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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头发左边的比较多右边的比较少，会不会缺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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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头发的时候明明剪的是同样厚度的头发，可过一段时间之后左边的头发就明显比右边的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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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建议：您这样的表现不排除是与睡眠习惯经常右侧卧位有关系，右侧卧位对右侧头发压迫等所致，建议您看一下清洗以后是否还有不一样的表现 希望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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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在历史上的危害
文章提交者：江南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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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深圳等地期间，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进行了转发。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在谈话中的新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排除干扰，迅速发展已步入关键时刻的改革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深辟而辩证的论述，既总结了经验，又切中时弊，不失为一个改革“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那么，怎样理解“主要是防止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论证。（一）比较两种错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个极端表现。机会主义源出opportunisme,意为“妥协”或“应付”，以此形容19世纪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而随之应变的政党或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共同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二者在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所不同的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难于识别。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为屈服于敌对势力的压力，放弃原则，不敢斗争，甚至屈服于。而“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或者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和群众的觉悟，贬低、轻视敌人的力量和客观困难，脱离客观条件，采取冒险主义行动;或者夸大党内敌情，扩大打击面，怀疑和打倒一切，搞过火行为、残酷斗争，等等。由此可见，“左 ”倾错误的特点，不象“右”倾保守那样面目狰狞，显而易见，它是冠冕堂皇地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反红旗”，以所谓“不断革命”的华丽词句和“超前 ”、“先进”的假象迷惑群众，因此，从思想上强调防“左”更为必要。〔二〕分析中国国情，“左”比右更具劣根性“左”的东西之所以吃香，容易被群众接受，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欺骗性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封建落后国家，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文化、科技落后，长期闭关锁国，封建忠君思想严重，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而这种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正是工“左”倾理论和实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具体讲，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贫乏，文化科技落后，人民容易产生幻想，即所谓“穷则思变”，急于求成，凡事喜欢抄近路，走捷径，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急躁情绪;由于闭关锁国，封建愚昧，没有独立开放意识，人们又习惯于盲从，搞个人迷信，把翻身解放，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救世主”。中国共产党不仅长期处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而且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当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时，往往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容易表现为主观主义，其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政治倾向方面，则常常表现为革命的狂热情绪和急性病，容易左右摇摆，好走极端。革命顺利时，容易产生冒险主义，革命遇挫时，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甚至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为右倾观点和投降，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产“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左”的东西又迎合了“穷则思变”，急于求成的社会意识。因此易于被接受。举例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推行“城市中心论”，即放弃农村革命根据地转攻城市。这在当时行不通是明摆着的，并且一开始就遭到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和抵制，然而终归无济于事。究其原因，除了他当时在党中央已窃取了领导地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外，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存在。当时党内军内相当多的人不愿再去农村打“游击”，而希望并轻信王明的主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打进大城市，夺取革命胜利，从此过上好日子。存在决定意识，小生产的社会心理还衍生出家长制。家长制天然倾向于集权，搞“一言堂”，这在民主与法制不够充分、健全，社会制约、监督无力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领导决策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以，根植于小生产这个“土壤”，不仅容易导致“左”倾错误发生，而且难以及时纠正，有时甚至防不胜防。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积极反对过王明的“左”倾主张，解放后却又多次重蹈覆辙。“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就是明显例证。1956年，面对“一化三改”的顺利完成，他和其他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把生产力发展看得轻而易举。为纠正冒进中的偏差，该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陈云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各地经济建设又稳步协调发展。但毛泽东很反感，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多次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犯了右倾错误，继而不切实际地提出钢铁生产七年赶英国，十五年赶美国，预言三个月内，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刊上更是片面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有非常伟大的作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些部门领导为了不被当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批判，纷纷竞放“卫星”，虚报高产，出现了所谓高产稻谷13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记录。结果是，违反经济规律，劳民伤财，欲速不达。不但58年没能实现产粮3920亿斤，炼钢1070万吨的高指标，而且严重挫伤了农业。更为甚者，因为毛泽东当年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要再提反冒进了，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左”只是认识方法问题，右才是立场方向问题，“左”勿“右”，即使批判“左”倾也说是“形左实右。”由此可知，“左 ”倾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具有多么深的劣根性？！防“左”比防右更为艰巨。〔三〕回顾党的历史，“左”比右更具危害性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70多年历史中，既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并且都造成了危害。但比较而言所犯“左”倾错误次数更多，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从犯“右”倾错误讲，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1923年党的三大前后，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公开打着“二次革命论”的旗号，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主张“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表现之一是放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对国民党以退让求团结;二是反对发展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在革命紧急关头，拒绝接受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将有3000名工人的纠察队拱手交给国民党;三是抑制农民运动，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喊“工人运动过火了”，最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以后出现的张国焘等右倾分裂主义多是短期的，局部的，而“左”倾错误则接二连三，仅土地革命时期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在白区的几十块根据地除陕北一块外全部丧失。30万红军只剩下3万人，30万党员锐减到4万人。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指导下，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先是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使党内外各种矛盾激化，这本身意味着“左”倾路线的失败，但毛泽东同志执迷不悟，把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怀等同志说成右倾路线的代表，发动批判，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是一场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从后果讲，文革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全国。首先是思想乱了，建国以来17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歪曲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新生事物，是非混淆，无政府主义派性等趁机泛滥起来;其次是组织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批判，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挫伤，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投机分子却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还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损害着党的事业;再次是社会生活乱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到一般群众，随便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的政纪、军纪被废弛。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被搞得“经济危机，哲学贫困，文化虚无，历史面貌全非”。由此可见，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左”倾错误引发的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出现了一次历史大倒退。〔四〕适应改革大潮，防“左”比防右更富现实性小平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据笔者理解，右的东西一是“动乱”残余势力;二是继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三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有的人把经济滑坡归罪于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执法执纪活动，有的甚至假改革之机，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大肆贪污贿赂，弄权渎职，腐化堕落;对这些，我们要继续开展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教育，加强法纪监督，强化综合治理，决不让其形成气候。“左”的东西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域”。应该说，持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人大量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受这种“左”倾思想的禁锢，在改革实践中势必畏缩不前。第一，“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闯禁区，使“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第二，把“三资”企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不懂得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不敢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第三，怕出乱子，只求平稳，不敢创新，担心破“三铁一大”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企业没有生机和活力。最后将丧失发展自己的一次良机。由此可见，“左”的框框不打破，没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将直接妨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为克服“左”的观念，我们有必要展开阐明两点。第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而实际结果首先在沙俄、中国等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却落后。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得以巩固，发展生产力刻不容缓;其次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其根本手段只能是发展生产，可以说，一切现有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有赖于此;再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需要。有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腐败，******引发动乱，观念变革造成思想混乱，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实在是“左”的误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先进的上层建筑总是和先进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原因就在“左”的禁锢和经济落后。要防止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讲要靠发展生产力。第二，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改革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量变质变关系原理告诉我们，革命作为一种运动，既是无止境的，又是分阶段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过去我们穷过渡，从哲理上讲与否认发展阶段论分不开。吸取“左”的教训，十三大《报告》肯定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性质要求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诸如生产目的等各个阶段共有的根本原则，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又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不成熟、不完全社会形态的实际，区分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我完善的改革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其次，改革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课题。因为“实际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起步的，而马克思设计的“理论社会主义”模式则是以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为起点的，过去我们搞“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经典词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一味追求“大”、“公”、“纯”，人为地取消市场和商品经济，作茧自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不但没有能赶超资本主义，有的还拉大了距离。要急起直追，必须首先做好改革这篇文章。再次，改革是我国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这已为改革实践所证明。而改革开放所以取得巨大成果，从根本上讲都得益于思想不断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没有对“左”的批判，都不可能再有被当作封、资、修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物资刺激”和“市场经济”出现。总起来说，要促进改革开放，首先我们必须既防“右”又防“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真正做到两手硬，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同时，鉴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能量大，具有顽劣性和对改革开放的妨碍更直接，更现实，我们要特别强调防“左”。坚决克服“左”倾错误，警惕“左”的势力抬头。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对待改革包括特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改革开放朝着“三个有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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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被"左"搞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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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疯狂的石榴树
在第11楼的发言：右派都是这么认为的。你认为邓小平同志和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都是右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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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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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编辑本段]内容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后３２年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地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３２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曾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３２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者忽视、否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从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对此作出了说明。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大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其中不少本来就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第二，上述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了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中所打倒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所谓“走资派”，恰恰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第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许多党内外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十年间国民收入约损失５０００亿元，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作了科学的区分，肯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因为有了这些艰难曲折的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仍取得了进展。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是决议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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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左” 内乱 充其量一重剥削而已但凡“右”三座大山 三重剥削 养育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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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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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左倾和右倾?左倾是激进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 "左派"与"右派"这一对名词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然而，由于阶级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阵营出现了分化。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米拉波一伙，只要求对旧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对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级下层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等，由于不满意君主立宪的统治，要求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由此形成了两派。当时，拥护革命措施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继续革命的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在词汇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进步或激进者称为"左派"，倒退保守者称为"右派"。当然，这样的区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左派"、"右派"不尽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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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邓小平同志在反思建国后的教训时，在“左”和右的认识上，越来越明显地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思想。深刻领会和把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一些问题和事情，还是很有帮助的。在此，笔者将小平同志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讲话按时间先后顺序粗陋整理了一下，供参考（都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前面是年代，后面是页码）：“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 ‘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困难……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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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大开始，一直到十六大，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又保留了这一重要论断。写入党章的内容是带有法规性质的。那么，为什么历次修改党章都要强调这一论断？怎样准确理解这一论断？今天强调这个论断有什么重要意义？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党章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 “左”。那么，党章中为什么要这么提？今天我们又该怎样来理解党章中的这个重要论断呢？●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1981年，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二卷379页)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之际的1987年，邓小平指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三卷228－229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振聋发聩的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是还是‘ 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以上表明，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是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他首先强调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指出着重警惕“左”的危险。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遗产。党中央后来以党代会报告和党章的形式充分肯定了邓小平这一思想。比如，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十四大党章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一个规范性的提法:“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要注意，一是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更加明确；二是以党的法规的形式阐述，极大地加重了这个论断的分量。以后十五大、十六大党章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原有党章有所修改，但上述论断一字未改。这充分表明，这一论断，不是一般性提法，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时期可能出现的错误政治倾向的总体判断和战略估计，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反映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要求在反对一切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注意“左”是主要危险，体现了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党内错误倾向的正确原则。一般说，右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放弃原则，不敢前进，或企图开倒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害怕敌人压力，不敢斗争，屈服、妥协，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则发展到对敌投降。“左”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在对敌斗争中轻视敌人力量，采取冒险主义；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无论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都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都必须坚决反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在全面论的基础上强调重点论，依据历史和现实经验，把“左”视为应当防止的主要危险，这同样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因为:从对干部党员的影响看，“左”比右有更多的欺骗性。在革命的共产党内，右倾一般很难找到市场。“左”的思想、倾向则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出现的，有很大的诱惑力；又由于“左”与革命者的愿望、情绪有着天然的同构性、亲和性，契合了革命者要迅速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和热情(虽然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不但难以像右的倾向那样引起义愤和警惕，反而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鸣，被认为是革命坚决、政治可靠、有牺牲精神等。当“左”的错误滋生时，缺乏实际经验、理论水平低的革命者不仅不能识别和抵制，反而感受到压力和痛苦，怀疑自己“跟不上形势”、“出现了右倾”，于是从怀疑到盲从，进而认同、紧跟、推波助澜。所以，“左”的思想情绪有很强的“传染性”。从国情和党情看，“左”比右有更强的易发性。历史上，中国是个有长期封建传统影响的国家，民主法治观念淡漠，特权思想、家长制突出，这是产生“左”的思想的最根本的社会文化基础。从党情看，历史上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这就容易产生三大弱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严重，机械搬用马列主义词句和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急躁情绪和空想幼稚病，妄想革命一举成功，盲动蛮干；唯我独革，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在策略上“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严重的“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从对错误的纠正看，“左”比右有更大的顽固性，难以及时纠正。这同以往对党内错误的处理有关。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右被看做立场问题，“左” 则是认识、方法问题，是“好心办错事”；对犯右倾错误的处理很重，对犯“左”倾错误的则比较宽容。久而久之，有些同志形成了思维定势:“左”没有风险、不花成本，“保险系数”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搞“左”的错误的人具有“心理优势”:执行“左”的一套理直气壮，从不轻易认错。这样，防“ 左”远比反右更加困难。●党章在“左”、右倾向问题上的论断，对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艰难的，是在不断克服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前进的。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全盘西化”，等等，往往被外国敌对势力利用，还曾酿成****。正因为党中央始终警惕右，才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左”的思想更不容忽视，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 ’”。由于“左”的思想一切从本本出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作绝对对立的。而改革开放恰恰要从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打破平均主义；要吸收外资，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等等，这一切都被“左”的思想看作离经叛道。改革中每个新观念的产生，每个重大举措的提出，都必然同“左”的思想发生尖锐冲突。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同右的倾向斗争的过程，但主要是同“ 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正因为全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才喷发出来，古老的中国才绽开改革开放之花，并结出丰硕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果。今天，实现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坚持“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仍然有现实意义。其一，近三十年的改革取得伟大成就，但不是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正处在关键时刻，文化体制改革刚刚破题，要健全完善各方面的体制，解决深层次问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以观念变革促进体制创新。这里，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是在******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尤其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其二，当前我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的与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市场经济负效应有关；有的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这些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当此关键时刻，更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思潮，而这种思潮恰恰是从“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明确提出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给了全党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改革的信心和继续探索的勇气。●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对于党章中的这个重要论断，也要科学、全面地理解和执行。特别要注意的是:“左”和右都是政治概念，是指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倾向，至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如果把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泛化、扩大化，会把事情搞乱。即使对于货真价实的“左”的倾向，也要按照党章规定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原则，恰当加以解决，而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等不可能真正克服“左”，或者说，这本身也是“左”的一种表现。特别要注意，“左”是主要危险，但不是唯一危险。十七大党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照搬西方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右的倾向同样要警惕和防止。否则也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还应看到，“左”和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为二者在方法论上同根同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要在反对右的时候防“左”，在反对“左”的时候防右，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既反“左”又反右的。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统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工作的总出发点和检验标准，是防止、克服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和思想的可靠保证。(作者系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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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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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提出的重要指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读来，更加深刻领悟其中的深邃含义。小平同志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 ”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人民的生活和权利得到不断的改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通过网络我们也看到，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之机，不少不和谐的声音迸发出来，而这些声音中，最为蛊惑人心的就是“左”的思潮。在这些网络上，公然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为“四大”歌功颂德，把朝鲜作为“社会主义” 的偶像。这些言论，包括一些组织，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尚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比如：人民民主的实现问题、腐败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劳动保障问题、住房保障问题、干部选用问题等等，片面夸大“文革”时期的民主、平等，不顾事实地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而这些言论，似乎正从某个点上，契合了部分群众的心理。但鼓吹为“文革”复辟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的思想家（某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当代思想家”），没有一个可以有系统科学理论的，正好像一些跳梁小丑，用点滴的表面现象、用现实社会的时弊、用不切实际的话语、用假装天真的伪善来吸引、欺骗、裹胁少数群众，其用心险恶，堪比虎豹。这些人中，一般都是无聊之士，无家无业，精神可能还不一定正常，或许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某些委屈，就借题发挥，造谣生事，鼓动群众闹事，其实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的名、利之目的。当然，也不排除受雇于敌对势力，以破坏国家安全作为职业的极少数人，那就更是另当别论了。在这些“左派”中，还有少数少不更事的青年、孩子，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容易受人蛊惑，也包含了个别人急功近利的私心，想走捷径，这确实印证了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思想政治薄弱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快20年前说的话，确实高瞻远瞩啊！对于这种言论上的混乱，有关部门确实应当加大管理力度。如果不加以管制，任其胡言乱语、蛊惑人心，是否就应该有正面的强音进行网上的大辩论，搏得他们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这应该是宣传部门的应尽之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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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欺负中国只有2.5亿网民而听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民滴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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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右”在历史上的危害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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