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法欣赏写过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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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书房
阅览:1487&&&
原创作者:窦海军&&&
来源:北京青年报&&&
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attachment/cms_article/Mon__08deb.jpg');" > 胡适的这间书房大概不到20平方米 图/北京青年报  去台湾,意外收获是看了三个人的故居——胡适、林语堂、蒋介石。睹物、思人、品史,思绪连绵。  走到胡适的书房,讲解馆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待,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一道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有些封闭压抑的感觉。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要拨钱给他盖住宅,但胡适坚持自己掏钱盖,并抢先寄上2500美元,还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令我有些奇怪的是,书房对于胡适这么重要,为什么他宁可不用,也不拆掉这花墙呢?  胡适的生活虽简朴,但他对于精神、心理层面的舒适自在,还是蛮敏感的。他不喜欢待在这个书房里,这很可能与他自由主义的、开放的、西化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有些关系。至于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这大概正是胡适性格、习惯、理念的一个细微表现吧。  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构成了温和宽容与犀利不宽恕的两极。胡适也反封建也批判传统文化,却时常要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胡适也反独裁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处境,却与国民政府有着适度的合作;胡适也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是终生互敬的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相比之下,鲁迅在这些方面却显得异常的不含糊,不妥协,甚至是决绝。如果把鲁迅比作峭拔险峻的山峰,便可把胡适比作广阔平静的大湖。胡适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进谏,促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今天看来,鲁迅的反封建反专制更加激烈、彻底,破坏力更大;胡适的前瞻性、建设力更强。医治中国封建专制这个脓疮顽疾,如果是鲁迅负责切除坏肉,胡适负责生出新肉,可能是绝好的搭配。可事实上,他们只是互敬的论敌。若让这两种人在现实中自觉地良好配合,往往是文人性格所不能及的,它该由伟大的政治家来实现。而老蒋及当时的国民政府,显然是没有这个境界的。  早在1929年,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文,严厉批评了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还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刘文典)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  三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在此期间,蒋介石却对胡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  1932年蒋介石派秘书请接胡适共进晚餐。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送给了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便先行离去了。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样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  后来蒋多次请胡出山从政,还曾推荐胡竞选总统,都被胡谢绝。胡不想失去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而这一点,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灵魂。  不激烈,不嚣张,不轻易破坏,优雅容忍,又不委曲求全,这便是胡适风格。这便是胡适不喜欢这个书房却不拆除花墙,同时又不肯委屈自己沦于这个书房的深层因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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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如何读书
胡适如何读书 & & & & 1961年2月25日,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医生认为病情复杂多变,在没有脱离危险期以前,绝对禁止谈话,报也不让看。胡适向查房的蔡锡琴医生抱怨: &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想别的问题,想得浑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睡吧,会做梦;不睡吧,我要想问题。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看书是不吃力的,像小说,诗词,我能背诵的诗词,用大字本,我看来毫不费力。请你跟高(天成)院长、宋(瑞楼)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蔡医生无话可答,退出病房。一会儿,宋瑞楼医生进来,对胡适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念给你听?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胡适觉得让别人擎书给他看,于心不安,只得停看几天。 胡适一生与书为伴。读书,早已成为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可须臾离者也。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个“有看书习惯的人”。这样的人,不以读书为苦,无书可读,才是惩罚。胡适一生读过多少书?恐怕连他自己也难说清。他的整个阅读生涯中,大凡重要读物,都会在日记里留下痕迹。若有人对此加以统计,数量当甚为可观。不过,20世纪前期的重要学者当中,胡适并不以博览著称。他的真正引人注目之处,不在读书的数量,而在终其一生践履、宣讲的读书的方法。 读书之法,是胡适特别喜欢的演讲主题,对身边的青年朋友,他更反复申说。关于这个话题,本章选取4篇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一、《读书》,原载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4册,第123——130页。 二、《为什么读书》,原载1930年12月至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3、5期。本为1930年11月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文稿经胡适校正。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12册,第471——476页。 三、《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原载1935年5月14日《大学新闻周报》。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12册,第486——487页。 四、《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梁启超书目),原载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又载1923年3月4日《读书杂志》第7期。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3册,第87——123页。 胡适平生,“要把金针度与人”。因此他谈方法,从来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些人人能行,人人当行的原则而已。加之其行文清明如水,上面几篇文本,实在不需要再做什么续貂式的疏解。所以我在下面将要做的工作包括:一、对胡适论读书的主要概念做些简单的介绍和串联;二、结合胡适日记、书信及相关记载,展示他本人如何实践上述方法。 & 一、&&&& 为何读,如何读 & 关于读书,胡适有很多论述,涉及到的两个根本问题是:为何读,如何读。 1932年,上海青年会智育部干事沈嗣庄发起“读书运动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讲题有三:一、为什么读书;二、怎样读书;三、读什么书。胡适说,他对后两个题目很感兴趣,至于为什么读书,“讲起来很难为情,也讲不好”。不过,他还是选择了那个恐怕讲不好的题目。 胡适谈了三点。 第一、读书有助于人类智识、文明的传承、扩充。胡适说:“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荣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 第二、读书是读书自身的需要。当读书成为一个给定条件时,人们必须为了把书读好而读更多的书。胡适说:“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理解力也越大。” 第三、读书有助于解决问题。所谓问题,包括人生的实际问题,也包括智识、思想的问题。胡适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来自他的朋友。朋友点洋油灯,灯芯短了,碰不到灯油。朋友想起伊索寓言里乌鸦喝水的典故,于是加水于灯中,灯油浮起,乃碰到灯芯。第二个例子来自哥白尼。据罗素所言,哥白尼之所以想到日心说,是因为古希腊人已经讲过类似的话,因而得到启发。这两个例子共同说明,读书,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人们遇到困境,总要先确定问题所在,然后着手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大多有先例可循。而先例,要么来自个体之经验,要么来自历史之经验。后者,通常称为“学问”,须由读书获得。 胡适所说的三点,并不高深,也没有什么新见,却有几点值得玩味。 首先,做为读书人,胡适并无知识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往往使人对“为何读书”一类的问题嗤之以鼻,以为任何理由都是对读书的亵渎。胡适不是。他认认真真地为读书寻找理由。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读书视为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将之视为人类文明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胡适说读书是有用的,但他反感功利主义的读书观。功利主义读书观的典型表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胡适关注的读书之用,不在个体功名利禄的受用,而在个体之于社会、文明的推进。这与胡适的人生哲学有关。胡适认为,相对于社会的“大我”而言,每个个体都是“小我”。“小我”对“大我”的无穷过去与无穷将来,皆负重大责任。“大我”不朽,而“小我”则通过向“大我”负责获得不朽。胡适说,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算是他的宗教。读书,正是接通“小我”与无穷过去的渠道之一,也是“小我”贡献于无穷将来的机缘之一。 最后,除了外在功能,胡适看重读书这一行为的内在逻辑。这尤其体现于他的第二点理由。不是所有读者都能遵循阅读的内在逻辑。而一旦他进入这一内在逻辑,读书便不再需要外部动机做支撑。关键问题是,如何开启这一内在逻辑?其实,这已不是为何读书的问题,而如何读书的问题了。 有人问为何读书?胡适的答案之一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同样,若有人问如何读书?胡适定会这样回答:通过读书学会读书。总之,读书的逻辑,就在读书的行动之中。 如何开始读书?胡适在1925年提出读书分“精”、“博”两端。精读,关注经典文本、核心智识领域。博览,则以扩充人格为目的,同时也可为学问的深造积学储宝。如何精读?胡适说,要有“四到”。 眼到。读一书,先要认得那上面的字。所谓认得,不是浮光掠影似曾相识,而是一笔一画都不放过。一笔一画认真看书,这就是“眼到”。胡适说,这样看书,能够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也就是朗读,甚至背诵。诵读与默念效果不同。一字一句地念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文句的构造,句与句之间意义的关联。胡适说,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最好能够多念几篇,多背几篇。就算在不怎么提倡背书的现代,“口到”的功夫也有益无害。 心到。也就是考究所读之书的意义。寻求理解,不能靠猜测和玄想。胡适所谓的“心到”,特别强调工具的重要性。工具,第一层是指各种工具书,第二层是指文法知识,第三层是指相关知识储备,第四层是指善于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胡适非常看重工具书。教人买书,必以字典、辞典为先。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文法分析,是胡适终身使用的读书利器。他认为,古人读古书,常有强作解人隔靴搔痒之处,正因他们不通文法。文法,是语言当中规律性的东西。无视规律,读书再多,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读书还需要相关知识储备。胡适常引王安石的名言:“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不仅经书,任何文本都处于复杂庞大的意义网络之中。要想理解意义网络中的某一节点,势必以相邻相关的其它节点为参照。所以,读一部书,如果目光仅仅局限在此书之上,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读《诗经》,最好能借助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知识,比较参考,融会贯通。这些相关知识储备,胡适后来将之比喻为眼镜、钥匙。多戴几副眼镜,多配几把钥匙,才能以更真切的目光欣赏更多的风景。最后,上述所有工具,都须好疑善问之心方能驱使。读书最根本的工具,是读者自身的发问能力。胡适很欣赏宋儒张载的两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另一句是:“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一个读者,面对书本,毫无提问的能力,再怎么齐备的工具都无从施展。 手到。胡适说,他小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是他自己添加的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手到”,就是动手,就是要让整个读书的过程都有事可做。读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胡适列了三项:标点分段、翻查字典及参考书、做读书札记。读书札记,又分为抄录备忘、提要节要、心得记录等等。动手的目的,是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最终能够为我所用。胡适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这四点,似也无甚高明之处,分开来看,句句常谈而已。胡适说,所谓方法,本来就不该有何玄妙,“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所以,1935年他写了一篇《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文章的核心是:“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 读书的习惯,胡适归纳了三个字的口诀:勤、慎、谦。勤是勤苦耐劳。慎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谦是不存成见,凡事虚心考察再做取舍。这三点,是对知识所当有的态度。 至于买书,也应成为习惯。胡适鼓励青年买书。买书的乐趣,在于发现。胡适说:“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当你意外地发现一些有趣的知识,也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部分自己。 胡适谈读书,就说这么多。下面,不妨看看胡适自己是如何读书的。他的读书实践,在日记里展现得非常清楚。我想着重谈两点:带着问题读书、动手读书。然后,我还想挑选几篇胡适的读书笔记做些具体分析。 & 二、带着问题读书 & 胡适论读书,特别强调心里装着问题。1923年7月20日的日记: 我屡次在公众演说内指出我们做学问的人,必须常常有一个——或几个——研究的问题,方能有长进。有了问题在脑中,我们自然要去搜集材料,材料也自然有个附丽的中心,学问自然一天天有进无退。没有研究的问题的人,便没有读书的真动机;即便他肯读书,因为材料无所附丽,至多也不过成一只两脚书橱!何况没有问题的人决不肯真读书呢! 不同的人,心里装着不同的问题,这取决于各人的知识储备、学术训练、性情气质。问题可大可小。有些,是终身萦怀的核心关切;有些,则随时遇到随时解决。问题可多可少。有人终其一生只为一两个终极问题焦虑,有人则喜欢破解各种难题,哪怕它们无关宏旨。 胡适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核心问题”。1914年,23岁的胡适在日记上开列了“近来所关心”的三大问题: & 1. 泰西之考据学 & 2. 致用哲学 & 3.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三个问题,对应三个领域:学术、政治、科学方法论。1914年的这天,他说自己于上述三个问题“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但是多年以后,胡适将成为国故整理的领导者,实验主义的倡导者,自由宪政的讲述者。三个问题,预示了胡适一生的志业走向。他发现杜威,考证小说、禅史、水经注,宣讲容忍与自由,都是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自然展开。 有了核心问题,读书、阅世便有焦点,能深入,也便随时有衍生问题浮现。这样读书,常有发现之乐。1911年5月11日,这天晚上,胡适读《诗经·小雅》,读到《彤弓》里“受言藏之”、“受言橐之”等句,“忽大有所悟”。《诗经》里面的“言”字,汉儒通常解做“我”,胡适早觉不妥,“因摘“言”字句凡数十条以相考证,今日始大悟”。“大悟”的结果,就是著名的《诗三百篇言字解》。这篇文章,发表在1913年1月的《留美学生年报》上。胡适“以西儒归纳论理之法”破经学成说,得出“言”字三种义项。他对这篇文章甚为得意,很多年后仍然时常提起。 胡适的这次不大不小的学术发现,至少包含如下几个环节: 1、始终关注考据学。这是事先存于心的核心问题。 2、关注汉儒释经方法。这由核心问题引申而来。 3、从考据学的视角读《诗经》,发现“言”字释义问题,形成焦点意识。 4、聚合零散材料。焦点意识形成,材料因而得以附丽。 5、思考,领悟。 6、整理发表。 从读书到顿悟,第一推动力,是问题意识。胡适的很多重要学术工作,都是长期思索与偶然发现的结合。比如他对禅宗历史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开始关注禅宗,有意撰写《中国禅宗史》。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南宗和尚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录。凭直觉,他断定神会是个重要人物,不了解神会,禅宗史上很多问题没办法说清。可传世文献里,神会的资料少得可怜。1926年,胡适到巴黎看伯希和收集的敦煌卷子。9月17日,他翻到编号为3047的一篇,立刻辨认出这是神会的史料。这天的日记,最后一行是这样的:“3047:神会的语录。(无疑了!)有《菏泽和尚与拓跋开府书》。此稿明天再来细看。”第二天开始,他对这份神会的资料展开详细考察。此后,又相继有新的发现。后来的论文里,胡适把神会描述为禅宗革命家、“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这个说法虽然没有成为定论,却极大地影响了禅宗研究的发展方向。 胡适对神会的发现,也是源于问题意识。中国思想史是胡适终身感兴趣的学术方向。禅宗历史又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关节。研究禅宗,有很多不同的切入方式。胡适的兴趣不在义理,而是其历史脉络。因为要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思想,所以胡适特别留心文献当中的历史线索。传世文献记述寥寥的神会和尚,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进入胡适视野的。当他留意到神会的时候,这位神秘的和尚,也成了问题意识的一部分。由此,就形成了一条问题链:思想史——禅宗史——神会。神会是焦点所在。法国的敦煌卷子,浩瀚散漫。而胡适能在第一时间锁定“3047”,靠的就是那条早已埋在心里的问题链。谁都可能遇到“3047”,恐怕唯有心里装着问题的胡适,才能如此敏锐地发现它的价值。 胡适是个有“问题癖”的人。除去那几个终身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还随时随地准备迎接任何有趣的题目。这里,举两个琐碎却颇具意味的例子。 1921年6月19日,胡适在日记里记了一个梦: 早晨天将明时,忽得一怪梦,梦中我得一个设论:孔子在《论语》里不常谈“天下”,似只有《问禘》一章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此外惟《季氏第十六》篇说“天下”最多,而此篇为伪作。我正在翻《论语》,想证实此说,忽然醒了。 这是一个有点儿学究气的梦,但也很有胡适的风格。他在梦里给自己提的问题是:孔子是否不常谈“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自己都不明所以:“此梦甚怪,平日并不曾想到此说,况且我近来全不曾看《论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胡适自己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已经从思想方法化为思维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梦里。梦醒之后,胡适决定小心求证一番。他翻检《论语》,查到言“天下”者凡十七次,而且并不集中于《季氏》一篇。这就意味着,那个梦里的假设是无效的。当然,这不是重点,这个例子的重点在于:提问可以成为一个延续到梦中的习惯。 1924年1月27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丁文江送给胡适一部小说,名为《隔帘花影》,是《金瓶梅》的续作。小说并不高明,胡适读过就丢在一边。一天,胡夫人江冬秀看到第四十二回,里面记着一条兑换金子的事,便随口说了一句“那时金子这样贱”。这句话,激起了胡适的兴致,并由此做了一番考证: 我检视之,乃是九钱五分金子换了七两纹银,约7:3换。我因忆卷末还有兑金事,因检查之,乃是四十八两金子,兑得四百两银子,约4:8换。然此系熟人不计较,不是严格地论市价。第四十二回之兑换,明说“照数换米”,又说“不敢求多,只照换数准算罢”,又说“长老也不好论价,就算了七两纹银”,似稍近真。大概清初的金价约七八换。 起初,胡适只拿《隔帘花影》当小说读。江冬秀不经意的一个问题,使他转换阅读视角,从小说里寻找经济史资料。胡适并不治经济史,金价问题更非他的核心关切。这段兴味盎然的随手考证,同样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对于知识,他的心态永远是开放的。 胡适最欣赏善于发问的读书人。 后来成为名史家的简又文,是胡适在康奈尔的同学。1923年,他们偶然在杭州相遇。简又文向胡适提起,自己有意研究太平天国,到处搜集史料,重要的参考书目,都随身携带。胡适既惊且喜:“旧同学中竟有此人还在做一种学问上的研究,使我心里欢喜。”(1923年7月20日)他由此想到,一个读书人,特别是留学生,“若没有研究的问题,便可说在知识学问方面他已死了”。 有个叫关仲豪的北大毕业生写信问他赵普“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陛下致太平”的出处,并说自己查过《宋史》的《太宗本纪》、《赵普传》,薛应旂《宋元通鉴》,商辂哦《续资治通鉴纲目》,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皆无所得。胡适在日记里记下此事(1941年10月31日),末了有一句点评:“关君肯追问此一语的娘家,不愧北大的学风。” 1960年的台湾,一位在马祖的士兵写信给胡适,说他读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发现有不同的字句,提出疑问七点请求指教。胡适觉得这位士兵在书籍不多的前线,能用两种不同的普通选本校读一篇古文,是一位好学的青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68页)。 类似的事,日记里记了不少。每当发现能提问题的读书人,胡适总是很激动。因为他知道,心里装着问题的人,多半能够养成读书的习惯。正是这些问题,可以引导人寻找书,发现书,专注而高效地读书。他进入了读书的逻辑。 & 三、用手读书 & 读书、看书、念书,这些习惯性的说法,常常让人们误以为阅读只是眼、口之事。胡适却特别强调动手,也就是前文提及的“手到”。读书的全过程,都应该有手的参与。可以说,要想读一本书,就必须想方设法对这本书做点儿什么。 前面提到,动手,包括标点分段、翻查字典及参考书、做读书札记等等。这里主要谈两点,一是自制读书工具,二是勤写读书札记。在胡适的读书生涯中,这两件事尤其突出。 胡适自幼接受旧学训练,每读一书,必亲手圈点、校读。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自制读书工具。除非像《红楼梦》研究这样特殊的题目,胡适买书、藏书,一般不讲究珍本善本,他的原则,是要让书“能用”。这就需要自制一些检索工具,甚至对书拆分重组。日记里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较简单的,是制作目录。古书,线装,封函,上架横放,难以辨识内容,因此常要制作“书根”。书根,指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线装书的读者常在上面写上书名、卷次、册数等信息,便于检索。这个工作,胡适亲自动手。1922年4月23日,他为《湖北丛书》一百册写书根。写书根的过程,也就是熟悉丛书内容的过程。书根写完,胡适在日记里记下几个作者和几个书名:如《绎志》(胡承诺)、《平书》(秦笃辉)、《枢言》(王柏心)、《学统》(熊赐履)等。他说,这几部书“都近于著作一类”。紧接着,他感觉自己的这个发现,“倒是一种特别的见解”。在胡适的语汇里,“著作”有特殊的意味。不是什么书都可以称为著作,须是那些精心结撰、有系统、成规模的的文字才行。胡适动手写书根,顺便把其中体例严整的“著作”挑了出来,也就是把庞杂丛书里最精粹的部分挑了出来。做到这步,意犹未尽。日记的末尾,胡适分古代、中古、近古,列举了五十一种古书,都是他认为担得起“著作”之名的。这份书单,相当于从著述形态的角度,对中国学术史的试验性梳理。而这个有趣的想法,是由写书跟这一枯燥的劳作触发的。 有些书,有自己的系统。为了便于使用,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将其拆分、重组。胡适曾经计划重新组装大藏经。1946年5月8日,他拟订了一个计划:“我想把一部大藏的诸经典,依翻译的时代割开,依时代先后重行装订,或可表现佛教发展的史迹,更明白,更清楚。我现在有两部《弘教书院》的大藏,或可用一部做这个试验。”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我未曾追踪。1956年5月6日,胡适在日记里留有另外一项拆书记录:“今天费了六七钟头,把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一大卷Photostat【复印照片】‘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目’剪开来,每三目为一页,依笔画分装十五册。居然可用了!”无论拆大藏经,还是重组善本书目,胡适的意图很简单:提升书的使用效率。巧妙的动手,可以把书激活。否则,人只能在海量文献面前望洋兴叹。总之,关键词是让书“可用”。 编索引,也是动手读书的重要一项。1931年,胡适写信给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吴晗(时名吴春晗),传授读明史的方法,第一项就是教他“动手”: 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胡适书信》上557) 随时摘记姓名、字号、籍贯、谥法,也就是编制一部《明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胡适认为,这种工作至少有三个好处。一、可以获得一份私人工具书,随时备考,读书先难而后易。二、可以锻炼读者不苟且的性格。三、方法虽然机械,却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熟悉文本,甚至使文本在其头脑里产生“化学反应”。因此,胡适坚信这项工作是对学者极好的训练。不仅以此训练青年,他也同样自我训练。比如他读《朱子语类》,便花两天的时间,以拼音为序,编制“《朱子语类》记录的门人姓名索引”(1950年1月2日)。随后,他就在这份索引的基础上,写了《<朱子语类>的历史》。 读书而自制工具,并非胡适的不传之秘。民国学者里,陈垣更以善于设计、编制、利用工具书著称。援庵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释氏疑年录》、《敦煌劫余录》等书,都是泽被学林的著名工具书。他的一些“独门秘籍”,更为识货的同行看重。比如,陈寅恪就多次致信,为某些史料,“乞灵于”陈垣自编的《全唐文索引》、《全唐诗索引》、《七家元史类目》等书(《陈垣来往书信集》397)。可见,“工具意识”、“工具能力”是优秀学者的共同素养。 电子时代,信息检索、处理迅捷高效,或许不再需要完全依靠手工编制索引、拆装图书。普通读者,不求甚解,或许也不必像胡适、陈垣那样自制各种学术工具。但是,任何时代,任何性质的阅读,有些“工具意识”、“工具能力”总不是坏事。“工具意识”,是知道要对书做点儿什么。“工具能力”,是知道怎样去做。 动手读书的另一层意思,是勤写读书札记。胡适一生,写了大量日记,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读书札记。他的习惯是,凡有开卷,必留痕迹。可以说,他是把记日记当成读书的重要方法。 这个习惯,从他青年时代便形成,并不断得到有意识地强化。1914年,他在一条笔记里提到,要想使某种知识、观念真正为我所有,必须使之系统化,当时他用的是“统系”二字:“吾近来所以不惮烦而琐琐记吾所持见解者,盖有故焉。吾人平日读书虽多,思想虽杂,而不能有有统系的理想,不能有明白了当之理想。夫理想无统系,又不能透澈,则此理想未可谓为我所有也。”(1914年11月4日)而使理想有所统系的方法有三:谈话、演说、著作。 1917年,胡适“自制”了一句英文格言:“Expression is the best means of appropriating an impression.”他的译文是:“你若想把平时所得的印象感想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1921年,胡适又在新日记本的首页引了一段真的英人格言:“今天在《晨报》上看徐彦之君的《去国日记》的末段引Graham Wallas〔格雷厄姆·沃拉斯〕的话:‘人的思想是流动的,你如果不当时把他用文字记下,过时不见,再寻他不得。所以一支笔和一片纸,要常常带在身边。’”抄完这段话,他埋怨自己笔头太懒:“这话很使我感动。我这三四年来,也不知被我的懒笔断送了多少很可有结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损失了多少可以供将来的人做参考资料的事实。” 1936年,胡适把十七卷留美日记(1910——1917)编辑出版,自序里面,他又一次谈到札记的重要: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作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 通常,人们把写作视为读书、思考的结果。胡适则把写作当成读书、思考的过程中的一环。前面提到他曾在“《朱子语类》记录的门人姓名索引”的基础上写《<朱子语类>的历史》。他自己评论这次写作:“这种文字皆是自己为自己便利的笔记,没有创见,不过整理材料,是自己容易了解而已。”没有落到纸面的系统整理,阅读便算不上完成。 书写,不仅是读书、思考的整理、记录,有时还能激发新的阅读和思考。1934年,胡适最满意的作品是《说儒》。他总结写作过程,特别提到,很多洞见都是一边写一边涌现出来的: 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这篇文字长约五万字,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工夫才得写成。此文的原意不过是要证明“儒”是殷商民族的教士,其衣服为殷衣冠,其礼为殷礼。但我开始写此文之后,始知道用此“钥匙”的见解,可以打开无数的古锁。越写下去,新意越多,故成绩之佳远处我意料之外,此中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民族悬记,如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党巷之毫无可疑,皆是后来新添的小钥匙,其重要不下于原来掘得的大钥匙。 这样的写作,是享受:“无论如何,我写《说儒》的这两个月是很快活的时期。有时候从晚上九点直写到次日的早上三四点,有时候深夜得一新意,快活到一面写,一面独笑。” 人们常常惊叹胡适著述宏富、读书广博,惊疑二者如何兼得。对胡适而言,读与写,并非二事,实乃一体。写作,只是条理化的读书;读书,又使写作得以深化。二者相互激发,形成智识生活的良性循环。 & 四、笔记示例 & 书,人人能读。札记,人人能写。本无一定之规。然而,看看有经验的读者和作家如何笔记,还是不无裨益。下面,我想挑选几个例子,介绍一下胡适的笔记都记些什么。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笔记模板。笔记记什么,如何记,取决于所读文献的性质,以及读者的意图。因此,胡适的笔记,形态各异。其实,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阅读智慧。话虽如此,还是可以从他的笔记里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例1: 1930年,胡适在前往青岛的船上读了英国人穆尔写的《黄金的美国》。这本书,与他的文史研究无关,对他的政治思考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他只是认为“此书很可供今日一般谈社会问题的人的参考”,因此写了一篇笔记,以备日后向人们介绍。 这篇笔记是这样的:
它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全书的章节结构。这只要抄录目录。 2、全书主要结论。胡适列了四点,每一点后面都标注章数。这就意味着,这些结论并非作者统一给定的,而是胡适自己的提炼和总结。从这一项开始,下面所有的内容,都不是照抄原书,而是经过胡适的筛选和重述。 3、重要数据及其来源。数据,是社会科学著作的灵魂。数据是否充分、有效,来源是否可信,是衡量一部作品水准的基本指标。外行读者,往往会略过这些,直奔结论。而有经验的读者,则要通过数据评判作者的功力和方法。胡适的笔记,在这方面着墨甚多。这说明,他是极为娴熟的社会科学读者。 4、重要案例的概述。 5、重要观点的概述。 在胡适的阅读生涯里,这本书似乎并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它不属于值得反复重读的经典,或核心文献。但也正因如此,胡适试图在读后的第一时间,把全书的精华记录下来,并且使其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这篇笔记,是对原书的主动筛选和转述。经过筛选和转述,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谈谈这本书,包括它的内容,特色,方法和缺欠。 例2: 1926年,胡适到法国看敦煌卷子。这类文献,散漫无序,而又埋藏无数珍贵史料。如前所述,胡适最关心的,是禅宗史料,尤其是那些有助于还原南北宗形成过程的史料。下面,是他对第2634号卷子《传法宝记》并序所做的记录:
它的构成是这样的: 1、抄录全文。包括标点、分段,以及简单的校勘,注释。调阅卷宗的时间有限,胡适必须在阅读的同时保存一份可资研究的文本。同时,标点、分段、校勘的过程,也是文本细读的过程。 2、文献的性质及评价。胡适的原话是:“此卷又是一大发现!此卷当与3488参看。此纪也是八世纪的作品,出于北宗门下。作者接受南宗的传法说,而另创北宗传法纪,以神秀为第七代,而于神秀之前添一个法如。”胡适主要关注文献的史料价值。 3、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信息点:即“此卷可证”之下的五条。每一条都意在印证或修订胡适此前对于禅史的假设。 4、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当详考”、“跋一”。调阅卷宗其间,工具有限,记下待考的线索,可以在从容的时候推进文本研读。 例3: 1927年,胡适在上海购得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就是是红学史上著名的“甲戌本”。根据这个本子,胡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深刻影响了《红楼梦》研究的进程。得到这本书,他在第一时间做了札记。不妨看看其中的三条。
第一条: 旧抄本。只存第1——8回,13——16回,25——28回。分装四册。 末有跋云: 脂砚同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原文与刊本有不同处,尚留真面。惜只存八卷。海内收藏家更有副本,愿抄补全之,则妙矣。 此外尚有跋四则,不关考证,故不抄了。诸跋的年代为癸亥,乙丑,丁卯,戊辰。第三回有“左绵痴道人”的一条批,年代为“同治丙寅季冬月”(1866——7);以此推知诸跋作于同治二年(1863)至七年(1868)。 收藏者(跋三则是他做的),从图章上看来,名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 此书每半页十二行,行十八字。字大约三分见方。批用硃笔,有时在上方,有时在夹缝,有时竟作双行夹注。大概夹注的是最早的批语,上方与夹缝里都是“重批”。每卷之首,往往有“总评”,用墨笔,此亦是最早的批语。 这是对抄本形态的描述和时代的判断。胡适的依据,主要是抄本末尾的跋语。值得注意的是,跋语共有五则,胡适只抄录一则,理由是,其它几条“不关考证”。可见,他有明确的信息筛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考证。 第二条: &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绝之后,接着云: 至脂砚斋甲戌(乾隆19,1754)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此刻考此本抄于甲戌(1754),其时雪芹尚生存,书尚未成也。 这是对第一回里一则硃批的分析。胡适从中提炼出曹雪芹生平及《红楼梦》成书的时间线索。他的兴奋点,还是考证。 第三条: 又同回硃批云: 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月泪笔 于此可得两事: 1.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1763),与《四松堂集》记的“甲申”差一年多。当依此本。敦诚吊雪芹诗,也许作于死后一年。故诗末有“絮酒生刍上旧埛”的话? 2.重批起于甲戌(1754),迄于甲午(1774)。 这是对另一则硃批的分析。抄录批语,因为这将是日后写作的核心引文。而这段引文所以重要,还是在于它提供了关乎人物、时间的基本事实。面对“甲戌本”,胡适是一位娴熟的考据家,他笔记的目的,就是要把书里所有关乎考证的信息提炼出来。 综观胡适的读书札记,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极少泛泛地抄录警语丽句。记在纸上的信息,或有助于提出新问题,或有助于解决旧问题,或有助于他的思考,或能印证他的某些思考和体验。总之,记什么,不记什么,完全以问题为导向。 二、他极少单纯地抄书。在保存信息的同时,他必对信息进行初步的消化。消化的方式包括:标点、分段、校勘、转述,以及初步的分析和备忘。总之,笔记的目的,不是保存信息,而是使用信息。经过转述和分析的信息,才有进一步使用的可能。 三、面对海量、复杂的文献,他能保持信息的敏感。就是说,他随时知道自己想要寻找什么。他有计划地搜寻信息,也能在猝然相遇的情形下迅速判断信息的价值。这仍与其问题意识有关。心里装着问题,才能更有效的识别、聚合信息。心里的问题越丰富,聚合信息的能力也就越强。胡适的读书笔记,常常同时处理好几个不同的主题,而始终清晰明快,这与他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关。 四、复杂的文本,必然容许多种不同的阅读视角。比如禅宗文献,探究义理和考求史迹,是不同的角度。比如《红楼梦》,欣赏词章、揣摩主旨、体味世情,也是不同的角度。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读同一部书,角度也不一样。像《红楼梦》,胡适在不同时期的读法就完全不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卷收录了一部《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从形态判断,可能是中国公学时期的文字。其中前八条都是关于《石头记》的。这八条,涉及小说主题、作者种族、社会形态、人生哲学等等方面。此时的胡适,有很多领悟,很多话想说,却都浅尝辄止。多年以后,开始《红楼梦》研究,他则仅仅专注于关乎考证的部分,并不断有所发现。选择角度,保持专注,是一个读者由成熟而娴熟的表现。 五、写札记,是动手读书的好方式。如何写札记,则取决于读者的问题意识、问题能力。在胡适这里,提问和动手从来是一体的。札记是用来记录问题、深化问题、解决问题的,他从来不是为札记而札记。 最后,还得重提胡适那句话。所谓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这一点,胡适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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