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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重重 成都双流惊现罕见东汉家族墓群
四川新闻网消息 　
东汉家族墓群
　　2005年11月，市考古队与双流县文管所组成的联合考古调查队，在双流县华阳镇骑龙村发现了罕见的我市最大的东汉家族墓群（本报曾作报道），目前已经发掘出了14个汉代家族墓室。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该墓群的谜团却如迷雾一般越来越浓。皇室所使用的龙图腾花纹边砖为何会成为修建墓室券拱的材料？普通砖室墓内怎么会有石棺？占地4000平方米的墓群主人到底是谁？……据悉，对该区域的考古发掘将持续至今年秋季。
　　据介绍，该家族墓群的年代从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延续上百年时间，这样规模的墓群在成都还是惟一一个。虽然这些墓群均在早年被盗墓者“光顾”，但考古专家依然从墓室内发掘出了大量陶俑、陶罐、钱币等，这对研究东汉时期成都官宦宗族丧葬习俗以及墓室构造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谜团之一：
　　夯土内共有多少墓室？
　　昨日记者再次来到位于华阳骑龙村的汉代墓群时，现场发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眼前大大小小的墓室已经清理完毕。它们以一处高约6米的高地为中心，由上至下依次排开，其中最大的砖石拱形墓室大约长13.5米。上前一看，墓室周围的泥土全部经过夯实处理，就连修葺墓室的青砖上都有连珠、菱形、凤凰等花纹，做工之细，让人惊叹。
　　仔细一算，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内居然有20多座墓室！“这墓群的规模远远不止于此。”现场考古专家对记者介绍说，现场家族墓群所在的高地是修建墓室形成的大封土包。经过勘测，他们发现该墓群的封土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目前他们仅发掘了1/3的面积，共出土了22座墓室，其中汉代家族墓14座，宋代墓室8座。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发掘，墓群墓室数量之谜将一一被揭开。
　　谜团之二：
　　墓内怎会出现庞大石棺？
　　“石棺出现在砖室墓内，太罕见了！”现场考古专家指着一处正在发掘的石棺盖摇摇头，百思不得其解。记者看到，一处正在发掘的墓室内，长约2.2米，宽约0.9米厚重的石棺盖已经露出了全貌，石棺还深深地埋在泥土里。厚重的石棺盖上有很多雕凿的痕迹。该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取材困难，石棺一般是出现在崖墓内，同时石棺做工精细，造价昂贵，皇室陵墓内才会出现石棺。这石棺盖下到底会是什么？石棺上是否会有暴露主人身份的图案或文字？这都有待于考古专家的进一步发掘。
　　谜团之三：
　　墓群内有没有皇室成员？
　　考古专家告诉记者，在发掘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9号墓室的券拱居然都是用雕刻着青龙图案的边砖堆砌而成。在普通墓室内这样大面积地使用龙图案，专家称相当罕见。都知道龙图案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一直都是皇权的象征。目前发掘的14座东汉墓室内都没有出土表明主人身份的文字，这龙图案是否就意味着这个家族来自皇室？本报记者王嘉摄影朱大勇
　　出土宝物看过来
　　画像砖：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相继发现了2块罕见的画像砖。每块画像砖约为50厘米见方，上面用浮雕的方法雕刻着东汉时期市井图，极好地反映了当时繁荣的社会景象。专家介绍说，画像砖是镶嵌在墓室内，作装饰所用，古时达官贵人的墓葬里也难得一见。它对研究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意义重大，其考古价值是其他器物无法比拟的。
　　石刻马车：在8号墓室内，出土了一架马车，虽然车骨已经被损坏，但马身保存完好。石刻马长约2米，高约1米，整个马身匀称矫健，前踢伸出，如正在行走，栩栩如生。有意思的是，这石刻马居然还戴着个马鞍，活灵活现。据悉，石刻马车在东汉墓室内被发现相当罕见。
　　本报记者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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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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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不支持嵌入式框架，或被配置为不显示嵌入式框架。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下）
四、曲刃青铜短剑遗存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布地域相当广阔，主要包括我国的辽宁、吉林、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以及朝鲜半岛等。大约从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或西汉初。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发现较多，对于研究这一遗存有着重要意义，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遍及各县市区。目前，这一遗存的居住遗址一直没有确定，研究对象主要是墓地和遗物。解放前，日本人曾在旅顺口区刘家疃、郭家屯转山头、长海县上马石等地发现过曲刃青铜短剑、曲刃角短剑。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甘井子区楼上墓地、岗上墓地、双砣子墓，金州区卧龙泉墓地，长海县上马石墓地和普兰店市双房墓地等。其它还有长海县徐家沟石椁墓，旅顺口区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以及旅顺口区尹家村南河北岸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蒋家村南大河西岸石棺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羊头洼渔港西北龙王庙前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小潘家北岭积石墓地出土曲刃青铜短剑四件，甘井子区岗上东侧积石墓地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双台沟黄嘴子积石墓地石板底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金州区赵王屯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大岭底村发现曲刃青铜短剑一件，普兰店市快马厂东大地小河南岸出土曲刃青铜短剑八件、后元台村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马小店西山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和石加重器一件，瓦房店市曲屯长条地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包括青铜剑柄二件、石加重器一件)和青铜马具，庄河市刘茔北大岭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
综合已发现的资料，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地和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为代表。
第一期仅发现石盖石棺墓一例。青铜短剑形制为宽叶弧刃，弧度较大，无铜剑柄，无石加重器，剑身较短，长仅二十六点七厘米，剑刃两侧尖节靠近剑尖仅六点三厘米，形成前后两段曲弧，尖节至剑尖处短直，叶尾弧收成椭圆形。剑脊和剑茎为扁圆形，从尖节到剑尖锉成六棱脊，尖节处起高棱。滑石铸铜斧范呈梯形，为两扇合范。陶器四件，皆夹砂褐陶，叠唇深腹堆二件，钵口圈足壶二件。较小的陶壶腹部附有后按上的三个半圆形小纽和一个横耳，肩、腹部有四组弦纹；较大的陶壶腹部有两个对称横耳和两个后按上的三角形小纽。
双房石盖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壶在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已露端倪，只是壶体更显粗矮，形制更为原始，其遗址——于家村上层经C14测定为距今三二三○上下浮动九十(三五○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距今三二八○上下浮动八十五(三五五五上下浮动一百零五)年，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一时期确信无疑地开始了青铜器的铸造。石盖石棺墓在普兰店市北部山区多有发现。双房石盖石棺墓晚于砣头积石墓地，其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第二期除岗上墓地外，还有其东侧的另一墓地，以及双砣子墓、双台沟黄嘴子墓地、羊头洼渔港墓、小潘家村北岭墓地、蒋家村南大河两岸石棺墓、赵王屯遗存等。这一期发现的墓地最多，且多为积石墓地。青铜短剑形制仍为宽叶弧刃，叶尾弧收成椭圆形，出现了青铜剑柄和石加重器。这一期青铜器物种类较前期明显增多。岗上不仅出有六件曲刃短剑、一件剑柄，还出有矛、镞、马衔、钏、簪等，并发现斧、剑柄、凿和泡饰的铸范四件，表明此期生产力水平和冶铸工艺水平有所提高和发展。剑柄铸范的出土，更证明青铜剑柄和附件，确系当地的土著产品。这一期陶器均为夹砂陶，多红褐色，手制。器形仍较单调，主要有壶、罐、豆等，尤以壶、罐为多。壶为高领，鼓腹，小平底，肩部或附有銴耳，或附有小纽。罐多为短颈，侈口，削肩，鼓腹，小平底，有的带鸡冠状外叠唇，腹部饰四只疣状銴耳；有的腹部附贴四只小疣，肩部刻划鱼网纹；有的筒形素面。豆盘作碗形，有偏向一侧的流，下接镂孔喇叭形座。岗上七号墓叠压的遗址出土木炭经C14测定为距今三二八○上下浮动九十(三五一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岗上墓地的年代要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这一期陶器为单一的夹砂陶系，器类主要是壶、罐、豆，以红褐陶为大宗。岗上墓地结构与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基本一致，葬俗也是盛行丛葬(岗上墓地实际上是丛葬后再施火化)。出土的滑石铸铜斧范、石纺轮等，也与前期相同。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晚期。
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还有马小店西山遗存等。这一期青铜短剑为窄叶弧刃，弧度较小，有T字形青铜剑柄和磨制精致的石加重器。上马石二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最为完整，由剑身、T字形剑柄、枕状加重器和包护石枕状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身为六棱柱脊、长锋，剑叶弧度较前两期为小，叶尾近平。柄首两端微垂，柄首及柄筒下部铸有三角勾连纹，贴叶与柄首盘底铸羽状纹。护石贴叶钻有双孔。枕状加重器由两块赤铁矿石拼成。剑柄及柄首空隙处塞满麻布，以利固定。卧龙泉墓地出土的加重器为多瘤状。这一期陶器及石镞等，基本上与前期相同。陶器多见壶。T字形剑柄上的三角勾连纹、羽状纹等几何形纹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这一期陶壶表面经打磨，长颈，鼓腹。上马石墓地出土的陶壶与沈阳郑家洼子六五一二号墓、六五九号墓，以及辽阳亮甲山五号墓出土的陶壶形制基本相同。已经出现了T字形剑柄。其年代约当战国前期。
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为代表。属于这一期的还有快马厂遗存、曲屯长条地遗存等。这一期青铜短剑为窄叶，长锋，血槽尖部明显下移，前段叶刃变成直刃，后段叶刃略显弧曲，叶尾甚窄。前段叶刃明显长于后段叶刃，无脊突，脊面棱线多直贯到底。T字形剑柄趋向简略，呈现出退化形态。出现剑镖，并且共出有中原直刃剑。陶器除夹砂陶外，新出现了泥质灰陶，器类以壶、罐、豆为主，以豆的变化较明显，夹砂褐陶豆柄座较前变细变高；泥质灰陶豆则与战国燕豆相近。
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已出现了电原式泥质灰陶器。这一期T字形铜剑柄呈现出退化形态，特别是徐家沟石椁墓还出有中原式直刃剑，推定其年代为战国后期，这与《史记o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的记载相吻合。哈仙岛徐家沟石椁墓的发现，说明燕据有辽东后，其势力已远达长海诸岛。
以上四期在年代上可以衔接，在物质文化、墓葬形制、葬俗诸方面都是一脉相承，应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这四期都以随葬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曲刃青铜短剑从曲刃弧度较大，剑身较短，叶尾弧收，无石加重器，无T字形铜剑柄，发展到曲刃弧度渐小，以至几乎消失，剑身逐渐加长，叶尾斜收或直收，出现石加重器和T字形铜剑柄。陶器始终以壶、罐、豆为主，陶系多为夹砂陶，多呈褐色。第四期开始出现泥质灰陶，近于燕国陶器。石器多镞和棍棒头。
从墓葬形制方面来看，这四期墓葬几乎都是以石作为构材，极少见土坑墓。第一期目前仅发现石盖石棺墓一种，第二、三期都以积石墓为主，偶见土坑墓，第四期多见石椁墓。这四期墓葬形制基本上是石盖石棺墓(估计第一期墓葬的主要形制还应是积石墓)→积石墓→石椁墓。
从葬俗方面来看，这四期普遍施行火葬。大连地区史前时期火葬资料发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虽双房石盖石棺墓未见人骨，不知是否火化，但与之同处一个墓地的二号石棚就是火葬。岗上及岗上东侧墓地、黄嘴子墓地、小潘家村北岭墓地、蒋家村石棺墓、楼上墓地、卧龙泉墓地等都是火葬。岗上墓地二十三座墓有二十座墓人骨经火烧。被火烧过的墓，人骨都是交错叠压在一起，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据发掘者现场观察，大部分火葬墓的火是自上而下燃烧的，故上面人骨火化程度较高。每座墓中人骨数目不等，十九号墓最多，共十八人，最少的是三、二十号墓，各有二人。整个墓地共葬有一百四十四人。因火势猛烈，有些青铜器已变形，甚至难以推测原来的形状。最大的七号墓和其它一些墓中出土了数块经火烧的青铜块，可能是些已被熔化的青铜器。楼上墓地一、二、三号墓椁底及椁壁石板都已烧裂，一号墓椁壁更被烧成熔琉状。四号墓发现有一层木炭，人骨全部被焚烧，随葬的青铜短剑和陶器等已被火烧变形。六号墓的墓底黄土己被烧成红色。以上现象说明，当时是采用就地火化。燃料当是木材。
火葬是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人们的主要葬俗。它的意义当与我国西部仪渠、氐、羌等族的火葬意义相同，是为了“升遐”。焚尸的火焰闪灼翻腾，人类的灵魂随着冲空而起的烟火“升遐”，其目的是使群体得到永生。
从岗上、楼上、卧龙泉等几处墓地可以看出，火化是因人而异的。凡大型石板底墓，都烧得彻底，如岗上七号墓，楼上一、二号墓，卧龙泉一、二、三号墓，即是这样。由此观之，火葬本身就带有等级观念。
关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考古界目前一致认为笼统地归于某个民族是不妥当的。限于地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应为貊人遗存。
大连地区相当于春秋时代墓葬，除了上述积石墓、石盖石棺墓和石椁墓外，还有石棺墓。石棺墓虽发现较多，但大部分已遭到破坏，经过发掘的只有普兰店市同益乡王屯的两座。这两座墓形制相同，均用大小不等的石板筑成棺室，上部盖以石板。一号墓棺室由十四块石板构筑，上盖为一块完整的石板；二号墓棺室由十块石板构筑，上盖横铺七块大小不等的石板。两座墓中都随葬陶壶、陶罐。已破坏的石棺墓中出土过长身扁平石斧，与大石盖墓所出相同。
五、战国两汉
(一)出土文物所见战国时代政治与经济
战国是我国封建制确立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各诸侯国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诸侯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封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燕昭王时，燕国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战胜东胡(当时我国东北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以后，建立了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郡县制，大连地区即属燕国辽东郡辖地，这是大连地区有明确记载的设治之始。自此以后，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更加密切，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大大促进了大连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
战国城址和遗址大连地区发现的战国城址主要有牧羊城、黄家亮子城、张店城等。这些城都是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甚至东汉仍然沿用。
牧羊城位于旅顺口区铁山镇牧羊城村刘家屯东南丘陵上。据考古资料，牧羊城建于青铜时代遗址之上，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时期比较繁荣，东汉以后就废弃了。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一百三十、东西宽约八十二米。城壁底部以石砌成，上部以土夯筑。现城壁高出地面约二米，北壁有一宽约十二米的豁口，与文献记载的“门一”相符。城内出土战国遗物有铜镦、铸铜斧范、匽刀币、匽化圆币、一化圆币、铁器和瓦当等。
黄家亮子城位于普兰店市杨树房镇战家村黄家亮子屯后山耕地中。城现存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城壁以夯土筑成，东西长约一百、南北残宽约五十米。以北壁保存比较完整，东、西两壁仅存城垣痕迹，南壁已坍塌无存，现存壁高约二～三米，宽二点五米，以东、西、北三壁未见城门推测，门当位于南壁。历年来在城内采集有战国和西汉灰陶罐口沿、粗绳纹灰陶片、绳纹灰瓦片、灰陶豆柄等。城之东北沙条地中曾出土过大量匽刀币。从城内发现遗物推断，城当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沿用。
张店城位于普兰店市花儿山乡张店村北。城规模较大，南北长约三百四十、东西宽约二百四十米。城壁以土夯筑，现仅略高出地面，南壁被辽金时期城址破坏。城内、城外曾出土大量的战国遗物，有铜斧、铸铜斧范、残玉虎、安阳布等。城西陈茔出土一方“临丞印”封泥，因多年来从城内往山上拉土，故不能排除其出土于城内的可能。从“临丞印”封泥的十字界格分析，此封泥的年代为战国～秦。因封泥是官府之间传递公文信件的缄封印记，说明该城应是县治一级。这座城当始筑于战国后期，为燕国辽东郡一个县治治所。因汉代沿袭燕秦建置，故推定张店城为燕辽东郡沓氏县。又，朝鲜平壤乐浪遗址曾出土“沓丞之印”封泥，故又可称为沓县。
战国遗址主要有旅顺口区尹家村上层，普兰店市严屯上层、黄家亮子东沙条地、北岚鸭湾等。这几处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绳纹板瓦、陶罐、豆、羼滑石盆，以及匽刀币、布币、一化圆币等，战国城址和遗址中普遍出土有铁制生产工具，反映了战国时期铁器在大连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的普遍使用，无疑会大大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和手工业等也得到了发展，据《史记o货殖列传》记载：是时燕国“……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
战国货币大连地区战国货币屡有出土，而且大多出自窖藏。每处窖藏少则数千克，多达上百千克。出土战国货币的地点多达五十余处。出土的战国刀币中，除偶见赵国“白人”(一释“白匕”)刀外，其余均为燕国匽刀，分为圆折背和磐折背两种，正面都铸有“郾”字，背面分别铸有“左”、“右”、“内”、“外”，“行”等单字，以及以这些单字为首组成的字组。大连地区目前发现的燕国刀币几乎贯穿整个燕国刀币铸造的各个阶段。出土的布币可分为尖足和方足两种，尖足布均为赵币，而方足布为燕和三晋币。圆币面文有“匽化”和“一化”两种。“匽化”仅在旅顺口区牧羊城发现三枚，其余都是“一化”。
出土的布币中，燕国襄平布数量最多，占所有战国布币的九成以上，而且形制大小不一，面文字体也繁杂。含铅量高是其特点之一，因含铅量高，表面多呈铅灰色，质量极差，出土时往往锈结在一起，面文大多模糊不清。襄平为燕国辽东郡郡治，襄平布即襄平本地所铸。同为燕币的一化圆币，也与襄平布一样含铅量很高，不仅形体小，而且极轻薄。襄平布和一化圆币铸于燕国后期，经整理，可以看出这两种货币都有民间私铸品。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见当时燕国国势衰微的情况。
自燕设辽东郡以来，从今河北等地移民辽东、开发辽东，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大连地区燕国货币与三晋货币共出这一事实，说明燕与三晋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同时，也说明燕与三晋之间的货币是通用的。
战国兵器大连地区历年来出土许多战国青铜兵器，在旅顺口区尹家村，金州区新建村，普兰店市旗杆底，瓦房店市保卫村，长海县哈仙岛等地先后出土了铜剑、铜矛等，特别是启封戈、春平侯铍的发现，为研究大连地区战国后期的政治、军事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启封戈内上正、背两面都刻有“启封”二字，正面“启封”二字和其它铭文是三晋文字，背面“启封”二字是秦篆。根据刻铭可知此戈铸于魏安厘王二十一年(前二五六)，后被秦缴获，加刻秦篆“启封”二字，用于灭燕之战。启封戈的出土，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春平侯铍乌黑光亮，正、背两面都有小如粟米的刻铭。根据刻铭可知此铍是赵悼襄王四年(前二四一)由春平侯监造的。春平侯铍在大连地区出土有两种可能，一是燕赵联合御秦时流落到燕地；二是秦国用缴获的赵国兵器装备自己，灭燕时带到了辽东。这两种可能以后者更为接近于史实。近年在春平侯铍出土地附近的桂云花村连续出土有两批以燕币为主的战国货币窖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灭燕过程中，燕国吏民匆忙逃离时的惊慌情景。倘若如此，春平侯铍的出土为秦统一六国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战国后期燕国统治下的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东北最早出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地区之一，促进了大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两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两汉沓氏县、汶县治所考订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大连地区建置始于燕秦，完成于两汉。据《汉书o地理志》和《后汉书o郡国志》记载，辽东郡西汉辖县十八，东汉辖县十一。这西汉十八县、东汉十一县中的沓氏、文县当在今大连地区。
关于两汉沓氏县治所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学者们都力图对照文献，结合考古资料进行比定。七十年代在普兰店市花儿山乡发现的张店城，为确定沓氏县治所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座标。
如前所述，张店城始建于战国后期，出土有一批战国遗物，但出土最多的还是汉代遗物，主要有卷云纹瓦当、半瓦当、“千秋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绳纹筒瓦、石磨、铜镞、铁镞、铜带钩、陶拍、五铢、货泉、剪轮五铢等。
我主张张店城既是战国后期燕国辽东郡沓氏县治所，也是秦汉沓氏县治所。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规模。牧羊城、黄家亮子城、广鹿岛朱家屯城等规模都较小，属于沿海防御城。大岭屯城平面近方形，东西约一百五十六、南北约一百五十四米，似也不具备县城的规模。张店城与上述城相比，规模较大，具备了县城的规模。
因为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延续时间应较长，城址周围当有较大的墓地，城内及周围出土遗物也应较为丰富。牧羊城周围发现的西汉贝墓规模都较小，随葬品多则几件陶器，少则仅有一件陶器，甚至还有铜补的钻孔，特别贫穷的墓一无所有。东汉以后的墓葬稍有变化，汉魏晋之际开始出现五室墓这样的大型砖室墓。营城子一带的西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的随葬品也不丰富，最多者也不过几十件，尽管发现了像沙岗子二号墓这样的大型砖室壁画墓，但已是东汉后期的事了。而张店城周围分布有几个大墓地，各类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随葬品也十分丰富、精美。驿城堡乔家屯七号西汉贝墓长四点八、宽四点四、深一点八米，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贝墓，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仅彩绘陶器就有七十余件，还有四件鎏金铜贝鹿镇，以及石砚、漆器、五铢等。其它墓中还有出土有“高阳”石印，“射襄”、“田剑”、“唐长秋”、“卫乃□”等铜印。更能说明该城地位的还属出土于城之东南约一点五公里南海甸子的二件马蹄金了。作为上币的马蹄金在当时是十分贵重的，一般用于宝藏、宫廷赏赐、馈赠和贡品等。这两件马蹄金的出土，充分说明了该城的重要地位。
《汉书》应劭注云：“沓氏，水也”。故沓氏县当临沓水。据《三国志o魏书o齐王芳纪》载，景初三年(二三九)辽东东沓县吏民曾浮海奔山东齐郡。另据《三国志o陆瑁传》载：“瑁上疏日：……今(公孙)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且沓诸去渊，道里尚远。”从这些记载来看，沓氏县应在辽东半岛南部，而张店城恰处于辽东半岛中南部。从上述记载还可以看出，沓氏县应为辽东半岛的要冲之县。张店城西南临普兰店湾，为航海的内海出航码头，海湾内至今仍有小岛形成的“海渚”，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的记载相符。牧羊城、张店城都是西南临海，因牧羊城规模较小，已排除了其作为县治的可能，张店城就应是沓氏县治所了。
文县，新莽时称文亭，东汉以后又称汶县。从《后汉书o郡国志》文旁加“水”推断，该城当面临一水，以水得名。据《三国志o魏书o齐王芳纪》载：正始元年（二四○）“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由此可知文县与北丰均为辽东半岛近海之地。一九九二年大连市考古工作者在瓦房店市太阳升乡王家店村陈家屯发现一座汉城。这座城位于今复州河北岸，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城隔河与群山相对，东有南北走向的东山，西、北两面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开阔地。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八百米，东壁尚存，宽约十米，今人在原城壁上加土增高修成水坝，上开水渠用以灌溉。北、西两壁已被后世夷平，南壁因今之复州河改道，被一九八一年一场特大洪水所毁。城内有相当数量的陶片、绳纹砖、瓦、烧土、木炭、烧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罐、钵、盘、瓮等。在城内一断层中发现有铁镢六件，以及铁釜和其它铁器残片。据当地村民反映，以前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过许多铁铤铜镞和五铢钱。城周围分布有汉代贝墓、砖室墓、砖石合筑墓、石椁墓和瓮(瓦)棺墓。一九九四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东风水库工程，在此先后发掘了一百八十三座墓，其中以瓮(瓦)棺墓为最多，余为石板墓、石棺墓，砖室墓亦有一定数量，出土了大批器物。现已发现的汉代遗址和墓地地点还有大河沿村城隍茔地、潘大村庙后地、金斗房村九天地等。从城址规模、出土遗物和所处地理位置分析，陈家屯汉城当为汶县治所。
(三)汉代墓葬的分期、编年及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大连地区汉墓的发现和发掘，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墓更是屡有发现，为配合基本建设，先后发掘了数批汉墓。这些汉墓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研究大连地区汉墓的类型、分期、编年、丧葬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
汉墓的类型、分期与编年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发现的汉墓有数十个地点，现已发掘数百座。根据已发现、发掘的资料，大连地区的汉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贝墓贝墓是以牡蛎、海螺和各种海产蛤俐贝壳筑成四壁的竖穴木椁墓。贝墓最早见于《左传》记载，《周礼o地官》记载以贝壳筑墓，是为了防潮御湿。解放后，经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的贝墓数以百计，主要地点有甘井子区营城子、普兰店市花儿山。比较重要的还有旅顺口区李家沟第二十号贝墓、普兰店市马山贝墓和甘井子大连湾刘家屯贝墓等。这些贝墓又可分为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和同室合葬贝墓等几种。
二．贝石合筑墓贝石合筑墓是用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的单室墓。其筑法一是以贝壳和卵石筑成墓壁；一是在石椁内侧贴筑一层贝壳。贝石合筑墓均有墓道，主要发现于营城子一带。
三．贝砖合筑墓贝砖合筑墓是用贝壳和长方素面砖合筑的长方形单室墓。其筑法一是在贝壳壁内侧贴筑一层砖；一是四壁的上、下两端以贝壳筑成，中间以砖筑成。贝砖合筑墓也是均有墓道，发现于营城子一带。
四．砖室墓砖室墓是以绳纹青砖或花纹砖筑成的单室、双室或多室墓，分布面较广。砖室壁画墓仅在沙岗子发现一座，以花纹砖筑成多室墓，由前室、主室、套室、东侧室和后室组成。前室接主室外高大套室，套室内罩主室，东接侧室，北接后室。各室由套室回廊通道互相连接。整座墓均用涂有红、黄、白彩的环状、连环状、羽状、方棱状花纹砖筑成。
五．石板墓石板墓是以较规则的板岩或砂岩石块筑成的单室、双室或多室墓，均为弯窿顶，以夫妻合葬和家族葬居多。主要发现于甘井子区营城子，金州区三十里堡马圈子，瓦房店市长兴岛蚊子嘴、老虎屯马圈子、陈家屯等地。
六．瓮(瓦)棺墓瓮(瓦)棺墓的葬具一是用陶釜(瓮、罐)与其它陶器相互套接；一是两头用陶釜(瓮、罐)等陶器封堵，中间用两或三片大瓦圈成；一是中间为一节陶水管或人体形陶管，两头以陶器封堵。主要发现于旅顺口区尹家村、刁家村，尤以瓦房店市陈家屯为最多。
从目前的发掘材料来看，贝墓出现得最早，而后大致是瓮(瓦)棺墓、贝石合筑墓、砖石合筑墓、砖室墓、花纹砖室墓、壁画墓和石板墓。我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二○六～前一四一)；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一四○～前四九)；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四十八～公元二十四)；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二十五～一○五)；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一○六～二二○)。
第一期墓以花儿山一号墓为代表。单人单室贝墓，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其中鼎、盆各四件(红、灰各二)盒、壶各二。除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绘绿彩为地，上施红、白、赭石等彩，为云气纹、几何纹等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的陶器组合与中原地区西汉前期墓的陶器组合如出一辙。属于第一期的贝墓还有花儿山三号墓、四号墓、十六～十八号墓。除鼎、盒、壶、盆陶器组合外，还有“高阳”石印、陶桶、半两等。一、十六、十七号墓为单人单室；三、四、十八号墓为分室合葬。营城子个别单人单室墓相当于此期。
第二期墓以营城子约二十座单人单室贝墓和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这一期陶器组合也较简单，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个别分室合葬墓出有凤鸟镜，年代可到西汉后期。铜印章皆为私印，有“公孙欣印”、“文胜之印”等。
第三期墓以花儿山七号墓为代表。这是迄今发掘的最大的一座贝墓，墓室长四点八、宽四点四、深一点八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鎏金柿蒂铜泡钉的皮质棺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五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随葬有大批彩绘陶器和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带钩、漆樽、漆钫、漆案、漆盒、石砚和一百枚五铢。这一期墓的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新的器形。营城子同室合葬贝墓相当于这一期。这一期贝墓有的已出现墓道和明器台。旅顺口区李家沟二十号贝墓、普兰店市马山贝墓、甘井子区刘家屯八一一号贝墓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家沟二十号贝墓分前、后两室，平面呈“凸”字形，有棺床。除男性死者腰部出有“宋郯信印”铜印章和铜带钩外，其它陶器分置于墓门前部和后室东部。墓门前部陶器均以白彩为地，上施红彩云气纹图案。两套陶器器形相同，有节颈壶、罐、盆、洗、樽、灶、井、仓、勺、灯、博山炉、长方炉、盉等。马山贝墓有斜坡状墓道，墓底有两条排水沟。随葬陶器有鼎、壶、樽、洗、盆、盉、耳杯、灶、井、炉、博山炉、灯等。墓中出土的陶樽、陶壶器体硕大，都有兽面衔环铺首，大壶通高四十六厘米；樽口径三十八点五、高三十一厘米。刘家屯八一一号贝墓除出土有白彩彩绘陶壶、樽、灶、耳杯、盆等陶器外，还出土有陶猪、陶狗等。出土陶制动物的贝墓，在大连地区是仅见的一例。花儿山七号贝墓陶灶为圆形，马山贝墓陶灶前部仍呈椭圆形，但后部已呈方形，刘家屯八一一号墓陶灶已是舟形。花儿山七号贝墓的年代或可提到第二期。
第三期至第四期墓以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为代表。随葬陶器种类和数量大增，出现了水井、水斗。其年代上限为西汉后期，下限到东汉前期。
第四期墓为砖室墓。以甘井子区营城子前牧城驿墓为代表。前牧城驿一带的砖室墓所用砖均为长方形素面绳纹砖，不见花纹砖。其结构有单室和双室两种，双室墓都是前、后室。随葬陶器有鼎、罐、壶、盆、盘、瓮、樽、房、灶、仓、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
第五期墓为花纹砖室墓。以刁家村五室墓、沙岗子二号墓(壁画墓)等为代表。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沙岗子二号墓随葬陶器有五枝灯、樽、长方套盒、洗、盆、方案、圆案、耳杯、灶、井、房、虎子和陶俑等。除陶俑和虎子外，均施以白彩。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是新出现的器类。刁家村五室墓中出有东汉后期的“位至三公”铜镜。
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在大连地区迄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瓮(瓦)棺墓。
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根据现有资料，可知瓦房店市蚊子嘴、老虎屯马圈子、陈家屯的部分石板墓年代在东汉后期，其余的石板墓年代当在魏晋时期。
营城子汉墓
一九九九年四月在营城子沙岗子清理的一座汉墓，为大连地区仅见的一例砖木结构墓葬。其四壁以砖筑成，墓顶是木结构，墓底铺有贝壳。从出土的铜镜和陶器分析，此墓的年代当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
大连地区汉墓有保持中原地区固有习俗的方面，也有地方的特色。如贝墓就是大连地区的地方特色。这种以贝壳作为构材的墓葬，目前仅见于辽宁沿海一带和山东省长岛县。辽宁除大连沿海外，还在营口市盖州芦家屯，锦州市中央马路、国和街等地发现。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则是贝墓向砖室墓、石板墓过渡的一种类型。究其根本，贝墓是中原地区土圹墓在大连地区的发展。砖室墓无疑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花纹砖室墓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在辽宁主要分布在营口市以南。大连地区是辽宁花纹砖墓最集中的地区。
墓葬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大连地区发现和发掘的西汉墓地都是数十座，甚至数百座。这种墓地即《周礼》上所说的“族坟墓”。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中原地区的奴隶制“族坟墓”。制度逐渐开始崩坏，但在大连地区，乃至辽宁地区，这种“族坟墓”制度还是很盛行的。一九五四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在营城子发掘的五十二座墓葬，既有西汉贝墓、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也有东汉和魏晋的砖室墓、石板墓，这仅仅是在基本建设动土范围内发现的，如果加上历年来在这一墓地发现、发掘的两汉墓葬，约略有数百座，其跨越时间约四、五百年。解剖这个墓地，可以发现早、中、晚期墓葬各自集中在一起，越是墓地外围的墓葬时代越晚。从这种现象可以推断他们是按宗族之内各直系家族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分依次埋葬的。
从大连地区已发现的汉墓可以发现，在西汉一代，小孩是不能埋入先人的墓地和墓内的。到了东汉，小孩就葬入墓地和父母墓内了。在大连地区，东汉盛行“家族葬”，即一家人葬在一墓之内。花儿山十四号东汉双室砖墓，共葬有十二人，其中成年五人，未成年七人。其它的东汉或魏晋墓也有这种“家族葬”现象。
提倡“忠孝”，在汉墓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生养死葬是当时人们的一生大事，简言之，就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繁缛的礼仪之事很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整套反映各阶层生活方式的用器完全取代了战国鼎豆壶和西汉前期鼎盒壶的传统礼器。在大连地区发掘的西汉中期及其以后的墓葬中，除了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器皿，如鼎、盒、壶、罐、樽、案、耳、杯、熏炉、灯以外，还有水缸、灶、釜、甑、魁、勺、俎等厨房设施和用具，甚至连房屋、仓房、水井、厕所、猪圈和猪、狗等也制成模型埋入坟墓。陶俎上多刻有环首刀和鱼等图案，花儿山七号墓出土的彩绘陶洗，刻有鹭鸶、鱼、龟等动物。刁家村、营城子等地的贝墓中还出土有猪、牛、羊肉，以及鲜鱼、螃蟹等海产品，可以看出生者为死者安排的这一整套家庭生活用器、食物等，是多么周详啊！
希冀死者长生不老，“羽化升天”的思想在沙岗子二号墓主室北壁壁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分人间和天上两部分，天上人间交相呼应，构成了生者对死者的祈祝。
六、魏晋及其以后
(一)高句丽山城与出土文物
高句丽山城是高句丽族在高山上凭借险要地势所筑的城堡，是古代高句丽族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大连境内现已发现数座大、中型高句丽山城，它们是金州区大黑山山城，普兰店市魏霸山城，瓦房店市岚崮山城、龙潭山城，庄河市城山山城、夹河山城、旋城山山城等，还有小型山城若干处。现择其四座山城简介如下：
大黑山山城 亦称卑奢城、卑沙城、沙卑城，位于金州区东约七点五公里的大黑山上。山城城壁沿山脊用石块筑成，周围约五公里，负山面海。《资治通鉴》分别记有隋、唐与高句丽大战的情景。城内历年来采集有绳纹红瓦等遗物。
魏霸山城 又名吴姑城，位于普兰店市星台镇葡萄沟村北魏霸山上。山城城壁依山脊起伏以较规则的长方形青色花岗岩石块筑成，险要之处，则利用天然地势，周长约五公里。据现存部分测量，外壁最高处达九点四米，内壁高一点二四米，顶宽三点二九米。东、西、南、北四面有门，城内建筑颇多，北有“紫禁城”，南有“梳妆楼”，东南角有“点将台”、烽火台，西门内有“饮马湾”、“养鱼池”。城内历年来出土有花纹砖、绳纹红瓦、布纹灰瓦、卷沿陶罐残片和环首铁刀、开元通宝等。
龙潭山城 又名得利瀛城、得利寺山城，位于瓦房店市西北龙潭山上。呈不规则方形，城壁以大石块砌就，依山峦起伏，曲折蜿蜒，周长约二千二百四十米。城壁现存高约五米，有东、西二门，门外又各有一瓮门。南峰脚下有一长三十六、宽二十五米左右的长方形水池，即龙潭湾。元明之际山城曾被利用。明初为辽东卫指挥使司治所，其后吴立招抚辽东亦曾驻此。
城山山城 又名城儿山山城，位于庄河市城山镇沙河村万德屯西北约一公里城山上，与隔夹河相对的夹河山城是一对姊妹城，城山山城即前城，构造较复杂，近似三角形，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周长二千八百九十八米，北面依险要地势，南、东、西三面以规整的花岗岩石块筑起城壁，现存最高处约九点二、最宽处约二米。门五(东二，南、北、西各一)。城之四个制高点上筑有“点将台”、“烽火台”、“梳妆楼”。另外，城壁上有“了望台”、垛口等设施。夹河山城即后城，周长约五公里，构造比较简单，与城山山城隔夹河遥遥相对。城山山城内采集有绳纹加布纹灰瓦残片和辽金时期的缸胎褐釉粗瓷片。从筑城石块颜色的不同，可以看出增筑与改筑的痕迹。
从大连地区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分析，大多属于大、中型山城。这些山城多建在地势险峻的山上，城内都有丰富的水源，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由于它们都建立在有山险可用和便于防守之处，城壁又多筑在很高的山脊上，因此，其平面布局随山势的高低起伏而伸缩，并无定制，如得利寺山城就建在相邻的两山峡谷中，城山山城则建在北高南低的山坡上，南、东、西三面筑起高墙，比较特殊。有的山城的城门之外，还有瓮门设施，如得利寺山城的东、西城门之外又建有瓮门。山城的建设者十分重视水源，如魏霸山城内就有“饮马湾”、养鱼池等蓄水设施，城内还有终年不涸的清泉。得利寺山城以龙潭湾蓄水。山城一般有二至五门，为排泄山水，每座山城都还有一个水门。正门多建在水门之侧，是主要的出人口。水门一般位于低洼之处，如魏霸山城西门就是在水门中间加筑石坝，坝下有石砌涵洞以便排水。城山山城的泄水石坝较为特殊，由于山城地势北高南低，故在两座东门之间筑有泄水石坝一道，坝基平面略呈弧形，东西长约四十、高约三米。从坝顶看它与城内地面平齐，从坝下(城外)看显系一堵高墙。此坝功用是既能泄水又起着城壁作用。每逢雨季山水泄出，状若飞瀑，十分壮观。这道石坝设计之巧，砌石之精，堪称高句丽砌石工程之杰作。
每座山城都建有了望台，或设在城内制高点上，或设在城壁的最高处，如城山山城北面四座山头就建有五座高台——方台、“梳妆楼”、“烽火台”、“点将台”，南部有了望台。“梳妆楼”基宽七、高一点米，砌石十一层，每层内收十四～十六厘米，四角规整，石材皆经修整，加工精细，远望若积石大墓。
有的山城还有内城，即当地村民所称的“紫禁城”，如魏霸山城和城山山城东北的内城。内城中多有高台等建筑。城山山城、魏霸山城、卑沙城内可见较多的红色绳纹瓦，接近城壁处多有数个或十数个圆形坑相连，可能是临时性仓储或城防人员的息居之所。
山城城壁多用楔形石砌筑，皆大头向外而尖端向里，墙心内部也用条石横压。因此这种石壁相当牢固，以致墙皮不存，墙心仍然屹立不坍。城山山城和魏霸山城城壁所用石料，都经过专门加工，大小相若，整齐划一。得利寺山城东壁壁石巨大，也经过了专门加工。
应当指出：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是国内的民族战争。这些山城当是高句丽千里防线上的重点城堡。除大黑山山城已定为卑沙城外，其余的山城大多没有确定归属。这些山城形制特点独具，山险、壁坚、水源丰富，门址、泄洪设施、高山了望台等配置得当，都是经过周密设计和较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大连地区的这几座大、中型山城，多出土有红色绳纹瓦、红色莲花纹瓦当、灰色绳纹砖、卷沿灰陶罐残片，以及环首铁刀、开元通宝等，推定其年代当为晋唐之际，属山城的完善阶段。
(二)唐代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朝贡道
唐先天二年(七一四)郎将崔忻奉命出使渤海，册封其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崔忻在完成册封使命返回都城长安途经旅顺口时，为纪念这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黄金山北麓凿井两口，勒石铭记，文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著名的石刻在一九○八年由日本侵略者盗往东京，现存千代田区皇宫内建安府前院。如今原址处只有日本侵占旅大期间所立的“鸿胪井之遗迹”花岗岩石碑。
鸿胪井刻石被盗往日本后，世人极少见到，有关刻石的大小、其它题铭等一直处于朦胧状态。日本学者渡边谅于一九六七年在东京皇宫内亲睹刻石后，著有“鸿胪井考”一文，对鸿胪井的位置、历代题刻、刻石大小等作了描述，使我们对鸿胪井刻石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
根据渡边谅所述，刻石正面横宽三百、厚二百厘米，从地表算起，高一百八十厘米(一部分埋在皇官地表下)。刻石正面有纵一百二十、宽一百三十厘米的大小不规则，且比较开阔的劈开面，其左上角，距刻石顶部三十厘米处有崔忻的题记，刻在纵三十五、横十四厘米的面积之内。据渡边谅目睹，除崔忻和刘含芳题刻外，还有明嘉靖十二年查应兆题刻、明万历题刻、清乾隆四年题刻、道光二十年题刻等。根据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查应兆和清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刘含芳题刻，至迟在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崔忻题刻的“井”仍然存在。查应兆题刻中“临黄井登奇石得览唐鸿胪故迹”，说明井在低处，崔忻所题刻石在高处。明万历题刻、清乾隆四年题刻、清道光二十年题刻中已见不到井是否存在。直到清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冬，刘含芳为鸿胪井刻石建石亭保护，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再次题铭，“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其井已湮其石尚存。”一九六七年五月，渡边谅在记述石亭时写道：“正面的桁上用漂亮的楷书刻有‘唐碑亭’三字，……。在一角柱上刻有‘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的字样。”
鸿胪井刻石是唐王朝对渤海国有效行使统治的实物见证。刻石上的靺羯，也就是渤海。渤海的历史悠久，商周称肃慎，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东北民族，汉代称挹娄、勿吉，隋唐称靺鞨。《旧唐书o渤海传》载：“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欣往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领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新唐书o渤海传》谓：“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鸿胪井刻石证明《旧唐书》中崔欣，应为崔忻。据《新唐书o百官志》记载，勅命册封藩服为鸿胪卿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崔忻前往渤海时领衔郎将摄鸿胪卿。鸿胪井刻石印证了这段史实。
鸿胪井刻石还证明唐代旅顺口已成为中央政府联结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渤海国与唐王朝往来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陆路营州道，一条是陆路和水路的渤海朝贡道。营州道因契丹兴起和“安史之乱”多次被阻，故多走渤海朝贡道。崔忻册封大祚荣和之后渤海朝贡使就是通过朝贡道进行频繁的往来。据《新唐书o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这条渤海朝贡道水路分为三段，即渤海段、黄海段、鸭绿江段。渤海段以山东登州为起点，崔忻当时由都城长安出发，经陆路到达登州，从登州乘船渡海，经过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马石山(金毓黻考证“马”实为“乌”字之误)之东的都里镇(今旅顺口)。黄海段由旅顺口乘船再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航行，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江、橐驼湾、乌骨江，到达鸭绿江口。鸭绿江段由泊汋城又溯鸭绿江而行五百里至丸都县城，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由神州东北改为陆路，经显州至渤海王城。崔忻赴渤海时渤海王都在旧国(今黑龙江敦化)，
往返都是这条渤海贡道，都经由了旅顺口。
鸿胪井刻石虽已被日本侵略者盗往东京，但唐王朝册封大祚荣的历史史实却是抹不掉的。正是大祚荣顺应历史潮流，才使渤海成为唐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等大量传入渤海，使渤海的历史进大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海东盛国”。
(三)辽代考古概况
契丹统一中国北部地区后，建立了辽，与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形成对峙。辽代在大连地区设立了苏州和扶州(后改为复州)。辽代的苏州城规模要比清代康熙年间金州砖城大得多，几乎是其两倍。辽代的复州城范围也比明永乐四年(一四○六)所筑的砖石城要大，几年前还可在砖石城南、北两面百米处见到辽代土城城壁遗迹，明永乐四年改筑的砖石城仅是辽代复州城的三分之二。
苏州关关址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黄海与渤海之间的狭窄地带，西北距金州城(辽苏州)约九公里，现地属甘井子区大连湾镇。关址南起盐岛村东海，经前关村台子东，至后关村、二道岭，北止于土城村烟筒山海边。全长约四千米。关址南段现多已夷为平地，中段至北段尚存有高低不一的土垄，大致可窥见关址的原貌。经实地考察，苏州关关门位于中间部位，即今后关村北金(州)大(连)公路穿过二道岭不远的山脊上，门宽五点八米。距门南约二百五十米有一望台，类似台址在南、北段有四座。现存的前关村北、台子山东的南段关墙有马面基址，长三十、宽十九米。北段尽头有边台，长三十二、宽十三点二米。
二道岭到土城村之间的北段关墙跨越沟壑处露有底部填土，可见关基是以大石块羼白灰浆加固。此段关墙剖面呈梯形，底宽六点三、残高一～二米不等，向上内收。填土中可见南北排列的大圆木，间距十五厘米，底层有东西向横牵小圆木。由此可知关墙系土木混筑。南段前关村内墩台附近散布有炮用石弹和碾、臼等遗物。
王寂《鸭江行部志》云：“关禁设自有辽”。《宋会要辑稿o蕃夷》中提到宋淳化二年(九九一)女真首领曰：“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四百里，置三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武经总要》作“置三城”。对此可作补充的是《契丹国志》“辽圣宗统和九年(九九一)冬，女真以契丹兵隔其通宋之路，请宋攻之不许，自是遂属契丹。”由此可知，苏州关始置年代在统和九年(九九一)冬。所谓“三栅”应为苏州关、旅顺口区三涧堡土城子城和山东长岛县北隍城岛即乌湖岛。从以上可以看出，辽代设苏州关的目的是为了隔绝女真人越海通宋。金代沿用此关，称为化成关或哈斯罕关。其废弃时间在金元之际。
永丰塔 位于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辽代复州城东北角，因塔前原有永丰寺，故名。不过，永丰塔不应是辽金时的名字，容另文详述。永丰塔为辽代常见的八角十三层密槽式实心砖塔，高约二十二米，底部边长约三点五米。第一层塔身每面正中都有砖券佛龛。因时代久远，风剥雨蚀，佛象已不存。据民国照片，当年龛内放置的是石佛。
梦真窟 又名古佛洞、佛爷洞。位于金州城西北约五公里北屏山西面山腰处，为石灰岩溶洞，洞口偏向西南，洞深约数十米，高低宽窄不等，最宽处约十米，最高处约六米，分为三室。主尊如来佛象为辽代雕刻，圆形面庞，两耳垂肩，双目微睁，口角上翘，右手当胸竖起，左手着膝，意态安详，端坐于莲花座上。
辽代遗物主要有一九七三年庄河市高岭乡刁家沟发现的一批器物，种类有铁马镫一副、铁刀二件，以及铁镞、包银圆形镂孔铜泡饰、包银心形铜泡饰、铜盘(上刻“遂安”二字)、铜钵、铜匙、铜带卡等。金州城地下和庄河市城山一带也经常发现辽代沟纹砖和其它建筑构件。
(四)金代考古概况
女真继契丹统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了金。一一一七年，金占据辽东，设立了东京路辽阳府，合并苏、复二州为复州，原苏州降为复州所辖之化成县，复州下属永康县治为今瓦房店市复州城。庄河北部属盖州岫岩县。除州县建置外，在金州西南还沿用辽代苏州关，改为化成关，亦即哈斯罕关。
摩崖造象 位于普兰店市双塔镇和尚帽山南坡石崖上，一九八○年五月大连市文物普查队发现，现存十七尊(原为十八尊，其中一尊下落不明)。造象所在的石崖高五、长七点二六米，造象大小不一，最高者七十四厘米。除一尊无龛，一尊桃形龛外，其余十五均为顶圆下方龛，个别的两龛相连。无龛造象为线雕，显得粗糙不堪，右上方阴刻“天上”二字。桃形龛内造象头部已被打掉，残高仅十八厘米。另十五尊除一尊头上有饰物外，其余均为罗汉造象，姿态各异，或手持捻珠，或双手抚膝结跏趺坐，或单手搭在膝上。石崖中间上部阴刻大定三年七月造六尊僧义选匠人李善记。“大定三年即一一六三年，根据题刻可知现存十七尊造象中有六尊为大定三年(一一六三)所造，其余十一尊从风格和布局分析，其凿刻时间也当在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前后。
摩崖造象南原有望海寺，摩崖造象即以此名。现望海寺仅存残迹，地面上还散有残碑、断头石造象等。据《复县志略》记载，望海寺为明代正德年间所建。但从望海寺旧址采集的牡丹花雕砖分析，其风格与山西等地金墓发现的雕砖完全一致。一九九七年一月，望海寺旧址附近又出土了五尊石佛象，高度都在一米以上，坐象分别为释迦牟尼、药师和阿弥陀佛，立象为阿难、迦叶。石佛象雕琢技法古朴，与大定三年摩崖造象风格相近，也应为金代所雕。这五尊石佛象的出土，再一次证明望海寺至迟建于金大定三年(一一六三)。
双塔 两座塔分别坐落在普兰店市双塔镇塔底村唐屯西小山顶和磨盘乡滕屯小山顶，相距约五公里。两座塔的构材和造型相同，均为花岗岩筑成，分为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唐塔高约七米，塔座似一大磨盘，塔身为八角形，共五层，逐层上收，每层出檐，自第二层至塔顶雕有仰莲座和小龛，龛内雕有坐佛十尊。滕屯塔高约五点二米，底座较为规整，塔身亦为八角形，共五层，逐层上收，每层出檐。自第二层至塔顶雕有仰莲座，塔顶雕有坐佛。唐屯塔较之滕屯塔建筑规范，滕屯塔则显得略粗糙。两座塔的石块之间倘有不平，则用铸铁支垫。天长日久铸铁锈蚀后，便与石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金代遗物各区市县出土较多，除窖藏外，多属零星出土，按照类别分述如下：
铁器 主要有铧、犁镜、锹、镰、斧、锤、烙铁、锅和马镫等。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五六年金州区于家洼出土铁镰二件、铁锹二件、铁马镫二件、铁锤一件。一九五八年秋金州区大魏家镇东田村出土的铧、犁镜铜范四件，为一处铸造铁农具作坊。一九七二年金州区向应镇大石棚村出土六耳铁锅一件，锅内装有铁镰四件、铁斧二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庄河市高岭乡王家沟出土铁镰五件、铁犁镜二件。一九七八年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谭家屯出土铁镰三件、铁泥抹一件、铁马衔一件、铁烙铁一件、铁锅一件。
铁农具在金代已被广泛应用到起土、收割等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同规格的犁铧是翻地、开荒的主要农具；型式、大小不一的镰刀是收割庄稼的用具；斧既是木作工具，也是狩猎、战争的武器；马镫是骑兵所必不可缺之物。总之，铁器已进入金代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金代铁器生产和冶铁业的繁荣，也有力地推动了大连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铜器 主要有锅、熨斗、锣、钹等。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七八年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谭家屯窖藏出土铜熨斗一件、铜平底锅一件、铜锣二件、铜钹二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台沟村出土三足铜火盆一件、平底铜火盆一件。一九七三年瓦房店市许屯镇小房村出土六耳铜锅一件，铜锅出土处有石头建筑，多见金代白釉褐花瓷片，为一处居住遗址。一九七三年瓦房店市李官乡西阳台出土六耳铜锅一件。一九九六年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台后村出土铜钹六件、铜锅一件，铜钹上分别刻有“铜院官(押)”、“复州都纲司□□”，“东京僧司□□”、“崔家院”等字。这些铜器多出土于窖藏和居住址中，与金末战争频繁有关。
铜镜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铜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镜背边缘刻字，这是金代铜镜的最重要特点。金代铜禁极严，铜镜一般均由官府铸造，并在镜背边缘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的文字，即便民间原有的铜镜，一般也须官府检验刻字方可使用。大连地区出土有刻字的铜镜主要有普兰店市元台镇后元台村出土的桃形湖州镜，镜背铸有“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下方刻“都右院官(押)”。后元台村出土的犀牛望月镜背刻有“茂州官记(押)”。金州区城内出土的缠枝牡丹镜镜背边缘刻有“盖州建安县(押)”。普兰店市泡子乡层山南沟出土的“ ”字铜镜镜背右边刻有“盖州建安县(押)”，左边列有“金城县(押)”。“?”字纹铜镜当先经金城县县衙检验，而后再经盖州建安县县衙检验，这在金代铜镜中还是少见的。二是明确的金代铸造的铜镜。如庄河市大营子镇出土的五童大定通宝镜，金州区城内出土的双鱼镜等，都是金代常见的题材。三是仿汉唐镜。这类镜大多是翻模镜，在质量上，尤其是光洁度上远不如汉唐两代铜镜。旅顺口区龙王塘镇附近海域出土的人物镜和甘井子区营城子出土的瑞兽葡萄镜就是这类铜镜的代表。
铜官印 金在迅速封建化的过程中，相当多地承袭了唐、宋封建官僚制度，这在金代铜官印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其形制一般为方形印面，长方形柱状纽；印面铸汉字阳文九叠篆，竖行右书；印背、印侧镌刻汉字楷书年号；因九叠篆不易辨识，常在印柄顶端或印背刻上“上”字，以指示印面的上下，便于用印。
大连地区出土的七方金代铜官印分别是庄河市三架山乡耿庙村元海屯东茔盘出土的“都统所印”和“勾当公事之印”，庄河市荷花山镇姜屯出土的“副统之印”，瓦房店市得利寺镇龙口村出土的“万户之印”，瓦房店市邓屯乡偏坡村出土的“行军总押之印”，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黄旗村出土的“宣抚司印”，瓦房店市松树镇出土的“行军万户之印”。大连地区出土的这七方铜官印均属金代晚期，反映了金代晚期军政机构的设置情况。
瓷器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多是白釉褐花器皿，种类有四系瓶、碗、碟、盘等，在金代遗址中也常见这类瓷片。完整瓷器多出自窖藏，比较重要的有甘井子区革镇堡镇后革镇堡村出土的白釉褐花罐、小碟，其中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庄河市荷花山镇河东村新华屯出土的白釉褐花四系瓶等。除这些磁州窑系瓷器外，还有建窑兔毫斑大碗等。这些瓷器的出土，对于研究金代瓷器的烧制技术和装饰花纹艺术具有一定的价值。”
货币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货币均为窖藏，迄今已发现六十余处。每处少者数十千克，多者达一吨以上。这些钱币入藏时或用麻绳穿成串，排列有序地置于坑内，甚至用火将底部和四壁烧硬以御潮湿，如金州区民主广场窖藏；或以陶缸、陶罐、铁釜等盛装，如金州区傅家村窖藏和瓦房店市单家村窖藏，前者将一千零四十点五千克铜钱分别装入两口灰陶大缸内，后者将四百千克铜钱分别装入灰陶大罐和铁釜中，其上盖一块石板；或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埋在一起，如普兰店市陶家砖场窖藏，不但埋有一吨铜钱，还埋有铁铧、铁斧、瓷碗、瓷碟、陶罐等。
货币窖藏大多埋在金代遗址及其附近，如金州区民主广场窖藏和普兰店市陶家村砖场窖藏等，就是埋在房址周围。
窖藏铜钱中货币上起战国匽刀、一化，下迄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以北宋钱为最多，其它的有秦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布泉，隋唐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五代十国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天汉天宝、汉元通宝、光天通宝、乾德元宝、周元通宝，辽代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南宋建炎通宝、绍兴元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刘豫(齐)阜昌通宝等。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单家村窖藏中出土一枚靖康元宝。
考古资料证明，大连地区在金代已是经济繁荣地区之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对货币的大量需求，这就造成铜钱积聚。另一方面，在金初战争和经济交流中，大量的宋钱通过海上从山东流入大连地区。金代大量的货币窖藏并不是大连地区独有的现象，而是金统治区域内一种普遍现象。根据这些窖藏中最晚的铜钱是大定通宝来分析，为金代末期所埋藏无疑。之所以出现大批的货币窖藏，还与金代末期物价飞涨、铜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金代交钞的大量发行，使货币贬值，物价涨到“以万贯唯易一饼”的地步，由此造成人们注重收藏铜钱，国库铜钱回笼不上来。尽管朝廷数次颁布“限钱法”，也无法回收铜钱，那些握有大量铜钱的上层官僚、商人，宁肯把铜钱埋入地下，也不愿去兑换交钞。造成大量铜钱窖藏的最重要原因，是和金末战乱有关。崇庆二年(一二一三)耶律留哥率众叛金，自称辽王，建元天统，都广宁。继而，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弃镇压耶律留哥而不顾，于贞佑三年(一二一五)一月反金于辽阳，“僭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在战火纷飞的形势下，蒙古大军费时不多，在金灭亡之前，先占领了辽东。那些握有大量铜钱的官僚、地主、商人被迫将铜钱埋入地下。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窖藏的主人就再也未能返回，致使这些窖藏铜钱从此长埋于地下。透过这些现象，已依稀见到金王朝衰亡的情景。
(五)元明文物集粹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部后，随即开始了对金战争。建立元朝后，于辽东半岛设金复州万户府，实行军屯。
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朝廷派马云、叶旺为定辽都指挥使，率兵从山东渡海至旅顺口登陆，占领了辽东。洪武八年(一三七五)设金州卫指挥使司，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设复州卫指挥使司。
元明两代文物较多，择要如下：
元百户张成墓碑 张成墓碑高一百二十五、宽六十、厚十九厘米，是其孙所立。张成原葬何处，现已不能确指，但从碑文记载可知于元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三月迁葬至沙河东(今普兰店市大谭镇双山一带)，从碑文“七月至金州，君(张成)屯于城(金州城)之东北双山沙河之西，遂为恒业而居焉”，可知张成在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就参加了金复州万户府屯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四月六日，死于屯田处，终年六十九岁。
张成墓碑不仅是研究元代屯田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碑文中记录了关于元王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驻防、开发、建立行政机构等重要措施，是元王朝有效管理黑龙江流域的实物见证。
元代瓷器 大连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以磁州窑系产品为最多，其次为龙泉窑和钧窑产品。
磁州窑系瓷器多为白釉褐花，比较典型的有庄河市蓉花山镇小金屯、桂云花乡桂云花村出土的白釉褐花龙纹罐。一九七三年冬庄河市城山镇后安屯出土的一批瓷器，多为磁州窑系，有缸、罐、碗、碟、盘、器盖等，其中七件瓷盘分别绘有荷花和牡丹花。普兰店市同益乡木西村发现的窖藏瓷器，多为白釉褐花开片大盘。另外，普兰店市还出土有“清酒肥羊”白釉褐花大罐。上述磁州窑系瓷器，与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是磁州窑系产品的代表作。
龙泉窑瓷器主要有一九八○年十一月瓦房店市太阳升乡舒店出土的一批瓷器窖藏，其中有龙泉窑菊花青瓷碗、“?”字青瓷碗和开片青瓷碗等，还杂有磁州窑系白釉褐花碗，以及黄釉盘等。金州古城内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庄河市徐岭镇毛茔砖室墓出土的青瓷八角盘，堪称精品。
钧窑瓷器大都出土于金州城内，其釉色匀净、鲜艳，堪称元钧窑精品，可与北京元大都遗址所出钧窑瓷器相媲美。
元代铜、铁权 大连地区先后出土有七件元代铜、铁权。这些铜、铁权多为六角塔形和椭圆形，权身铸、刻有文字。这七件铜、铁权分别是旅顺口区铁山镇韭菜房村出土的“延佑五年”(一三一八)六面塔形铜权；旅顺口区长城镇李家沟村出土的“至大三年”(一三一○)椭圆形铜权；旅顺口区铁山镇王家村出土的“至大四年”(一三一一)亚腰长方形铜权；金州区石河镇出土的“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六面塔形铜权；瓦房店市赵屯乡郭店山嘴出土的“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椭圆形铜权；普兰店市元台镇二陶村栾家茔出土的“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六面塔形铜权；瓦房店市镇郊北沟出土的“致和元年”(一三二八)椭圆形铜、铁权。上述铜权中，大德三年铜权所铸文字最为完备，除汉文外，还有与此相对应的八思巴文、波斯文、回鹘蒙文。七件铜权中，有二件为大都路造(较同)，二件为益都路造，一件应为东京路总管府造。这七件铜权基本上反映了元代中晚期山东(益都路)、北京和河北北部(大都路)经渤海与辽东半岛南端大连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情况。
元末明初铜火铳 大连地区先后出水了数尊铜火铳，大多是在旅顺口区三涧堡镇渤海朱岛附近海域出水，另一尊于瓦房店市长兴岛附近渤海海域出水。这数尊铜火铳均为“大碗口筒”铳，可分为两种型式。第一种由铳口、前膛、药室三部分构成。铳口呈喇叭状，药室外凸，呈椭圆形，药门位于药室上部，为圆形小孔，是放置药捻之处，无尾銎。铳口与前膛前端铸有一周固箍，前膛后端与药室相接处铸有两周固箍。长兴岛附近渤海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后端铸有一字，似“通”。第二种由铳口、前膛、药室和尾銎四部分构成。除比第一种铜火铳多出尾銎、前膛略细、无固箍外，其它部分略同。
大连地区出水的铜火铳，属于安置在车船架上使用的，后来发展为炮。第一类铜火铳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水军左卫”铜火铳形制完全相同。铜火铳出水的渤海海域一带水深流急，礁石林立，倘遇阴天、风天，船极易触礁沉没。大连地区出水铜火铳的年代有两种可能：一是元王朝为加强旅顺口防务，从内地经山东由海上来旅顺口，因遇险沉没而遗留下来的；一是明初为追剿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派马云、叶旺率兵由山东乘船渡海，至狮子口(今旅顺口)和长兴岛，在与元军作战沉没而遗留下来的。依此，大连地区出水的铜火铳年代下限不晚于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其下限可上溯元末。
明代建筑 现存的明代建筑包括寺庙、桥梁、烽火台等。始建于明代的清泉寺、朝阳寺等，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建筑的艺术水平。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州三十里堡挂符桥，仍保留有当时的建筑特点。桥建在古驿道上，采用榫卯法以青石筑成，单拱，桥面铺以大石条，交接处凿有亚腰形槽，以连接铁栓加固。此桥历数百年，至今仍保存完好。分布于大连地区各地的烽火台，是明代为防御倭寇而修筑的辽东烽火台一部分。至今保存较好的有普兰店市赞子河永安台、元台烽火台，瓦房店市驼山排石烽火台和金州区二十里堡烽火台、石河烽火台等。这些烽火台或建于山上，或建于高阜；或呈圆形，高十数米，或呈梯形，周围有围墙。大连地区的烽火台对防御倭寇入侵起了重要作用。
萧金山明墓 位于金州城东萧金山南坡。为长方形石椁墓，四壁和上盖分别由五块较规整的巨石板构成，四壁石板以榫卯相接，白灰勾缝，南北长二点五、东西宽一点三八米。随葬品以瓷器为主，有青花福字碗、白瓷碗、带盖注壶和酱釉粗瓷罐等。其它随葬品有铜盘、铜鼎、铜镜和“崇宁通宝”等。白瓷带盖注壶和白瓷碗做工精细，胎体甚薄，是明代白瓷的精品。
明代青花瓷器 大连地区先后发现数处青花瓷器窖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九六七年金州区华家镇牟家供销社院内窖藏，一九七五年十月庄河市大营子镇四家村薛家屯窖藏，一九八一年十月旅顺口区水师营镇东沟村窖藏，一九八三年瓦房店市驼山乡傅庙村刘屯窖藏等。这四处窖藏共出土青花瓷器二百多件，有碗、盘、碟、小盅等四类，可分为狮球碗，“寿”字碗、三友碗、花卉碗、桃花碗、仙桃喜鹊碗、结子莲碗；卷草牡丹盘、蟠螭盘、“寿”字盘、莲池鸳鸯戏水盘、梅枝双栖盘、菜蔬盘、麒麟盘；花卉碟、舞人碟、花石碟、蟹纹碟；“五经”小盅、花卉小盅等。
大连地区发现的这些青花瓷器，都是民窑所烧制，其图案多来之生活，因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图案与四川省彭县南街酱菜园厂出土的“戏猴图碟”、“寿字碟”、“仙桃喜鹊图碗”、“长青树枝碟”等相同。上述青花瓷器都是景德镇民窑所烧制的，时代约当明永乐、宣德、万历年间，但埋入地下的时间当为明代末年。
明代铁炮 一九八三年十月出土于旅顺水师镇内，共三尊。这三尊铁炮因长期埋于地下，锈蚀较重，均由筒、膛、药室和座构成，分别为三、四、五道固箍，长八十三点五、八十七、八十八厘米。多箍铁炮在明代已很流行，战争中已普遍使用。出土铁炮的水师营镇南距旅顺仅五公里，北距明代三涧堡土城子城约十公里，是旅顺口通往金州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三尊铁炮应为明朝驻军所使用的。
以上是笔者对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的概述和初步研究。限于水平，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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