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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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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年10月8日
最近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有增长无发展，即无法赶超，目前中国已陷入依附发展的陷阱。陷阱,是指被一种窠臼所束缚。模式和路径一旦形成，就可能成为窠臼。
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说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依附或模仿，从本质上道出了我国这些年的行为方式，也隐含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当你本身实力不够，没有足够的资金自己研发技术，就只能依附他人，委曲求全。
依附发展的关键词可找出如下词汇：依附，依附性，依附式，技术依附，资金依附，管理依附，知识依附，思想依附，政治依附，路径依赖等等。中国的依附式发展可以与全球化的浪潮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被深深地卷裹近来，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国式道路和中国式发展。
在以上诸词汇中，技术依附最重要，依附式发展的最突出表现也集中在技术方面。依附式发展会不会导致无技术的工业化？会不会阻断中国赶超式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技术进步通过出口结构变化可以看出来。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趋势上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线与GDP增长曲线，在1998年以前，运动方向相反，以后才出现了相同的运动趋势。这与我国研发投入较小、引进较大有关。我国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2000年以前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1％，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在2.5％以上。直到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10240亿元，占GDP的1.97%，这一比例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经济落后，最快捷的办法是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里，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三十年过后，我们发现技术是分层次的，发达国家不断淘汰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技术，发展中国家始终处在追赶的阶段，始终攀不上高技术的顶峰。这些国家即使再搭车，再依附，再开放市场，也仍然处在技术的低端。这种固化的格局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要摆脱这种国际分工需要另辟蹊径。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始终模糊不清的问题。以前有过“北京共识”等说法，但所有的阐释都没给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本人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主要走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依附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在贫困落后的状态下快速地、大量地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知识，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成了中国一大特色。缺点是收益大量落入外资之手，资源被外部廉价利用，行业和产业受制于他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人长期被定格在打工仔的地位。依附性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依附式国家的创新能力被抑制、被窒息，这些国家将长久被定位在附庸的加工生产者地位。
依附型发展的优势
现在让我们具体地分析这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先说优点。应当说依附这个词不完全是个贬义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个褒义词。对于文革之后的中国来说，生产技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大截，物质资源更是贫乏匮乏，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靠独立自主的模式去赶超，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走依附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发达国家，最大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源与技术。在这时，依附是一种技巧，一种韬略，是一种拿来主义。像卧薪尝胆一样，依附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就像老子的道家思想一样，人必须能屈能伸，国家也要能屈能伸。“曲则全，枉则直”，只有放下架子学习他人，自己才能快速进步，才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放弃阳刚、采取阴柔的做法。用阴阳五行之说来描述，如果说改开之前，中国过于阳刚，那么太阳之后必有太阴。邓小平路线就是一种阴柔之术。在这种阴柔之术的指引下，中国在物质面貌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六十多岁的这一代人都会感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像一片干涸的土地，改开之后，这片干旱的土地迎来了一场倾盆大雨。伴着全球化的浪潮，外部的资金、技术、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中国大地出现了万物蓬勃生长之态。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出现百分之十以上的高增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可以说在依附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东西方各国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中国迅速地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开始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在这一阶段，中国引进的外部资金直接和间接的大约有五六万亿美元，技术和知识无法用资金衡量，中国的GDP迅速地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如果没有这巨大的外力推动，中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达到今天这种程度。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依附式发展，中国的阴柔之术，的确对中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方法论上讲，依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没有卧薪尝胆，哪来越国的崛起，哪里勾践的雪耻！然而，到现在为止，依附式发展模式的优点正在逐渐消失，而缺点在日益显现。
日益明显的弊端
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外交上的附庸、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依附。然而，完全投降式的依附是不能被一个东方大国从文化和精神以及传统上完全接受的。如果这种依附是一种拔根式的依附，换种式的依附，脱胎换骨式的依附，那么这种彻底西化式的依附终会受到抵抗。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抉择，一种人拥护换种式的、拔根式的依附，彻底改头换面，从经济技术到文化全面依附和西化。这种人在全球化大潮的簇拥下不在少数。
另一种人的观点是：依附之中不失自我本色，依附是暂时的学习，是阶段性的方法和策略，一个大国总有大国桀骜不驯的个性，总有独立不羁的意志，总要有自己创新的高科技。
从经济效益核算方面来看，依附式发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由于过分注重国际分工理论，中国逐渐被定位于生产制造的角色和资源消耗型的角色，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大量廉价流失，技术研发被抑制，创新动力被窒息，生产利润大量外流。
目前，无论是国企部门和私企部门，都有依附性发展模式。而私企部门的外部依附性更强烈。某些私企甚至直接演变成外企，成了外资在中国赚钱的机器。阿里巴巴、腾讯、新浪、网易等IT企业就是些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企业的股权大多掌握在外资手中，这种状况造成中国经济所得部分外流，优质股权尽落外人之手。中国成为大而不强的国家。
1，技术依附的后果
中国一度想用市场换技术，但几十年下来，市场丧失了，技术仍受制于人。譬如，2013年，中国的手机产量占了全世界的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但手机的核心部件全部需要进口。我国汽车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40%，但大多数是外国品牌和外国技术，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不如说是“中国装配”。
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以推动产业升级。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有些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国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产业能力的薄弱也体现在出口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新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企业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接近90%。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在出口方面，国企的实际表现是“大而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2003年以来，全国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顺差，国企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
　　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外资独资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这些数字暴露出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自有经济技术的虚弱。到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2004年以后，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是，尽量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尽快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尽量缩短依附发展期，尽量利用本国资本，将打工变为创新。在这一点上，首先是国家要拿出全新的政策和方法。但遗憾的是，目前从理论圈到政府部门，没有多少人看清楚依附型发展道路的问题。
阿里巴巴国外注册、国外上市，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的漠视和歧视。是谁将“阿里巴巴们”逼上了洋买办的道路？
2，资金依附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个缺乏资金和资本的国家，百废待兴，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资金。于是吸引外资成了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制定了种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几百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一万多亿美元，间接利用外资总额也要几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是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实际上已变成了资金富裕和资本过剩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仍然没有变化，外资仍然汹涌地投入中国。直到今天，我国各地政府仍然有大量建设项目向外资开放。这些项目包括很多公营事业，长期投资。如自来水、煤气管道、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石油开发等等。
一些外国基金整天在中国寻找这些可以长期获利的行业项目进行投资，而国内的很多资金却在闲置着睡大觉。更有一些国内资金静悄悄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一边向国外招商引资，一边让国内资金大量外流。
中国的民间资本形成不了强大的投资力量，有影响的、有规模的民间投资基金没见有几家，而富人资金外流的现象却很严重。挣了钱就跑，贪了钱就跑，成为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至今没有摆脱掉资金依附的特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买主，在政府层面已经成为国际债权人，但民间的资金依赖和依附仍然是严重的。阿里巴巴等公司美国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
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十年来，对外资企业放开的领域，在技术领域基本上是沦陷区。譬如汽车行业，对外资完全放开，任人宰割，结果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汽车业，汽车业的利润尽落外人之手，造车技术基本上全掌握在外资之手。从上汽到一汽，全成为外国汽车的组装车间。
这种发展既丢了市场，又没了技术。中国汽车业的发展道路是典型的依附式道路，有增长无技术的道路。中国的汽车生产越多，外资拿走的利润越丰厚。德国大众三十年来从中国赚走的利润不知高于投资的多少倍。
与放开领域完全不同的是那些未放开的部门。如铁道，铁路产业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经过消化技术，创新和研发，终于打造出自己的高速铁路，并且领先于世界。航天部门的经历更不要说了。
汽车和铁路、航天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两种决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依附式发展道路，一种是独立自主式发展道路。模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航空部门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开始研制大飞机，但错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使现在的国产飞机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科技工作者不断加强原始创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例如，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八光子纠缠态、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飞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研究装置、上海光源等都拥有了自己的高新技术。
为了抢占未来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国已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技术，实施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目前已取得了重要进展，高质量地建成了一批大科学装置，显著提高了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目前最令人鼓舞的技术进步都在国家层面上。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实现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运行服务。“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海试成功突破7000米。与风竞速，我国高铁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提升“中国速度”。
较为薄弱的是民营企业。2012年，国家安排了1701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165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28个，累计建设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49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80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87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137家。
与此同时，为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了102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近290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238家。对比1万多亿元的研发资金，区区三百亿对民营创新企业支持，数额是太少了。其实民间有很大的创造力，许多民间个体发明家都在发明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产品，但他们往往囿于资金的匮乏而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
我认识的广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针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发明和研制了一款空气清洗器，性能良好，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研发资金已花掉三百多万，要投入市场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时候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
前些年里，把商业性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完全推给市场，是极其错误的做法。现在必须扭转科研资金只在国家部门转的现象。浙江吉安一家小企业通过十年摸索探试，生产出了一款踏板式电梯，填补了电梯领域的空白，为老旧公寓楼的居户带来福音。事实证明，小发明也能做出大文章，小产品也有大作为。
IT企业大部分落入外资之手，已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政府从今天开始必须重视民营企业，扶持科技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新兴领域。
发件人：陆一&.cn& +(由
帮助)收件人：陆一&.cn& +时 间：日 16:47 (星期四) 深圳口述史
开荒牛的春天：乔胜利口述蛇口改革细节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1986年，仲大军先生到蛇口采访过乔胜利，但乔胜利之后不久就下海经商去了，放弃了仕途，最后也没在商界成功，成了一个遗憾的人。借鉴乔胜利的经验，特发出这篇文章。
蛇口改革往事
----蛇口“试验田”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
&&& 口述时间：日下午、12日下午
&&& 口述地点：蛇口招商局广场17楼会议室
深圳晚报编辑： 陈琳君
&& &乔胜利：1947年生于河南新野，1980年初调到深圳。曾任深圳市委常委、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1987年，在蛇口工业区改制后，出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 &深圳晚报：曾出任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乔胜利与袁庚曾被称为蛇口的“一老一少”，是蛇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经由他口述回忆蛇口改革的种种细节，如今看来仍然百转千回，充满戏剧张力。我们从乔胜利的描述中，可深深感受到第一代特区“开荒牛”对深圳的历史贡献。毕竟这是他们用一生的奋斗突破实现的。我们不仅不能遗忘这些“开荒牛”们，更要向改革的先驱们致敬。
1979年底，我从南海舰队转业后，被分配到了交通部所属的广州远洋公司。上班刚3个月，恰逢交通部要在内部选调一批干部派往蛇口工业区工作。我有幸被选上了，心里十分高兴。
因为当时我太太在香港新华社外事部工作，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带着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卫奕信（后来也成为港督），在香港新华社官员的陪同下，造访了蛇口。我太太作为随行队伍中的一员，她不仅拍了许多照片，而且还亲耳聆听了袁庚同志对蛇口工业区发展远景的介绍。
后来，她把记录了蛇口最原始状态的照片和她在蛇口的所见所闻与我分享，引起了我对蛇口的浓厚兴趣。现在我有了去蛇口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别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服从组织的调动，到蛇口去工作。
忘掉旧的思想方法
1980年1月，我到了蛇口，映入眼帘的到处是荒地，有的地方杂草比人还高，草丛里蚊子不仅多，个头还大。有一次我抓了一只蚊子，连腿加翅膀有1.5厘米那么长，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面，饿了3个月居然还活着。
我到蛇口后，被安排主管工业区的人事工作。记得我到蛇口的第7天，蛇口工业区创始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找人把我叫过去谈话，那是我第一次见袁庚。见面后，袁庚问：“你就是小乔？”我点头：“对，我就是小乔。”他说：“我是袁庚。”我说：“首长好！”袁庚示意我坐下，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人。我没想到，袁庚对着我，一口气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
&& &照片：早期的蛇口有六湾，湾湾相连，后被裁弯取直，图为3湾至6湾原貌。
一开始，他说：“小乔，你从大陆的那一边走到这一边，你要把那一边东西统统忘掉。”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袁董，我听不懂你讲什么。”袁庚耐心地跟我解释，他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讲起，讲为什么要在蛇口办一个开发区。他说香港的地价已经是寸土寸金，招商局在香港有很多实业，需要一个生产成本低的地方。经过一年的考察，招商局选中了蛇口，打算把招商局的造船业、服务业都搬到这边来，把这里建成与香港同等生活水平的地方。
袁庚眼带笑意地看着我，说：“小乔现在你来了，就要参与这项工作。我了解过你的个人情况，你在南海舰队当过干部。你要把你过去做干部工作的那一套思想、方法通通都搁到‘博物馆’去。到这来以后，要有一套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里不搞论资排辈，要发展，才能把蛇口干起来。”
与袁庚同志谈话的情景，我至今仍铭刻在心。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心按袁庚同志的前瞻性要求，探索如何用一套新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来促进蛇口的发展。期间，虽曾遭遇过不少困难、困惑和压力，但我的初衷始终不改，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了今天。
先行探索社保改革
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后，引进了很多三资企业，这些三资企业的员工是由工业区代为招聘的。虽然当时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这些员工老了以后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国情为：无论是党政机关、国企还是集体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一律都是由原工作单位来承担。但如果工业区内的三资企业也要照这样做的话，来投资的老板们肯定会被吓跑的。
带着这个问题，1981年我们派人到新加坡和香港进行了专题考察，回来后又与工业区内三资企业的老板们协商。经过多次沟通，最后商定：企业员工每工作一个月，所在企业就必须提供一个月的退休保障金。除此之外，企业还要从员工个人的工资收入里面提取一部分，作为退休保障金的一部分。
自此，蛇口工业区的每位员工都有一个永久性的社保账号，员工在工业区内的企业之间流动时，可以连续计算。
社会保障金开始积累后，我们又考虑如何将这笔资金用活起来，不能让它躺在银行里面睡觉。我们工业区的研究机构绞尽脑汁，研究讨论如何让钱既能保值又能增值，将来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积累。有一次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来蛇口公干，我们谈到了此事，彼此都有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定蛇口工业区占51%股份、工行占49%股份，于1988年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由此，蛇口工业区不仅在国内社保领域进行了先行探索，同时在中国商业保险领域开创了先河。
住房商品化改革原点
如果要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定一个原点，我可以肯定地说：1982年，蛇口。
在此之前，我们国家的住房制度基本上是以单位分配的方式。而当时随着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发展，工业区内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对住房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如果所有的住房都由蛇口工业区来分配解决，无疑压力巨大，而且不现实。
当时我们就在想，如果把分配住房改为卖房的形式，把单纯的投资建房变为投资回收后滚动建房，不失为一种解决建房资金困难的方案。根据当时工业区员工的人均收入情况，我们考虑要让大家不仅愿意买房，还要买得起房。我们一方面是宣传住房改革的意义和好处；另一方面集思广益，探索制定了职工住房买卖的相关制度。
大体上说，蛇口工业区的住房商品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房价低于造价，而且土地不做价。我们建起的第一个住宅小区是水湾头小区。因为要鼓励职工买房，所以首先我们要求工业区的干部带头，水湾头小区又被蛇口人称为“中南海”。当时建了8栋共计一百多套房子，建筑成本大约要每平方米700多块钱，这里没有包含土地价钱。但是房子卖出去时每平方米还不到700块钱。
第二阶段是按照房屋造价作为售房价格，土地仍然不做价。
第三阶段是房屋造价加上一部分的土地成本，作为售房价格。
第四阶段才是土地的成本加上房屋造价再加上微量的利润。这时候已经将近90年代了，不再有补贴的因素，房地产也有了造血机能。蛇口工业区的职工住房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经济的最早雏形。
大胆创新干部制度
1983年，蛇口在全国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是取消了干部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局级、处级还是科级干部，从内地到了蛇口以后，行政级别都被“冷冻”到个人档案里去了。这里不管年龄和资历，评判的标准是能力和业绩。
蛇口工业区的做法当时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有不少人强烈反对：“人家在内地好不容易升到了局级，到你蛇口后说取消就取消了。”因此有一些人不敢来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来到蛇口，他们认为蛇口这个地方不看级别，不论资排辈，讲究的是能者多劳，是实现自我理想之地。
当时尽管想来蛇口的人很踊跃，但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是有组织的，想随意调动单位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最初做人事工作时，想调动干部必须跑到北京去，通过中央组织部，用商调的方式，才在交通部的内部系统调用了一批工业区急需的专业干部。
蛇口作为一个开放的工业区，材料、电子、轻纺、服装等各行各业都有，仅靠从交通部内部调动干部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为了开拓干部招聘渠道，我多次去中组部汇报情况，恳求支持，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亲自接见我时承诺：第一，蛇口需要的干部，一定会帮忙解决；第二，蛇口最初提出的在全国登报招聘的办法暂时不可行，这样做恐怕会把干部队伍搞乱。
后来，中组部想了个办法，给蛇口工业区开了11封介绍信，除了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云南这些经济相对不发达、人才本来就短缺的边境省份外，同意我们到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内陆城市去进行干部招聘。凭着这11封介绍信，我们的足迹遍及了上海、天津、湖北、四川、辽宁等11个省市。等第一批招聘的人才到岗后，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再推荐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学来到深圳，壮大了蛇口的建设队伍。
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全面放开干部招聘的限制，但我们提前了将近10年就开始了干部招聘的尝试，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开创民主选举干部先河
1983年起，蛇口工业区党委做了一个当时在国内绝无仅有的大胆举措――对工业区最高管理层的任用，不再由上级党组织委派，而是由工业区的干部、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为了避免有的基层员工不了解情况，对候选人的提名出现过于分散、盲目的情况，我们先设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多从对工业区高层运作情况较为熟悉的、工业区直属单位的经理助理或技术员以上的干部中产生。候选人同时要符合“大专以上学历，并在蛇口工业区工作满一年”这两个条件。此外，还要求有10个人联名推荐。
推荐出的候选人名单，通过《蛇口通讯报》进行公示，再由工业区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人手一票对准候选人进行选举。名列前11名的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这11名正式候选人要就工业区的建设发展，公开在群众集会上发表30~35分钟的施政演讲。这种集会，无论有无投票权，只要对此感兴趣的群众都可以前来旁听。候选人发言之后，还得有20分钟留给群众提意见，接受质询。就算没有人提问，候选人也得在台上坐够20分钟。
我有一位助手，当时主管工业区的城建和土地，十分能干。已经成了正式候选人后，我知道他性子急，在上台前，我特意嘱咐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回答群众的问题，无论多尖锐也要耐住性子。他表现出信心满满：“放心吧，我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定会被选为正式的班子成员。”
在第一轮演讲结束后，群众都为他鼓掌。但在最后20分钟的环节，有一个小伙子请他回答是否有以权谋私给自己的弟弟做工业区的工程。结果他一听，“啪”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的老母亲哭着让我给弟弟干这个工程，我没有利用我的职权来谋私，可是为什么别人可以到工业区来做工程，而我的弟弟就不行？”听他这样一讲，我知道完了，选票没了。
最高管理层的民主选举，让选出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和认真程度也是没得说的。除此之外，每年都还有一次小“地震”――这些人要向全体员工和领导进行述职，如果有一半员工否定你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就要集体下台；如果有一半人否定某一个人，这个人就要下台。因此，监督蛇口工业区高层管理人员的不完全是纪检部门和上级党委，更重要的是几万双雪亮的群众的眼睛。
让蛇口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
蛇口工业区从1981开始办小学，1983开始筹办中学。
1993年，教育部一位80多岁的老专家到蛇口来，当时是我陪同他看了蛇口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当时育才中学升学率为99%，而学生每年只需交几块到十几块钱不等的学费，老师的工资和学校其他开销都是工业区每年拿出一定额度的资金来托底。为了鼓励老师安心教育工作，老师的工资还比工业区员工还要高10%~15%。
他惊奇地问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既然不为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办学校？还要把学校办得那么好？”我笑着说：“我做这件事其实是占大便宜了。”
我讲起我刚主管人事工作时，有些干部、员工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耽误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希望工业区尽快把学校办起来，让蛇口好不容易聚集起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真正安心留下来。
我说，我要为在蛇口出生的子弟办最好的幼儿园，让他们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因为工资高，我们吸引到了大量优质师资，例如当时甘肃丝路花雨剧团一位女舞蹈演员和她先生都是当地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但愿意调到蛇口来当幼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因待遇好，自己安居乐业，同时还能使我们的子弟从小就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说，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但大学是国家办的，让我们的子弟从小热爱蛇口，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又回到蛇口，那我们的劳动力不是最棒的吗？我不仅没有吃亏，还沾了国家高等教育给我培养人才的光了。
顺势创办招商银行
我在蛇口一直干到1995年，才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期间，我还参与了蛇口的另外一件大事――筹建招商银行。在早期，蛇口工业区成立了一个内部结算中心，在调整资金的运作、使用和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内部结算中心的局限性比较大，因而我们在此基础上，专门成立了一个财务公司。两年多后，我们发现财务公司也适应不了工业区的快速发展。
由于蛇口工业区有大量资金需要周转、筹措和流通，当时就思考最好有一个银行来配合。但企业办银行在国内还没有先例，经过大量政策研究与多番争取，加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等领导的支持，1987年，招商银行正式成立。在运转的初期，招商银行又得到了交通部的大力支持，逐渐发展壮大。如今招商银行已经从蛇口一隅走向了世界，成为一家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性商业银行。
希望特区开荒牛不被遗忘
30多年前，袁庚同志与我被人并称为蛇口的“一老一少”。如今他已接近百岁高寿，我也白发苍苍，我们被历史潮流推到了改革舞台的最前端，但在我们身后，还有无数的“开荒牛”。
这些当年的特区的“开荒牛”们，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奉献了青春，挥洒了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开荒牛”们因为知识结构、年龄和身体以及传统的工作方法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等，逐渐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不少“开荒牛”还生活在社会底层，晚景凄凉。
我呼吁社会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关心，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至少要让这些“开荒牛”感到，他们为之付出一切的城市没有遗忘他们；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仍然铭记着他们的努力。没有这些“开荒牛”，就没有后来的蛇口，也没有今天的深圳。中国一幅幅激动人心的改革事业长卷中，永远不会抹灭当年特区“开荒牛”的身影。
&&&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易萍萍 刘姝媚 前期统筹：越众文化
后期统筹：赖丽思）
揭秘邓小平在1984年到特区时的蛇口之行细节
小平定调蛇口为改革的窗口
&&& 照片：日，邓小平与袁庚（左三）、乔胜利（左二）等亲切交谈。招商局档案馆供图
1984年，蛇口工业区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已初具雏形。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关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对我们造成了较大压力。蛇口工业区作为特区中的特区，自然成了这场大争论的焦点，我们这些工业区的建设者感到了阵阵寒意。袁庚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憋着一股劲，我们都知道特区只能做好不能做差，只能做成不能做败。我们没有退路。
&&& 就在这个“寒冬”，1984年1月，小平同志来了。
亲自向小平同志汇报
那时，小平同志是带着家人来深圳休假的，随行的还有杨尚昆和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家人。当时省里、深圳市都高度重视此事。1月25日当天，市委常委给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当晚，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给我打电话询问准确情况。紧接着，我试探道：“今天常委汇报的怎么样？”他说：“今天给老人家汇报了一整天，汇报得身上发冷。”经他这样一说，我也不由紧张起来。梁湘接着说：“老人家听一整天汇报，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既不问话也不插话。”我听后心里一沉，明白第二天小平同志到蛇口，对深圳，对蛇口的意义是何等重要。我一再跟梁湘书记打包票：“您放心，蛇口的汇报一定会很完善。”实际上，我没有准备稿子，因为准备汇报的内容都是我在蛇口亲历亲为的，早已深深刻在脑海里了。
第二天，小平同志到蛇口后，我们没有马上安排汇报，而是陪着小平同志、尚昆同志和王震同志三家人，由省里、市里的领导陪同，去看工业区的工厂、码头港口，最后我们登上了蛇口微波通讯站的山顶远眺，蛇口全景尽收眼底。
蛇口码头边有一栋办公大楼，是叶剑英题的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我们在8楼会议室里进行了汇报，里面挤了300多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汇报。
袁庚同志先汇报了约40分钟，然后他指着我说：“小平同志，这是我们蛇口工业区年轻的党委书记。”（其实他才是党委书记，我只是副书记，我猜他这样讲是为了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毕竟我那时才37岁。）“下面的工作就由他向您汇报。”他把话茬转给了我。
我胸有成竹，把蛇口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概括地汇报了后，小平同志问我：“你那个资金从哪儿来的？”我就老实地回答：“主席啊（小平同志为时任军委主席），香港招商局作为我们的老子，从香港调了6000万人民币外汇。这5年时间，从1979年到1984年，我们没有向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财政要过一分钱的建设资金。”
小平同志说：“你这个地方建成这个样子，6000万元怎么够啊？其他资金从哪儿来的？”我就告诉他说：“其他资金是我们引进的外资。”
小平同志立即高瞻远瞩说：“你这个地方是个引进外资的窗口。”这话等于给蛇口定了性。
小平同志又问：“蛇口工业区目前的工业产品，都是外销还是内销？”我报告说：“80%外销，20%内销。”
“国内那么大市场，你为什么不内销而要外销？”我向他解释：“外资企业进来投资，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用的都是外汇，如果他的产品都卖到国内，他得到的是人民币，那他们在国际市场上付出去的外汇就无法平衡了。”
我又进一步向小平同志汇报：“我们要求工业区内的外资企业向我们支付土地和厂房的租金以及员工工资都是用外汇，我们发到员工手上的时候是人民币和少量的外汇，中间的外汇额度就交给国家了，等于在给国家创汇。”
小平同志听到这里很兴奋，紧接着又问：“外资企业在你这里办，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说：“这个好处太大了。一方面解决了员工就业；另一方面，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董事长、总经理是外方派来的，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是我方派去的，我们的人可以向人家学习怎么在国际上做生意，这样等于给我们培养管理人才。而且，外方的设备搬进来后，不可能再搬走，同时新技术也进来了。”
听到这里，小平同志立即又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这里是一个引进国际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的窗口。”
后来大家熟悉的小平同志关于特区的四个窗口作用的论述，最早就是小平同志在蛇口听我们汇报后高度概括出来的。
被小平点名上北大
我一边汇报一边注意观察小平同志的神态，看到他脸上的兴奋，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我汇报的声音比较洪亮，但老人家听力不太好，基本上是我讲一句他女儿重复一句，这样听了一阵之后，小平同志觉得不舒服，于是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汇报。
当天汇报过程中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到最后问到了我的个人情况，包括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到蛇口后的工资收入。最后问到：“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开玩笑说：“主席啊，‘文革’期间，您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没书读了。”事后梁湘书记还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说他被打倒了呢。”
但我说的是实话，当时小平同志管教育，他被打倒后，全国高校不招生了，我高中毕业之后正遇上征兵，就到海军来了。我如实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小平同志，还说我在参加香港那边的工商管理函授课程。他一听，说：“好。这个课程你一定要把它完成。你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北京去补上这一课。”我心里很清楚，他说的这一课是指高等教育。
他这一说不打紧，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突然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让我到北大读书。我在北大经济学院读了4年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后来得知我是唯一一个被小平同志点名成为北大学子的人，这份厚爱我至今铭记于心。
在北大的学习经历对我日后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在读书，工作也没丢下，每逢大的会议还会从北京赶回蛇口参加。毕业后，恰逢蛇口工业区改制，我出任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其实汇报那天，袁庚同志还趁机提出：“我们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引起全国的争论，您认为这个提法对不对？”当时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表态。等他回到北京召开中央全会时，他提到：“蛇口提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从加强时间观念，提高工作效益，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强调的。”从侧面肯定了蛇口，争论才至此平息。
汇报结束后，小平同志一行还到工业区利用邮轮“明华”号改造的旅游景点“海上世界”参观休息，并为其题词。据了解，这是小平同志唯一一次为一个企业题词。然后才在南海舰队的护送下去了珠海。可以说，小平同志那一次到蛇口视察，决定了特区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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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以求自肥。Amsden则明确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中国出口导向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阻碍中国的赶超。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极大削弱，导致“发展空间”严重萎缩，而在此前后，中国的“强国家”自身也发生了软化，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推动国家的自主振兴。因此，虽然全球化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中国奇迹”，但它没有使中国成长为战后德国或日本那样的新兴工业强国，也未必能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
　　笔者曾撰写专文，阐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动机，指出，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惜代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是，笔者认为，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决意实施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非1990年代经济改革和工业化成功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中国漠视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和牺牲自主发展(放弃进口替代)的片面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造成了内需的相对萎缩和工业化徘徊不前，以至于到1990年代末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然而，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刻忧虑，中国的决策者非但没有反思既往改革方针和发展战略的不当，反而坚信，只有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才能换取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从而恢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对“中国奇迹”的两种解释
　　不计代价加入全球化标志着中国外部整合发展战略的极端化，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政治理性做出的重大决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赢得了这场风险极高的经济赌博，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震动世界的报告，称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在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企业也变得“更大更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约从2005年起，中国崛起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之说日益风靡全球，“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共识。
　　海外学界对所谓的“中国奇迹”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市场自由派认为，“经济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在其看来，中国模式本身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不过是遵循了全球化的逻辑，19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起飞的奥秘也在于此。市场怀疑派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对自由主义全球化――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主张放任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加以抵制的结果，中国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产业政策)以及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有效化解了全球化对本国产业的冲击。
　　上述两大主流观点的缺陷显而易见。前者试图以中印等极少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来彰显全球化促进发展的功效，却不解释为什么同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其他诸多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陷入了严重困境，这样的样本选择明显有失精准。如果说全球化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美德日等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取得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成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可见，全球化既非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便把中国看作是全球化促进发展的成功例外，全球化事实上也并未完全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诚然，全球化与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衡量经济成功的唯一指标，因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既意味着减贫，更意味着赶超;经济增长会带动减贫，却不一定能自动导致赶超。赶超是指后发国家通过取得技术的自立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赶超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这是国家崛起的真实基础，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国虽然历经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庞大，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产业升级迄今仍困难重重。中国当局坦承，既有的发展模式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经济转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既然如此，谈何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成功?
　　市场怀疑派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左翼“国家中心论”，这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的冲击中胜出，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力量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在干预经济的同时逐步有序地开放国内市场，也就是“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这种将中国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内国家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与“对外浅度全球化”两厢结合的理论化概述，既未弄清中国威权国家的实质，更无视中国已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客观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十分强势，可这是个何种意义上的“强国家”?事实上，在与经济转型、自主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制度领域，如保障民权、促进社会公正、遏制腐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政府恰恰表现得不似一个强国家，而与一个失败国家无异，此其一。其二，(经济)国家主义未必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它同样可以和经济自由主义共存，作为“强国家”的英美就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通过强大的政府力量推行新自由主义。中国在入世后不但强力实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继续推动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中国以国家主义方式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明证。不可否认，中国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全部政策主张，如在入世后不但没有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反而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包括在局部领域支持大型国企的扩张，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问题是，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促进赶超抑或其他?在深度全球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又何以实现以自主发展为取向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入世以来的发展绩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鉴于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本文将通过对国内产业创新能力的考察，来探究全球化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装配”――低端制造的世界中心
　　1.全球化对发展构成的巨大挑战
　　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苏联集团国家被整体纳入了西方体系;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它所代表的发展模式的终结，不少拉美和非洲国家在经历了战后发展的挫折后，在美国的诱压下也不同程度地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加入世贸，意味着作为共产主义最后堡垒暨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最终纳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至此，全球化真正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全球性自由主义经济浪潮，这是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美国和欧盟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治推动者。发轫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提高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在经历了规模空前的跨国并购之后，世界产业竞争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西方跨国公司凭借其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获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被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后，“发展空间”急剧萎缩，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冷战后期(1960年代~1980年代中期)以进口替代和赶超为目标所成功实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在WTO规则框架内已然非法。中国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才开始经济起飞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即面临日趋不利的发展环境，随着冷战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后发国家全面赶超西方已变得极度困难和不现实。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有可能凭借其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和庞大的市场规模，通过内部整合实现工业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换言之，经济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
Joon-Chang)指出，“几乎所有的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可以成为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例外吗?
　　全球化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和创新分离开来。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供应链(global
chain，亦称全球价值链)最终形成。空前的市场开放加之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理想的生产场所。为追求全球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中国由此而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作为所谓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提并论，不过是全球供应链延伸出的“世界组装车间”。
　　前文提到，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工业化彻底消除贫困，实现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国际经验恰恰证明，“工业化的发生几乎全部是依托于本国企业而非外资企业”。由此可见，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立足于自主发展，也就是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指引，扶助本国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调自主发展不等于主张闭关锁国，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幼稚产业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不因各国的制度选择而异。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产业升级是工业化的必经之途。所谓产业升级，指的是本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由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型。由于工业化体现为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本国上下游产业部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前后环节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即内部整合)，就构成了国家自主发展的基础。换言之，自主发展代表着基于内部整合的工业化过程，它意味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内产业而非外资产业始终牢牢控制着国内市场;市场控制的前提是产业控制，也就是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以及终端集成。本国企业能否在这两大环节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技巧，是决定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成败的关键。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工业发展面临两大严峻挑战：外资的优势以及国家政权的“软化”。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坚持本国产业自主振兴、严防外资控制本国经济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增长不计代价引进外资。其结果是，外资仅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到中国入世前的1998年)就基本完成了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取得先动优势。可是，中国的决策者为刺激经济增长，不惜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以换取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一旦加入WTO，即开始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这两大协议是投资自由化的基石，目的是令产业政策有名无实，从而根本否定进口替代。大规模投资自由化意味着，除了在极少数未开放的领域外，中国政府很难再通过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比例、外汇平衡以及技术转让等产业政策要求，来促进国内产业的前后整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这对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强大技术工业基础构成了制度性障碍。然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内部整合的削弱却极有利于拥有“3G”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及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达到全球规模经济，进一步加强其全球竞争力，并迫使国内企业在已成为“全球公平竞技平台”的本国市场与之“平等竞争”。这正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魏德(Robert
Wade)所担心的“更多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产生更多的内部整合，反而会导致内部整合恶化”的情形。
　　2.中国强国家的软化
　　内部整合是自主发展的基础，全球化对外资既有优势的极大强化显然不利于中国的自主发展，这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功能被全球化规则所削弱的结果。可是，发展恰恰离不开强国家，这已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中国的问题在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自主性下降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政权自身也发生了软化，而这又矛盾地伴随着其对内的国家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权力急剧扩张，中国的国家之“强”最典型地体现在其强大无比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控制社会的能力上，这也是多数国家所没有的“体制优势”。但与此同时，政权的软化特征也日益明显：政令不畅、猖獗的腐败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等，令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党国权威体制千疮百孔。
　　国家政权既强也软，这对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关研究指出，强国家因追求的目标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发展结果。“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以求自肥”。Amsden则明确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强国家之所以可能兼有软国家之特征或发生软化，从根本上可追溯到学术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本身是不是具有腐败或掠夺的天然倾向。从经验上看，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对国民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榨取其实相当普遍，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成功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赶超阶段)不是民主政体的原因(美国是唯一的例外)。东亚发展型国家就曾严厉压制劳工运动，以此降低成本和稳定秩序，但此种“国家掠夺”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赶超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而令国民做出的牺牲，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对腐败的打击也是相当严厉和有效的。相比之下，拉美国家1960年代~19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恰恰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以及动辄为民粹主义所裹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中国超强国家能力的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无度扩张，这是中国威权政府在经历了1989年全球事变后的一种本能反应。出于政权自救的目的而动用国家力量强力推动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国家掠夺”性要远甚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威权政体。然而，中国的国家目标却发生了极大的扭曲。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官僚集团逐步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集团”，这令国家完全沦为了官僚集团的工具，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大肆攫取首先是为了满足官僚集团的贪腐需求，故中国的官场腐败程度比之东亚发展型国家要严重得多，而其发展意志却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如果说1990年代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多少还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变相实施进口替代，那么，为加入WTO而接受异常苛刻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条件、尤其是放弃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国产化)和“技术转让”等要求，则表明中国当局已完全丧失赶超的意志和信念。
　　既然中国当局无力约束腐败，更欠缺发展意志，那么，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事实上，“谋求自肥”和“追求发展目标”这两方面特征在中国的国家角色上都有所体现。一方面，官僚集团不懈地追求“发展目标”，这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使然，只不过官僚精英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增长而非赶超，他们将二者混为一谈，是源于对现代化的真实内涵不甚了了，因而天真地以为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工业化。对其而言，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即他们所理解的“发展”(工业化)――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政治正确，也合乎其高度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本能。另一方面，面对自上而下“强制增长”的政治高压，官僚集团正是在“自肥”的机制驱动下，以“追求发展”为名，通过寻租(包括制定对外资有利的政策法规)、对国民财富的巧取豪夺以及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才有了极大的动力。
　　无论如何，发展意志的欠缺以及国家目标的扭曲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的“强国家”无意于自主振兴，已然从发展理念上抛弃了经济民族主义。这部分与外力的诱压有关，但更主要的是1989年以后中国政治自我演变的结果。中国特定的政权体制也对自主发展构成了强大排斥。自主发展有赖于内部整合，内部整合意味着经济发展将由内需主导而非依赖出口。有鉴于此，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内需主导的自主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执政当局适时实行开明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共存的现代法治国家。这显然不是中国威权政府期望实现之愿景。既然国家不再以服务多数国民的利益为宗旨，则难免为包括官僚集团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在内的权贵集团所挟持，但权贵集团(主要是官僚集团)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条”和“块”的利益子集团所组成的混合体，故而国家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在所难免。中央政府在国家行政治理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地方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利后果较之“部门化”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内部整合首先要求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这是本国产业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所必需的，而市场的统一恰恰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其实质是中央权威的衰落，这是行政分权与国家利益虚空化(国家被利益集团俘获)共同作用的产物。1980年代实行权力下放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种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政治联邦制之实，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十分不利的制度结构，那就是它与1990年代以来的GDP决定官员升迁的考核机制相互作用、彼此加强，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分割(“经济巴尔干化”)和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1994年实行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未能根本改变这一格局。政令不畅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无力推动内部整合(假设它有此意愿的话)。多年来，许多人主张中国应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政治联邦制。问题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联邦制是否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大可值得怀疑，因为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通过宪政构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情况下，进一步下放权力势必造成“政治藩镇”的局面，这不但会危及国家的政治统一，也会令国家在市场统一的基础上实施产业振兴的目标落空。
　　既然经济联邦制的格局已然成型，那么，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即直接掌控本地资源的地方当局自我演变为一个地方发展型政府，来推动本地产业的自主振兴? 萨恩(Thun)认为，中国唯一够资格称得上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地区就是上海。但笔者以为，所谓“地方发展型政府”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原因有二：其一，在自由主义全球化已成为唯一“政治正确”的发展选择的情况下，上海地方当局同样没有发展意志，其“国家主义”仅仅体现在更高效率地推行经济自由化方针上，这可以从上海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市场高度依赖的实际后果上得到验证。其二，由于上海的发展必需依托广大的腹地，如果上海推行某些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不但会激起其他省市的报复性政策反弹，也会招致受到国际压力的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
　　由上述分析可知，强国家“强而不软”是实现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强国家的关键在于强中央，即有一个具有坚定发展意志、能够确保国家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侵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强中央”不但有责任推动国内市场统一，还须制定出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可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必须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变形，以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令产业政策归于无效。中央政府统一实施产业振兴，就是要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来推动本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此提高赶超的效率和成效。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国家需要通过奖惩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其二，为避免过度竞争或盲目竞争造成企业普遍微利或无利可图，国家还须对市场竞争加以约束，以保证必要的市场集中度，这样才有可能使得真正的竞争性企业脱颖而出。
　　那么，如何确保“强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深谋远虑呢?这首先有赖于政治家的睿智，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确保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稳定高效的官僚精英队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中央经济企划部门被誉为“经济参谋部”，道理就在于此。中国体制迥异于东亚威权国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不允许公务员录用制度“非政治化”。自19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行政体制屡经改革，且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但党的组织部门始终是以政治标准(即所谓的“党管干部”)而非专业标准为第一准则来“选贤任能”，这势必将大批有真才实学却无官场关系的青年才俊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而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制度性腐败则又进一步强化了“逆向淘汰”的官僚精英选拔任用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整体素质欠佳的中国官僚精英在制定政策时目光短浅。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国家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国政府本可以借助“强国家”之势，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劳工素质以改进中国的比较优势，为日后的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明治时期的日本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在此方面都提供了极佳的范例。然而，急功近利追求高增长的中国政府对此毫无远虑，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极度漠视，而这又与中国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忽视产业工人构成的显著变化密切相关。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企改革的深入，城市产业工人日益被农民工所取代，但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以及城市福利上的排斥，造成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这样的“企业工人”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人阶级，企业也普遍不愿意为雇佣关系不稳定的农民工提供在岗技能培训。缺乏庞大的、相对稳定且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决定了中国企业工艺水平和产业层次的低下，这意味着多数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工艺精湛的高附加值产品或部件，因而无以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3.中国制造业的衰败
　　面对外资的巨大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体制对内部整合的强力排斥，国内企业的进口替代能力明显下降，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制造”遂逐渐被“中国装配”所取代。“中国制造”的内涵变化意义深远，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已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从传统的最终产品的交换，日益转向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跨国垂直分工所产生的附加值的交换。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大趋势。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使得附加值的交换日益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国际贸易统计中所长期沿用的“原产地”规则已无法准确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真实面貌尤其是相关国家在相对得益上的利益分配。这种基于附加值交换的新型国际贸易是对发达国家极其有利的国际分工，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产业大多只能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简单代工制造。因而，虽然按照传统统计口径中国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但得到的实际利益却最少，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则又造成了中国在经济技术上迅速赶超西方的假象。
　沉迷于“比较优势”神话的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对于中国入世后产业衰败的现实视而不见，并对“民族工业”的概念不屑一顾，一厢情愿地幻想中国顺其自然地实现产业升级。事实上，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根本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以推动产业升级。官方机构承认，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正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国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国内产业能力的薄弱明确无误地体现在出口实绩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新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进出口已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表一)。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以下简称“国发研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自主创新：新重商主义的神话
　　面对国内制造业的困境，一些官员和学者对1990年代以来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其一厢情愿。不过，这类批评大多只拘泥于该政策本身，而不涉及敏感的全球化问题。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国领导人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谓“自主创新”，这被认为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途径”。科技部为此于2006年初专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年)》(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增加研发支出(全国研发经费从占GDP
的1.35%增加至2.5%)、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以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内容，目标是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当时的50%，降低至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摈弃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方略，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或新重商主义)?自主创新的“自主”又是何意涵?首先，全球化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入世前后经过集权体制的反复强化，已成为不容挑战的神话。中国领导者不但没有因本国制造业的衰败而对全球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坚信加入全球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抉择，“9?11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者对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其次，所谓自主创新并非独立创新，而是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情形，其真正的重心是“再创新”，也就是提高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依然是技术引进。
　　问题在于，在WTO已大大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传统仿制之路已然行不通的情况下，获取先进技术只有靠出让国内市场一途。由此可见，所谓的自主创新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也就是对以往只重视技术引进而不重视消化吸收的做法进行某种修正。这表明，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全球化发展路径。既然如此，在WTO的规则框架内究竟还有多大空间来推行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性质又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后不久，遂着手在一些新兴领域对外资企业施加“当地含量”要求，这一措施与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以及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共同构成了中国用以促进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以下简称“产业政策”)。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反应强烈，认为这是中国转向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信号，他们将《中长期规划》比喻为“规模空前的技术偷盗蓝图”，为此，他们呼吁美国和欧盟在外交上协调立场，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显然是一种过激反应。正如《中长期规划》所阐明的，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如果中国最终未能建立起比西方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想在长期的创新竞争中战胜西方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工业间谍手段在内)从发达国家取得尖端技术。前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其实，中国的产业政策从未游离于WTO的规则框架之外。首先，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仅仅适用于极少数尚未开放的产业领域，如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如风能发电)，这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投资自由化承诺(TRIMs)，中国充其量只是利用了WTO法律中的一些灰色地带而已;这一做法本身也丝毫没有影响外资在多数中国已开放的产业领域已经取得的主导性地位。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在~29日与美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China-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上做出让步，允诺不在风力涡轮机上实施“当地含量”的规定。此外，针对西方政府和舆论有关中国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指责，中国官员在2010年公开澄清并承诺，“不会将技术转让作为外企市场准入条件”。中国官员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其实早在入世之初就已全面清理国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取消了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要求，外资是否转让技术取决于企业双方的自主决定。这清楚地说明，至少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已明确将强制技术转让排除在产业政策以及所有的产业领域之外。
　　其次，装备制造的全面振兴是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所在。可是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才决定在装备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2009年12月，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了《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赋予将被认定为生产“自主创新产品”的国内企业一系列政策优惠。目录中列明的许多类别的装备是需要进口或由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的，该指导目录在若干处明确载明要实行进口替代。然而，仅仅时隔一年，中国代表就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同意于2011年对《目录》做出重大修改。中国官员还表示，修改后的目录将不用于进口替代、提供出口补贴，或对外国企业实行歧视。
　　第三，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是任何国家都极为重视的产业政策工具。中国政府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时，曾表示将尽快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的谈判，但中国没有承诺加入该协议的具体时间表。迄今，GPA成员国仍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中鲜有加入者。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一天未加入GPA，便始终拥有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合法权利。鉴于中国入世后“发展空间”严重萎缩，政府采购几乎称得上是中国政府能够自主掌握的最后的产业政策手段，它对于中国发展之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崇洋媚外以及追求奢侈等原因，政府采购中“歧视国货”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采购标准时甚至明目张胆地歧视本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则大开绿灯，有些采购标准明显是为外资企业量身定制。中央政府在2008年时一度加以干预，但成效不彰。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仍迫于美国的压力，承诺将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日，中国财政部正式颁发了“关于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决定自日起停止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2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1号)三个文件”。
　　由上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完全是WTO
规则所允许存在的合法的“发展空间”，可就是这些已然极度有限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挤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被迫放弃大部分产业政策恰恰发生在世人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已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之下。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随着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再度加剧，中国则由于“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2009年，中国国企500强的税后利润首度超过美国的500强企业。于是乎，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拯救世界”等说辞不胫而走;中国外交也一改1989年事件后的“低姿态”，转趋强硬。可是，中国实力的显著上升并没有转化为其对外经济谈判的有力筹码。“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中国除了承诺“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之外，还承诺“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等，以换取美国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
　　面对日益“衰落”的美国，世人眼中的“新霸权国”――中国竟然连所剩无几的合法的“发展空间”都无力捍卫，足以令人对所谓中国“大国崛起”的内涵产生怀疑。退一步讲，就算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的所谓中国“正在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崛起”本身也显然不是中国推行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果。事实上，中国不但忠实履行了入世承诺，还在入世后不久便开始实施更加激进的外资政策。从2003年起，“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即允许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成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新形式。这一政策最终于2006年8月成型。是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产业。该规定与自主创新的本意完全相悖。“这部被称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但是，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却并未因郭案的发生以及公众对外资接连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强烈反应而有丝毫改变”。无独有偶，早在1994年已开始起草、2004年才开始制定的《反垄断法》，在外资利益集团等的阻挠下，直至2008年才正式颁布施行;而旨在取消外资在税收政策上“超国民待遇”的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更拖至日才得以实现。
新型依附：“有增长无发展”的中国模式
　　1.中国模式的实质：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那么，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情况究竟如何?中国政府在决定推动自主创新时，正确地将企业确定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问题是，中国政府明知私营企业的活力要强于国企，却依然把扶持的对象锁定于后者。这与2004年前后出现的“国进民退”不无关联。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1999年3月，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笼络资本家，促使其增加投资和就业，以缓解国企大规模裁员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然而，在中国入世后不久，私营企业的处境开始恶化，“国进民退”以及继续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说到底，私人资本家阶级的崛起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所不能容忍的;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的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他们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盟友。
　　“国进民退”与国企改革的“成功”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至2005年左右，中国政府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在大型国有企业则普遍建立起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3月，温家宝入主内阁后，在一度被废弃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资委，推动国企“做大”。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市场化出现根本逆转的重要信号。不过，将“国进”说成纯粹是胡温时代()的“新政”并不准确，“做大”国企历来是中国当局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不仅是因为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生命线，还因为“做大”本身也带有提高国家竞争力之意。朱基时代()于1995年开始推行的“抓大放小”以及年大型国企“三年扭亏”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了胡温时代“国进”的基础。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大型国企由于规模急剧膨胀，已演变为具有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特殊利益集团”。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取得超常利润亦即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是创新。而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既然垄断可以轻而易举带来巨额利润，那些官员和经理人身份混同的大型国企管理者自然没有兴趣将巨额留存利润用于费时费力且前途莫测的技术创新。他们真正的兴趣是经营官场，并通过分肥来构建内部利益共同体，以形成足以与行政当局相抗衡的强大博弈能力，以此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同时实现个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垄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是1990年初开始主持经济改革的朱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其继任领导者难以改变的。既然国家不惜代价要保持它在战略产业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基础产业部门的“绝对控制权”，而这些部门又必须通过国企来控制，那么，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就很容易发生偏转――保护或迁就大型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往往优先于培养竞争性的企业。换言之，国家的优先目标是帮助国企“做大”，而不是“做强”。
　　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极少数大型国企拜举国体制之赐，在部分高技术领域(如高铁和风能发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跃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官方宣传用语)。但是，外资并未转让最关键的技术，国企的技术缺陷依然明显，仍需要依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除此之外，多数国企的自主创新成效不彰，虽然国企规模持续膨胀，利润总额节节攀升，但“高新技术企业很少、新能源企业很少、产品形成国际品牌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集团很少”。
　　国企总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可从其专利申请的质量以及出口实绩上得到更准确的反映。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原创发明的数量很少，多数为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类，即所谓的“垃圾专利”，大型国企65%的专利属于此类。在出口方面，自2003年以来，国企在全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的情况下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表二[a]);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则逐年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表二[b])。国企国际竞争力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相对于国企的“大而不强”，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则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二[b])。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 这种巨大的反差充分暴露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经济的极度虚弱。一份权威的官方报告承认，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从2007年起，私营企业迅速取代国企成为了中国非外资高技术出口的主体(上表二[b])，其出口占比从2002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6.9%，与国企占比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这是否意味着处在“国进民退”逆境中的私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已超越了国企，在高技术领域异军突起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高技术出口的迅猛增长并非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自身技术进步的驱动，而是源于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大量进口。事实正是如此!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从先进国家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已上升至其出口额的40-50%，在高端制造业的占比则更高。
　　很显然，中国私营制造业企业并无力抗拒“国进民退”的体制压力以及外资巨大的市场力量而实现创新上的突破。事实上，在中国入世后，经过公司化改造、但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依旧低下的大型国企很快与西方跨国公司形成了互不冲突的“共处”关系：国企垄断资本控制着中等技术的上游资源和能源部门，外资则控制着下游的高技术制造部门，两者分别通过准入壁垒和技术壁垒，对中国市场实行联合垄断。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度孱弱的私营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从事中低技术的制造或装配，其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通过增大产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以低价将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这种“两强一弱”的产业格局正是私营企业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重要根源，它的形成标志着以大型国企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已结成某种“非神圣同盟”，将私营企业牢牢压制在了产业链的低端
。由此又进一步形成了与国内产业低端制造(装配)相适应的抑制消费、创新和就业的投资-出口依赖型的畸形经济结构。这种畸形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的现代化极其不利，而这恰恰是中国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亦即“中国模式”的特色!
　　2.“中国奇迹”的背后：新型依附
　　没有产业升级的成功，赶超便无从谈起。中国入世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严重弱化，国内“体制”对发展的重要性已退居其次。在“发展空间”剧烈萎缩的情况下，产业升级的失败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的赶超已构成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阻碍。既然如此，中国入世后出口导向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不是(如19世纪西欧国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外需的扩大。但全球化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中国政府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执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供给方面为中国粗放的工业扩张以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奇迹”的出现正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种以增长绩效为主题叙事的“中国奇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成功。相反，增长与赶超(发展)的脱节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赶超。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狭义指赶超)”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或曰“依附发展”。这是一种有别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的新型依附。这种建立在“无技术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成功”本身即孕育着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功”所倚赖的“低人权”的比较优势因日趋激烈的社会反抗而难以持久;与此同时，面对信贷过度扩张、海外资源巨量进口以及工资成本上升等带来的通胀压力，既无技术优势、也无产品定价权的中国企业无法通过向低工资国家转移部分产业，亦即主动的“产业空心化”的形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消耗。在此情势下，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持续的货币超常供应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这最终在2007年底酿成了虚拟经济的严重泡沫和全面通胀的局面。
　　通胀的产生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2007年底，中国爆发实体经济危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消化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大批倒闭。2008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乡。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经济危机之源，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危机而已，因为美国直到2008年12月才进入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说到底是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发展的危机。正因为全球化阻碍了中国赶超，导致本国企业产业升级失败，中国始终无法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面对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大幅萎缩，2008年底，中国当局在通胀威胁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便匆忙推出了“四万亿”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债务融资，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和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误用埋下了未来经济发生滞胀以及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产业升级的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是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个“无技术工业化”的中国无法像战后初期的美国那样，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货币霸权为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相反，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失败极大地抑制了内需，迫使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再度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稳定出口。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过于庞大，且出口依存度偏高，巨量廉价商品的出口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冲击了许多同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这不仅加剧了全球失衡，更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受困于产业升级滞缓的中国政府无法在人民币汇率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为维持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中国政府提出“进出口并重”，强调“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冀望以此纾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3.摆脱依附之途：更大程度的全球化?
　　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持久性依赖充分彰显出中国并无工业化之实。面对内外危机的重重压力，中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目前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致国内产业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勉强维持低水平国际竞争力的“低端之路”，这样的“发展”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经济现代化;改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后的机会。于是，产业升级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使中国在2020年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技术对外依存度降低至20%以下。
　　问题在于，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不涉及对全球}