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国（上）_参考网
山中国（上）
李春雷引 言“赤岸”是一个小村的名字。她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太行山脉深深的皱褶里，像蜂巢一样，简单又丰富，默默地悬挂在高高的崖壁上，沐浴着风雨，黏附着阳光。小村的脚下有一条河，叫“漳河”。漳河浩浩而下，渲渲而响，喧响在历史里，流淌在《诗经》里，于是，就有了采桑人杨柳依依的柔媚，就有了楚霸王破釜沉舟的豪壮，就有了版图上河北、河南两省的分野。顺便澄清一下，两省的界河并不是黄河，而是漳河。其实，漳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条大河，她和黄河一起，哺育了广袤的中原文化。她曾是传统文化里“河”的代名词。说来也巧，小村脚下的漳河是两省的界河，而小村身边的太行山何尝不是两省的界山呢？我们所言的山西、山东的“山”就是太行山。太行山就是传统文化里“山”的形象代言。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系于一处，这真是天下绝有的特殊山河了。还有一巧，在小村西南五公里处，有一处始建于1500多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娲皇宫，中华民族最著名、最辉煌的创世纪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就附丽于此。传说，古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为了挽救苍生，女娲氏毅然“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并“抟土造人”，“别男女，通婚姻，繁衍人类”。玉帝为彰其功德，特设殿于此，以供瞻仰。千百年来，作为全国最大的女娲庙，这里一直是国人朝拜女娲神像、研究女娲文化的中心。如此说来，此地山河真是天地日月的风水线了。沿着漳河两岸，是大山和大河联合打造的一条高深绵长的从西北到东南方向的“V”形谷地。数不清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群列队的武士。山壁为屏，白云为幕，日月为灯，全然一处迥异于外界的江南水乡风光。河水清清，岸边是厚厚的黄土，在这深山里，黄土就是黄金了，可以生长稻子、玉米、小麦和各种蔬菜，这是滋养这一方生灵的温床。山里人就是借此安身立命的，筑巢而居，汲水而饮，种田以饱，渐次繁衍。1940年代第一個冬天的某个日子里，我们本书的主人公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悄悄地转移到这里。他们蜗居在这个女娲庙下的小村里，面对着破碎的山河，苦心营构，炼石补天，长达六年之久。司令部迁进小村后，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里，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银行、《新华日报》（后改名《人民日报》）、新华广播电台（后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兵工厂……这个“V”形河谷，默默地接纳了这支新生的民族解放力量。刘邓和他们的九千儿郎以这里的山山水水为母体，为温床，为被子，为枕头，为乳汁，悄悄地滋养着，滋养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六年后，当他们从这里走出的时候，已是中国最大的武装力量了。当时，以小村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已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块根据地——辖150多个县，2551万人口，面积12万平方公里，并拉出了一支30万人的野战军，直至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走出了解放战争中最为奇妙的一颗战略棋子，影响了历史的方向。作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决策者，正是这几年艰苦卓绝的经历，使得邓小平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全面成熟了起来。可以说，以小村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是邓小平人生中第一块丰收的试验田。透过历史的烟尘，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晚年邓小平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已在此时此地破土萌芽。炮火硝烟中，太行群山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沉默着，像一个个大智若愚的长者。沉默的，还有大山的灵魂和那颗永远清醒和年轻的心，她在静静地观察着这场战争，暗暗地护佑着她的子孙。这是她的土地、她的家园，不容外来异类的欺凌。当魔鬼来临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胸怀，消释着恐惧；用自己的身体，抵挡着子弹。虽然焦头烂额，伤痕累累，但一场冬雪就是一层敷伤的白纱，悄悄地包扎了伤口，抚平了脓疮。一声惊雷，春风浩荡，绿绿的又长好了皮肤，待到漫山野花绽放，那更是她的满面笑容了。事态和局势在自然中摇动着，自然而然又有偏向。那是天地的恒心，那是宇宙的法则！渐渐地，日月的天平终归偏向了正义……这委实是一座扭转乾坤的大山。这委实是一个饱含玄机的小村。南有赤岸村，北有西柏坡，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依附的两个最著名的小村，前者走出了邓小平，后者走出了毛泽东。它们是两个内涵丰富的箩筐，里边盛装着太多太多的秘密。太行山以她坚挺的脊梁，担起这两个箩筐，走向了平原，走向了城市，走向了胜利……第一章 赤红对苍黄的探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天地的魔瓶里跑出了一群恶魔，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点燃了邪恶的火种，使整个世界浊浪滔滔、狼烟滚滚；而在另一个阵营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家们，为了各自民族的利益，却在进行着一项共同的建设——人类反法西斯运动。这是一幕用血与火染红大半个地球的悲壮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为时最长、牺牲最大、毁坏最烈的一场战争。踏雪而来的矮个子一个矮个子年轻人，稚嫩的脸，正从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坡上走来。他骑着一匹枣红马缓缓地走着，那是一匹老马，是从骑兵团的马棚中随便拉来的。西北贫穷，连马也养不肥。不过，倒是能吃苦，跑了几天，浑身汗淋淋的，也不使半点性子。那天刚下了一场大雪，天地间白茫茫的，太阳出来一照，大山们光烁烁的，都裹上了一头白纱巾，像娴静的新娘。这一天，是日。这一天，是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上任的日子。关于邓小平上任的故事，历史原著的情况是这样的。
张浩病了。张浩是谁？就是那位林彪的堂哥，那位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那位支持毛泽东，给了张国焘致命一击的神秘人物。1935年9月，自恃强力的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与毛泽东不辞而别，坚持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川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强硬的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前几年在川陕边界的发展，已有8万人马，是毛系红军的两倍多，力量大得很。据与张接触过的老将军回忆，张国焘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否则也不会把红四方军带得如此的昌盛。当时，张的身份是红军总政委。共产党主要领导在王明走后是博古，博古之后是张闻天。由于形势忽明忽暗，忽左忽右，争执不休，一直未形成真正的权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进了领导中心，但党的总负责人仍是洛甫，而洛甫显然也是个过渡人物。所以，作为中共“一大”的组织部长，当时资格最老的人物，而且也是目前最有实力的人物，张国焘的想法也是自然的。所以，他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响应。毛泽东焦头烂额，连他的不少亲密战友也在观察风向，态度暧昧。正在这时，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历尽千难万险，只身步行到了延安。张浩回来的的确确改变了共产党的方向。一是代表共产国际正式传达了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这是苏联的私心所为，是为了讨好国民党政府，以从战略上牵制日本，但却从根本上幫了共产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统一战线，怎能有后来的西安事变？怎能有国共合作？怎能有共产党的兴旺？虽然，统一战线的想法在一些人心中已开始筹划，但在与国民党打杀了十几年的党内是不占上风的。张浩以共产国际身份的正式传达，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张浩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打电报给张国焘，明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从字面上讲，两点似乎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便知，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张国焘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张国焘在苏联工作过，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在强大的心理压迫下，他服软了，很快就回电陕北党中央，表示取消第二“中央”，听从以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调遣，同时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国共合作后，张浩走马上任129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委员）。张浩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他一生曾三次负伤被捕入狱，被国民党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阴间门口，三次又凭着悠悠一口气活转回来。对他身体摧残最严重的一次是年间，当时张浩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关进日军抚顺警察监狱。数九寒天，日军宪兵强行撬开他的嘴巴，灌冷水，肚子灌胀后，就穿着大头皮靴在身上连踩带踢，水渗着血从鼻子、口腔、肛门往外涌，但他始终不吐一字，以至于日军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疯子”。担任129师政治委员后，艰苦的环境和异常的苦累，使他的脑病后遗症时时发作，出汗，脸白，晕迷。过黄河到晋地后，已经几次突然昏倒了。1937年12月，刘伯承不得不把张浩的病情向延安做了全面汇报。让谁替代张浩呢？毛泽东、张闻天拿不定主意。最先考虑的是徐向前，他原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这支队伍是他带起来的，与全军将士都比较熟悉，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但毛泽东却另有想法，八路军已在各地扎下根来，还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八路军纵队，直属总部统辖，徐向前是军事干部，将来另有任用。又考虑任弼时，也不妥。中央机关工作离不了弼时同志啊。还推荐了另外几个人，都不合适。1937年底，中央电召刘伯承专门回延安，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谈话是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中进行的。刘伯承先问中央有什么考虑？选择129师政委人选的条件是什么？毛泽东一一做了回答。刘伯承这才说：“我认为有一个人，比较合适。”“什么人？”毛泽东“哦”了一声。“一位个子不高，经历不少，功绩不小的人。”刘不慌不忙地说。毛泽东眼前恍然闪出一个人：邓小平！接着，刘伯承具体分析了几个理由。129师士兵大都是四川人，对四川人有一种亲切感，邓小平与大家易于融合；邓曾是中央秘书长，现在是八路军政治部的副主任，这些职务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担的，邓以这样的身份到129师就职，大家会信服的；邓曾在广西组织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有很好的组织能力；邓还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在中央苏区，就是为了支持你的正确路线而受到排斥打击，但他立场不变，这样的人值得信赖；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从干部阶层的年龄结构上看，129师需要一个比我年轻的同志，邓小平才三十多岁……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说：“对，你说得对，小平是个人才，我们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小平头上呢？对，129师就让小平去当政委！”此时，邓小平正在设于陕北泾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里忙个不停，新兵动员，政治思想工作，政策、条例的制订，各级政治体系的建筑……前一段，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了86个红军将领，就是没找到他。几天前，斯诺夫人海伦再到延安，仍没见到他。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致礼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斯诺夫人持信到了云阳，不巧的是，邓小平又于几个小时前离开此地，到部队里去了。海伦只好怏怏而归。直到41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斯诺夫人才见到他。满头霜发、老态龙钟的她颤巍巍地拿着毛泽东的信说，你好难找啊。几天后，邓被正式任命。蜀龙 日傍晚，邓小平来到了辽县西河头村——129师司令部驻地。刘伯承和彭、林、贺一起到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战区军事会议去了，这是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军事将领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军事会议。几天前，在总部开会时，朱、彭私下对刘通报了中央的决定，但刘伯承走得匆忙，临行时没有向别人交待。邓小平的原身份是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大家以为他是来视察工作的，所以对他都表示了客气的欢迎。邓小平却不客气，直接住进了刘伯承的屋子，每天到附近各部队找人谈话，吃饭时就去师部食堂与大家一起围坐在院内的石头上。邓与四方面军将领并不熟悉，只是在西路军失败、援西军撤回陕北时，中央委托他和罗瑞卿、杨尚昆负责召开过一次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在王家楼。那是双方第一次见面。副师长徐向前随周恩来到临汾与阎锡山谈判去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陪着他。邓小平频频开会，引起了部下的种种怀疑。师机要科科长杨国宇爱写日记，他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一月十八日 晴 西河头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怎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奇怪，我们的政委张浩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过了两天，杨国宇又写道：20日，在辽县开政治工作会议，全师营以上干部均出席，我因工作未参加，后来听说是邓主任作的报告。21日，前方打得很激烈，政治工作会议照样开。24日，政工会议完毕，西河头河滩上的人马，纷纷回队。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大家在猜测中度过了十几天。几天后，刘伯承從洛阳回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新来的政委！两人是老朋友了，1931年在苏区认识的。从此，两个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这一年，刘伯承46岁，邓小平34岁，都是四川人，都属龙。遥想太行山129师原来的战略构想是：立足晋北的恒山山脉，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的山地游击战。此计划是毛泽东和洛甫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可是，随着太原等重要城市和铁路线的沦陷，战局的发展使这一计划变得十分被动。如果再这样的话，八路军将全部置于日军的重兵包围中，战略上的机动地位将全盘丧失，既无法有效地钳制进攻晋南的日军，又无法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待他们的将是全盘挨打的被动局面。必须向南移动战略区！只有向太行山靠拢！共产党早就看上了太行山。早在1936年东征的时候，中央就将东征的战略部署分为三步：一是渡黄河；二是立足吕梁山；三是向东发展，扎根太行山。这个目标提得非常明确，红军在山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吕梁地区，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区。现在，129师已开进了太行山，可太行山并不属于自己。就像刘备借荆州一样，这里是阎锡山的地盘，虽然已经沦陷，太原、长治、晋城、临汾等中心城市和各县城已被日军占领，但各地的专署和县政府体系仍然存在，粮、款征收依然渠道通畅。八路军吃的粮食，全是阎锡山提供。共产党仍无立足之地。青石板种庄稼——扎不下根。如何把太行山化为己有呢？共产党就是靠山起家的。井冈山、六盘山、大雪山、大别山，山是共产党的福地，是国民党的畏途。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不是靠着井冈山才保留了火种，积蓄了力量吗？几次奄奄一息，可一旦走进山里，便立时生机勃勃。共产党与山的关系，如同鱼与海水，鸟与森林……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共产党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再次投向了大山，太行山、恒山、管涔山、中条山、吕梁山、沂蒙山……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说，太行山，就全交给你们了，由你们来当山大王。山大王，是强力的象征。可129师呢？力量太小。这里有一份129师1937年9月出师时的人员和装备详表：人员：9307人马匹：445匹骡子：90匹步枪：3412枝（弹43012发）马枪：724枝自来德枪：539枝（弹2872发）手枪：93枝（弹6051发）花机关枪：3挺重机枪：29挺（弹23222发）轻机枪：93挺（弹27361发）
手机枪：72把（弹310发）迫击炮：6门（弹67发）……没有军用地图，只好在太原的书店里买了十多本小学生地理书，一个团发一本。学生地图太简单了，太不明显了。忻口战役后，卫立煌南撤时给了几幅地图，仍不够，只得让参谋处长李达他们自己绘制。还有，129师在三个师中是最复杂的。红四方面军的底子，都是张国焘老人马。徐向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批如狮似虎的战将多年出入他的帐下。陈赓、倪志亮、刘志坚、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王树声、王新亭、王近山、王建安、秦基伟、李聚奎、赖际发、谢富治、王宏坤、李天佑、李天焕、张东逊、郑维山、皮定均、韦杰……这是一个弄不好就要引爆的炸药库。在延安，许世友拉了王建安、陳再道、洪学智等三十多个军师级将领要回川陕根据地打游击，还扬言要枪毙毛泽东。要不是王建安临时报告，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毛亲自做工作，三十多个人被从宽处理，最重的许世友，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判刑一年。虽然表面平静了，但心底的想法，谁能看得清楚呢？最明显的是在徐向前的安排问题上。一方面军军团长林彪当了115师师长，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当了120师师长。四方面军呢？虽然张国焘和陈昌浩犯了错误，但四方面军的军事统领一直是徐向前，而徐只安排了一个副师长。别的师都是原首长掌握，老兵老将老熟人，上下知心，只有129师，师长、政委都是外派的。中央在安排129师领导人选时，是颇费心思的。四方面军是鄂豫皖的老底子，将领大都是湖北人。后在川北发展壮大，所以士兵多是四川人。鉴于此，安排了湖北人张浩和四川人刘伯承当主官。现在张浩累倒了，邓小平来了。他低矮瘦弱的肩膀能扛得住吗？面前的任务，一如这太行山般沉重。真假阎锡山如今，陌生的太行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都瞪圆了眼睛，看着这个矮小的年轻人，他才34岁，还是个光棍汉，一口四川方言，能与这片大山融为一体吗？但，邓小平是个沉默的人，与面前的太行山一样。最终，他与太行山达成了默契。最终，这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最紧密的随从，最勇猛的战士！他的目光，向西看去。他看到了一盏灯，灯下是一个老翁，嘴唇上的两缕胡须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一盏抗日明灯在山西点亮了。可以说，这盏灯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共同点亮的。当然，燃料就是当时弥漫在山西沟沟岭岭间特有的浓厚的民族抗日气氛。虽然，这盏灯后来燃成了熊熊烈火，把阎锡山烧得焦头烂额。但我们不能否认阎锡山在抗日初期的功劳。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精于拨拉算盘的生意人，一个见风使舵的阴谋家，一个修窄轨铁路的土皇帝，一个“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旧军阀。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既有旧学渊源、又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靠地方有限财力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的实业家，是一个在抗战初期积极抗日、吸引全国热血青年投奔的抗日战士，是一个为八路军提供了巨大舞台的盟友。真实的历史总是要比教科书复杂百倍。留学日本，结交孙文，提倡三民学说，参加辛亥革命，年轻时的阎锡山是中国政界的一个鹰派人物。也曾暗揣天下之心，几次参加军阀大战，占据北京，号令天下，几近登顶，但最终功败垂成。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年近五十，闭门疗伤，恍然而知天命，暗叹一声，方收回窥视天下之心。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到他的老家河边村探视其病重的父亲后，更铁心归顺南京。乃父临终前，再三告诫在其墓室后壁上全文镶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让阎百日守墓时晨昏默念，暗示他安守辅臣之命，勿生谋鼎之念。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阎锡山安心治晋。世人多以阎氏在山西修窄轨铁路以诟病，讽刺其搞地方封闭。其实不然。当时山西主要有两条干线铁路，正太路和同蒲路，都是窄轨。正太路与阎没有关系，1902年由慈禧批准，法国道胜银行承办，因而采用当时法国型铁路轨距，即一米宽之窄轨。同蒲铁路是阎于1933年5月开始修筑的，此前再三申请，才得到南京政府允许，但筑路资金需要地方自筹，所以，阎锡山修筑同蒲路始终贯彻一个经济的原则。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坚持仿效正太线将同蒲线也修成窄轨。据阎锡山给南京政府铁道部的《山西省修筑窄轻轨铁路之理由书》中透露：修每米38公斤宽轨，全线需要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同蒲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四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收入（旅客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约350万。如果以该路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亏损37.43亿元。而改修窄轨，则不仅铁轨成本降低，而且能够节省大量人力与其他材料，投资仅需3400万元。20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并可盈利670万元。50年内约可赚回30.63亿元。正负比较利弊自明。同蒲路从1933年5月动工到1937年抗战爆发基本贯通。这四年里，阎锡山花费了太多的精力，省署人员几乎全体总动员，轮番上路劳动。阎每周召开两次筑路会议，雷打不动。四年中不仅修成了850公里长、贯通全省南北的干线铁路，而且还完成了总长度达180公里的五条支线。由于阎锡山一切从节约出发，处处精打细算，不仅工期大大提前，而且建筑费用大大降低，同蒲路的建筑费总计1650元，每公里费用不足2万元，不及原设计费用的一半，更不及宽轨铁路费用的五分之一。
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在山西的一大德政。造产救国，这是阎锡山治晋的又一思路。阎在日本时，就认识到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是国家强盛之根本。中原大战后，闲居五台河边村的阎氏就聘请留美博士边廷淦为召集人，在太原设立西北实业公司筹备处，聘请各类专家为筹备委员，分设特产、矿业、纺织、化工、水利、牲畜、肥料、冶金、交通、商业、银行等十二个组，在山西各县、西北各地进行资源调查，设计规划。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阎锡山自兼总经理，对全省旧有官办工矿企业进行了全面改组。到全面抗战爆发，先后只有四年时间，西北实业公司名下已拥有数十家大型工业企业，建成了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的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它所形成的以重工业、機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到1949年及其以后，甚至现在。阎对自己奉守颇严，每天早晨，他都要集中司令部全体人员，集体训话，宣读重要文件，即使在落难的时候，也未曾辍。他的确也是一个勤政的人。阎个头不高，粗壮，最突出的是两只圆圆的眼睛，明察秋毫。几百人的朝会，他讲着话，下边有一个人走神，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稍稍驻目，一道电光闪过，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说，在日本进占山西的这几年里，山西民族工业、国民教育都发展了。民间称贤“阎先生”。虽然归顺南京，但阎锡山依靠其特殊身份以及与蒋介石的特殊协议，山西依然是国民政府治下的唯一特区。蒋系军队不在山西驻防，蒋系的各种特务组织，也插不进山西。最典型的是国民党党部问题，自从1931年被阎默许捣毁以后，一直没有建起来。偌大的国民政府治下的山西，竟没有国民党党部，没有公开的国民党员，真堪称民国怪事。对这个资历高、实力强、威望重的政治老手，蒋介石想消化，却又苦无时机，只好私下里急得拍墙。日本一来，局势变乱，黑红梅方，重新洗牌。抗日是肯定的，虽然他曾在日本留学，与几个侵华的主要人物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多田峻等人是密友，对日本也不无好感，但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民族意识浓厚的中国知识分子军人，国难如天，他的本能拒绝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任何犹豫。既要依靠国民党，又要防备其借抗日吃掉自己。对于共产党，虽是敌人，却是羽翼新成，不可小觑。惹不起，却也躲不过，因为只有一河之隔；躲不过，只有利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阎锡山清楚地知道，阵地战是打不过日本人的，只有放进来打。共产党在穷人里面却很有人缘，进行全民抗战，要发动民众，只有依靠共产党。既能合力抗日，又能牵制国民党的吞并，还能交好共产党，更能将全体山西民众团结在自己的旗下。一招棋变，全盘皆活，何乐不为？处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夹缝中的阎锡山，是当时最清醒最谨慎的老翁。倾斜的小城小城是何时筑起来的？小城是如何建起来的？不晓得。可以推测的是，小城的始祖一定是一个匆忙的粗心的汉子。这从歪歪斜斜的小城街道上可以看出来。涉县城全是斜街，走在这里的外地人，是分不出东南西北的，即使是本地人，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意识，有点儿类似天津卫，仅仅知道前后左右。连县城的城门，也没有正南正北的，全是偏方向的。太阳出来了，不是在正东，而是在偏北，因为城内的主街其实是东南向的。也难怪先人。这本是一片深山河沟里的荒蛮地带，若非是走投无路，谁会到这儿来落脚呢。这儿离稍稍繁华的武安、磁县、峰峰都是百多里，路呢，也没有，除了大山还是大山，相连通的只有那一条条深深的河沟，那是冰川世纪的脚印。人们就这样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在日月的灯下，赶着毛驴儿，驮着山货，默默地走。走上三天两天，才能走出大山，遇到集市和盐粒。河道是他们延长的路，河滩就是他们收缩的家了。草草地在河边搭个棚，垒几块石头，扎几根篱笆，就是家了，连蚂蚁、鸟儿也会的。于是，河滩上就有了第一簇不规则的泥棚。一百年，又是一百年，蘑菇一样，相拥而生。殊不知，这河滩本来就是倾斜的，偏移了星月，于是，簇簇的草棚就这样斜斜地沿袭下来了，拉着手，连成了村庄，连成了城镇。也难怪祖宗，谁能想到千年以后这里还会是一座城市呢？第一个匆匆搭起的草棚子倾斜了，其后千百年的生活也倾斜了，由此繁衍成群，形成风水，形成格局，形成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倾斜的城市。这座倾斜的城市，原名叫崇州，后名沙阳，后来由于山沟纵横，来往皆需涉水，遂定名涉县。涉县城墙厚实，二门（由于城小，只设北门和南门）紧闭，鸡犬无声，人们在太阳的阴晴和季风的冷暖里平静又迷糊地过着日子，虽贫瘠却满足，虽无知也安宁。民国二十六年秋天，一批黄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军队匆匆地进来，骑马的、徒步的、躺担架的，那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方向退回来的国军们，53军、29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川军……平静的山坳里乱成了一锅粥。失去控制的军队就是土匪，一旦溃散，就像失去蜂巢的黄蜂，乱叮乱咬，嘤嘤嗡嗡。人的恶性全暴露了出来：抓丁，派粮，派款，割青庄稼喂马，卸顶梁柱烧饭，井台边撒尿，神像前拉屎。见谁家的媳妇漂亮，就强迫抻面条，脱光上身，把婴儿玩耍的铜铃铛系在两个乳头上。女人抻面时，上身晃动，铃铛“叮叮”直响——响铃面。不少有黄花姑娘和年轻媳妇的家庭赶紧在房后挖地窖，天一亮就藏进去。年底的时候，孙殿英的新五军也来了，司令部驻在城东寨上村药王庙里。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满脸麻子的将军下马后的第二天，就枪毙了两个扰民的军官。一时间，人们各安其营，公卖公买，集镇上的店铺重新开张了，地窖里的姑娘上山做田了。
新五军是蒋委员长刚刚批给的番号，不能砸了牌子。孙殿英自从东陵盗宝之后，大盗、土匪、军阀的恶名便死死地戴在了头上。中原大战后，孙归附张学良，任41军军长。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孙率部顽强抵抗，激战兼旬，受到国人赞扬。之后，受命为青海屯垦督办，西进时受到宁夏马鸿逵的围攻，逃往北平投奔宋哲元。日本攻下北平后，被迫南逃，沿途打出抗日旗帜，收拾人马，到冀南时，竟达上万人，组成冀察游击队。有人有枪还要有名号。正好蒋委员长号召抗日，正在整编部队。他便到南京，用十根金条和一把战国宝剑打通戴笠，与蒋委员长见了一面，谋得了一个新五军番号，驻防武、涉、磁、林等县，归属第二战区。正是孙殿英的这块地盘，日后逐渐过渡成了刘邓根据地的中心。星火与湿柴129师第一批工作团是1937年11月底进驻涉县的。团长徐绍恩，是师教导团政治部组织科长，带了七八个老红军，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沿着清漳河畔，就进了县城。来到此地，简直是进了异国。南方人的口音本来就佶屈聱牙，而此地人的方言又是晦涩难懂，双方连说带比划半天，仍是不甚明白。八路军们使劲儿地竖起耳朵，试图融进这片方言。必须融进这片方言，融进这片土地！采访时，听不少老人言，第一批来的八路军都是南蛮子，一个个黑黑瘦瘦的，鬼一样，满嘴侉言，唧唧喳喳，谁也听不清楚。树叶都落尽了，他们的脚还光着，有的穿着草鞋，脚上长满了老茧，粗皴皴的，像驴蹄马蹄一样。到县衙拜会郭振帮县长，郭县长头戴礼帽，手扶文明棍，满脸笑容，站在门口的两个狮子旁，热情欢迎。“以前国共两党是门神打灶神，自个儿打自个儿，现在好了，联合起来打日本，听说八路军能打仗。”“哪里，哪里，全靠地方政府帮助。”双方谁也听不准对方的方言，好在客气话都写在脸上，看也能看得出来。午饭是在县衙进行的，郭县长请八路军吃了一顿本地的特色饭：抿节。用豆面、玉米面、榆树皮面掺和在一起，然后在布满绿豆大小圆孔的铁筛上挤压，挤压成蚯蚓状，放进汤锅里加佐料和黄豆芽、红萝卜、白萝卜一起煮熟，捞进碗里，再配上韭菜花、豆腐卤、青椒泥一起食用。好多年没吃过这样的美餐了，几个八路军吃得浑身冒汗，心里也热烘烘的。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热情的郭县长突然感到后背上一阵怪痒，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肥胖的虱子。他大吃一惊，平时内室里一日三洒扫，何来这等秽物？回头看着这帮枯瘦的饿鬼，再一提鼻子，一股又臭又酸的怪味，他明白了。县长的胃口马上就收缩了，谈兴也减损了三分之二。忽然想到，这是一群来自野山蛮地的共匪啊。这个细节，当时八路军是觉察不到的，是刘县长事后外言的。不过，这个郭县长倒是一个有涵养的绅士，他是不会因为这个细节影响蒋委员长的抗日大计的。当天晚上，郭县长安排工作团住在南关一个老财家，临时租用一家布店办公，费用由县府财政科负担。第二天，工作团由新五军副军长邢肇棠陪同，去武安县阳邑村拜访孙殿英。孙殿英住在一个财主让出的大院里，迎门的影壁上挂着一把红绸裹着的宝剑，孙穿着白色的道衫正向周围几个穿黑袍的彪形大汉训话。他的书记官张磐石站在门口，悄声说：“孙军长正在布道，请稍等。”刚说完，只听一阵脚步声，孙殿英跨出门外，抓住张贻祥的胳膊，大声说：“八路军兄弟，我昨晚就知道你们要来，一大早就让他们准备了水果。你们的宣侠父、王定南，都是我的好朋友。”孙殿英是个枭雄，结交甚广，即使在蒋介石剿共最凶的时候，他也不管不顾。1932年他在张学良手下任41军军长，驻防晋城，共产党人宣侠父去见孙，他郊迎十里，结为至交。1933年之后，孙部移防北平以西，与在中共北平特委工作的王定南交情甚好。王劝孙与共产党合作，孙慨然应允，并答应在冀北民军编制下给共产党一个支队的名义，由共产党组建这支部队。不久，由于第29军南苑作战失利，宋哲元撤出北平，孙也被迫南逃。两人断了联系。当天晚上，孙设宴招待。作陪的是他的副军长邢肇棠和书记官张磐石。当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孙殿英做梦也没想到，他喊来作陪的两个人竟也都是共产党员。副军长邢肇棠早就是共产党的座上客，两年后就担任了刘邓晋冀鲁豫边区的副议长。孙殿英最贴心的书记官张磐石的身份更是蹊跷，本是共产党北方局的宣传部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在保定监禁，日本攻破保定后，国民党监狱没人管了，正好孙殿英路过，就将其带了过来。一年以后，这个书记官就回到了刘邓身邊，担任太行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事后，孙正式与八路军签了一份协议：一、在国共合作前提下，团结抗日，发动群众，坚决不当亡国奴；二、互通情报；三、如有日军进攻，要互相配合作战。1938年1月，东北军骑四师驻涉后，张贻祥于第二天晚上即到师部驻地南庄登门拜访其师长王奇峰。第三天，该师政训处长也来八路军工作团进行回访，北望家乡，痛哭流涕，表示“坚决不当亡国奴”，并送给八路军几条军毯。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散落在山山沟沟里的村庄们的组织形式大部分还都是沿袭千年的“乡约制”，村里少数几个上层人物轮流坐庄，操纵全村的生杀予夺大权。“乡约”设正副各一人，统管所辖村庄的行政事务，下设三至五个“公执”，专门评判民事纠纷。每个约所还有三至五个“地方”，负责执行催粮、催款、扣压、吊打等任务。民国十一年，国民政府提倡推行“保甲制”。即用联保的方法把老百姓捆在一起，十家为一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一联保主任。这又是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仍是传统的统治形式。
村里是土房，小街是石板路，村外是满山的野柿树，黑黑的树干，黄黄的叶子，显示着大山的宽敞和贫寒，树杈上挂着涩涩的、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奄奄一息的晕红的小灯笼，但照不出山乡的光明。在无尽的大山皱褶里，是山民们饥寒的生活……“砰、砰……”刘家庄村东头冯树田家的门响了。这是一个雨天，蒙蒙的细雨把山村洇得湿漉漉的，山民们不能上山干活了，都猫在家里编筐子，搓麻绳，劈荆柴。刚住进村公所的几位八路军工作队员第一次上门开展工作。“谁？”有人答应了。“老乡，我们是八路军工作团。”工作团团长马力在门外说。“吱……”门开了，露出一个头。冯树田看见门外站着几个人，头上的大斗笠挡着雨，枯瘦的脸，脸上还有疤，火烧过似的。他害怕了，最近世道乱，闹日本，闹土匪，村里前几天被绑走一人，后来撕票了。是不是这帮人干的？他的腿颤抖起来。想到这里，冯树田支支吾吾着。突然，猛地撤回头，关上门，回头跳过墙，往邻居家跑了。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大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打土匪啊！”全村的锣响了，全村的狗叫了。山民们拿着猎枪、矛子枪，冲进了街里，把几个“土匪”围住。马力连声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八路军。”山民们听不懂什么是八路军，见他们身上带着枪，光着脚，又是外地口音，更坚信是土匪了。大刀举了起来，矛子枪顶在了身上。正是这时，联保主任刘老磊跑来了，赶紧帮着解围。山民们很忙，家家都租种着几亩山地，有的在山那边，每天赶着毛驴，早早地顶着星星出门，黑黑地扛着月亮回家。谁有心思听这些南蛮子们说话呢。况且，他们讲的都是梦话哩。减租减息？我们没有地，都是东家的佃户，多少年的契约都摁了手印，能减下来吗？明年东家收回土地，我们全家喝风去？你们八路军都是外地和尚，一抬脚走了，我们可是走不了，东家可是能惹的？谁敢出这个头闹减租，往后第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他。日本人来了1938年2月，日本人沿着邯长线来了。邯长线，是从邯郸到晋东南重镇长治的交通线。说是交通线，其实就是一條河沟，沿着河滩把大石头搬开，只剩下碎石块和细沙，这就是原始的路。上千年来，这是晋冀两省南部唯一的通道。商贸流通、人口迁徙、兵马调动，全靠这条路。大雨季节，路面变成了水面，两省的各项流通也就变成了一盘死棋。国民党骑四师在城西偏店抵抗，稍一接触，便溃退下来。川军从林县赶来支援，在皇后岭一带坚持了一周，后因汉奸出卖，被日军抄了后路，2000多人全部战死。焦尸如蚁，躺满了山坡，大风一刮，浓浓的尸臭涌满了城墙。小城人闻到了战争的气息，闻到了战争的恐怖。日军进城的时候，沿途村头摆满了供桌，放着猪头、活鸡，家家户户插着小太阳旗。进入华北后，几乎所有城镇都是望风而降，垂手献城。偌大的政府，尚不能守住国门，弱势的民众，只能沦为异民了，民族之耻啊。本城的维持会出来了，挨门挨户发放良民证，劝告百姓安心生活，甘当顺民，皇军是文明之师，不打不杀，进出城门，买卖店铺，一切如常。日军在城门口摆几门大炮，隔几天，向周围山里轰一阵，以炫耀武力。日军把大炮看作是武器中的“将军”和精神支柱，常给大炮系上红绸子，列队行礼和祈祷，像敬神一样举行供奉仪式。日军穿的牛皮鞋底钉满了铁掌，走起路来“咔嚓、咔嚓”直响。大洋马浑圆圆的，比人还高。每天早上，一群群日本兵蹲在门内，用一根棍棍在嘴里乱搅，满口吐白沫。有人说，那是在刷牙呢。还有刮胡子，日本人用薄薄的刀片，像一片柳叶，而城里男人的刮胡子刀，厚厚重重的，像铡刀。日本人爱洗身子，洗身子也不避人，就在东大街的路旁砌起二十多个大灶，把从老乡家搜来的大缸像架锅一样支在炉灶上烧水洗澡。胁迫老乡挑水烧火，每一担水，每一捆柴，给一张粉票（日本钞票）。火刚刚点着，光着屁股就跳了进去。烧火的人、担水的人、围观的人发现，日本人没有短裤，只用一条宽宽的布片兜住裆部，缠系在腰间。更让小城人惊诧的是，洗完澡后，他们都到妓院去了。在魁星阁南侧和北关狮子巷，分设两处随军妓院。都是从日本征来的姑娘，穿着木屐，在大街上碎步走，香香的，很高兴的样子，买零食吃。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兵，要和她接吻，妓女不让，躲闪了过去。日本兵把烟头偷偷扔到妓女的头发上。不一会儿，烟火燃烧了，妓女惊叫一声，回头叫骂。日本兵哈哈大笑。恐怖的传说风一样一阵阵地刮进城里。日本人在城东虎头山上修炮楼，有36个民工手脚慢，被推进土坑里，用开水浇死了，大都是寨上、赵岗两村的村民。在段村扫荡时，日军专门用门板、桌子腿煮鸡烧肉，把每张桌子砍掉两个腿，每一副门只摘掉一扇。搞得每一家都不能关门，每一张桌子都不站立。不仅如此，全村的猪、羊、马、牛、驴、骡子，带不走的，挖走眼睛，砍掉前腿，割掉尾巴……一个孕妇，被轮奸后，用树枝楔进阴道，把婴儿也楔出来了。抓到一个村干部，吊在树上，火烧，人油滴下来，滴进火里，吱吱直响。一个老妇被迫为日军烧火煮鸡，刚刚从锅里捞出来，就被一刺刀捅死。不但杀中国人，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士兵，也一样无情。日军十六辎重联队在邯长线潞城一带打了败仗，回来的路上把40多个重伤的士兵全烧死了。伤兵们大喊大叫：“别烧我，别烧我，我还能活啊。”抬他的鬼子说：“别喊了，回国找天皇去吧。”……山里的信息像花粉一样是靠风传播的。日军的恐怖，像漫天的苦霜弥散在太行山每个缝隙里。山民们的情绪像秋后的庄稼，由绿而黄，由黄而灰，最后，变成石头一样沉默无光的颜色了……沉默的歌
腊月将尽的时候，县城东片有名望的大户们都收到了一张请帖，请帖是红绒纸的，用正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某某先生：兹定于腊月二十五前晌在三区固新村村公所开会，幸勿推辞。下面盖着“中华民国涉县政府”和“十八集团军第129师工作团”的印章。另外，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国难当头，牺牲在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工商会公议，恭请认捐大洋××元，军粮××石。日本人进城后，县政府就搬到城东50里的固新村办公了。八路军工作团也迁到刘家庄一带活动了。当地人穷，辛辛苦苦攒下的碎钱都串在肋骨上，不肯拿出来。开会时间到了，大都以路远、体弱、世道不宁为由，推脱了。八路军工作团再次具文，再次送信，借了几匹马，穿上军装，挎上枪，上门讲道理。如是再三，年底的时候，终于收到大洋600元、谷子3万斤、玉米2万斤、柿面2万斤。城西的绅士座谈会是在偏城召开的，到会者23人。讲明道理后，采取分配与自报相结合的办法，征集军粮7万多斤、大洋1000多元。林旺村乡绅赵玉明，主动拿出玉米2000斤，柿子炒面一圈半约1000斤，软枣五斗。小曲村刘山亮原来在天津做生意，后居家避乱，捐钱200块大洋。东鹿头村江姓财主是一个开明人，不仅捐出十支步枪，还欣然接受了认捐5000双军鞋的任务。他出资统一购布，发动村里和邻村的妇女制作，他每天骑着驴到各家各户查看进度……有人报名参加八路军了。1937年12月，八路军派张海顺、李义才到温村一带招兵，成立涉县游击队，约一个月时间，发展到100人。八路军688团参谋长孙角从黎城县来到涉县西北部一带扩兵，因孙与河南店乡绅王蓬仙是同学旧友，通过王联系了一些青年，一个月内扩兵800人，成立“抗日独立团”。组建完毕后，开往黎城县长凝一带整训，因乡土观念浓厚，途中跑回200多人，后到潞城缩编为一个营。1938年3月，八路军工作队在胡兴寿领导下，在偏城组建“新华游击队”，最多时招兵160人，经整顿精简为120人，后编入129师先遣支队独立团。寂寞的大山里有了红色的响声，沉默的石頭开始唱起自己的歌……冀南——一块无主的土地集总朱彭任刘并报胡杨：一、只有沿平汉线各县有伪组织，以东旧政权全部崩溃，深县、武强、武邑、衡水、冀县、枣强、宁晋、南宫、新河、隆平、尧山、清河、威县、平乡、鸡泽、曲周等县均无伪组织，巨鹿原维持会长田秀卿已病死，由一旧军官王森接事，动摇不定，据谈日本到也欢迎，中央军也欢迎，现来信与我接洽。二、任（县）尧山（县）隆平（县），人共有一万余，步枪七千支。轻机枪六七十支，平射迫击炮各八门，驳壳枪五百支，手提冲锋枪三十支，成分很复杂，内老土匪二百人，且占领导地位，我党领导的基干游击队四百人，长短枪三百余支。三、游击队原总领导为时如南、刘国栋、邓文魁，他们三人与各队长均要求受我们领导甚诚恳，并请我派干部领导，使他们走上正规。四、孙胡胥张（八路军先遣支队负责人）于二十四号召集各游击队大队长以上会议，报告我党主张，全体拥护，当场呼坚决在八路军领导下抗日到底，拥护朱总等口号，当时部队编五个游击支队。五、时如南表现始终拥护八路军，并要求入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刘国栋、邓文魁、达时中、时风楼，均要求入党。六、挺进队去后只一星期的工作，编制后的各土匪均有转变，无拉嫖抢劫现象。七、南宫广宗威县间亦有万余人六七千支枪的武装力量。但亦多土匪行为，我党领导者二百人百余支枪，正设法派人去接洽。八、任（县）隆（平）尧（山）准备组织县府，已有七十余村组织了自卫队，开始戒严工作。九、任隆平等县，正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任县林起章负责，尧山王冠负责，隆平李企川负责，直南特委已打通，他们需要大批干部，我们找不出，请总部及北方局设法派一批来。师部十一日十八时这是129师司令部于日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平汉线以东，德石线以南，津浦线以西，漳河以北，这就是肥沃的冀南平原。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34个县市，人口650多万，面积1.8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此时，广袤的冀南平原成了一个平静的空白舞台。日军南进后，由于兵力所限，只占领了部分城市和县城。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和武装已全部撤退，绝大部分地方呈现出无政府态势，只有一些被打散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还有一些迷信组织趁机乱事。1937年10月，在此秘密活动的中共组织就曾派人到129师，要求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当时，129师即派张贤约等组成先遣支队，到邢台、沙河等地。11月，又派孙继先、胥光义率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任县、隆平等地活动。日，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带769团四个步兵连及机枪连、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冀南，一块肥美的土地，共产党怎能轻视？邓小平到任后，继续加大对冀南的关注。几天后，就冀南问题拍发了第一道指令：陈（再道）陈（锡联）：一、直（冀）南游击区一个基干队成为核心，决从你们正规步兵中抽一个连作骨干，先扩充为营，三个月发展成团，用八路军挺进支队的名义，以孙（继先）胥（光义）为支队长政委，一切制度照八路军的，特别加强党的领导。二、对外不用军分区而用支队名义为要，指挥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必须用联席名义和通报协商方式实现，特别要在打胜仗中建立威信，不可用上级命令方式。
三、这支队可就隆平南宫广宗有基础的地点着手建立并尽力培养本地优秀干部，须在游击实战中锻炼并树立威信。劉邓二月十日（一九三八年）陈再道，湖北红安人，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文化不高，打仗勇猛，在山里是一头雄狮，可在平原上呢？平原上的陈再道仍然是一只猛虎！他到冀南以后，挥动着蒋委员长和朱（德）总司令的令旗，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广泛联络社会各界，迅速打开局面。2月中旬，收编了盘踞在邱县马头镇的土匪李景隆部3000多人，不久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游击第1师。2月下旬，剪除冀县码头李的土匪头子金庆江，收编所部3000余人，改编为东进纵队第2支队。3月初，陈再道邀南宫北部两支最大的民军武装——赵玉祥和段海洲部举行三方会谈，统一成立了三方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3月中旬，又成功策反了驻威县伪军警备第1旅，将所部4000余人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3月19日，邓小平再派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进军冀南。冀南，注定将掀起另一个风暴潮！山雀满天飞且看邓小平上任后几天内的工作：2月1日，与陈赓谈386旅干部重新分配问题，派李聚奎到榆次一带打游击，开辟根据地。2月2日，主持129师军政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新战士教育、干部教育、派遣部队赴平汉以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等议题。2月4日，主持129师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开辟根据地问题。2月6日，主持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根据地中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三大问题。……上任伊始，就死死抓住根据地建设这一最根本问题。没有根据地，军队何以立足和发展？共产党何以存在？一手全力抗日，一手下最大力量进行根据地建设，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秘诀，也是国民党控制乏力的软肋。政委制度是中共借鉴苏共经验而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的工作内容比苏联要丰富得多，不仅要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各界传播党的声音，树立党的形象，建立党的组织，尤其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十分重要。没有强有力的全面的根据地建设，老百姓就不可能发动和组织起来，部队的一切就没有保证。比如此时的邓小平，不仅仅要协助刘伯承打仗，更重要的是建设政权。邓小平不声不响，言语不多，多是对着大山抽烟，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候，也仅仅是皱一下眉头。子弹像雨点一样从头上掠过，柿子树的枝叶几乎掩埋了他，他用手向左右摇摆了几下——像是要把射来的子弹拨开似的。他总是这样轻轻地笑着，平静地沉默着。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主意，这个主意像面前的大山一样坚定，也像大山一样复杂和艰险。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趁日军兵力分散的间隔，把部队分散到角角落落，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于是，刘邓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129师有计划、分步骤分遣2/3以上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派出去了，像蒲公英一样满天飞，将种子撒满了太行山。汪乃贵独立支队、秦赖支队（秦基伟、赖际发）、谢张大队（谢庆、张国传）、桂张支队（桂干生、张贻祥）、张张支队（张贤约、张南生）、赵涂支队（赵基梅、涂锡道）……这些游击支队和工作团一落地生根，便快快成长，速速分蘖，老部队一分为三，半年三个月后，再各自一分为三，依此分蘖，一棵树逐渐繁衍成了一片森林……两年后，这些分散的武装变成了数百个县大队、独立营、基干营，而后变成补充团、独立团、骑兵团，再以后又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直至发展成三十万人的野战军……第二章 枪声代表我的心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外国记者问一名日军：“杀人时，有什么感觉？”日本人轻松地说：“没有感觉，就像在海边剖鱼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照片：手提人头微微含笑的日本士兵，正在乐于比赛杀人的军曹。还有一张照片更为恐怖：一名日军挥刀横劈，跪在地上的中国人尸首分离，飞落的人头定格在半空中，从脖腔里喷溅的血液直刺空中，飘浮的血雾弥漫在画面上，虽是黑白照片，却也清晰可见。真是难以想象，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着那场战争背后人性深层的一些问题。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人类对生命的怜悯和同情应该是相通的。但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的冷漠、蔑视和残暴实在令人发指。中日两国都承认是同文同种，但仔细研究一下日本文化，都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甚至超过东西方的差距。由于地处狭小，四面海啸，又由于长期饱受西欧海盗的欺凌，日本民族绝处求生，四面学习。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日本学习世界的方法与别国不同：仅取其实用，而舍其根本。比如，对中国文化舍仁义而取其忠勇，学西方工业化而舍其民主制度，对荷兰、西班牙等国仅学习其海盗伎俩。再如文字，病急乱投医，拾到筐中就是菜，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各种语言符号掺杂其中……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结构。毋庸讳言，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开放给日本带来了初步工业化、城镇化，也带来了科学教育的普及。但畸形的文化结构必然带来畸形的心理结构。狂傲与自卑、文明与残暴，一面是菩萨；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品清酒，赏樱花，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一面是武士道、法西斯、军国主义，杀人取乐……
尤其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狂躁的、片面的、畸形的、不成熟的思维共同挤上了一张温床，一夜之间膨胀成一个个无情的怪獸。而此时，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封建时代，黄牛仍是大地的主角，孔孟诗书仍是灵魂的上帝，民族的思想还沉睡在传统的土壤里……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煽动战争，日本朝日新闻社在日本进行了一次“支那人形象”社会调查，约3000万日本人填写了答卷。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概括为：“愚昧无知，科学知识等于零。”“不团结，互相攻击。”“什么也干不成，连最细小的事情，也不能让人放心。”“做事迟钝，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又脏又臭，不懂卫生，是蠢猪。”……正是这种长期的落后和贫穷，使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产生了妄想，对中国民众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当时，日本本土只有6000万人，而中国是4.5亿人；日本现役军人38万人，而国民党正规军170万人。但日本不管不顾，他们对两国军力的估算是一比十，即日本一个师团等同于中国十个师，甚至更多。日本关东军只有1.2万人，而驻扎东北的张学良军队达30万。但日本人视若无物，仍然鸣枪挑战。战争初期，日本声言：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对华北，他们曾设想，战场推进到北平南部的保定后，国民党军队肯定会组织一场大会战，进行防御。这样，大日本皇军集中聚歼中国军队，一战解决华北。“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日军司令官狂妄地宣称，只需4个小时。结果呢，他们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淖。战争进行两年后，日本军部哀叹：中国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需要十年。后来又说，“帝国欲征服支那，非短时间可成，需制订100年之计划”。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发酵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着太多的柔韧、太多的顽强、太多的玄奥……1937年10月初，129师先遣队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第一站抵达晋北的代县一带。此时，经雁门关南犯的日军正向忻口进逼，国民党军放弃长城防线，置重兵于此处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配合阎锡山侧击。385旅769团长陈锡联打响了第一枪，于10月19日夜突袭阳明堡飞机场，用步兵、步枪和手榴弹摧毁日军24架战斗机，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蒋介石通令嘉奖。之后，战场南移至正太路沿线。陈赓的386旅再传捷报。先是陈旅在七亘村一带防备松懈，遭日军偷袭，受到延安批评。陈赓决心反击，于10月26日执意在七亘村选择战场，伏击毙杀日军300多人，取得七亘大捷。但陈赓仍是气恨不过，两天后，仍是在同一个地方，利用日军麻痹，再次设伏，宰敌百余。反用兵法，重叠设伏，战将陈赓捞足了面子。日本人，习惯于运动战、阵地战，坦克、飞机、大炮并用，正规的战法。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打斗中，找到了酣畅淋漓的感觉。但遇到八路军后，这一切感觉全没有了，空中赶鸟，水中捉鱼，大炮打兔子，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太行山的坑坑洼洼中，正义和邪恶在摔跤。虽是规模小，却是频率稠，没有昼夜，遑论风雨……神头岭的枪声1938年2月，日军为配合津浦路徐州一线作战，以第14、16、20、108、109等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别从平汉、同蒲、正太、道清等铁路加紧向晋南、晋西进攻，试图突破黄河，直向潼关、西安。3月初，日军继占领邯长线沿途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重镇后，已打通邯长线，从东北调运战略物资和兵员，然后通过邯长线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战场输送。邯长线已成为日军在太行山南部最重要的交通线！必须斩断这条线！在何处？辽县西河头村，刘邓司令部的墙上挂满地图，红的、蓝的、黑的箭头，一个个张牙舞爪。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南北向的深沟，邯长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边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公路刚出深沟又陡然掉头向东，转弯处的北侧又有一座高山——申家山。日军从南而来，正好钻入一个隐形的口袋。在山山沟沟里摔打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军队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地形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都是游击战的圣地，都是游击战的道具，都是大自然对弱小的八路军的殊赐。八路军就是从这里成熟的，从这里壮大的，最终成长为一个个强健的大汉，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走进了城市。习惯于正规战的日军对此就缺乏敏感，钻进去还浑然不知。日本人对中国的兵典《孙子兵法》不屑一顾，认为其中充满了狡诈、欺骗和诡辩。他们崇尚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刀对刀、枪对枪的实力较量。殊不知，他们恰恰就输在了这里，忽视了《孙子兵法》，也就忽视了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也就忽视了一个个胜利的机会……刘邓初选地形后，伏击任务就落实到了陈赓386旅的头上。129师共辖385旅和386旅两个旅，出征时只过来他一个整旅和385旅的769团，385旅旅部和另一个团留在了延安。自从年前在七亘村被偷袭后，陈赓在作战部署上格外小心。虽然他的腿受过伤，行动不便，可以委派参谋长到现场察看地形，但他还是执意亲自走一遭。这一看，果然就看出了大问题。陈赓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地形与地图上正好相反。邯长公路根本不是从沟底通过，而是裸露在山脊上。山脊的宽度不过一二百米，两旁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只紧贴着路边有些过去国民党军队做的旧工事。地图上的申家山并没有紧靠公路，中间隔着一条宽宽的大沟。显然，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埋伏，既不好隐蔽，也难以展开攻势，北面又是深沟，预备队运动不便，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同行的人都大骂这汉奸地图。原来，129师使用的军用地图是前几年绘制的。近几年，阎锡山治理山西，对一些易受洪水冲击的原始公路进行了调整，这条路原来是河道，雨季往往无法使用，就搬到了山坡上，战争开始后，新版地图还没来得及印制。新的埋伏点选在哪里？大家莫衷一是，连夜顺着黎城和潞城之间的20公里山路来回勘察，提出了十多个地方。天明的时候，沉默了一夜的陈赓思维也清晰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神头岭！”众人都惊呆了，连政委王新亭也没有说话。“不要一提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要打。”陈赓说，“一般讲，神头岭地形不理想，但正是我们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势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米，最近的只有20米，敌人经常来往，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伪装好，敌人是不会发现的。山脊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说到这里，陈赓用手杖在两张桌子上一架，问道：“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771团团长徐深吉说：“当然谁先下手谁有利！”“对啊，只要我们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是对敌人的不利。”谈到预备队的运动，陈赓问772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二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分钟内（边打边跑）翻过大沟，冲上公路？”叶成焕说：“半个小时保证冲到！”大家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子走到了平原上，心里亮堂堂的。但还是有人低声说：“这样是不是太冒险？刘邓会同意吗？”陈赓诡秘地一笑：“这就看他们是不是军事家了。”战役部署如下：769团为左翼队，其一部分袭击黎城，主力则伏击涉县可能增援之敌；386旅之771、772和补充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三面埋伏，准备伏击潞城方向来援之敌；772团3营断敌后路，并分出一个排监视潞城之敌；另派20名便衣侦察潜入潞城西南，监视长治方面日军动向。3月15日，天刚黑下来，部队就出发，向阵地开进。长长的队伍，沿着山间小路，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参战的有一部分是新战士，几天前还是黎城、涉县、辽县一带的民兵，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红缨枪，盼望着明天早上换武器。陈赓和司令部人员走在一起，走着走着，突然冲身后的王新亭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王新亭是近视眼，平时戴高度眼镜看书还要凑到眼边，听见喊声，急忙蹲下来，伸手去摸地。“唉，你这瘸子……”王新亭马上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但他不示弱，看清是平路后，立即连连催促身边的人：“快走！快走！”说完，带头就跑到了前边。陈赓的腿是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退到会昌时被打断的，要不是傅连暲，早锯掉了，但仍是有点拐。他一瘸一拐地紧走着，仍是跟不上，只好认输。过河了，陈赓停下来，伸出手杖，说：“来吧，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政委搀扶过河。半夜时分，各部队进入阵地。陈赓来回地走着，告诉新战士，要尽量向前推，逼近公路，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这时，一个战士问：“旅长，离路这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陳赓说：“只要伪装好，日本人踢飞你的帽子也不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开我的批斗会好不好？”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那是担负“钓鱼”任务的769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黑暗中，各连连长给每个人送了两个窝头，纯玉米面的，甜甜的，打仗才有的好伙食。埋藏在公路两侧石头缝隙里的数千张嘴巴使劲地嚼动着，一张一合，发出牛吃草的声音。“吱吱、吱吱……”几个穿便装的新兵正在用身边的石头磨红缨枪头。枪头白白的，像新剥的生葱。天蒙蒙亮的时候，命令下来了：以连为单位，抓紧撒尿、拉屎；屎、尿集中一处，注意掩埋和伪装；天亮后谁也不准动。因为那时有人上山打柴，也有路人经过，容易引起惊恐，走漏了消息。太阳从东山坳浮了起来，惊奇地看着这些像昆虫一样趴在石缝里的汉子们，刚刚发绿的蒿草和去年的枯草拥在一起，像一个破旧的大毛毯子，战士们把身体深深嵌在土石里面，恨不得变成一根细微的草、一枚僵睡的虫……风悄悄地吹着，带着一丝丝缥缈的青草的鲜味，那是春天的气息。哦，敏感的鼻子，你能嗅到日本人的消息吗？日本人是九点钟过来的。黄黄的，像一条毛茸茸的草蛇，在山腰间蠕动着，又像一群黑色的甲壳虫。先是步兵、骑兵，中间是辎重车队，后来又是步兵、骑兵，有一两千人。后来才得知，这是日军16师团柏谷部队的精锐，他们满以为这样大的部队，土八路根本不敢惹，因此又带上108师团屉尾部队的一个辎重队，妄想救援黎城，护送车队一举两得。到达神头村后，日军突然停下来，过了一会儿，走出一支30多人的搜索小队。日军发现了什么？搜索队沿着一条小道径直朝772团一营阵地走来，一步步接近工事，钉着铁掌的皮靴“咔嚓、咔嚓”地响着，糟了……但是，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只注意了远处，注意了沟地面的申家山，对于脚下这些见惯了的工事，根本没放在眼里。看到申家山没动静，大队人马沿公路跟上来。这时，攻击的信号响了。平静的大梁，顿时变成了一座火山，每一棵树干后面，每一颗石头后面，每一丛杂草后面，都露出了毛茸茸的人头，火闪闪的眼睛，眼里喷着火，枪筒里喷着火……硝烟中，红缨枪冲了上去。这种中国特色的冷兵器，用了上千年，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别具优势。红缨枪从枪尖到枪柄2.2米，而日本的“三八”步枪，包括刺刀才1.9米，对刺中枪长者占优。
山沟里，太阳下，数千人拼杀在一起，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九连连长刘大可被日军捅透了胸部，血液像井喷一样。他死死抱住日军的腿，日军嚎叫着，用刺刀在他的身上、胳膊上猛扎。这时，他咬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一营王小毛，连续刺倒三个敌人，自己也被刺破了肚子，肠子流了出来，粉红粉红的一大团，他两手捧住填进肚里。用腰带扎住伤口，又冲了上去……一个日军被红缨枪捅进了眼窝，眼珠出来了，挂在脸上，嗷嗷地叫着……司号员杜旺保抱着一块大石头冲上公路，把一个日军的脑袋砸得脑浆迸裂……20多个日军钻进一个山洞里，八路军喊，不出来，往外打枪，只得扔手榴弹，全部炸死。炸烂的肉皮、血浆、头发、耳朵涂满了洞壁。……正杀得难解难分，申家山对面的772团2营冲上来了……这一仗，打死日军1500多人。公路上躺满了尸体，绿草、白草全被血染红了，浓浓的血腥像雾岚一样，拥塞在山坳里，让人喘不过气来。被打断腿、炸破肚皮的战马们，泪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看着这一切……汽车的墳场河沟里的邯长路此时成为日军最关注的一条线路。神头岭伏击战后，日军加强兵力，在涉县与黎城之间的椿树岭、东阳关分别驻军。沿途两侧多用马队巡逻，两侧数百米之内庄稼全部拔去，树木全部砍掉。汽车来回运输，向晋西、晋南黄河各渡口运兵。敌108师团侵略上党，就是依靠邯长公路这条输血管。129师决定在邯长路上再打一仗。邓小平提议让副师长徐向前指挥。抗战初期，这位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直在山西与他的老师和老乡阎锡山做统战工作，还没有打过仗呢。枯瘦，寡言，爱抽烟，抽那种长长的装满劣质烟丝的烟锅，深谙军事，淡于政治。在红四方面军任总指挥时，张国焘搞肃反，把他的妻子杀了，徐竟然不知道。徐向前率西路军进入青海，血战荒山，全军覆没，只身乞讨回到延安，向中央哭诉。毛泽东抚其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在黄埔军校时，由于是第一期，蒋介石格外关注，每一位同学都单独谈话，进行笼络。蒋找他谈话时，他一口山西方言，蒋听不懂，看他骨瘦如柴，腼腆内向，也不像一个人物，就很失望，摆手让他走了。不想一参加共产党就变成了一条蛟龙，指挥红四方面军连战连捷，将之扩展到8万之众，成为兵力最强的主力红军。枯瘦的徐向前骑着他枯瘦的大青马，用马蹄叩遍了路边的每一块石头，用目光抚摸了两侧的每一个山头，终于为远来的日军选定了一个宽大的坟场——响堂铺。这里是东阳关和涉县敌人两个据点增援的最远处。日晚，部队秘密进入位于响堂铺村南的阵地。响堂铺村位于西起东阳关、东到椿树岭长达30华里的狭长地带的中心，邯长路就逼逼仄仄地横在村南深深的河沟里，河沟的南岸陡壁悬崖，人莫能攀，沟北侧是斜面的岗坡地带，可以伏兵。午夜，邓小平率师直队进到佛堂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通信兵飞快地在山与山之间跑动着，把电话线拉扯到各前沿阵地，黑色的电话线静默地潜伏在荒芜的石缝和野草里。771团、769团主力是第一梯队，埋伏于大道以北的后宽嶂村到杨家山一线，前者为右翼队，后者为左翼队；772团主力为第二梯队，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警戒，阻止由黎城和东阳关来援之敌；769团以四个连兵力到椿树岭与河南店之间，阻止由涉县来援之敌。另有一个排，把住附近响堂铺和前、后宽漳村各路口，不让村民出去，以免暴露目标。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白白，深夜又结了一层冰。天亮了，在雪地里埋伏了一夜的战士们纷纷用眼睛询问着。各连、排的主官开始做工作：钓鱼要看浮标，越沉住气钓的鱼越大。769团三营营长郑国仲在山坡的后沟里爬来爬去：“沉住气，我们徐总指挥判断不会错。”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大家还习惯称徐向前为总指挥。意外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771团团长徐深吉报告：“东阳关发现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突如其来的敌情！如果日军发现我军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就应该立即撤出阵地，另寻战机；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战机，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撤不撤？”电话筒烫得烧耳朵，更烧心。徐向前的两眼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大山，恨不得看穿敌人的企图。稍许，他说：“按原计划执行，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放下电话，马上派老参谋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换便衣飞奔到东阳关和苏家坟方向探听虚实。徐向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速去速回！”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猛劲儿地抽着……约两个小时，参谋回来了。情报正如大家所盼：东阳关方面，敌人没有异常；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好，太好了！”徐向前枯瘦的脸上凝着滴滴的冷汗。31日上午点多钟，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两个汽车队的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从西边慢慢开来，车屁股后面扬起滚滚黑烟。“……53、54、55……”769团团长陈锡联在心里数念着，数到第80辆，放过去，那是前边部队的早餐。再往后，就是自己的任务了。“砰、砰……”突然，南坡的远处打了两声冷枪，在山沟里回旋。是汉阳造的声音，不是三八大盖，能听得出来。日军先进的三八大盖步枪，响声清脆。而中国老式步枪，声音则显得沉闷、浑厚。
这两声冷枪是迷惑枪。军事家组织一次战役就是制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哪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留下瑕疵。徐向前在细节上是很注意的，如果用三八大盖发冷枪，日军马上就会怀疑是八路军大部队埋伏。而用老式步枪，日军则会认为是地方游击队，打两枪就跑，不足为惧。果然，日军上当了。汽车停下来，大部分日军都伸长脖子，向南山坡观望，并没有多少惊慌和戒备，又是小小游击队在捣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趁敌人注意力南移的时候，北坡的八路军大部队露出了头，伸出了枪，举起了手榴弹……沉寂的山沟一下子引爆了。步枪、机枪、掷弹筒、手榴弹、远处的迫击炮，一齐向山沟里喷火。汽车的油箱被打着了，军火被烧爆了，爆炸物四散飞迸，汽车轮子飞起数百米高，在空中旋转。大火熊熊中，八路军、游击队又冲了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肃清敌人，结束战斗，缴获武器。否则，日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一切都晚了。身处绝境的日军背靠背，围成一圈，挥舞着刺刀，拼死抵抗着。几个轻伤的日军，在山崖下剖腹自杀了。重伤士兵則央求同伴把自己拖进火堆，有的主动爬进了火海。指挥官中井少佐自知损失巨大，难逃罪责，命令士兵把自己人的头割下来，带走。有一个士兵腰里挂着几个人头跑了。……响堂铺伏击战组织严密，堪称精致。有一点可称遗憾。那就是八路军伤亡较大，达317人（日军伤亡400多人），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非正常伤亡。一个原因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差，炮兵观察员应随步兵先头部队行进，及时把步兵要求射击的目标，用信号弹报告炮兵阵地，这是一般的规则。但这次战斗进展太快，很快便与敌交叉在一起进行白刃战。步兵正在拼刺刀，后方迫击炮仍然轰炸，敌我俱伤。另一个原因是八路军缺少科学知识。180辆汽车中有不少没有爆炸，一部分战士把汽车油箱砸坏后，竟然用火把点汽油烧汽车。流淌满地的汽油以每秒钟20米的速度引起爆燃，又烧死不少人。180辆汽车如何处理？没有钳子，没有扳手，也从没听说过这些工具。附近的游击队员、农民纷纷上前，不会拆卸螺丝，就用石头砸，砸下的铁片回家做簸箕，打镢头。然后就是烧，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汽车们，一会儿就全烧化了，流成了铁泥。太可惜了，但没办法，敌我力量差距太大，我们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没有工业基础，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汽车对惯于山地作战的八路军来说是累赘，无法使用，只有烧掉。129师在邯长线上频频出击，使日军的这条供给线基本瘫痪。1938年4月初，恼羞成怒的日军聚集重兵对晋东南地区实行九路围攻，企图与八路军决战。此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分为东、南、北三路军，其中东路军由朱、彭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外，还有国民党李家钰（驻黎城）、李默庵、曾万钟、武士敏（驻子洪口）等部。抗战初期，正是国共两军合作的“蜜月”阶段，前线各部队相互配合，双方将领亲如兄弟，过年过节相互看望。4月15日，日军117联队3000人，带骑兵重炮至武乡县常乐村一带，129师主力及115师344团在刘邓指挥下，包抄急袭。国民党各部队也纷纷赶到，16日上午10时，全线猛攻，下午5时，结束战斗，共毙伤日军2200多人。常乐村之战后，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打击，破袭战不断。战线长，道路不通，电线中断，兵力不济，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日军不得不于1938年4月底退出晋东南。129师乘胜追击，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等19座县城。4月29日，第一次光复涉县。初试利爪一群头缠毛巾的乡下汉子，簇拥着两个骑马人，顺着河谷，向县城走去，踩着石头蛋，敲着锣鼓钹钗。响亮的声音在原始的山沟沟里传递着，从这座山梁到那座山梁。这是涉县县城光复的第二天。他们是去夺县衙的。这可是山里人开天辟地的大胆识。日本人撤出后，活动在刘家庄的中共县工委书记刘承栋和地方工作团团长马力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八路军打下县城，理应八路军派县长。国民党县长跑远了，县衙现在也空着，我们不如选个县长，坐坐县衙，造造影响，也好在山沟沟里打开局面。没有电台，无法与129师师部联系，也来不及骑马请示，两人大胆地决定，派王铮进城当县长。地下党员王铮当时正在附近的国民党骑四师做地下工作。他们连夜在偏城做准备，油印了出任抗日县长的布告，刻了抗日县长的公章，组织了100多人去护送。谁领着去呢？正发愁时，磁县抗日县长田裕民从辽县养伤经过刘家庄，他名望大，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又熟悉，是最合适的人选。刘、马二人反复做工作，好说歹说把田裕民留下了。日，他们动员了百余名积极分子，请了一帮吹鼓手，吹吹打打地上任了。不想，孙殿英已赶在了前头。原县长已无影无踪了，马上派林县县长张守魁火速骑马进城，转任涉县县长，张贴了公告，占据了县衙。人们纷纷站在城墙的垛口上，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了，八路军与国军顶起来了。队伍走到县城中心的县衙门口，国民党县长张守魁就走了出来，伸出手，欢迎说：“友军来了，进来喝茶。”大家面面相觑。马力想，既然来了，就得争一争，说：“我们八路军打下的县城，凭什么你们来当县长？”“咱们都属国民政府领导，统一战线嘛。”“国共合作，地位相同，为什么只能国民党当县长，不能任命共产党县长？”“这些民意可以向上反映。”……
双方谈判，互不相让。天暗下去了，马力等人紧急联系了一家椒店，给了店主十个银元，腾出两间房子，自己任命的民政科长、司法科长、财政科长等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抗日县政府就算成立了。县衙门口挂的牌子是“中华民国涉县政府”，王铮等人商议也应该制作一块牌子。当天晚上，找到一家棺材铺，选定了一块木板，漆成白色，请一位老先生，用正楷书写了“中华民国涉县抗日政府”几个字，第二天早起就挂到了椒店的门口。一个“涉县政府”，一个“涉县抗日政府”。一县双县长，老百姓可有了好戏看。每天谈判。说是谈判，其实就是争吵。吵也吵不出结果，边争吵边请示。几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出县长，相忍为国，但必须参加动委会，共同领导全县抗日工作。退出的当天，八路军工作团油印了几十张布告，写明自己的主张和决心，到处张贴，城门上、垛口上、树干上……涉县第一届抗日政府胎死腹中。人山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电刘、邓、徐：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队，也是可能的……23日，邓再次主持会议，布置向冀南、豫北各铁路沿线展开行动。26日，徐向前率第689、769团及第5支队进发冀南，于5月2日抵南宫，与陈再道、宋任穷会合。此时的冀南，三十多个县，敌我友三方交错，会道门组织及各色杂牌武装盘根错节。日军、伪军、义勇军、民军、保安队、六离会等，五花八门。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均在日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等地，在土匪及民军手中；南宫、巨鹿、清河、广宗等地，则为八路军领地。平原游击战能不能长期坚持，大家心里都没底。从红军时代，共产党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什么样的山都见过，山地作战指挥已经驾轻就熟，但在平原上还是第一次，怎么办？走在山路上，马蹄磕出的火花，默默地闪亮着，也閃亮在徐向前的大脑里……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徐向前都踏遍了，有高有低，有成有败，但都是教训和经验，都是财富，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是说不出来的。从一个寡言少语的文弱书生，到一位临危不惧的威武将军，这中间的桥梁，就是枪声、鲜血、生命。他一步步地跨过来，初则惊吓，继则忐忑，再则平静，现在已是理智了。一旦进入理智态度，就是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了。冀南是人口密集区，如果把最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推到抗日最前沿，变成一个个战士，这样，平原上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区域，不就是一座座无形的大山吗？如果拥有这样的“人山”，那不就是拥有了胜利吗？但是，如何造就这样的“人山”呢？徐向前到南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威县。威县位于南宫以南百余里，与临近的平乡县城都驻有日伪军200至300人，如能给这些日伪军以重击，对筑造“人山”，对扩大八路军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按徐向前的安排，这次战役是攻城和打援并重，同时进行。因为通过内线联系，威县城里伪警备局长和梦九已答应做内应。这样，可以轻易破城。另外，以769团在威县至平乡间的高阜镇设伏，伏击平乡出动的增援之日军。战役的部署是周密无缺的。但，出现了意外。一是战斗打响后，切断了日军电话线，日军派出两个骑兵火速出城向平乡方向疾奔求援。当进入769团区域时，被八路军战士击毙。让团长陈锡联大吃一惊的，死尸身上恰恰装着求援信。打援的任务，竟然被自己切断了。更大的意外在于，原来约定好的内应变卦了。当我攻城部队开始后，大汉奸和梦九不仅没有战场起义，反而帮着日军向八路军开火了。双方在威县城下形成了对峙。虽然出现意外，战果却也不小，把威县、平乡、临清的日军打成了惊弓之鸟，几天之后，相继弃城而逃，缩回邢台去了。威县战斗刚刚结束，在南宫东侧的小李庄发生了一起“六离会”会众枪杀八路军的惨案。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受徐向前派遣，率一支41人的队伍，携带唯一的一部电台，前往夏津地区开辟根据地。途经小李庄时，突然被数百个身穿红衣的“六离会”会徒包围，抢走电台，残杀30多人。尤其让人愤怒的是，六离会将送信八路军战士的耳朵割掉，扬言要与徐向前决一死战。六离会，是八卦教的一支。八卦分别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因居第六位，故称“六离教”，又因离象征着火，崇尚红色，故“六离会”教徒都穿红衣。抗战之前，六离会并不壮大，战争开始后，会首利用群众渴望安全的心理，喊出了“加入六离会，可以刀枪不入，过太平日子”的欺骗口号，使会徒骤然发展到60000多人。其会首李耀庭，是南宫县孙李村人，早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在吴佩孚手下当过旅长，后弃戎从商，富甲一方。据可靠消息，此人近来与驻威县日军频频接触，正在积极筹划组织汉奸政府机构。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鉴于“六离会”未曾公开投敌，其中受骗群众居多，采取的是争取和引导的方针。为此，陈再道和宋任穷曾多次上门拜访，但李耀庭反而视其为软弱，并诬蔑为“叫花子军”，终至发生了杀戮八路军的恶性事件。箭在弦上，引而未发，愤怒的徐向前再次想到了两个字：慎重。陈再道瞪大了眼睛：“到这种地步，还和他们谈判？”徐向前肯定地点点头：“是的，我考虑了一下，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唤醒受蒙蔽的群众，真正孤立死心塌地的作恶帮首。”陈再道说：“恐怕是对牛弹琴吧。”他的疑虑不无道理，徐向前已几次致信李耀庭，邀他到南宫见面，但他既不来人，也不回音。
徐向前有一种超常的大度：“好吧，他们不来，我去！”陈再道再次瞪大了眼。徐向前说：“你放心，他们刚刚杀了我们的人，心虚，不会再对我下手的，这正是我们发展群众的好机会。”他脑子里再次浮起了他的“人山”理论。5月14日，徐向前和陈再道、宋任穷带一个骑兵营来到了“六离会”总部张马村。果如所料，李耀庭躲藏起来了。徐向前召集附近村庄一些村长开会，一番教育之后，请他们转告八路军的几点声明：一、立即释放八路军被抓人员，交还电台和被害人员遗体；二、交出枪杀八路军人员的幕后指使者和凶手；三、解散“六离会”。李耀庭置之不理，躲在家里往外散发法帖，鼓动会员围杀八路军，活捉徐向前。一时间，张马村内外杀气腾腾，暴乱一触即发。至此，徐向前才确定诉诸武力，用电台急调主力部队靠近。包围完成后，向村里喊话，揭露李耀庭勾结日军的罪恶，命令受骗会徒们放下武器，停止对抗。李耀庭鼓动愚昧的会徒们，身揣符包，口含符诀，一窝蜂似地向八路军冲来。徐向前命令鸣枪示警，连连后退。岂料，愚昧的“六离会”会徒们竟然产生错觉，以为是自身的威力发挥了作用，越发相信他们刀枪不入，冲杀得更为凶猛了。机枪说话了。一番扫射，血肉横飞，会徒们面对着枪口，明白了形势，一个个跪在了地上。当天，徐向前在孙李村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了李耀庭和几个作恶的会首，宣布取缔“六离会”。八路军在冀南影响日增，各种势力纷纷归附，各县大都建立抗日政权。共产党在冀南搞得轰轰烈烈，蒋介石在重庆坐不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刘、邓、徐利用这片空地，竟做起了一篇大文章。合作以后，共产党力量发展太快了。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占了整个华北，并建了政权，更可怕的是军事力量，已发展了十倍。现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驻在重庆，公然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下发三个军九个师的番号，并与国军一般待遇，每人每月给养按20元配套。这样发展下去，自己不被日軍灭掉，早晚也要毁于共产党手中。1938年6月，蒋介石紧急任命鹿钟麟为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立即开赴冀南，收复失地，向日本，也向共产党。小平东巡冀南民谚：六月六，看谷秀。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轮廓基本形成，但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亟待解决。最突出的就是政权和部队建设问题。各县虽然都建起了抗日政权，但不少县由于共产党基础薄弱，抗日县长由原来的实力派——国民党员担任，这无疑与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思想是不相融的。还有，部队虽然扩大了，但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如何担当以后更重要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冀南数十个县，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机构。目前，公开以共产党名义建设政权不现实，与国共合作的协议相抵，如何建立一个既被国民党政府承认，但其实质又属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呢？只有这样，冀南才能真正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蒋介石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连连督促鹿钟麟赴任。鹿钟麟正在洛阳紧急招募人员，组织机构，筹备省政府。必须赶在鹿钟麟之前，把一切准备好，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国民党承认！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来了。这一天，是日。“病好了吗？”一见徐向前，邓小平便问。徐的司令部设在南宫县华兴烟草公司的一座小楼里，小楼是木质的，双脚踏上去，像鼓槌击打在鼓面上，“嘭嘭”直响。小楼门口还挂着另外一个牌子：“129师编辑部。”内部人知道，这是新成立的冀南省委，由李菁玉负责，专门筹划根据地建设的。为了顾及统一战线，共产党机构在社会上不易公开。徐的身体本来就枯瘦如柴，加上环境恶劣、水土不服，上个月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刘邓听说后，马上派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携贵重西药，到冀南治疗。“好了，彻底好了。”徐向前瘦弱的脸上汗涔涔的。“我看你还是虚弱。”邓担心地说。又回头对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李菁玉说：“你们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也要照顾好徐总指挥的身体啊。”“放心好了。”徐向前递给邓小平一把麦秸秆编的扇子，“一会儿，再尝尝南宫的大西瓜。”“要得，要得，我的喉咙早就冒烟喽。”西瓜端上来，大家边吃边谈。此际，徐向前的“人山”理论在平原上初步竖起来了。两个月来，不仅城乡各界抗日热情高涨，而且八路军的武装力量也已发展得十分庞大了，刚到时只有500人马，现在直接受129师指挥的就达20000多人了。“水深好养鱼啊，你们干得不错。”邓赞叹道。徐向前笑而不答。宋任穷说：“还不是因为你和刘师长筹划有方。”正在吸烟的邓小平连忙摆摆手：“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就这么点儿的个子，你是不是要把我拔高呀？”谈笑一阵后，邓小平和众人的脸上又恢复了严肃。是啊，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日军目前正忙于进攻武汉和陇海路，无力分兵华北。一旦武汉战事结束，必然回头争夺，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而且，国民党也不会坐视八路军在冀南发展，鹿钟麟就要来了。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的军饷为60万（法币），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办理。129师只有不足20万元，除伙食、弹药、服装等各种消耗外，士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1元，刘邓等旅以上高级干部才5元，与国民党最底层的士兵一样多。没有钱，难养兵啊！自己想办法，先把兵征集起来再说。没有军队就没有力量，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坚决，毫不含糊。
新老部队混编，老部队做骨干，以老带新，老部队中的副职和机关干部到新部队中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掌握部队。干部还是少，邓主张抽一批班排长，集中训练，放到新部队中当营长、连长。7月28日，邓小平主持的冀南部队整编工作结束：东进纵队第1、3团合并为新1团；第772团与东进纵队第2团、抗日独立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各分区基干队编入各县保安队及游击武装，分别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2、3、4、5、6、7、8支队和独立团。推出杨秀峰最关键的是建立统一领导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个主任公署需要蒋介石政府正式承认并批准，而且必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个难度太大了！只有一个合适人选。杨秀峰！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人，1929年留学法国，次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留学生和华侨进行救亡活动。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天津法商学院等处任教授。“一二·九”前后，参加文化界救亡同盟和华北各界救国会，深受社会各界爱戴。当时，北方局鉴于杨秀峰在河北的声望，批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设法回河北工作。其时，正值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张是河北博野县人，原系阎锡山旧部师长。冯、阎与蒋介石中原大战失败后，张回乡办“四存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张有抗日要求，邀请杨秀峰等平津学者到校讲演。张对杨秀峰的高尚品德和渊博知识颇为钦佩，与之结为好友。国共合作后，张为网罗人才，便报请上级，并于1937年9月中旬任命杨秀峰为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特派员负有动员民众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并在战时有任免县长的权力。他的工作区域为河北省阜平、平山、行唐、灵寿、新乐、井陉、获鹿、元氏、贊皇、高邑、临城、内邱、邢台13个县。华北沦陷后，张荫梧先到冀南，后到彭城，又到山西陵川，与杨秀峰失去了联系。但杨秀峰没有离开，坚持收拾局面。他按统战政策组织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区、村政权或区、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