，可是仔细一琢磨，我似乎占了大便宜，我马上打电话回家和爸妈讨论这个交易的合理性。我爸不假思索地说：“不行。”语气像一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老红军。我妈犹豫起来：“老陈那脾气，你要是拒绝了，他铁定不高兴。”我爸说：“虽说是老朋友，借车看房子都是朋友间的小事，可我毕竟坐在这个位置上，要避嫌。”我妈想了很久，拿出一个新办法：“儿子，不如这样，以后陈伯伯去俄罗斯谈业务，你积极点，给他做免费司机和翻译。劳动所得，我们心里也坦然点。”老陈觉得这个方案极好，在他的坚持下，我爸勉强同意了。　　听说这车是借来的，克拉拉赞叹：“呵，这朋友真仗义。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公务员。”我怕他们误会，又补上一句，“跟职业无关的。他俩是发小。”　　“公务员？万紫的父亲也……”说到一半，克拉拉突然收声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万紫用力地使了个眼色，示意克拉拉打住。　　我问万紫：“你父亲也是公务员吗？”　　万紫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她好像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故意转过头看向窗外说：“前面景色不错，下车吧。”　　此时，我们正行驶在莫斯科河沿岸，一侧是克里姆林宫的绿树红墙，一侧是母亲河的浓情蜜意，河道里有游船悠然航行。风景独好，但马路上车流很急，我说：“这里可不好停车。”　　万紫觉得败兴，不悦地说：“算了，继续逛。”那口气就像军阀家的小姐在使唤黄包车车夫。　　一直逛到日落西山，也没找到一处四人都满意的地方。暮色中，他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倾巢奔赴彼得堡拍摄，因为莫斯科确实不够华丽和性感，彼得堡才能衬托他们浓墨重彩的音乐。　　这个主意平复了内部矛盾，却完全不询问摄影师是否愿意前往。　　“对不起，我不出远门。”我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群人，在莫斯科逛了一天，毫无收获，我才不要再跟他们去彼得堡浪费时间。　　“不行啊，你不去怎么拍啊？”克拉拉最先反弹。　　万紫瞥我一眼，说：“我付你钱，五百美金，够不够？”豪气的腔调，稚嫩的小脸，颇具冲突感。　　我觉得好笑：“不是钱的问题。”　　“一千美金！”她利落地加价，像在参加一场志在必得的拍卖会，就差举个牌了。　　她不会以为我在运用菜市场策略讨价还价吧？我不得不严肃起来，正色道：“我说了，不是钱的问题。”　　大周不耐烦了：“行了，摆什么架子？离了他还不行了？万紫，你拿那钱买个相机不行吗，咱自己拍。”　　“自己拍？那不是始终三缺一？”万紫不看好这个方案。　　“拍四人合影时，就设定自拍功能，带着三角架就行。”大周补充道。　　“那不是摆拍？那不是刻意设计的画面？”克拉拉嘀咕道。看来我这一天还是有收获的，我那“摄影不设计”的学说已经传承下去，克拉拉成了我的门徒。　　大周不屑地说：“少听他鬼扯。”　　这伙人实在不好接触，不如帮助他们独立作业，以后都不用来麻烦我，于是我附和大周：“大周的主意很好，不摆拍只是我的个人恶习而已，你们不要学啊。帮忙帮到底，我给你们推荐几款合适的相机。”　　“不用了。”万紫漠然地说，刹那间我感觉到陌生人般的冰冷气场。她分明看着我，视网膜上却没有我的投影。我想她的大脑配置一定很低，仅仅一张A4纸、一只铅笔、一块橡皮擦而已，她把生活中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轻轻地写在上面，戏一落幕，便迅速用橡皮清除干净。因为下笔时虚弱无力，所以在擦除后，甚至找不出笔尖与纸的划痕。　　莫斯科一日游就这样尴尬散场。我想，我跟这红殇乐队的缘分还真是来去匆匆啊。　　回到宿舍，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整理今天零零落落的几张照片，刚一上线，韦铭从msn里跳了出来。他已经学成归国了，正式加入我们曾经打临工的那家时政周刊，做了编辑。我本以为他离开后，我可以脱下记者外衣，专心做我的收藏家，岂料韦铭不肯让我金盆洗手，誓要将我培养成拍摄写稿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我欲逃脱，他却频频在msn上与我约稿。　　今天，他的msn签名换成了：“祝贺安娜凯旋。”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名字，被公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良心”。韦铭是安娜的狂热粉丝，并发生热传递，把我也焐成了温热。安娜以报道车臣战争而闻名，比如：战俘营虐囚事件、国家试图掩盖未成年人枪杀、车臣非法占有私人企业事件、对国防部和俄罗斯驻车臣部队司令部贪污现象的调查……近两年媒体在车臣的采访受到限制，她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争地区，最近，她又带着骇人的真相从战区归来。韦铭兴奋极了，就像一个追捧超女快男的17岁少年。　　韦铭此时出现，又是约我写稿。　　我说：“险些被一个女流氓绑架去彼得堡，不然我就没时间帮你写了。”　　韦铭艳羡地说：“被女流氓绑架？我当年在莫斯科怎么没遇到这等好事？”　　我飞快地敲打键盘，哭诉这两日的不幸经历，msn的对话框被我一页页地刷屏，有点罄竹难书的架势。　　韦铭一听“中指姑娘”再现江湖，大喜，对我说：“我这次要的稿子也不是三五天能写好的。不如你就随女流氓去吧，不枉你整两年对着她的照片眉目传情。”　　我一听三五天都写不好，被这工作量吓到了，抱怨起来：“什么报道这么麻烦？”　　韦铭说：“我这种新入行的小编辑，整天帮记者们改错字，顺句子，实在乏味。想干一票大的，怎奈天下太平，我思来想去，唯有主动出击，制造不太平。”　　制造不太平，这不是恐怖份子炒作新闻话题的伎俩吗？我战栗：“你，想干吗？”　　韦铭说：“我做了一个选题，必然轰动，但很难采访。你愿意帮我吗？”　　我谨慎地问：“什么？”　　韦铭说：“调查外逃贪官及其子女，或者裸官家属的海外生活。我会找世界各地的记者分别调查，最终组成一个全球范围的贪官逃亡地图，俄罗斯部分就拜托你了。”　　我松了口气，原来他是要反贪官，不是反人类。我在他滚烫的宏愿上浇上一瓢冷水，说：“扯淡嘛，但凡有银子懂享受的主，谁来俄罗斯啊？又艰苦又危险。咱身边哪个不靠打工攒学费？你亲眼目击过权二代、富二代吗？”　　韦铭说：“目击过呀，我还摸过呢，你不是市长家的公子吗？”　　我说：“我才是苦出身，全靠卖点照片糊口，还被你剥削，我拍的照片，在我老家的报社都卖到上千一张了，他们还拿去做成明信片和挂历呢。怎么到你那里总是廉价批发？”　　韦铭辩解说：“谁让你爸是他们上级领导呢。”　　“你丫的借口真无耻。”我狠狠地敲出几个字，“我是得过国际民俗摄影文献奖的，你到底是不识货，还是故意宰熟？”　　“呵呵。”韦铭发来这两个字敷衍我，然后硬转了话题，“你的中指姑娘，用纪梵希打火机，没事自费出唱片玩，刁蛮任性，目中无人，动不动拿钞票砸人，典型的富二代嘛。”　　我说：“可她还真不是富二代，据说她爹是公务员。”　　韦铭好奇道：“公务员？什么级别？”　　我说：“不清楚，她们都避而不谈，很诡异。”　　韦铭说：“公务员这么敢花钱？太可疑了，没准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说：“得了吧，开个破宝马，都快散架了，有这么不惜命的贪官子女吗？”　　韦铭说：“像极了，你跟他们去彼得堡，贴身调查。”　　我说：“洗洗睡吧，别胡思乱想了。”　　韦铭说：“干媒体的，作息时间这么规律，你羞不羞啊？”　　嘿，他壮志难酬，跑来羞辱我。我说：“我只想做一个没事上街闲逛的摄影师。”　　韦铭说：“调查记者才是王道。你想想安娜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时与恐怖分子谈判；她调查联邦军队，着书批评普京政府；她在法庭上为阵亡士兵的母亲们提供援助。你不嫉妒吗？这才是记者！”　　我再次强调：“我只想做个摄影师。”　　韦铭专横地摊派起任务：“从中指姑娘开始查吧，从彼得堡回来与我联系。”说完，他的头像暗了，不给我推辞的机会。　　我一边整理万紫的照片，一边回想韦铭提出的系列问题，它们串连成一个悬疑故事：公务员的后代怎能如此奢靡？她为什么有意回避父亲的职业？一个中国人为何会去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日游行？她在俄罗斯生活多久了，怎会说得一口纯正的莫斯科口音？看她的五官，还真不像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韦铭认定万紫是嫌疑人，我对他的直觉和眼力不以为然，当年他也直觉我是他的最佳拍档，事实如何？　　在韦铭的紧箍咒下，我决定去一趟彼得堡，但我的目的是证明万紫不是嫌疑人，断了韦铭的念想，还我安宁。　　我马上拨通了万紫的电话，说：“我跟你们去彼得堡。”　　电话里瞬间安静了，万紫不作答，是因为记忆擦除得太干净，想不起我是谁？还是觉得我突然改变主意，行径可疑？　　我赶紧说：“我是那位摄影师。都答应帮你了，中途撒手，太不仗义。”　　万紫还是不说话，我又补充道：“我那天回家后失眠了，满脑子都是你们的音乐，很感动，我想我听懂了你们的理想和友谊……”我运用了一种电台午夜节目的声音表情，差点把自己都感动软了。　　万紫也软了，说：“好吧，明天晚上8点，火车站见。”　　我挂了电话，开始做行前准备，不是查地图擦相机，而是策划一套潜伏的方案，琢磨着要问些什么问题，才能不动声色地引导她讲出自己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铸就了她高傲无礼的做派，可是一不留神又会从眼底闪出一丝忧郁不安。我开始期待明天的旅行。　　我坐在火车上整理被褥，四人一个包厢，万紫和我面对面，上铺。下铺是大周和魏何。克拉拉不能忍受大周打呼噜，选择了隔壁的包厢。大周的鼻鼾很摇滚，像他演奏时强硬持续的鼓点。　　火车辗过铁轨缝隙沉重的碰撞和着大周高亢的鼻鼾，四个字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金属，摇滚”。我全无睡意，第一次感受到“重金属”无休止的喧吵和重击营造出的侵略性是现实，而绝非意境。　　万紫躺在我对面，戴着耳机，呼吸均匀，好像已经睡熟了。夏天已经到了尾巴，彼得堡还是残续着白夜的痕迹，半醒半睡亦虚亦实。我分不清这半透明的三维空间里穿梭的是太阳直射的日光，还是月亮反射的日光，总之它洒在万紫的脸上，使她像月亮一样动人，我想起她的俄语名字“季阿娜”——月亮女神。　　这样一个月亮般明净的姑娘，真的是潜伏在俄罗斯的贪官之女吗？　　可是一想到她的坏脾气，月亮的意境立刻碎了，确实像个刁蛮的官家小姐。可为何她对朋友们颐指气使，大家却愿意纵容她的任性，谁也不和她较劲呢？　　我静静地望着她，栗色的发丝散落在脸颊上，这张脸不像亚洲人般平坦，也不像欧洲人般突兀，这种调和折中是否该称为“中庸”？可是怎么能用中庸来形容一张漂亮的脸呢？这可不是中庸，是中用，美到可以当通行证用。我突然明白她能够在小团体里颐指气使的关键——微蹙的柳眉，秋水般灵动的眼，艳如蔷薇的双颊，紧紧抿住的倔强的唇。谁忍心对抗快要生气的美人呢？所以都顺从于她罢。　　顺从，不全然因为奴性。至少我是出于惰性，懒得和她剑拔弩张。那三位呢，大概是出于对好朋友的耐性吧。　　我正看得入神，万紫突然睁眼瞪着我，好比午夜诈尸，吓得我一哆嗦。　　“你爱上我了？”万紫问。　　“谁爱上谁啊？”　　“你看你，都快流口水了！”　　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解：“人的下颌腺、肋腺、舌下腺无时不刻不在分泌液体，流口水只能证明我还活着且身体机能正常，不能证明我想整合人际关系。而你，考取莫大新闻系成为我的学妹，故意到教室找我，再到宿舍厨房请我照相，安排旅行，在车票上做手脚让我和你并排睡在火车上，深夜莫名触及情感话题，这一切几乎可以说明你费尽心思追求我。”　　“妄想狂。”万紫扔下三个字转身睡了。　　我简直是一个雄辩家，险些把自己都说服了，我更睡不着了，思量着万一她真的在追求我，我该拒绝还是同意呢？　　我们入住了杜马大街上的一家宾馆，是精致、甜美、幽雅的洛可可风格，到处装饰着半抽象的贝类、树叶，流动着或曲线或漩涡的花边。　　万紫定了一个豪华套房，确实豪华，像闯入了沙皇的寝宫。可是洛可可宾馆的豪华间却有些滑稽的味道。如果说将奢华繁复的巴洛克风格洗尽铅华，才提炼成轻快优雅的洛可可，那么，洛可可宾馆豪华间是什么呢？又成了浮夸的巴洛克。这好像坊间流行过的一个奇妙的鸡尾酒配方：干红兑雪碧。听起来味觉感受层次丰富。可是干红之贵不就贵在无糖？添了雪碧，变身为葡萄口味的美年达，却价格不菲。　　他们四个像是抄沙皇家的革命派，进屋去就上天入地地折腾，咆哮打闹，枕头椅垫满屋乱飞。我把万紫从茶几上揪下来，问：“五个人一间房？”我盘算着，挤是挤点，但能够和她多一夜的亲密接触，我就忍了。　　“四个。我今晚上有约会，失陪了。”万紫笑得满面春风，跟朵迎春花似的。　　“四个？四个像什么话呀！”她要走，我跟剩下的人挤什么劲呀？　　“四人一起，互相监督，安全。”万紫郑重地说。　　我能理解“四人一起安全”的道理，倒是“互相监督”很费解。想了很久，只能解释为——万紫在俄罗斯长大，中文不好，词不达意，或许她想表达互相照顾吧。　　他们疯够了，横在床上。大周自行扒光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展示力与美，倒还赏心悦目，好比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万紫洗了澡忙着梳妆打扮，哼着春意盎然的小曲儿，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到底是什么约会，幸福成这样？我都怀疑这场彼得堡之行完全不是出于摄影的需要，而是出于她私人约会的需要，只不过难耐旅途寂寞，拉我们作陪罢了。　　我拿出我的苹果笔记本，想整理一下路上随手给他们拍的相片。一开机，万紫的中指赫然出现在桌面上，在这个场合下，这熟悉的画面惊得我一哆嗦，女纳粹万紫前些天冲进教室讨伐我的噩梦还历历在目，我怎么又当着她的面把地雷挖出来了？万一她跑来踩一脚……我不敢多想，赶紧打开控制面板准备隐藏，岂料为时已晚，敌人的雷达灵敏得令人发直。只听背后响起一声惊呼：“那是什么！”我缓缓转过头去，准备直面暴风骤雨的洗礼，甚是悲壮。谁知万紫的神情比我更是凄凉，她惶恐地注视着电脑屏幕。两个万紫，一个在电脑里面横眉竖眼，一个在电脑前面花容失色，看得我有点眼晕。大周和克拉拉本来安逸地并排躺在镶金边的大床上等待早餐，听见万紫凄厉的惨叫，双双惊坐起来，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惊奇他的电脑怎么就这么漂亮！”万紫一面慌张地敷衍，一面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赶紧删掉，快点！”用的是命令式的祈使句，但语气近乎于哀求。我不明白她为何比我还慌乱。　　桌面被更换掉的下一秒，克拉拉就凑上来了，绕着圈看了看我的白苹果本本，对万紫的称赞深表认同：“确实漂亮唉，比万紫的IBM好看多了。这电脑贵吧？”　　漂亮笔记本的话题虽是万紫挑起，但现在她已经达到了隐藏自己肖像的目的，便对这个被胡乱抓来做挡箭牌的话题意兴阑珊，她不以为然地说：“中看不中用，IBM可以当菜板使，苹果可以吗？绣花枕头。”事实上万紫说这句话纯粹为了逞口舌之快，她是个对视觉刺激毫无免疫力的购物狂，不久后她就跑去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绣花枕头”。　　我把一路上随手给他们拍的照片传到电脑里，再用photoshop调整照片的色阶和色调，在那个年代数码单反相机还是一件奢侈品，而PS的才华堪比点石成金，克拉拉第一次领略到高科技的魔力，啧啧称奇。我很乐意让美女仰慕我，有些卖弄地表演了一下把大周阳刚的脸放在她玲珑的身体上。克拉拉却对单反相机更感兴趣，爱不释手，她拉我到窗边指导她使用相机，想亲手拍下彼得堡的街市。大周远远地盯着我们，目光冰凉而锐利。　　万紫梳妆完毕，脸蛋如出水芙蓉般清秀，却还穿着满是铆钉和金属链坠的黑色连身短裙，正是我最初在游行中认识她的模样，像是月亮女神的脸PS到了阿修罗身上。我说：“这样约会去？正经人家的公子不会要女混混的。大老远跑来彼得堡赴一个没有结果的约会，还不如老实在家蹲着。”万紫甩给我个下眼白以示轻蔑，却暗自将我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拽着克拉拉陪她逛街，要采购纯情的行头去。克拉拉正着迷于单反相机的新奇体验中，赖着不走，于是两人拉锯不止。　　大周走上来对万紫说：“要我帮你吗？”　　万紫狐疑地打量大周：“你跟我逛街？”　　大周指着克拉拉说：“当然是她。”说着，只听又一声尖叫，克拉拉从我身边腾空而起，大周旱地拔葱把克拉拉扛到肩上，克拉拉大喊着使劲扑腾，每拳每脚都扎扎实实地落在大周身上，每一个落点都是一声闷响，招招致命。大周不声不响径直往门口走，万紫心领神会，赶紧跟着出了门，大周把克拉拉扔到房间外面，然后从里面锁上了门，克拉拉狠狠踹了两脚门板，大骂：“大周，你混蛋。”万紫也跟着吆喝：“大周，谢谢啊！好样的！”　　诅咒与赞誉，大周都不予理会，转过一张宠辱不惊的酷脸对我说：“你，离克拉拉远点。”　　我没太在意他说什么，只是琢磨着万紫为了去买件衣服装清纯，不惜破坏组织内部的安定团结，她可真是重视这个约会。枉我在火车上思考了一整宿是否愿意被她勾搭的问题，莫非真是我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姑娘们都走了，我无聊起来，埋头摆弄电脑，却总觉得背后射来刀子般的目光。这种感觉让我不安，于是我主动与魏何攀谈调节一下气氛。　　魏何翘着腿，身体深陷在单人沙发里，他慵懒地晃动着水晶杯里的纯净水，一副似笑非笑的闲适模样。我走过去叫他，他挑眼望向我，我竟一时羞怯起来，像第一次跟隔壁班花搭讪一样有些局促不安。　　我选了张椅子和他并排坐下，这样对话时可以避开他的眼睛，我强作镇静地问：“万紫要跟谁约会啊？这么讲究？”　　魏何想了想说：“估计是她父亲。他就住在涅瓦大街附近。”　　“跟父亲跑到彼得堡约会？”我诧异，约会对象和地点都这么匪夷所思。　　“她父亲一人隐居彼得堡，很少和她们母女见面。”魏何解释说。　　“隐居彼得堡？他不是在中国做公务员吗？”我更加不解了，那个疑点重重的调查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以前是，后来……”魏何刚开口，大周冷冷地打断说：“不要给外人讲她的家事，万紫忌讳这个。”大周把外人两个字咬得很重。　　魏何对我耸耸肩表示抱歉，便缄口不言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一提到万紫的父亲，他们都遮遮掩掩，太可疑了。我开始觉得韦铭的猜测是对的，我们意外地找对了对象。　　每个记者心里都住着一个福尔摩斯，万紫的悬疑故事使我有点小兴奋，但是大周释放了强烈的不欢迎你的信号，让我在这豪华套房里待得很不舒服，豪华确实是可以提升舒适度，可如果舒适度的瓶颈是空间尺寸和室友个性，纵使卯足劲贴金镶钻，也是白费力气。万紫不回来，在大周的关照下，我是不可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了，那何必委屈自己呢？我到前台另外开了个单间，更纯粹的洛可可风。巴洛克是献绐王权的，那样的房间让人喘不过气来，洛可可更能给我安逸的享受。　　我拿笔记本记好了今天得到的调查线索，在万紫回来前，应该不会有更多进展了，索性拿了相机出门溜达，顺便挑选明天拍照的地点。出了宾馆稍走几步便看见流光溢彩的彼得堡之花——涅瓦大街。在果戈理笔下，涅瓦大街代表了彼得堡的一切，彼得堡人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无论是谁都宁肯要涅瓦大街，而不稀罕人世上的金银财宝。　　我不是彼得堡人，对彼得堡之花没有血缘上的亲近感。但非要我在涅瓦街和金银财宝之间抉择一下，我也放弃钞票选择地产。浅显的原因是，给我闲钱我也拿去炒房，不如直接炒涅瓦街，地段好、名气大、品味佳。何必舍近求远，曲线立业呢？　　另一个相对复杂的原因是，金元宝不能吃不能喝，拴在脖子上当项链都嫌款式恶俗。金银财宝的趣味，是要去涅瓦街实现的。（这里，“涅瓦街”不特指我脚下的这一条，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街市。）　　我们慢慢分析，钱能做什么？　　一、买舒适：吃住在涅瓦街宾馆豪华套房就安逸得很，如果没有三个怪异的家伙就完美了。　　二、买漂亮：果戈理专门写了篇小说给涅瓦街打广告——涅瓦街有“千百种呢帽、衣服、头巾，五光十色，轻薄如云，会使买到手的女主妇们整整两天里爱不释手，涅瓦大街上无论是谁见了都会眼花缭乱”。　　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买漂亮？华服可不是穿给自己看。一个人在家蹲着，棉布T-shirt最舒服。好衣服是穿给别人看，香奈尔是穿出来攀比的，不是在家磕瓜子时穿的。涅瓦街是个好战场，这里有强劲的对手，俄罗斯人本来就衣着考究，而他们通常把衣橱里最考究的衣服穿到涅瓦大街来。　　是金子，都会花光的，不如拥有涅瓦大街获得无尽的乐趣。　　万紫的父亲竟然就住在这涅瓦大街附近？如果他确是外逃贪官，那他成功极了，完成了贪腐大业，功成身退，来这里享受有钱人的乐趣。　　我为什么一直在思考金钱和享乐这些“朴素”的问题呢？（你不要觉得金钱庸俗，琢磨金钱就也庸俗。我觉得人琢磨金钱，是“本我”的基本欲望和冲动，这种纯天然的思考，不矫揉造作，很朴素。）想要拥有彼得堡之花的朴素愿望吓了我一跳，生怕在调查贪污犯的过程中，自己也被贪念腐蚀了。我需要看看风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我走下河道，租了一艘船。在“北方威尼斯”彼得堡，下水乘船才能读懂她碧波之上的诗情。城市由四十多个岛屿组成，七十多条河流迂回其间。这里的建筑都很臭美，整天倚在水边照镜子，但你万万不要觉得彼得堡是娇滴滴的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俏幺妹。这是座英雄城市，从诞生起就一身舍我其谁的霸气。她靠彼得大帝征服芬兰湾得以建立；在这里，二月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她是战神，被德军围困九百天也没倒下。正感叹着，我突然又和一个朴素的问题纠缠起来，都被德军炸成废墟了，重建得这样气势磅礴，得花多少银子啊？　　船驶进宽阔的水域，远远看见两座海神柱顶部喷射出熊熊火焰，这是依照古老习俗为远航归来的航船照亮进港的路。我们的游船也冲着这个方向驶去。近了，海神柱上有精美的人体雕塑。感谢文艺复兴，使欣赏裸体脱离了低级趣味，成了风雅而非龌龊的事。第一次来彼得堡鉴赏人体艺术时，我很纳闷海神柱上女神的胸部为何并不丰满，难道不是俄罗斯人种？后来一想，这些雕塑也历史久远了，欧洲中古诗人描绘的美胸“似春日苹果”，可见当时西方人欣赏的乳房是春天青涩的果实，小巧可爱，而不是秋日沉甸甸的硕果。而另一方面，东方古代相书把“胸凸臀高”定为贫贱相，人家贵为女神，不丰满也是合理的。俄罗斯这只同时注目着东西文明的双头鹰，于东于西都不会推崇丰满的胸部。　　时过境迁，对胸部的审美已经演变到做女人“挺”好，俄罗斯姑娘胸部高耸，有漂亮的弧度，我由始至终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由衷赞赏，却无法产生心理上的向往。有一次我陪女朋友去买内衣，俄罗斯女人丰满，店里展示的内衣都D杯起跳，大号内衣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不如中国内衣看着灵巧。我总是被各种朴素的问题困扰（色情也是纯天然的思考，很朴素），为什么男人喜欢精致小巧的内衣，却希望内衣里包裹的丰硕无比？这个矛盾无法调和，我变得中庸。突然又想到胸部中庸的万紫，多好的姑娘啊，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冻醒，傍晚的海风潮湿阴冷，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开船的老人赶紧对我说：“祝您健康！”这是俄罗斯人的习俗。他们说：上帝造了人，往人的脸上吹了口气，于是人就有了生命。所以人类吸气时，获得生命；出气时，失了真气，人就有大病临头。而人在打喷嚏时，跟喷气机似的，而且是张大嘴巴，魔鬼会乘虚而入。俄罗斯人就用语言互相保护，向打喷嚏的人问候：祝你健康。　　我说：“可能晕船了，头昏得厉害。”　　老人说：“不像晕船，你是吹风感冒了。”他从控制室里拿出一瓶伏特加，说喝了酒出身汗就好了。俄罗斯人笃信伏特加包治百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被占去了土地，男人们被迫进城做民工，在繁华的城市里他们孤独、彷徨、无所适从，微薄的工资仅够负担房租，于是男人们开始酗酒，麻醉神经忘记烦恼。后来，二战几乎夺走了俄罗斯所有男人，战后重建、民族振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重任全落在了女人肩头，女人们白天干得热火朝天，晚上回家冷冷清清、寂寞无助，于是女人们也开始借酒浇愁。从此伏特加成了全俄罗斯的灵丹妙药。老船主给我倒了满满一杯，我盛情难却，一咬牙干了，像一团火滚进胃里。　　我昏昏沉沉地晃回了宾馆，一头栽到床上，却总不能深睡，一直处于快速眼动中。混沌中，听到笃笃笃的叩击，万紫在敲门。我起身去给她开门，要穿过一个昏暗的走廊，我怎么也走不到走廊的尽头。万紫越敲越急，门就在眼前，我迈开大步跑过去，门却逃走了。这时，我突然惊醒，原来是在做梦。而敲门声仍然存在。我喘着粗气，托着昏沉的头，打开门，克拉拉穿着薄纱睡衣站在门口，她说大周金属摇滚式的鼻鼾分贝过高，她无法入睡，决定放弃豪华套房。她很有主见，不问我是否愿意收留她，就径直进屋了。果然是某人的好朋友，姐俩一个德行。她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目光落在我的D&G内裤上，笑笑说很性感，我说你也性感……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和妖冶的克拉拉共处一室，仅着贴身衣物，没羞没臊地互相夸奖？逻辑上很难解释，首先，我们并不熟悉；其次，大周喜欢克拉拉再明显不过；再次，虽然我告诉自己是来调查万紫的，但是我花很长时间考虑自己是否愿意失身于万紫，说明我潜意识里是愿意勾搭万紫的，毕竟是我喜爱了两年多的中指姑娘啊。而介于他们仨的友谊，我和克拉拉相好是极度不和谐的，这种嫁接会激烈排异，长出酸涩的果子。所以作为两个大脑正常运转的人，我和克拉拉的会面不会是现实，一定是梦，梦总是逻辑混乱的。可是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问题困扰我，为什么会梦到克拉拉？我拍拍浑沌的脑子，努力给自己一个科学的解释：我一开始梦到万紫，因为我想让她进入我的世界（给她开门），却不知道进入的方法（门跑了），我深层次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又出现第二个梦，波斯猫般的尤物，借以满足浅层次性的欲望。这就是梦中梦，醒了一层，还有一层。　　克拉拉靠近我时，我打了一个喷嚏，这次和感冒无关。来莫斯科之后，我开始花粉过敏，每当大地回春，植物花粉就乘着春风将我送入地狱。路边的野花莫说去采，只要稍微靠近就会爆发一场高烧。在莫斯科这座森林城市——莫斯科是森林，住着蓝精灵；彼得堡是海湾，住着小美人鱼——哎，你看我是不是病糊涂了？思维天马行空，没办法，梦境通常都很混乱。我本来是要讲花粉过敏的。在莫斯科这座森林城市，我无处可逃，只能紧闭门窗，足不出户，在家坐月子。如今竟成了心理疾病，闻不得浓郁的香气。这个喷嚏很不礼貌，约等于嘲讽克拉拉的气息太呛鼻了，还好是在做梦，我从来不忍心让美女难堪。克拉拉有些尴尬：“不好意思，我用不起香奈尔。”　　白日里只觉得克拉拉十分艳丽，没想到梦境里更是妖娆。典型的俄罗斯美女，梦幻的金发，眉目含情，双乳高耸，腰肢纤细，腿白皙而修长。我常常在想，当我离开俄罗斯的那天，一定很舍不得满街风姿绰越的身影。难得春梦一场，了无痕就太遗憾了，遂决定从了克拉拉。　　我撩起克拉拉随意垂坠在胸前的几缕金色发丝，将其掖到耳后，想要好好端详这只闯入梦境的胭脂虎，胭脂虎也目光灼灼地虎视着我。这时，又有人敲门，十分扫兴。　　我开门一看竟是大周，他说半夜发现克拉拉不见了，怕魏何对他饿狼扑食，所以他要来我屋睡。他也不询问我的意见，径直上床了，“红殇”乐队这几口子还真是物以类聚，一个比一个有主见。　　大周坐在床上，很惊奇地对深埋在被褥里的克拉拉说：“嗨，你也在这里？”演技拙劣，一看就是在装偶遇。克拉拉没有理他，转身蒙头大睡，我看到他注视克拉拉时哀怨的眼神。我竟有些同情他，女多男少的俄罗斯啊，几时见过男人爱女人爱得这么卑微？　　我们三个人并排躺在大床上，我知道谁也没睡着，因为克拉拉在被子下抓住我的手放在她急促起伏的乳房上，而大周整夜没有发出摇滚式的鼾声。夜如此漫长，我开始担心这不是梦，因为梦境不会在同一个情节上滞留五个小时，梦境不会整晚持续剧烈的头痛。可是现实怎么可能如此荒唐？　　我逐渐明白万紫那句话的意思，“四人一起，互相监督，安全。”大周觊觎克拉拉，克拉拉觊觎我，我有一丁点觊觎万紫。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卷入一个食物链？万紫跑去约会了，我就沦为任人宰割的最底层营养级。　　第二天我们都早早地起了床，仓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回到豪华套房。万紫已经在这里了，蜷坐在沙发上，照着小镜子在眼眶周围扑粉，似乎是在遮黑眼圈。我刚从一个怪圈逃出来，惊魂未定，又被她吓得一激灵。这是我的月亮女神季阿娜吗？她画了个刺眼的“盼盼”式的浓妆，闪着金属光泽的黑色眼影蕴染了整个眼窝，眉淡如烟，衬托得眼神格外犀利，暗调的腮红让她显得消瘦且刁钻刻薄，而赤红的唇膏简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她似乎在沙发上坐了一夜，原本插在水晶花瓶里的香水百合零乱地散落在地上，花瓶里装了半瓶烟蒂，混在水里的烟灰把晶莹剔透的水晶糊得眉毛鼻子都不见了，整个一出土文物。她昨夜该不会梦见自己是根烟囱吧？不是约会去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在此通夜自残？　　到处疑云重重，我感觉此次彼得堡之行极不安宁，是危险之旅，本以为危险之源是我这个别有用心的奸细，却未料到我只是卷入漩涡的无辜小鱼，现实远比我的梦境来得凶险。　　只有魏何神采奕奕，昨晚他独享了豪华套房镶金嵌玉的高脚大床。此时他在阳台上，端着水杯沐浴晨曦——水晶杯、纯净水、魏何，似乎是清晨的一道固定风景。　　我们佯装平静，去执行彼得堡之行的真正目的——拍照，魏何兴致勃勃地挑选他心仪的地点，另三个人沉默不语，没有丁点儿相左意见，十分反常。看不到他们为鸡毛蒜皮火拼，我反倒有些惴惴不安，只觉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潮汹涌。沉默中，我有一堆用来解密万紫的问题也不敢提，因为我的每句话都会显得突兀和醒目。　　我们跟着魏何来到喋血大教堂。我每次来彼得堡，都会到这里拍几张，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惊喜。喋血教堂——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却像童话般色彩斑斓。是最纯粹的俄罗斯风格，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视觉珍品。数不胜数的装饰物形态各异、五彩缤纷，却能协调统一又不失个性地融合在整体之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没有一个建筑精致到你绕着圈看它一天也不会审美疲劳？它像一个魔方，你稍稍移开视线再看回来，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明亮的色块拼凑在一起，色彩在冲突与和谐中自由流动，时光荏苒都镶嵌在这片斑斓中。这般奢华的建筑不是统治者享乐的行宫，而是一代仁君的纪念堂——“农奴解救者”亚历山大二世在其统治期间二十六年如一日，废寝忘食，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人民不忍心了，说辛勤工作的沙皇啊，歇一歇吧，别累坏了身体啊！谁知日穷凶极恶的乱党在河边暗杀了沙皇，沙皇真的歇菜了。人民群众无比悲愤，对恐怖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舆论谴责。为了纪念这位人民的好沙皇，在其出事地点，这座教堂拔地而起，与天堂相通，传递人民的赞美与歌颂——彼得堡的天是晴朗的天，彼得堡的人民好喜欢，彼得堡的沙皇爱人民啊，亚历山大二世的恩情说不完……　　的确是个拍乐队海报的好地方，有宏伟华丽的外观，催人泪下的典故，纪念时代先驱的深意，还响彻了控诉和呐喊。“喋血”与“红殇”如天造之合，一切都好像他们乐队颇具歌剧色彩的音乐里讲述的情节，克拉拉如同唱诗班的嗓音在教堂里不带任何杂质，格外纯净。　　我想让他们贴近教堂并排而立，从涅瓦河中仰拍，让乐队和教堂像锥子一样锐利，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刺破碧蓝的天空。大伙都还在体会锥子的意境。大周跳出来找茬，说：“你不是不摆拍，不设计吗？”　　我说：“设计与否，取决于你想要获得的是一幅照片，还是一幅图画，我现在是想要获得图画。”　　大周说：“我们不要这种图画，仰角会把姑娘们拍得像套娃一样敦厚朴实。”　　我说：“调好光线和角度，适当借助阴影，会很酷的。”　　大周还是咬着不松口。　　我换种方式诱导他：“我们可以拍很多张漂亮的，拍一张牺牲一点点外形成就很多内涵的……”　　大周粗暴地打断我，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别搞不清身份！雇来照相的小工，不要想太多了！”我知道他说的身份，是指我和克拉拉的关系，一切怒火都来自昨晚那场怪诞的梦。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只好忍让，盼着有好心人递给我们一个台阶，结束争端。更何况本来就病得头重脚轻，昨晚又是一整夜光怪陆离的“噩梦”，我现在十分疲惫，无力迎战。我也不想和大周闹得太僵，只想做一个绿色无害的好好先生，潜伏在队伍里和万紫聊点小秘密。我看向旁人，发出SOS信号，万紫心不在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别说向她求救了，她似乎比我更需要被拯救，昨夜她究竟发生了什么？满面春风地去找父亲，回来却愁云惨淡。魏何的注意力全在万紫身上，没有察觉到这边浓郁的火药味。没人管就算了，更要命的是克拉拉挺身而出为我护驾，对着大周嚷：“你懂屁？我觉得吴奕说得挺好，就这么拍。”大周顿时温顺起来。我解脱了，罪恶感却翻了一番。　　拍摄在诡异的气场里完成。最后一张应万紫要求拍了一处破损的外墙，喋血教堂曾在战争中被德军击毁，战后修复时特意留了一处伤痕，旁边刻了石碑，记载这场浩劫。万紫说：“华丽的东西不是看上去那么体面的，你看这教堂瞅着华丽，却是沙皇受难的地方，还带着战争制造的伤残。”　　“看上去体面的人，有可能千疮百孔。”我接过她的话。　　万紫似乎听出我暗有所指，哈哈大笑，但笑声又干又涩。　　“或许太冒昧，你好像不开心。”我说。　　“是吗？”　　“是，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为什么突然画这么浓艳的妆，希望它能成为面具，挡住你的不安？”　　“照相嘛，我想要浓墨重彩。”万紫掩饰道。　　“红殇，你们为什么要起这么血腥的名字？”我读不懂乐队古怪的名字，要了解万紫的内心，先要把这些怪异的包装纸层层剥开。　　“在俄语里，‘红’有漂亮的意思。红殇，美丽的哀伤。”万紫淡淡地说。　　美丽的哀伤，我再次体味到喋血大教堂的意境，看上去体面，实际千疮百孔。　　我们漫无目的沿着马路乱逛，我、万紫、克拉拉、大周各有所思，一言不发。魏何昨晚睡得舒坦，现在极度亢奋，一路上自我沉醉地弹空气吉他。可是在他寻求互动时，却发现兄弟伙都灵魂出窍了，几具行尸走肉在彼得堡街头匀速移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想打破僵局，可是优雅如他实在不适合做暖场的工作，他讲了一串儿冷笑话，气氛冻得更僵，当他话音落下，只剩下冰块拥挤挫动的咔嚓声。　　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街口有个小画廊，我们漫不经心地路过，万紫突然立定向后转，倒回到画廊门前，盯着橱窗里的油画发呆。这幅油画上有一个亚洲女孩，站在樱桃树下，面孔很模糊，画的名字叫《女儿》。　　魏何关心地问道：“你喜欢？”　　万紫摇头，却像中邪一样死死盯着那画，怕是要么今天画跟她走，要么她从此把魂儿留给画。魏何向老板询问这画的价钱，与其让画把万紫留下，不如让万紫把画留下。　　老板认真地打量着我们的相貌衣着，说：“你们是中国人吗？那可以算你便宜点。这是个中国画家画的，本来擅长画风景，不知怎的最近却总画这种奇怪的画，每一幅上面都有一个看不清脸的姑娘，还指明要便宜卖给中国人。”　　虽然万紫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画，但究竟喜欢还是不喜欢，从她眼神里读不出任何情绪。老板试探着说：“我们这里还有他的其他画作，纯风景的，不过就卖得贵了，他的风景画，每一幅都是精品。”　　魏何指着橱窗说：“我们就要这一幅。”　　克拉拉凑近魏何耳朵，悄悄问：“这该不是那谁画的吧？”　　魏何低声说：“我猜就是他画的，可是怎么办？不买下来，她怕是不肯走。”　　大周说：“真是疯了，掏钱买自家的东西。”声音很低，却分明是咆哮的口气。　　魏何正准备付钱，万紫拦住了，自己掏出钱包，拍了一张信用卡在画廊的小咖啡桌上，对老板说：“这一系列你还有多少？我全买了。”　　老板大喜，马上从储藏室里又拿出两幅来。三幅画并排而立，显得十分怪异，它们场景各不相同，草原、大海、乡村的樱桃树，但是每幅画的主角都是一个年轻姑娘，乌黑长发，白色纱裙，看不清脸庞。更奇怪的是这些画辨不清流派，风景部分是纯粹的照相写实主义，一五一十地描绘自然景物，就像我相机镜头里的画面，但前景的女孩却是印象派的表现手法，没有阴影、没有视平线、没有轮廓线，用概括的色块平涂出一个白纱裙的人影。怪人和怪东西之间一定有特殊的磁场，所以万紫一看到这怪画就像中邪一样。　　三幅画体积不小，画廊老板拿出棉布和木框箱子，准备帮万紫打包。　　“不用包了。”万紫说，接着指了指茶几上的半杯咖啡问道，“我能买你这杯咖啡吗？”　　老板很意外：“这是我喝过的。”　　万紫说：“没关系。”　　估计老板也想明白了，没有怪癖的人，怎么会一口气买下三幅怪画？于是无奈地说：“那你拿去吧。”　　万紫优雅地端起骨瓷咖啡杯，突然一扬手，对着三幅画把咖啡泼了出去，深棕色的液体顺着画布往下淌。所有人都惊呆了，万紫翘起兰花指勾着咖啡杯，得意地审视她的杰作，露出一抹神经质的笑容。　　我赶紧拿起相机拍下这一组戏剧性的画面：万紫诡异的笑，滴着咖啡的骨瓷杯，狼藉的油画，同伴们茫然无措的脸，画廊老板从愕然到愤怒的变化过程……太精彩了，这组画面将成为我珍贵的收藏品。　　大周一把扼住我的手腕，推开镜头，恶狠狠地说：“拍什么拍？你想看热闹是吧？”我可以忍受大周的一切无礼，但是他阻止我的收藏行为，让我忍无可忍，我捏紧了拳头，正要瞄准他的鼻梁。那边万紫的好戏又有了新的剧情发展，她摆出个45度仰角的侧脸，傲慢地对画廊老板说：“转告画家，他不配拥有女儿。”　　老板怒吼着：“你这个疯子！拿走你的臭钱，你不配买画，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我要报警！报警！”　　万紫毫不畏惧，昂首挺胸，踢着正步往外走。警察能怎样？她付完钱，画就任她处置。硬要给她加上一条罪名，那就是恶意伤害俄罗斯人民的感情。俄罗斯人发自肺腑地热爱艺术品，尊重艺术家，这种感情已经在民族文化里扎根，万紫粗鲁的举动，简直就是拿滚烫的热咖啡浇俄罗斯人的心脏。可是伤害感情犯法吗？这世上伤害感情的罪犯太多了，法不责众。　　画廊怪客大摇大摆地肇事逃逸了，留下魏何和克拉拉不停地给老板点头哈腰。　　我问魏何：“她个性一直这么怪吗？你们怎么愿意跟她交朋友？”　　魏何故弄玄虚地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就这样禅意地、极富包容心地欣赏着万紫的一切怪癖。　　我带着满头问号回到宾馆。晚上万紫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她的三位朋友关紧了阳台上的雕花木门，把万紫隔离在另一个世界。自己躺在沙发上讨论今天拍摄的照片。　　万紫从早上开始就心情低落，我觉得奇怪，忍不住问：“你们不是说她昨天见她父亲去了吗？为什么回来变成这样？”　　“放心吧，没事。”克拉拉漫不经心地答道。　　“万紫都这样了，你们也不担心？有你们这么当朋友的吗？”我有点急。　　“真的没事，总这样，习惯了。”克拉拉安慰我说。　　我觉得那三幅画一定有问题，一个热爱音乐的姑娘，怎么会如此粗暴地对待绘画作品呢？我问：“那几幅画不简单，是吧？”　　“其实我们也搞不懂。”魏何一脸无辜。　　“那个画家，你们好像都认识？”我追问。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大周硬生生地拒我千里之外，转身对朋友说，“都睡吧。”　　我还想问点什么。克拉拉说：“谁知道她抽什么疯，你也别琢磨了，早点睡吧。”说完她一头钻进被子里。　　我毫无睡意，一是对昨夜的噩梦心有余悸。二是大堆待解谜题逼迫我的大脑高速运转，无法平静。万紫父亲为什么辞掉公务员跑来俄罗斯？为什么他不与家人生活，独自隐居在彼得堡？他们家经济来源是什么，供万紫享受声色犬马的生活，入住天价的豪华套间，花大价钱买下油画，只为往上面泼咖啡，那些画到底又怎么得罪她了？　　我从来不是合格的新闻系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但这一刻，我大脑里沉睡的记者细胞被激活了，产生了窥人隐私的强烈欲望。　　我推开阳台的门，夜风钻进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万紫就呆呆地坐在那里，迎着风，只剩下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看着她瑟瑟发抖的背影，我把涌到嘴边的问题又咽了回去。我进屋倒了杯热水给她送去，却见她哭得很凄惨，形容姑娘哭泣，我通常使用“梨花带雨”，但是眼前的一幕，我无法用诗意的眼光去品读，词穷到仅剩一个“惨”字。泪水带着黑色金属光泽的眼影流得满脸，很快被风吹干了，在苍白的脸颊上留下一片片污浊，像极了阴天月亮上的月海暗斑。我有点惆怅，怜惜她，又不禁觉得她这副花猫的模样倒挺可爱。我赶紧回屋拿了相机来，蹲在她身旁，向她示以友好的微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　　万紫沉浸在自己无边的哀伤中，轻轻动了动嘴唇说：“很丑。”　　我说：“摄影师从来不拍丑的东西，即便是丑，也因为她丑得可爱。”　　“你这个变态。”她咬着牙说，表情又生动起来，就像我们第一次在游行中相遇，配上这张斑驳的花脸，简直是非主流中的一朵奇葩。我想：回去后一定为她建立特别档案。最近家乡的出版社要为我出版摄影画册，责编说为了提高销量，想随书附赠一件纪念品，比如摄影台历或者纪念扑克。我盘算着，如果印制一副肖像扑克，一定选万紫做大鬼。　　我绕到她正前方，蹲定，把镜头推到她脸上。她一掌拍在镜头上，留下几个可恶的指头印，然后小脸皱得跟块脏抹布似的，抱怨道：“讨厌死了，没看见我在这儿伤感吗？捣什么乱啊？”　　我托着下巴与她对望：“那怎么办？让我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不能。”　　万紫瞪着我，气得发抖，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噌地站起来要走。　　我问她：“哪去？”　　“睡觉。”她一摔门，进屋了。　　我跟进屋，问：“不伤感了？”　　万紫气鼓鼓地说：“伤感个头啊？酝酿半天，被你一搅和，什么情绪都没有。”　　酝酿？大半夜的在露台上酿眼泪，真拿自己当绛珠仙草转世啊。　　这一趟怪诞的旅行把我体内的记者细胞激活过度，一猛子达到了娱乐记者的活跃程度。一回到莫斯科，我迅速上msn找到韦铭，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这两日的奇遇。我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街头小报的碎嘴编辑。　　韦铭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她的父亲原本是公务员，或许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罗斯，为了逃避追捕，她父亲独自过起了隐形生活，这样他的妻女就能在阳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隐居，她家靠谁挣钱？她出手还那么阔绰，一定有经济问题。对了，她是什么国籍？”　　我说：“俄罗斯籍，火车上检票时我见过她的护照。”　　韦铭兴奋起来：“连国籍都换了，更能说明问题了。”　　我说：“我不能认定她父亲是外逃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够热闹的，写不成新闻，写个小说倒不错。”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我说：“毕业班注重实践。”　　我爸说：“你给中国的杂志写这些稿子有长远的意义吗？无非是现在挣点稿费当零花。我们希望你学好俄语，在俄罗斯工作定居。找一份踏踏实实、低调稳定的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太奔波太危险了，你还调查贪污犯？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狠？你出了事怎么办！”　　不要做记者？那我入新闻系干什么？我说：“你们以前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现在说了，不希望你做记者，你马上停止这个调查。”他的语气不由分说地强硬。　　我刚体会到做调查型记者的乐趣，他们竟然要我停止调查。我闷闷地说：“以前你们总说我没正经，现在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你们又拖后腿。”　　“你要是受到打击报复怎么办？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你就不想想你妈？不想想我们的心情？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我爸换成了慈父策略，想要软化我。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们就等着买杂志，看我的精彩报道吧。”　　我爸急了，命令道：“不许做。没什么可商量的，你马上停止。”　　电话明明是双向交流的工具，他却当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他负责指示，我负责服从。我发言也多余，便不声不响地挂了电话。但电话马上又响了，我接起来，听筒里传出我爸震耳欲聋的怒吼：“我还没说完！”看来听众连关闭广播的权利也没有。　　“这事没什么好说的。”我没好气地说。　　“调查的事，我和你妈妈的态度很明确，你自己考虑，不多说了。”他专横地下了结论。　　“那你又打来干什么？国际长途很贵。”我有些不耐烦。　　“你留意一下怎么加入俄罗斯国籍。”他又下达了新命令。　　“为什么要入籍这个鬼地方。”我很诧异。　　“你也知道是鬼地方？当初让你去美国，你非跑俄罗斯。”他跟我翻起旧账。　　“你当初也没有说过要入籍啊，就算美国好，我也不要入籍。我们做中国人不好吗？”　　“希望你有所作为，所以送你出国。”他认真地说。　　这像是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说的话吗？我反问道：“在中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能，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叹了口气。　　“代价？”我不解。　　“做中国男人，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在脸上抹一把灰，以示与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不然他将一事无成。晚上回家，又要把脸洗干净，不然久而久之心就黑了。吴奕，爸爸不希望你脸上有灰。”他前半句晓之以理，后半句动之以情。　　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你太夸张了。”　　“以后你会懂的。有精力多想想移民的事，不要调查什么贪官，对你没有好处。”话题又回去了，但他这次用了语重心长的劝慰。手段真丰富，我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反对，我可能不会决绝地扑进这个调查里。我并不是多么想成为调查型记者，只是在这场角力中，我输不起。我的人生，怎么能演绎他们编排的剧本？　　【万紫】　　我的生活里闯进一个陌生人。他说我在游行上对他一见钟情，然后努力考取莫大新闻系成为他的学妹，故意到教室找他，再到宿舍厨房请他照相，安排旅行，在车票上做手脚让他和我并排睡在火车上，深夜莫名触及情感话题……他一口咬定我费尽心思在追求他。　　多么荒唐的指控，我像是个有计划性、策略性和持久性的人吗？真是高估了我。但巧合太多，就真的不像巧合了，经他这么归纳总结，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难道冥冥中真的有谁安排了这个过程？　　事情的开端在2003年十月革命纪念日，我当时迫切地需要投靠一个组织，以便参加一场真正的游行。游行这种活动，一定要打人海战才有气势。要是作为散户，哪怕再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也像是遛弯儿的。　　在街角电线杆上获得一情报，某组织招募年轻队员，我打了个电话过去表达了一下我渴望参加游行的殷切愿望，他们给我啰嗦了一堆宗旨章程什么的，我也没听，就统统答应了，管他什么门派呢，让我置身他们的方阵中，一起打标语喊口号，经历一场百分百的游行就行。　　我参加十月革命游行，是想体验一下当共产党员的感觉。我曾经生长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当一回共产党，就觉得欠自己一个时代烙印。人活一世，一定要留下自己时代自己社会的特殊烙印。我要是头猪，在变成分割肉之前，必须在屁股上敲一个章，证明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当过一头家猪。　　我爸是一个有共产党情结的人，即使他因为犯了大错被开除党籍，即使流亡在外。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情愫如此根深蒂固？　　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我站在这个生气勃勃的游行队伍里，准备和大家一起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呢，谁知窝火的事成双成对地来。　　始料不及的是，这个队伍与普京为敌，领头的戴了普京面具，装成一只精神分裂的恶狗爬行在队伍前面。我出离愤怒，想要为了我的普京和这群愚蠢的反动势力殊死搏斗，但不知怎么的，我不仅没有站出来进行一场圣战，甚至都没有离开队伍和反动派划清界限，我依旧浑浑噩噩地跟着队伍向前行进，我的灵魂在激烈反抗，并鄙视我那与反动派同行的肉体。但我真的是太想参加一场胜利日游行了，哪怕站错了队伍，我也不舍离开。　　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红殇”要知道我参加了这支队伍，肯定要上纲上线地批斗我。“红殇”是一个四人团伙，成员有：魏何、克拉拉、大周和我，我们有一支乐队，名为“红殇”。对于普京，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痴迷。我和克拉拉、魏何是情敌，三个人都梦想着和普京有一腿。后来一首俗气的流行歌《嫁人就要嫁普京》唱红俄罗斯，“红殇”自视清高的音乐情操一时间全线崩塌，几个人没事就哼哼这首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歌曲：要嫁像普京一样的男人，强而有力、不打架、不酗酒、不吸毒、不伤我心、不弃我而去……　　补充一句：魏何是男的，浑身散发着忧郁王子的气质。他举着小提琴演奏《嫁人就要嫁普京》时，您最好把画面和声音割离开来欣赏，情到深处自然浓的画面和无厘头的三俗旋律，如果音画同步，怕您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会厮打起来。　　大周也爱普京，但是是崇拜，不是爱情，他的爱情给了克拉拉，而克拉拉爱着普京，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足以证明大周对普京的崇拜有多么狂热和病态，病态到可以泯灭雄性动物为争夺配偶杀红眼的天性，他甚至可以接受他心爱的克拉拉想嫁普京而不想嫁他。　　若是知道我参加过反普京游行，“红殇”会制裁我的，我无法解释说我不小心站错队了，事实上只要我头脑足够清醒，今天游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可预料的——解体后的十月革命日，游行口号早有惯性，从最初的“打倒叶利钦，审判丘拜斯！”到如今“打倒普京，恢复苏维埃政权！”这些呐喊早已是“11·7”的重要标签，这些动宾短语的口号里，动词总是固定的，宾语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自动更替。而无论普京多么努力，即使他真的还我们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十月革命日的口号也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一个缅怀苏联的日子，当庆祝者不再缅怀苏联，这个纪念日也该不存在了。　　游行站错队就够闹心了，还遇到个神经病。一日本猴子把他那台尼康相机举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这个动作让我感到恐惧。他们把胶卷装进相机，就像把子弹装进手枪，然后瞄准你，击毙，带走。就好比狩猎者射杀野猪，带回野猪的尸体。这是一种侵略，一种犯罪。我生气了，用恶毒的词汇驱赶他，可是他纹丝不动，带着贪婪无耻的笑容扣动“扳机”。这么恶毒的诅咒他都不走？后来我想这日本人一定俄语不行，没准以为我在夸他呢，于是我对他使用了国际手语——中指，谁知他拍得更欢了。我不禁感叹，无敌啊，无敌。一种文化的脏话就是该文化里最令人畏惧的东西，中国国骂问候对方母亲，是因为儒家思想下，国人谨尊伦理道德，母亲失了贞节是最大的耻辱。而在俄罗斯这个虔诚的东正教国家，骂人时则言必称魔鬼，因为被魔鬼附身则是最恶毒的诅咒。于是我们可以了解，某一个国家脏话只有一句“笨蛋”而已，不是因为他们精神文明搞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母亲被侵犯不会让他们蒙羞，做尽坏事也不畏惧魔鬼附体，这个无敌的文化中没有道德和信仰的软肋。　　那个“日本人”就是吴奕，他的尼康相机让我直觉判断他为日本人，我的直觉总是这么不可靠。这次相遇纯属偶然，之后的系列故事你已经知道了：吴奕说我对他一见钟情，然后考取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成为他的学妹，请他照相，安排旅行……他指控我在费尽心思追求他。　　我当然没有费尽心思，莫非是上帝在费尽心思安排？因为在这系列动作中，第一个步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我的成绩，考取莫斯科大学比登天还难，但我顺利过了这一关，如有神助。如果没有我撞大运考上大学，后来的一切故事都无法续写……　　在江湖传闻中，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硝烟弥漫，腥风血雨。这场考试极为残酷，因为怪胎如云，个个成绩高得惊世骇俗，所以就算过了分数线，但名次靠后，也不算成功突围，但是也能勉强入学，只是得破点财，自己掏昂贵的学费，没资格领奖学金。而那些杀进招生计划，被光荣录取的好孩子，则无需负担学费，享受国家义务教育。　　十分不幸，我也要参加这场恶战。　　好羡慕克拉拉，她讨厌学校，便可以选择不上大学。我也讨厌学校，但我必须去上大学，如果不做学生，那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很多法定的身份：工人、教师、医生、警察……儿子、丈夫、父亲、兄长……我呢？没职业、没亲人，如果我不做学生，我的唯一身份就是我爸妈的女儿，这让我不寒而栗，他俩冷得像电冰箱，电冰箱还有噪音呢，他们却沉默寡言。　　不做学生，我竟然都不知道我是谁了？这又将直接导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该去哪里。我都怕自己会变成一个精神世界的植物人，我才不要做一棵植物呢！或许我可以像克拉拉一样去工作，可是一想到完全陌生的身份，我胆怯了。我总是害怕新环境，每一次变化都让我终日诚惶诚恐，长久不得舒缓。做生不如做熟，我还是继续做学生吧。　　只要不辍学，什么学校都无所谓，颁给我学生证，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个学生就行。我爸自从被逐出官场，就变得不食人间烟火，在学校品牌的问题上，比我更加淡泊。但是我妈是个体面人，她的眼里只有她的母校，同时也是我姥姥的母校——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